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岳飞抗旨继续北进
宋高宗在绍兴十年七月十日左右，即收到岳飞收复西京的捷报前后，下诏书班师(因古代交通条件限制，此时岳飞郾城捷奏还在路途中，尚未送至南宋朝廷)。
七月十八日，岳飞才收到这份班师诏，而在同一天，张宪战于临颖并再次取得大捷，金兵败逃，张宪率部“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岳飞于当天发出一份奏章，“言辞激切”地反对班师。最能说明岳飞态度的是，他的大军继续向北挺进。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金国将领仆散浑坦在鄢陵一带与岳家军的运粮队遭遇。事实上，鄢陵在临颖之北，也在颍昌府的东北方，而这一地带已经被《金史》确认成岳飞军的背后。对于轻骑兵来说，40公里也许说不上是“深入”，而朱仙镇就在鄢陵以北约40公里，则岳飞大军已经抵达朱仙镇一带，绝非虚言。
(2). 河北、河东、京东路的义军
经营敌后抗金武装是岳飞北上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绍兴七年后尤其如此。金国受限于自己的野蛮落后，不仅无法有效经营所夺取的北宋领土，而且还强行推行奴隶制等落后制度，造成治所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地百姓不得不起兵反抗，投入到光复国土这样正义的事业中来。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绍兴十年，为了和岳飞军作战，兀术从各地抽调人马，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赛里就被招至前线，各路镇守的兵力更加薄弱。
这时候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形成燎原之势。
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
在河东路，忠义军收复了十一州军;
在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收复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
在东京衰落后，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兵丧失属地的控制权，已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和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院不仅起火，且火势熊熊。
而“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义军英勇奋战，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
(3).金兀术和黄龙府
虽然南宋有秦桧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一向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闻名。但是要印证岳飞军在绍兴十年北伐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岳飞撤军这一关键时刻的表现。
金兀术(即完颜宗弼)率增援军队赶赴顺昌，“自东京往复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到顺昌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是五百多宋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五天左右。
岳飞自朱仙镇后撤，曾“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当地百姓向南撤退。而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被敌军骑兵追上，显然是死路一条。
在岳飞撤退之时，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做什么呢?
须知当时宋金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后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岳飞军，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而老于军旅的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样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了，赶不上杀个回马枪。
根据《金史》卷77《宗弼传》的记载可知，在绍兴十年，和岳飞、韩世忠大军对峙之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须知早在岳飞北伐之前的五月中旬，兀术就已亲自带领人马占领汴京，——在战事尾声，再遣将去占领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占了的地方，《金史》如此记载，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兀术全军撤出开封一事。
而如果是从开封北逃，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了兀术的大败。
郾城和颖昌两战之后，岳家军和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之间的强弱显然已判。
宋使洪皓被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他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假如“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国内忧外困：高层经历了2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连续失去昔日的盟友，还先后和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在辽国的残暴统治和掠夺，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政策：除了蛮力，再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金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金国女真贵族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称其为“岳爷爷”。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在密信中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岳飞身后20年，南宋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薛季宣曾提到：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薛季宣幼孤，被伯父抚养成人。他的伯父薛弼，曾是岳飞的重要幕僚。岳飞之孙岳珂曾经指责薛弼奴事秦桧，并向秦桧暗报岳飞行止，“动息以报”。岳飞的幕僚们后来非死即被贬至荒远，薛弼却是唯一的幸免者，且被秦桧所提拔，官职屡升，宋史也说，“世以此少之”。薛季宣显然有所听闻：金人自己说，如果岳飞不死，大金就灭亡了。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4).宋高宗赵构态度的变化
事实上，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能反映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的影响。这就是宋高宗赵构态度的转变。
在收到郾城大捷的奏章之前，赵构表现得十分焦虑。并不断地以相对隐晦的方式要求岳飞不得北进。如“蔡颖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分兵将屯守防捍”，“事毕”即回朝。
然而，在收到郾城捷奏之后，赵构原本保守的态度却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前，张俊正是按赵构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再有，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而在收到颖昌大捷的捷奏后，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甜言蜜语道：“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行动;最令人惊奇的是，赵构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未撤军的刘錡，郾城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这就是说，赵构下决心把所以能动用的兵力，除了四川的部队，全部都投入到北伐之中。
南宋的国策至此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持屈膝求和的昏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和金国妥协求和，哪怕磕一百个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之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从他对前面提到的岳飞捷奏的态度可以说明当时他并没有在猜忌岳飞，但是奸相秦桧会及时提醒他的。
几天后，南宋朝廷收到了岳飞反对班师的奏章，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自食其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还远在战线的百里千里之外，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实际上，赵构又已经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他抛在了爪哇国，此时赵构一门心思的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的祖宗家法了。
等岳飞的班师奏章送至南宋朝廷以后，赵构更是了无一丝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的算计着怎样全军回退，怎样让岳飞照应其他宋军。
绍兴七年时，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的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把全国大部分的兵力交给岳飞，然后又在短短三天内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不会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宋高宗赵构的行为，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却能根据宋高宗赵构在和战问题上的动摇，来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懦弱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5).岳飞为什么要班师?
这要从岳飞违诏出师说起。自绍兴八年底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向金国称臣求和，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主战派兀术撕毁。赵构和秦桧两人已颜面丧尽，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他们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赵构手忙脚乱，发了好些诏书。在鄂州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他挥师北上。
闰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和金兵交手，朝廷派来的官员李若虚却辗转追上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金国、曲膝称臣，除了再次遭到侵略以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南宋全国的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人金国女真人也在北宋故地上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然遭受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兵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小朝廷是否能自保还是个问题……
岳飞拒绝了这一倒行逆施的“上意”。北方那广袤的国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不是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产，不是这个独夫民贼要放弃就可以放弃的。所以，岳飞出兵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如果他再拒绝班师，岂不是藐视朝廷的权威、甚至是准备公然和朝廷决裂?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家军的后勤供给应该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赵构在秦桧等奸佞的教唆挑拨下，很可能会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赵家皇帝一贯猜忌武将，而且在这一点上赵构长期被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兀术虽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是最终将是金国女真人。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无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从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岳飞北伐显然是有胜机的。这也是他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向北推进的原因。但是在接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后，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
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绍兴十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
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为了解除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而奸相秦桧则“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会是一方跪拜而得。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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