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词题记看岳飞其人

从诗词题记看岳飞其人
                                                      蒋文安
  
诗词文是作者心绪的直接流露。岳飞转战半个中国，一生禀赋“单纯、质直，坚定、强项”[1]，这在他现存有限的诗词和题记中也有所反映。与其他史料相印证，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位武人的文学创作直视其内心世界。
这里先就岳飞文学作品的真伪取舍问题作一简单交待：
l、题记四篇，皆见于岳珂《金佗粹编·家集》，其中《五岳祠盟记》还有赵彦卫《云麓漫抄》互参，再则每篇题记的年月日历历分明，所记事状与史料一一对号，除了文字出入以外，其可靠性当不容置疑。
2、诗词源于《江西通志》、  《饶州志》等方志而乏佐证者，概不为据。
3、《满江红》(“怒发冲冠”)词归作岳飞的手笔。理扫如次：  (1)余嘉锡先生的推断，推之有理，断之无据。持否定说的理由是《金佗粹编》中不见收录。能否辩解说：词中再“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阕”这样的句子，意即光复赵宋王朝非我岳飞莫属，这简直是口出狂言，目无君相，与秦桧之流的“莫须有”诬陷正好暗合。在岳珂看来，为免生是非口舌，不如将全篇删去为妙。顾文璧先生发现，同一篇《五岳祠盟记》，《金佗粹编》与《云麓漫抄》所载有重大的改动(《金佗粹编》成书晚于《云麓漫抄》)：一是易感情色彩浓烈的“金贼”为泛泛而指的“夷狄”，以适应“和议”告成以后的政治气候；二是砍去“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这种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样旁若无人、舍我其谁的“狂悖”话语；三是嵌入使“朝廷无虞，主上奠枕”这种四平八稳并能邀取皇帝欢心的词句。岳珂编集时是如此诚惶诚恐，哪有胆量收录豪气直逼赵官家的《满江红》!它对乃祖的文章可以因避嫌而擅自增删，也就可以因避嫌而随意抽除。  (2)夏承焘先生关于“贺兰山”用典的质疑，似亦不难诠释，既然词中以匈奴比称金政权，那么用匈奴族长期踞以立足的贺兰山来指代金国的统治，是顺理成章的，改作黄龙府、五国城，反而不伦不类了；再说以贺兰山入典，唐已有之，王维《老将行》中“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云云，断非实指。  (3)当然也不排除岳珂受条件的限制偏编的可能，岳飞的七绝《题青泥市壁》就不见于《金佗粹编》而藉岳飞被害百年以后赵与时所著的《宾退录》得以传世，岳珂结集时搜罗到的岳飞诗词文毕竟只有很小一部分。
下面就从ll 33年作于江西新淦县的《题青泥市壁》四句待作为脉络，综合其他诗词和题记来看岳飞其人。
   
一、“雄气堂堂贯斗牛”
岳飞的为人有超迈的不受羁勒的一面。所谓堂堂雄气，就是“怒发冲冠”，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从头收拾旧山河”这种悲壮豪迈情怀。他是地道的农民出身，却胸怀宽广，“臣顷自天下兵兴，时实有志于奋张皇威，削平僭乱，以为北虏不灭，臣死不瞑”（他在诸多奏札中不得不承认出身有贵贱之分，地位有尊卑之别，但在实际心理上，在人格上，他好象不知自卑为何物，相反，他自视极高，目空一切。二十四五岁时，岳飞以草芥之微的武职居然上书皇帝，纵谈恢复宏图，指斥宰执大臣，可见其过人的胆略和弘旷的器识。才挣揣得区区一介中级军官，他就不惮以“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为己任，而且“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五岳祠盟记》)，这是他面对天地神祗所发的誓愿，并且终身为之奋战不息。后一篇题记自述：  “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叉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役，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这是一位小军官自豪地同那些在“国仇”面前陆窜水奔的将帅们比功劳，比气概。他不受羁勒的性格表诸文字，也见诸行动，从后来成为八字军首领的王彦的辕门盛气而出又负荆而进，就是一例，当然也是他不成熟的表现。他不愿受无能将帅的羁勒，可他死也要死在抗战的大纛之下，脱离王彦，是为了更好地杀敌报国，想重新归附王彦，依然是为了争取抗金复土的机会，虽然他心里明了王彦说不定会施加刀斧之刑以治其违抗军令之罪。也正因志不可夺，他晟终不得不接受无能的甚至是半抗金半卖国的赵构的羁勒。即使面对赵构，岳飞还时有不唯命是从的反应。
作者从多角度塑造着自我形象。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是在民族矛盾白热化的特定时期一个青年统帅“雄气堂堂贯斗牛”的变态描摹。《东松寺题记》用“三山环耸，势凌碧落，万木森郁，密掩烟甍”十六个字，写出了安徽祁门一带黄山余景雄峻秀丽之美，文笔也很优雅，须知这是岳飞在率部奔赴战场的行军途中，不是通常的游山玩水， “胜景潇洒”，他的襟怀也那么宁静，恬淡，显示出这位尚且散发着野草芳香的儒将决胜千里、指挥若定的翩翩风度。七律《寄浮图慧海》，首联“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写匡声，写江水，笔简意浓，气象开阔，状物与同诗中勒功金石的雄心相谐和，绘景也跟终老林泉的意愿相呼应。七律《池卅翠微亭》更见心胸淡泊，在戎马倥偬的间隙神态风雅雍容：“终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这潇洒的襟怀，淡泊的心胸，儒雅的形象，是从他的浪漫气质、狂'放不羁的性格中派生出来的，或者说是堂堂雄气、勃勃豪情在不同阶段，不同情绪下的不同表现。
岳飞的为人还有严肃，冷峻的一面。他是掌专征之权的一方统帅，客观地位不允许他象以高唱低吟为务的骚人墨客那样一味地浪漫、狂放，在刀光剑影之中，魄力固然要大，处事则务必清醒，谨慎。三十岁有余所作的《满江红》，既有李太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一样的豪气和自信，同时又见不到诗仙 “会须一饮三百杯”那种醺醺然飘飘然，诗人在自己正当春风得意扶摇直上的岁月，头脑冷静地自我警策：“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是个亲冒矢石以图恢复的实践家，对于环境之险恶有切身的体验，对于“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事业之艰难，心里也是清楚的，所以他不断激励自己奋发精进。他的雄心壮志和求实精神是互为表里的，不仅“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而且‘‘蕴深湛之虑”，“机权果达，谋成而动”，这样方能“月三捷以奏功”，“日百里而辟土”(3)，成为古代不可多得的名将。在诗词奏札中他再三再四地申述要纳节辞归，也是他通过冷眼观察人生、正视现实所产生的实在的心里活动，是他“壮怀激烈”的变相反映。由于对敌妥协投降派的阻挠破坏，抗金救国大业一再坐失良机，热血空洒，雪耻无期，朝廷议和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攻守战中岳飞的心情则一次比一次冷。他深长的反思、沉重的感叹，集中压缩在后期作品《小重山》里。这一阕以其含蓄的手法、隐晦的情调投合文人口味的词，很可能作于1139年二三月问。新春伊始“和议”告成，身任湖北京西路宣抚使的岳飞为了窥探敌情，向朝廷提出要求，前往刚由金国“赐予”南宋，又属于本人防区的洛阳去躬亲洒扫赵宋历朝皇帝的陵寝，岳飞情绪低落，自己的动议又引惹了乡思，可悲的是这一动议也横被阻梗，于是忧愤而制此词：诗人旨在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自己殚思极虑、浴血奋战了十几年，为此而伤痕累累，未老先衰，可到头来还是“等闲白了少年头”一“旧山松竹老，阻归程”，国土未复，父老遭殃，他满腹都是怨恨．愧作、忧愁，此刻的作者不象血气方刚时那样怒发冲冠了，他只觉得孤独，“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独自咀嚼着人生的痛苦，这无声的咀嚼所忍受的煎熬更甚于霄霆般的发作。然而这位中华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依旧在感情的波涛里挣扎着不甘沉沦，他依旧在作金戈铁马之“梦”，琴弦已断，“心事”犹存，不收复“旧山河”他死不瞑目。
总的说来，文坛上的岳飞，浪漫胜过严峻，战场上的岳飞，思维多于热情。倜傥不羁与严肃冷峻，二者统一在他一生执着于“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思想基础之上。

二、“誓将直节报君仇”
        这是岳飞诗词中的共同主题和核心内容。他的《满江红》、  《小重山》两首词历代倍受推崇，较之苏、辛的精品毫无愧色。至于他的诗，平心而论，直抒胸臆有余，含蓄蕴藉不足，但是那正气、热情，那炙热的气势、坦露的心胸，使人感奋激赏，而这也正是诗之成其为诗的最可宝贵的因素。这里好有一比；赵构有一首五绝《题金山》，道是‘‘屹然夭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一条在金人面前丑态百出的软骨虫，居然恬不知耻地自诩为“屹然天立”的大英雄，难怪明人胡应麟嗤之以鼻日，“殊不类其人”，诗的形象倒是够鲜明的，但除了反衬出作者龌龊的灵魂以外，人们还能欣赏到什么呢?岳飞则诗如其人，真诚坦率，有农民式的质朴。
        诗中所谓“君仇”，其实质是国仇、民仇，民族之仇，是民族大融合进程中必然会产生的阵痛。在“朕即国家”的封建社会，岳飞不可能有把国君与国家对立起来的觉悟，在他的意识里，爱国具体化为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就是“直节”的表现。受天命观的支配，即使康王赵构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北行，李纲、宗泽、岳飞这类人也会另立赵匡胤的后裔奉为政权的象征、国家的标志，对他矢志效忠。历史的横竿不是随意可以跨跃的。到了国破族亡的危急关头，不是连原先造赵官家反的农民起义军也一变而打起大宋的旗帜来了吗?西安事变中，共产党不也要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吗?这里想顺此思路，结合其诗词文分析一下岳飞或被褒扬或受责难的“愚忠”观念，看一看他和赵构的关系。
        岳飞的忠君是无可讳言的，虽然为被忠的赵构所否认，为别具心肠的秦桧一伙所抹煞。他象万折而依然东流的长江一样，不辞“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对内对外的生死搏斗和忽南忽北的艰苦奔波，誓死保卫宋高宗。但不宜给岳飞挂上“愚忠”的黑牌。愚者不知变通之谓也，愚忠相当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凡是派”的行径，表现为只忠于某人而且唯某人之命是从。岳飞的忠，含意似较宽泛，他向朝廷表忠心的《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就此一点写得既全面又概括，是立志“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由此可见他的忠君只是表现形式，其实质是忠于祖国，“迎二圣”也应作如是观，为赵构计，徽钦二帝果真回来的话，他的皇位可就坐不安稳了。岳飞的正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要依靠赵构的血统去取得赤心报国的资格和抗击金兵的实力；赵构则自觉不自觉地凭藉人们的愚昧以遂其私，一定时期内他要擢拔岳飞等将领，利用他们的忠智抵御一阵，以免被粘罕、兀术等一口吞掉，从而赢得了屈辱求和的时间。对韩、岳等忠君的真心，赵构报之以抗金的假意，在性命交关的时刻，他赐赍不断，优礼有加，“素所眷倚”，朕不遥制”之声洋洋溢耳，骨子里则驱之如鹰犬，畏之如虎狼，忌刻防范远胜于对女真铁骑。岳飞的心态与屈原相仿，  “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却由于主战与主和的根本对立，他对于赵构的离心力越来越大。这大体上分三步：  (1)思想离异。赵构把溃兵窜卒的骚拢和农民起义的烽火指为心腹大患，平定内乱的劲头十倍百倍于抵御外侮，岳飞的心思相反，说是“山林啸聚何劳取”，一副冷漠的、无可奈何才应命的态度。  (2)行动分歧。岳飞一生，或出于对朝廷中途改变抗金大计的不满，或向卖国的“议和”活动提出抗议，或为发泄功败垂成、被迫班师的愤恨，先后五次辞职，有时甚至不俟朝廷回报就先自解除军务，回庐州宅第去了，简直是“要君”  (宰相张浚语)抗上，至少是对皇帝、对朝廷的大不敬。他最后一次北伐，究其实也是抗旨而行，抗李若虚面传的“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  (3)信任失落。岳飞在奏札中对赵构讲了不少感激涕零的话，这不能认为都是假的，但决非全部心声。沿着一些蛛丝马迹寻索，可以发现他特别在最后几年对赵构的心议腹非。岳珂《行实编年》写到：  “(绍兴)八年秋，先臣(按指岳飞)日召对议建储事得诣资善堂，见孝宗皇帝英明雄伟，退而叹喜日：中兴基本其在是乎?……”，岳飞错误地估计赵构对自己的信任度，竟然不避边将干预内廷事务之嫌疑，进建储之议，把中兴希望寄托在一个尚未册立为皇储的少年身上，这固然是为了抵制金邦扬言要把“丙午元子”即被掳原皇太子送回汴京以要挟南宋的阴谋，然而也透露了岳飞对赵构某种程度的失望，当时赵构春秋方盛，才而立之年。又，据现有资料，岳飞在整个受。审过程中，只吁苍天，不求赵构，“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皇天后土可表飞心耳”，最后在供状上大书“天日昭昭’，他好象终于看透了自己一向视为国脉之本并为之效命的奉天承运的那个九五之尊，与国贼秦桧是一鼻孔出气的，只是作为臣民不得不讳莫如深而已。岳飞是一头犟牛，在至尊面前也总不是那么俯首帖耳，甚至一再抗命，恐怕这才是致死之由。比岳飞后一代的朱熹的评述很值得重视：“若论数将之才，则飞为胜，然飞亦横”，  “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岳飞忠而不“愚”，应该摘除黑牌，还他以本来面目。
        岳飞也实在在不知趣，在赵构秦桧欢庆“和议”成功、慷慨大度地给文武大员加官晋爵的大喜日子里，他偏偏唱出《小重山》那哀怨恬惶的调子。岳飞“心事”知多少?有些“心事”他哪能真的付“瑶琴”?真正的知音或许他生前一个都无处寻访。他念兹在兹地誓报君仇，而君却认仇作父，他何所用其“直节”?这就是岳飞的悲剧。

三、“斩除元恶还车驾”
     这里集中探讨一下岳飞的功名观念。
     受儒家思想的熏染，在岳飞，功名重于生命：  “功名直欲镇边圻”，  “功业要刊燕石上”，“三十功名尘与土”，“自首为功名”……这功名不是通过科举考试所取得的科第出身那种“功名”，不是庸人所理解的爵禄富贵，而是用它的本意：功绩和名声。岳飞所指，是要以事功立美名。
     先说立名。岳飞不满足于如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所说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仅仅在历史的“雪泥”上留下一指半爪的印痕，他以英豪自许，务求扬美名于未来：“一死何足靳哉，要使后世书策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张功烈相仿佛耳”[7]口为此他谨慎以处，毫不苟且，叮嘱僚属说：  “某被主上拔擢至此，傥有纤毫非是，被儒生写在史书，万世揩改不得。某苟有过，机密(按指机密官黄某)必以见告”。岳飞图的不是虚名，他无意于盗名欺世，而是以实实在在的事功为其内涵的。
     再说事功。事功就是为国立功。岳飞所孜孜追求的，说来道去还是“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是“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征灭虏酋”，是要“斩除”女真奴隶主贵族之“元恶”，“还”二圣之“车驾”，以雪靖康之耻，灭国人之恨，重整山河，复兴赵宋王朝。他的主攻目标很明确，要在抗拒外族入侵的战争中建功立业，而不是一般地为封建壬朝卖命，这是把握住了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岳家军是对金作战的主力，也是扫荡内乱的王牌。对游寇乱兵，他也剿戮，对农民起义，他也镇压。清剿收编名副其实的盗匪，于国有功于民有利。对待揭竿而起的农民，情况相当复杂，总的讲岳飞自觉地充当了消防人员的角色，因为在他看来，吉、虔等州县农民点燃的烽火，对于南宋小朝廷是不安定因素，有碍手抗金大业，而洞庭湖杨幺起义部队，岳飞更相信它与金国和伪齐暗中勾结，收入《金佗秤编》卷十的《乞复襄阳札子》他就指出：“今外有北虏之寇始内有杨幺之窃发，俱为大患……杨幺虽近，为腹心之忧，其实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通观当时局势，岳飞在这方面的认识和行动还是可以理解的。再则岳飞始终没有把游寇、义军当作他的主要敌人，没有把剿除镇压当作他的头等任务，这跟宁降国敌不事家奴的赵构秦桧辈存在着原则区别，跟宰相张浚，赵鼎和韩、刘、张等大将也有程度上或原则上的区别，岳飞一边在忠实地奉命内战，一边则念念不忘国耻君仇，讨伐曹成余火未熄，他就“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  (《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明确表白自己的根本志向在于“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还自我揶揄地说：“顾蜂蚁之群岂足为功”  (同上)，不把讨平内乱算作什么功绩，只有“金酋席卷尽擒归”，跟东汉窦宪一样为了国祚民生深入敌境，  “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而还，即所谓“功业要刊燕石上”，那才威风，才是梦寐以求的功和名，才是他的人生宗旨。
     岳飞终身坚持的功名观，包含着他的远大抱负，他的献身于民族利益国家安定的崇高愿望。这种积极进取的观念是他的强大精神支柱，是岳飞这个血性男儿的灵魂。    。
     四、  “不问登坛万户侯”
     在某些人眼里，岳飞权欲熏心。这是有根据的。他不与人夺利，却多次争权，争的是军权。在河北与王彦分道扬镰，为的是摆脱节制，另辟局面。在宜兴，因故火并了刘经，并逐步扩展为独立支队，出于对“将帅无能”的不满，他渴望着有朝一日能获得“专制”，  “专征”之权，“使飞得与诸将齿，不在偏校之列，而进退禀明于朝，何功名不立!”不久他就如愿以偿地列为四大将之一。从1134年首次北伐到1137年淮西兵变前夕，是岳飞最受赵构信任倚重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时期，赵构还曾心血来潮要把占全国总兵员四分之一的刘光世军划归岳飞统辖，并且单独召见岳飞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10)。岳飞受宠若惊，喜出望外，连夜拟写《乞出师札子》，一表感激之情，二献恢图之策，孰料朝令夕替，岳飞一场空欢喜，反而因此同宰相兼都督张浚闹翻了，赵构对他本来就极有限的信任也烟消云散了。。争军权自古名声不好，事实上争夺者代不乏人，问题在于岳飞争权的目的何在?他一生的行为轨迹作了堂堂正正的回镣抗金。他和自称将兵多多益善的韩信一样坦率，提兵长驱直入非我莫属，人以为狂或横，却是对主客观的正确估计，当世无出其右者。不必要的谦逊与岳飞无缘。
     又汲汲于“功业要勒燕石上”，又飘飘然“不问登坛万户侯”，似乎有两重性格之嫌，理解了岳飞的功名观，这一疑窦也就自生自灭了。岳飞追求的是利国益民的功业，不是沽名钓誉的虚荣，是民族的复兴安定，不是个人的富贵荣华。希求荣耀之心人皆有之，岳飞不也十分珍惜生前身后名么?不过此乃实名而非虚名。填《满江红》，当在收复襄阳六郡回屯鄂州，朝廷授予清远军节度使之时，可以设想，一个军人从戎才十年有零，因战功赫赫，三十二岁就取得封疆列土这种武将最高的恩荣，其心情该是何等兴奋，于是唱出了气冲霄汉的《满江红》。令人钦敬的是本人不以为已立下不世功勋，他依旧头脑冷静而热血沸涌，将“三十功名”比作。尘与土”，远不足以雪国耻灭民恨，他激励自己切不可虚掷年华，以“从头收拾旧山河”为己任，他要为实现“直捣黄龙府”的奋斗目标和“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的人生理想而奉献一切。
      “诗佛”王维《不遇咏》中有这么两旬：“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倒很象岳飞的形象，与“斩除元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也同义，区别在于一个做作，一个真诚，一个轻飘，一个端庄。王维既无“济人”之功德，又乏“拂衣”的诚意，说是“男儿”，也还缺点火候和刚气，移至岳武穆身上，那就熨贴了。不问登坛万户侯，弃功名如敝屣，视富贵作浮云，岳飞言行一致。1134年出兵北伐，宰相朱胜非意在督励岳飞，使人晓喻，功成之日可荣膺节度使衔，岳飞惊、愕然地对使者说：  “丞相待我何薄耶!”“为飞善辞丞相，岳飞可以义责，不可以利驱。襄阳之役，君事也，使讫事不授节，将坐视不为乎?拔一城而予一爵者，所以待众人而非所以待国士也”。朱胜非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岳飞最高的加官、军衔、军职和俸禄是“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可谓宠荣超众，位极人臣，在武将行列仅次于韩世忠和张俊，与汉初万户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保持既得利益并不难，顺着赵构秦桧就是了，可是他执拗地不肯迁就附和，与和议唱反调，竭力阻止秦桧、张俊解散韩家军，不惜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引火烧身。胸怀大志的人往往不计较物质享受，进而视为“物累”。岳飞俸禄优厚，却自奉菲薄，平时衣麻布，食蓥面，不蓄姬妾，薄事家产。  《金佗秤编》卷九《遗事》记述岳飞“乐施疏财，不殖资产，不计生事有无，所得赐赍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这番话征之抄家时籍没的田产资财数，当非纯粹虚言，身任两镇节度使的岳飞，月俸超过宰相，难怪抄家所得秦桧不相信；二十年后冤案昭雪，宋孝宗了解到真相，还在“恻然叹其贫”。岳飞没有把“登坛万户侯”居为奇货，相反，个人的荣华富贵被置之脑后，他一心想的是“异时迎还……梓官，奉邀天眷以归故国，使宗庙再安，百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1 2]。
     否定了“登坛万户侯”这种庸碌自私的功名观，那么一旦功成名遂，将伺以自处呢?1137年3月他在《乞出师札子》中亮明心迹：“然后乞身归还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说是夙愿，一点不假。绍兴初年他奔波于江南各地讨捕啸聚山林的“群凶”时所写的《题翠岩寺》，就在吟哦“博义必期清耳水”，向往着寄畅山水的闲散生活。根据“圣主专征灭虏酋”句可大体判定系年于1135年的《寄浮图慧海》诗，说得更直接，继“功业要刊燕石上”句之后，陡然一个转折：  “归休终伴赤松游。”要隐逸山林，跟赤松子、广成子等仙游于上下四方，并且“叮咛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他要退居山野，做一个太平散民，有时候还可能奉斋礼佛。
     读岳飞的诗词题记，会得到一个印象——他是一个相当虔诚的佛教信徒。今存四篇题记，有三篇题于寺庙；四首可完全确定出自岳飞手笔的诗，有两篇书于寺壁，一篇是寄给慧海和尚的。行军作战多借住梵宫道观，这是形成上述情况的客观原因，但不排除他对禅院佛寺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兴趣，他好象见庙就登堂入室，参佛随喜。  “沿干王事”最劳碌的日子，他还要“陪僧僚揭金仙”。时或发出愿心：  “俟他日殄灭盗贼，凯旋回归，复得至此，即当聊结善缘，以慰庵僧。”他的信佛，日常生活中也隐约可见。黄元振《百氏昭忠录》载，某一天岳飞“偶素食”，屯驻将郝最才进食“酸馅”。紧接着一条逸闻写庖人供鸡，岳飞追问：  “何为多杀物命?”颇有菩萨心肠。上段所引“叮咛寄语”两旬，至少可以作为他愿与僧衲朝夕往还的佐证。
     一个命世之才，三十岁上下，雄图未展，就盘算着急流勇退，盘算着招野鹤闲云，伴青灯古佛，积极入世，拯生灵于水火，与消极遁世，求解脱于山林，二者汇集于一身，作用于一时。这里谨从两点试作解释。  (1)有求得抗金之权的策略考虑。在那战乱岁月，岳飞生命短暂而阅历丰富，他有感于上下左右环境之险恶，有鉴于兔死狗烹历史教训，在面对敌兵鼓勇作战的时候，还得谨防来自身后的暗箭冷枪。他一再剖白事成之日当即解甲归田，在一定意义上是以退为进，表明自己不存一丁点野心，亟望得到朝廷信用。这类似于1130年受任通泰州镇抚使那次，他愿将母妻为质，主动要求改除淮南东路任使，宁进击而牺牲，不退守而安逸。他深知本朝对将帅戒心之重，又感时忧民，责无旁贷，岳飞真是用心良苦。  (2)有社会情绪的渗透。策略考虑毕竟是次要的，洁身引退也是岳飞头脑里确实具有的意绪，不过在某些场合加以强化而已。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宋朝，已弯腰曲背地开始走起下坡路来了，宋人已失落了唐人的恢宏气度，宋诗也已见不到唐诗的少壮风神，人与诗都老成了，眉宇间也同时透出了衰颓之气，到北宋末期更甚。南宋初年，社会因外侮这帖强力刺激剂而情绪振奋，诗坛词苑的风气亦为之一变，否则江西诗派和婉约词风将蔓延到每个角落；然而这昂扬振奋的社会精神跟主战派一起，立即受到了以赵构秦桧为代表的对敌妥协投降派的压制摧残。朝政腐败，人情惊恐国贼肆意绞杀抗金力量，文臣武将互相疑忌倾轧，主战派之间也嫉妒攻讦掣肘杀伐。人们惶惶然，茫茫然。外敌的凶残，黎民的灾祸，磅礴的爱国热潮，不时拨弹着岳飞的心弦，使他自做自励，而历史进入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衰颓之气也无形中制约着他，当时与爱国热潮并存的悲观的社会情绪和低沉的时代气氛，又必然会波及岳飞的心理，再加上他自己由于出身草民行伍而被文臣贱视，由于官职迅速升迁而被同僚嫉恨，这只鹏鸟每次奋翅搏击来犯者又总被人主牵制，这样，他积极的人生态度中难免搀和着几分消极，强烈的事业心里时而浮现出恬淡的山林志。以此为基础，他易受佛老思想体系的侵蚀，何况儒家本身也有“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一面，儒释道三家本来就是对立互补的。
岳飞是在时代旋涡中心进退周旋的一代英杰，他的诗词题记皆一时遣兴之作，无意于跟文人雅士争一日之长，惟其如此，它才具有独特的品性。主要特点在于不事雕琢，直抒胸臆，感情真率而充沛，语言明白而流畅，是击节高歌而非低吟浅唱，雄鸷激越而非冲和淡远，成为时代声浪中的主调，只有《小重山》呈现出婉约派的风致，以抒写他深沉的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