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辽宋金史研究与史学发展现状——王曾瑜先生访谈录

辽宋金史研究与史学发展现状——王曾瑜先生访谈录

                            王曾瑜、刁培俊
                                     《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
  王曾瑜，男，1939年出生于上海，1957—1962年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辽宋金史研究，另写杂文和历史小说。著有《鄂国金佗穊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荒淫无道宋高宗》、《宋朝兵制初探》、《金朝军制》、《宋朝阶级结构》、《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合撰）等专著，历史系列纪实小说《靖康奇耻》、《河洛悲歌》等七部，论文和译文170余篇，论文选集《凝意斋集》，还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均为辽宋夏金时期）等工作，《剑桥中国史》宋代部分特约撰稿人，与人合作校点《名公书判清明集》，发表文字约计600万字以上。
　
　　● 王先生，您好。您是我们青年学者敬仰的前辈，在辽宋金史等领域，您做出了不少开创性的研究，影响并启迪了许多青年学者，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上海《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邀我对您进行一次访问，希望能就您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展开过程、研究心得，以及您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看法等，谈一谈您的经验和体会。下面，您能否先就您的学术经历谈起。

　　■ 我的学术经历，在《我和辽宋金史研究》一文中已经谈到，最初发表在《学林春秋》三编，后收入《凝意斋集》，最近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的网站（www.songdai.com）上发表，在此不须重复。应当重复的，只有一句话，我们这一代治史者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与前辈优秀学者相比，只能是才疏学浅。这是民族悲剧所造成的，在大学时代，我作为五年制学生，只读了两年书。在工作之后，又整整损失了九年时间，并且正是在青壮年时期，是最浪费不得的宝贵光阴。应当申明，我个人的专长虽然是辽宋金史，事实上，只是对这一断代史的少数领域有深入研究，对多数领域是无知或知之甚少的。
　　我们的另一个弱项，是外语能力。在我们这一代，除了如陈得芝、姜伯勤先生等很少数人之外，外语都是不行的。外语是否过关，只有一条简单的标准，就是能否用外语进行专业对话。能用外语撰写论著，固然是更高的标准，只怕是苛求了。希望青年学者以我们缺少外语能力为诫，认真掌握一种至数种外语，多多益善。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应该没有外语能力。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强项的话，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应算一条。已故的前辈史学家，如胡如雷、漆侠先生等，都对马克思主义下过很深的研读功夫。比我年长十岁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相当精熟。我自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功夫下得不深，但尚能懂得其abc，能够用于治史。过去将马克思主义强调为唯一真理，似乎非马克思主义都不是科学，这当然是很片面的。例如顾颉刚先生倡导的“古史辨”，虽然与马克思主义不沾边，也是对研究中华古史很有用的、重要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但马克思主义也确有值得珍视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值得治史者学习和运用。应当承认，我个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受益非浅。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遭到青年学者们普遍的厌弃，认为学不学无所谓；另一方面，有人分明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是为了捞实惠，故意搞“指鹿为马”，炮制和兜售伪科学。对于前一种情况，我只能感觉惋惜；对于后一种情况，自然也不想苟合。一个知识分子，总应有自己的学术良知，不应将良知标价出售。信仰是自由的，不愿学习马克思主义，自然不应勉强。但我最近不厌其烦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总希望至少引起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注意，不要聪明人做傻事。

　　●您在辽宋金史等领域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著作丰富，见解超远。作为后学，我们都很想学习一些您的研究经验和体会。您在一次演讲中，将您的论著分为四等。是否先就这个问题谈一谈？

　　■ 我曾说过，如自己将自己的史学专著分等，《鄂国金佗穊编、续编校注》可以算是一等，《尽忠报国——岳飞新传》、《荒淫无道宋高宗》和《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算是二等，《金朝军制》和《宋朝阶级结构》算是三等，而《宋朝兵制初探》和《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就算是四等了。

　　●您的专著《宋朝兵制初探》，利用了现代军事理论和方法，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两宋军制史，也涉及一些军事史的问题，在宋史界影响深远。这以后，您对辽金的军制也作了研究，发表了《金朝军制》和若干论文。请您谈谈对辽宋金军制史的研究状况。

　　■ 我写《宋朝兵制初探》，是受了恩格斯军事著作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有数的大学者，恩格斯的研究领域还比马克思更广。在我之前，古代兵制的已有研究，但是这本书可说是在断代军制史研究中，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轨。这本书如果说有可供借鉴之处，主要还是史识上应有创新精神。这本书是在闭门造车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初探”两字，不可不加。后来军界对军制有了十二条更全面的规范性界定，以我的旧作相对照，确实存在一些缺陷。但往后撰写军制史，也不必完全拘泥于十二条，这在我为陈峰先生《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所写的序中已作说明。其他学者对宋朝军制史研究已提供不少重要的新成果，我个人也写了一些补充旧作的论文，旧作无疑没有再版价值。目前，陈峰先生筹划集体重写新的宋朝军制史，约60万字，我尽管精力不多，还是愿意参加其中的部份写作。这事应由陈峰先生作为负责人，我们商议不设主编，大家平等合作。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就完全可以取代我的旧作了。
　　金朝史料比宋朝少得多，网罗工作比较省时省力，《金史》是我在二十四史中翻阅频率最高者。《金朝军制》灵活地汲取了军界的十二条军制规范，并且较为广泛地搜罗了辽宋元的记载，进行对比研究，故质量上自然胜于《宋朝兵制初探》。如今再版，还是作一些修订和补充。前辈刘子健先生曾强调学问就全在于“学”和“问”两字。有一次，别人问我金军的军衣是什么颜色，才使我联想到金朝建国之初，崇尚五行中水德，故军衣和军旗都是黑色，连伪齐军也随之使用黑色。这是我原来写作时不曾考虑到的，在再版时正可补充。没有别人发问，只怕就不易作这样联想和补充。辽代史料太少，我曾写过一篇军制文章，觉得治辽史犹如治先秦史，有时没有实证，只能是猜谜式的研究。如果将来有时间和精力，也许准备写一篇辽朝军制的长文，但估计不应到10万字。
　　我曾经强调过，治辽金史不可不知五代史、宋史和元史，仅在十分单薄的辽金史料中打转，会成为井底之蛙。反之，我兼治辽金史，包括军制史的经验，正在于自己是从五代辽宋金元史的大局和史料着眼和着手。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您对宋代社会经济史作了深入研究，在赋役、户等、货币等不少问题上，发掘出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历史问题；在王安石变法问题上，您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宋朝阶级结构》则全面地展现了两宋的阶级结构，那接下来就请谈谈您在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研究和体会。

　　■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是对人类文明时代的社会经济史最根本、最科学的提炼和概括。中国近代以来，对古代社会经济史的重新研究，是由陶希圣先生开创的，他举办了《食货》杂志，不论他后来的政治经历如何，他的开创研究无疑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是客观事实，不应抹煞。也就是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对古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学者才开始了重新研究。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士农工商、帝官民、良贱等社会人群分类相比，阶级论最能揭示人群关系的实质，这就是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关系。阶级论打破了传统观念，在“民”和“良”的一层中揭示最基本的阶级分野，例如至少在唐宋时代，民和良的一层中就主要有地主和农民，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有根本差别的，不能混为一谈。至于官与民之中的地主，倒是同一阶级。这是前辈学者早已做出的科学论证。这种阶级分析，自然比笼统地用“民”用“良”要科学得多，高明得多。我吸取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依据宋代史实，在阶级划分中进一步作了更细的阶层划分。
　　最近我将几年前所写的《宋代社会结构》登上宋史网站，并且补充了一段附记：“按照过去一般的惯例，是在阶级（class）大分类之下再区分阶层（stratum）的小分类。但近年来，不少人就只谈阶层，讳言阶级，企图以阶层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阶级或阶层本是外来词的翻译，人们似不必作无谓的字眼上的争论。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根本的实质问题，是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人类文明史的科学提炼和总结。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其实是阶级论的派生。如果是蓄意掩盖和抹杀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就只能是违背人类文明社会的根本事实，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和歪理邪说。”关于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关系，我在这篇文章中作了一点力所能及的探索，是否恰当，只能请大家评议和指正了。
　　赋役史料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料中最丰富的部份。我研究宋代赋役史，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国家论的指导，主要还是分析、揭露宋代统治阶级是如何通过赋役压榨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级。我痛感官府为刀俎，农民为鱼肉的血淋淋的史实。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从仁的精神出发，感叹“苛政猛于虎”。自古以来，横徵暴敛和司法腐败是苛政的主要表现，是官府对农民的两大祸害，创巨而痛深。
　　我对宋代赋役只写过一些长文，未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如身丁钱、夫役等，其他学者写了文章，自己就无法再写。也有自己忽视的领域，例如土贡，其实是古代皇帝竭天下以自奉的制度化，对民间为害甚烈，流毒甚远。张泽咸先生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对土贡和进奉作了专门论述。我只是在《宋朝阶级结构》中皇室一章稍作介绍，这是完全不够的，但愿见到其他学者有深度的力作。
　　最近接触一些明代史料，深感明代的赋役史料远比宋代丰赡，但目前的研究状况似不能令人满意。前辈学者、著名的秦汉史和明史专家王毓铨先生已经辞世，当他身体尚健康时，就对我表示，他对明史研究现状甚为不满。中国的两税始于唐，终于明。唐代的史料最少，研究得十分热闹。元代的两税大致在南方，史料也少。宋代史料稍多，我写过较系统的论文。明代的两税实施了200多年，一条鞭只实施了60年，且不说专著，连《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竟无两税的词条。依我估计，用今存的史料为明代两税写一部70－80万字的长篇专著，是绰绰有馀的，也理应有人撰写。依有的明人说，明朝的赋役可分赋、贡、役三部份。就贡而论，史料也同样比宋代丰赡得多。洪焕椿先生为《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写了三办，即额办、坐办、杂办的词条。明代的赋役其实与宋代相似，各地有其不同的特色和名目，我在明代地方志中就见到另有岁办、正办、坐派、派办等名目。明代的贡当然可以写专著。再如明代的课程，大致是杂税的总称，也同样可以写专著。明朝的役是宋朝职役的延续，也完全应当写长篇专著。我总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明清部份，还是大有拓展的馀地。赋役史当然应是古代社会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份。
　　王安石变法研究当然是宋史的一大课题，其好处是可以带动不少方面的研究。对这次变法的评价，无须追求统一，但应作更细致的研究，才能展开深入的争论。

　　●这些年来，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不仅起步，已走向深广，可谓是史学界一棵葳蕤而璀璨的花树。请您谈一下参加《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的工作经验和您相关研究的体会。

　　■ 我个人没有学力单独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所以邀请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和蔡崇榜先生合作。这本书朱瑞熙先生出力尤多。集体写作的经验，是大家平等合作，共同审稿，对别人提意见，补充史料，避免矛盾和重复。各章节虽是个人执笔，其实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本来就比较繁琐，不易周全，这本书具有初探性质，但涉及的问题较为宽泛。目前准备再版，也作了些补充和修改，但篇幅没有大量增加。这本书之后，社会生活史的书出了不少，如宋德金先生的《中国风俗通史·辽代卷》等，质量高于我们的作品。
　　我早已著文，批判空头主编，但如今空头主编风和拼抢名位风很盛。其实，许多书完全可以一人完成，没有本事，才需要拉人垫背。所以，主编的名位不是证明他们的学术水平高，而恰好是证明他们的学术水平低。特别是官员和传媒的外行，应当明白其中的道理，切勿上当。

　　●在政治史方面，我发现，您对北宋晚期和南宋前期的历史，关注尤多，著述也明显的多。在围绕当时政治和军事史研究中，您对岳飞、宋高宗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对当时文化专制、政争、台谏政治和人治，尤其是北宋末到南宋初的社会腐败问题等，研究也极为深入，请您谈谈为什么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如此关注？通过研究，又有哪些体会。

　　■ 王毓铨先生不论对秦汉史和明史，都是致力于经济方面的研究。记得他曾说，不论搞经济史或其他什么史，政治史总是研究历史的主干和基础，研究其他史不能没有政治史的基础知识。王先生的精辟议论是值得治史者们认真领会的。宋代的史料呈枣核形，两头小，中间大。这段中间的历史史料丰富。邓广铭先生曾说：宋金战争的史料之多，远非以往的历次大战争可比。我在《荒淫无道宋高宗》的自序中说：“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古老的，迭经磨难而又有强韧生命力的民族。在其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上，芳香与秽臭共生，光荣与耻辱并存，正义与邪恶互争，进步和倒退兼备。优秀的历史传统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动力，腐恶的历史传统则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甚至反动力。”这一段历史在表达上述精神方面具有典型性。单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功夫着眼，《金朝军制》和《宋朝阶级结构》并不低于围绕这段历史的三部著作，我所以自己将这三部书列为第二等，主要是由于它们体现了强烈批判中国腐恶的历史传统的精神。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能不批判中国腐恶的历史传统。个人认为，中国的历史传统，主要可区分为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从史实出发，中国古代不能认为没有留下好的政治传统，但可惜只居非主流的地位，而主流政治传统恰好是坏的。
　　从正面看，对照如今的各种丑恶现象，像岳飞那样一个为山河一统的崇高事业而献身，仅就不爱钱，不贪色，不是官迷三条，就足以成为振烁千古的伟人。从反面看，有的学者对我说，过去对宋高宗其实没有太坏的印象，看了宋高宗传记的揭露，才知道他是坏透了。三部书是有一定的感染力。有几位先生，包括一位蒙古族的先生，正是看了我的书，然后和我成为朋友。当然，对于那些一心一意捞实惠，只嫌趋炎附热不够的人，也不可能有任何感染力。
　　我重视对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研究。在专制的古代，不可能有马克思提倡的直接选举，但好的台谏政治多少体现了以舆论监督权力，多少体现了企图对最高权力有所监督和制约，这是古代专制政体下的民主因素，值得今人珍视。我研究秦桧独相期间的执政群，提出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历史哲学命题，作为对中国流传已久的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之说的必要补充；并且指出，中华历史上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情况，远不如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情况多，后一种情况对民族兴衰的影响，也远比前一种情况多而大。这是符合史实的概括。

　　（接上）●反映岳飞事迹的主要史料《鄂国金佗穊编、续编》，您所做的校注，扎实而精细，质量相当高，也充分显现出您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深厚功力。那么，请您谈谈史籍的校注、考证与史学研究的关系。

　　■ 在古籍数字化之前，个人做《鄂国金佗穊编、续编校注》，无疑是件浩大的工作，所以前辈王毓铨先生称之为一项永久性的工程，因为别人此后没有必要另做，当然，在我整理的史料基础上，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见解。看这本书的校样是自己学术生涯中最累最苦的一年，当时还在四十多岁的壮年时期，现在肯定没有这个能力了。这本书错字率可能是在万分之一以下，我尚期望能出第三版，以作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
　　史学研究的特点，无非是其实证性，只有实证，才能客观，在客观的基础上，才能公正。史实本身是客观的存在，但形诸笔墨之后，篡改和掩饰就势不可免。欲实证就离不开考证。考证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要领无非是祛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证固然需要逻辑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下还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所谓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几分史料说几分话，不能说完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有时一分史料可以说几分话，有时几分史料只能说一分话。几分话或一分话不是随意乱说，而是更接近于客观和公正。譬如有人说了一大堆美妙动听、冠冕堂皇的言词，可算是几分史料，却不能说明其为人；偶尔暴露出几句心声，算是一分史料，却足以说明其为人。传世的史料大多是反映大约仅占人口约百分之几的统治阶级的生活，反映广大被统治阶级的史料很少，但这少量的史料却是反映了更重要、更广泛的史实。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运用。
　　顺便说一句，研究历史与研究现实经济、社会学等的情况有异。史料大约过了数十年，上百年，就不能再生。从目前的情况看，任何时代的传世史料，都是残缺不全的，但史学家只能依据残缺不全的史料研究历史。研究现实经济、社会学就完全不同，可以先设定题目，然后去主动调查，挖掘资料。一方面，随着人类知识总量的猛增，史学的视野势必会不断开阔，新领域和新课题肯定会层出不穷；但在另一方面，一个课题的研究愈是深入，愈是细致，就往往会感到传世史料的欠缺，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研究的深入和细致。这是史学的局限性，不知将来能否避免。
　　古籍中有错字、脱字等，在史学研究中，要准确使用史料，必须校勘错字，补充脱字，并非只有整理古籍，才用得着校勘手段。我原先并未专门学过校勘，但有了一定的国学基础，参照前人对一些史书的校勘记，还是可以学会的。一般说来，他校，即参照他书、本书的不同版本或本书的相类文字进行校勘，是最为稳妥可靠的。《鄂国金佗穊编、续编》一书总的说来，没有太大的校勘难度。这里不妨举《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两个例子。这本书第72页标题“纲运所阅”，是无法理解的，我参照《文献通考》卷25，改为“纲运折阅”，就读得通。这本书第136页最末一行，原为“诸作匿减免等第及科罪者”，我参照《庆元条法事类》卷47同类文字，方得以将“作”改为“诈”，“罪”改为“配”，也就读得通。由此可见，他校的功底，正来源于对其他史料的阅读。这两处他校，也是来源于对宋代纲运和科配的知识。

　　●近些年来，您写了一些学术性的杂文和历史小说，请您谈谈这些方面的体会和计划。

　　■ 关于创作历史小说，我在《靖康奇耻》等序言和《凝意斋集》中《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己见》一文中已经谈了一些想法，在此不必重复。我最初无意于创作历史小说，只打算自己提供素材，由文学家们创作。但後来发现，他们的创作思想与自己有距离，因为他们往往喜欢尽量发挥自己的“创作自由”，不愿意受各朝各代的不同名物制度、社会风俗等拘束，脱离史实，随意编造一些当时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情节。目前对历史小说和电视剧的创作有两种意见，一些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分歧，其实在无非是否要尊重史实。一些“戏说”的历史剧也许最适合一些文学家的口胃，但正如人们的雅谑，要气死史学家。记得在学生时代，一位文学家曾写道，小说家们是用另一种手段写历史，自然应当写实。我当然还是倾向于王春瑜先生的说法，要“尊重历史”。岳飞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但我的作品无疑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和新的角度，通过其纪实故事的描述，揭露和剖析了专制政体的兽性。
　　目前的史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象牙之塔，只是在小小的史学圈内评论是非优劣。能够接近民众，普及准确的历史知识者，大致有传记、历史小说、通俗读物、影视片等。自己写历史小说，是有普及历史知识的意愿，总想用自己的史学长处走另一条路，但不抱奢望，明知自己的文学才能不如某些文学家。我共写了七部，从靖康耻到岳飞死难，目前已经完稿。从已发表的两部看，评价也各有不同。如已故的杂文家牧惠先生，就明确表示不喜欢。但也有喜欢的，一位北大中文系校友蒋文安先生，一位人民日报的青年编辑刘红先生，主动写了肯定的书评。特别是有几位不知姓名的读者，显然是费了一番寻觅周折，才得以用电话向我询问创作和出版情况，表示他们喜欢这种风格的历史小说，就给了我鼓舞。有人喜欢，我就满足了，至少不是枉费心血。今后如有时间和可能，也许会继续写一部或两三部续篇，写到宋高宗死。但估计难度更大，因为光是谁当小说主人公，就是一个大问题。
　　我在文革时，曾以极端苦闷的心情，大致通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深为敬服其杂文的精妙和深刻。不料自己近年来也拿起杂文的武器。中华民族要追求不断进步，就必须苛待自身的缺点，杂文应有用武之地。如我所写的《腐败就是今天的国耻、党耻》一文，竟有不少报刊转载，正说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篇文章其实是述而不作，只是讲了自己20多年前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强调对新社会的一切公仆必须实行直接选举制，对干部必须实行工人工资，即只有普通工人的生活待遇。巴黎公社原则是兴邦治国的法宝，反腐的法宝，也可说是根治目前积弊的唯一良方。人们至少应当年年讲，月月讲，不仅是宣传，还应逐步地、稳妥地付之实践。人民群众肯定是会坚决拥护巴黎公社原则的。

　　● 近年来，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学术论著量化、发表于权威或核心刊物与否的评价体系，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这样的评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学风日渐浇漓，一些学术论著也是泥沙俱下；如今，像您所说的空头主编满天飞，单纯为标新立异而创新，等等，都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各种学术腐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您发表了不少评论，我们也想进一步聆听您的看法。

　　■ 针对空头主编，我写过两篇文章，反映相当强烈。日前已写完《量化考核与版面费之弊》的讨论稿，正在徵求修改意见。我认为，量化考核完全取消了各杂志社、出版社之间的自由竞争，使我联想到明朝科举八股文的创设，两者实际上是同类。如今一方面是上级热衷此道，还对量化考核不断加码和细化，另一方面是高校的教师们穷于应付，苦不堪言。有人自称成了量化考核的奴隶，一切教学科研活动，只是围绕着量化考核团团转，没有任何自主的馀地。但是，个人的提升，单位的等级，全是由量化考核的相应规定的硬指标所主宰，不应付量化考核不行。量化考核造成了各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这篇文章主张废除目前盛行的将各种杂志、出版社分等计量的办法，改为一律平等计分，允许各杂志社和出版社自由竞争。可能科学计量则计量，不可能科学计量则不计量。若要计量的话，一篇三万字的文章与一篇三千字者，一部专著与一篇论文之间，总应有合理的差别。考核理应简单易行，力求避免繁琐丛脞，兴师动众。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每次见到或听说高校教师为了应付上级考核，简直疲于奔命，耗费了很多的宝贵精力和时间，总是感叹不已，要是这些精力和时间能大为节约，而投入于教学和科研，该有多好！
　　版面费自然苦了众研究生，特别是其中还有不少穷困生，他们生计艰窘，欲维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尚且有赖学校的补助，哪里有馀财可供搜刮。但是，只顾将杂志办成摇钱树的人们，却不须有怜贫恤苦之心。版面费完全成了新开发的学术腐败，对学术进步有百害，而只是使那些妄图不义之财者得利。应当声讨和取消版面费。
　　出现版面费的腐败，自然也是与对研究生的不合理管理有关。一名研究生过去只须在就读期间完成毕业论文，这本是一项合理的指标，无须另外加码。因为一位青年学者在入门之初，应注重于打基础，多读书，有馀力另外发表文章，固然是锦上添花，但主要还是应当集中时间和精力，力争将毕业论文写好。加码的结果，无非是强制他们把许多半生不熟的作品投稿，反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打基础，影响了他们学业的正常成长。
　　当今的学术腐败可谓五光十色，我今后准备再写一些文章。譬如拼抢名位风，我逐渐发现，凡是一些人的学问愈是挡次低，甚至不上挡次，他们对抢名位的劲头和所下的功力就愈大，也许正是他们的“生存权”吧。目前的可悲情况是，随着世风日下，人们做坏事愈来愈多，愈来愈大，并且互相攀比，就不免产生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就是人们的脸皮愈来愈厚，说得文雅一点，是不知愧耻为何物。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其故非他，枉己正人式的思想教育必然失败，既有一些头面人物搞歪门邪道而得利的榜样在前，就势必激发更多人的贪欲，群起仿效，当然也还有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应当造成一种对学术腐败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环境。目前批判学术腐败的声音过于微弱，但唯其如此，就应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

　　●目前，学科整合、古典文献电子化等发展趋势，已经日趋明显，对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影响很大。史学如何在继承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您有何看法？也希望请您谈谈您对青年学者有什么希望？

　　■ 大致80多年前，以顾颉刚先生倡导的“古史辨”讨论为标志，中国的传统古史学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革命，依我之见，这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唯一的一次革命，从史识到研究方法的革命。如今古典文献电子化等高科技手段的使用和推广，确是在进行一场研究手段上的革命。这场革命方兴未艾，难以判断到何种地步方为终极，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到史识上的新革命，我也不敢预言。例如对古籍的校勘，肯定是不难设计用于校勘的电子软件。目前对古籍的检索，须设定词汇，这可能还是处在低级阶段，因为部份史料是不可能用设定的词汇检索的。将来有可能设计出更高级的软件，可以不设定词汇，而模仿史学家的思维检索史料。
　　中国古史太长，史料太丰富，欲深入研究，非从断代史着手不可，这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至于那些没有断代史根基的浮光掠影式的研讨，企图阐述什么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只能表明学识的浅陋而已。但是断代史研究也确有明显的拘限，容易成为井底之蛙。我在辽宋金史研究中感觉到此种拘限，所以曾经提出，要适当扩大研究范围。例如秦汉隋唐史就可以作贯通研究，辽宋金元史也可作贯通研究，但明史，特别是清史的史料太浩繁，似以各别研究为宜。但稍为接触一下电子化的古典文献，就不难发现，自己过去的看法是过于保守了。我想，将来的学者完全有条件对中华古史作深入的贯通式的研究，甚至会出现熔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史学巨匠。一个人终生写数十部、上百部质量颇高的史学著作，以千万字计，是完全可能的。我曾在《历史研究》1997年第４期《宋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说：“浩如烟海、任何人无法遍阅的古籍，就有可能压缩在多少张光盘之中，而随心所欲地检索。任何学者家的狭小书房中不难包容全部古籍，而所谓博览群书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空话。在占有史料方面，新老学者将一律平等。”这段话也须要修正，因为在占有史料方面，使用电子古文献的新学者，甚至可能优胜于博览群书的老学者，况且电子化的范围，也并不仅限于古文献，也包括文物之类。史学研究一代胜于一代，这决不是空想。
　　但是，随着也出现一个问题，前辈优秀学者的重要治史经验是否值得继承。我与一些同行，包括台湾史语所的黄宽重先生进行讨论。大家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前辈优秀学者的重要治史经验，必须继承或借鉴。例如前辈学者特别强调治史有个打基础的问题，二十四史倒不一定通读，但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必须通读，这是最重要的基本训练。如果还有进一步的高标准要求，就应当通读先秦的典籍。再比如，即使有贯通中华古史研究的雄心，也须从深入细致地研究某个断代史入手，切忌好高骛远。目前有的研究生虽然接触电子化的古文献，却难以对其中文字进行断句和标点，有错字和脱字无力校勘，又如何进行深入研究？我想，一些先生和我强调“打基础”的问题，是应当引起青年学者的重视。史学研究一代胜于一代，当然决不是空想，但电子化的古文献等现代研究手段，是不可能照顾学术懒汉，只能照顾勤学者，使他们在学问上超越前辈，大有作为。
　

附：王曾瑜先生论著目录

一.专著：

(1)岳飞新传,20.6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宋朝兵制初探,25.5万字,中华书局,1983年.
(3)鄂国金佗穊编.续编校注,95.3万字,中华书局,1989年,获全国图书质量三等奖.1999年二版,有所校改,补遗7920字.
(4)宋朝阶级结构,39.7万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5)宋高宗,20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6)金朝军制,20万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7)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3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与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合撰，本人写6.79万字.
(8)荒淫无道宋高宗,36万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9)尽忠报国--岳飞新传,38万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0)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55万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二.论文集:
(1)凝意斋集,26.7万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三.历史小说：
(1)靖康奇耻,27万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2)河洛悲歌,27.6万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四.论文:
(1)谈宋代的造船业,0.5万字,文物1975年10期.
(2)枉费心机—秦桧反动舆论的破产,0.3万字,思想战线1977年1期.
(3)关於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1万字,文史哲1977年3期.
(4)宋代的铜钱出口,0.45万字,海交史研究1978年1期.
(5)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2万字,历史学1979年1期.
(6)岳飞几次北伐的考证,2.8万字,文史第6辑,1979年6月.
(7)岳飞严以待子,0.24万字,文汇报1979年8月7日学?26期.
(8)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批判,1.5万字,中国史研究1979年2期.
(9)宋朝的"三大户",0.3万字,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4期.
(10)宋朝阶级结构概述,1.2万字,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4期.
(11)岳飞之死,2万字,历史研究1979年12期.
(12)试论宋代农民起义的某些新特色,1万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1辑,1979年8月.
(13)关於岳飞的家世,0.5万字,南开学报1980年1期.
(14)王安石变法简论,3万字,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3期.
(15)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2万字,与张泽咸合写,中国史研究1980年2期.
(16)略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生产,2.8万字,与张泽咸.郭崧义合写,中国史研究1980年3期.
(17)关於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0.3万字,文史哲1980年5期.   
(18)岳飞第一次北伐的考证,1万字,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3期.
(19)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1万字,文史第11辑,1981年8月.
(20)关於"兀术遗桧书"及其有关问题,0.5万字,南开学报1981年5期.
(21)秦桧事迹述评,1万字,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4期.
(22)宋朝的官户,2.8万字,与朱家源合写,宋史研究论文集(第一次宋史年会),1982年.
(23)宋朝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2万字,宋史研究论文集(第一次宋史年会),1982年.
(24)宋朝的两税,3万字,文史第14辑,1982年7月.
(25)宋金富平之战,0.6万字,中州学刊1983年1期.
(26)关於岳飞的初葬和改葬,0.3万字,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1辑.
(27)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1.2万字,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2期.
(28)世界上最早的纸币,0.3万字,文史知识1983年9期.
(29)岳飞冤狱与周三畏其人,0.25万字,历史知识1983年5期.
(30)宋朝的鱼鳞簿和鱼鳞图,0.25万字,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3年1期.
(31)宋朝的鼠尾簿和鼠尾法,0.35万字,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3年1期.
(32)宋史.兵志一段文字的考释,1.1万字,文史第19辑,1983年8月.
(33)宋代横跨长江的大浮桥,0.27万字,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4期.
(34)关於北宋交子的几个问题,1.1万字,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
(35)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0.8万字,中州学刊1984年2期.
(36)宋朝的产钱,1.3万字,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37)应当加强宋代历史地理的研究,0.1万字,宋史研究通讯第2期,1984年.
(38)宋代人口浅谈,1万字,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6期.
(39)宋朝宣抚使等的属官体制,2万字,文史第22辑,1984年6月.
(40)试论秦汉至两宋的乡村雇佣劳动,2.5万字,与张泽咸合写,中国史研究1984年3期.
(41)完颜亮用人的某些特点,0.2万字,光明日报1985年8月21日史学395期.
(42)宋朝的和籴粮草,3.5万字,与朱家源合写,文史第24辑,1985年4月.
(43)宋朝福建路经济文化的发展,1.2万字,中国古代史论丛第9辑,1985年.
(44)宋朝的坊郭户,2万字,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1985年8月.
(45)读史札记五篇——也谈扬州城砖中的南宋军番号;/宋史职官志考订札记一.二;/关於南宋城乡户口的若干统计; 世传岳飞书出师表真伪考./0.3万字,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1985年8月.
(46)评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0.4万字,中国史研究1986年2期.
(47)宋衙前杂论,2.2万字,北京师院学报1986年3期,1987年1期.
(48)宋朝的诡名挟户,2万字,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4.5期.
(49)试论辽朝军队的徵集和编组系统,2万字,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
(50)谈谈专题研究和专著写作,0.1万字,宋史研究通讯1986年3期.
(51)宋朝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0.8万字,晋阳学刊1987年1期.
(5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校读札记,0.25万字,宋史研究通讯1987年4期.
(53)宋代的复种制,0.7万字,平准学刊第3辑,1987年.
(54)岳飞的部将和幕僚,8万字,岳飞研究第1辑,1988年,获岳飞研究会首届年会论文一等奖.
(55)宋朝的奴婢.人力.女使和金朝奴隶制,3.5万字,文史第29辑,1988年1月.
(56)以奋斗求发展, 以务实求创新,0.25万字,书品1988年3期.
(57)岳飞事迹杂谈,0.4万字,台湾历史月刊第12期,1989年1月.
(58)世界上首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0.6万字,军事史林1989年1期.
(59)烛声斧影和金匮之盟,0.2万字,台湾历史月刊第15期,1989年4月.
(60)辽宋金代的炮和炮兵,1万字,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4期.
(61)岳飞与淮西之变,1.3万字,岳飞研究第2辑,1989年.
(62)札记五题:岳飞的官衔等称谓;/重文轻武风尚下的岳飞及其文化水平;/岳飞"沉鸷"的性格;岳飞与释道;/传世岳飞书出师表真伪考. /1.2万字,岳飞研究第2辑,1989年.
(63)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1万字,晋阳学刊1989年4期.     
(64)北宋的司农寺,2万字,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1989年.
(65)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历代名臣奏议序言,0.3万字,1989年.
(66)南宋後期扬州屯驻大兵番号和今存南宋扬州城砖文考释,1万字,日本，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1989年.
(67)南宋对金第二次战争的重要战役述评,2.6万字,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989年.
(68)宋代的绿色革命,0.3万字,台湾历史月刊第16期.
(69)中国古代的车船,0.3万字,台湾历史月刊第18期.
(70)宋朝的役钱,3万字,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1990年.
(71)宋朝的科配,1.8万字,中国史研究1990年3期.
(72)中国古代的丝麻棉,0.3万字,台湾历史月刊第39期,1991年4月.
(73)宋朝户口分类制度略论,1.2万字,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1991年.
(74)辽宋金之节度使,4.5万字,台湾大陆杂?第83卷第2.3.4期,1991年10月.
(75)the yung lo collectanea as a source of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sung history,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volume  Ⅳ  number 2 winter 1991.此文原稿为0.3万字,由王贞平翻译.
(76)宋朝的和买与折帛钱,6.5万字,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1991年12月.
(77)宋会要礼校勘札记三条,0.1万字,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1991年12月.
(76)李清照生母及其与秦桧的亲戚关系考辨,0.35万字,河北学刊1992年1期.
(79)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3.3万字,文史第34辑,1992年5月.
(80)从市易法看中国古代的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1.5万字,台湾大陆杂第85卷第1期,1992年7月.
(81)中国古代的炮—人力抛石机,0.25万字,台湾历史月刊第57期,1992年10月.
(82)辽宋金的煤炭生产,1.52万字,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1992年.
(83)从岳飞及其部将的仕历看南宋前期的武官升迁资序,1.58万字,岳飞研究第3辑,1992年.
(84)宋代的上海,1万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1期.
(85)宋朝的吏户,4.32万字,台湾新史学第4卷第1期,1993年3月.
(86)金朝後期的军事机构和军区设置,1.2万字,河北学刊1993年5期.
(87)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2万字,历史研究1993年6期.
(88)论金军编制,1万字,史学月刊1994年1期.           
(89)忆刘子健先生,0.2万字,台湾历史月刊第75期,1994年4月.
(90)绍兴文字狱,2.2万字,台湾大陆杂?第88卷第4期,1994年4月.
(91)一部研究北宋开封的力作,0.25万字,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6期.
(92)《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评介,0.5万字,书品1994年2期.
(93)北宋晚期政治简论,1万字,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
(94)宋高宗的对金屈辱外交,9.28万字,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3期,1994年.
(95)金朝前期至中期的中央军事机构,1万字,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1995年.
(96)评《辽夏金经济史》,0.6万字,与李锡厚合写,历史研究1995年3期.
(97)城狐社鼠—宋高宗时的宦官与医官王继先,2万字,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2期.
(98)南宋的新铁钱区及淮会与湖会,1.8万字,《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
(99)《中国翰林制度研究》序,0.2万字,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0)辽、宋、金三史校读札记,1万字,今注本廿四史工作通讯8期,1996年7月30日.
(101)洛、蜀、朔党争辨,1.6万字,尽心集—张政焤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1996年.
(102)我所认识的张政  师,0.4万字,尽心集—张政焤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1996年.
(103)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简单回顾,0.1万字,社会史研究通讯1期,1996年8月.
(104)降金乞和与文丐奔竞,1.2万字,岳飞研究第4辑,1996年.
(105)谈辽、西夏、金时期的饮食,0.7万字,中华食苑第6集,1996年12月.
(106)宋代饮食简介,1.9万字,中华食苑第8集,1996年12月.
(107)宋辽金代的天地山川鬼神等崇拜,1万字,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1期.
(108)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及其影响,1万字,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1997年.
(109)喜读《宋代监察制度》和《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0.4万字,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1期.
(110)宋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2万字,历史研究1997年4期.
(111)赵鼎和李光,2.5万字,文史第42辑,1997年1月.
(112)宋高宗和李纲、宗泽,3万字,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6期,1997年.
(113)秦桧有後乎?无後乎?,0.1万字,天津今晚报1997年10月23日第6版.
(114)宋朝相州韩氏家族,2·5万字,台湾新史学第8卷第4期,1997年12月.
(115)金代的开封城,2.3万字,史学月刊1998年1期.
(116)略谈宋代的避讳、称呼和排行,0.3万字,文史知识1998年3期.
(117)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序,0.3万字,宋史研究通讯1998年1期.
(118)陈东和欧阳澈之死,0.8万字,宋史研究论文集1996年年会编刊,1997年12月.
(119)河南程氏家族研究,3.6万字,台湾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6月.
(120)宋代汉文的口语化倾向,0.44万字,社会史研究通讯第2期,1998年7月.
(121)宋徽宗和钦宗父子参商,1.1万字,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1998年.
(122)缅怀邓广铭师,0.8万字,仰止集,1999年3月.
(123)一部有特色的研究司马光的新作,0.24万字,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3期.
(124)交谊之道与《交谊志》的无奈，0.12万字,光明日报1999年5月7日.
(125)文天祥事迹四题,1.3万字,文史1999年第1辑.
(126)《宋史》与《金史》杂考,2.8万字,历史文献第1辑,1999年4月.
(127)研究包拯的大全之作,0.26万字,炎黄文化研究第6期,1999年6月.
(128)我和辽宋金史研究,1万字,学林春秋三编下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
(129)关于《荒淫无道宋高宗》的说明,0.1万字,宋史研究通讯1999年2期.
(130)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1.2万字,宋史研究论文集,1998年年会编刊,1999年12月.
(131)与吴江先生的若干商榷,0.14万字,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3月25日.
(132)中国古代台谏制度的借鉴,0.4万字,炎黄春秋2000年7期.
(133)评《中国通史》第七卷,0.5万字,中国史研究2000年3期.
(134)忧国忧民启深思,0.12万字,光明日报2000年9月28日.
(135)宋代社会结构,2万字,中国社会史论,2000年.
(136)李清照事迹七题,1万字,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1辑.
(137)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3.4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
(138)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1.1万字,中国史研究2001年3期.
(139)《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序，0.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
(140)秦桧独期间“柔佞易制”的执政群——兼论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历史哲学,4.6万字,燕京学报新11期.
(141)珍珠小史,原稿0.3万字,发表时删为0.2万字,寻根2001年6期.
(142)岳飞后裔考略,1.6万字,揖芬集,2002年.
(143)崔文印先生与我的一些交往,0.1万字,我与中华书局,2002年.
(144)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1万字,历史研究2002年3期.
(145)《秦桧传》注序,0.1万字,谦豫老人笔记.？？
(146)西夏经济史序,0.1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
(147)汤思退与隆兴和议,1.8万字,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148)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0.5万字,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149)悼念著名明史专家王毓铨先生,0.2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3月4日.
(150)纪念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诞辰九百周年,0.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3月18日.
(151)就整理和标点《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辛更儒先生商榷,0.12万字,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4期.
(152)宋代农户平均家口数的估计,0.6万字,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2003年1月.
(153)书同文和标准话,0.45万字,文史知识2004年1期.
（154）岳飞“诏狱全案”中的判决省札等考辨,1.1万字,文史2004年4辑.
（155）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0.75万字,文史知识2004年6期.
(156)《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序，0.15万字,书品2004年4期．
（157）从康熙的议论谈宗泽、岳飞等抗金，0.75万字，史学月刊2004年4期.
（158）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文史知识》2004年第11期。
（159）“三言二拍”于宋代史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60）中国古代战争中的“炮”，《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
　
五.译文:
(1)宋代佃户的身份问题(高桥芳郎),0.7万字,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12期.
(2)宋代的地客(柳田节子),0.4万字,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8期.
六.其他:
(1)古代中越关系史料选编(宋代部份),6.5万字,与朱家源.陈智超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名公书判清明集,39.1万字,与陈智超.吴泰合作校点,中华书局1987年.
(3)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59万字,本人作为编辑委员,参与写作和审改,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4)中国百科大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45.1万字,本人作为副主编,参与写作和审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5)中国历史学四十年.辽宋西夏金史,1.5万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6)中国古代史导读.辽宋金史部份,4万字,文汇出版社,1991年.
(7)二十五史新编·北宋史和南宋史,与周宝珠、杨倩描合撰,本人写志,2.8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8）剑桥中国史，辽宋西夏金代部分

七.杂文:
(1)还大江以清流和曲突徙薪,0.1万字,北京观察1998年试刊第2期.
(2)腐败就是今天的国耻、党耻,0.2万字,北京观察1998年试刊第3期.
(3)用巴黎公社原则根治当今腐败,0.3万字,炎黄春秋1999年9期.
(4)无题,0.08万字,杂文界1999年9期.
(5)空头主编满天飞,0.14万字,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8日.
(6)巴黎公社原则和苏维埃政权的灭亡,0.3万字,北京观察2000年3期.
(7)主编瘾和广告热,0.14万字,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25日.
(8)也谈劝戒贪赃的《戒石铭》,0.1万字,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1月17日.
(9)编纂清史的两点刍议,0.1万字,文汇报2003年6月1日.

加精啦！才看到，建良兄的头像好有意思，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