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8（十四）

历史在这里转折
童青林 编著 人民出版社

激烈的交锋

  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内的7家报纸作了转载。5月13日，有16家报纸转载。到5月底，又有7家报纸转载。至此，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料地激烈”。据当事人回忆，这篇文章的发表，“竟然引起一场大讨论，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文章一发表，却招来不少人的指责。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严厉的指责”。胡绩伟当时有一个记录，大致内容是：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可是，这位副主任在随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声明却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自己当时也只是说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的问题，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
  另一位当事人后来在书中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个电话中所说的意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有“严重曲解”。他直言不讳地在书中写道：这个电话“给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横加罪名”，甚至“扣上了‘砍旗’的政治大帽子”。当然，外界反应如此之快，而且反对之声如此之强烈，也确实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触动之深，但这也“预示着以后的争论将是很尖锐的”。
  那么，胡绩伟的电话记录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几个月后，他给这位副主任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你当时在电话上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的主要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
  这个电话，被看做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争论的开端。5月13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开会。胡绩伟将那位副主任的电话内容告诉了与会者。胡耀邦颇为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斯大林曾经这么做过。于是，他建议写一篇文章，讲清楚真理标准越辩越明的道理。
  当天，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接到一个电话，是《红旗》杂志总编辑打来的。他在电话中批评新华社不该转发这篇文章。后来，他还告诉别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他甚至认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犯了错误”。
  据当事人说，那简直就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打击”，根本不是理论争论那样的你一篇文章，我一篇文章。第一，时间很快，从公开发表文章到严厉指责的到来，只有一天多一点的时间；第二，帽子很大，那是可以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因为你是“砍旗”、“丢刀子”。这实际上就是反革命。那时“公安六条”还没有废除，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第三，态度非常专横，完全不是平等的讲理，而是一种判决。
  5月18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在一次谈话中点名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他说，《红旗》杂志社是党中央的刊物，在理论问题上要慎重，没有把握的要及时请示中央。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这不是中央的想法。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他甚至质问：“不知道这是代表哪个中央的。”
  在真理标准争论的关键时刻，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召开。5月29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仍然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声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他明确提出，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的通篇讲话，根本没有提实事求是。相比之下，6月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很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些人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认为，这些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称赞韦国清的报告很好，它在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他号召，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邓小平的讲话。标题写得很长，虽然也提到了华国锋，但突出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任务和方针。”
  《人民日报》的这种安排使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感到震惊，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更加激烈了。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这年9月，邓小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天津市，一路上反复讲实事求是的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可是，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自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特别是他在东北三省谈话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