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

《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
                  作者:姜锡东
　　摘要:诬陷杀害岳飞的凶手，除了众所周知的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二人外，还有一批不可忽视的文官武将中的帮凶。不论是主凶还是帮凶，谋害岳飞的具体动机虽有所不同，但都不是为了维护宋王朝的长远根本利益，都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行为。南宋政府对岳飞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岳飞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忠爱祖国、誓抗侵略的杰出英雄和一面旗帜，任何有意或无意的贬低都是错误的。
　　南宋抗金爱国名将、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不是战死于抗敌战争的沙场，而是冤死于本朝人的诬陷和屠刀。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过程，曲折不顺。其中的诸多原委，尚有续探之余地，由此涉及的是非原则问题，更有申论之必要。爰奉拙文，识者正之为盼。
　　一、凶手众多岳飞被害
　　岳飞罹难，考论者很多，然偏重于围绕宋高宗和秦桧孰为元凶、孰为帮凶。此固必要。但是对其他帮凶和主动、被动附合助成冤狱者，有所忽略。从中关涉的和战之争、公私之分、人性大暴露，尤须深究再论。
　　岳飞枉遭杀害，元凶是宋高宗，主要帮凶是秦桧，史料的论述是比较清楚的，不必再辩。
　　尚须注意者，还有一批帮凶。
　　(一)武将中的帮凶
　　武将中的第一帮凶、陷害岳飞的急先锋，是怯于抗金而勇于内斗、附会和议而欲独揽军权、自私自利而不顾大局的三大将之一的张俊。是他，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首先发难，谋害韩世忠不成，恼羞成怒，转而谋陷岳飞。正如岳珂所言:“先臣之祸，造端乎张俊。”[1](《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还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重要帮凶，是宋高宗最为亲信的高级将领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沂中)。是他出面逮捕岳飞，监斩张宪和岳云。
　　如果张俊和杨存中能够像岳飞、韩世忠等高级将领一样，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以抗金大局为务，精诚团结，誓死抗金，反对求和，抵制宋高宗等人的自毁长城行径，岳飞也不会被陷害惨死。
　　岳飞的几位部将及其表现，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个正式拉开岳飞冤案帷幕的人，是岳飞部将、时任岳家军前军副统制的王俊。是他，第一个跳出来状告前军统制张宪受岳飞、岳云指使谋反，并与张宪当面对证，还由此超擢正任观察使。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岳飞离任后总管岳家军的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是他，接受王俊诬告状，并转交上级官员①。死后追赠节度使。
　　统制官“姚政、庞荣、傅选等”在王俊诬告时都曾附会[1](《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姚政、庞荣如何附会，尚难确知。“王俊诣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
　　襄阳为变……以统制官傅选为证。”[2](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绍兴十二年六月，“翊卫大夫、严州观察使、御前背嵬军同统制傅选言，首先叙述张宪反状，乞推恩。后进一官(原注:《日历》不见转官指挥。程敦厚《外制集》《右武大夫、雄州防御使傅选为告捕岳飞下张宪等，除遥郡观察使》，与选陈乞仗内阶衔不同。当考)以为殿前司副统制”[2](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戊辰)。
　　统制官董先在岳飞冤案中，被秦桧胁迫到大理寺作证时说:“曾见岳飞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即不曾见岳飞比并语言。”[1](《稡编》卷24《张宪辨》)似未诬害岳飞，仍受重用，死后追赠节度使。岳飞部将中，像董先这类既未诬害岳飞、也不公开反对秦桧与“绍兴和议”的循默不争军官，实属多数。
　　上述岳飞部将，有的人为诬害岳飞提供文字材料，如王俊;有的人协从，如王贵;有的人提供旁证，如王俊和傅选;多数保持中立，如董先等。
　　宋廷炮制并公布的判决书中，给岳飞罗列了四条罪状:
　　(1)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遛不进;
　　(2)及于此时辄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舆，情理相切害者;
　　(3)又说[与]张宪、董先，[要]跎踏张俊、韩世忠人马;
　　(4)及移书与张宪，令“指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过。委是情理深重。
　　[3](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第一条“罪状”，与岳飞部将无关。第二条和第三条，“指斥”、“说与”系来自部将之告发。口说无凭，不能成立，故需旁证。张宪已经下狱，被迫出面作证。虽然张宪究竟怎么言语、是否真正证明大有疑问，但史称“张宪理会得岳飞所说，只是欺负逐军人马不中用”，“又以比并之语为指斥乘舆”。岳珂认为:“比并建节之诬，以狱逼张宪而成之。”至少表面看来，张宪在狱中似乎被迫证明过岳飞的第二、第三条罪状。董先到大理寺作证时，虽未证明岳飞第二条罪状(“比并建节”、“指斥乘舆”)，但却证明过岳飞的第三条罪状。所以岳珂说:“跎踏两军之诬，以威胁董先而成之。”[1](《稡编》卷24《张宪辨》)尤其是第四条罪状，本来查无实据，如果没有王俊的诬告状纸、王贵的上递状纸、傅选等人附会，就无法成立并牵连岳飞。
　　可见，如无岳飞部将的首告状，如无岳飞部将的“附会”，害飞者很难凭空诬陷岳飞。若无岳飞部将的多数中立，赵构、秦桧之流又岂敢杀害岳飞?
　　(二)文官中的帮凶
　　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看到朝廷关于岳飞狱案的榜示后，立即上书高宗，批评赵构“令将帅相屠”[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
　　然而事实上，参与屠杀岳飞的不仅有武将，还有一批文官。文官中的帮凶大恶，首推秦桧。史载确凿昭明，此不赘言。还有一批文官，充当帮凶，参与诬陷、迫害岳飞。
　　首先出场的是一批造势者，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诬陷、杀害岳飞的帮凶。
　　据李心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诏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令入对。
　　初，张浚在相位，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会　　淮西军叛，浚坐谪去。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以分其势。张俊觉之，然亦终不能得其柄。
　　至是，同献计于秦桧，请皆除枢府，而罢其兵权。桧纳之，乃密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并赴行在[2](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
　　自唐“安史之乱”至宋初，骄兵悍将布列内外，以至于左右政局、兴亡国柄，文官的地位和影响空前低落。有鉴于此，宋太祖时即开始剥夺宿将兵权，开始重用文臣。至宋太宗时，不分内外地一概剥夺或限制武将兵权，大兴文教，竭力重用文官，形成空前罕见的重文轻武、重文抑武格局，并为后来的君臣奉为“祖宗家法”而恪守不渝。南宋初期，武将势力趁天下大乱、战争频仍之契机再度崛起，专横跋扈之将不乏其人，武将凌辱文官之事屡有发生，宋高宗及其朝臣也只能是抚而防之、恨而用之，常恐尾大不掉，伺机“第二次收兵权”。
　　建炎四年(1130)，枢密院编修官王銍奉命研究总结“祖宗兵制”，对太祖、太宗削藩镇、收兵权、恩威并施、相互牵制等“家法”妙策论述精详。高宗读后，极为赞赏[4](后录卷11、余话卷1)。从其后三十多年的历史来看，赵构确实心领神会、力行不怠。张浚、王庶等文官曾辅助宋高宗收兵权，均以失败告终。但经过这些文官的努力，分割或收夺大将兵权的舆论准备已基本就绪。
　　到绍兴十一年，在秦桧、范同等人谋划下，终于收夺韩、张、岳三大将兵权。三人被调离本军、上调中央任枢密使副后，连福建布衣文人范澄之都洞悉其妙:以前是“将帅为重”，“及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忧尾大之祸，驾御笼络，而宠之以枢密之任，天下之人皆骇瞩，而虏人闻之亦禠魄。当此之时，朝廷为重。此轻重之势，童子能知之矣”[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
　　三大将脱离共同奋战多年的部将、上调中央，已被架空。然而，宋高宗及其麾下的一批文官并未心满意足，以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现在要做了:屠刀首先砍向最慢怠文官、坚决抗金、不惜以非常手段坚决反对“绍兴和议”的韩世忠，因岳飞抵制未果，于是刀锋转向岳飞。
　　集中兵权、统一指挥有利于协同作战，本身不谬，确有必要，也不一定就必然导致岳飞被害。但集中兵权后，不是用于抗金雪耻，而是为了制服压抑主战派武将，以便屈辱求和、谋私卖国，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为此而诬杀尽忠许国、战功卓著的抗金名将，就更是错上加错、千古罪人了。极为不幸的是，历史展现给人们的并不是第一种结果，而是第二种结果，又横空加上第三种结果。那些良莠忠奸不分、轻重深浅不别、精于谋私而拙于谋公的文官们，难逃造势之责。
　　在岳飞被害问题上，如果说张、岳楚州之行前部分文官不过具有客观造势之罪责，那么后来就直接参与陷害岳飞阴谋之中了。
　　楚州归来后，岳飞上奏提出辞职，高宗不允。八月份，台谏官万俟、何铸、罗汝楫，秉承赵构和秦桧旨意，与张俊密切配合，连上六章弹劾岳飞。他们给岳飞罗列了五大罪过:1.淮西之役，“稽违诏旨，不以时发”。2.在楚州“公对将佐谓山阳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3.“自登枢筦，郁郁不乐，日谋引去。尝对人言:此官职，数年前执政除某而某不愿为者。妄自尊大，略无忌惮。”4.“不避嫌疑，而妄贪非常之功”(即建议立皇储)。5.“不量彼己，而几败国之大事”(反对与金媾和)①。
　　上述弹劾，直索飞命，万不可等闲视之。其一，绍兴三年，宋高宗曾赐给岳飞一面锦旗，上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君臣遐迩，举国上下，都把岳飞视为忠臣。至此弹劾奏章中，他们改变看法，宣称岳飞已经“大亏忠节”，“忠衰于君”[1](《稡编》卷23《山阳辨》)。既然已不忠于宋高宗赵构，理应清除。据李心传《要录》记载说:“先是，飞数言和议非计，桧大恶之。飞自楚归，乃令论其罪，始有杀飞意矣。”[2](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癸丑)对于宋高宗本人来说，岳飞不追随自己向金求和，确非忠臣。这是岳飞不忠的真相(其他都是借口或诬词)，也是岳飞被害的根本原因。其二，万俟卨等人审理岳飞指使张宪谋反一案证据不足、难以收场时，便转而摘取上述弹劾内容罗织罪名。
　　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的舆论准备工作，已由这几位文官基本完成。其下是选择一个最能耸人听闻的“谋反”借口。九月八日，王俊状告张宪受岳飞指使“谋反”。十月中间，岳飞被捕。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害。
　　从入狱之日起，确如一狱卒所言，岳飞已成“逆臣”[5](炎兴下帙卷107)，几无生还的希望。但从审理官何铸、薛仁辅、何彦猷、李若朴企图保全岳飞性命之举来看，岳飞尚有一丝生还希望。但万俟等却在赵构、秦桧唆使下，锤拷强求，恶毒罗织，定成死罪。如果审理官都像何铸等人良心未泯、仗义拯救，而不像秦桧、万俟等助纣为虐，宋高宗一人又岂能将岳飞判成死罪?
　　(三)凶手们的动机
　　诬陷、杀害岳飞的元凶和众多帮凶，其目的和动机有所不同。
　　宋高宗赵构要杀岳飞，主要是因为岳飞一贯主战拒和，坚决要求抗金，矢志收复失地，成为赵构对金求和、达成“绍兴和议”的最大障碍。宋高宗只在金朝大兵压境、皇位和性命受到威胁时才肯主战。一有可能，他就求和，不管军事实力强弱都要卑躬屈膝地求和。为了求和，他可以不要亲兄长，可以不要祖宗国土臣民，可以奴颜婢膝，又怎会爱惜岳飞的生命！支持他求和就是忠臣，妨碍他求和就是逆臣;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赵构求和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休养生息、雪耻复国，而是为了他自己能够长期偏安江南、寻欢作乐、活得舒逸。
　　宋高宗赵构是最大的一个极端自私自利者。文官武将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帮凶们，也是一批极端的自私自利者。
　　岳飞有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②他是看到许多文官太爱钱财、许多武将太惜己命才有感而发的。久经沙场的岳飞，多次亲眼目睹你死我活大搏杀时的人性大暴露，对此深有体会。他曾说过:“战阵既交，手执得枪住，口有唾得咽，则已是勇也。”[1](《续编》卷27《百氏昭忠录》卷11)一般文官和普通百姓惧战怯死，尚有可谅之处。而在国家危难之秋，人人应该舍身勇战、杀敌保国，职业军人贪生怕死则是不可容忍的。靖康以来，冒死突战的将士固然不乏其人、可歌可泣，而贪生怕死、惧敌怯战甚至望风奔溃的将士也不少见。像手握重兵的名将刘光世、张俊等人均有一些怯阵而退的劣迹。甚至岳家军中地位仅次于岳飞的二号大将王贵，也有临阵怯敌记录。“绍兴和议”之前，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在武将群体中，韩世忠和岳飞坚决主战，反对求和，二人也恰为宋将中最能身先士卒、不怕牺牲、骁勇敢战之一代名将。死后被追封“循王”的张俊和死后被追封“和王”的杨存中，原本也是转战南北的一代猛将，后来地位崇高、斗志衰退、贪图富贵，支持赵构和秦桧屈辱求和。
　　张俊竭力诬害岳飞，除怯金避战外，还有诸多私怨私心。岳珂指出:“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赵鼎命之，怯敌不行，迨先臣一战而捷，俊则耻之，一也。视韩世忠军，俊迎桧意，欲分其背嵬，先臣执义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兴版筑，先臣又曰:‘吾曹当戮力图克复，岂可为退保计耶！’俊则怒之，二也。强虏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谈笑取之，主上眷宠加厚，逾于诸将。先臣于俊为后辈，不十数年，爵位相埒，俊则嫉之，三也。”[1](《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还有第四，张俊极欲排挤掉韩世忠、岳飞，独揽军权。
　　王俊出面告发张宪，牵连岳飞;王贵协助;傅选等人“附会”。他们有的是为了避祸保身，有的是为了邀功求赏。这都是有案可查、证据确凿的。其他很多中立不偏或缄默不争的将士，说到底也是为了明哲保身。
　　①此据《要录》卷141和《金佗稡编》卷21~23;并参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346页。
　　②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此据《宋史》卷365《岳飞传》。
　　爱财贪钱，也是人之本性，古今中外真正能够视钱财如粪土者能有几许?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但君子需财，取之有道。不义不仁之钱，正人志士坚拒不拿。在宋代，不仅文官十分爱财，武将也非常爱财。南宋前期的几位名将，如刘光世、张俊、杨存中等人，贪图钱财都是路人皆知的。像岳飞那样清廉奉公之将，实在少见。
　　文官爱钱贪财者，更为多见。卖国奸臣秦桧，其贪图钱财之不择手段，固权邀宠之厚颜无耻，举世难觅。
　　万俟卨之所以在陷害岳飞活动中不遗余力、穷凶极恶，一方面是投赵构、秦桧之所好，邀功取宠、汲求富贵，另一方面是忌恨岳飞、公报私仇。据《宋史》本传记载:
　　岳飞宣抚荆湖，遇卨不以礼，卨憾之。卨入觐，调湖南转运判官，陛辞，希秦桧意，谮飞于朝。留为监察御史，擢右正言。时桧谋收诸将兵权，卨力助之，言诸大将起行伍，知利不知义，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职，子女玉帛，已极其欲。盍示以逗遛之罚、败亡之诛、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惧。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卨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卨代治，遂诬飞与其子云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6](卷474《奸臣传万俟卨传》)。
　　秦桧、张俊、万俟卨之流，谋取一己之私利、贪求一时之富贵而陷害岳飞，却落得一个千古长跪、遗臭万年之可耻下场。
　　贪生怕死、追求富贵、自私自利，一般人均所难免。凡克己奉公，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者，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者，是历史英雄;反之则为历史罪人。这种分野平时不易彰明，每到二者尖锐对立、非此即彼的关键时刻则显露无遗，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得起考验的。像赵构、秦桧、张俊、万俟卨这类卑劣无耻之辈，固不待言。即使岳飞部下的将士，也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
　　范澄之上书高宗时即曾指出:“今陛下捕系岳飞，是飞有以取之也，是飞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也。……大抵治军者不能举军皆爱，治狱者不能举世皆平。何哉?宽仁者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风者不能无罗织之讯。故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于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锻炼以成狱。岳飞之治兵，严肃而尚威，此疑其得罪于偏裨者也;张宪之文连主帅，此疑其锻炼以成狱者也。”从而使岳飞“居疑似之嫌”。“况武夫悍卒，不知礼法，多不能自避于瓜李之言……(岳飞)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荆、襄数千里之远，而又无权以制之。彼偏裨者，又岂能奉承其命如平昔者也?……或恐一旦闻有所谓分析离散之事，而惊骇乱常，亦其理也。”[1](《续编》卷30《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在范澄之看来，岳飞治军太严，得罪了某些部将，导致王俊、王贵、傅选等人的诬告。张宪之事株连岳飞，是锻炼成狱。岳飞言语不慎，恐所难免。岳飞兵权被收，千里之外的将士们难免惊疑烦言(他认为对将士们加以抚谕即可平息，对岳飞的责难应由皇帝出面予以澄清，决不可妄开杀戒)。
　　范澄之与岳飞素昧平生，上书目的是为了拯救岳飞，其言论虽失之片面与肤浅，但颇能代表当时一批人的看法:岳飞、张宪一案，并非空穴来风，是岳飞及其将士言语不慎，特别是个别将领，发泄私愤，出面诬告，使岳飞“自处于幽暗隐蔽之间”、“居疑似之嫌”。
　　为了国家利益，主帅治军必须严明，但并非每个部下都能理解，有些部下会暗怀不满。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狭隘的不满情绪，关键时刻、生死关头，岳飞麾下一些将士也经受不住考验，或诬告，或协从，或落井下石，或中立不救。岳飞的悲剧，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开展中华岳氏文化交流，弘扬岳飞爱国主义精神！选抄自《岳飞文化》

转帖吋标明文章出处的做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