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和议后的秦桧行为小评《转》

绍兴和议后的秦桧行为小评
   
     作者：晓风飞翔
     
     本来，我并没有打算写这文。然而，近年来看了许多为秦桧翻案文章，说秦桧议和，有利于南宋百姓，甚至说什么“秦桧能够使残破的宋朝有机会修养生息，使宋朝的人民体验和平、富足的生活上百年”！
     然而，这些结论，在史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所谓百年和平，是完全不存在的，绍兴八年，宋金签定和约，绍兴十年，宗弼单方面撕毁条约，进攻河南陕西；绍兴十一年（1141年），绍兴和约签定；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撕毁条约，进攻南宋，请问这所谓的"百年和平环境"从何而来？
     此外我们需要明白一点，赵构和秦桧制止北伐，并不是留骂名后世的主因。当然，这点本身自然是应该谴责的，但他们最值得谴责的是：制止北伐之后，并没有内修朝政，外建武备，只盼依靠割地岁币来乞活。这个才是最大的谴责之处。
     也就是说，如果说赵构和秦桧是出于双方实力上考虑，而制止岳飞北伐，那么，接下来的事情，难道他们不是应该如勾践或者李世民一般，训军爱民，励精图治，提高自身实力吗？然而，很遗憾，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保障，而需要实力保证。金真有实力灭亡南宋，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
     面对屡屡单方面撕毁和约的强大敌人，赵构和伟大的秦大丞相不修兵甲，不改善内政，只盼望割地，只盼望送钱，换取敌人的欢心。绍兴和约中，把许多本来还在宋军掌握中的战略重地，关乎国防命运的顺昌（刘琦曾在此打败兀术）、和尚原（吴家兄弟也曾在此大败兀术）、邓州（就是著名的南阳，东汉刘秀起家之地）等地方，白白割让给金国。真是理性和现实啊！
     他们割让了前线战略重地，如将精锐岳家军削减，却又没有减轻百姓的赋税。也就是说，百姓在战争时所承受的负担，在“和平”时期也没有减轻。这议和，作用何来？



我们先看和议之后的南宋军备情况。
     秦桧对于坚持抗金的将领，是不断地加以打击和迫害的。岳飞、韩世忠自不消说，左武功大夫荣州防御使邵隆守商州时，披荆棘，立官府，招徕离散，各得其心，把商州建成强固的抗金要塞。宋金签订绍兴和约时，宋廷把商州割给了金人，他愤愤不平，后常秘密派兵，化装出境袭击。“金人报于秦桧，核心恨愤”，即把邵隆调往辰州，后“改知叙州”，并秘密派人用毒酒把他害死。叙州军民为悼念邵隆的抗金战功，“皆悲哭”之，“为之罢市”（《三朝北盟会编》卷214）。另一著名宋将李显忠，也被金使告为“私遣过界”，“秦桧怒”，即罢去他的军职（系年要录）卷157）。当时还有一位身陷敌击区的河北进士梁助，昼行夜状，历尽了千辛万苦回到南宋。他回宋后，“上书言河北事极详”，并认为“金人必举兵。秦桧怒，直决之”，把他“押赶惠州编管”（《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乙丑注引《赵牲之通史》。）
     秦桧收回众大将兵权后，“其任将帅，必选驽才。”（《系年要录》卷169）。驽将治军“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系年要录》卷189）。于是兵力日弱，守将缺人。
     岳家军本来有精兵十万，然而，赵构和秦桧却派了驽将田师中来接受。田师中贪饕无厌，将原张俊军的一套腐败作风，也带到鄂州军中，使鄂州驻扎御前诸军素质退化，其军纪和战斗力“非复”岳飞统兵时的“规摹”（《历代名臣奏议》卷96李椿奏，张拭《南轩先生文集》卷24《答朱元晦》）。同时，他们还对岳家军鄂州大军还进行缩编，由当年的十万大军缩减到四万九千人或五万二千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乾道内外大军数》，），导致这支百战雄师的极度退化。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韩家军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绍兴和约签定之后，金朝统治者“以书来索北人之在南者”。宋廷不“敢不如命”，马上将“海州、泗州、涟水在南百姓”，“根刷过淮北。”后又写信给金朝，“许以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绍兴十四年，高宗、秦桧又“命州县根刷，前后归朝人发还金国，”但金人还不满意，于是秦桧又“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于大金。”秦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满足金国的要求，更是为了“阴谋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此外，高宗、秦桧对于淮水、大散关以北的人民因不堪忍受金统治者的压榨，或因饥荒而冒死南归者，也拒于国门之外。他们下令给宋金交界的地方官吏说：“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当时，金国连连灾荒，陕西一带百姓“无以食，争西入蜀”但因为秦桧命令，宋庭不敢接纳，以致这些百姓“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系年要录》卷147）
     有人会问，赵构秦桧他们，强行送北方之人回去，跟军政有什么关系？原来，南宋的主要将领，如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刘锜等，都是北方人，“中兴诸将皆北人”，而他们的手下兵马，也多是北方精壮汉子。可以说，这些逃来北方流民，是宋军的作战主力。而赵构和秦桧如此举动，无疑是断绝了宋军精壮兵员，导致后来宋军战斗力大减。而且，他们的举动，也让北方的百姓和义军心寒，不敢南来，大大巩固金国的统治，削弱了南宋的边防。
     这种恶果，充分体现在绍兴三十一年的宋金战争上。绍兴末年，宋军将士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王之道说：“吾之宿将，比自讲和以来，初无尺寸之劳、毫发之功。二十年间，享其富贵尊荣。……黄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知私室，朝游暮宴，其奉养倍侈，有非言之所能尽者，孰肯披甲胄、冒锋镝、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哉?”(王之道：《祖山集》卷二十《与汪中丞画一厉害札子》)又绍兴二十一年何侗论及当时的军政之弊说：“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思绝，市井之习化，而训练之法坏。二十二年间，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系年要录》卷一八九)。叶适在《题姚令威(西溪集＞)中说：“初，完颜亮来寇，举朝上下无不丧胆，直云：虏百万何可当，惟有退走尔。”
     结果，尽管有名将刘锜指挥，而且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其中固然有刘锜生病的缘故，但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赵构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军备荒废了，那民政如何？是不是在议和之后，减少了军费，百姓就过上好日子呢？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
     在秦桧当政期间，压榨重重，民穷财尽。正如胡铨所说：“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史》卷374，《胡铨传》）。这个“萧然”景象，便是某些网友所说的和议下的“繁荣”！
     在过去战争期间，赵构秦桧之流，曾以“济军用”为名，向人民预借赋税，但战争结束后，是否归还或者减免赋税呢。恰恰相反，赋税不仅减免，还增加了。“预借之税，今尚未免，巳预借之弊，折纳太重，近于重敛”（《系年要录》卷155）。有些州县在折纳税绢时，甚至“每匹有至十千者”（《系年要录》卷156），民不堪命。
     政府本来有官田，在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减免租的，结果如何呢？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下诏，命诸路常平司卖官田时要租佃人“增租三分，如不愿增者，许人划佃”（《系年要录》卷147）。
     请问某些为秦大丞相辩护的网友，战争都结束了，为何百姓负担并没有减少呢？如果是百姓无法负担军费开支，为何现在他们还要承担比军费开支更重的赋税呢？
     其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些东西，都流入秦大丞相的口袋了。秦桧其家“富敌于国”（宋史 秦桧传）。秦府的府库财富，超过了高宗的“左藏数倍”（《系年要录》卷169）。凡宫廷所稀缺的物品，他家都应有尽有啊！
     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系年要录》卷169．），故此在他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他们为了媚秦，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即如史书所论 “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系年要录》卷155）。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系年要录》卷154）。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 《系年要录》卷170）。当时的南宋百姓，是何等悲惨！哪里谈得上“富足”二字！


若这些赋税只是临时增加也罢，最可怕的是，这些赋税一但增加，就没有回头的可能。甚至出现赵构愿意，秦大丞相还不愿意的情况呢。绍兴二十三年（1153），江西帅臣张守奏请减免当年百姓历年积欠的预买、和买之费，高宗欲准其所奏，但“时秦桧为相，方损度为月近，且日虞四方财勇之不至，怒而不行”。并在各地，还增加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百姓责要缴纳绵、绸、税捐、茶捐、杂钱、白米六色，和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地区，根据隐田，“增添租米，加重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托钱，醋息钱、麦引钱，各色不一。”总之，“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并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从上述种种迹象来看，自绍兴和约签订之后，南宋百姓生活不但没有改善，税收非但没有减少，反倒进一步贫穷，进一步增加。
     如此残破黑暗景象。，真亏得某些网友有胆量公然宣称的“秦桧能够使残破的宋朝有机会修养生息，使宋朝的人民体验和平、富足的生活上百年”！
     由于秦桧的黑暗统治，当时百姓也纷纷起来反抗，当时只福建各地的农民起义，就有“数十百部，部数千至数十百人”；有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满小红、朱明领导的义军。还有宣州(安徽宣城县)的摩尼教徒在俞—的领导的起义，而当时宣州知州不是别个，正是秦桧之弟秦梓！
     此外，还有江西刘花、何花等人的起义。起义波及广东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接着，海南岛的“琼、崖、詹、万四州”百姓、浙江台州地区的百姓），江西传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颐宁县的饥民，浙江衡州的饥民，江西吉州地区的农民，都纷纷揭竿而起，杀富济贫，屡挫官军。
     自绍兴六年岳飞平定杨幺以来，至议和之前，南宋境内，有过如此规模的起义么？没有！那些认为议和带来和平，从而给百姓带来福泽的人，难道你们不想想，为何这些起义，不在战事最激烈的绍兴十年前后发生，而在议和之后发生呢？这其中，又意味着什么呢？
     论述到这里，我想已经足够了。秦桧执政期间，是宋代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孝宗皇帝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若以后世南宋的繁荣，来为赵构秦桧屈辱和议辩护，真是张冠李戴，教人发笑了。秦桧祸国殃民，罪证如山，纵巧舌如簧，纵难洗其罪名矣。
     秦桧的祸国殃民之罪，实在数不声数，本文也只是略举一二，未尽全貌。本文也只是略举一二，未尽全貌。本文内里许多内容，都出自曾琼碧教授的《千古罪人秦桧》。超星有这本书，各位不妨去看看。

看看《宋史》编者对秦桧生平主要事迹的概括总结
   
      （参见《宋史》卷473《秦桧传》）：
          
            “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
          
            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
          
            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上动静。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桧死，帝方与人言之。
          
            桧立久任之说，士淹滞失职，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与擢用。自其独相，至死之日，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如孙近、韩肖胄、楼照、王次翁、范同、万俟禼、程克俊、李文会、杨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跻政地。既共政，则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听桧弹击，辄以政府报之，由中丞、谏议而升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阅月，或半年即罢去。惟王次翁阅四年，以金人败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论，桧德之深也。
          
            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桧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辨，但以一二语倾挤之。李光尝与桧争论，言颇侵桧，桧不答。及光言毕，桧徐曰：“李光无人臣礼。”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术。
          
            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