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的心脏——假如当年没有李庄

自由中国的心脏——假如当年没有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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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字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荣誉出品
拙著在大陆出版后，引起一些反响，有读者认为“那时的先生”了不起，李庄人民无私、无畏，太值得敬佩了云云。于是有媒体人问我：“假如当年没有李庄会怎样？”
我没有回答，因为历史没有假设。
今天，拙著即将在台以正体字出版，复有远流出版公司总编辑林馨琴“旧问重提”，我突然觉得有回答的必要，于是有了下面的文字。——把发生过的历史史实与经验，反过来作一假设与推理，也许是一件有趣和有益的事吧。

正体字版（不是繁体，正朔之正，邪不压正的正），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品
书中已叙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东部城市乡村相继沦陷，山河破碎如风中飘絮，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民政府根据当时紧迫情形，下令沦陷和即将沦陷地区的教育、学术研究机关向西南一带撤退——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继晋、宋、明三个朝代之后第四次南渡。当时的北大、清华、南开、齐鲁、山大、中大、金陵、同济、复旦、武大、浙大等院校，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甚至一些私立研究机关如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等，相继迁往西南地区战火未至的地方，如长沙，如昆明，如万县（山大）、如成都（齐鲁，金陵），如乐山（武大），甚至更偏僻的贵州湄潭（浙大），在那里继续办学、研究，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文化血脉绵延不绝。
惜好景不长，到了1940年7月，日军出兵占领了法属越南，中国仅存的一条通向外部的国际通道——滇越铁路被切断，日军海陆空三栖对两广、云南等地展开攻势，之前被视为世外桃源和避战区的云南昆明，一下变成了战争的最前沿。日机对昆明狂轰乱炸，由市内扩展到郊区，日军作战大本营组织精锐部队向云南腹地进犯，形势日趋危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下达撤退命令，向川黔一带内地转移。未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与国立中央研究院等教育学术机关，分别在四川的叙永和宜宾李庄镇——这个被傅斯年称为“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觅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那么问题来了，这一大批流亡知识分子，为何到了李庄这个川南小镇，而不向重庆、成都、贵阳或如泸州、宜宾、自贡、南溪等中小型城市转移呢？
当时的情形是，众多学校与学术机关要向川、黔内地撤退，最好的选择自然是长江一线。其优越性为，沿中国最大最强势的黄金水道，下可通重庆、武汉、南京、上海；上可溯泸州、宜宾，并可沿嘉陵江、岷江两条支线分别到达“天府之国”的腹心地带。
然而，抗战爆发后，许多流亡学校、机关已捷足先登，在重庆上游的泸州、宜宾，继之沿岷江一线的乐山、眉山、成都，甚至汉中的城固，都有大批学校与学术机关进驻，几无插足之地。而泸州与宜宾之间的江安与叙永等可供安置的县级地盘儿，又被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与国立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抢先占据，只有中间的南溪县城尚有隙可乘。不幸的是，南溪县的官僚与乡绅不欢迎“下江人”流亡至此，前来联络的使者被拒之门外。

南溪县城文明门（岳南摄）

就在同济大学与中央研究院等求告无门、走投无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之时，南溪县所属的李庄镇人民激于民族大义和对南溪官绅做法的不服气，慷慨伸出援助之手，发出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以不足三千人的古镇，热情拥抱了在炸弹下四处流窜奔逃，包括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战时通讯社等等一万二千多名知识分子，使这个在抗战中流离失所的特殊群体，最终于李庄的“九宫十八庙”和众多民居安下了一张平静书桌，直至抗战胜利北归复员。

抗战期间抢运国宝的民生公司轮船，流亡李庄的大部分物资由民生公司运送。

李庄古镇（王荣全摄）
在李庄镇的六年里，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巨大能量。人数最多、事务最繁的国立同济大学，成为战时与战后教育与科研成果不可忽视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尤其是医学和兵工制造业对抗战和国家民族的贡献，至深且巨。
以傅斯年、陶孟和为主要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虽不时有矛盾甚至龌龊之事发生，但总的是以大局为重，造就了抗战时期的学术重镇，累累硕果举世瞩目。梁思成主持的私立营造学社，更是于艰苦卓绝中创造了学术界的奇迹，其《中国建筑史》（汉文）、《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的完成享誉世界，战后梁思成受邀赴美参加联合国大厦设计，与战时在李庄取得的成就有极大关系。而李济领导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无论考古发掘、文物保存、研究、展览，还是学术研究成果，皆领一时之风骚，成为同行中的翘楚。——正是缘于大师与学子们在李庄创造的辉煌业绩，这个原本“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一时声名鹤起，蜚声中外，被称为“中国李庄”，若国际友人发出信件，只要写明“中国李庄”某位学者收启，就一定能如期收到。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选出81位首届院士，从李庄走出去的就有9位，后来成为中国“两院院士”者多达35人，与此相关的李庄也引起世人注意与感念，被时人和后人誉为“人文学术重镇”、“建筑科学的摇篮”、“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抗战时期中国四大文化中心之一”（重庆、昆明、成都、李庄），甚至被英国来华学者、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自由中国的心脏”。
面对这一曾被政治争斗的胜利者蓄意屏蔽，今天复见其光的学术盛况和声誉，身为后生小子与媒体同人，蒙生“假如当年没有李庄”的设问便不足为奇。

李庄板栗坳牌坊头，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驻地。

李庄张家祠堂

李庄古镇天上宫，抗战期间同济大学医学院驻地。

抗战期间，中国营造学社迁入李庄上坝月亮田。
图为梁思成之妻林徵因躺在上坝月亮田的病塌上。身旁为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
是的，假如当年没有李庄，国立同济大学与国立中央研究院等一万多名知识分子将何去何从？最后的结局会是如何？
我的答案有二：
一是更好。如流亡到一个交通方便，信息畅快，生活舒适的地方，人活得精神，学术成果当更丰厚，人生与事业双赢。但就当时的情形看，这样的地方实在难一寻觅，其理由如前述，不赘。
二是更糟。最可能的是，前往李庄的十几家教育、学术机关，因李庄拒之门外而各自为战，各奔东西。有的迁川，有的迁黔，有的流落川南，有的进入川北，最后孤军奋战，东征西逃，血路没有杀开，却在啼饥号寒中云散雾消，甚而导致土崩鱼烂不可收拾的悲怆结局。
——有例为证。
抗战军兴，教育学术机关南渡之时，除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南迁长沙再转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还有一个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所国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陷以后，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城固、南郑和沔县，不久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城固为校本部。这个联合大学如同北大校长蒋梦麟所言“三个人穿两条裤子”，纷争不断，联而不合，加之左派学生不断发动学潮搞事儿，弄得鸡飞狗跳，刻无宁日。不到一年，即由国民政府宣告破产，被肢解为五个独立学院各奔东西。当时与后来的事实证明，西北联合大学的成果与西南联大相比，不能说天壤之别，至少不可同义而喻。

抗战期间位于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旧址。
古人云：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西北联大三校在卢案发生前皆称为一流大学，何以到了汉中就乱像丛生，分崩离析了呢？除了上述所言，另一原因是环境逼仄，遥想当年项羽封他的竞争对手刘邦为汉中王即知其地理环境如何。况西北联大落脚于汉中三县之地，四面是荒山野岭，野狐出没，狼叫虎啸。如此恶劣、孤独的环境办学，最后流产也似是理所当然。另一所由暨南大学为首，连带上海、浙江几所专科学校组建的国立东南大学，刚迁往福建建阳不久，因当地官绅不积极支持，校方各派纷扰不断，加之政府方面又举棋不定，未久即宣告解散，无一成果留世。
另一悲惨例证是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1937年11月，学校由青岛迁往安庆，再迁宜昌，复转四川万县。此时，抗战正酣，山大银行帐户上的存款用之殆尽，其他一切经费来源断绝，仅靠教育部杯水车薪的临时补贴，无法解决师生租房和吃饭问题，且校内学潮不断，乌烟瘴气，地方官绅不给予同情和支持，校方无法维持下去。1938年2月23日，教育部下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个别转入其他大学，就地解除林济青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职务。至此，学者名流云集，杨振声、赵太侔、梁实秋、闻一多、方令孺等号称“八马同槽”，又称岛上“八骏同奔”（沈从文有小说《八骏图》）、声名赫赫的国立山东大学土崩瓦解。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下令组建的三个联合大学，唯一联合到底的学校，就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的国立西南联大，其人才之盛，成果之丰，德望之隆，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这个奇迹固然有自身坚毅、刚卓的原因，但与学校所在的云南政府特别是“云南王”龙云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一个显著例证是，1940年秋，西南联大在国民政府下令撤退的风潮中，于四川泸州南部的叙永设立分校，终因当地生活艰苦，当地政府无力相助，分校与其他学术机关隔绝，无法沟通交流，在师生强烈要求下，半年后被迫撤回昆明联大本部。这个分校在叙永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微乎其微，于西南联大校史上只能草草一笔带过。假如当年国立西南联大全部由昆明迁往叙永，后果不堪设想。
战争最忌孤军奋战，战史的例证多不胜数，现代教育与学术研究亦是如此。人是群体动物，不可能离群索居，过着鲁滨逊式的漂流生活，更不可能与世隔绝，把自己长期关在一个独立的空间，或一辈子在山洞里苦思冥想而产生学术成果（菩提达摩祖师面壁十年出山），现代教育与学术研究是需要相互交流、切磋、碰撞的，否则很难取得进步。
李庄古镇为十几家教育、学术甚至新闻机关提供了一个集结的空间和相互交流，或者说是抱团取暖的环境和机会，这个环境与机会，是李庄官绅无私支持才出现的，当年发下的宏愿“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电文内容不可能全部落实，但态度明确并尽了最大努力，这才有了流亡知识分子前来落脚，继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一连串神奇效应的产生迸发。
另一方面，在这个“合而不联”，或曰“和而不同”的大团体中，由于同济大学在李庄创办了附属中学，除本校教职工外，其他学术机关人员子女亦可入学就读，这就解决了校外人员如李济、梁思成、梁思永等子女入学的难题，消除了后顾之忧。迁入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相隔几里之遥，两家密切沟通合作，组建了“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川南发掘了彭山汉墓并取得丰硕成果。继之，有了与四川省博物馆联合发掘成都琴台永陵的业绩。再继之，有了与西南联大合作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派劳干、石璋如、夏鼐等赴西北考察发掘等一系列大型学术工程的展开。直至有了董作宾所著、被陈寅恪誉为“抗战八年第一书”《殷历谱》的完成，有了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了李光涛对“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研究，以及史语所副研究员王铃与英国剑桥著名学者李约琴结缘李庄板栗坳的传奇。战后，王铃赴剑桥加盟李氏主导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大厦的构建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能说没有流亡李庄的学者如傅斯年等人启迪与王铃的加盟，就没有日后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声名，但会波折不断，正如李约瑟本人所言：“本着作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

安阳殷墟发掘四巨头。左起：傅斯年、梁思永、李济、李方桂

安阳殷墟发掘期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工地参观。左起：傅斯年、伯希和、梁思永。

流亡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人员举办文物展览。

流亡李庄的史语所陈列安阳殷墟发掘的人头骨。

殷墟出土的带字牛骨。

1941年，流亡李庄的中央博物院人员发掘四川彭山崖墓期间主要人员合影。
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南京博物院提供）

川康古迹考察团发拙的彭山汉墓之一，门楣上有秘戏图。

川康古迹调查团在彭山汉墓发掘中发掘出土的“秘戏图”（南京博物院提供）

秘戏图线描图
国立学术研究机构如此，私立机构更是得益于李庄赐予的天时、地利、人和等诸方面条件。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主导的中国营造学社，原是一家私立学术研究机构，战时的国民政府根本无力顾及这样的单位与人员，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之所以由昆明到了李庄，一个最大原因是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语所丰富的藏书和数据才能展开。如果梁、林夫妇没有跟随史语所前往，而李庄官绅没有在上坝月亮田为营造学社同人腾出一块安居之地，梁思成与营造学社仍在昆明郊外或在四川、贵州等地孤悬一隅，自然不便或无法利用史语所藏书数据，当时学社主办的学术期刊，以及后来梁思成本人享誉中外的《中国建筑史》等著作，是否能问世或于战时问世就要打一个折扣。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梁、林夫妇没有来到李庄，就没有当地人如罗家在生活上的接济照顾，也不会出现傅斯年、李济等人在经济和精神上的竭力相助（包括通过朱家骅向蒋委员长直接索款救助），肺结核病极重的林微因本人创造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不但不能完成，或许像陶孟和夫人沈性仁一样客死他乡，日后声名大噪的“林下美人”也便寂寂无名，渺无人知了。
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历史没作这样的假设，李庄人民于万难中展开双臂热情拥抱了这个群体，而这个群体也排除万难，虽九死而不悔，以殷勤进取的心胸与不屈的精神砥砺前行，用热血和眼泪在抗战烽火中创造了一曲悲壮瑰丽的画卷，铸就了不朽的名山大业，彰显了吾民族知识分子抗击外侮的家国情怀和凛凛风骨，为古朴温润的李庄古镇增添了灼灼光辉，竖起了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

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留在李庄栗峰山庄的碑铭
题曰：山高水长。陈pan撰文，董作宾题额，劳干书
——这，或许就是抗战中“自由中国的心脏”——李庄的内含之所在，也是我们今天仍眷恋并纪念这块热土，以及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那时的先生”与当地父老乡亲的伟大意义所在吧。
岳南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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