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岳飞性格看宋代家训》/黄菊/精忠传媒

从岳飞性格看宋代家训

黄菊  精忠传媒  

摘 要
    岳飞出身卑微，没有条件接受私学或官学教育，但他侍君尽忠，待亲尽孝，为官清廉，做人正直，具有浓厚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和居家礼仪观。他超凡的品格素养一方面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和发展日益昌盛的宋代家训密切相关。以岳飞为代表来看宋代的家训，以小见大，更能凸显宋代家训的重要性。本文首先是介绍宋代家训；其次分析岳飞的出身与家庭教育，得出家庭教育对人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将岳飞的精神素养与宋代家训的相应内容进行论述，分析家训对岳飞素养形成的影响，以此得出宋代家训的重要性。
   绪 论
  陈寅恪先生这样评价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可见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繁盛时期，宋代家训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言居家之道，以垂训子孙者”“治家立身之言，用以垂训子孙者也”为华夏民族所特有的文化遗产，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特有的一种文献形式。我国家训历史久远，萌芽于先秦时期，发展至宋代已达到鼎盛时期。较两晋隋唐时期，不仅数量增多、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上也有了新的突破，主要注重居家治生之道。笔者认为，家训对人物性格的修养有着很大的影响。
   岳飞是南宋时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超群的仁智素养，坚定的忠孝信念，鲜明的人格风范是如何修养而成，是受到什么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深探讨。就现有的理论研究来看，无论是关于岳飞的研究还是关于宋代家训的研究，都比较丰富。目前对岳飞的研究多侧向于讨论岳飞是否是民族英雄，研究其卓越军事才能、忠君爱国精神，探讨岳飞的死因和死亡真相等。在这些研究中，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岳飞的功绩与其个人品德素养，尤其是从小所受的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以岳飞或者具体人物的研究来凸显宋代家训重要性的研究就更加稀少。所以，本文的亮点就在于将本来独立的二者有机结合，这样不仅能从根本上来认识岳飞的形象，并且在具体事例的论证下，更能体现出家训的重要性。同时，以具体人物论证来研究家训的重要影响，创建符合时代特征的家庭教育文化，这对于解决现代家庭中存在的有关于教育的种种问题有重要意义。
   目前史学界关于岳飞的研究大体仍局限于对岳飞的军事才能、是精忠还是愚忠、生平评价等方面的研究讨论；对宋代家训的研究大多是收集、整理、注释，而专门性的研究还是比较少。龚延明《评岳飞的军事思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一文，论述岳飞治军、用兵之道，他的军事思想包括“以德为先”、“以智取胜”、“治军以严”、“临战以勇”、“用人以信”五个方面。张其凡的《岳飞军事思想试探——兼论宋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中，也谈到岳飞独特的治军方法。另外龚延明《岳飞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邓广铭的《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与王曾瑜的《岳飞新传》，等书则是对岳飞一生介绍和研究可以让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岳飞、研究岳飞。就家训研究而言，刘欣《宋代家训研究》（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5月），从宋代家训的形式、内容以及与当时社会的关系方面进行整理论述。高著军《宋代家训类著述考述》（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4月）则就记载宋代家训的著述、文献进行整理、分类，最后提出家训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安国楼的《从岳飞的素养看宋代家族教育》（《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文，论述了岳飞的成长环境、宋代家庭教育与岳飞思想观念以及待人待事之道，该文较好地将岳飞的修养与宋代家庭教育相结合研究。易金丰《宋代士大夫的治生之学与消费伦理——以宋代家训为中心》（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6月），主要阐述了在宋代家训的影响下，士大夫阶层所形成的治生与消费观念，虽然没有直接将家训与岳飞联系在一起，但仍可看出家训对人文素养的重要性。李泽翔的《岳飞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5月）的重点在于研究岳飞思想，其中一部分也较详细地阐述了宋代家训对岳飞思想的影响。
    一、宋代家训发展
   家训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殊文体形式，发展至宋朝时期已经十分繁盛，内容涉及面宽，所触及的阶层也很广泛，上自帝王之家，中及士大夫阶层，下至平民百姓家庭，都十分注重家训。宋代家训的内容较前朝更显丰富，包括尽忠、爱国、守礼、尽孝等等，还包括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童蒙教育、家规家范、伦理道德、经济观念等等。除这些内容外，女训、母训在宋朝家训中也是发展得十分成熟，占据了一定分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女子在社会上卑微地位的境况。
    因为写作手法不一，家训也就存在着不同的形式。专著式家训是家训中常见的形式，内容较为全面，几乎囊括了当时家训内容的方方面面，是家训中常见的形式，发展至宋朝，已不再拘泥于这种形式，逐渐向诗歌、书信、语录、格言等形式发展。
    我国历史上的首部专著式家训，当属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还称之为“古今家训之祖”，发展至宋代，专著式家训越来越多，南北两宋大概有二十多部。诗词式家训的特点在于其篇幅短小，韵律感极强，让人容易记忆，宋代是中国诗词较发达的时期，所以这类家训的数量也极其丰富，特别是在南宋时期，陆游、苏轼等都有大量的训子诗。书信式家训相对于其它形式的家训而言，其数量较少，因为是双方最为直接的对话，因而言辞更诚恳，所蕴含的期望也相对更深。语录式、格言式家训的特点在于言简意赅，具有较深的隐含之意、深刻的人生哲理，这类家训多出现于哲学家、理学家、名将之手。
    岳飞出生于两宋之交，属于宋朝文化承上启下的时代，文化发展十分繁荣，家训、家教之作也相当丰富。岳飞出生之前即有司马光的《温公家范》、《书仪》等流传甚广的家训之作。其中前者是司马光融合了《周易》、《大学》、《孝经》、《礼经》等等史书中所述的关于伦理道德、孝礼的论述，再加以自己的见解而成。该书表达了司马光的“治国之本在于齐家”的观点，强调治家的重要性，是封建社会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范本，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很大。《书仪》一书则是关于家庭礼仪的著作，规范了冠、婚、丧等礼仪，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家庭礼仪系统，这些礼仪规范演变为宋代文化融入到社会潮流中，影响着社会。若将岳飞生平所表现出来的素质修养，与这些家训著作作参照，便可看出宋代家训对岳飞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二、岳飞的出身与家教
一个人的性格素养、品格德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家庭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在注重家族家规、崇重门第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教育，对后辈子孙的人生道路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每个人所受的家庭教育情况和品格修养密切相关，所以也有这种说法，父母是子女最好、最重要的启蒙老师。
（一）出身
    自岳飞祖上从山东聊城县迁到汤阴县后，世代务农。徽宗时期的北宋王朝，已是腐朽不堪，朝廷一味收刮民脂民膏，民不聊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民的日子自然也就不会富裕，岳飞家的生活也是不例外，再加上所拥有的土地贫瘠，所得收成也就仅仅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磨练了他一生不辞辛劳、刚毅顽强的性格，也使其从小就能较深体会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这一性格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出身贫困的岳飞酷爱读书，就算条件有限，也千方百计想着去借书、抄书学习，但岳飞的功成名就还离不开父母对他的教诲。
   另一方面，北宋初期实行“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土地政策，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形成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社会局面，这样在客观上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失去秩序的风险，这就必然要求产生与新的社会结构相一致的社会文化。同时，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政权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杯酒释兵权”的形式让武将交出兵权，重文抑武便成了宋朝的基本国策，文化教育得到重视，文人地位也相应提高，伴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促进了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在这些原因的促使下，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情况下,宋代上至帝王之家，下至普通官宦之家，甚至是贫民百姓家庭都十分重视家训，家训也就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得到快速发展，因为各阶层的不同，所以家训的内容、形式也丰富多样。岳飞正是生于这样一个家训发展繁荣的时代，他的家庭也理所当然会受到社会形势的影响，他也自然而然受到家训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二）良好的家教
   岳飞出身的家庭环境着实不好，没有去书院学习的条件，更别说接受官学教育，但他却能以自己的品质、素养，造就了辉煌的一生，体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重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这表明小孩的学习能力都特别强，父母与子女朝夕相处，父母是子女模仿学习的必然选择，父母的言行教诲必然影响着子女，所以家教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每个家庭或家族的发展经历，是与当时的大环境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岳飞所受到的家庭教育，脱离不了当时宋代社会家族教育的影响。
     岳飞的父亲岳和，相州汤阴（今河南省汤阴县）人，属于自耕农户，他为人淳朴善良，颇具仁爱之心，乐于助人，《鄂国金佗粹编》中记载：“……及先臣和时，有瘠田数百亩，仅足廪食。河北屡歉，饥者多。先臣和常日以脱粟数升，杂蔬为糜，与家人旦暮食，取半饱；尽以其馀呼道路之饥者，均而饲之……人有侵其地以耕者，割而予之，无争意。有货其财而弗偿者，折券弃之，无愠色。虽甚窭乏，未尝悔，乡人重敬之。”[7]P55岳飞的父亲性格耿直豪爽，与人为善，这无疑给年少的岳飞做了好榜样。日后的岳飞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如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谈大势已定，大批文武官员为了自己的官途命运，都趋附高宗议和，然而岳飞还是奋不顾身力谏高宗与金作战。岳飞这种耿直豪迈、刚正不阿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源于父亲的影响。
    封建社会时期，妇女的地位低下，发展到宋朝时，妇女的地位稍有改观，虽然仍是以“男尊女卑”为前提，但也受到“长幼有序”的影响，所以相对于子女来说，母亲的地位得到认同。岳母姚氏，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慈母，不仅具备一般女性所具有的善良、贤惠的品德，还深明大义，万事以国为重。当北方战火燃烧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让儿子报国，“母命以从戎报国”鼓励岳飞参军作战，报效祖国。在岳飞征战的岁月里，她一再勉励岳飞要以国事为重，“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妪为念也”她为了警示岳飞忠君爱国，做出刺字训子的壮举，《宋史》记载：“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岳母的这种爱国精神，让岳飞受益匪浅，最终成为众人瞩目的抗金英雄。岳飞也深深感谢母亲对自己的教育，“伏念臣孤贱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训导，皆自臣母。”
    岳飞出身于下层环境，少年时不可能像别的富家子弟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在父母的影响下、训导下，加上自身勤勉好学，故而养成了良好的性格素养，他的修养，从他的为人处事中可以感悟到，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才成就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三、岳飞性格与宋代家训
    一个人性格品德如何，从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便可得知。岳飞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他倍受后世人们的称赞，不仅是因为他战功卓越，对当时社会影响甚大；更因为他为人处事的态度，他的品德、他的精神让人们敬仰。岳飞精神，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重视家庭教育的社会风俗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养成的。
    宋太祖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就确立了“重文抑武”的政策，又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各级教育学校的广泛建立，使得社会各阶层都十分重视知识，文化之风风靡社会，在这种局势下，宋代家训中出现大篇幅的关于励志勉学的内容也不足为奇了。范质就曾告诫侄子：“戒尔学干禄，莫若勤道艺。尝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叶梦得在《石林家训》中也谈到自己对读书的看法，“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正其用心处,然后可及他事,暮夜见烛亦复然。”在叶梦得看来，读书是大事，每天清早起来和晚上都必须要读书。在学习知识文化的同时，也能增添一个人的精神气质，规范道德行为，所以读书，不仅仅只是为了功名利禄，这是修身养性的基础。
    在这种训教世风的影响下，虽然岳飞家庭十分拮据，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知识的渴望。岳飞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他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读书时往往是“达旦不寐” 他十分崇拜司马光，将其誉为“先正”，受司马光的《温公家范》、《书仪》的影响十分深远，相关内容在后文的“事母至孝”部分有详细讲述。
（一）忠君爱国
    自古以来，华夏文明中就包含着保家卫国、抵御外辱、尽忠报国的政治情怀。北宋末年和南宋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局势，在这种动荡不堪的社会局势下，宋代家训中产生了极其浓郁的忠君爱国思想。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下层平民，教导子孙保卫家园、收复失地变成了宋代家训的一大特色。
    家与国是相辅相存的，家构成国，有国才有家，孝与忠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宋代家训中，在要求尽孝道的同时，也强调要忠君爱国。自古以来就是“忠”、“孝”不能两全，宋代家训中，“忠”的地位高于“孝”，贾昌朝告诫子孙：“今讳汝等，居家孝，事君忠。”叶梦得在《石林家训》中说：“君子行孝必先以忠。” 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宋代家训有三大内容是为世代相传的，“其中之一变为收复北方失地” 在这些家训著作的影响下，宋朝出了大批的忠君爱国之士，如岳飞、韩世忠、文天祥等等。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大举入侵，徽、钦二宗同许多皇室宗亲被俘，北宋宣告灭亡。高宗赵构建立南宋后，岳飞等主战官员都认为可以与金一战，一雪“靖康之耻”，可谁曾想高宗实行偏安政策，一再主张和谈。这让岳飞这等武将难以接受，因此，岳飞不顾自己官衔低下（从八品小官），写下《南京上皇帝书》，“陛下已登大宝，黎元有归，社稷有主。已足以伐虏人之谋……奉车驾日益南，又令临安、维扬、襄阳准备巡幸。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文中岳飞很直接地指责皇帝一路向南逃跑，而无收复中原的心思。岳飞虽然是越职进谏，言语也有点过激，但不难看出岳飞是一片忠臣之心，为了国家、为了社稷竟不顾自身安危，冒死进言，换来的却是“以越职夺官归”的下场。年轻气盛的岳飞，因处事方式有点鲁莽而没达到应有的效果，但仍可看出无权无势的岳飞，为了国家大计，不惜冒死表达自己坚决主战的思想，他的爱国思想非常明确。
   1129年，金军再度南犯，直驱临安都城，南宋王朝再无退路可走，开始大力反击。岳飞在与金军作战中，取得连连大捷，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秋，岳飞觐见高宗，“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 此后岳飞更是勇猛无敌，收复北方大片土地，如襄阳府、信阳府等6郡，长水县等地，岳家军威名远扬。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第三次北伐时，岳飞曾对部下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 可见岳飞北伐的决心之坚定，但最后却因奉诏班师回军鄂州，而使得已收复的失地再次沦入敌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一心想着北伐的岳飞，再次进谏皇帝，“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万年，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矣。”
    从岳飞两次进谏的话语，可以看出岳飞毕生的目标，不是追求达官显贵，也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他只愿收复故土，迎回老皇上，尽忠报国。笔者认为，岳飞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地冒死进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家训中“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
（二）廉洁奉公
    在古人眼中，“清廉、节俭”关系着国家兴亡、个人成败等。人们普遍认为，奢侈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后来的秦朝、隋朝也是过度奢靡导致民不聊生，致使国家灭亡。国家尚且如此，对于小家庭来说更是这样，因此，“节俭”便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持家之计。
    整个宋朝社会，奢靡成风，官员追求物质享受，“宋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事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简陋为訾。俞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 例如徽宗时期的宰相蔡京，他的生活十分奢靡，“蔡元长享用侈靡，喜食鹑，每预蓄养之，烹杀过当……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 不仅如此，据记载，他曾经设宴宴请客人，单蟹黄包子一样菜，就足足花费了一千三百余缗。有收入才会有支出，宋朝官员如此挥霍，自然也十分能敛财，肆意敛财的情况，在南宋初期尤为严重，“比年权富之家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巨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夺公之上权，而足私家之欲。” 如南宋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他凭借自己官居高位，无节制肆意谋利，不仅拥有数百万亩良田，每年不正当收入高达60万石。
   在奢靡的社会世风的冲击下，激发了家训作者们们对“廉俭”的看重，因此“节俭”观是家训中必然包含的内容，是否节俭往往是被当作家庭、家族盛衰的根本原因，而节俭则成为治家的第一法则。司马光对社会出现的奢侈之风颇为反感，“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 司马光还利用寇准子孙因奢侈败家的实例来教导自己的子孙，“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其余以俭立名,以侈败家者多矣,不可遍数,聊举数人以训汝。” 司马光还详细地将“俭”、“侈”作了对比，“俭，徳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徳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徳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许多智者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十分重视对子孙“节俭”美德的训诫，如叶梦得一再将“节俭”视为持家的第一要点，赵鼎也教育自己的子孙“唯是节俭一事，最为美行。”
   岳飞位居高官，俸禄不少，加上高宗时常做些赏赐，他的收入也算颇丰，但岳飞从不奢侈浪费，身着粗布衣，与军同食同住，他的节俭、淡泊的生活，和当时奢靡的社会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岳飞与宋高宗探讨，在讨论天下何时太平时曾发表感叹，若“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则太平矣！” 岳飞用简朴的语言，深度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也对国家太平表示堪忧。因岳飞的战功卓著，高宗皇帝想要为岳飞建造府邸，不料岳飞却很严肃地回答：“敌未灭，何以为家。”
    岳飞手握重权，但从不想利用职权谋取好处。因岳飞战功卓越，于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其同僚刘康年在上报岳飞的战功之时，私自请求册封岳飞母亲姚氏为“魏国夫人”、其子岳雷为“文资”官阶，皇上同意册封，不料当岳飞得知后，不但不高兴，反而恳求皇上收回圣命，还责备了刘康年。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岳飞被害，秦桧等想借抄岳飞家的机会谋取不义之财，没想到“家无儋石之储，器用惟存尚方所赐，之外無有也。” “籍其家，仅金玉犀带数条，及琐铠兜鍪，南蛮铜弩，镔刀弓剑鞍轡，布绢三千余匹，粟麦五千余斛，钱十余万，书籍数千卷而已。” 岳飞家里除了皇上赏赐的金、玉、犀带外，再无宝贵之物。岳飞生前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家庭却是如此清贫，他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令世人称道。
（三）事母至孝
    中国自古以来十分注重孝道，“孝道”一度被作为衡量一个人思想、品德的标准,在儒家经典著作《孝经》中这样阐释“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在汉朝的察举制度中也有“举孝廉”的选官准则。
   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说：“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满容，不戏笑，不宴游，舍置余事，专以迎医检方合药为务，疾已复初。凡子事父母，父母所爱，亦当爱之；所敬，亦当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凡子事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奉养之。” 这些是关于子女对父母孝顺的要求，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核心。司马光还详尽地阐述了“礼”的“长幼尊卑”之序，“凡卑幼于尊长，晨亦省问夜亦安置。坐而尊长过之则起；出遇尊长于途则下马……” 修身是处世的重要前提，然而守礼则为修身的根本，可以看出，宋代家训对修身守礼是较重视的。
   儒家思想中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司马光也十分推崇儒家的这种观点，“《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宋朝本就重文抑武，家训也积极鼓励修身守礼，一时间修身守礼成了社会潮流，有关家训著作也丰富起来。梁焘在《家庭谈训》中说：“唯忍以自胜，使不失中和为贵，益之曰，喜怒之言，勿出诸口，造次颠沛勿忘于恕。” 这是教育人们在谈话中应遵守的礼节，要懂得忍让，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
    对父母孝顺守礼是古代伦理道德的核心，更是人生的基础。岳飞本性至孝，当北方受到外敌侵扰之时，他看到金人肆意杀戮、奴役宋朝人民的情形，他心中无比愤懑，想要投军报国，但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岳飞实在不忍远离老母亲外出作战，但在国家大义的面前，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最后岳飞“不得已，乃留妻养母，独从高宗皇帝渡河。” 在外作战期间，心中时常挂念家中母亲，但因南征北战，局势混乱，曾很长时间与母亲失去联系，最后几经波折好不容易得到母亲的消息，“乃窃遣人迎之，阻于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 这虽只是一件寻常的寻母、接母之事，但从这过程中，可以看出岳飞对母亲浓厚的感情是不可比拟的。
    岳飞因为杰出的军事才能，节节高升，官高权重，但对于母亲，丝毫没有因为自己位高权重而有半点懈怠，一如既往的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手握重权的岳飞事务繁忙是不可避免的，但他总会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照顾母亲，“尝药进饵，衣服器用，视燥湿寒暖之节” 悉心照顾着母亲的饮食起居。母亲年事已高，为了能亲自照顾母亲，有时不得不向圣上告假探母，“臣老母姚氏年几七十，侵染疾病，连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艰难，别无兼侍，以奉汤药。人子之心，实难安处。伏望圣慈察臣悃愊，无他规避，蹔乞许臣在假，以全侍奉之养。” 在司马光等文人大士的家训著作中孝、礼的影响下，岳飞虽然位居高官，但仍没忘记遵守孝道、谨守礼仪的重要性，对母亲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孝顺，可以看出，家训对人的性格修养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岳飞忠君爱国、廉洁奉公、守礼尽孝等崇高的精神品格，他的这些性格并不全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受到家训的影响。宋朝是家训发展的鼎盛时期，故而这些家训的思想也得到广泛的流传，岳飞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必定受到家训著作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修身养性，养成了优良的品格。从岳飞的这些高贵品质中，可以折射出宋代训教世风，更可以看出宋代家训的特点。
   四、结语
   家训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特殊教育方式，是一种规范，是长辈对子孙行为上、思想上的训诫、规范。我国家训发展至宋朝，出现繁荣、鼎盛的局面，相较于前代，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赵宋王朝的治国政策是“重文抑武”，加上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家训对社会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上自统治者的执政，下至个人性格素养的修养，都受到家训的影响。岳飞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大力受到家训的影响，修身养性、成就功勋的典型人物。
    自北宋末期，赵宋王朝长期处于外族的侵扰中，面临着国破家亡的窘境。时势造英雄，正是这种社会局势才让岳飞的杰出才华得以显示，他战功赫赫，成就闻名于世，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但笔者认为，使他流芳百世、名垂青史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卓越的军事能力、显赫的军事功绩，而是取决于他的性格素养。他具备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德，他的这些美德，正是在家庭教育的作用下养成的。他的品德修养，正是宋代乃至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忠孝礼义的缩影；从他的性格修养，可以折射出宋代家训的特色。
    本文以岳飞为例来看宋代家训，这个选题确有新颖之处，更能突出宋代家训在当时社会上的深远影响和重要作用。但在论述方面，本文也稍有欠缺：首先，关于宋代家训的资料较为丰富，但直接记载岳飞的史料较少，这就难以将岳飞的性格素养很好地与宋代家训相结合，因此在论述上就有所勉强；其次，因为笔者能力的问题，没有更深入地了解岳飞和宋代家训，故在论述时几乎仅限于表层的论述，而没有更深层次的见解；最后，笔者在言辞的使用上整体较为平淡，所以就使得整篇文章也比较干枯无味。审视这几点不足之处，是影响本文质量的重要原因。

传承祖训，尽忠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