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莫忘四川抗战

源自：四川新闻网-四川政协报讯 本报记者     岱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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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5月6日，《新民报》刚迁回上海，就发表了社论《莫忘四川》，文章写到：
　　国府还都，一片庆贺之声，但是很少有人提到抗战期中的四川，很少人能够回忆四川对于抗战的贡献。今天我们愿意特别提醒国人的记忆：莫忘四川！
　　请国人想一想，这回抗战，假如没有四川，那情形将是怎样？今日还都，其前提是二十六年之国府西迁，其最大目的是巩固抗战中枢的安全，利用四川的人力物力为抗战的司令台，为复兴的根据地。八年抗战的事实证明，这个根据地确实发挥了效果，这个根据地的人民确实尽了职守。
　　胜利表示幸致的，当然需要各方面条件之配合，不过我们仍然要强调，四川对于抗战的贡献是特殊的，抗战期中，四川不仅为中枢政府所在，容纳了所有全国性的行政机关，养活了不愿做奴隶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战一事而论，征兵征粮，以四川的负担为最重；出钱出力，即不占了大部，又总是率先倡导。假如没有四川，我们就不能想象抗战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四川是国家之一部，支持抗战是四川的义务，自然不应居功，但基于共患难共安乐的道义，国府虽然还都，还应随时关切川人的命运，扶助四川建设。四川应在国家的进步中获得进步的机会。千万不要一离四川，就帘高堂远，弃之如遗。我们千万个旅居四川的人，又得永远珍重这一段光荣而艰苦的战时经历，永远不忘四川人对于国家的贡献。
　　距离这篇社论又过去58年。今天我们已日渐习惯莺歌燕舞的和平环境，但我们有责任回忆过去，更有责任把历史上悲壮的那一幕告诉子孙———只有牢记过去，才会远离战争。
　　宜昌撤退　工业西迁
　　战争爆发前，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上海及沿海各省占全国工厂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而内地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战事一开，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政府第一期的工业政策，其中心工作就是协助厂矿内迁?。一场被世人誉为“中国工业革命?的工厂内迁，在炮火连天中拉开了帷幕。
　　上海的工业界领袖颜耀秋、胡厥文、项康原、薛福基、吴蕴初、支秉渊等响应政府“工厂内迁?的号令，奔走联络，不遗余力。1937年8月11日，他们出面召集了上海五金、机械、化学、冶炼、橡胶、炼气等行业代表开会，大家在以机器业为主的自愿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形势紧迫，事情仓促，迁厂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的困难，政府决定分别轻重缓急，先以与国防、军工、军需有关的行业为主着手进行，所需迁移费用及职工旅费、生活费均由国家补助。
　　从8月中旬至12月1日的百余天中，由上海迁至武汉的工厂共123家，迁移的机器材料在1.2万吨以上，工人约1，500人。其中64家在武汉临时开工，赶制出一批武器和军需品供应前线，直到1938年6月武汉形势告危，才停工再度拆迁。同时，武汉原有的化工、机械、染织等业的150余家工厂也着手迁移。
　　1938年10月，“川鄂咽喉?宜昌，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长江航线上一个重要的转运港，又是长江上的“瓶颈?。小小的宜昌城难民已多达3万。从上海武汉急转四川的机器原料，也密密匝匝地堆满数里长的江边空地上。而此时日军飞机也在不停地轰炸空袭。
　　10月中旬，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任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为主任委员。卢作孚生于四川合川一个贫苦家庭。他靠亲友和地方绅士的支持，以8000元资本购买了一条仅70余吨的小客船，艰难起步。几年后一统川江航运，并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
　　10月23日晚，卢作孚临危受命赶赴宜昌，次日清晨，就亲自部署抢运难民，增加运量和班次；征用民船，增加雇工，抢运轻型物资等方案。几日后，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深夜他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情况。
　　1938年11月，日军加紧了对湖南、湖北的攻占，对宜昌实施疯狂的轰炸。宜昌至重庆航程近千公里，10个多县，险滩多达数百处，敌机不间断地在峡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每天都有损失的消息传来，轮船、木船被炸毁，员工献出生命。在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
　　从宜昌抢运的有兵工署所属的十几个兵工厂，及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等航空企业，钢铁迁建委员会和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部分单位，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
　　内迁的工厂主要经长江到四川，分别在重庆、南充、乐山、泸州、宜宾、内江等地建立了钢铁、兵工、机械、纺织、造纸、化工、制糖等工业，使四川成为战时“后方?的重要工业区，重庆则成为当时重要的工业中心。
　　西迁入川的工厂，虽只占沿海工厂的少数，但大多为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实力雄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高，为四川的工业起飞起到了领跑作用。战前，我国的制造业中，用于生产资料生产的约占四分之一，用于生活资料生产的却占五分之四，其中光纺织、食品工业就占了制造工业的一半左右。战争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后方的重工业迅猛发展，并首次打破轻工业超过重工业的发展格局，不仅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实力，而且为国家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奠定了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基础。
　　1942年元旦，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了为期15天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展出了采矿、冶炼、轧钢、机电、仪器仪表、机床、造纸印刷、纺织印染、造船、化工炼油、轻工等行业的产品，凡涉国计民生所需之物，无不具备。
　　国民党军政要员林森、冯玉祥、居正、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英国大使卡尔、苏联大使潘友新、澳大利亚公使艾格斯顿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都前往参观，交口称赞，并题词勉励。《新华日报》在社论中强调指出：“这个展览会就是厂家和职员工人4年来奋斗的成果，就是他们用血汗滋培出来的好花。?
　　川军赴前　青年从军
　　芦沟桥的枪声一打响，川军将领纷纷请缨抗战。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川军各部组成第二路预备军，以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从9月7日起，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
　　新都人王铭章师长从秦岭出川前，曾在德阳誓师，抬棺游行。后藤县一役，为国捐躯，成了战死沙场的第一个川军将领。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1938年1月，刘湘前线病死，第七战区被撤销，所辖川军第二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先后拨归二战区、三战区和五战区节制。以后由于前方战事的需要，又陆续从四川抽调了一些部队到前线抗战。到1938年6月后，出川抗战的川军，经过整编，共扩建为6个集团军，即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六集团军，另外还有1个军和1个师，总计约40万人。
　　川军在全国军队中，武器装备最差，但作战极为勇敢顽强。北方当时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数十万川军将士只穿着单衣、草鞋，在茫茫雪地里行军，晚上宿营，打开背上那块四方形的被单，卷曲而躺，不进民房干扰百姓。没有雨衣，没有斗笠，顶风冒雪，行军上千里路，途中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老百姓见了无不为之落泪！
　　川军将士用川造步枪、川造麻花手榴弹，同日军的坦克、大炮、飞机、军舰死拼，以致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死伤极为惨重。杨森20军于凇沪大战7天损失过半。川军将士在前线英勇杀敌，为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除了上述成建制出川抗战的六个集团军外，每年都有大批量的征兵。
　　1943年10月下旬，军政部接转了蒋介石下达的紧急手令：
　　为了加强中国远征军的反攻力量，必须短期内征集十万名知识青年的志愿军，分期分批空运印度，接受盟军的新式武器和训练，限三个月征齐，必须如期如数完成。否则，各级役政负责人以失职论处！
　　当时，征集普通壮丁已是困难重重，要动员一大批知识青年当志愿军，谈何容易！照《兵役法》规定，大专学生、公教人员都是免、缓役的对象，不能征集，只能发动他们志愿从军。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张群在奉到蒋介石的“手令?后，即与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反复磋商。
　　徐思平是学者从军，当过高中校长、大学讲师，到日本学过军事，又到过欧洲诸国考察，知识面广，颇有辩才。他决定以迁徙三台的东北大学为突破点。
　　次日晨，徐思平出席东北大学的“国父纪念周?，他讲的是“学生对于民族存亡应有之认识与责任?。他讲述了亡国将是民族消亡的惨祸，列举了历代名人和当代各国领袖多是文修武举的全才，阐明军人在我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等等。
　　当时伫立窗外听讲者太多，为之塞途。连东大卧床休息的病员，也闻讯赶来旁听。时值薄暮，大雨滂沱，听众仍坚持到十时以后，毫无倦意，激动万分。
　　当场自动报名从军服役者竟达三百多人，其中女生三十余人，也申请从军。会场气氛，更显异常。因碍于《兵役法》规定（女子无服兵役义务），女生的申请书，被徐氏婉谢，女生们气得当场痛哭，并提出质问：“爱国不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参加抗战，共同杀敌？?
　　徐思平这次的讲演词，是激发东北大学和四川学生志愿从军，并掀起全国知识青年踊跃从军高潮的一篇重要文献，当年曾由军政部全文印发各省军、师管区及各县、市，列为各级兵役干部和各校学生必读之文件。各地学生纷纷请求服役出征。至12月中，军政部兵役署宣布，全川已有学生9000余人报名。1945年1月1日起，全省从军的知识青年陆续集中，分批乘专车赴泸县入营受训。
　　八年抗战中，川人积极参军参战。根据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发表的数字，则谓抗战以来，川省的壮丁实征2578810人。何氏还说：抗战八年，全国征兵额为14050521人。可见四川省征兵约占全国总额的五分之一。
　　另有一份资料统计，自1937年开始，四川各年征兵数：1937年8月至12月为13.4万人；1938年为17.4万人；1939年为30.6万人；1940年为46.4万人；1941年1月至8月为19.2万人。
　　以上四年征兵赴前线者共130余万人。1941年以后，全国沦陷区扩大，四川征兵额亦随之年年增加，后四年征兵不下200万人，前后征兵在300万人以上。以上两种统计都未包括按建制出川抗战的六个集团军20余万人，四川5万青年从军人数，以及中央直属各军由前线调来四川进行整补的人数。
　　当时，四川人口数不过四千万，则平均14人中就有1人奔赴抗日前线。

　　打通屏障　突破封锁
　　四川，天险屏障，四面是山，北有秦岭、大巴山脉，东有巫山，东南有大娄山、武陵山，南面横绝乌蒙山，西边是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和岷山。拒敌的有利条件，也是制约自己的不利因素。作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四川也被紧紧锁在崇山峻岭之中。抗战前还没有一条与外省相通的公路。从四川通往各战区的军需、兵员运输、民用必需品的运输，都成了紧迫的难题。1935年，当国民政府确定把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后，就开始着手在东南西北四面修筑与外界沟通的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四条省级公路。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需劳工，由沿途所在省县就地征用。百万筑路民工，开山劈岭，挖土运石，全凭一双手。有的使錾子、锄头；有的用木杠、扁担，施工劳作原始而艰巨。在修造川陕公路时，为赶在限期内完成，百万筑路大军以马灯照明，顶风冒雨，挑灯夜战，抢时间争速度。在抢修川滇路时，正值严冬。工地又多在深山峡谷、悬崖绝壁之中。民工们攀崖开凿，开山放炮，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在全民抗战的激流中，数十万民工拼命大干、苦干。寒暑假中，成渝两市的大学生还到工地宣传动员，表演节目，慰问民工。
　　到1940年底，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相继竣工。仅在川境征用的劳工，前后总数约二百五十万人次。
　　抗战中后期又修筑了从成都经新津、乐山、宜宾及云南昭通到昆明的和由乐山经西昌、会理县到云南祥云的另外两条川滇公路，构成了沟通东南亚的战略交通大动脉。另外，由成都经雅安、泸定县到康定的川康公路和由重庆经邻水县、万源市到陕西汉中的汉渝公路也先后竣工。
　　有了路，机动车明显不足。1944年3月15日，四川省公路总局向重庆政府交通部报告：
　　全川公路总共56000公里。客车共220辆，内中缺零件待修者45辆，报废者85辆，可用者仅90辆。同日，重庆的《中央日报》报道了一则喜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创制桐油发动机行驶汽车成功！?
　　当时，战事紧急，急需汽油、柴油、煤油等动力燃料。而这些都需要进口。因此，以植物油（桐油、菜油等）提炼汽油、柴油、煤油等液体燃料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事业。据1944年1月统计，当时大后方炼油厂共80余家，其每月生产各种油料约29.5万加仑。但在抗战后期，因桐油价格上涨，成本增加，生产难以维持。汽油来源不足，也有以酒精为动力燃料的发明。
　　为解决“油荒?，汽车制造工程师高国恕领衔，组织了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研制用汽油汽车改装成木炭汽车。所谓木炭汽车，就是把固体燃料放进特制的煤气炉灶内烧，使之产生煤气，推动发动机运动。在改装试制过程中，由于煤气爆炸，高国恕面部被烧伤，头发、眉毛被烧了个精光。木炭车启动不易，速度甚缓，途中经常抛锚，有民谣讥之，“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但总聊胜于无。
　　在修建公路的同时，国民政府根据中国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实际情况，成立了驿运管理局。各省、各战区亦于1940年中期，先后成立了驿运管理处。所谓驿运，是指人拉肩扛原始的非机动车辆的陆上运输。它弥补了机动车运量的不足。
　　在重庆和成都，还建立了航空交通网，先后开辟了至昆明、兰州、哈密、汉中、香港、莫斯科、河内等地的各条航线。此外，还开辟了“飞越驼峰?航线，即从印度汀江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昆明，再到四川的宜宾、泸州。这些航线，特别是飞越驼峰航线的开通，对支持全国的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有粮出粮　有钱出钱
　　1937年8月7日，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
　　四川是战略大后方。经营陪都，要害是经营四川，控制西南。因此，蒋介石先是坐镇重庆，遥控成都。他以各种手段压制排斥四川地方实力派，并通过成都行辕和特务机构监控四川的军政事务。
　　1937年，四川省主席刘湘奉命率部出川抗战，1938年1月病死武汉，蒋介石即任张群接任，因遭刘湘旧部潘文华、王陵基等反对，遂改任亲蒋的川军将领王缵绪。不久，王又遭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所部反对，蒋介石遂于1939年9月自己兼任省主席。为了赢得四川民众的拥护，他把四川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做出了要把四川建成经济实力雄厚的抗战复兴基地的姿态。10月15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党政军联合大会，宣布治川十条之策。其大意是：主川一定要竭力为川人谋利益，以期得到民众的拥护；要尊重地方自治权力，以期稳定实力人物和政治团体的拥护。其施政方略主要内容为：清剿盗匪、禁绝烟毒、筹备地方自治、改革社会、转移风气、变化气质、振作人心、提高公共道德、奠定抗战建国复兴基础等等。
　　但是，蒋介石主川却遇到了难以预料的麻烦。战时，难民大量涌进，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其他人员，以及留川军队和各战区人员的供给，加上日军的封锁和连年干旱，使吃饭成为第一难题。蒋介石就任省主席不到两个月，来川难民已近十万，吃喝拉撒，搅得他日夜不宁。于是，便在省府内成立了垦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将来川难民统筹安排到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垦荒屯田，生产自给。中赈会还在成都、重庆、合川等地开办赈济工厂若干座，将四川各县收容的难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选择入厂工作。这些措施暂时安顿了流浪者，但却加剧了整个大后方粮食的紧张。
　　1940年3月13日，成都地区米价暴涨，民众难熬春荒之苦，遂发生了抢米事件，军警前往现场镇压，打死打伤不少无辜的市民。蒋介石得到报告，觉得问题严重，于是，决定在省府设立物价平准处，采取更强硬手段取缔囤积居奇，推行平价购销。9月3日，以省府名义下令各县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明令各县县长兼任粮管会主任。但天不作美，旱灾严重，粮源枯竭。9月11日，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坐卧不安，遂发表了《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严令各地迅速杜绝藏粮不售现象，并向全省人民发出呼吁，体谅国家困难，发起踊跃捐献军粮的爱国运动。实际上这是蒋介石向川人乞讨军粮。
　　1941年6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宣布：自下半年起，各省田赋一律征收实物（黄谷）。1943年11月10日，重庆国民政府粮食部宣布实行粮食公仓制度，动员农户把粮食象存钱一样，存到“公仓?里去，粮食变成了货币。1944年，大后方四川已有一支两千万人的灾民大军。
　　1943年，冯玉祥从重庆溯嘉陵江、沱江、岷江，去合川、南充、内江、隆昌、自贡、乐山、泸州，以及新津、成都等二十余县市，他在从事一项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他身体力行，办法就是卖字鬻画，所得悉数交公。当时的重庆《新民报》上曾有一篇《冯将军卖字救国》的文章：“最初遇乞取墨宝者，几乎有求必应。求者既多，将军因私念，倘能以此得资，亦不无小补。随手润格，写条屏一幅，取四十元，对联一幅，取八十元。将军自言，在未胜利结束战事前，卖字决不终止。寸纸片缕，能得一分钱，便尽一分钱救报国之力……?
　　像干旱的土地一样，大后方民众的“油水?早被庞大的战争机器榨干了。以公债为例，四川的民众从1937年9月第一次认购救国公债1900多万元开始，已先后认购过“建设?、“军需?，“兴业?、“同盟胜利?等各种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一亿元以上，有时一月发一种。如1938年4月，重庆儿童发起捐购“中国儿童号?飞机运动。1941年2月，航空建设协会四川分会发起捐款献机一百架运动。1942年2月，重庆市民众捐款购买滑翔机一架；中国电影制片厂捐购“中国电影号?滑翔机十架。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一架，滑翔机二十架；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一架。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二十架。1943年初，航空建设协会发起一元献机运动，计划购机三十架。1943年3月，重庆妇女界发起捐购“妇女号?飞机运动。1943年4月，国民兵团第二次献机运动，捐购驱逐机十架。其他还有“记者号?、“报人号?等等献机运动……
　　但对这次献金救国运动川人还是挺起胸膛，节约靡费，献出所有的金钱。有的男人悄悄拿出私房钱，有的女人当场摘下金戒指，有的流亡学生冒着寒风，脱下自己仅有的毛衣，有的农民拿出家里生蛋的老母鸡，甚至准备死后用做棺木的木材……
　　在内江，金台旅馆经理李焕章向冯玉祥表示，从今后每年向国家捐献黄谷六百担，直到抗战胜利为止；在自贡，盐商余述怀一马当先，捐了一千万元；自流井大老板王德谦不甘落后，捐了一千五百万元；成都献金高潮迭起。省主席张群捐了一万元，在他的带动下，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丐帮队伍走上献金主席台，将各人多年讨来的共计2250元钱，双手擎着交给冯玉祥。冯含着眼泪代表政府将钱接过来，又代表政府庄严宣布，将这笔钱回赠给乞丐们。但他们说啥也不再接受政府的回赠。
　　当时的合江只是个二等县，人口40来万，连遭三年天灾，同时多次遭受敌机轰炸，满目创伤。但他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献金达1250多万元。冯玉祥也被人民的爱国热情感动了，爬上城外赤水河与长江汇合处的马街渡口悬崖，运足底气，挥毫写下四个斗大的字：还我河山！并在这四个字后头附跋一段：“民国三十二年春，余以节约献金救国来合江，此间同胞，爱国超居前人，突破各地成绩，为书武穆遗训以作纪念。?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到1944年5月，四川有14县市的献金总额为2亿元。5月16日以后到11月底，内江、自贡、富顺等地掀起第二次献金运动，捐款总额达4～5亿元。
　　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总支出的30％以上。如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是只“瘦马?，驮着沉重的中国，已不堪重负。四川又是一匹老马，在战火中，一次次忍辱负重，一次次扬鬃奋蹄。
　　文化救亡　教育图存
　　当时，全国的许多文化团体和文化名人也进入四川，集中在成渝两地。在国共合作的氛围中，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厅长、主任）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四川的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抗战文艺、抗战戏剧、抗战歌咏等活动十分活跃。尤以抗战话剧成就巨大，如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曹禺的《蜕变》等。战时全川共出各种报纸约200种，以《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最有名。这些活动，宣传爱国抗日，反对顽固倒退，坚持民主进步，鼓舞了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抗战爆发之前，全国共有国立、私立等高校108所，绝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战爆发后，大部分遭战火破坏。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沿海各高校内迁，并于1938年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从1937年至1939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少数迁入租界外，大部分都迁往西南、西北等地，而最后集中在四川的计有48所，占战前全国高等院校的44％。
　　国立剧专，是中国戏剧的摇篮，中国戏剧学院的前身。抗战期间累累搬迁，后迁至四川江安。
　　那时的周末和星期日晚上，江安曾有过剧专师生的话剧公演，也有逢场下午，演几折京戏。不收门票，只要观众带点食物，多少不拘。有的拿几个热馍茶点，或一包黄豆、半篓胡豆、几棵白菜、一块肉、一只鸡，江安群众及前线的伤残官兵就又可以看到戏。岳飞、苗可秀、慈禧、光绪、哈姆雷特等各种舞台形象，精彩纷呈，使人眼界大开。
　　“万老师是最没有架子的。?当年的学生对后来的戏剧大师曹禺这样回忆。他常与同学生一起散步。学生们也经常跑到他的家里，吃着泡菜、腊肠、糖果，听着曹禺海阔天空地谈文学、戏剧。剧校一个小小的场地，有时一二十人玩一个篮球，大家争抢时，曹禺也脱下长袍，和学生们一起参与，搞得浑身是土，开心极了。曹禺怀中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种种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动笔记下来。每逢江安县城赶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馆里去，坐在茶楼里，要上一壶茶，静静地观察进进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北京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写的，戏中的人物是有模特儿。至今，江安的一些老人中还流传着曹禺的一些故事。“吴祖光那时已是剧专的教师。他比曹禺年轻，很尊重曹禺，他的第一部剧作《凤凰城》写完，就是请曹禺看的。他很快读完，据说还作了些润色，但是曹禺却说：“我是看过，却不敢说润色，祖光才气过人，经历丰富，中文底子厚实，他读的书多，看的戏也多。他的戏写得很扎实，这是他的第一部戏，以后就会一发而不可收”。
　　江安的师生，后来遍布全国，大都成名成家，如教授中的曹禺、黄佐临、张骏祥、吴晓邦……，同学中的张雁、谢晋、刘厚生等。
　　上海同济大学，在“八一三战火”中校址被夷为平地。学校师生千里辗转，从武汉、衡阳、桂林，后又出镇南关，至越南河内，1939年春才陆续抵达昆明。立足未稳，1940秋，又迁到四川李庄。
　　同济在李庄破旧的“九宫十八庙”作教室。神像请走了，腾开的大殿上，支起了简易的课桌。从前的钟声、木鱼声、诵经声，如今变成几百大学生的读书声。手执教鞭的师长，站在神佛的位置上开始了新时代的呼风唤雨。1943年6月12日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同济工学院的印象：
　　工学院各系都欣欣向荣。该院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从下游运来的大量设备。这里也有同盟国的协助，因为那位研究钢结构的教授就是位波兰人。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干的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设备精良，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
　　李庄五年，同济发展了。原有理工医三学院，1945年又增设法学院，同时进行了系科调整。学生人数1100多，毕业人数680人。
　　成都，也是抗战中国的大学城，先后有华西、金陵、齐鲁、燕京和金陵女大这几所学校相聚华西坝。钟楼下，小桥旁，流水环绕，警报频传而弦歌不断被称为大后方的天堂。从教室到学生宿舍相距二三里，原为田间小道。金陵大学师生动员修建大路，校长陈裕光与农学院长章之汶、文学院长倪青原、理学院长李方训等荷锄上阵，掘土动工，师生高唱“开路先锋”，挥汗劳动，筑成大路。至今金陵路犹存。
　　暑假期间，各校学生联合组织宣传队、服务团，步行在川陕公路沿线广元、绵阳等地，写标语、讲时事，动员民众，宣传抗日，演出了话剧《八百壮士》、《电线杆子》、《放下你的鞭子》等。还在学生宿舍附近开办工人夜校，在敌机轰炸时组织救护队，抬担架抢救受伤人员。
　　到抗战后期，四川的高等学校共有56所，为战前的4倍，居全国各省之冠。四川的中等学校也有较大发展，到1945年，学校增到671所（内有迁川中学21所），学生24.8万人，约为战前的3倍。已成为全国教育最发达的省份。
　　1945年8月，八年抗战胜利。次年，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正式还都南京，其辞曰：……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某种程度可以说，是四川人瘦削的肩膀撑起了国家倾斜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