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永逸：都市中国的乡愁与乡音

岳永逸：都市中国的乡愁与乡音

2015年02月28日 10:16

来源：兰州晨报 作者：岳永逸 张海龙

　　《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民俗、曲艺与心性》岳永逸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版

       这个春节，一篇《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及微博等社交媒体疯传，引发了一番热烈讨论。文章作者认为，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那么，现代的都市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相比这篇粗线条、感性的网文，有一本更为厚重的民俗学研究的书给出了答案：“以抽水马桶、单元房为基本表征的都市生活方式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实践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向往并不遗余力背井离乡追逐的生活方式。”这本书是青年学者岳永逸的《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民俗、曲艺与心性》。
      在本书中，岳永逸立足在多年田野调查的基础，力图展示快速都市化的中国城乡共生体之间复杂而交错的情绪与心性。基于此，本书分为了四个部分：首编“城墙内外”一组展示的是相声、二人转等民间艺术的当下生态；次编“都市断章”则是对都市新旧参差的民俗现实和都市民众心性的关注与思考；三编“房舍小品”重在通过当下在乡村盛行的言语和信仰，展示乡村之于都市可能的更多意义；末编“现代民俗学之痒”则是对已有的乡土文化认知论及方法论的回观，倡导对频频回首的“守旧”的民俗学的扬弃。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以自我为圆心推己及人，像水面的波纹一样划开，逾远逾薄。由此，他将乡土中国视为一个“熟人社会”。近年来，随着都市文明的崛起，传统的熟人社会面临“原子化”的解构，与此同时，呵护乡愁的呼声不绝于耳。
      岳永逸认为，在“记得住乡愁”后面还应该郑重其事地加上一句：“听得见乡音”。因为乡音承载着在乡野中如风般传衍的故事、传说、歌谣，令人开怀大笑或会心一笑的段子，家长里短的粗言俚语；承载着在节庆、庙会、红白喜事等场合演唱的野台子戏、曲艺；承载着浓浓的乡情，邻里、村社之间的纷争、理解、关爱与依依不舍。同时，作者在本书前言中预言并期许，“或者会有那么一天，相比‘村落城镇化’，人们会更喜欢‘城镇村落化’，也有更多的人愿意自得其乐而又胸怀世界地生活在乡下，生活在村里。”关于这一点，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似乎就是明证。
      岳永逸：今天都市乡愁的散失、缺乏远远胜于乡村
      晨报：当下，我们一谈起民俗，就认为是老旧的、乡土的、边缘的。在这本书中，你提到的一个概念是“都市民俗学”，能否在此作一简要阐述？
     岳永逸：虽然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是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产物，但受传统的雅俗文化二元对立思维和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社会公众意义上的民俗通常都是与传统、过去、乡土和边缘相连。甚至不少时候，民俗还心照不宣地是落后、守旧，以及愚昧的等义词。因此，自从中国现代民俗学诞生以来，学界长期关注的都是与都市相异的乡土的日常生活，并试图在认知民众情感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开启民智，改造民众，移风易俗，从而强国强种。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此前的中国民俗学称为“乡土民俗学”。乡土民俗学有着浓厚的乡愁，要么表现为对乡土的改造，要么是频频回首的浪漫的怀旧。
      因此，书中的“都市民俗学”正好是一个与“乡土民俗学”相对的概念。鉴于当代中国城乡区隔的坍塌、乡野大踏步都市城镇化的现状，尤其是无孔不入的现代科技、传媒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民俗显然新旧杂糅。在这种总体情景下，如果还是仅仅固守“乡土”，还愁肠百结地寻求过去的、本真的民俗，那就有着盲人摸象的滑稽感。因此，我所言的都市民俗学是倡导学界、公众直面正在发生巨变的社会现实，关注眼前的、身边的民俗。我所言的都市民俗学不但包括都市，同样包括当代中国的乡村，是当代中国的每个角落的“都市性”，或者说都市化特征，还有反向的都市的“乡土性”。
      晨报：你曾提到，民俗学是一门“不合时宜的学问”，何以有此一说？
      岳永逸：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以芸芸众生—小我—日常生活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科，民俗学是要求研究者有着基本的人文关怀，并敢于、勇于为民众发声，从而服务于民的学问。因此，它不仅仅是记述性的，更是批判性的。五四时期，发端之初的中国民俗学就显得不合时宜。那个年代的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是直奔改造愚、弱、穷、私的民众这个主题的。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演化，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不以为然的庙会、赛社、手工艺等民俗有了民间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位。虽然近十多年来不少民俗学家投身了论证这一新定位合理性、伟大性的洪流，但同样有不少的民俗学者在反思、在批判似乎是弘扬民族文化潮流背后的理性基础、先天不足。于是，除了对本真性、原生态的频频质疑，甚至不乏“保护即破坏”的命题。显然，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
     晨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总有“记得住乡愁”的呼吁，“乡愁”是否只存在于乡土？
     岳永逸：与慎终追远、崇德报功两位一体的光宗耀祖、叶落归根价值追寻、身体认同使得乡愁确实与乡土—故乡密不可分。但是，乡愁绝不仅仅只存在于乡土。广义上的乡愁与恋旧是孪生姊妹，它指向的是所有已经失去了的景象与心性。媒体对当代都市鸟蛋、鸟巢、麻花、马靴、大裤衩等异型建筑的嘲讽，及至官方的叫停，都是同一“乡愁”的不同表现形式。如果都市文明高于乡村文明这个价值论命题成立，那么今天都市乡愁的散失、缺乏远远胜于乡村。因此，都市生活的子民才不得不将其双脚迈向所谓原生态的乡野或异域。
      晨报：这个春节，诸如“新娘能不能在娘家过年”的话题照样在讨论，你如何看待类似旧俗？
      岳永逸：当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已经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时，当家庭模式已经从人数众多的复合大家庭向人数少的核心家庭整体转型时，新娘能不能在娘家过年显然是个伪问题。在传统社会，婚姻的要义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对女性的禁忌。在那个认知体系下，新娘在哪儿过年是约定俗成的，并不是一个需要讨论思考的问题，新娘也会遵从惯例。我始终不明白这个春节就此话题的讨论想说明什么呢？征战的双方骨子都是守旧的，都如同天脚的成年女性非要穿上三寸金莲。
      晨报：这些年，传统节日面临着不小的冲击。在本书《不是个味儿的年味儿》篇目中，你提到“大春节观”的树立。请谈谈其要义。
      岳永逸：正如书中所言，越是强大的共同体越是开放、包容与透明的。千百年来，多数国人共享的春节始终是在发展演化的，也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树立大春节观的意义就在于，希望全社会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自觉地吸纳不同文化的长处，在丰富发展自身的同时也给“异”文化展演的平台。本报记者 张海龙




岳永逸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市“百人工程”中青年理论人才培养计划成员，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如乡土宗教、民间文艺、都市文化等。已经出版《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等专著5本。曾荣获第四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九、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艺术著作奖，第五届北京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奖，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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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永逸，1972年生，四川剑阁人，农民出身，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调查研究、著有《飘逝的罗衣》，写有论文《脱离与融入：近代都市社会街头艺人身份的建构与获得》、《村落生活中的庙会传说》、《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乡村庙会的多重叙事》、《传统的动力学：娃娃亲的现代化生存》数篇。已经出版专著《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参与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宣武区卷》等。

越是强大的共同体越是开放、包容与透明的。千百年来，多数国人共享的春节始终是在发展演化的，也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树立大春节观的意义就在于，希望全社会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自觉地吸纳不同文化的长处，在丰富发展自身的同时也给“异”文化展演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