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8 历史在这里转折（十五）

童青林 编著　　人民出版社 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关键时刻支持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解放军报逆势而上

如果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事人没有一点压力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当真理标准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的时候，胡耀邦甚至萌发了“冷却一下”的想法。据说，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胡耀邦，这场争论是中央党校挑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继续争论下去要造成党的分裂，《理论动态》不能再发表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事后，胡耀邦向吴江、阮铭表示了“冷却一下”的想法。

就在这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也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质疑，说：如果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也感到一定的压力，产生了“冷却一下”的想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当事人，吴江也“感到周围空气沉重”。但问题毕竟是由他们的文章引起的，如果对于这种严重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意味着“我们已屈服，无理可说”。如此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我们也将承担严重罪名，‘两个凡是’的势力将更为猖獗，我们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但如果提出反驳，倘局势依旧，其后果也难以设想。”所以，他考虑再三，不同意“冷却”，打算写一篇文章从正面给予回答，“据理驳斥”，并等待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发表。这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提出批评，因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吴江事先并没有告诉胡耀邦。不过，初稿写出来后，吴江还是送给了胡耀邦。可是，胡耀邦没有主张立即发表这篇文章，而是让他的秘书转告吴江：“等三个月以后再说。”

后来，吴江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他理解胡耀邦的态度，“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不能不照顾起码的组织原则。”但他觉得此事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为了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吴江也就没有把文章的最后定稿送给胡耀邦审阅，至于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耀邦请示。

文章最后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因为，《理论动态》已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了。宣传系统下达禁令之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不能发表此类文章。那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刚开过，《解放军报》还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而这个讲话又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所以，吴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于是，他决定求助于《解放军报》。碰巧的是，此时他正好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联系，就抱试一试的态度，写了一封信，连同文章一起送给了姚远方。

吴江还特别提到一件事，当他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给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他此举的目的是想寻求罗瑞卿的支持，但没有想到罗瑞卿如此认真，不仅表示支持，还通过编辑部转告吴江，提出两点修改意见。

身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一直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人民日报》3月16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后，罗瑞卿当即就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能自己检验自己，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还表示：“要注意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军报要积极支持和直接参加这场讨论。”

在邓小平6月2日讲话的当天，罗瑞卿就向报社打招呼说，《解放军报》要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组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而且，他对稿子催得很急。就在这时，吴江的文章送到了《解放军报》社。

华楠、姚远方看过之后，觉得这篇文章“很符合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于是，他们就将文章送给了罗瑞卿。姚远方还向罗瑞卿解释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可以发表。几天之后，罗瑞卿告诉华楠，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要精心修改，使内容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增加毛泽东写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几篇文章的有关内容；二是引用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罗瑞卿解释说，必须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他还嘱咐道：文章“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

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罗瑞卿与胡耀邦通了6次电话，给《解放军报》社打了5次电话。同时，他还告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社，让他们转载这篇文章。

华楠后来回忆说，罗瑞卿自6月10日左右看到吴江的文章后，至少同他和姚远方两人谈了5次，同他本人谈了3次，还同胡耀邦多次联系，仅文章就看了三遍，还查阅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并提出修改意见。罗瑞卿为这篇文章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这足见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据《人民日报》李庄回忆，为使《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日刊登这篇文章，而且能够安排在突出位置，罗瑞卿做了令人十分感动的工作。从6月23日22时到次日凌晨2时，罗瑞卿不顾病痛，三次打电话详细指点。第一次问《人民日报》24日发表这篇文章有无困难。他说，如果没有合适版面，《解放军报》可以等一两天。第二次要《人民日报》社找几个人仔细看一看文章，如果有意见马上提出来，他还可以斟酌修改。第三次询问这篇文章如何安排。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被看做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又一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重头文章。

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著位置转载，新华社也转发了这篇文章。三大权威媒体在同一天刊登同一篇文章，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动作。此后，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

文章发表后，虽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其间也遇到了阻挠和压制。7月下旬，《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前去看望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两个月前，正是这位副主任打电话给胡绩伟，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所以，一见面，那位副主任就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

胡绩伟回答说，你也可以写文章进行答辩和批判。可是，那位副主任还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此后，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分别到山东、东北，发表了一些指责真理标准讨论的言论。

尽管如此，从6月到11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达到了高潮。在邓小平、胡耀邦、罗瑞卿的支持下，大讨论很快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领导人明确表态支持和参与，另一方面是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参与。新华社以此作为重要新闻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它难免打上那个时期的一些印记。但是，当时的理论工作者敢于面对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问题，敢于冲破禁区，这是一种勇气。关于它的作用，研究者和政治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认识是，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