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的品行摘录

（一）、岳飞生活中的品行
　　当时凡是与岳飞多所接触者，无不赞叹岳飞“盛德懿行，夙夜小心，不以一物累其心”，简直胜过了“老师宿儒，勉强而力行者”。
　　“略知书传”的岳飞，对儒家经典的熟习程度，自然不可能与“老师宿儒”辈相比，但岳飞却是儒家道德的身体力行者。
　　岳飞因战功卓著而被授予清远军节度使，后又被授予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官居两镇节度使。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作为政治交易，给予“节度使”以优厚的俸禄，终宋一代，节度使的俸禄特别高。
　　后来，岳飞又身居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少保等高位，“俸禄厚甚”,收入也就更加丰厚。此外，宋高宗为了笼络岳飞，也经常颁发重赏厚赐。依凭丰厚的俸禄，岳飞要铺陈豪侈的生活，没有丝毫困难。
　　宋朝人追求物质享受,奢侈风气盛行。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和吴玠等大将都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唯独岳飞是个例外。
　　与宋人习以为常的奢侈风尚相反,岳飞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岳飞在生活中却能以“奉身俭簿” 著称于世。自言“平居服食器用,每安于弊陋”。
　　史书记载岳飞“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己,不求华巧”。岳飞平常的饭菜，大多只是一盘煎猪肉和几样面食，基本上没有两样肉菜的。
　　由于岳飞“好礼下士,食客所至常”。但即使是为食客贤士们举行宴会,也只上普通的饭菜。
　　有一次属官会餐,厨师将地方官所送的鸡,宰杀后供上饭桌, 岳飞不免有些奇怪，便问道：“为什么要杀鸡来吃？”厨师说：“这是鄂州的某个官员送来的。” 岳飞对此颇不高兴,认为“多杀物命”势必造成浪费,岳飞嘱咐厨师说，以后不要接受这样的礼物，自家也不要杀鸡来吃。
　　郝晸原本并不隶属于岳家军，后来被调拨岳家军，才成为岳飞的部将。郝晸比较讲究吃喝。有一次，郝晸请上司岳飞到他的营寨吃饭，饭桌上摆了“酸陷”。岳飞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食品,也不知道它的名称，岳飞临时询问了郝晸，才知道他吃的食品叫“酸陷”。
　　事实上,这种“酸馅”食品在南宋都城临安的食品店都有出售,是当时一种比较普通的食物。岳飞吃了一个，便告知左右的人把所余的一律收起，说道：“留待晚饭再吃罢，不要一次吃光了。”郝晸听了之后，感到十分惭愧。
　　在服饰上,岳飞也比较节俭。出兵在外,岳飞都是身着戎衣，在家时却穿普普通通的布衣，而且要求家人也是如此。
　　宋朝的衣着仍以丝织品和麻织品为主，棉花产量颇少，棉织品视为稀珍。当时所谓的“布”，是专指麻布，穷苦百姓没有能力穿戴丝绸，只能用粗麻片裹身。很早以来，“布衣”就成了平民的代名词。
　　岳飞平日只穿麻布，不着绸缎。有一回，岳飞看到妻子李娃穿着缯帛的衣裳，虽非高等的绫罗，岳飞已经很不高兴，岳飞说:“吾闻后宫妃嫔在北方，尚多窭乏。汝既与吾同忧乐，则不宜衣此。”此后，全家人再不敢穿戴丝绸了。
　　在婚姻和男女生活方面,宋代是一个纵欲声色的时代。
　　宋代最高统治者鉴于历代窃国篡权的经验教训,公然要求“佐命功臣多积金钱,愿自娱乐以多置歌儿舞女,日饭食相对,以终天年”。在宋朝皇帝的鼓动下,许多文武大臣放弃了对仕途的进取,而转向追求肉欲的享受,娶妾狎妓便成为宋代文武大臣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宋朝时期的豪门富户除时常狎妓外,还往往在家中蓄有数名甚至数十名美妾。为此,北宋宰相寇准曾感叹道:“世上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到南宋初年,此风尤甚。
　 南宋皇帝宋高宗就颇为荒淫，在国破家亡、兵荒马乱的乱世，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不久就带着一批权奸宠臣南下来到扬州偷安享乐，在扬州，宋高宗将军国大事交给两个权奸，然后自己躲在深宫之中昼夜淫乐。
　　 宋高宗自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移居扬州，在行宫纵情声色，恣意作乐。宋高宗此时对国政其实并无多少兴趣，他说：“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权奸黄潜善和注伯彦得以专政。
　　 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上旬，金兵攻陷徐州。驻扎在淮阳军（今江苏邳县）的宋军韩世忠的部队与金军接战失败，溃不成军，退往沭阳，金军遂得直奔泗州（今安徽泗县）境内，寻找渡淮的合适码头。
　　 被宋高宗赵构选作行都的扬州城，此时已经处在金军的严重威胁之下。
　　 宋高宗赵构和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之流这时所倚靠的武装力量，是刘光世的部队。他们命令刘光世带领万余人马北上，到淮河边堵截南下的金兵。
　　 刘光世是官宦子弟出生，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畏敌如虎，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这严重打击了将士们的士气。在既没有抵达淮河南岸也没有看见女真兵马的影子的情况下，刘光世的部队就全部溃散而逃了。金国女真兵马因此得以顺利地渡过淮河，南下攻占天长，和扬州已近在咫尺了。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初三，前方军情极端吃紧，宦官得知消息以后赶忙去向宋高宗赵构告急，宋高宗赵构此时正在大白天淫乐，金国骑兵快要杀到扬州这一消息有如晴天霹雳，正在行淫的宋高宗赵构顿时被吓成了阳痿，宋高宗赵构惊惶失措，来不及再召集大臣会商，便立即穿上戎装，骑马出城，抢先逃命。跟随在赵构身边的，只有那个贪赃枉法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五六人，侍卫兵也只有几个，大家打着马拼命奔跑。
　　 宋高宗赵构丢下几万将士和扬州百姓，然后自己逃命。不久，金国铁骑杀来，十几万扬州百姓和将士家属望着滔滔长江哭天喊地，要么溺水而死，要么被金兵屠杀，剩下的都成了金国女真人的奴隶！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他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贪财的人已不足畏，贪财而又好色，更不足畏了。
　　据《宋史》记载，负责川陕军务的南宋大将吴玠晚年“颇荒淫”，“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吴玠派手下到成都去搜索美女供其享用，还喜好服用丹石，酒色过度，竟致咳血而死。
　　刘光世是官宦子弟出生，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沈酣酒色，不恤国事”，贪生怕死，畏敌如虎，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但是邀功请赏却是争先恐后，从不落伍。
　　刘光世曾经对宋高宗说：「愿竭力报国，他日史官书臣功第一。」宋高宗回答说：「卿不可徒为空言，当见之行事。」
　　韩世忠不仅纳妾多人，还喜好调戏部将妻女，到部将家中宴会时，更常令部将的妻女出来侑酒,后来竟迫使部将呼延通自杀。
　　当时南宋诸将无不姬侍众多，唯独岳飞与众不同，岳飞家里并无姬待侍。
　　这种纵欲声色的社会风气,在北宋时已十分盛行，南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宋朝这些颓废的放纵风气,岳飞却是背世俗而行之, 史载，岳飞“不纵声色”。
　　岳飞一生只结过二次婚。岳飞第一次娶汤阴县程岗村刘氏为妻,生两个儿子岳云、岳雷和一个女儿岳安娘。岳飞第二次娶渔女李娃生三个儿子岳霖、岳震、岳霆和一个女儿岳银瓶。
　　建炎元年(1126年) ，岳飞背井离乡、从军报国，留妻刘氏在家乡相州汤阴照顾老母和幼子。然而，岳飞的第一任妻子刘氏不能守节，不愿忍受艰苦，先后两次改嫁，刘氏撇下岳母姚氏和岳云、岳雷两个幼子以及一个女儿岳安娘，使一家老小越发陷于颠连无告的困境。
　　岳飞的故乡相州汤阴沦陷后，有个同乡前来寻找岳飞，告诉他母亲姚氏和岳飞子女的消息，并且转达了姚氏的反复叮嘱：“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
　　岳飞愤恨刘氏的背信弃义，而老母姚氏和幼子岳云、岳雷的凄惨境地，更使岳飞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岳飞派人潜回汤阴，前后十八次，方才将老母和岳飞的儿子、女儿接到岳飞的军营。
　　因刘氏早已改嫁，岳飞遂于建炎三、四年间，在宜兴另取渔家女李娃为妻，李娃比岳飞大两岁，结婚时已有二十八、九岁。
　　李娃孝顺姚氏，也爱抚岳云和岳雷，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此后,岳飞一直没有纳妾蓄姬之类的事。岳飞与李娃感情的很融洽，后来，岳飞含冤遇害之时，腰间还系着李娃给他的玉环。
　　川陕宣抚使吴玠向来佩服岳飞。岳飞大军驻扎鄂州时,吴玠曾以二千贯钱在四川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士族女子”“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派人送给岳飞为妾,但被岳飞婉拒退回。这种举动,在当时也是骇俗惊世之举,“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被后人传为佳话。
　　关于此事，《宋史》记载：“（岳飞）家无姬侍。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玠益敬服。”
　　宋代官绅士大夫、文武大臣爱钱、敛财成风,这在南宋初年表现尤其显著。秦桧、张俊之流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记载:“比年权富之家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巨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夺公上之权,而足私家之欲”。南宋都城临安就是如此:“今之所谓钱者,富翁巨贾权贵皆盈室而藏之”。
　　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议时，宋高宗和秦桧曾向人民许下宏愿：休兵之后，一切从省，减免常赋，以宽民力。然而和议之后的结果却是花费浩大，加重赋税，国困民穷，“饿死者众”。
　　在和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刮尽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还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是“监司郡守”,“刻削苛细，进献羡余”，这些财物除了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秦桧家里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宋高宗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宋代的将领，很少有不贪财的，特别是南宋初年的大将，差不多个个都贪财，只有岳飞是例外。
　　宋高宗常纵容诸将贪财，奖励诸将贪财，用意在使诸将腐化而丧失上进的志趣，一个守财奴自不会有什么野心。
　　张俊是南宋初年的三大将之一，资历老、提拔最早，又善于迎合皇帝和奸相秦桧，故受到宋高宗的青睐。在南宋三大将（岳飞、韩世忠、张俊）之中，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都城临安（今杭州）。
　　张俊闲来无事，从士卒中挑选身材高大的英俊少年，令他们从手臂都腿脚全身刺满锦绣花纹，然后令其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岳家军、韩家军在前线浴血奋战，而张俊却呆在后方玩此“花拳绣腿”的功夫，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因此张俊的军队被时人称为“花腿军”。
　　同时，前线还在战事频繁，而后方却已开始大兴土木。张俊令其所部军士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
　　众军士编歌谣唱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
　　当时杭州有一姓张的名妓，色艺天下无双，又善诗文，被张俊看中，纳她为妾，此女嫁到张家，便替张俊管理文书账目。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宋金在淮西大战，诸将都亲赴前线，张俊放心不下家里的买卖，写信给张妾千叮万嘱。过了几天，张俊收到回信，打开一看，信里写着西汉霍去病、三国赵云出征不问家事的典故，张妾欲以此来坚定丈夫报国之心。
　　狡猾的张俊开怀地笑了，一则张妾精干，家事定能安排妥当，二则此信写得激昂慷慨，正可作为政治资本。
　　张俊差人将此信连夜送入宫中，宋高宗阅毕果然大加赞赏，下诏褒奖张俊公而忘私，并封张妾为雍国夫人，赐钱千万，张俊名利双收。
　　再对比公而忘私的岳飞，不肯营造华宅，不肯纳妾，与士卒同甘共苦，长子岳云随军征战、屡立战功，岳飞却经常不报岳云的战功，然而岳飞最后却遭皇帝猜忌甚至被奸佞之徒陷害致死，真令人感慨世事的不公！
　　绍兴十三年张俊解兵权后，被封为清河郡王，敕建甲第，张俊通过赐予和兼并，不仅占有巨额田产，有田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60 万石，而且还占有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多达七万三千贯，在诸大将中号称“最多赀”。
　　为此,曾有诗人写诗讽刺道:“多蓄多藏凯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 朝争暮竞归何处? 尽入权门与幸门”
　　张俊在世时, “家多银,以千两熔为一毯,目为没奈何”。为了防止被偷，张俊将家中的银子铸成为每个一千两的银球，取名“没奈何”，意为盗贼难以将它们搬动，全都拿它们没办法。
　　害死岳飞，和金国签订和约之后，南宋君臣开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一日，宫中开宴，达官贵人皆赴宴，一个戏子宣称：“我精通天文，世间贵人都与天上星相相应，我一看便知。只须用一文钱对着贵人一照，便可知其对应的星相。”
　　戏子装模作样地一个个看过来，先看宋高宗，说事“帝星”，看秦桧，说是“相星”，看韩世忠，说是“将星”。看到张俊，停止了，看了又看，说看不见星。大家都有些害怕，催他再看，他又看一会，然后怪里怪气地说：“还是看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坐在钱眼里。”南宋君臣登时哄堂大笑。
　　绍兴二十一年，宋高宗到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进奉上等酒食果子等几百种．又进献多种玉器，内有金器一千两，珠子六万九千余颗，玛瑙碗三十件，各种精细玉器四十余件，绫罗缎绵等一千匹和大批名贵古玩、书画等。
　　当时贪财成为风气，就是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韩世忠曾议买新淦官田，宋高宗闻之大喜，特赐札，就把这田赐给他。当时宋高宗颇疑诸将有野心，及知韩世忠也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人，所以喜欢起来。
　　韩世忠也许是效昔人买田宅以自污的故智，但岳飞却是绝对不肯自污的。
　　岳飞立身行事所体现的高风亮节，归根结蒂，是由于岳飞许身抗金战争的理想所支配。岳飞在自己的战袍上刺绣了“誓作中兴臣，必殄金贼主”十个字，以示与敌人不共戴天。
　　宋高宗打算在南宋都城临安府(今杭州)为岳飞建造第宅，岳飞引用汉朝霍去病的话力辞：“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
　　有一次，岳飞命令将自己家“宅库”里的所有物品，除了“宣赐金器”外，全部变卖，交付军匠，造良弓二千张以供军用。“除宣赐金器存留外,余物尽出货,以付军匠,造弓二千张”。
　　岳飞幕僚黄纵见到了就说：“此军器，当破官钱。”
　　岳飞却淡淡地回答：“几个札子乞得，某速欲用，故自为之。”
　　对当时官僚士大夫的爱钱贪钱之风,岳飞深感痛切。如张俊贪钱,“占田遍天地,而家积巨万”。岳飞就颇感不满,岳飞曾说“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
　　岳飞还提出“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命”的著名口号,希望能够改变这一社会陋习。
　　岳飞本人更是言行一致,平生 “一钱不私藏”,“虽上赐累巨万,毫发不以为己私”,“乐施　财、不殖资产,不计生事有无。所得锡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
　　岳家在九江的住宅,则“聚家族之北来者,有田数顷,尽以赡守家者。”
　　岳飞的廉洁，从他的家产可以明显体现。岳飞被陷害致死后岳飞家被抄，家里仅有钱一百馀千，其他布帛粟麦等项，合计不过值钱九千馀串。
　　岳飞是手握重兵的著名大帅，带兵多年，家产只有这一点，以视同时诸将，莫不宝玩充堂寝，田园占几县，真有天渊之别。
　　由于岳飞为官清廉,不殖家产,所以死于冤狱后,秦桧“使亲党王会搜括,家无儋石之储,器用惟存尚方听赐,之外无有也。”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其所著《朝野遗记》中慨叹良多, 李心传说“飞握重兵许久,家无余财,自是贤矣”。　　南宋孝宗时期，朝廷为岳飞冤案平反时，在《武穆谥议》中对岳飞清廉不贪的作风也多有称誉,“呜乎! 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已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

（二）、岳飞正己治军的品行
　自独立成军以来，岳飞屡立战功，被一步步地提拔至大军统帅的位置。然而，即使岳飞在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诸大将平起平坐之时，岳飞也没有染上丝毫骄奢淫佚的恶习，甚至也没有其他大将所具有的那副排场。
　　岳飞的性格，庄重严肃，不轻易言笑，也不随口说长道短。对于部属们的一般过失，岳飞只略示微意，加以启发，而不进行苛责。然而受到告诫的人，却无不凛然诚服，注意改正。岳飞处事坚定果断，很少犹豫迟疑；岳飞谦逊，“好贤礼士”，因而常能接受善言。正是岳飞所具备的这些优点，使他得以避免犯这样那样的一些错误。
　 每逢要出征作战，岳飞总是要向岳家军将士们慷慨陈词。而每当说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耻家仇之时，岳飞便不禁愤怒激昂，壮怀激烈，并且常常是泪流满面。
　　不论在战时或在平时，岳飞总是和士卒们同甘共苦，在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方面，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岳飞带兵在外,时常“与士卒最下者同食”。 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
　　岳飞本人不但几乎每次作战都亲临战阵，而且经常身先士卒，亲自担任“旗头”。成千上万将士的动止进退，都唯“旗头”是瞻，看岳飞如何挥动手中的旗帜。
　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岳飞军纪为“中兴第一”。
　　自建炎三年(1129年)独立成军以后，岳飞所部一直以“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兵不犯令，民不厌兵”而著称于世。
　　岳飞从严治军，体现为严格训练、严肃纪律、赏罚分明。
　　岳飞训练军队严格，平时常按实战和临战进行训练。如骑兵训练，“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岳云)尝习注坡，马踬，怒而鞭之。”
　　然而对于普通士卒在武技方面存在的问题，岳飞却着重采用教导、训练办法，并告诫他的部将们，不要为这类事而轻易地笞责和辱骂那些普通士卒。
　 对于即将奔赴前线的岳家军普通士兵，岳飞只向他们提出一些容易做到的基本要求。例如：在上阵之后，只要能拿枪拿得稳，能运用自如，心里不战战兢兢，口中有唾液可咽，便称得起勇敢的人了。
　　既然每次在与敌人厮杀鏖战之际，大都有一位杰出的主将亲自在火线上指挥、领导，这自然会使得岳家军普通士兵们感觉有所倚恃,而对于岳飞提出的那些并不过分的要求，岳家军普通士兵们也都能够做到。　
岳飞通过严肃纪律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为此制定了许多律条。
　　对于部属们的管教，凡涉及军纪的事，岳飞一律采用严格要求，严肃处理。既使强取民间一钱一物，也要重罚不赦，如“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循”，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在部队驻扎之地，岳飞常常带领十来名骑兵到军营附近各处巡视，惟恐有军士做出违反军纪的事情。
　 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前提。
　在作战中，凡将士立功，必受赏，凡有过的必受罚。
　岳飞待千万人如待一人：公正无私，恩威相济。
　南宋学者黄元振(黄纵之子) 根据其父黄纵担任岳飞幕僚时的见闻而编成的《岳武穆公遗事》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在岳飞军中主管机宜文字的幕僚黄纵，有一次被派往外地去料理公事，忽又有事需要他回营来办理，岳飞派了一个普通士兵送信请黄纵速回。
　　这时，天气比较寒冷，但这个普通士兵身上却还只穿了一件单布衫。
　　黄纵一见，觉得他的衣着过于单薄，问他说：
　　「军中的待遇过于微薄，致使你衣服穿得少而不得暖，你对此是否感到不满？」
　　那个普通士兵回答说，决无不满之意。
　　接着，那个普通士兵进一步向黄纵陈述说：
　「如果在其他大将的部队中，军士所应得到的给养总要被克扣一些，所余的部分还要强令去制作衲袄之类，本人虽能够穿的暖些，眷属老小却不免受到饥寒冻馁。唯独岳宣抚军中不是那样。在岳宣抚这里，军中所得给养，规定是多少就实得多少，从来都不减克一文，而又听凭每人自行支配，更不强令去做这样那样的衣物。我的衣着之所以单薄，是由于家里负担太重，我得到的军饷全都用在家小身上了。　既然我应得的军饷并不曾被上层克扣，我又有何不满？」”
　 以上这些使得岳家军的全体将士，在平时都严于守法，作战时都奋不顾身。
　　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则如虎狼一样凶猛。
　　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

岳飞还认为，管理军队，仁、信、智、勇、严五者缺一不可。岳飞在军界初露头角之际，给人印象最深的，尚不是战功，而是军纪。
　　岳飞于绍兴元年曾对张俊说：
　　“用兵者无他，仁、信、智、勇、严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者重赏，无功者重罚，行令严者是也。”
　关于为将之“五德”，并非岳飞的发明，在《孙子兵法》中早已有之。
　孙武说：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岳飞将“五德”的次序有所调整，而将“仁”字放在第一位，应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岳飞在奏章中曾说：“臣闻正己然后可以正物，自治然后可以治人。”
　 岳飞治军，主要还是以“廉”字“正己”“自治”，以“仁”和“严”字“正物”“治人”。
　 岳飞的出身和经历，使他熟知百姓受军队欺压以及士卒受将领凌虐的痛苦，岳飞对腐败的军政和军风深恶痛绝。
　 岳飞不惜用铁的手段来维护岳家军的纪律和声誉。岳飞的部众原先大都是“四方亡命、乐纵、嗜杀之徒”，所以能“奉令承教，无敢违戾”，主要只能凭借刀斧棍棒之威。
　　岳飞为维护军纪，有时也尽量使军人和百姓不接触或少接触，“每屯数万众，而市不见一卒，惟阅试振旅，则人始幸观之”。
　　岳家军每到一地，岳飞“必自从十数骑周遭巡历”，检查军纪的执行情况。
　　有一次行军，岳飞发现一所新盖的店屋上缺少一片茅草，便立即传问店主。店主说，军队并未打扰百姓，屋顶上本来就缺一片茅草。岳飞不信，下令追查，终于找到一个马军军士。军士承认正在店中饮食，听说岳飞将至，急于上马，不慎掣下一束茅草。店主全家为之哭泣求情，才免于处斩，而责打一百军棍。
　　岳家军行经乡村，一般都露宿在居民门外，百姓开门接纳，兵士也不敢进屋。早晨启程时，民家屋外堆放的草苇依然如旧而不乱。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在诗后注解：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岳飞以严格的军法约束其官兵，“有践民稼，伤农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类，其死不贷”，“取人一钱者，必斩”。岳家军有一个兵士因为擅自拿了民家一缕麻，束缚刍草，岳飞追查盘问后，立即将他斩首。
　　有个岳家军还有一个兵士向湖口县人项某购买薪柴，项某“爱其不扰”，自愿少收二文钱，这个兵士却坚决不肯，他说：“吾岂可以二钱易吾首领耶?”
　　绍兴三年，岳飞赴吉州和虔州“征群盗”，经庐陵县，一些军士借宿廛市的民家。天明以后，便主动为主人洒扫门宇，洗涤盆盎，然后整装出发。吉州知州要为岳飞饯行，不料岳飞混杂在偏裨之中，早已走了。
　　经过成年累月严格军纪的实践，岳家军逐渐概括出两句著名的口号：“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
　　南宋初年，财政拮据，军士们菲衣恶食，生计艰窘。由于钱粮供应不足或不及时，军队断炊、缺衣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绍兴二年，在攻破军贼游寇曹成之后，岳家军后屯驻江州，“钱粮阙乏”，“致本军杀马，剪发，卖鬻妻、子”，以“博易米斛”，但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居然并未发生抢掠事件，后将部分军队移屯于筠州、临江军、兴国军等地，方得以度过难关。
　　“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口号，正是岳家军在忍饥受冻的情势下，仍大致维持军纪的真实写照。
　　岳飞治军虽严，却严而不酷。
　　岳飞对部属，对百姓，甚至对降敌，都本着儒家“仁心爱物”的理念来对待。
　　岳飞严禁军队抢劫和骚扰百姓，正是体现岳飞的“恤民”精神。
　　有一回，岳飞看到一个提辖官(下级武官)鞭打军士，就立即制止，说：“且教训之，勿轻笞辱也。” 在宋朝时期的军队中，长官随便“笞辱”军士，本是屡见不鲜的事，然而岳飞却采取慎重的态度。
　　岳家军裨将杨贵的一个兵士擅离队伍，杨贵大怒，将他脔割致死。
　　岳飞得知后调查此事，岳飞说：“擅离队伍，罪未至是，汝当以死偿之！”
　　岳飞当即脱下自己的衣服，以收敛这个兵士的尸身。杨贵惶恐万分，经众将“罗拜祈免”，岳飞才允许杨贵立功赎罪。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将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
　　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
　　岳飞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这不仅表现在岳飞平定吉、虔州叛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
　　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在物质供应十分菲薄和匮乏的情况下，岳飞特别注意抚恤军卒。
　 岳飞“奉己至薄”，经常与最下等的军士共餐。酒肉一定均分部属，如果酒太少，则搀水共啜。行军时，逢军士露宿，岳飞自己也不入馆舍；出戍或出征时，岳飞让妻子李娃遍访将士家属，嘘寒问暖，以金帛周济；
　　战斗时，岳飞只简单要求军士“手执得枪住，口有唾得咽，则已是勇也”，而岳飞自己则常“自为旗头，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摧精击锐，不破不止”。
　　军士有伤病者，岳飞得知后就亲自慰问，甚至亲手调药；将士战死者则吊唁尽哀，抚育孤寡，“或以子婚其女”。岳飞大儿媳巩氏之父和二儿媳温氏之父，即是为国捐躯的“死事者”。

岳飞重视对军队的爱国主义教育。
　　 每次“临戎誓众”，岳飞“言及国家之祸”，往往“仰天横泗，气塞莫能语”，将士们都欷歔感奋，愿效死力。
　　岳飞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然而，在恶浊的社会环境中，岳家军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弊绝风清。但一般说来，贪污舞弊的行为尚能得到制裁，没有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
　　幕僚黄纵看到一名兵士，在严寒的天气里只穿一件单麻布衫，便问他：“汝怨乎?”
　　这个兵士回答：“不怨也。他军所得请给，则有减克。又如科作纳袄之类，自身虽暖，老小则冻馁矣。岳宣抚则不然，所请食钱若干，不减一钱，听士自用之。某自因家累重而费之，非在上者有克于我也，何怨之有。”
　　岳飞在庐州，“遣骑驰奏”，恰遇大江 “风暴禁渡”，别人制止这名骑士渡江，这名骑士却说：“宁为水溺死，不敢违相公令。”便自驾一叶轻舟，出没狂风巨浪之中，终于抵达彼岸。
　　故人称凡是在岳飞“麾下者，人百其勇”。这固然是夸张之词。但是，由于主将品格的差异，管教的不同，而形成军队素质和战斗力的差距，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在中国古代，军政腐败，军纪放纵，是司空见惯的。军队战胜，须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须以抢劫平息怨愤。当时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的军队，号称“自在军”。
　　　　岳飞严明军纪，整肃军政，端正军风，是一种罕见的难能可贵的特例。这固然是时代之所需，抗金之所需，也是与岳飞个人的理想、抱负、品格和特殊努力分不开的。
　　　　南宋史官吕午写诗称颂说“当年惟说岳家军， 纪律森严孰与邻。师过家家皆按堵”，“威名千古更无敌”。的确，岳飞的治军，无疑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大贡献。
　　岳飞本人也对岳家军的素质感到很自豪，岳飞曾说：“某之士卒真可用矣!”
　　岳飞还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
　　由于岳飞仁严兼济，恩威并施，“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勤惰必分，功过有别”，故在岳家军中，养成了—种雷厉风行的军风，令下如山倒，“御众得其死力”。岳家军内部上下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内聚力和战斗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将岳飞的治军品行归纳为以下八点:
　　　“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
　　　　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
　　　　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
　　　　四曰廉:一钱不私藏。
　　　　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
　　　　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
　　　　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
　 岳飞还深知民间疾苦。每次调发军饷，岳飞总是颦眉蹙额，面带忧色。岳飞经常对岳家军将士们说：“东南民力耗弊极矣！国家恃民以立国，使尔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报国?”
　 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后勤供应，岳家军也从事一些营利性的经营。
　 由于连年战乱，襄汉一带的荒芜土地极多。
　 绍兴四年，在岳家军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就上奏说：“襄阳、随、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营田之法，其利为厚。然即今将已七月，未能耕垦，来年入春，即可措画。”
　 在中国古代，用百姓耕垦官府荒田，谓之营田；用军人耕垦官府荒田，谓之屯田。但在事实上，屯田和营田很难严格区分。
　　
　　 岳飞设法召募百姓，借贷耕牛、种子、农具之类，耕种营田。宋时营田收成之后，按照惯例，除留足来年种子外，或是官府收租四成，或是实行对分租。有时为鼓励垦荒，初期每亩只收租一二宋斗，甚至五宋升。
　 绍兴六年二月，南宋朝廷为恢复生产，措办营田，任命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和岳飞五大将兼任营田大使或营田使。岳飞当时兼任的是营田大使。
　 由于营田农民的辛勤耕作，岳家军的稻谷收入最后达十八万余石，约可供应两个半月左右的军粮。这还不包括作为货币地租的“营田杂 收钱”在内。岳家军部将武赳等人因经营营田有功，岳飞还特别予以保奏升迁。
　 此外，岳飞“又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战之暇，俱尽力南亩，无一人游间者。其疆理沟洫之制，皆有条绪”
　 为了增加军队的收入以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岳家军也开辟其他“利源”。
　 当时官府和军队经商牟利，开设酒坊之类，都是合法的。但各军的情况又颇有差异。
　 如刘光世居然“以八千人为回易”，占全军人数近六分之一，而“士卒一月之粮，或阙其半”，至有“健儿不如乞儿”的民谣，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但刘光世本人却沾沾自喜，以春秋时代富商陶朱公自比。
　 张俊军中有一首歌谣说：“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所谓“花腿”，是指军卒“自臀而下，文刺至足”。太平楼是位于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一个大酒店，事实上是张俊的私产。这首古代的打油诗，也同样是讽刺张俊工于经商，而拙于用兵。
　　 岳飞绝对不会采用刘光世、张俊等人的做法。
　　 但岳飞也任命一个叫李启的回易官。李启精明能干，平日只穿麻衣草鞋，雨天也躬亲操劳，对岳飞的军用佐助甚多。据后来统计，鄂州公使、激赏、备边、回易等十四库，每年收利息达一百十六万五千多贯；鄂州关引、典库、房钱、营田杂收钱，襄阳府酒库、房钱、博易场每年收入共四十一万五千多贯。这些放债、经商、造酒、房租等收入，接近于岳家军平时三个月的钱币支出，可在相当程度上补贴平日的军俸或战时的犒赏。
　　 经过上述努力，据说可使岳家军的“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经过多方面的筹措，岳家军北伐的准备更充分了，条件更成熟了。岳家军全军上下“闻金鼓而乐奋”，“裹粮坐甲，惟敌是求”，万众一心地等待着统帅的进军令。

读完飞祖的品行感慨颇多我想，八百多年以来，飞祖之所以为后世景仰、敬重，这不仅因为他为保卫家国而立下了卓著战功，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杰出军事家和执德布义的“忠孝完人”，也不仅因为他的高风亮节，具有治军严明、赏罚分明、廉洁奉公、不纵声色、爱民如子、秋毫无犯等高尚品行，更是因为飞祖不畏艰险誓死反击外侮、坚决反抗侵略奴役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自强不息、奋发进取、“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的巨大勇气，还有飞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可贵品行，和坚贞不屈、誓死抗争、心昭天日的民族气节！
　　　　
　　飞祖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飞祖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宋史》对岳飞的评价：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
  
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这篇文章对飞祖的品德总结的很好，作者是谁啊？

好像是天涯上的一个帖子，我早先下载编辑后保存在硬盘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