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忠的是“天下”还是“陛下”？

岳飞忠的是“天下”还是“陛下”？

精忠爱国商会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宰相何粟当朝痛斥宋钦宗：　“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
    绍兴八年（1138年）绍兴议和时，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呜乎！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

   不难看出，何粟、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过是不敢“造次”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却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人民），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 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赵构一个人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作为一名武将，岳飞不能像文臣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像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但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岳飞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的忠诚、热爱与对宋高宗赵构、秦桧等卖国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强烈不满。
　　让我们略举几例：
　　——南宋建炎初年，当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上书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乘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结果，岳飞被以“越职言事夺官”。倘若不是以国为计，岳飞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皇帝亲冒矢石，拯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建炎三年（1129年）秋，当金兵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时，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宋军统帅杜充，完全置敌于不顾，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反而蓄意投降。岳飞明知主帅怯敌，诸将不协，面对汹汹强敌，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他还是浴血力战。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岳飞首先想到的却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岳飞率众苦战数日， 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直至迫不得已，才整军撤离。这时，既无朝廷号令，亦无主帅指挥，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
　　——建康失守后，宋高宗的小朝廷坐船逃亡海上，宋军统帅杜充降敌，大将戚方率众为匪。在南宋小朝廷分崩离析的危难背景下，一些宋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劝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国。在这种紧急关头，“忠于皇帝” 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却坚定不移，并且激励将士们“当以忠义报国”,绝不能“降而为虏”或“溃而为盗”,并且决绝地说：“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宋军士卒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接着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岳飞最后对刘经等军说：“凡不为红头巾者，随我！” 刘经等将领也表示愿追随岳飞，共同抗金。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在极其艰难的非常时期，岳飞率领几千将士,坚持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连续多次重创金兵, 准备相机收复建康。当岳飞率师移驻宜兴时，他岳飞曾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壁述志：“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屈膝求和，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人大力连接中原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
　　当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慌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宋高宗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请求岳飞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
　　岳飞继而又复奏道：“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国要求定了第一次绍兴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臣…….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谋定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赵构为粉饰丑行，对南宋文武臣僚加官进一秩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已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论功，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欲望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以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 “尽忠报国”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一个满心忠君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
　　——当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叛盟，金军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出击抗金。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璘、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锜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湖北武昌），传达密旨，要求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为了 “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不从，宁可违抗皇帝密令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于是才有了岳家军收复河南大片故土，接连击败金军主力，取得郾城大捷、颖昌大捷，继而乘胜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仅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岳飞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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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忠于国家，忠于朝廷，爱国爱民，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直言进谏，大丈夫，真豪杰，民族之希望，华夏之楷模。民族英雄非岳飞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