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战绩战况考证

郾城之战发生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七月。
　　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当时探知岳飞孤军深入并亲驻郾城（今河南郾城），于是就率女真主力骑兵突袭，企图一举摧毁对方的中枢神经，接着就发生了岳家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郾城大捷。
　　现将在《鄂国金佗穊编》卷16中留存的岳飞郾城捷奏摘录于下：
　　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
　　“盖天大王蔡里，名完颜宗贤”⑴。据叶梦得说：“伪盖天大王等二人则在瀎、滑，以主签军。”⑵ 盖天大王原来担任金兵的后方留守，这次在郾城上阵，说明完颜兀术自顺昌败后，已得到了增援。
　　这里并没有说杀死敌兵的数目，因为这份捷奏其实是在战斗刚结束之时立即上报的，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当时甚至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统计，但是我们可以从夺到战马二百余匹这里得到一些启示。
　　事实上，当时岳家军步兵破敌所用的武器是麻扎刀、提刀、大斧，这些武器，显然对马容易造成伤害，而且这个混战时刻，夺取战马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简单地说，要对抗金兵骑兵的不断进攻，岳家军步兵应该采取步军密集阵型。这种密集阵型，很难有空隙给士兵外出捉马。
　　事实上，在那种混战的情况下，如果步兵不伤马而只是想打倒马上之人，将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当步兵得马之后，为了保存马匹，必然会退出战线。这种混乱状态，正是兵家之大忌，无论如何，都是应该制止的。
　　岳家军素来以纪律严明著称，而且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要抗击持续来攻的金国骑兵，当然更是不可能做出随便夺取敌人战马的行为，否则肯定会大溃的。
　　此外，根据后世戚继光对抗北方骑兵经验总结的兵书《练兵实纪 练营阵第八》中这样记载：
　　“法云：射人先射马。马仆，贼自败。往时只因爱他马，要得；活获，故难取胜。你们看贼马头有三尺，人在马上高又五尺；我步兵冲在马头，尚有马头、马前足相隔，贼刀三尺，岂能到我身上。
　　我只将众军联作墙般一堵，密密一字向前，用我长刀大棒砍打马头、马腿，马伤跌倒。此时贼被跌落，身方未转，就用大棍劈头打下，无有不死者。你杀得贼败，首级每颗偿银五十两，甲衣杖那件不是便宜，何必要马？
　　况一贼有数马，我欲杀者，贼身下所骑一马也。大势一败，以后马匹那个不是你的？若临阵不先砍贼马与牵取贼马者，俱斩首。千、把总以下故纵，同罪。砍伤马匹，战毕即于营前烧熟代饭。生存好马，俱与冲锋之人。以十匹为率，只抽一马与收马者，余皆均散。”
　　尽管岳飞和戚继光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战争的原理是相同。同时以岳飞的杰出军事才能和岳家军的军纪严明，兼之当时对阵的金兵主要是精锐的骑兵，而岳家军则是骑兵和步兵的组合，很显然，在正面对抗强敌骑兵冲击的凶险战场中，岳家军的骑兵要不断地冲杀敌方的有生力量，是不可能在混战中去夺敌人的战马的，而岳家军的步兵更是不可能被允许（当然也不会）在列阵与敌人奋战厮杀的间隙去夺取敌人战马的。
　　所以岳家军所缴获的这些战马，显然是在金兵败走、战斗快要结束之时，才有机会夺取的。
　　而在与女真骑兵混战厮杀的战斗过程中，岳家军兵士实际所杀死和破坏的马匹，其数目显然将十分庞大。那么，大约数目是多少呢？
　　《宋会要辑稿》记载：
　　“（绍兴十年）统制官侯信统押忠义水军并诸项官兵，前去河北经营贼寨。八月七日，过河，于中条山札寨，探得山北栢梯谷口有金贼大寨，正当河、解两州要路。初八日夜，劫破上件贼寨，杀死蕃贼二百余人，捉到女真、汉军二百余人，夺到鞍马二十余匹。
　　至天明，探得有解州同知女真亲作天使，会起河、解两州及诸处蕃贼共约七千余人骑，於初十日早摆拽三头项前来。信率本部官兵向前迎敝，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千户一名，毛毛罕头领数人，其贼退走。活捉到五百余人，战马五十余匹，器甲七百余副，弓、箭、旗、枪甚众。”
　　宋军统制官侯信率兵夜袭金兵兵营杀死二百人，活捉二百人，这才“夺到鞍马二十余匹”，而在另一次战斗中，与金国骑兵“血战数十合”之后，“活捉到五百余人”，这才夺得“战马五十余匹”。
　　很显然，根据当时的情况，在战争中夺取战马比活抓人困难得多了，基本上是十比一的比例，更不用说还要加上杀死杀伤的比例。
　　按此推断，在郾城大战中，岳家军至少要收拾掉两千名以上的金国女真骑兵，才能夺得这两百匹战马。
　　值得注意的是，金兵多是重骑，一旦失去战马或者战马受伤，就基本失去战斗力，基本可以算作死亡或者躺在地上不动。也就是说，金兵的绝对损失，应该在二千骑兵以上，这里还不包括受伤的人数。根据战斗的惯例，负伤人数应该远多于死亡人数，估计不下三千。
　　据此推断，在郾城大战之中，估计金国女真骑兵死伤至少在五千人以上，约为其参战主力骑兵人数的三分之一，称得上是伤亡惨重。
　　但是为什么岳飞没有在给南宋朝廷的捷奏中写明是斩获多少敌兵呢？
　　高宗在答复岳飞捷奏的第二份手诏中说：“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舆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
　　根据高宗答复岳飞捷奏的第二份手诏可推知，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那份郾城捷奏时期是在“八日”晓递发， 《宋会要》记载至临安之日期，为“十八日”，行程亦为十一日。
　　八日捷奏叙事简略，言语含混，是因为当时战斗刚刚结束，同时“天色昏黑”，还没有来得及去统计详细的杀敌数目等战果，所以仅仅只大略地说“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高宗在答复岳飞捷奏的第一份手诏中，对此奏之结论为“已获胜捷”。
　　此后，岳飞应另有一份补充捷奏来详细说明郾城大捷的战果，然而这份后续补充捷奏已经佚失而不能见到，但是在高宗的第二份手诏中却已提及。例如“戕其酋领”，但是仅仅高宗的第二份手诏，却不能得知其中提及的岳家军所杀之金朝“酋领”为何人。高宗对岳飞关于郾城大捷的第二份捷奏的评价为“实为隽功”。
　　　　很显然，如果只是因为现存捷奏只提到在郾城大捷中岳家军夺取金人战马不过二百匹而否定这场大捷，显然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因为详细记载郾城大捷战果的第二道捷奏已经佚失而不得见。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情，在岳飞被陷害致死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所有奏折都被秦桧同党收去，为了压低岳飞的功劳，秦桧及其同党在岳飞冤死之后，特意销毁了许多有关岳飞战绩的原始资料。
　　事实上，在冤杀岳飞之后，秦桧权倾朝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派他的养子秦熺去负责检修南宋的官史，并让其养子及其同党负责管理南宋的国史档案，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销毁。而对于岳飞的许多事迹，秦桧奸党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贬低和诋毁的成份。
　　所以不能排除是秦桧一伙销毁了岳飞郾城大捷期间第一道奏折之后的其他反映战事进展情况及记述辉煌战果的后续补充奏折，以至于后世不能看到关于这次大捷战果的详尽记录，而只能根据现存史料进行辗转推理以了解岳家军战果的辉煌程度。
　　南宋前期的国史实录以及官史日记等皆出于秦桧养子秦熺之手。由于秦熺等人肆意篡改、删销史实，以至于后世史官不得不东拼西凑地填补所缺失史实的记录，这些都给后世关心和研究岳飞及岳家军的学者大众们增添了不少困阻。
　　尽管如此，依据现存史料，我们仍然可以作一番去伪存真、辗转推理，通过考证来大略地了解岳家军郾城大捷战果的辉煌。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54558.shtml

以下研究一下宋高宗答复岳飞郾城捷奏的那两份手诏。
　　高宗在第一份手诏中说：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⑶
　　第一份手诏是宋高宗看了岳飞七月五日一奏和郾城捷奏之后给岳飞捷奏的回复。
　　后来高宗在第二份手诏又说：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⑷
　　现存的那份郾城捷奏其实是在战斗刚结束之后，岳飞在仓促间写成并立即上报的，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当时甚至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统计，故岳飞后来又有另外一份补充捷奏。
　　这份详尽反映郾城大捷战果的补充捷奏虽已佚失，但在宋高宗答复岳飞的第二份手诏中仍有所反映，其中提到“虏以精骑冲坚”的情况，还开列所杀“酋领”的姓名。
　　宋高宗正是在看到岳飞关于郾城大捷战果的那份补充捷奏之后，才对此战的评价由“已获胜捷”提高到“实为隽功”，并且还因为郾城大捷之事而给岳飞和岳家军将士发下了一道奖谕诏：
　　自胡虏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远闻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阵。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欢，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⑸
　　这道留存下来的奖谕诏是当时的南宋朝廷对岳飞郾城大捷战绩所作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宋廷还有一个省札记载说：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⑹
　　完颜宗弼（即金兀术）所统率的金兵主力有十多万之众，光一万五千的骑兵不应被记述成“全军”。其实这一万五千骑兵乃是金兵的前锋和精华，而在实际战斗过程中，金兵十多万人马陆续开到战场，并在岳飞的补充捷奏中有所交代，所以宋廷的这个省札才会说“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
　　参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北伐的岳家军共有十万兵力，但是至少分成了十二军，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众多要地，此时尚未集结在一起。跟随岳飞亲驻郾城的只有背嵬军和游奕军，而游奕军的另一部分又随统制姚政守颍昌⑺。
　　直接参与郾城之战的这一个半军，包括背嵬军和半数的游奕军，大约不过一万几千人的兵力，除去守城军和火头军、辎重兵等非战斗人员外，实际参战兵力就更少了。可见郾城之战确实是以少击众的硬仗和恶战，当然背嵬军既是岳飞的亲军，又是岳家军的精锐。
　　金兵擅长的战术，是以左、右翼骑兵进行迂回侧击。宋时行阵术语称左、右翼骑兵为“拐子马”。所以叶适说：“拐子马，虏之长技。”⑻
　　女真骑兵“善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他们与敌军一个回合交锋失利后，败而不乱，重整编队，再次冲锋。“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⑼
　　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精锐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⑽。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晚上七八点钟，金兵才最后败退。
　　郾城之战的另一个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金军主力是骑兵，而宋军过去多以步兵为主。岳飞主要靠在过去历次战斗中缴获的大量马匹，才组成较大规模的骑兵军团。在郾城大捷的次年，援淮西时，岳家军光背嵬马军即有八千多骑⑾。
　　在郾城会战中，战事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用精锐骑兵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直接对抗周旋，这是其他各路宋军所做不到的。
　　此外，指挥金兵发起郾城会战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当时金国的兵制是这样的：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吴玠墓铭：“後胡世将为川、陕宣抚使，公弟吴磷适在军中，一日，从问公所以战，则曰：‘磷舆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後，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舆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
　　《宋史》《吴玠传》胡世将问玠所以制胜者，璾曰：「璾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势。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璾有不能言者。」
　　《宋史》《吴璾传》（吴璾）尝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拒马布两肋之间；至帖拨增损之不同，则系乎临机。」知兵者取焉。
　　《云麓漫钞》卷四：“绍兴初，尝获北方探事人，云：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重兵既乡，郎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郎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自用兵以来如此。”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金虏图经》：“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真虏人，取胜全不责於步，惟运薪水，掘潦堑，张虚势，搬粮草而已。骑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常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後用。又有一贴军，日阿里喜，如遇正军病，郎以贴军代行。……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善乎往来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走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
　　《历代名臣奏议》卷九o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金和西夏皆以骑兵为主，据吴阶经验之谈，西夏骑兵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败不乱”，“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
　　故郾城之战时，岳家军与女真骑兵“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
　　女真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郎拐子马迂回侧击。故直至宁宗时，叶适《水心别集》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
　　郾城之战时，女真骑兵亦应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前引《紫微集》梁吉等转官制“或角其前，或掎其侧”，可资旁证。
　　　　显然，当时金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鏖战数十合”，而根据岳飞的奏折，也充分反应出这特点。
　　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除非是获胜，否则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必定惨败。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而且能迫使敌军败退，并进而俘虏战马，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的杀伤。
　　注意的是，参与郾城会战的金兵都是金国的精锐骑兵，损失以后极难补充。所以岳家军能在郾城之战中以少击众并取得胜利，委实是大捷，而且已经重重地伤了金国的元气了。
　　绍兴十年七月八日的郾城会战结束后，金兵不肯甘休。七月十日下午，又有一千多女真骑兵来到郾城县北五里店。岳飞亲自率军出城，命王刚带领五十多名背嵬使臣组成的军官队，前往侦察。他们同敌军相遇后，一拥而上，抢先把敌军统帅阿李朵孛堇砍死，于是一千多金兵骑兵如鸟兽散。
　　完颜宗弼（即金兀术）不敢再窥伺郾城，却又以大军进占郾城和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及其副手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
　　岳飞另一副手前军统制张宪当是在七月十日后从淮宁府赶到郾城的。
　　十三日，张宪奉命指挥前军、背嵬军、游奕军等“诸军人马”，前往临颍，寻求与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大军决战。
　　岳飞部将杨再兴率三百精骑巡绰到小商桥，猝然与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大军遭遇，他和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人全部英勇战死，金兵也付出了损失两千多人的更大伤亡代价⑿。
　　张宪于十四日天明驱逐为数不多的金军，轻而易举地重占临颍县⒀。完颜宗弼（即金兀术）怯于同张宪对阵，率军转攻颍昌。
　　《宋史》《张宪传》“十年，金人渝盟入侵，宪战颍昌、战陈州皆大捷，复其城。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颍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
　　在张宪重占临颍的同一天，颍昌府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
　　据岳飞部将王贵的捷奏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千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而这份反映颍昌会战战果的补充捷奏也已佚失。然而，《鄂国金佗穊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中的一段记事，应来源于这个补充捷奏：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岳珂的这段记述是有依据的，而非杜撰。例如据《金史》卷55、卷57《百官志》，金朝设有正三品的统军使和正四品的副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即是夏姓的金吾卫上将军，虚衔也是正三品，其虚衔和实职的官品完全一致。
　　据《鄂王行实编年》载，参与颍昌会战的金军兵力，除“三万余骑”外，尚有“兵十万”。参与颍昌会战的岳家军虽有中军、游奕军、背嵬军、踏白军和选锋军五军，但除踏白军外，背嵬军、游奕军的大部分尚驻守在郾城和临颍，选锋军的一部分当随统制李道在外地，中军的一部分也随统制苏坚屯驻洛阳等地，都不是全军参战。可见首先出城作战的三个军，兵力也不过只有一万几千人。颍昌之战同样也是以少击众的硬仗和恶战。
　　颍昌会战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十分激烈，“人为血人，马为血马”⒁。连王贵这样久经沙场的宿将也不免一度怯战，岳云则坚持战斗，并斥责王贵怯敌。岳云本人十多次杀入敌阵，身受百余处伤⒂。直到董先和胡清率守城的踏白和选锋两军出城增援，才最终扭转了战局。
　　自七月八日到七月十四日，自郾城之战到颍昌之战，无疑是岳家军经历严峻考验的时期。这两次关键性的大捷，将金兵主力的大举反攻彻底粉碎。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⒃，这是当时金兵中流行的一句话。在绍兴十年之前，岳家军主要是同伪齐军作战，与金兵尚无主力之间的严重较量。可见此语主要是金人在绍兴十年战争的经验之谈。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大败完颜宗弼（即金兀术）亲率的金军主力。
　　顺昌战后，“虏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尝一败于吴玠，以失地利而败；今败于刘锜，真以战而败”⒄，但当时有不利于金军的盛暑天气。
　　对于前三战，宋朝史书尚且肯定其地位；而由岳家军进行的后两战，却在岳飞被害之后，在秦桧专权期间，因为秦桧父子大肆篡改南宋官史，而失去应有的评价。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
　　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国史”呢？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留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秦桧党羽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还故作曲笔，肆意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所以在流传下来的某些南宋官史中看不到关于岳飞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由于赵构、秦桧卖国集团的暗算，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
　　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宋史•高宗纪》主要根据《高宗日历》写成（《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宫修史书，业已失传），李心传说：“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大量关于岳飞的史料被销毁，岳家军的战绩被秦桧及其党羽隐瞒掩盖，这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留存下来的那些能够反映岳家军战功战果的原始史料的残缺不全。
　　二十多年之后的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之时，却遇到因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金佗穊编》卷十四 《忠愍谥议》）；另一方面，在议赐“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平反时，大家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印象，而官史却无以证实，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金佗穊编》卷十四 《武穆覆议》）。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宋孝宗时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将一些不足道的小胜也算上，而单单没有发生郾城和颍昌这两场会战，这就是因为秦桧父子大肆篡改南宋官史，而失去应有的评价。
　　其实，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
　　汇集当时与岳飞相关的不少原始资料的《鄂国金佗穊编》的问世，大致可以恢复这两次大捷的历史地位。但是对于具体的战斗情节，却依然不能得到全面详尽的描述，并且尚有一些疑案。
　　• ⑴《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 ⑵《石林奏议》卷12《奏乞立赏格募人擒捕兀术等用事首领十三人札子》
　　• ⑶ ⑷《金佗穊编》卷2。
　　• ⑸《金佗续编》卷4《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堇大获胜捷赐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
　　• ⑹《金佗续编》卷10《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
　　• ⑺《金佗穊编》卷16《陈州颍昌捷奏》证明，自张宪复颍昌后，姚政一直驻守此城。
　　• ⑻《水心别集》卷16《后总》。关于拐子马即左、右翼骑兵，邓广铭先生已有考证，参见《岳飞传》（增订本）第414页附录二。
　　• ⑼关于女真骑兵的战术特点，可参《三朝北盟会编》卷195吴玠墓志，卷244《金虏图经》，《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
　　• ⑽《紫薇集》卷12《梁吉等为乌珠（兀术）接战获捷各转一官制》。
　　• ⑾《金佗穊编》卷22《淮西辨。》
　　• ⑿杨再兴以下战死者名单见《紫薇集》卷19杨再兴等追赠五官和七官的两份制词。
　　• ⒀关于张宪的兵力和重占临颍的日期，据《金佗穊编》卷16《小商桥捷奏》。
　　• ⒁《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
　　• ⒂《金佗穊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卷9《诸子遗事》。
　　• ⒃《金佗续编》卷30王自中《郢州忠烈行祠记》。
　　• ⒄《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

以下为《宋史 岳飞传》中关于岳飞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的记述：
　　（绍兴）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将发，密奏言：“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无忘复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陕西、河东北路招讨使，寻改河南、北诸路招讨使。
　　未几，所遣诸将相继奏捷。大军在颍昌，诸将分道出战，飞自以轻骑驻郾城，兵势甚锐。兀术大惧，会龙虎大王议，以为诸帅易与，独飞不可当，欲诱致其师，并力一战。
　　中外闻之，大惧，诏飞审处自固。飞曰：“金人伎穷矣。”乃日出挑战，且骂之。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郾城。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戒之曰：“不胜，先斩汝！”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
　　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
　　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兀术益兵来，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觇敌，遇之，奋斩其将。飞时出视战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
　　方郾城再捷，飞谓云曰：“贼屡败，必还攻颍昌，汝宜速援王贵。”既而兀术果至，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之，杀兀术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
　　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飞奏：“兴等过河，人心愿归朝廷。金兵累败，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兴之机。”
　　飞进军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垒而阵，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遁还汴京。飞檄陵台令行视诸陵，葺治之。
　　先是，绍兴五年，飞遣梁兴等布德意，招结两河豪杰，山砦韦铨、孙谋等敛兵固堡，以待王师，李通、胡清、李宝、李兴、张恩、孙琪等举众来归。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
　　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术欲签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从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
　　金帅乌陵思谋素号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觊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属，皆密受飞旗榜，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
　　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
　　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
　　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方兀术弃汴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
　　飞既归，所得州县，旋复失之。飞力请解兵柄，不许，自庐入觐，帝问之，飞拜谢而已。
　　
　　
　　以下为《宋史 张宪传》中关于关于绍兴十年岳家军北伐战事的记述：
　　（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入侵，宪战颍昌、战陈州皆大捷，复其城。
　　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
　　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颍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
　　

以下为《宋史 杨再兴传》中关于绍兴十年岳家军北伐战事的记述：
　　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
　　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二升。
　　
　　
　　以下为《宋史 牛皋传》中关于绍兴十年岳家军北伐战事的记述：
　　
　　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枢密行府以皋兼提举一行事务。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大败完颜宗弼（即金兀术）亲率的金军主力。
　　
　　顺昌战后，“虏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尝一败于吴玠，以失地利而败；今败于刘锜，真以战而败”⒄，但当时有不利于金军的盛暑天气。
　　
　　对于前三战，宋朝史书尚且肯定其地位；而由岳家军进行的后两战，却在岳飞被害之后，在秦桧专权期间，因为秦桧父子大肆篡改南宋官史，而失去应有的评价。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
　　
　　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国史”呢？
　　
　　《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秦桧党羽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还故作曲笔，肆意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所以在流传下来的某些南宋官史中看不到关于岳飞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由于赵构、秦桧卖国集团的暗算，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
　　
　　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宋史•高宗纪》主要根据《高宗日历》写成（《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宫修史书，业已失传），李心传说：“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
　　
　　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削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谈及与岳飞相关的史料，则秦桧及其党羽削改史料的影响更不可不查。
　　
　　关于这一点，宋史泰斗邓广铭写道：“例如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南犯，南宋于出师抵御之前，先升迁诸大将的官职，日历中对韩世忠、张俊二人的新职均详为记载，岳飞的却独独不被载入，李心传便于这年六月朔日的记事下附加案语说道：「日历独不载岳飞除命，盖秦熺削之也。」现今以「会要』及『玉堂制草』增入。
　　
　　这证明李心传对于其时国史中关涉到岳飞事功的某些记载，已经不肯完全信任了。但是，因为秦桧父子及其喽罗日夜劳其心计于作伪灭真，牵合弥缝等等的工作上面，致使后来读史的人极容易为所蒙蔽，防不胜防，辨不胜辨，遂又不免入其彀中而不能觉察。所以，即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之中，其所载岳飞言行，因受奸党的欺弄，失于觉察，以至和官史同样诬枉失实的，为数也还不少。”
　　
　　就连以圣旨方式公开颁布的诸大将升迁令，秦桧和秦熺尚能“削之”，那么岳飞递送给南宋朝廷的公文奏章，难逃秦桧极其党羽的篡改删销则是显然的。
　　
　　邓广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由此可见，属于官史系统中的诸书，其中关于岳飞和岳家军的记载，是包含有很多不可信据的成份在内的。”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综上可知，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的原文显然已遭到秦桧极其党羽的删削篡改以致隐毁。
　　
　　大量关于岳飞的史料被销毁删削，岳家军的战绩被秦桧及其党羽隐瞒掩盖，这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留存下来的那些能够反映岳家军战功战果的原始史料的残缺不全。
　　
　　二十多年之后的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之时，却遇到因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金佗穊编》卷十四 《忠愍谥议》）；另一方面，在议赐“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平反时，大家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印象，而官史却无以证实，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金佗穊编》卷十四 《武穆覆议》）。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宋孝宗时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将一些不足道的小胜也算上，而单单没有发生郾城和颍昌这两场会战，这就是因为秦桧父子大肆篡改南宋官史，而失去应有的评价。
　　
　　其实，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
　　
　　汇集当时与岳飞相关的不少原始资料的《鄂国金佗穊编》的问世，大致可以恢复这两次大捷的历史地位。但是对于具体的战斗情节，却依然不能得到全面详尽的描述，并且尚有一些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