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敏君漫画一幅

      
        岳敏君宗亲的一幅漫画很搞笑，你能解读出其含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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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是闭眼的 表情基本是那种无忧无虑很萌的  呵呵 看不出内涵 是不是向往婴儿般的生活 无忧无虑  希望摆脱生活压力的枷锁 回归婴儿般的自我   呵呵 个人理解  还望宗亲给于正解

       岳敏君的画，有很强的漫画色彩， 一种杂文式的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史》作者吕澎说，岳敏君艺术作品的显著风格标志是张大嘴笑的重复，他说人在笑的时候最空洞最无情。所以，他重复的画笑，也是想表现丧失信仰，没有任何价值支撑的这一代人其精神世界的无聊空虚。

        岳敏君:玩世的偶像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09日09:56  南方人物周刊

岳敏君的玩世现实主义系列是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的一道绚烂景观 图/曾年

　　他是以幽默和漫画手法，把有意义的东西变成有意思的东西——黄专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他们的笑如此歇斯底里，似乎已经要哭了出来。

　　虽然容貌酷肖他的画中人，但他本人的表情相去甚远，他很少笑，眼皮向下，脸上最经常的神态是司空见惯、无所用心。以至于他对你说话时，你渐渐起了狐疑，觉得他嘴皮蠕动的同时其实脑子正在走神。

　　“人在笑的时候是不思想的，从某种意义讲，我画的是幸福的、被人驱使的人们。”

　　面对相机镜头，岳敏君拒绝摆出跟画中人一样的大笑，“我笑不出来。”他以前没有这样坚决，所以他按摄影师意图摆拍出的大笑照片，在各种媒体上并不少见。每次他有了一个“傻笑人”系列画作的新构思，就会把他的弟弟叫到工作室，大笑着摆好姿势请弟弟帮忙拍照，再照着照片进行创作。

　　栗宪庭说，岳敏君是“肤浅偶像的制作者”，他的标志性偶像傻笑人，永远咧着大嘴，仿佛患上了欣快症，他们把身体扭成各种“拧巴”的姿势，或穿上大人物的服饰，仿佛在和全世界开玩笑。中国当代艺术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美国媒体报道岳敏君等中国艺术家赴美的画展，封面就是几个傻笑人爬上了自由女神像，标题：他们来了！

　　肤浅的偶像

　　岳敏君在宋庄的工作室占地足足七亩，院子里池塘就挖了两方，荷花鲤鱼，岸边站着傻笑人的塑像。为了满足画家的业余爱好，后院还像模像样地设了个篮球场，结果很奢侈，一个月也不一定打上那么一次。画室倒朴实，原砖原色，不事装饰，砖红色的阔朗空间，内墙灰色的调子，白细布窗帘戴天履地。会客间的墙上，是王广义的政治波普。

　　正在画的画：一幅巨大的黄瓦红墙，紫禁城盘错蜿蜒，退远了一看，这些迷宫样的城墙组成一些难以辨认的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正是天安门城楼上张挂的标语。“汉字”和“迷宫”是继“傻笑人”以后岳敏君新近着力的概念。

　　他有点意外，继而沮丧，“啊？你都看出来了？！我以为这些字隐藏得很难认的。”这可不行，他得在画上继续增加一些小的细节，增加干扰，让寓意变得不那么开门见山。

　　栗宪庭这样评价岳敏君和方力均的不同，“方的作品有一种内在的对抗心理，和内在紧张的力量。一个大光头，或者一排大光头的形象，视觉的冲击力有一种示威的感觉。而岳敏君的傻笑符号是一种没心没肺的松散、慵懒、百无聊赖。”这大概也是岳敏君和方力均之间精神气质的差异。

　　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黄专说：“岳敏君的作品表现了调侃、玩世和自嘲，以其图像的幽默感非常直接地表现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的精神类型。他是以幽默和漫画手法把有意义的东西变成有意思的东西，(他的作品常常)中止或消除作品意义，这点有点接近政治波普，但应该与政治波普无关。”

　　这些同样具有卡通观感的人物，统统在大笑狂喜，集体疯狂和精神游离，传达着岳氏的荒诞和嘲讽。“大笑当然是一种陷阱。”他说，“我想把负面的情绪都隐藏在笑的背后。”

　　“最开始我想到的是，偶像，跟雷锋、梦露一样，主要是社会的需要，可能和他自己没关系。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好像造不出什么偶像来了，商业的偶像，那边刚刚出现，这边就倒了，歌星刚红了又不行了，政治上的人物也是这样。”岳敏君说。也正因为如此，老栗定义岳敏君的“傻笑人”就是在制造“肤浅的偶像”。

　　他有一幅画，整个画面都是灰色而多孔的假山石，每个石孔里露出的都是一张美女偶像脸，画风从简的岳敏君当然不会自己去描画这些为人们熟知的脸庞，他直接把它们从时尚杂志上剪下来，贴在画里，完成他的偶像嘲讽。

　　枪声过后，一切都没了

　　岳敏君出生于黑龙江省的石油之都大庆，当下活跃在中国画坛的画家大多与岳敏君同辈，这一代人共同的特点是在“ 文革”期间爱上了艺术。当时大庆各个学校都停了课，岳敏君就总在空闲时间描摹当时的工农兵海报和英雄人物画像。

　　1980年高中毕业后，父母怕他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就把他送到天津的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去当了一名电工，面对大海一干就是三年。这是一段比较特殊的、与世隔绝的经历，他渐渐厌倦了工作，想成为一名专业的画家。1985年，他进入了河北师范大学油画系。

　　当时的美术新潮运动正是暗流涌动，1989年2月，岳敏君听说中国美术馆将做一次前卫艺术展，所有北京最好的艺术家都会齐集一堂，于是他来到首都。“我从河北坐火车到北京，但我到的时候，什么都没了。已经停展了。”在艺术家肖鲁用手枪向她的个人装置作品开火后，整个展览被强行关闭，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前卫艺术遭到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最激烈的阻力和批判。这是另一件让岳敏君记住的事情，而中国的前卫艺术发展史也抹不掉这一枪。

　　艺术的发家史

　　1990年代初期，岳敏君搬到北京圆明园画家村。此前他曾在河北省的华北石油学院教艺术，有时还得回家借钱。

　　“我没法把我的记忆和体验抹除，感到非常空虚和迷茫。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圆明园村的艺术家群落，就立刻辞职搬到了那里。我父母劝我回学校教书，可我爱画画，完全没兴趣再去教书。我也没什么可教的，就让我终生都画画吧，不管我以后会有多穷困潦倒。”

　　他没有穷困潦倒多久，艺术与资本握手言欢的格局已经春风初透。1992年，香港汉雅轩老板张颂仁以1500美元买下了岳敏君的一幅画，这是他卖出的第一件作品，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

　　一星期后，又有美国投资银行家来到画家村。银行家到的时候正是夜里，荒僻的画家村还停了电，这位银行家只能借着烛光来看他的作品，最终敲定了一幅。

　　岳敏君当时正准备拿这幅画参展而不想卖，就故意把价格提高到5000美元，他以为这个天价可以既不拒绝别人，又把买家吓退，没想到，美国银行家立刻就说“行”。这个“超值”的买卖让岳敏君微微感到忐忑，那时候根本没有艺术市场的概念，画廊也寥寥无几。他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他的画作价格已经涨到了以千万为单位。在今天的拍卖场中，岳敏君的油画已经能与任何中国顶级当代艺术作品比肩。

　　一组令人瞠目的飞速递升数字可以让我们见识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与疯狂：

　　2007年，纽约苏富比春拍，岳敏君的一幅《金鱼》以折合人民币约1100万元的价格成交，一举打破了其作品拍卖的最高记录。也正是这个价格，让岳敏君跻身“千万元画家”之列。然而，这个记录并没有保持多久，仅半年之后，他的一幅大型油画作品《希阿岛的屠杀》就在香港苏富比以3137万元成交，这个价格比拍卖前的估价高出近4倍，不仅刷新了其个人作品拍卖最高记录，同时也一举成为当时最贵的中国当代艺术品。5天后，他的一幅《处决》在伦敦苏富比拍出了29 3.25万英镑，约合3812.25万元人民币，再次改写了其个人作品拍卖记录，并刷新了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世界纪录。

　　最受市场热捧的，是岳敏君的“名作系列”(又称“场景系列”)。这是一组减法题，他把《自由领导人民》、《草地上的午餐》、《开国大典》等等一系列经典的油画名作，减掉其中的人物，只剩下那些可以辨识的、空荡荡的场景供君“睹物思人”——他笔下的《毛主席去安源》，湘水尤在，但夹着油伞的毛主席不见了。

        岳敏君，一切不能回忆的悲都在这笑里/ 报童
[color=#666666 !important]2012-12-14 13:01

NAZANIN LANKARANI

巴黎——五年前一度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头号人物的岳敏君，如今又遇到一件值得大笑的事情。

目前在北京生活的岳敏君最出名的作品是以自己的笑脸为题的大幅油画，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重要人物，他用这种极为怪异的美学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他曾在欧美及亚洲许多国家举办过个展，2007年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他的《处决》以约53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成为当时最贵的中国当代艺术品，这个纪录现已被打破。

然而，在岳敏君的显赫成就中，独缺欧洲艺术机构的贡献，近日卡地亚基金会在巴黎举办的“笑的影子”(L’Ombre du fou rire)回顾展，算是填补了这种缺失。

在这次展览的预展上，岳敏君通过一位中文译员对我说：“我对这个展览感到高兴，我在中国还没办过回顾展。”

卡地亚基金会此次从艺术家的工作室、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以及大型收藏中挑选了将近40幅画作，其中部分作品从未公开展出过。展览将持续至明年三月。

“这种题材的展览，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意味着要跟一个大型机构合作，” 岳敏君说。

岳敏君在中国是名人，国际上也堪称明星艺术家。例如在北京的街边摊上都能看到他作品的复制品和仿作，他的独特审美为大众所熟知。

“你在街上看到的，是我的作品的另一个化身，”他说，“拷贝在中国很正常，所以对此我是无所谓的。”

卡地亚基金会馆长艾尔维·尚戴斯(Hervé Chandès)希望这次展览能把艺术家的水准体现出来，岳敏君的作品在艺博会上总是很抢手，但欧洲公众对他并不了解，还经常被放进一些群展，跟“品质不在一个档次”的人一同展出。

“我们想要探究和展示的是岳敏君的重复性画作中的密度，是密度让他的意象如此有力，”尚戴斯说。

为了甄选展出作品，尚戴斯多次前往北京。“许多借作品给我们的藏家不希望自己的身份被公开，租借是通过中介进行的，”他说。

这种谨小慎微在中国是很普遍的，这里的艺术家要接受各种形式的政府审查。近期被广泛报道的案例有艾未未被控涉嫌从逃税到重婚、传播淫秽内容等各种罪名，还有2008年张洹在上海美术馆的展览被当地政府取消，且没有解释原因。

自1990年代初开始一直保持高产的岳先生现年50岁，他说他这一代艺术家在1989年广场事件后“有一种深深的迷失和幻灭感，”在那场事件中，民众的抗议最终演变为一场对抗议者的屠杀。

展览图册上刊出了一篇艺术家岳敏君与朋友沈钟（音译）在七月的对话。他说：“我感觉是通过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接到了地气。很多设想和想法，通过这么一个时间段，发现以前的所有东西都是不靠谱的。”

对那些在1989年之后继续待在中国的艺术家来说，玩世现实主义成了他们在后六四中国社会中表达自我的一种可能途径，岳敏君就是这场运动的一份子。

“那些留下来的，开始实验一种新肖像，在和他们的社会对峙、估量自身地位的时候，他们处处表现出自己已经不再抱有幻想，”卡地亚基金会策展人格拉齐亚·夸隆尼(Grazia Quaroni)说，然而，30年后，岳敏君的作品透露出的是一种忧郁的感觉，不再玩世了。”

1990年代初，正在寻找风格定位的岳敏君画了《画家和他的朋友》，一幅遵循了传统肖像技法和写实性的作品。

渐渐地，描绘个体的肖像变成了对自我的漫画式临摹，岳敏君开始将大笑着的自己作为唯一的画中人，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无限叠加，从创作上让自己与世隔绝。

“在一开始，我想要创造一种形象，某种从来没人做过的东西，”岳敏君说，“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画像，更像是一个电影明星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他的笑脸成为一种隐蔽的政治批评手段——在这个社会里，民众的外在表现是国家大事，人被迫要戴上面具表示对一切都很满意。

“岳敏君的作品讲的是拘禁，是受困，”尚戴斯先生说。

岳敏君的符号性人物是模棱两可的，把本就不多的政治寓意掩盖了起来。这让他能在中国避开大多数麻烦，同时也没有妨碍他的作品获得国际性关注。

2008年中国艺术市场大热，纽约佩斯画廊在方兴未艾的798艺术区建了一座大型画廊，岳先生成为其名下的签约艺术家。

去年佩斯北京举办了一场岳敏君个展，题为《路》，收入了一系列受基督教肖像画启发的近作。其中可以看到对“圣母领报”和“耶稣复活”两个圣经故事的重新诠释，它们要么完全没有人物，要么就是将艺术家的标志性笑脸重复叠放。

岳敏君的号召力没有下滑。“在过去几年里，市场在降温，投机的人少了，”佩斯北京总裁冷林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既便如此，价格还是在往上涨。

“我们看到目前艺术市场正在转变，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显著增多，”巴黎苏富比中国艺术专家伊索·德维耶·卡斯特尔(Isaure de Viel Castel)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为自己祖先传下的东西正名，这是当下的一个潮流。”

而在岳敏君这里，西方艺术的经典早已经为他所用，他对中西方文化中的压抑感受做出了对比。

在“无人的风景”系列中，岳敏君重画了一些中国共产主义风格的名画和西方艺术经典，但显然画中人都不见了。

他仿的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名画《马拉之死》(Mort de Marat)是一个凶杀案现场，但浴缸里却看不到马拉。他的《处决》是受到马奈《枪决马西米连诺皇帝》(The Execution of Emperor Maximilian)的启发，也有可能跟戈雅《一八〇八年五月三日》(Tres de Mayo)有关，岳敏君画的是一排穿着内裤的人大笑着站在行刑队面前。

正如在卡地亚基金会展览图册上刊出的诗人欧阳江河写给岳敏君的一句诗：“一切不能回忆的悲都在这笑里。”

我感觉这幅画的寓意是在刻画一句成语“盲目乐观”！其他我就不敢解释了！

       岳敏君作品的艺术风格      以前看过几张岳敏君的画，都是张嘴大笑的群体，印象很深。那些画面是什么含义不太清楚。这次参观上海双年展，再次欣赏他的雕塑作品，觉得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岳敏君。网上查阅了他的一些画，看了几篇评介。我的感觉是，岳敏君的画个性突出，一看画面就知道是岳敏君，不是别人。不像其他很多画，不标明作者，就无法断定是谁的画。 岳敏君的画，有很强的漫画色彩， 一种杂文式的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史》作者吕澎说，岳敏君艺术作品的显着风格标志是张大嘴笑的重复，他说人在笑的时候最空洞最无情。所以，他重复的画笑，也是想表现丧失信仰，没有任何价值支撑的这一代人其精神世界的无聊空虚。《时代周刊》评价岳敏君是：“ 描绘出中国的人。”应当指出，岳敏君描绘的是中国的某些部分，不是全部。 如果说柏杨写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岳敏君的作品是图画版的《丑陋的中国人》。     

           岳敏君和他的作品--画和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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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敏君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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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生于60年代初的岳敏君，开始创作生涯的时候，恰逢中国当代艺术的大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地展开。这位极富才华的年轻艺术家，便成为这股大潮中一个重要的成员。岳敏君是当代中国油画界玩世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国内、国际上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大笑的人是岳敏君作品的标志，这些人物以其滑稽的盲目和痴愚迫使人们沉思。有人问岳敏君为什么反复画大笑的人，他回答说：人在笑的时候是最空洞最无情的，作为丧失了旧的信仰、又找不到新的方向的一代人，主导我们的其实是一种空虚和无聊。

　　　 岳敏君在近10年来的创作中以其鲜明的形象和风格特征在中国当代艺术界里占有独特的位置。这一位置不仅是一个“自我形象”放大的位置；同时也清晰地显示出某种市场化的商标性的特征。在岳敏君的艺术中，“自我形象”放大变成了一种市场策略。在这里，“自我形象”也就不仅仅是文化上的指涉物，而且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最重要的鲜活的因素。这是理解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通道。岳明君的艺术正好站在了这个通道口上。


　　岳敏君从90年代初就在画布上着意一个有夸张意味的“自我形象”的塑造上，近年来这一形象蔓延到其雕塑和版画领域里。“它”有时独立出现；有时又以集体的面目亮相。“它”开口大笑，紧闭双眼；动作夸张，但却充满自信。“它”总出现在某种场合中。这些场合是可以说是10年来中国文化发展与争斗的空间与背景，其中有关于生存状态的、有关于成长历史的、有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有关于男女性别的、有关于全球化下的经济与政治(暴力)事件的。但所有这些场合都在这种“自我形象”的放大夸张下变成了一场场的游戏，“我”好像不是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而是恰巧出现在这里。在“自我形象”里，眼睛总是紧闭的，外界发生的事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某种自恋、自信、熟识一切而无睹的“我”占据着世界的中心。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她不是个人价值的发现和尊重，而是带有某种专制主义特点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在某种市场条件下由个人物质迅速满足后而产生的一种身体舞台感。“自我”成了自我的放大，成了“英雄”，成了需要在舞台上表演出来的东西。“自我”没有具体的社会身份，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具体的社会身份；“自我”是最普通化的，同时也是最自我崇拜化的。她带有很强烈的后专制主义特征。岳敏君本人将之称为“新偶像”，并把他的工作解释为制造“新偶像”。

　　偶像化的“自我”以一种具体的放大了的形象在全球化的舞台里找到了某种类和文化的属性，这既可以看作是中国艺术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最初和最直接的自我定位，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自我定义。但“新偶像”很难被具体化，她更像一个商标的设计，是为了更快、更易、更直接的辨认。在这点上，和当代西方艺术家Udomsak Krisanamis的比较也许是很有意思的。Krisanamis把自己设计成了高尔夫球手的模样，穿着优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一派中产阶级的举止。他不同于现代主义时期的流浪和造反艺术家的形象，而把自己看成是高度商业化社会的一分子分子。作为这一分子，他在告诉人们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正在享受着作为这一分子的乐趣。Krisanamis有明确的身份定位，这一定位是针对对现代艺术家传统定位和理解的。而在中国艺术家岳敏君的自我定位里，更多的还是某种辨认和自我崇拜。在当代对艺术家的位置的反思和清理中，中国艺术家岳敏君和Krisanamis都带有同样的热情。Krisanamis对职业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有着清醒地认识；而岳敏君始终纠结于特定文化中人的状态的展露。岳敏君虽然是以艺术家自我形象的个别特征来描绘，但不断数量的“自我形象”的积累却反向的产生了需要用作品来定义艺术家个人的形象。这里，艺术家个人变得无比重要，是需要崇拜的偶像。艺术家的作品就像宣传品一样，不是某种精神的归宿，而是现实艺术家的陪衬。而现实艺术家又是一个已经被偶像化了的形象，这一形象成为一个公共性的期待。

　　60、70年代中国很多公共性雕塑作品的夸张与扭曲姿态被不经意的运用在岳敏君的作品里，“自我形象”成了民族性的“自我形象”，“自我形象”成了公众的代言人的形象。与其说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对“自我形象”的自恋式描绘是社会对个人性的需要，毋宁认为是个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对权威的新的变了种的爱。

　　对“自我”的定义是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主题，对于中国艺术家个人来说，这种“自我形象”的崇拜性认定已经成为某种国际和国内认同的商标。岳敏君的形象(新偶像)广泛的被媒体和公众所接受，同时以其当代特有的自我认识满足了杂志对当代个人新英雄塑造的需要。岳敏君的“自我形象”出现的场合可以认为是一个展现市场策略、发展公众交流技巧的场所。这些场合的变化不在于把人们目光转向这些事件或由此产生的认识上，而是专注于广泛的、深入的、并持久的推销这一形象。即使在他的雕塑领域里，其作品的特殊方式的组合也是完成其形象宣传的特殊技巧。2000年开始的“现代兵马俑”试图把某种历史的能量吸纳进对“自我形象”的制造上，而“兵马俑”这一对当代来说所具有的文化旅游性质的意向则会普遍的引导出外界对“现代兵马俑”制造者个人文化英雄主义者的期望。这不同于象Damian Hirst, Marc Quinn那样的艺术家，他们通过个人的、具体的对当今物质世界疯狂认识，形成了特有的处理这种感觉的方法。外界把这种洞察力和感觉力作为他们个人文化英雄主义者的标志。在岳敏君这样的艺术家这儿，“传统”却成为理解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个人文化英雄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
　　岳敏君这一代的艺术家成长于一个中国市场经济政策开始实施并加速发展的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一个世界经济繁荣的时期。国际艺术市场好像是计划好的并怀着友善的态度来接纳他们这一代艺术家。他们充分在这一合适的氛围里发展他们的市场策略和公众交流技巧。他们个人几乎变成了自己发明的商标的化身。无疑，在这一代艺术家中，岳敏君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艺术家。
     【资料-2】
      尽管作品在2007年创下了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纪录，尽管因“描绘出了中国”而入选《时代周刊》“2007年度风云人物”，岳敏君还是坦言自己充满迷惑，“看不清楚”，“找不到真正的方向”。但他同时也乐于保持这种“不靠谱”的状态，因为那能让他的创作有更大的“自由度”。
　　美国《时代周刊》不久前公布了其评选的“2007年度风云人物”，中国艺术家岳敏君入选。同一份名单上，除了普京，还有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等人。而岳敏君是唯一一个中国人，也是唯一一个艺术家。

　　《时代周刊》如此评价岳敏君：“如果你认为中国与这个世界的现状和未来息息相关，那这位艺术家就是描绘出中国的人。”但岳敏君却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他还特别声明，自己是一个“反媒体”者。

　　这位自称“不靠谱”的艺术家自1990年以来，就不停地在画布上画咧着大嘴呵呵傻笑的自己。如今，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之一，岳敏君的作品长期被市场追捧，不断在拍卖场上制造神话。 2007年10月，在伦敦苏富比当代艺术拍卖会上，他的《处决》拍出了59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350万元)，打破了此前由他自己创造的《教宗》3400万港元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纪录。
       【资料-3】栗宪庭·岳敏君对谈。

　　              (一)

　　栗：最早画那些在天安门前傻笑、没有个性的人，是在哪一年？就是构图上一排一排的人，有的横躺着的，让人看了眼晕的那些画。

　　岳：那是1993年在圆明园画的，现在想起来和小时候的文化环境有关系，当时受的是大一统的教育。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单位的大院里，接触的社会很少，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很清楚，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是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做有什么理想的人，该听谁谁的话，每天的行为举止，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当时我觉得那样生活才是正常和有希望的。我中学毕业以后就参加了工作，那时的单位尽管有点封闭，可是人和人的关系勾心斗角，比如领导和领导，领导和工人，工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微妙，很怪。那时我就想，人和人的关系不像上学时所学的那种东西，就有一种疑问。后来85年上大学以后，也是抱着理想的感觉，长大了要报效祖国，为国家要作出什么贡献，激励自己学习的劲头。后来由于整个社会的变化，这些东西都开始在自己的心里有些虚妄的感觉了。还有1989年，那年正好我大学毕业，赶上6·4天安门事件，有一种失落感，理想主义的失落。尽管没有那么理想，但是还是有一种好像被蒙骗了好几十年的感觉，对社会有不满的情绪。那时已经有一些艺术家开始做有失落感觉的作品了，他们给我一些启发，我开始做一排排的人，一排排的人有一点力量感，也有一种嘲笑的感觉，符合我那时的心态，也发泄了内心的不愉快。

　　还没有画一排排人的时候，我也总是觉得力量不够，总是有一种感觉，觉得艺术应该表现自己特别的情感，应该表现得彻底一点，深一点，开始仅仅是因为这种感觉，就多画了一个人，又多画了一个人，画多了才画成了一排排的感觉，才觉得符合自己的心态了。

　　栗：从一排排人到后来专门画自己是哪一年？

　　岳：同一年。就是三四张画以后，就开始全画自己了。但最开始画自己的原因，我觉得是从技术上考虑的，没那么复杂，不用再找模特了什么的。其实过去在学校里学的，做什么创作都要有个模特呀，应该有不同的人物造型呀等等，我这样好像也有一点是要和别人拧着，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是别人的，都要自己来做，这样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容易掌握和方便一些。

　　栗：开始不是为了自嘲？

　　岳：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嘲笑这个社会，而只是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可能也是慢慢地加强了自己的这种感觉，形成自己的一种方式，一个信念吧。因为后来和很多人聊天、接触，他们并不认为这个社会有什么可笑的地方，这些人也很正常。当然有些人也会觉得这个社会有些不对的地方，心理上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栗：除了笑之外，你的画还有一些奇怪的动作。

　　岳：对，有一些奇怪的动作，反正是日常生活中一些可笑的东西吧，好像比较多一点，这样也能够丰富自己的想法。其实那个姿势，一开始是想用人的姿势摆成汉字，比如革命，或者什么单字，过去不都是象形文字吗，一个人的姿势是一个字，可我怎么弄都不像一个字，看不出是一个字，比如说中华的华，单独靠一个人表现不出来，最后就变成一堆姿势了。有一次有一个老外说，你这是从汉字变过来的吧，我很惊讶。 15张画一套，15个字，15个姿势，他说是汉字，我想他可能不认识汉字才有这种感觉，认识汉字就套不上去了。本来我还想，比如一首诗，一个汉字一个姿势，但没法弄，就变成一些姿势了，一些怪姿势。

　　栗：和方力钧的作品比，方的作品有一种内在的对抗心理，和内在紧张的力量。一个大光头，或者一排大光头的形象，视觉的冲击力有一种示威的感觉。而你的傻笑的符号是一种没心没肺那种的松散，慵懒，百无聊赖。

　　岳：我也觉得方力钧的画是比较内在的，他有一种特别内在的忧郁感觉。我的画呢，咧着嘴大笑，在生活中，大笑本来也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好像不是很内在，这个人嘻嘻哈哈，好像没有一点正经，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外在的。

　　栗：无所事事和什么事都无所谓的感觉。

　　岳：就是什么都不管，什么都是那么回事，我就这样，无所谓的这种东西，那时好象也是你必须的一种方式。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在华北石油有一个教书的工作，教美术。那时候我跑到圆明园去，我父母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我说我就是喜欢画画，而且我对那个工作也失去信心了，教不出什么东西来，我说我就是喜欢画画，你们就让我画一辈子又怎么啦，就是穷困潦倒死了也没什么关系，不就是为了自己这么一点点喜欢的东西，我就不管不顾。可能我性格上就有一种随随便便的，不是按照社会和家庭要求那样生活的性格。这可能也是我画一些东西比较散漫的原因。比如我在构图上，我根本不会仔细地推敲，在草图上这边靠一点，那边少一点什么的，我从来不推敲这种关系，有的甚至没有草图，我决定了从来就不改画，可能是性格所致。

　　栗：你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对你的画有没有什么影响？

　　岳：你看我这么懒散的人，我没有感觉到有特别强烈触动我的什么事情，不像有的人，好像有一天有人给了一棍子，一下子就醒悟过来了，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发生的事肯定有影响，不是特别强烈。

　　栗：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不对你自己的内心造成冲击，这是一种生存的感觉，这给你创作带来最重要的影响，它就不会产生通常所说的那种所谓的重大主题，或者崇高，或者深刻的内涵，说白了就是肤浅吧，我以为你的作品重要的就是提示了肤浅。

　                       　(二)

　　栗：你是不是在基层画过广告？你的画好像就是一遍或者两遍就画完了。

　　岳：对，都是两遍。第一遍，确定一下颜色，第二遍重新画一下就行，而且我不管他好和坏，我觉得坏的东西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一个画家坏的地方，也就是容易出现的毛病，可能都是你的特点，如果你把它变了改了，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个东西了，所以，我一般还保留一些毛病什么的，画错就画错了，我也不管。

　　栗：我以为，你就是把苏联的那套办法，弄到最简单。本来苏联的办法就是把欧洲古典写实主义给简单化了，把结构给概括成几个面，若干个方块，分面塑造。中国艺术教育学苏联的契斯恰科夫体系，自50年代到70年代甚至更长时间，几代人就是这样学过来的。后来我在欧洲看写实主义原作，哪里有什么分面呀，结构都是非常具体和微妙的。分面不但简单化，还会在造型的塑造上造成概念化的毛病。所以，文革一结束，才有陈丹青一反苏式画法，向欧洲的写实主义溯源，在艺术界影响非常的大。可能你是不自觉，或者你就是把苏联的方法也没有学好，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歪打正照，成为你的一种方式，在技法上也反讽了一把，造型的简单，正好适合你表现的内涵。

　　岳：对。和苏联体系的观察方法是一致的，但画的技法上，完全不一样。观察方法如明暗关系呀，结构呀，这些东西是从那来的，但画的时候，过去那种画了之后又涂好多笔，觉得特别烦，也为了要单纯，可能是。腻腻的那种感觉自己不舒服。

　　栗：你喜欢简单，这很重要，这种个性成全了你的艺术，是你的聪明，把这种简单发挥得恰如其分，而且，简单和肤浅同构，肤浅的时代给了你的艺术以成功的机会，你是幸运的，所有成功的艺术家都是幸运的。

　　岳：浅薄的，不经过深思熟虑的，不经过加工、润色，不搞得很复杂的样子。现在我明白一点。这是可能因为散漫，不多想，不推敲得那么仔细。

　　栗：你画一张画大约需要多长时间，比如说两米的画。

　　岳：如果每天工作四个小时的话，10天可能完成了。现在可能还快一些，因为过去画一些背景和复杂的建筑，上面小东西挺多的，现在越来越简单了。

　　栗：你在文化馆或者基层画过广告吗？

　　岳：没画过，但我们那时候有工会，在工会里创作用水粉、版画，表现一些主题。比如说抓到一个贪污犯，画它一个过程，像连环画。

　　栗：你自觉不自觉把群众宣传活动的那一套画法拿过来了，我看到你的画就想起我学生时代画的宣传画，一张脸几笔就完了。

　　岳：所以我也一直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会像美院那些老师、学生那样，特别深入的画多少多少遍，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不会。在河北师大上学的时候也是，那些老师是从天津美院毕业的，学的可能也是苏派的，那笔在画布上摆来摆去，可能和学的这些东西都有一点关系。

　　栗：你把学的这些东西幽默化了。

　　岳：仔细想想，当时我也没有看过那些西方的原作，而且看的年画什么的，相对比这些多多了，要从小算的话。再有就是，我一直不理解西方那些古典的绘画，背后是黑的那种，酱油色，是从哪来的，过去我看那个的时候，总有一种要吐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扭，不像我们看到的正常的东西，心理上也有一点排斥。像印象派的画，比较明亮，看得比较舒服，有一种阳光下的感觉。

　　栗：你很少用补色吧，靠补色关系把形体转折过去。好像就是靠加黑加白来交代转折关系。

　　岳：很少。

　　栗：黑白灰？像套色版画？

　　岳：对。

　　栗：脸部的肉色也是加点白加点黑？

　　岳：对，我觉得人物的塑造，从小学的就是明暗关系，一个是受光的，一个是暗部，我一画画的时候，首先想的就是，这个是受光的，这个是暗部，我就简单处理了，红的加白的加黑的就是暗部，受光的就是红的加白的，单纯。后来我慢慢发现它的好处，就是我的画每次都用自己的形象，形象也没有什么改变，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表情，差不多是单一表情，结果就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所谓的符号了，这个符号本身，对于一个艺术家，也许是他的兴趣，慢慢向偶像的方面靠拢了，于是我就想到丝网版画，丝网版画印数又大，到处都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用丝网做这个东西。而且色彩更单纯了，原来的油画还有点小过渡什么的，现在过渡也越来越少了。

　　栗：丝网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岳：99年。那次我正好去威尼斯看双年展，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很多的作品主要靠重复，对空间的占有来形成视觉的张力，单一的肯定没有这种力量。媒体呀，信息呀，都是靠不断地重复。回来后，我就想以前画的这些人总是有一种傻乎乎不动脑子的感觉，怎么让他更有意思，我就想到做雕塑，脑子里一下子就出现兵马俑，一大堆，我记得书上老写着什么兵马俑千姿百态，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我看全都是一样的，黑压压一片。按照这个想法，以前我以为兵马俑有一千多个，我最开始想做一千多个，后来我第一组本来想做一百个，一翻出来25个的时候，我一看太多了，我想算了还是不要做那么多了，我就定了一组做25个，得控制一下，要是一千多个得往哪放呀，一大片。当然如果在一个合适的空间里，我想象这种重复也很有张力的。

　　最开始我想到的是，和很多雷锋、梦露都是一样的，一开始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主要是社会的需要，可能和他自己没关系。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中国现在社会不像其他时代，好像造不出什么偶像来了。商业的偶像，那边刚刚出现，这边就倒了，歌星刚红了又不行了，政治上的人物也是这样。

　　栗：时代的节奏越来越快，偶像就越来越肤浅。文字的题目有了，就叫肤浅的偶像吧。你在制造肤浅的偶像。现在不是说争着上电视，为了先混个脸熟吗，你不断地重复制造自己傻笑和怪动作的作品，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触及到你说的这个偶像频繁起落的时代感觉了。

　　岳：我觉得在西方社会变化没有那么快，我觉得它们的偶像怎么也得混个几十年吧。

　　栗：梦露也过时了。

　　岳：但是现在人们还是把她作为性感的代表，雷锋虽然也过时了，但做好事好像就是雷锋，也是符号。

　　                   (三)

　　栗：你还画过其他的两种东西，如改造名画，把其中的人物去掉。

　　岳：对，有两张特别大的，两米多的。《飞夺泸定桥》、《开国大典》、大卫的《某某兄弟的誓言》、莫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维米尔的《不幸》。五张吧。

　　栗：你自己画的还是请别人画的？我想是请别人画的吧？，我在纽约去访问杰夫·孔斯时，看见他在指挥四五个人按照他的想法在画画，这是一种时髦的做法，也是一种观念的需要，就像你的改造名画，那些名画的技法，请别人画反而比你自己画得好。是不是这样？

　　岳：是，都是请别人画的。我确定一个想法以后，找一个人画就完了。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技术这个东西有一点奇怪，比如，我自己掌握的那点技术，所有人都能掌握，而更复杂的我反而不行。

　　栗：抽掉名画中的人，当初有什么想法？

　　岳：一个小的观念，我最开始的想法是，一个艺术家总是往上填东西，都是往上加东西，从来没有用过一个减法，但是白布怎么减呢，没法表现我的观念，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大家熟知的东西，被去掉一部分的时候，就获得一种减法的感受，有一个对比，那些人都去哪了？

　　栗：这和极简的想法相似，但你是从写实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减法的。这种画最早是什么时候画的？

　　岳：1998年年底。第一张是《开国大典》，这张画对于我来说是最有名的。

　　栗：我喜欢这张画，是你作品中少有的观念性的作品。我也是从小就知道《开国大典》，你采用了90年代摄影媒介盛行的“反讽模仿”和名画改造的语言方式，如辛迪·舍曼和杰夫·沃尔。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是一张在中国非常著名的作品，它以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开国的事件为题材。这件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毛泽东艺术模式的最早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毛泽东一向主张艺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喜闻乐见，并号召艺术家向农民的艺术学习。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就是这样一个典范，即它以年画式的油画风格，以及作品中共产党领导人的不断被修改而著称。这件作品完成于1951年至1952年，作为共产党的东北局的书记高岗在政治运动中被清洗，《开国大典》中便没有了高岗，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被打倒，作品中刘少奇的位置便换成了董必武。你的这件作品的幽默和深刻之处在于，他也来一次修改，模仿了开国大典的全部环境，却把所有的人物都去掉了，此作品会令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发人深省－－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依然，却人去楼空。

　　岳：我开始画改名画系列时，本来是想把画中的人都改成自己熟悉的人，想画但太复杂，后来我想到“六四”，那些民主斗士有点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论和方向，好像是发泄的感觉，所以就画了《自由领导人民》。

　　栗：你现在在画面上画圈的那种画是怎么回事？

　　岳：96年就画过，一直想让它更有力量，又觉得笔触特别麻烦，我曾经想画得特别厚，用刮刀画，特别厚，处理过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什么都看不见了，还是不行，我想找到一种方式，处理后又特别有力量，笔触在上面的强有力的动的感觉。我想做这个和用电脑也有关系，比如你在PHOTOSHOP里，可以做各种效果，浮雕什么的，我觉得设计师都有一个理念是“处理”，对一个东西要处理一下，我就是从处理的感觉来的。现在哗哗地很仔细地画一个东西以后，没有经过处理，我觉得经过一次处理，这种理念就出来了，可能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可以形成自己的风格。在PHOTOSHOP里，只要处理一下，就成为一个风格了。反正是要把画面做一下，这让我联想到比如媒体，不都是处理过的吗，我们看到的许多东西也都是被处理过的，你现在看不到真正原汁原味的东西了。我想的是让它有更好的效果，但是没出来。可能还要琢磨。过去在学校里犯了错不也是要被处理一下吗，所谓处理就是对你现有的状况，经过一次另外的改变。

　　栗：媒体都是处理过的，我们看到的许多东西也都是被处理过的，你现在看不到真正原汁原味的东西了，这话说得很有意思。只是处理成什么样子，应该和你自己内在需要是一致的，处理成浮雕或者处理成版画效果，应该能让观者感觉到你的意向――你要想说什么？为处理而处理就没有意思了。

　　岳：假如什么都不是，比原来更坏了，这也符合处理的特点，很多人本来不应该被处理的，结果被处理了，处理的结果也不一定好，只是一个需要，像明星的照片，为了商业目的，把皱纹、痣都处理了，处理得更加光滑，其实更假了，但有的人就喜欢这种假的、被处理的，也有人不喜欢，被处理的意义就是被修饰，电影的后期制作，电脑最大的作用，我觉得就在于对图片和文件都可以按照某些意愿进行处理，要是这么说，我也无所谓，不好看，我也不管了，不重要了。

　　栗：把皱纹和痣都处理了，处理得更加光滑，那种处理是迎合了大众对虚假的认同，他的这种处理，把握的就是“处理和虚假”“处理和大众的喜欢”的关系，意义也就在这里。你也可以找到一种处理办法，和这种感觉有关系。

　　岳：我这种处理办法很容易，而且一般的人都不知所云，说这个人要干嘛呀，那么多圈，挺怪的，按照这种想法，也许我今年全画圈儿，十张二十张，明年我用另外一个办法，又处理十张二十张，就这么处理下去。可能有点形式主义的感觉。

　　栗：不应该单单是形式主义，你要知道你想说什么。

　　岳：我还有一个个人的感觉，一个艺术家应该可以同时五六种风格一起画，真正的艺术家，他应该今天想弄这个，明天又想弄那个了，是不是？

　　栗：要看人，有的人就是一条路走到黑，有的人就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有人多变，有人始终不变。

　　岳：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特别正常的地方。

　　栗：就是表达自己的感觉吧，比如说对这个时代，对自己生存中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别人代替不了的。比如说这个时代很肤浅，到底是怎么肤浅，很具体，把你自己感觉到的肤浅，通过特别的视觉形象提供给别人，就有意思。

　　岳：现实的意义呢？

　　栗：这就是现实。贝多芬，嘣嘣嘣嘣，是一种感觉，邓丽君进来，又是一种感觉，大家热烈欢迎，因为厌倦了以前的正经，时代需要一种软绵绵的东西。艺术家就是把一种感觉转换出来。一种东西，大家可能都有感觉，但说不出来，你说出来了，说得越到位，说得大家都能感觉到的那种程度，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2002，10，10)

        香港海港城为艺术家岳敏君举办个人作品展《笑可笑，非常笑》，用雕塑、画作和有趣杂货共同诠释“傻笑人”的老庄哲学2012-09-11 来源：海报时尚网 编辑：呼啦啦 进入图片浏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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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香港海港城首次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岳敏君举办个人艺术展《笑可笑，非常笑》。岳敏君为此次展览创作的五件雕塑将在海运大厦的露天广场展出，而在海港城美术馆则能欣赏到他特选的12幅丝印画作，除此之外，主办方还推出了岳敏君 X 海港城的特别限量版精品，为项链、麻将、T恤及明信片等“实用杂货”注入艺术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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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9月，香港海港城首次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岳敏君举办个人艺术展《笑可笑，非常笑》。岳敏君为此次展览创作的五件雕塑将在海运大厦的露天广场展出，而在海港城美术馆则能欣赏到他特选的12幅丝印画作，除此之外，主办方还推出了岳敏君 X 海港城的特别限量版精品，为项链、麻将、T恤及明信片等“实用杂货”注入艺术趣味！

       这次展出的岳敏君作品都以其著名的自画像《傻笑人》为主角，创作目的则是为了传递一种“超然度外、一笑了之”的平静态度。岳敏君认为：“人在笑的时候是不思想、最空洞、最无情。重复地笑，是想表现丧失信仰、没有任何价值支撑的这一代人；笑，与其说是掩饰内心的空虚，不如说是一种无奈的释放。我就是想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用漂亮简单的方法说出来。”

       在知悉了岳敏君的创作理念之后，你会不会对“傻笑人”的世界更有兴趣呢？赶紧随海报网编编来看看他的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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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敏君：从直觉的角度欣赏作品
2012-08-31 09:08发表

图片资料

    岳敏君艺术作品显著的风格标志是张大嘴笑的重复，他说人在笑的时候最空洞最无情。

    作为“玩世现实主义”的代表画家之一，岳敏君的绘画、雕塑和装置作品中总是以整齐划一的大笑面孔为标志，其已经成为当下流行的视觉符号。

    而此次“中国新疆首届当代艺术双年展”众多艺术展品中，岳敏君创作的雕塑作品《石生像》，引发很多新疆民众的兴趣和好奇。8月28日上午，岳敏君做客新疆艺术中心，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与艺术爱好者一同分享多年艺术创作中的心得、体会。

    “人们总是愿意接受我有趣的人物形象”

    1990年代初，岳敏君就在画布上塑造了一个有夸张意味的“自我形象”，这个“我”开口大笑，紧闭双眼，动作夸张，但却充满自信。近年来，这一形象蔓延到其雕塑和版画领域里。如今，闭眼大笑的“我”面孔成为岳敏君艺术创作的标志符号。

    岳敏君的作品一直以来都是以“我”面孔为中心，表现当今社会的幽默感和风趣性。对此，岳敏君说：“我的作品并不是为了再现一个人物的某种视觉的现象。我心里确实有一种形象，这种形象就像传统的连环画。”他以《丁丁历险记》为例，“就像丁丁那个漫画角色，我能不能够画一个人物，把我要说的话通过这个人物传达出来，这才是关键。”

    然而，总是以一个艺术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这也让岳敏君饱受质疑，对此，他解释说：“这确实和我们熟悉的各种艺术观念相冲突，过去的要求是需要用不同的人物形象贯穿自己的艺术生命。但是，这个要求不能打破吗？一个艺术家就要有一种和过去传统的、已知的艺术现象作斗争的勇气。”

    其实，岳敏君在艺术创作中创造了很多不同的形象，但了解的人很少，“人们总是愿意接受我有趣的人物形象，而不愿意看到我对其他艺术语言风格的探索，这可能是一种习惯，所有人都愿意去看按自己逻辑的东西，而不是艺术家的。”岳敏君如是说。

    从直觉的角度欣赏作品比学术的角度更有意思

    近年，岳敏君逐渐从艺术圈走红至民间，很多普通民众都认识了他创作的闭着眼大笑的光头中国人“我”形象。讲座中，岳敏君对他的作品进行自我解读："我"不是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而是恰巧出现在这里。"我"眼睛总是紧闭的，外界发生的事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某种自恋、自信、熟识一切而无睹的"我"占据着世界的中心。”这似乎很难理解，岳敏君接着说："我"没有具体的社会身份，我试图通过这样一个形象反映我们的生活、反映我们的生存环境。”

    然后，岳敏君话锋一转：“习惯带给我们的一种欣赏艺术方式，就是以"我不懂"来拒绝自己的感受。对于视觉艺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认识，看作品的时候，问问自己是什么感觉，是什么打动了我，从直觉的角度欣赏作品比学术的角度有意思。”当然，“如果更感兴趣，想了解更多，再从学术角度了解也不迟。”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岳敏君第一次来新疆，讲座中，岳敏君表示自己对新疆“很有感觉”。一是品尝了纯正的新疆瓜果，二是，午时阳光斑驳的吐鲁番葡萄沟带给他很强烈的视觉震撼。他表示：“我希望有机会能来新疆艺术中心开个人展。”

    至于自己以后是否来画新疆，岳敏君说：“创作是我的事，感觉到了自然就画了，谁也干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