王曾喻
史学研究的特点，无非是其实证性，只有实证，才能客观，在客观的基础上，才能公正。史实本身是客观的存在，但成文的历史、文物之类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背景的篡改和伪托。欲实证就离不开考证。考证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要领之一即是祛伪求真。大致自上世纪“古史辨”的讨论开展以来，这已成为现代史学的浅显道理和共识。只消看一下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弄虚作假，包括伪科学的炮制，即可知分辨真伪，势在必行，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研究。
岳飞作为一个辉耀千古的爱国英雄、历史伟人，加之其令人痛愤的悲剧人生，受到中华子孙的世代敬仰和缅怀，是理所当然的。但出于人们敬仰的好心，也出现了愈来愈多、代代追加的传奇和遗物，并且以讹传讹，辨不胜辨，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反而弄假成真。在治史者看来，将其真实历史与传奇、伪物加以区分，这当然是科学地了解和研究岳飞的基础。
譬如“还我河山”题字，已经传布甚广。特别是我的老师张政烺先生在《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作了令人叫绝的考证，说明此四字实出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的童世亨《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其伪托固然是出于爱国激情。人们应当注意张先生如下的一段话：“我曾见过古往今来著录石刻文字的书无数，和碑帖铺打交道已五十年，所见拓本成千上万，内中曾见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的各地刻本。但是没有岳飞‘还我河山’四字的拓本。可以肯定地说，‘还我河山’石刻二十世纪以前不曾有过。”i内行人都清楚，张先生是何等严谨的学者，他下此断语又有何等厚重的学术份量。当然，有志于推翻此说者也不妨尝试着普查古往今来的石刻文字，能不能拿出证据，否定张先生的结论。
又如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但迄今为止，只怕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误认为是“精忠报国”，在戏曲舞台中也照样讹传。我写历史小说《靖康奇耻》，分明已经交待了他背刺“尽忠报国”，然而作画者却仍在此书第１３８页误画为“精忠”。可知“精忠报国”之讹传如何深入人心，简直是牢不可破。当然，我也深信，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真的“尽忠报国”终将取代假的“精忠报国”。
本文就目前所知的一些有关史实和遗墨的争议，再分别作进一步的论析。
一、岳飞出生未满月时，即崇宁二年（公元１１０３）三月，黄河是否发生水灾。邓广铭先生和我都认为，岳母姚氏将未满月的岳飞抱入大瓮漂流，得免于难之说不可信，因为史籍中查不到黄河泛滥的记载。岳开英先生在《殷都社科》２００２年第２期《岳飞生年河决内黄史事查考》一文中提出了驳论。岳开英先生是一位水利专家，熟悉内黄和汤阴一带的地形，又仔细地查阅了相关史料，无论如何是一篇对研究黄河史颇有价值的论文。他引用《宋史》卷９５《河渠志》：“明年（崇宁二年）秋，黄河涨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馆陶县，败庐舍。”证明当年黄河确有水灾。从这条史料看，时间是秋季，而非暮春三月，秋天是易发生水灾的季节。馆陶县的方位是在内黄县之东北，两县之间还隔着宋代的北京大名府城。史料上说的御河泛滥地点是馆陶县，而非内黄县，似无法证明内黄县也必定牵连受灾。故从时间和地点两个方面看，仍然得不出当年三月，黄河发生水灾的结论。我为此又进一步查阅了地方志，如《嘉靖彰德府志》、《崇祯汤阴县志》、《乾隆汤阴县志》等，甚至还找不到宋时汤阴有水灾的记录。因此，就没有必要修改邓先生和我原来的论述。
二、岳母刺字的真实性。这是民间流传已久，且极富教育意义的故事。据一位先生在电话里谈及，说岳飞前妻刘氏改嫁，岳飞的后裔们尚能接受，说没有岳母刺字，他们就不能接受。其实，单纯从感情上讲，我又何尝愿意否认这个至今仍激发着中国人爱国精神的故事呢？但无奈的是岳飞孙岳珂所著的《鄂王行实编年》中就根本没有记述此事，《鄂国金佗稡编》卷９《遗事》仅存如下一段记事：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纷扰，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不得已，乃留妻养母，独从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沦失盗区，音问绝隔。先臣日夕求访，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之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乃窃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归。先臣欣拜且泣，谢不孝。
由此可见，岳母虽是位普通农妇，却是深明大义，仅就此段记事而论，也足以令人崇敬。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大字的记录，如今只见於《宋史》卷３８０《何铸传》，乃是在审问岳飞之际：
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这表明岳飞背上的刺字已是年深月久。上引两条最原始的记载当然不能提供岳母刺字的证明。从情理上推断，岳母作为一个普通农妇，一般只怕不认字，而当时的刺字是一项专门的手艺。《水浒传》第八回说林冲被“刺配远恶军州”，“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杨志被判刑，也“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表明宋时并非是任何人都能随便给人刺字。我写历史小说《靖康奇耻》，其实也是不忍心完全推翻岳母刺字的传奇故事，所以描写为姚氏的兄弟是刺字匠，姚氏特别请他刺字，这也不失为万不得已，而又较为合情合理的虚构。但一定要承认岳母刺字为信史，这只怕是强人所难了，总得尊重史料的客观性吧。
三、《满江红》词及其系年。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前辈学者中进行的。我的两位老师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就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ii又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还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先生谈话的体会。
但是，如果在宋人的记载中确是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因已故前辈学者王云海先生寄赠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使我拜读到他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iii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此书我也曾看过，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１１７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论证，在此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３《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３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１８《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３《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１２３４）。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佑辛亥”，即淳佑十一年（公元１２５１）。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
然而也许还有人对于在清人作品中转引宋人著述表示怀疑，似有必要谈一点个人的读书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明人，特别是明初尚能见到大量今人见不到的宋籍，是毫不怀疑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永乐大典》残本。但也有一种错误印象，似乎清人所能见到的宋籍，今人就都能见到。但随着一些研究工作的进行，此种错误印象必然得到纠正。清丁传靖所辑录的《宋人轶事汇编》自然是治宋史者不时翻阅的书，但按照史料原始性的原则，此书一般不能作史料引证，只能提供线索，再查宋人的原始记录。我见到此书卷３引元代的李有《古杭杂记》，有一首讽刺宋高宗养鸽的小诗，不料查阅了今存《古杭杂记》的各种版本，竟皆无此诗，故最后在《荒淫无道宋高宗》一书定稿时，只能在第１４８页注中标明引自《宋人轶事汇编》。由此可见，在明清载籍中转引宋人著述，也应是扩大宋代史料搜索范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但是，今人已不可能判定《满江红》词的确切创作时间。我在岳飞传记和历史小说中将此词系於绍兴四年（公元１１３４）克复襄汉，荣升节度使之后。宋时节度使是军人最重要的虚衔，可以比喻为如今荣获元帅军衔。岳飞决不是官迷，正如袁甫诗中引用百姓的评价：“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祇寻幽。”iv这位常胜将军决不会因荣升而沾沾自喜，相反，荣升只能使他更加强烈地关注山河一统的大业，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肩负的重任，今后修远而漫长的征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以反映他此时的心态，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这是我系于此时的一点臆测，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只怕还是允许的。
岳飞另一阕《小重山》词，从词意判断，我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９８１页注中认为：“此词当写于绍兴八、九、十或十一年秋，反映岳飞反对降金乞和，有志莫伸之苦闷。”在传记和小说中则系于绍兴十一年（公元１１４１）被捕入狱之前，虽然不可能有十分确切的依据，但大致也是允当的。
四、《凤墅帖》续帖卷４的岳飞书简帖真迹。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卷１５《黄鲁直先王赐帖》说祖父“字尚苏体”，又在卷２８《银青制札帖》中说，“先王笔法源于苏”，“先君（岳霖）受笔法于家庭，多用苏体”。这应是判断岳飞墨迹真伪的唯一依据。岳飞是军事家，虽然重视文化，留心翰墨，却不是书法家，若要推翻岳珂之成说，将苏东坡体之外的书法强加于岳飞，只怕很难说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凤墅帖》是一部南宋后期汇编的名人书法真迹，其中有三份岳飞书简，今珍藏于上海图书馆。《文物》１９６１年第８期刊登其影印件，本文不必再录其文字。前辈学者徐森玉先生就在此期《文物》发表《郁孤台帖和凤墅帖》一文，文中肯定： “《凤墅帖》中岳飞的笔迹是道地的苏东坡体。”但是我也注意到，邓广铭先生对此采取了更为谨慎的说法，他在《岳飞传》（增订本）第９９页中说：“岳飞青少年期内未结翰墨因缘，其军营所发书简，必多由幕僚代笔。也许这书简中的三处签名是岳飞亲笔所写。”然而徐森玉先生既已鉴定此笔迹是苏东坡体，与岳珂之说相合，在别无参照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采取宽处理的办法，认定三份书简是岳飞亲笔，这应是并不违背科学态度的。有了《凤墅帖》的真迹，我们就易于辨认传世岳飞墨迹的真伪了。
主要由丁亚政和沈立新两位先生编著的《岳飞墓庙碑刻》，v此书第４２至４４页所刊为《凤墅帖》中一份书简的碑文，并作解释。岳飞书简帖中的“拜”字系草书，《岳飞墓庙碑刻》释为“行”，我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的图录中，据清人钱汝雯所编《宋岳鄂王文集》，亦释为“行”。蒙王春瑜先生指出，他询问了书法家，“拜”字的草书可以写成如此字形，当作“拜”，“行”字不通，今一并更正。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２８《鄂国传家帖》录有岳飞书简十一帖，《凤墅帖》所刊之三帖，依目今所知，可算是《宝真斋法书赞》之外的三份仅存的真五、《致奉使郎中札》帖。《岳飞墓庙碑刻》第３３至３５页刊出此帖碑文，并作解释。碑文如下：
飞咨目，顿首再拜奉使郎中台座。即日伏惟使事丰暇，神明靖相，台候动止万福。比至豫章，获奉教益，不胜慰幸。归司衮衮多事，未果上状，以浼记室，良负愧怍。近来本军钱粮阙乏之甚，今专令干官张大夫见曾漕面恳，因行，略此候问，幸恕灭裂。不由参见，惟几为国保重，即膺峻擢，不宣。飞咨目，顿首再拜奉使郎中台座。
释文认为，“曾漕”之“曾”，疑为“尊”之误。据史籍记载，在绍兴三、四年之间，江南西路的“漕臣”，即“转运副使”是曾纡。vi可知“曾”字不误，特别在绍兴三年（公元１１３３）初，岳家军的钱粮一度十分缺乏。“干官”即是岳家军中的干办公事，亦称干办官。绍兴四年（公元１１３４），岳家军中有“武功大夫”、“干办官”张旦。vii书简中提及“干官张大夫”，可能即是此人。此帖的字迹显然与三份真迹有异，然而我们依据邓广铭先生的思路和论述，也不难看出，帖中两处“飞”的签名与前三份真迹相同。由此可知，此帖当是幕僚代笔，而由岳飞亲署两处“飞”字的书简。
六、《致观文相公札》和《与赵忠简书》两帖。《岳飞墓庙碑刻》第３６至４１页刊出两帖碑文。此处不必备录两帖全文。从内容看，似无可挑剔。宋时“相公”一词是宰执等高官的尊称，不能滥用。观文殿学士或大学士则是宰执罢免后，授此荣誉虚衔。前一帖既称“鼓励军士，直抵淮阴”，水之南谓阴，当是在绍兴四年冬援淮西时。另外的绍兴六年（公元１１３６）和十一年（公元１１４１）两次出兵，未能成援助之实，无此可能。清人考订为岳飞致李纲的书简。当时拥有观文殿职名者至少有李纲和朱胜非两人。朱胜非力荐岳飞复襄汉，亦非没有可能。后一帖既称“逆豫被废”，当在绍兴七年（公元１１３７）十一月刘豫伪齐政权垮台之后。信中批评赵鼎“迄无定算”，也可与后来岳飞说“相臣谋国不臧”viii相印证。但两帖的笔迹无论如何与真迹不同，即使是“飞”的签名也不相同，故难以判断为真迹。
七、宋高宗手诏的真伪。传世有宋高宗给岳飞手诏真迹一份，“卿盛秋之际”云云，又有其御押，时间为绍兴七年。其文字与《鄂国金佗稡编》卷２所载相同，我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依次编排为高宗宸翰四十四。宋高宗手诏的特点一是必须亲笔，宰执只能为他草拟，由他本人执笔定稿，二是一般还必须有御押。押是宋时流行的特殊的签名符号。ix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看来，只有高宗宸翰一没有御押，可能是因为其时岳飞官位尚卑。给大将等的手诏，都是在军务紧张的非常时期，显示皇帝亲自下令的权威性。清人说宋高宗手诏可由“词臣代为”，是不对的。当然，宋代的诏是由词臣撰写的，这与手诏不同。岳珂编著《鄂国金佗续编》，第一卷是《高宗皇帝宸翰摭遗》，为宋高宗手诏，第二卷至四卷为诏，列为《丝纶传信录》之首，其规格、样式与手诏不同，前有“敕”字，读者自可对照。《岳飞墓庙碑刻》第６９至８１页刊出宋高宗诏达五份。其中之一即是上述手诏，但对照真迹，可知在勒碑之际，字行已作调整而增多。其他四份，《援淮西诏》碑文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高宗宸翰八十一有一字之差，但从字迹和御押看，似为真迹，时值绍兴十一年。《趣进兵招捕诏》即高宗宸翰三，碑文有御押。《令赴行在诏》即高宗宸翰四，碑文无御押，而《鄂国金佗续编》卷１所载有御押。其发布时间均为绍兴三年。两碑文字迹相同，而与前两份碑文小异。依我之见，可能是反映了从绍兴三年到七年之后，宋高宗字迹之变化，x而后一碑文在摹刻时又漏落其御押。至于另一份绍兴六年《起复诏》碑文，末尾虽有“皇帝书赐岳飞”，字迹与真迹颇异，又无御押，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也得不到印证，无疑是赝品。
八、前后《出师表》等非真迹。我已发表了《传世岳飞书〈出师表〉系伪托》。xi主要提出两点理由，一是墨迹非真，乃是复述前辈学者的研究，二是从时间上看，按伪托《出师表》的自述，其时岳飞恰好正值自鄂州往临安的途中。后来见到一篇与我商榷的文稿，恕我直言，感到没有说服力，因为当时的岳飞不可能有分身术，也不可能如同现在乘飞机，半途即可改去南阳。在此还可以再举第三条理由，这也不是我的发现。清史专家王戎笙先生对我说，有人撰文，指出此件伪作犯了宋钦宗的御讳。古人十分强调避名讳的习俗。宋时科举考试程文中若犯皇帝御讳，是要黜落的。岳飞作为一个大臣，岂有犯御讳之理。如由幕僚张节夫执笔的《谢讲和赦表》，其中将汉代娄敬改写为“娄钦”。xii因为“敬”字犯宋太祖祖父赵敬御讳。南宋晚年，高斯得在奏中说：“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元、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xiii此处说的是汉桓帝和汉灵帝，但为了避宋钦宗的御讳，将“桓”改为“元”。但是，在伪作《前出师表》中，却依诸葛亮的原文，照样使用“桓”字。江南俗语说，满饭好吃，满话难说。但在此请恕我说一句满话，有了以上三条理由，任何企图证明此件书法为岳飞真迹的努力，只怕永远是徒劳的。
托名岳飞的遗物、遗墨之类，只怕今后还可能有新发现。２００４年夏，我在三峡参观云阳张飞庙，不意看到庙中也有一份岳飞题词。粗略看来，似乎是仿《出师表》的笔迹，肯定不同于《凤墅帖》上的苏体。岳飞确是相当崇拜张飞，但载籍上也肯定找不出他曾专门去云安军拜谒张飞庙的记录。最近又见到一份岳飞为苏氏族谱的题词，其墨迹又不同于《出师表》，有一图章印“精忠报国”，无疑是讹传背刺此四字后之伪作。
九、传世的岳飞遗物、遗墨之类，有的可辨真伪，有的还难于甄别。例如《送紫巌张先生北伐》诗是伪作，一些前辈学者早已考订了。但是如另一阕《满江红》（遥望中原），就既不易确认，也不易否定。处理此类遗物、遗墨，邓广铭先生虽然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但两人写岳飞传记，都不摘录《满江红》（遥望中原）。可见实际上应是持同样的主意，就是宁缺毋滥。岳飞有足够的伟大，后世锦上添花式的美意，恰好成了画蛇添足般的累赘。我校注《鄂国金佗稡编》，在此书卷１９除了原有的两诗一词外，只将《满江红》（怒髪冲冠）和《宾退录》所载一首七绝入注，而置其馀的据说是岳飞的诗词和一些文章于不顾，今后也不打算另作补注。
在结尾时，还想强调两点。第一，对传世的岳飞传奇和遗物，如果不加甄别，照单全收，就有悖于现代史学思维，因而说不上有科学性。即使我如此做了，也肯定会有人出面批评和驳正。第二，不论是政治，还是学问，一言堂都是完全错误的。以上发表的只是一家之言，欢迎人们批评和指正。只要出现有证据、有说服力的异论，我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放弃己见。
i 参见《余嘉锡先生纪念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
ii 参见《文史哲》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iii 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文章见此书第４８９页。
iv 《蒙斋集》卷２０《岳忠武祠》（其二）。
v 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vi 《要录》卷６８绍兴三年九月丙寅，卷７５绍兴四年四月乙未，《宋会要》职官７０之１３——１４。
vii 《金佗稡编》卷１０《条具荆襄相度移治及差官奏》，《要录》卷７８绍兴四年七月丁丑。
viii 《金佗稡编》卷７《鄂王行实编年》。
ix 参见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第二十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x 关于宋高宗前后书法字体的变化，参见《传世岳飞书〈出师表〉系伪托》，本书第３３７页。本人对历代书法并无研究，看来应请研究历代书法的专门家作进一步的鉴定。
xi 参见本书第３３６页。
xii 《金佗稡编》卷１０。
xiii 《历代名臣奏议》卷３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