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8（十）

历史在这里转折
童青林 编著 人民出版社     

最后一批右派分子被“改正”

  正当一些部门纷纷平反冤、假、错案时，中央办公厅于9月发出通知，决定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来信和上访问题，落实干部政策。
  这次会议是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建议中央召开的。汪东兴委托胡耀邦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胡耀邦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他找来中央组织部的几位干部，研究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当时，有人好心地劝胡耀邦不要参加这样的会议，说别人正在找你的碴，你还送上门去？但胡耀邦认为，这是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踏破铁鞋都找不到的最好讲坛，当然不能放过。他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还发表了令人十分震惊的讲话。
  鉴于来信来访当中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占了很大比重，所以，胡耀邦在会上主要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要落实政策，有多少冤案、错案、假案，我们没有让各地统计。我现在讲点情况，天津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6％，上海占18％，陕西、甘肃各占12％。各地所占的比例不一样，如果按15％估计，全国受审查的脱产干部就有200多万人，加上不脱产的干部，数量就更大。从复查的情况看，受审查的人当中，需要落实政策的人占相当大的比重。
  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许多案件真是骇人听闻”。胡耀邦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河北邱县，在这个12万人口的县，有人制造了“新国民党”的冤案，好几千人被当成“国民党”。再一个是黑龙江的嘉荫县，只有2万人口，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的就有几百人。还有天津碱厂，制造的冤案和错案就达27起，牵涉到几百人。
  粉碎“四人帮”一年来，尽管全国在落实干部政策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实际上才开始搞”。相比之下，“上海是做得比较好的”。据说，至6月底，上海被审查的干部已经结案的有2.4万人。但是，尚待复查的还有6万人。胡耀邦希望到国庆30周年的时候，“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基本做完”。
  然而，直到此时，仍然有人对落实干部政策表现出犹豫不决，怕这怕那。胡耀邦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一是认识问题；二是私心杂念。“认识问题比较好解决，私心杂念问题就难一些。”他所说的私心杂念，“主要是指有些同志过去主持或参与搞了一些错案，伤了一些同志，现在又缺乏纠正的勇气。他们口头上也说怕否定这个，否定那个，实际上是怕否定自己。”对此，胡耀邦的看法是：“办了错案，做了错事，输了理，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党历来有个规矩，错了就改，改了就好。”
  胡耀邦解释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在斗争中很难避免遇到两种情况，“一是挨错斗，二是斗错人。”挨错了斗，固然很不好受。但给你平反了，就“应当心情舒畅”。如果对过去受的委屈，总是耿耿于怀，斤斤计较，“把心思纠缠在这上面，我看犯不着，一点好处也没有。”至于斗错了，“一要改正；二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什么会斗错人？胡耀邦认为，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粗枝大叶，不做调查；二是主观猜疑，贸然行事；三是偏听偏信，没有核实；四是头脑发热，感情用事；五是关系不好，趁机出气；六是宁“左”勿“右”，无限上纲；七是遇到压力，丢了原则；八是不明真相，上当受骗。
  在讲话中，胡耀邦还提到有关全国的几个大案。他明确表示，这些案件要“重新复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他的体会是，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调查核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
  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还讲到了为“右派”平反的问题，他提到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央11号文件，另一个是中央55号文件。这两个文件是专门为平反“右派”发的。胡耀邦表示，对于划错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
  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虽然在1959年至1964年分五批为30万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仍有大批“右派”分子没有摘帽。
  说起为“右派”平反，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温济泽，他是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位“右派”分子。1957年反“右派”开始时，温济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副局长、党组成员。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据说还是补划的“右派”分子，这件事连胡乔木、廖承志都大吃一惊。“右派”的帽子，温济泽一戴就是20年。直到1978年4月，全国科学大会结束后，温济泽向胡乔木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胡乔木要他给中央组织部写一份申诉材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转给中央组织部。
  温济泽很快就将申诉书写好了，胡乔木将申诉信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他还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证明温济泽划为“右派”是冤案。另外，廖承志、熊明复也证明了这一点，并写了证明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将温济泽的申诉信和几份证明材料一起送到了中央组织部。
  此时，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正好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第二天，中共中央就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以11号文件转发全国。
  两个月后，即6月中旬，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等五个部在烟台召开会议，讨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
  就在这时，胡耀邦看到了温济泽的申诉书和胡乔木等人的证明材料，他立即让人找来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看一看对错划的“右派”究竟是应该平反，还是改正，但研究的结果是“改正”。于是，胡耀邦让中央组织部的人打电话给广播事业局，说胡耀邦已经同意给温济泽“改正”，“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希望下午就答复。
  中央广播事业局很快就答复了，表示“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于是，胡耀邦在当天就批示说：给温济泽同志改正。
  在烟台会议上，与会者在讨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实施方案时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对他们给予适当安排，不再歧视就可以了，不需要甄别平反，只能对个别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过来。另一种意见认为，对“右派”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只对个别完全搞错了的才给予改正，而是错多少改正多少。但双方的意见没有达成一致。
  9月，经中央组织部提议，上述五个部的负责人再一次聚到一起，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人都主张应该实事求是，认为只有平反了错案，才能增强团结。会议最终采取了这种意见，形成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对于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划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改正。”9月17日，中共中央以55号文件转发了这个实施方案。
  据说，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说过这样的话：“右派”改正的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确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随后，全国最后一批右派分子被摘掉了帽子。许多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眼含热泪”，表示“感谢党中央、华主席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和挽救”。
  不久，新华社披露了公安部关于“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后，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等有影响的单位错划为右派的人全部得到改正的消息也陆续公布出来。对此，《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说，这些单位改正右派的工作之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深刻的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尤其“对那些负屈20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文章还明确指出：“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即使本人没有提出申诉或本人已经去世，也要按照规定标准，认真复审他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事实材料，如属错划的，也应予以改正。”经复查、批准予以改正的人，“要恢复政治名誉”。原来是共产党员的，如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应恢复党籍”。对已经改正的同志，“要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文章表示，当初，一些地方和部门“错划了一些右派分子，伤害了不少好同志，这是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保存下去。见错不纠，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
  上述文章发表之后，各地改正错划的右派工作开始加快。随着这项工作的结束，全国共有552877名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有人曾以这样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感慨：
  冬寒喜睹腊梅花，
  老树逢春发嫩芽。
  欲献余年效微力，
  添砖加瓦建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