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

作者：王曾瑜  原文载《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

       岳飞《满江红》（怒髪冲冠）词为千古爱国绝唱，迄今仍然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神魂，砥砺着我们民族的志节，我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第二版末篇《真伪不可不辨》中第三部份，介绍了对此词的最新研究。但考虑到此书流传不广，所以借助《文史知识》的园地，再多说几句，做一点史学普及工作。

       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的前辈学者中进行的，其中有余嘉锡和夏承焘先生，还有我的两位老师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龚延明先生在《岳飞研究》第2辑《关于岳飞〈满江红〉词讨论综述》中介绍了相关情况。余嘉锡先生最初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是明人伪作。此後，夏承焘先生在《浙江日报》1962年9月16日《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中，则判定此词作者是明朝大将王越，“我认为，这词若不是他作，也许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後来，此文搜入《月轮山词集》时，改为“如果如我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按：指对鞑靼作战）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的身份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龚延明先生未曾提及者，是张政烺先生。在《张政烺文史论集》的《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指出：“《满江红》词从命意和风格看可能是桑悦的作品。”张政烺先生认为，此词“像是一个失意文人落魄江湖的情调”。

       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广铭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广铭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还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又编入最近出版的《邓广铭全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广铭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

       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只怕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在此就不必重复。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广铭先生谈话的体会。

       但是，以上的争论大致都是针对晚至明代才出现《满江红》词，进行是真是伪的探讨。如果在今存宋人的记载中确是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因已故前辈学者王云海先生寄赠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使我拜读到他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文章见此书第489页），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可惜此书流传不广，人们一般不知郭光先生的研究和论证，在此有必要作简单介绍。南宋後期陈郁著《藏一话腴》，此书我也曾看过，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岳飞孙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此书为岳飞的主要史料）中。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一作“足”）以明其心事。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考证，在此也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我所见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３《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3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18《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後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祐辛亥”，即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後，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後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

       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引用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而此诗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按：指岳珂）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後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至于此词中引用“贺兰山”，自然只能作为古典文学的典故，诚如邓广铭先生在《辨岳飞〈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在磁州说》中所论证者，“全系泛指”，不须望文生义。

       被编入《全元戏曲》卷11的《岳飞破虏东窗记》，据编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迹。其第二出岳飞自唱道：“怒髪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空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此段文字明显采自《满江红》词，而加以改编。此後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时，姚茂良所撰《精忠记》传奇的第二齣也是同样语言，只是将“愁”改为“怨”。由此可知，也不能说元代就必无岳飞《满江红》词的记载，被编入戏曲，证明此词在元代仍应有相当的流传。

       然而也许还有人对于在清人作品中转引宋人著述表示怀疑，似有必要谈一点个人的读书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明人，特别是明初尚能见到大量今人见不到的宋籍，是毫不怀疑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永乐大典》残本。但也有一种错误印象，似乎清人所能见到的宋籍，今人就都能见到。但随着一些研究工作的进行，此种错误印象必然得到纠正。清丁传靖所辑录的《宋人轶事彙编》自然是治宋史者不时翻阅的书，但按照史料原始性的原则，此书一般不能作史料引证，只能提供线索，再查宋人的原始记录。我见到此书卷3引元代的李有《古杭杂记》，有一首讽刺宋高宗养鸽的小诗，不料查阅了今存《古杭杂记》的各种版本，竟皆无此诗，故最後在《荒淫无道宋高宗》一书定稿时，只能在第一版第148页注中标明引自《宋人轶事彙编》。由此可见，在明清载籍中转引宋人著述，也应是扩大宋代史料搜索范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但是，今人已不可能判定《满江红》词的确切创作时间。我在所撰的《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和历史小说《转战湖汉》中，将此词系於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克复襄汉，荣升节度使之後。宋时节度使是军人最重要的虚衔，可以比喻为如今荣获元帅军衔。岳飞决不是官迷，正如袁甫诗中引用南宋百姓的评价：“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祇寻幽。” 此诗见《蒙斋集》卷20《岳忠武祠》（其二）。这位常胜将军决不会因荣升而沾沾自喜，相反，荣升只能使他更加强烈地关注山河一统的大业，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肩负的重任，今後修远而漫长的征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以反映他此时的心态，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这是我系于此时的一点臆测，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只怕还是允许的。

       岳飞另一阕《小重山》词，从词意判断，我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981页注中认为：“此词当写于绍兴八、九、十或十一年秋，反映岳飞反对降金乞和，有志莫伸之苦闷。”我在所撰的岳飞传记和历史小说《忠贯天日》中，则系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被捕入狱之前，虽然不可能有十分确切的依据，但大致也是允当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至今流传的岳飞诗文和墨迹也确有伪作，如所谓《送紫巖张先生北伐》诗等。当时根本没有文臣张浚北伐，而有劳武将岳飞相送之史实。岳飞称张浚，也只能称张相、张相公或张都督之类，不可能称紫巖先生。如伪造的岳飞书《前、後出师表》，另有“还我河山”题字，已经传布甚广，其字迹都不是岳珂说祖父所习用的苏东坡体。另从时间上考证，岳飞书所谓《前、後出师表》时，也根本不在南阳；而《前、後出师表》中居然不避宋钦宗赵桓的“桓”字御讳，这在宋朝臣子，是绝不可能的，故断定为伪作无疑。特别是我的老师张政烺先生在《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作了令人叫绝的考证，说明“还我河山”四字实出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的童世亨《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其伪托固然是出于爱国激情。传世的伪托岳飞之作当然不能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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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早了，有些观点有所变化。《满江红》确是飞祖所作。：还我河山四个字是清末秀才周承忠从飞祖书法作品提取出来的。《前后出师表》应该是飞祖的作品。

“还我河山”来历！

     在许多岳庙中，岳飞塑像头上总是挂有“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表达着中华儿女收复国土的一片赤诚之心。但是，“还我河山”真的是岳飞亲手写下的吗？

    据史料记载，在民国之初，全国各地的岳飞庙中，岳飞塑像上方并非全部挂有牌匾，挂有牌匾的上面书写的也并非“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通常为“精忠报国”。那么一个家喻户晓的爱国口号为什么出现在岳庙里呢？“还我河山”这四个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现？宋史专家朱瑞熙表示，“还我河山”四字并非岳飞手书，那是清末秀才周承忠集钩而成。

     据周承忠回忆，1921年，童世亨欲将自己所著中学适用的《中国形势一览图》改正重印，嘱托周承忠书写“还我河山”四个字印在扉页上。因为担心自己的无法表达四个字的深意，周承忠就找来岳飞的手书《吊古战场文》的碑拓，从其中“河水荥带，群山纠纷”一句里摘出“河”，“山”二字，又取“秦没而还”中的“还”字，由于文中没有“我”字，周承忠便从“奇中有异于仁羲”一句中，选择了“羲”的下半部分截出了“我”字，最终编成“还我河山”四字，交由童世亨。

岳飞《吊古战场文》拓片局部

    童世亨看后大喜，认为既然用了岳飞的手书字体，索性落款也用武穆王的吧。于是，选择岳飞《出师表》后署名之‘岳飞’二字照钩为款。又在杭州岳庙石刻拓本上内钩‘岳飞私印’四字之方章。当即排为两行：第一行“还我河三字，第二行“山”字下为款及名印。

《中国形势一览图》扉面

   童世亨将此幅作品刊登于再版《中国形势一览图》的扉面，《东方杂志》主编金兆梓见到《还我河山》，也立即在杂志上刊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中华民族发出了救亡抗日的吼声：“还我河山，勿忘国耻。”代表着岳飞精神的《还我河山》迅速传遍全中国，1936年1月4日的《救国日报》头版更将“还我河山”作为当年中国国民的座右铭。

1936年1月4日的《救国日报》

    “还我河山”四字非宋人的行文口气，从横幅产生的过程来看，又非岳飞亲笔，因此不能称之为真迹。但是其字却是从岳飞真迹中辑出，而非伪字，此外它确实又是岳飞真实思想的体现，并且在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起过鼓舞民众抗日斗志的积极历史作用，因此决不能与一般伪书等同对待。
         浙江杭州与河南汤阴的岳王庙在“文化大革命”后重修，也都选择在正殿悬挂“还我河山”金匾，以示纪念。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还我河山”这四个大字岳飞是否写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出自岳飞，是后人取自岳飞生前留下的手迹组合而成。自此方有充满气魄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作为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用他的一生履行着“精忠报国”的使命，他的碧血为“还我河山”而流，从这个角度来说，岳飞是否真的写过“还我河山”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精神照耀着华夏大地，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捐躯赴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