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邑———被历史湮灭的寻根圣地

　　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著名移民史专家葛剑雄在《山西移民史》的序言《家山何止大槐树》中指出，明初大量的“移民迁自山西各地，不可能都来自洪洞县，更不会全部出于大槐树。”①大槐树移民影响再广、意义再深，也只是移民史的一部分，大槐树不过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而更多的迁徙仍然鲜为人知。
　　1994年3月14日《山西农民报》第四版登载的“南有洪洞大槐树，北有马邑圪针沟”就是对这一时期山西移民点形象的概括。洪武、永乐两朝大规模外迁边塞居民，马邑及周边地区既是迁出的重点区域，又是戍边置屯垦荒的重要迁入地。近年来，关于马邑的“圪针沟”与洪洞大槐树的“圪(棘)针沟”，两地移民后裔在互联网上进行了频繁的讨论、交流，马邑圪针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
　　据考证，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大量官方文献中，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更不用说大槐树了，而《明太祖实录》清晰地记载了朔州移民。朔州马邑圪针沟这个移民集散地却被历史所湮灭，本文就这一重要的移民集散地及其移民的迁徙、分布和迁入军队戍边置屯垦荒等史实作初步探讨。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在查考中难免挂一漏万，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一、马邑——明初移民集散地
　　明初，残元势力为避明军讨伐逃往蒙古地区，因物资缺乏经常南下攻掠，严重影响边民的生活，山西是受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朔州、大同位于草原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分界线上，是蒙汉冲突的关防要地，大同处于防御前沿，是明朝军事经营的重点区域，雍正十三年《朔州志·道路》载：“东达于京，西通于秦，北及边外，南由关内至于□□，洵四达之衢，中外之交也”，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说明朔州是“南北咽喉，东西要路”。②从《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朝山西行都司全图》可见，马邑是“晋北之鄙”(鄙：边远的地方—笔者注)，边塞移民由此南迁交通便利，所以马邑是空边政策迁出的政治移民与戍边置屯垦荒迁入军事移民的集散地。
　　其次，从朔州历史沿革来看，明代朔州属大同府辖，仅辖马邑一县。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朔城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记载：“明马邑故城位于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内。”康熙《马邑县志·延袤》载，马邑县境“西至朔州烟墩村界一十五里。”也就说，现今马邑村是明初马邑县治所所在地，烟墩村明代属马邑县管辖。烟墩村是神头镇一个古老村庄，据《朔州地名志》记载其“位于朔城区神头镇7.5公里处，因为村东北角有烽火墩，以狼烟报警，故名。”圪针沟在烟墩村西南隅，此地原来有一条东西方向遍地圪针的大沟，因此叫圪针沟，两地距离只有一里远，故人们习惯把烟墩村圪针沟连在一起称呼。2006年4月29日，《朔州日报》第一版刊登了忻州市张俊赟先生的《忻州诸多姓氏根在朔州》一文，文中介绍忻州郝氏、赵氏、冯氏等许多姓氏都是从烟墩村圪针沟迁出。据烟墩村老者回忆，圪针沟确实存在过，这与忻州家谱的记录完全吻合。
　　第三，据山东省《定陶县秦谱》记载：“洪武二年(1369)，秦氏由山东出发聚集至朔州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又迁居忻州紫郡定居，后几经迁徙”。与他们同时迁徙的还有定居忻州紫郡的董姓。此记载印证了马邑是明初移民集散地，移民到此集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空边政策迁出的政治移民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却未能继承元朝的全部政治遗产，直接统治区较元朝大大缩小。北撤的蒙古人仍占据着大片的土地，他们拥有强大的武装，对明朝构成极大的威胁。洪武元年(1368)，明廷为了悉空草原以防蒙古人南下，实行“移塞外边民入内”的空边政策。这些北方边境上俘获的将士和遗民大多经马邑迁往北平及周边地区，也有一些迁入京师(今南京市)等政地要地。至二十一年(1388)内迁活动暂告停止。这些移民广泛地分布于江苏省、安徽省、北京市、河北省、云南省、山西省、四川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地。
　　(一)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作为明朝首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内迁蒙古人最主要的聚居地，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廷将一批蒙古元故官迁入南京。3三年(1371)三月，迁塞外元太尉沙不丁及其将士家属3000余人于京师卫所。④五年(1373)，有1840名蒙古降官士卒迁至南京。⑤次年十一月，“送大同边民寡妇及遗弃人口六十一户至京师。”⑥七年一月，迁朔州故元官民200人于京师卫所;⑦四月，迁塞外故元官属1323人于京师卫所;另有3230名故元官、军、民从塞外迁入。⑧同年，朱元璋甚至下令：“其塞外夷民，皆令入内地”;“官属送京师，军民居之塞内”。⑨
　　从洪武元年(1368)开始，先后有1万余人经马邑迁往南京。朱元璋很重视对这些人的安排，于十二年(1380)十二月下令对京师内部的蒙古人进行集中安顿，除“隶军籍”外，其余“占籍为民”，即等同于一般汉民，就地安顿下来。
　　(二)安徽省
　　淮河两岸是元末农民战争的首义之区，人口损失非常严重，朱元璋的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更是凄惶之至。明初，朱元璋曾建都临濠，虽不久即废，但他还是从全国各地向故乡移民。
　　洪武五年(1372)，来降的鞑靼五千九百余人，“命居临濠”。⑩次年八月，迁朔州民自故元士卒及家属于凤阳地区泗州;九月，“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澧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今安徽凤阳)”⑪，“凡八千二百二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⑫“这是明朝初年山西居民首次大规模向外迁徙”，⑬ 涉及的地区以大同为中心。由此可见，马邑大规模的移民早于洪洞大槐树。按《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正月“戊申，山西丰州、东胜州、太原兴县以今年旱灾诏免其田租”，可见，明初区划基本沿袭元末之制，大同府包括这些州县，这件史实在《内蒙古自治区史·大事记》中也有记载。
　　洪武七年(1372)七月，“广西护卫指挥佥事脱剌伯于朔州等处招集旧部。故元卒1360余人，家属3460余口，俾之编伍。”⑭这些故元士卒及家属按照军队的形式组织起来，迁到凤阳的泗州、虹县屯田。十月，又“迁朔州故元士卒及家属往泗州虹县”，共4820人。这些移民主要分布在淮河的宿州、灵璧等地。
　　洪武初年，马邑周边地区先后迁往安徽省的约有5万余人。部分《山西刘氏家谱》也记载了这一史实。《中国移民史》记载，“寿县寿州回族边、马、赵、朱、陶、哈六大姓氏，很可能是迁入凤阳府的39000人中的一支”。⑮
　　(三)北京市(原北平及周边地区)
　　北平为元朝之故都，经元末群雄争斗几乎成为一座空城，退守塞北的蒙古人还时常想策马南下，明朝的北部边境存在巨大的压力，所以必须通过大量移民以实之，故从沙漠、山后及山西其他地区移民，开发北平地区。《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山后，宋指今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地区，即代北(今朔州地区)、大同等地。”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编修的朔州《王氏家谱·祖茔碑志》载：“我王氏，山后人也，俗传为刘武(周)之民，然武乃唐之伪将，占据山后，似恐误传，考朔之南沿革，即今朔州是也。”这段文字也证明，山后包括朔州附近地区。
　　洪武三年(1370)六月，移徙边民68664户于北平诸卫府州县。⑯次年六月，“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卫府，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这批移民主要来自于今朔州市、大同市各县。“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余户屯田北平。”四年，令内蒙古、晋北一带“沙漠移民”3200余户到北平屯种。十年(1377)，山后降民530户，2100人迁入北平和永平两府。⑰十四年(1381)七月，“故元将校火里火真等四十一人及遗民一百七十七户自沙漠来归……命居北平。” ⑱
　　据统计，洪武初年约60万人移入北平及附近州府。据《顺天府志》记载，从塞外移入北平府的约为27万人，而迁往其他府的约为14万人。这些移民包括以满族为主的蒙古、色目等各族百姓，主要分布在顺天、永平、保定三府，其后裔分布在北京门头沟、石景山、房山、大兴、宛平、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通州等地。明正德五年(1515)顾东齿、顾赞襄所立的《顾氏祖先考刘公、崔氏之墓碑》记载：“原籍山西乌邑县，移居北平河间县”。查山西并无乌邑县，繁体的“乌”和“马”区别很小，笔者考虑，会不会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辨认有误，顾氏的原籍应为马邑县。
　　(四)河北省
　　金元之际，河北是北方民族厮杀的战场，蒙古骑兵所过，“人民杀戳几尽”⑲，明廷强行从马邑等地向河北移民。河北省石家庄鹿泉市李村镇李村谢氏、大城县白马堂村马氏(由马邑县临成村迁出)、沧州陈氏、石家庄新乐市相家庄相氏，均是明初迁出。这些移民多数仍编入民户，也有籍为军人。
　　据《明实录》《中国移民史》等文献资料记载，洪武四、五、六年河北塞内地区接受塞外的移民总数达60万人之多，他们大都来自北部边境山西朔州、张家口等地，迁入地区主要集中在河北三河、滦州、固安、保定等地。
　　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迁山西大同贫民于北京广平等地。20栾城县郭氏就是永乐年间由马驿(邑)迁栾城岗头村。
　　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中论述到真定府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塞外移民成为当时顺天府的人口主体。河北的其他地区也存在着移民垦荒的迫切需要，然而在当时，除了武力强制迁移的塞外移民外，很难再找到其他移民来源。迁入真定府的移民，发现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有可能经真定府之东部向山东一带迁移，这可能也是日后在真定府难于发现洪武时期马邑移民的缘故。”
　　(五)云南省
　　“上以其元之子孙，闵而宥之，且厚赐与，命随西平侯沐英戍守云南。”21当时确有一部分鞑靼军士，随明军前往云南征战，被时人称为“征南鞑靼官军”。这批军人及其家眷至少在600户以上，又形成一批数量不小的移民。
　　(六)四川省
　　洪武三年(1370)，明廷还将边塞的蒙古降军迁于四川。22
　　(七)山西省
　　据《忻县志》载，由于连年混战，加之元至正末年瘟疫传染，使境内十室九空，几无人烟。于是“县主奉令到朔州马邑县，领诸移民来忻落户”23。现在，忻州很多村庄或姓氏都自称来自马邑县，迁入时间多称“明初”或“洪武”，有关记载很多。
　　《五台徐氏宗谱》记载：“始祖才甫，明洪武间由马邑迁五台之大建安村。才甫祖兄弟三人，曰意甫，曰通甫，长幼行次无考。通甫复迁河间，意甫迁河南，或曰仍回马邑。”朔州《马邑徐氏家谱》也记载了这一史实：“洪武初年，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徐氏兄弟三人……连家眷迁于五台东堰村(即今东冶镇——笔者注)。”
　　《郝氏家族史》记载：先祖郝完同其本家郝从裕及其表弟张澄、张敬等从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迁来忻州，郝从裕分配到合索村;而郝完到董村落户;而他的表弟张澄、张敬迁往今忻府区高城乡辛庄，张监迁往今忻府区秦城乡尹村落户。
　　《赵氏族谱》记载：始祖赵德祥，字瑞齐，祖籍山西朔州马邑烟墩村，于洪武二年迁至忻州前播明村。另据民国十三年立的《赵氏宗祠碑记》载：据先世遗言原籍在塞外朔州马邑烟墩村安居乐业，自明洪武初叶迁居于雁门之南忻州郡之北占籍于前播明村。后播明村冯氏，也是从朔州马邑迁居来，其三女与赵德祥结为连理。
　　《米氏世家》载：“米氏太始祖米时中，从朔州马邑迁忻，后携带长子米荣与荣子妻，南迁平遥县落户五里庄。而把妻子甲氏及次子米拳子妻留在忻州北关定居。”米氏《始祖显妣甲太夫人墓碑志》也有记载：“明洪武三年，米氏时中公，从朔州马邑三角(“角”实为“甲”——笔者注)村，迁家属到忻州入籍永丰乡北逮关都二甲居焉。”甲太夫人的墓志，不仅印证了《米氏世家》的记载，更记录了洪武初年马邑移民的事实，是马邑移民最有力的见证。
　　忻州市五台县、定襄县还有许多姓氏是从马邑迁出，此处不一一列举。经马邑迁出的移民还分布在太原市、原平市、晋中市等其他地区。据原平市苏龙口镇白石村村史记载，村民以自明代由山西朔州马邑县迁来的移民为主。太原市阳曲县大盂镇三畛寨《三珍村史简介》及《大盂镇三轸村赵姓族谱》载：洪武四年(1371)，三畛赵姓始迁祖和王姓始迁祖王现，两姑舅表兄弟从朔州马邑县狼儿村结伴迁来阳邑，初居大盂南堡。《清徐高白贾姓来源》记载，贾氏始祖贾钦，洪武二年由马邑迁忻州，后迁清徐。另外还有朔州马邑梁氏和、穆、萧、通兄弟四人，分别迁往崞县北社村、盂县、真定府、中霍镇。
　　以上方志、谱牒、碑文也许只是有关马邑移民的“冰山一角”，但它们是各族后代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之一，也是研究马邑移民史的极佳资料。虽然有些资料缺乏科学的考察，有些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各姓氏谱牒或石碑记载以及几乎众口一词的族源不能不引人注目。
　　三、戍边置屯垦荒政策迁入的军事移民
　　“移民空边”其实是把双刃剑，朱元璋在切断蒙古军队补给的同时，也给自己军队的给养带来了困难。为此，明廷采取亦战亦和的政策，在边塞移民大批前往内地置屯垦荒的同时，不断撤州县而广置卫所、增设军屯，向边防要塞实施以军屯为目的的军事移民，这就使军队的驻防和调动在实际上成了移民运动，形成明代一大特色。
　　(一)置卫御蒙
　　为抵抗残元势力，有一部分跟随徐达等北征至此而留下来置卫的军士及其家属。明代前期，本籍军户一般不在本地卫所从军，卫所战士或是从征而来，或是征集而至，或是由投降的故元降士所组成。朔州《蔚氏家谱》载：“大明洪武二年，大将军常遇春奉命西征，收复大同……等地，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始祖蔚鲁祥在其帐下任参将……。”
　　《朔州孟氏源流考》24介绍有一部军兵从东胜迁来，现在分布在朔州泥河村阎氏、曹沙会村王氏、东街的王氏、曹沙会村的牛氏及朔州苏氏。
　　《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鲁区卷》25也有一部分记载：《敕赠文林郎孟公墓表》载，朔州孟氏先祖“世代为代北东胜人，高祖讳大芳。国初，应募即戎于朔，遂家焉”。还有从其他地方迁来的，《敕封骠骑将军李公墓表》：“先世原籍湖广荆州府石首县石家庄人。始祖云从太祖皇帝开天，远逐胡氛以库官迁塞，遂即大同右卫前所军。”
　　洪武四年(1371)，明王朝在东胜州设立东胜卫，录属大同卫。七年(1374)在大同设卫，次年统一部署改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驻军达三万人左右。
　　(二)军屯垦荒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感到蒙古军事力量一时还难以消灭，遂把全面进攻战略改变为防御为主的战略，转而加强北部防守。以大同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是明朝边防重镇，常年需要大量兵士戍守，但远离中原产粮区，道路艰险运输极为不便，明廷便决定设立军屯，设立军屯对于明朝边疆之守护自然是良策，然而大同一带素称“苦寒之地”，又因向外移民故人烟稀少，必须迁来大批人口方可施行，也由此引起了山西居民的北迁。八月，命中书省臣曰：“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极边沙漠，宜各设千百户所统率士卒、收抚边民，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 26。此次设置了蔚州卫、大同左卫、大同右卫、朔州卫四卫。按明制一卫5600人计算，那么迁来的人口大约要有2.2万，连同家属至少也有6.6余万人。八年(1375)正月，“中书省奏山西大同都卫屯田二千六百四十九顷，岁收粟豆九万九千二百四十余石”，明前期的卫所耕种收到了良好效果，引起了明廷的重视。
　　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明朝掀起了一个北部边防建设高潮，兵力、范围进一步扩大。朱元璋命冯胜、傅友德等人在山西各地大举征兵，前往大同一带和相邻的内蒙古南部等地屯田，充实大同、朔州、东胜等地的卫所。此次征兵“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为军，蠲其徭役，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并规定在“东胜立五卫，大同城立五卫，大同以东立六卫。”27如此算来，16个卫要征集89600人。同年十月，冯胜等回应复命，，新置卫所正式成立。据《明史·地理志》载这次征兵涉及到山西平陆、夏县、芮城、临汾、襄陵、洪洞等70个州县，可谓遍及全省。这是山西行都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这些人在边塞号称十万，当月，朱元璋对冯胜、傅友德说：“尔以立屯即成，率十万之众，飚驰雷击，蒐猎虏庭，耀张威武，不亦壮哉!”由此可见这次移民规模之巨。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下令设大同后卫等10卫。这次又有5万余人迁入，连同家属最少也在15万人左右。二十八年(1395)，又迁来山西马步官军26600人筑城屯田。
　　(三)筑城戍边
　　北方的蒙古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善骑射，机动性强，在冷兵器时代骑兵野战占绝对优势，而汉人在步兵、火器上有长处，所以筑城池，修关隘，以己之长，御敌之短，十分有效，朱元璋便令北边“高筑墙”28设防备战。虽然是在元代城池的基础上加固增筑，但由于塞外大同周边民众大量被强行内迁，当地平民数量锐减，需要从各地大量征调兵丁，也有一部分匠人被调入。明律规定匠人迁徙后依然从旧业，不得改行。洪武二年(1369)，洪洞县城南五里圪针沟村绘画艺人赫伟，迁朔州下团堡村，依从旧业。
　　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00人往大同周边地区筑城屯田。这些屯田卫所，不少分布在朔州地区。九月，又有新卫建立，这批新建卫所主要分布于今内蒙古南部、山西北部及河北西北部。洪武三十一年(1398)，安东中屯卫(治所朔州)从韩府、沈府调来护卫官军，军人与家属约有1万人。洪武年间大同地区稳定的军卫共有15个，按照标准建置应有8.4万士卒。假设军人之半数为大同地区或山西其他地区的土著转来，则属于移民的军人及家属约为12—13万人。
　　建文四年(1402)，又在朔州设立安东中屯卫，从东胜迁来军兵。
　　永乐后新设之卫所多位于大同西南和大同至朔州一线，但为数不多。西南仅威远、平虏二卫，井坪一所，最初约有3.6万左右的人口，朔州北的马邑、山阴2所，又带来了2万多移民。《大明昭勇将军刘氏先茔碑记》载：“刘氏之先，乃陕右延安府肤施县之族也，高祖讳彦隆……永乐八年(1410)，自肤施诏戍大同右卫，遂为居焉。”《郭诜先茔碑记》载：“郭公先世在之时为湖广蕲州广济县人……成化十九年四月，命调平卫，时平虏创设，其营缮捍卫悉赖焉。”29
　　卫所的普遍设置，不仅加强了军事力量，而且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些军队的驻防事实上构成了一次规模庞大的移民，建立卫所数量可观的军士成为当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实行军户世袭制，屯戍必须携妻子、父母、余丁等家属，一同耕种份地，以资军用，一旦编入卫所，便世世代代不能脱离军籍。但其人口在民册上不予登记，除部分家谱记载外，很难找到他们的原籍及调防后的踪迹。《明故武略将军卫镇抚尹公墓志铭》记载：“谨按公讳耕，字宗伊，号东村，贯直隶凤阳府泗州盱贻县籍。始祖讳兴，当国初从戎，以功次升所镇抚。高祖专，亦以功升指挥佥事，寻调山西行都司，朔州卫世袭焉，继而因事改授卫镇抚。”30尹氏墓志的记载证实了这一史实。
　　(四)军管民屯
　　《清处士杜公讳墓碑》载：“传自有明，某公从太原县晋祠迁于朔之团堡村，入民籍，历几世。”《乡祭酒杜常宇暨孺人史张沈氏墓碑》载：“按状，杜氏系出自太原晋祠，明季，讳世英者，例迁朔。胞兄世宾、世相偕来，隶团里一甲民籍。”31据《明代山西行都司移民》(郭红)考证，山西行都司最初是由移民构成的。说明当时除军事移民外，另外有相当一部分的民众迁入，这些人大多数是无土地者或战乱中的难民，被迁入后属军管民屯。今朔州的苗氏、赵氏等家谱，均记载其祖先于明代迁居朔州。
　　通过上述论证，明代初年马邑周边地区的移民数量不仅大，而且类型多，既有归降的蒙古人的内迁，也有较大范围的边民内徙;既有大规模的垦荒性移民，也有数量可观的屯卫性移民，众多来源的移民人口，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移民画卷。
　　顺便提一点，明代大同、朔州地区驻扎重兵，战事频繁，一定有因避战而逃亡的流民，造成人口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明廷为解决边境军队粮草设立了军垦，但当时的耕作处于广种薄收的粗放式经营阶段，根本无法满足军队需求，因而明廷在大同设立了商屯，有一部分商人为了经营之便在此定居，后代世袭繁衍。《山西定襄西刑郭氏》族谱就记载，“始祖玘公初居朔州马邑县趄柳村。明洪武二年，因避战乱迁居定襄县城西十五里智村居住，同时迁出的还有恕、宁兄弟二人”。当然，这些移民大都是自发行为，也应属移民的一部分，只是人数无法统计。
　　结 语
　　《简明中国姓氏考》载：“朔县(今朔州市)的马邑乡(嘉庆元年，马邑撤县为乡并入朔州——笔者注)，为中国移民点之一”，32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虽然马邑与著名的洪洞大槐树相比知名度不高，但其在明代移民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考，明初经马邑迁出、迁入的移民有近百万之众，这些移民基本都是无地、少地的底层贫民，既无社会地位，更无文化，也没有以文字记载故乡家世的能力，只有少数对马邑有深刻的记忆，故马邑移民集散地很少被人提及。祖国大江南北诸多姓氏根在朔州，马邑是相当多移民的故乡或出发地的说法长期得到移民及其后裔的认同。北京首届3+2都市母亲河——桑干(永定)文化研讨会上，朔州、大同等地移民后裔，就举行了纪念活动;忻州徐氏、米氏、郝氏、冯氏等家族曾多次到朔州寻根问祖，开国元帅之一徐向前祖籍也在马邑。马邑是百万移民后裔梦魂萦绕的故园家乡，是当之无愧的寻根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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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朔州新闻网上》王巾荣的这篇论文，见解独到，很有分量。其实中国古代移民原点绝对不止洪洞大槐树一处，诸如广东韶关南雄珠玑巷则是很多海外侨民心目中的“大槐树”！

新的看点，新的思路，新的源头。为我们拓展了寻根问祖多向思维，可喜可贺！

我们始迁祖岳崇善就是有马邑县迁到忻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