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藩篱岳钟琪

      就这样，岳钟琪身不披甲，素衣素袍，仅率马鹏、杨自功、周郁等少数轻骑，于正月二十九日前往大金川老巢勒乌围。小莎罗奔、郎卡率头人及番众千余人“跪迎于道左，莫敢仰视”。岳钟琪仔细打量一番，见他们都没有什么异常举动和反应，便下了马，笑着说：“你们还认识我吗？”小莎罗奔等人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翁，端详半晌惊呼道：“果然是岳公!”岳钟琪示意大家起身，小莎罗奔赶紧请老提督及同行随从全部进帐用茶。小莎罗奔斟满一杯奶茶躬身敬献，岳钟琪一饮而尽。“真是好茶，再来一杯！”说着，岳钟琪又将茶杯递了过去。小莎罗奔又惊又喜，满面堆笑赶紧满上，岳钟琪再饮而光。这并不是岳钟琪不知礼节贪饮，而是他非常清楚藏族的习惯，这一举动意在主动向小莎罗奔传递自己此行的诚意。
      小莎罗奔、郎卡等人见此情形，顿时哭成一片，请求岳钟琪能够饶恕他们。岳钟琪传达了皇帝“贷以不死”，并令他们出寨赴营投降的谕旨，小莎罗奔表示完全遵从圣谕。当天晚上，岳钟琪留宿在勒乌围小莎罗奔的营帐中，“解衣酣寝如常”，完全没有戒备之意，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中一样自在，令小莎罗奔等人钦佩不已。第二天，小莎罗奔率众人一起迎接岳钟琪到大金川经堂，跪在佛前顶经立誓永不背叛。当天，岳钟琪乘坐皮船，经水路出洞直抵卡撒经略大学士大营衔接纳降仪式。
        二月初五，小莎罗奔率众“设坛除道，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傅恒轻骑简从，升帐受降。岳钟琪进帐跪禀纳降事宜，然后传小莎罗奔和郎卡进帐。傅恒代表皇帝对他们进行了安抚，宣布了宽大政策，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小莎罗奔父子呈献一尊古佛和一万两白银。傅恒“受佛却银，颁赉恩赏，手授荷包”。小莎罗奔“膝行领受”，叩首称，愿以此银两为经略大学士建祠诵经。小莎罗奔出帐后对随从人员说：“我们平时视岳公为上天神祇，这傅公又是何许人，居然安坐接受岳公的跪拜。天朝大臣确实高深莫测呀！”
        受降仪式当天，“远近诸番，观者如堵，莫不踊跃欣喜”“永誓不敢再有违犯”。   
      八、并不彻底的胜利
      二月初六，傅恒起程回京。历时两年的金川之战，大清总算以一个勉强的胜利体面收场。二月十五日，大金川“捷报”飞抵京师，乾隆认为，诸葛亮七纵威蛮，郭汾阳单骑见虏都不能与此役相比。因为已经封傅恒为“忠勇公”，为奖励其功勋，再赐四团龙补褂一件，并照额驸扬古里之例，加赐两条豹尾枪以及两名亲军，以示优宠。此外，又准备了金黄带、宝石帽顶，由皇长子永璜代表皇帝在傅恒回京之时予以颁赐。岳钟琪因“功居众将之右”而加太子少保，交部从优议叙。
        二月十六日，乾隆命修《平定金川方略》，并仿照康熙平定朔漠、雍正平定青海御制碑文例，乾隆亲撰《平定金川文》，其文曰：
        天畀我皇清，握干符，俯坤轴，函括万邦，悉主悉臣，五后缵承，创守佑启，亦惟是二三荩臣，布德宣力。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御侮。用造我丕丕基，罔有蘖芽，罔不煦妪长养，游于大当粤。有金川莎罗奔者，居西蜀桃关以外，界绰斯甲小金川之间。向曾从征，得授符檄。与诸土司齿顾，恃其险远，夜郎自大，构衅邻番，各土司申诉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图，岂其视为瓯脱？乃请兵筹饷，期扫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缩以老师，或犭票狡以蓄志，军无适从，事用弗集。予心憪然，念边徼之不宁，或致增防置戍，重劳吾民。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义同休戚，毅然请肩斯任。乃命以经略印，益厚集诸路军，刍粟相继，闾阎不惊。卜吉于戊辰十一月之三日，祃牙以指所征，朕亲御武帐，赐经略酒以行。天日和昶，阳气宣复。都人士听睹耸跃，罔不忭喜，谓露布之旦暮至也。乃历燕晋，驱秦陇，越剑阁，绝川江，陵桃关之巇，径天射之峻。又日讨军实而教诫拊循之，均其渴饮饥食，同其晓征夜眠。至于密赞机务，亲草奏章，则又经略独勤其劳，而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共者。恩威既明，士用益励，度番落如户庭，过部伍于衽席，奸酋授首，军声大振。复以巨炮击其碉，坚碉以摧。将俟诸军之集，捣其中坚，而番酋骙瞿駾喙，稽首请降。经略臣以彼罪重恶极，穷而乞生，久或渝且背焉，虑不允所请。朕惟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蚁溃而鼠骇者，毋宁赦而宥之，且求降而尽歼之，不可谓武，矧不足以污我斧也。于是，经略宣朕明旨，登坛受降。己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数千里，奏凯未七旬，而振旅之师，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定公孙，江陵之降李势，皆在版图之内，无足比数。廷臣举皇祖朔漠、皇考青海成例，请勒碑成均，以示来许。夫秉丹诚而运筹决胜，永靖荒徼者，经略大学士之功也。商可否于帷幄，冲矢石于行阵者，参赞大臣及诸将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体干元之德，凛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众，庶几可以垂则乎？乃系之辞曰：维天生人，类聚群分，凡兹林林，孰非我民？有羁而縻，有诲而谆，岂伊异视，远近殊伦？守在四夷，稽古名言，无已用之，寓义于仁。蠢彼金夷，恃其险阻。蚕食豨张，谓莫我拒。不靖不庭，侵厥邻聚。骇奔叫呶，以干大咎。匪棘匪纾，玁狁之故。我张我伐，玁狁之故。我师既集，贼亦相持。匪敢相持，惧诛自支。两易寒暑，敉功稍稽。贼益以狂，怒臂当车。罪臣既诛，以徇我师。朕咨于恒，汝往视之。朕咨于恒，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于役。将兹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罴，其心金石。何敌弗摧，何攻弗克？济以汝忠，奏捷顷刻。恒拜稽首，臣敢弗侵。既祃既宜，师出于京。师出于京，时惟一阳。未逾五旬，乃压其疆。前旌猎猎，有节煌煌。群番乃惊，谓自天降。惟彼攸恃，曰良尔吉。以侦以谍，如鬼如蜮。其恃爰诛，其类股栗。纪律是明，戎兵是诘。铸炮攻碉，其守以失。惟是惧诛，潜弗敢出。其潜弗出，乃旦夕延。将齐我军，披其中坚。大鞣大膊，期目之前。彼乃穷蹙，乞降悚虔。惟命是从，六事永遵。除道筑坛，肉袒羊牵。赳赳钟琪，乃度之愬。聿抵贼巢，开诚以谕。携其二酋，军门亲赴。悔罪归诚，车尘马足。顺斯抚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七纵诸葛，单骑汾阳。曰我相臣，于前有光。晋爵锡服，黼黻龙章。速归黄阁，左右赞襄。休养生息，惠鲜蜀邦。我武既扬，无疆惟庆。
       三月初八，乾隆派色布腾巴尔珠尔、查拉丰阿随大阿哥前往途中迎接傅恒。次日，裕亲王、履亲王等大臣齐至郊外恭迎傅恒，一同进京面圣。令人意外的是，傅恒在金川胜利面前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满族贵族的谦让，他在皇帝面前称扬岳钟琪“历练戎行，信孚蛮部，深入贼巢，胆勇雄决”。其实，傅恒也很清楚，他在金川经略军务总共不过一个多月，而且也没有发起或指挥过较有规模的战役。促成金川问题最终和解的关键，一是在他到达前的军事行动，二是在他到达后的军事斡旋。军事行动的指挥者是岳钟琪，而军事斡旋的调停者也是岳钟琪。因此，要论平定金川的首功当之无愧应归岳钟琪。而他自己不过是运气好点，因站的位置不同，被大家推上了这个最高领奖台而已。通过金川之战，也使乾隆真实领教了岳钟琪这位在爷爷和父亲统治期间就已经屡建奇功、名闻天下的老将的军事才能。乾隆既赞赏又感动，他传旨恢复了岳钟琪三等公的封爵。后来，兵部议叙金川在营大臣军功时，只有岳钟琪一人“著军功加三级”，其他将领，如傅尔丹、达勒当阿、舒赫德、尹继善、策楞等人“俱著军功加一级”。
       按照乾隆的安排，金川善后事宜交由总督策楞和提督岳钟琪共同办理。三月十四日，策楞、岳钟琪等人向朝廷提出了解决《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主张在承认大金川土司现状的前提下，力图用“以番制番”的传统策略，继续对大金川进行牵制，以维持嘉绒土司之间势力的均衡。这《十二条》包括：
      一、巴底、巴旺各立土千户，责令革布什咱管辖。查巴底、巴旺系土司纳旺辖，以投金酋圈禁。今莎罗奔、郎卡既邀恩免，纳旺罪非不宥，遽将所辖地令革布什咱管理，无端为益部落，不足服所属番民。且恐纳旺侄勒儿悟尔结、噶杜尔结长成争地滋衅，应释纳旺仍令管理，以次承袭。
       二、革布什咱之扎什诺尔布，请予承袭。查土司向系该管官加结到部，查给号纸。金川新定，革布什咱地与毗连，亟须弹压。扎什诺尔布从军出力，应即给号纸，以示奖励。
       三、杂谷脑、革布什咱、沃日、小金川四土司，宜联为一气。查该土司等壤接金川，屡被侵占。今既还侵地，自可息事宁人。即思患豫防，应听该番自筹。既传集晓谕，伊等顶经发誓，办理完结。
       四、小金川、沃日宜结婚媾，协守疆圉。查沃日向系土女泽尔吉辖，已据众土司议与泽旺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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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沃日印务，请仍令泽尔吉护理。查泽尔吉虽配泽旺，仍管沃日，应令照常约束。生子照明正司土妇功噶例，分袭两土司。
     六、小金川被毁碉房宜督修，孙克宗、占固二处宜驻防。查碉房与要隘应听自修自守，若委员督修分驻，恐莎罗奔等闻知疑惧，或已办理亦不可张皇滋事。
     七、小金川大小朗素宜分别安插。查小朗素现奉旨询问。大朗素秉性奸顽，又未出力，酌看情形安插。
     八、土舍汪尔吉应暂为安插。查该土舍原系郎卡异母弟兄，先来投诚，今事竣不能回巢，应交伊母舅扎什诺尔布带赴游牧，俟有可安插处奏请。
     九、梭磨、竹克基、党坝各土司、土舍，宜加衔奖励，以分杂谷脑之势。查各土司与杂谷脑本弟兄，受制杂谷脑，相随从征效力。今遽加以安抚司等职衔，则率先之杂谷脑，既恩无可加，转将伊所辖地瓜分鼎立，相形轻重失宜。即虑部落过大，应俟一二年后熟筹请旨。
     十、各部土司请加级，以示鼓励。查各土司恭顺辛勤，业蒙恩旨赏赉，格外奖劝。
     十一、严汉奸出入番地之禁。查汉奸本应查防，但各土司钱谷文移，须人代办。自行延请，则去留自由。而字识往来，无关轻重。若一切取结详报备案，地方官势难兼顾。其愿充者，必非安静守法之人，挟经官选择之势，更恐滋事。至定以年限，给以职衔，求充者益多。与该土司稍有龃龉，赴内讦告，不便据以为实，又不便不问。应遵前旨，渐次严密稽查，不必多为禁约，难于遵守。至番民贸易，原难禁绝，惟在员弁严察匪徒出入。
      十二、夷民典买汉地应赎归，以分疆域。查木坪、瓦寺两土司紧接内地，典买汉地甚多，管业已久，遽行追赎，转似夺伊恒产。应嗣后严禁内地民人，不得将田地私售番民，违者治罪。
      清朝对大金川问题完全是外科手术式的处理，实质的症结并没有得到根除，土司制度依然延续，嘉绒十八土司俨然十八个独立王国。因此，只能说，大清的金川之战是一场并不彻底的胜利。它所留下的隐患最终导致乾隆三十六年第二次金川战争的爆发，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朝取缔了大金川土司制度，全面推行改土归流，加强了在当地的驻军后，大小金川从此才真正稳定下来。

第十八章 鞠躬尽瘁

       金川战争结束前，乾隆原以为战争将以霹雳手段结束，本想安排岳钟琪统率驻扎在党坝的部队四五千人转移至打箭炉防守，马良柱率两三千兵马驻扎小金川防守。没想到，金川之战最后以如此平和的方式结束，他便取消了驻军打箭炉和小金川的计划。于是，岳钟琪与策楞处理完善后事宜，一起率部返回成都驻扎休整。
     一、骑马紫禁城
      金川之战是清军战斗力的一次检阅。在这场战争中，川军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对此最不满意的人是乾隆，皇帝很生气，后果当然很严重，他直截了当地指责道：“金川此番用兵，川省绿旗士卒，不但不能奋勇克敌，其退怯疲惫贻误之处，川兵实职其咎。即其临阵受伤，亦并非争先出力，不避矢石之谓，本不应分等赏恤。且遗失锅帐铜斤，肆行攘窃。虽尚有外省官兵，而川兵为数居多，其情尤为可恶。”正因如此，乾隆打算对川军不但不予奖赏，反而要进行惩罚。后来，他思考再三，觉得金川向化来之不易，川兵虽没有功劳但也有苦劳，还是应该一体录功，最终勉强给予了奖赏。但是，乾隆还是对整顿川军提出了严格要求，他指示岳钟琪务必“实心妥办，以肃营伍”。　　
       岳钟琪接到谕旨后深深感觉到，现在的川军与三十多年前他所带领的川军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他遵照皇帝旨意，在四川全省共裁汰衰老孱弱士兵三千六百余名。军纪涣散，步履软弱，完全因为“平日溺于便安，不习勤劳之所致”。为了提振军威，强健士卒，岳钟琪加强了对军队的操演，他将演武场由华阳县东关移至城中东北教场。此外，岳钟琪又想到了大清的皇家游戏——行围之法，他希望通过围猎这种形式，既锻炼将士的军事技能，又提高部队之间的协作能力。他将此想法写成《行围训练疏》，对行围之法提出了具体的训练方案：
       窃查川省营伍废弛，急需整顿。臣自金川回省，即奏请立法整饬，务求实效。荷蒙俞允，通饬遵行在案，今已二年有余。督提两标，并城守营官兵，系臣与督臣策楞亲加训练，已有起色。其镇协各营，均不时檄饬勤加操练。臣复与各该营官兵，请领季饷赴省之便，随时考验。较之从前，亦觉渐有起色，然不过技艺娴熟，步武整齐而已。而细察其行走步驱之间，率多软弱，不甚精悍。盖由兵丁平日溺于便安，不习勤劳之所致。今思所以整其颓靡，练其筋骨，使之强健，则莫若行围之一法。查向来直省督抚提镇，均有行围之例。每岁于秋冬之际，举行二三次，所以习劳苦而励士气，法至善也。臣前在四川提督任内，亦曾举行，甚为有益。迄今三十余年，不但并未举行，即以行围之法询之标员，亦茫然不识，殊非整饬戎行之道。臣受皇上殊恩，畀以封疆重任，凡有益于武备，无不悉心筹划，务期实效。今臣拟于本年冬三月内，农功已毕之时，查照往例，于成都附郭，择不近田园，依傍山阜之地，不过一百余里，带领官兵，前往围猎。往返数日，亲加训练，教以分合进退之方，安营住宿之道。俾马兵驰骋行间，娴其骑射；步卒奔走原野，练其足力。先期申明号令，严束兵丁，不许骚扰，务使兵民相安。如此勤习，岁行三次，率以为常，则兵丁习于劳苦，自必日加精悍，马步技艺，自必日见纯熟。且使习知分合进退之方，安营住宿之道，士马强而有度，行阵暇而能整，诚于边省营伍，实有裨益。
       对行围情有独钟的乾隆允准了岳钟琪的请示，这一举措的实施，对提升川军战斗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这篇《行围训练疏》后来被入道光时期的云贵总督贺长龄主持、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佐治后世。
       八月，乾隆在木兰秋狝途中，特降恩旨，召“年已望七”的岳钟琪进京陛见。九月中旬，岳钟琪将提督事务交由松潘镇总兵官哈攀龙署理，翻越秦岭，取道山陕，乘驿赴京。十月初九，岳钟琪抵达北京。乾隆在圆明园勤政亲贤殿接见了岳钟琪。二十四年前，也是在这里，雍正皇帝第一次召见了初任总督的岳钟琪。时光荏苒，转眼之间已是物是人非，昔日的铿锵男儿如今已是皓首老翁。乾隆看着眼前这位父辈级老将，非常亲切，也非常尊敬。因早年风霜转战落下的腿脚麻木使岳钟琪在跪拜、行走之间显得有些步履蹒跚，举止吃力。乾隆心生怜悯，特赏岳钟琪“紫禁城骑马”。可以在皇家禁地骑马而行，对大臣来说绝对是做梦也不敢想的极大荣宠。岳钟琪丰富的行军经验、渊博的军事理论和注重实用的治军思想，令乾隆耳目一新。他一连数日召岳钟琪到颐和园或面商国是，或谈古论今，或询问西藏、青海等地的胜迹以及边地的情形，岳钟琪总能“奏对称旨”。乾隆很满意，对身边的侍臣说：“此三朝老臣也！”并命贴身西洋画师为岳钟琪“画像于南书房”。乾隆又将岳钟琪的两个儿子岳沺、岳淓擢拔为御前蓝翎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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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不久，根据策楞的题奏，乾隆还免除了岳钟琪因西征获罪而被追赔的七十五万四千六百余两白银。岳钟琪没有想到，在迫暮之年命运之神竟如此眷顾，给了他人生的又一次辉煌。为了褒奖岳钟琪在金川之战中的功绩，乾隆御赐“壮猷茂绩”匾额一面，而对岳钟琪的赞赏和倚重，在他的这首御赐诗中更是袒露无遗：

  剑佩归来矍铄翁，番巢单骑志何雄！

  功成怀蔡无惭李，翼奋渑池不独冯。

  早建奇勋能鼓勇，重颁上爵特褒忠。

  西南保障资猷略，前席敷陈每日中。

     二、助剿藏逆
     乾隆十二年(1747年)，颇罗鼐不幸染病去世，由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承袭郡王之位。继承爵位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并没有继承颇罗鼐的政治风格和优秀品质，而是与父亲的立场分道扬镳，企图独揽西藏统治大权。由于西藏内战时，达赖喇嘛家族与颇罗鼐家族的恩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素不信奉达赖喇嘛”，这样就使得清朝的治藏政策无法一如既往得以执行。他甚至拒绝达赖喇嘛为其父吊奠诵经，这令乾隆很担心。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朝廷将驻藏大臣的人数从一人又恢复到了两人，乾隆派另一个小舅子、傅恒之弟傅清二度入藏，与纪山一起协理藏务。考虑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年少办事未久”，乾隆告谕傅清：“颇罗鼐更事多，黾勉事中国。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幼，傅清宜留意。如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思虑所未至，当为指示。”在傅清的劝说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旋即悔过，愿请达赖喇嘛吊祭”。
       表面看起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比较听话，实际上，他在暗地里紧锣密鼓策划实施其狂妄野心的脚步从未停止过。一是削弱了达赖喇嘛的护卫兵力，为加害达赖喇嘛积极做准备。二是诡称“藏地谧无事”，上奏朝廷“请撤官兵”，乾隆念在其父颇罗鼐忠于大清的份上，“撤回汉兵四百名”。三是故意制造与驻藏大臣纪山之间的对立，企图驱逐钦差大臣，为此，不知实情的乾隆还多次斥责纪山“见识甚谬”。四是以防御准噶尔军为名，将藏兵集结喀喇乌苏一带训练，为其叛乱行动积蓄实力。他的不轨行为很快引起了傅清等人的警觉，并迅速密报乾隆。此时的乾隆才觉得形势远非他想象的那样，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居然是一个“暴戾不驯”之人。
      鉴于西藏“远地情形，固不必先发制人，亦不可苟幸无事，时时当存有备无患之意”，而且“川省近接西藏，可以朝发夕至”，所以，他迅速传谕策楞、岳钟琪要及早与傅清“密行会商”，做好处置突发事件的准备。此前，在岳钟琪进京面圣时，乾隆曾打算让岳钟琪“以熬茶赴藏，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人”，后来乾隆认为此事不可过于急躁，又取消了这一决定。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乾隆觉得必须早作打算，他密谕策楞、岳钟琪预先率兵两三千进驻打箭炉，随时准备入藏。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二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以其兄珠尔默特车布登抢夺马匹、聚兵攻取果弼奈为由，派人去阿里毒死了珠尔默特车布登，并赶走了亲侄珠尔默特旺扎勒，夺取了阿里地区的统治权。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对颇罗鼐旧部进行清肃，班第达等人惨遭黜革、抄没，有些人甚至被杀害。他又派心腹坚参扎锡等人前往准噶尔暗中勾结策妄多尔济，要求其出兵拉达克以示声援。但由于准噶尔内部分崩离析，矛盾重重，请求策妄多尔济出兵声援的计划未能得逞。不仅如此，他还对驻藏大臣的一言一行进行监控，并破坏驻藏大臣与京城之间文书往来的塘汛，“置军书往来不达者旬日”。更有甚者，他还公然亲手策划刺杀钦差大臣的计划，西藏形势异常紧张。
       乾隆一方面派纪山赴阿里调查了解珠尔默特车布登遇害真相，一方面命令傅清等人将达赖喇嘛送至江达。由于岳钟琪曾有入藏平叛的经历，对西藏地理形势熟悉，他主动请命率兵一千五百名赴藏接应。乾隆在西藏问题上，前期一直持谨慎态度，甚至有些得过且过的倾向。为了使清军进藏名正言顺，不至于引起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猜疑，乾隆也是颇费心思，他让策楞、岳钟琪告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皇帝担心你和你哥哥珠尔默特车布登发生战争对你不利，所以派我们前来相助。这样做就是为了打掉他的顾忌，等大军一到再相机处断。  乾隆非常担心傅清以及接替纪山驻藏的拉布敦二人的安危，告诫他们不可轻举妄动。但此刻，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反叛活动日益猖獗，西藏形势面临失控的局面。在这危急关头，傅清和拉布敦紧急商议对策，既然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已露叛迹，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消灭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虽然也是一死，但是叛乱却容易平定。两人决心以身殉国，除掉珠尔默特那木札勒。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月十三日，傅清与拉布敦以商议公事为名，召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到通司冈驻藏大臣衙署会面。因驻藏大臣人少势孤，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既没有生疑也没作防备。他只率领自己的卫队前来赴会，到达驻藏大臣衙署后，径直率众登楼。傅清命人将其手下阻拦在楼下，只有四五个贴身侍从随他上楼。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等人刚一进屋，傅清一挥手，驻藏大臣侍从马上将屋门紧闭。傅清拉下脸来历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罪，趁其不备拔出腰刀砍向其头部。驻藏大臣护卫一起动手，当即将其斩杀，他的贴身侍从也随即被击杀。此时，楼下的卓呢罗卜藏札什等人听到楼上传来激烈的格斗声，知道大事不好，立时召集反叛部队层层包围了驻藏大臣衙署，枪炮竞发，并开始放火烧楼。
       达赖喇嘛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妹夫班第达等人闻讯后，急速派喇嘛部队前往救护傅清等人，结果均被卓呢罗卜藏札什的叛军拦截。傅清、拉布敦率驻藏大臣衙署全体人员与数十倍的叛乱分子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傅清手刃多名攀援登楼者，身中三刀，战至力竭自刎殉国。拉布敦死得更加悲壮，他“挟刃跳楼杀数敌，肠出委蛇于地，然后死”。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也相继自杀身亡。驻藏办事的四十九名文武官员，以及七十七名家人和商民几乎全部遇难，官库中的八万五千两帑银被洗劫一空。十四日，卓呢罗卜藏札什等人率兵潜逃。达赖喇嘛令班第达暂理藏王事务，四处设卡缉拿凶犯。
　　事件发生后，西藏粮务通判常明在战死之前派人将消息火速通报策楞和岳钟琪。经过简短商议，决定由岳钟琪驰赴打箭炉，准备统率提标营和建昌镇三千官兵急速出口，由建昌镇总兵官董芳就近调兵二千随后出发，策楞也准备亲率三千士兵赴打箭炉策应。乾隆又命尹继善赴四川经理粮饷，派侍郎那木扎勒同班第一同入藏。
     十一月中旬，卓呢罗卜藏札什等十三名首犯被相继抓获。
      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命岳钟琪与董芳等人继续驻扎打箭炉防守，由策楞率八百人进藏坐镇处理善后事宜。
      十二月二十一日，班第与那木扎勒抵藏，他们遵照皇帝谕旨：“将卓呢罗卜藏札什等七人凌迟处死，要犯拉札布等三人斩决，惧罪自尽的杯陇沙克巴等戮尸，家产变价归帑”，西藏逆乱随即平息。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初一，策楞及钦差兆惠等人返回内地。由于岳钟琪“急公宣力，甚属可嘉”，乾隆一高兴将在自己的万年吉地修造过程中因“瞻徇属员，于侵帑婪赃各案，漫无觉察”，已被革职交刑部治罪的岳浚法外开恩，予以宽免了。
      傅清、拉布敦遇难后，乾隆“深为悯恻，不觉涕零”，他说道：“如傅清、拉布敦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其心较苦，而其功为尤大。以如此实心为国之大臣，不保其令终，安得不倍加轸悼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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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即追封他们为一等伯，并在被焚毁的驻藏大臣衙署旧址上，修建了“双忠祠”以示纪念。岳钟琪在这次平叛后写下的《西藏口号》一诗，再次表达了他倾心报国的耿耿忠诚。

  几度平蛮入不毛，心倾报国敢辞劳。

  天连塞草迷征马，雪拥沙场冷战袍。

  七纵计成三戍靖，六花阵列五云高。

  壮怀自若硎新发，剑匣时闻龙怒号。

       三、杂谷脑靖乱
      在大清前期的战争史上，杂谷脑与大小金川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说它重要，不是因为它占据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是因为它的部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出征新疆以及平定大金川战役中，都有杂谷脑士兵的身影，他们为维护大清江山社稷的稳固付出了巨大牺牲。金川之战后，杂谷脑土司苍旺、梭磨土司勒尔悟以及卓克基土司娘尔吉三兄弟因“同心效力，甚属可嘉”，乾隆加授苍旺为杂谷脑宣慰司，勒尔悟为梭磨安抚司，娘尔吉为卓克基长官司，希望他们能在维护大清西南疆域稳定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苍旺、勒尔悟、娘尔吉本是老土司班第尔吉的三个儿子，在兄弟中，实力最强的当属杂谷脑土司苍旺，其地“延袤二千余里，为西南一大部落”，杂谷脑不仅地广，而且兵多。在许多行动中，勒尔悟的梭磨和娘尔吉的卓克基都唯他马首是瞻。这些土司向来我行我素，国法意识淡漠，经常为一点蝇头小利不惜兄弟反目，甚至拔刀相向，因此，这一地区的冲突和摩擦时有发生。对他们来说，这些举动可能只是小动作，但对大清地方官吏和最高统治者来说则是大动静，他们之间的一丝风吹草动都会牵动大家紧绷的神经。
       在少数民族内部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上，乾隆一直奉行围观者和拉架者的处理准则，只要不危及我大清的主流利益，你们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乾隆十六年(1751年)四月，梭磨安抚司勒尔悟与松潘镇总兵官马良柱标下中营所管辖的七布峨眉土千户郎拓他因“窃劫小事”发生械斗，最终演变成了仇杀。此事发生在川陕边界，因此时的川陕已经划分为两个省份，必须由两省共同协商配合解决。此事经陕甘总督尹继善与四川总督策楞以及提督岳钟琪会商后，派员现场处置才得以化解。乾隆得知消息后，饬令尹继善、策楞和岳钟琪要密切观察，“严行化导，秉公剖结，不致番夷玩纵，酿成事端”。
       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就在此事发生后不久，苍旺三兄弟之间发生了严重分裂，这分裂源自苍旺的野心。经过多年的蚕食，地盘日益扩大的苍旺突然萌生了占领山外清军驻守的旧堡城的疯狂念头。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他“薙(剃)须易服，着眼罩”，带着他的心腹头人易沙等人潜至旧堡城进行了一番侦察。很难想象，他们的这身奇异装束究竟是如何躲过睽睽众目的。苍旺手下有一位叫生根安朋的头人得知他的意图后，哭谏苍旺不可造次。但苍旺心意已定，根本听不进他的良言相劝。生根安朋清楚这都是那个邪恶的头人易沙从中挑唆的，于是串通一帮人将易沙磔杀了，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刑罚，比肢解还要血腥。
       苍旺知道后，又将生根安朋等二十二人全杀了。此时的苍旺已经理智全无，他向两个弟弟公开提出要他们随自己反叛。但勒尔悟和娘尔吉坚决反对，苍旺便以梭磨部的小土司阿忠、卓克基部的小土司阿甲曾与生根安朋等人密谋杀死易沙为由，向勒尔悟、娘尔吉索要阿忠、阿甲，但遭到了坚决拒绝。苍旺大为光火，派松冈之兵进攻卓克基下寨，又派杂谷脑之兵进攻梭磨。就这样，兄弟之间的内讧升级成了战争。勒尔悟、娘尔吉见势不妙，火速派人向朝廷告急求救。
       策楞和岳钟琪接到报告后，派著名的青海土族将领本进忠率兵“前往化诲”。没想到，苍旺“抗执不遵”，非常狂妄，不仅不听本进忠等人的劝阻，而且还开出大铁炮要去攻打梭磨和卓克基。居然还有私造的大炮！这可是朝廷绝对不允许的！
       苍旺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越过了大清律法的红线，必然要招来刀兵之祸。他连忙派大头人拖把、忠中和沙加豆如三人分别把守一处寨堡，并令忠中紧急前往九子、龙窝、孟董等已被杂谷脑占领的寨子调遣番兵向维州关聚集，企图将清军抵挡在维州关前。得知消息后，岳钟琪向策楞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指出，如果苍旺公然反叛，“层次吞并”，越过维州，便可直达保县。而维州关三面环江，可以称得上“一人踞隘，千夫可遏”，而且这一带杂谷脑番寨与保县居民杂处，倘若被苍旺控制，要想进攻杂谷脑就会变成第二场大金川之战。于是他建议：“今趁其未集，亟击之，勿令酿成大患，贻圣主西顾忧！”策楞认为，调兵遣将是军国大事，必须要有皇帝的旨意才可行事，否则将有严厉责罚之虞。岳钟琪认为：“若待奏报朝廷，必将错过时机”。他向策楞直谏：“宁受冒昧擅发官兵之罪，断不敢于军事稍有贻误。”策楞知道说不过岳钟琪，只好同意出兵，并由岳钟琪直接负责这次军事行动。
        岳钟琪赶紧调拨四千士兵，派其中的三千名先期分批进发。八月二十二日，由威茂协副将和楞额、松茂道张之浚、城守参将六格、茂州知州黄廷铣率五百名先遣部队，以“剖断三家曲直为名”，开往维州一带设防，其余部队于两天后陆续跟进。另外一千名士兵则调往松潘镇，与松潘驻军一起进驻杂谷脑西北一带的七布峨眉，以截断杂谷脑通往郭罗克等处的道路。同时，又行文瓦寺土司，命他选带士兵随营调遣。
       杂谷脑不同于金川，此地地广民稠，单纯的军事打击会伤及无辜，必须剿抚兼行。八月二十七日，岳钟琪亲往前线指挥攻剿。途中，擒获苍旺派往内地刺探军情的二格头、康保等十七名奸细，全部扣押在军营，斩断了杂谷脑的情报线。此时，参将六格等人已经兼程驰抵维州，占据了三关要口和其他所有通往杂谷脑的险隘及桥梁，待后续部队赶到后，将同时向杂谷脑发动攻击。
       苍旺的巢穴位于松冈，这里山岭陡峭，地势非常险峻，而且碉寨鳞接，易守难攻。北山顶上有一眼泉水，那是杂谷脑的水源重地。为了便于运输大炮，苍旺按照大头人忠中的意思，派人在原本与杂谷脑不通道路的三叉河上暗中搭建了三处索桥。这位大头人忠中可不简单，他是苍旺的智囊和军师，苍旺的决定大多都来自他的谋划。
  情况摸清楚后，岳钟琪兵分三路进剿，北路由游击李华率领，部队攻占达凹山梁后直达山顶，“绝其水道”，并连夜拿下了石角卡和登甲等寨。南路由副将额僧格率领，主要目标是夺取控制沿途隘口的战碉。中路由副将李中楷率领，主要负责正面进攻，直接夺卡。岳钟琪则率领大队人马随后策应支援。此外，岳钟琪还派驻扎通化的把总卢丕振带兵前往三叉河，将三处索桥全部砍断。几天下来，清军共夺取碉卡二十余座，大军直逼苍旺老巢松冈。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岳钟琪一方面命令通事向番众宣说皇上的圣谕，发动政策攻势，“有投诚者即从宽免”。但是，在语言文告中概不提及改土归流之事，这是因为乾隆早已有旨：“归流非夷情所愿，万一稍有风声，必致众情惊骇，将人自为守，又成不了之局。”乾隆确实已被瞻对和大金川折腾怕了。另一方面他又选派“素与番民熟识之生员、商贾等”前往旧堡城至杂谷脑沿途的各寨堡进行招降。在清军推进过程中，许多部落相继归顺。九月初三至初五这三天，杂谷脑各部落“尽数投诚，贼番相率乞降”。被苍旺强取的梭磨土司所属的九子、龙窝、孟董等堡寨也纷纷投降，不到半月时间，先后归降的番寨就达一百零六座，“降番六万余丁”。      

  (83)

    当官兵进剿杂谷脑时，只有忠中一人倡议固守，并密调士兵协力抵御。但拖把与沙加豆如等人见大势已去，觉得反抗只是徒劳，只会多送几条人命而已，因此，他们暗中打算将忠中擒献清军。忠中得知消息后，被迫随众出降。岳钟琪命将拖把、沙加豆如等发往军营效力赎罪，将忠中枭首示众，而无路可逃的苍旺只好束手就擒。策楞和岳钟琪原本打算将苍旺献俘紫禁城，但乾隆觉得苍旺不值得献俘，“即于军前正法，以警番众可也”。
      杂谷脑内乱平息后，岳钟琪派人查造户口以及土地册籍，并“委员逐寨犒赏安插”，准备实行改土归流。乾隆没料到，胜利会来得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他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可对于改土归流，乾隆还是认为“更宜妥酌”，因为“环蜀皆土司地，一闻杂谷脑改流，将谓天朝有兼并蛮地之意”。他不希望一个富甲四海的天朝帝王给别人留下乘人之危的话柄，他只希望“番境永宁无事，斯善矣”。他在将这道上谕发给策楞和岳钟琪的同时，还各赐每人一份木兰秋狝时猎获的鹿肉。
      尽管乾隆在此事上对岳钟琪先斩后奏的行为一直耿耿于怀，但这与捍卫社稷稳固，使更多苍生免受战乱之苦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新任四川总督黄廷桂疏陈杂谷脑善后事宜，朝廷最终同意在杂谷脑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撤销了延续数百年的土司制度，新设茂州营，划归维州协管辖，增设一员右营都司，统辖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三员外委千把总以及三百名马步兵驻扎杂谷脑，全面维持地方治安。另外，还在旧堡城安设理番同知、通事、译字等文员，专门负责“催征夷赋，听断词讼”等日常事务。
       四、资州猝逝
      啯噜子是四川人对恶棍的蔑称，这些人经常“结党成群，暗藏刀斧，白昼抢夺，乘夜窃劫”，搅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恐，比雍正年间流窜于陕西泾阳县和永寿县一带“恣意抢夺”孤村独舍以及行旅单身的卦子还令人发指。这种人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无法考证，但在乾隆年间已经发展到非常猖獗的地步，严重时甚至对大清用兵瞻对和大金川都形成掣肘之势。不仅如此，这股势力还对四川的铜矿开采和冶炼业也造成了威胁，以致川中铸造钱币之事必须由京城代为完成。铜矿业事关国家金融命脉，因此，乾隆下旨要求进行治理，并谕令：“若为匪至三四次者，与积匪猾贼无异，应照例发往黑龙江等处，或既照新例发往巴里坤。慎勿姑息从事，以致若辈肆行无忌，而安分良民转受其累也。”
       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开始，岳钟琪受命治理啯噜子之害。他在过去纪山、李质粹以及庆复等人的方法之上有了大胆的改进，强化了解决问题的针对性。一是为进出川省的朝天汛、保宁府、顺庆府以及蓬州等四处沿嘉陵江塘站各专门制造了一艘小塘船，配备了“号旗号筹”，加强了巡查的力量，使过去无法开展的水路稽查变成了现实。二是在对投案自首的啯噜流寇造册登记备案的基础上，又“专派佐杂协同将备（副将、守备）于山村僻处轮流密察，半月一报”。三是“量其才技”，进行相应处理，对那些平日有名的啯噜子，“分别饬令入伍充壮管束”。四是对一些罪大恶极、难以教化的顽匪“用重枷长远枷号”，相当于判了无期徒刑。经过他这番治理后的十余年间，四川“啯噜敛迹，地方安静”。
       然而，就在啯噜子横行之时，还有一股势力也在侵蚀着大清统治的机体，这就是五花八门的邪教组织。邪教犹如社会的毒瘤，它们往往披着宗教高贵合法的外衣，而暗地里却干一些见不得光明的勾当。这样就使得宗教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社会对传统宗教的认知和传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百姓往往抱着对今生的厌恶和对来世的向往，不明就里，盲目风从入会，而后在教首的操控下，无意中或被动做出一些为害社会的行为。
       当时的四川是邪教活动的主要通道和重灾区。这里传习的主要是云南景东府贡生张保太于康熙二十年间在大理府鸡足山开堂创传的无生最上一乘教。此教流入贵州、四川及各省后，又逐渐演变出大乘教、无极教、燃灯教等许多派别。乾隆十一年(1746年)以前，云贵川三省分别在张保太继子张晓以及魏王氏、刘奇等人的组织下，互相串通，开展活动。四川大乘教教首就是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人刘奇，刘奇又名刘权、刘元亨，他自称教祖，“私设度牒图记”，发展了许多斋头，再由斋头为人“授记”，吸收会员。乾隆十一年(1746年)，时任贵州总督兼巡抚的张广泗一举打掉了大乘教贵州舵主魏王氏和唐世勋等人，抓获一百四十余人。通过审讯，又查获了他们与张晓、刘奇等人的来往密札以及策划举事的重要线索。张广泗马上向乾隆作了汇报，乾隆披谕：“请敕川、滇、湖广、江南等省，严密访拿，毋致漏网。”时任四川巡抚纪山将涪州卢子林、合江(今重庆合江县)骆东升等人拿获，刘奇从贵州抓获后押回四川监禁，并组织人员“于朔望宣讲圣谕广训后，即将禁止师巫邪术律文”进行一番开导，销毁邪书了事。
        纪山因大小金川局势紧张，无暇旁顾，他在奏折中说：“此等邪教，愚民难以骤悟，若治之太严，展转牵引，则人心惶惑，易致生变。”由于此时，白莲教活动也是异常活跃，乾隆很是担心。他认为纪山没有深挖线索，并对此表示不满。于是，让云南总督张允随“速传谕纪山，令其将刘奇一案，务必严行根究，依律正法，以快人心”，并将张允随的奏折经由兵部飞递，寄给纪山。通过审讯，这才发现，大乘教已渗透到山西、江南、湖广、山东等许多省份，就连天子脚下的直隶也有其斋头和组织。乾隆严令刑部和各省督抚周密查询，除恶务尽。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经过各省统一行动，其主要成员均被正法，邪教活动有所收敛。
       尽管如此，一些邪教组织还是没有被彻底消灭，一直在地下流布，而且不时出现彼伏此起的态势。乾隆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邪教“名目种种不一，其间或勾结匪类，或诓骗钱财，甚为地方之蠹”。他要求各地官吏“时当留心查拿，严行禁止，不可徒张告示，敷衍虚文”。其实，荣登大清盛世之巅的乾隆朝此时的社会矛盾已进一步显现，满族的统治时刻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考验。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孙嘉淦伪稿本案事发，波及许多省份。神经高度紧张的乾隆如临大敌。在他看来，无论是邪教倡乱，还是传抄伪造的孙嘉淦奏折，这里面似乎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理不清、看不明。四川一省因传抄伪奏折而获罪者居然多达二百八十余人，乾隆很是震惊。
      乾隆十九年(1754年)正月，四川重庆府垫江县，邪教活动重新抬头。一个名叫陈琨的会党分子“倡立邪会，散布逆帖”，并纠集了很多会员围攻官衙，“凶顽已极”。这里曾在雍正八年(1730年)因清查土地发生过民变，乾隆闻讯后，即刻传谕总督黄廷桂“急当严究党羽，速示创惩，以为悖逆作奸者警”。同时指示：“将逃窜各犯，上紧缉拿，务期弋获。其现在已获者，作速讯取确供，不分首从，立正典刑”。
       年近古稀的岳钟琪因刚刚经历长子岳浚英年早逝的巨大悲痛，身心俱疲，但老英雄心中永远以国事为重，接到谕旨后，他努力打起精神，也顾不得腿疾的困扰，“力疾前赴重庆，督缉要犯”。陈琨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很快首要分子陈琨等人悉数落网，而且一半会员也被抓获归案。缉乱战事基本结束，岳钟琪奉旨将陈琨等人就地明正典刑，其余善后事宜交重庆府和垫江县文武官员处理，随后率部返回。此时春寒正烈，当岳钟琪行至资州(今资中市)时，多年的肺痨之疾突然复发，因病势凶猛，还没有来得及救治，三月初十，老英雄就溘然长逝了。消息传来，三军悲恸，万民垂泪。
       乾隆惊闻悲讯，心中非常难过。他称赞岳钟琪“宣力有年，劳绩懋著，兹以督缉匪犯，力疾亲往，奋勉可嘉”，对他“患病溘逝，深为悼惜”。并下旨将其子岳浚身前在巡抚任内应追赔的四千九百余两欠银免予追缴，已经作价抵交的家产悉数退还。乾隆命礼部为岳钟琪赐祭葬礼，谥号“襄勤”。
      一年后，乾隆谕众大臣：“岳钟琪于皇考时宣力西乡，劳绩颇著。……今已身故，虽公爵不应世袭，而其子孙竟无一世职，朕甚悯焉！岳钟琪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令其子孙世袭罔替，以示朕追念旧勋之至意。”随后，由岳钟琪幼子岳瀞承袭。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朝廷将岳钟琪牌位迁入贤良祠奉祀。乾隆因垂念岳钟琪戍边之功，特将其堂弟岳钟璜由广西提督调任四川提督，希望延续岳氏将才稳定川边的传奇。
乾隆在其御制怀旧诗《故四川提督三等威信公岳钟琪》中这样写道：

  三朝师武臣，钟琪为巨擘。

  车骑伐准夷，实其算之失。

  设誓诱张熙，忠诚天鉴赤。

  家居十余年，命董金川役。

  单骑入贼砦，大义示顺逆。

  勇而且有谋，群番詟辟易。

  受降遂凯旋，实亦资宣力。

  所见绿营多，鲜或踵其迹。

  卓有古将风，书勋太常册。 　　

  岳钟琪去世后，葬于成都府金堂县东松秀山下，这里有他昔日居住过的“绿绕山庄”。陵墓坐北向南，墓前两侧立有大理石石碑，上面分别镌刻着乾隆《赐谥三等威信公四川提督岳钟琪制文》和《谕祭四川提督威信公岳钟琪制文》满汉碑文，全面介绍了他辉煌而不平凡的一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将领，后来，人们将松秀山称为“岳公山”，将绿绕山庄改名“岳公村”。岳钟琪不仅自己无怨无悔献身于开拓和捍卫大清边疆的事业，而且他的后世子孙也为保卫大清疆域和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完)

     王博恩的《大清藩篱岳钟琪》，较为详细地讲述了一代名将钟琪公的人生经历。立足正能量的传递，不仅详细的叙述了钟琪公一生的事迹，而且对岳钟琪的精神世界、文学造诣做了尝试性探索，是一部研究钟琪公力作！全部（可惜少了一节）转到论坛，希望有更多的宗亲了解钟琪公的事迹，共同缅怀先祖的丰功伟绩！

建良宗亲辛苦了！

此文来源于网页搜索（仅供参考）

成都岳钟琪家族：一门四提督

　　岳钟琪，从文官转为武官，此后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为康熙、雍正、乾隆3个皇帝效力，被乾隆称为“三朝武臣巨擘”。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叔叔岳超龙和堂弟岳钟璜，都当过提督(提督是一个省绿营兵的最高长官，一品大员)。除岳超龙外，其他3人都当过四川提督。

　　岳升龙和岳超龙：兄弟皆为提督

　　岳飞的三儿子岳霖，他的大儿子岳琮的后裔岳大舟，在明朝万历初，从砒凌(今江苏常州)到陕西临洮府，以耕地、做生意为业。岳大舟的儿子岳仲武，精心打理父亲留下的产业，使得家道颇为殷富。后来举家迁徙到永泰堡(今甘肃景泰县寺滩乡永泰村)。这一岳姓俗称永泰世系。

　　岳仲武有3个儿子：岳文达、岳文元、岳文魁。岳文魁，明末时被封授为太子太保、三等公爵。先是因为走上仕途安家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后来举家迁回永泰故里。岳文魁有4个儿子：岳镇邦、岳镇傲、岳镇国、岳镇华。

　　岳镇邦武功高强，精通兵法。他曾带领募集的地方武装与守城清兵一起，打败了进犯永泰城的蒙古游牧部落，并擒获其首领。官府赏识他的义举和军事才能，破格任命他为永泰营把总、千总。后因母亲年事已高，岳镇邦辞职回家。

　　康熙12年(1673年)，“三藩”作乱，朝廷征召岳镇邦，最初任命他为西宁南川营守备、都司，不久升调为甘肃抚标中军游击。第二年的一天晚上，岳镇邦在向前线押运粮草途中，与吴三桂叛军李虎牙带领的两万人遭遇。岳镇邦带领500运粮兵和数百民夫，凭借有利地形和夜幕，与李虎牙展开激战。结果岳镇邦大获全胜，歼灭俘获对方一万多人，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后来，岳镇邦升任洮岷协副将、浙江绍兴副总兵、山西大同镇总兵官加左都督。

　　岳镇邦的弟弟岳镇国曾任左都督，潮州府游击;岳镇华曾任秦营千总。

　　岳镇邦有3个儿子：岳陟龙、岳升龙、岳超龙。康熙12年(1673年)，岳升龙当上永泰营的百夫长。永泰营游击许忠臣准备响应吴三桂谋反，暗中策动岳升龙。岳升龙假装同意，派心腹家丁出城向甘肃提督张勇汇报情况。岳升龙趁许忠臣醉酒后，将其杀掉，立下大功。

　　两年后，岳升龙跟随西宁总兵王进宝攻打兰州。岳升龙作为先锋，趁着夜色渡过黄河，击溃守河敌兵，来到兰州北城门下。战斗中，岳升龙被火炮击伤左腿。他忍着剧痛，率先爬上云梯登上城墙。清兵士气大振，很快攻占北城门。岳升龙以军功升任庄浪卫守备。

　　此后，岳升龙又跟随王进宝一路东进，收复平凉，攻取阳平关，夺回汉中，南下四川广元，驻军川滇边界。在平藩中，岳升龙转战千里，建立了不少战功，先后升任九江协副将、登州镇总兵加都督佥事衔、天津镇总兵。

　　康熙35年(1696年)，噶尔丹侵扰科尔沁。康熙亲征噶尔丹，派岳升龙督运征西大军中路粮草。征西途中，岳升龙尽职尽责。战后论功行赏，岳升龙被康熙授予拖沙喇哈番(骑都尉)世职，不久升任四川提督。

　　康熙49年(1710年)，再一次平乱后，岳升龙以健康原因，请求辞去四川提督职务，并奏请朝廷批准他入四川成都籍，朝廷都给予了恩准。到成都后，岳升龙在金堂县栖贤山下的松秀山(今岳公山)定居。康熙51年(1712年)，岳升龙去世，谥号“敏肃”。

　　岳超龙，年轻时以“刘杰”的名字入伍当兵，屡立战功，当上了建昌左营守备。康熙在接见他的时候，询问家世，他如实禀报，恢复岳姓。后来，岳超龙因功升任东川营游击。

　　雍正2年(1724年)，岳超龙升任河州协副将，平定铁布等寨的叛乱。4年后，迁任天津总兵。两年后，又被提升为湖广提督。云贵一带发生叛乱，岳超龙派兵讨平。雍正10年(1732年)，岳超龙病逝。

　　岳钟琪：乾隆夸为“三朝武臣巨擘”

　　岳升龙当上庄浪卫守备的第二年，岳钟琪出世。受父亲影响，岳钟琪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少年时，岳钟琪和一群小伙伴玩耍，喜欢用石头布阵排兵打仗，没有谁能比得过他。读书后，常和父亲手下的军士聊军事，经常有一些奇思妙想，大家都认为这个娃娃今后一定很有出息。

　　康熙48年(1709年)，岳钟琪获得等候递补的同知职位。岳升龙入籍四川后，岳钟琪一起入了川籍，所以现在很多学者说岳钟琪是成都人。康熙50年(1711年)，岳钟琪请求由文职改作武职，当上了松潘镇的中军游击，开始了戎马生涯。

　　康熙56年(1717年)，准噶尔出兵占领西藏。为维护国家统一，康熙派第十四儿子(也就是影视剧中的十四阿哥)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赶赴青海督战。岳钟琪被提拔为四川永宁协副将，率600精兵作先锋，机制灵活地收复理塘、巴塘，为大军入藏扫清了道路。

　　第二年，清军从青海和四川分兵两路进兵西藏，定西将军噶尔弼统领四川这一路大军，委任岳钟琪为前锋。岳钟琪审时度势，胆识过人，敢于进言献策，并身先士卒，一举收复西藏。平乱中，岳钟琪屡出奇兵，勤献良策，剿抚并用，显示出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才华。康熙60年(1721年)，岳钟琪以无可争议的战功升迁为左都督，不久升任四川提督。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雍正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征西副将军、参赞大臣，挥师西征。

　　在征剿罗卜藏丹津中，岳钟琪采用声东击西、各个击破、兵贵神速、连续作战的战术，以几千骑兵孤军深入，千里奔袭，收复被叛军占领的领土。雍正封岳钟琪为太子太保、三等威信公，兼任甘肃提督。

　　雍正3年(1725年)初，岳钟琪又兼任甘肃巡抚，督办甘肃、青海两地军政事务。同年春，年羹尧被赐死，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手握川陕甘三省兵权。风光的背后，埋藏着祸根。清政府取代明朝后，汉人大都与重要职位无缘。岳钟琪如此位高权重，在朝野中引起了非议。

　　雍正5年(1727年)，一个疯汉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钟琪要造反了!”一些对岳钟琪不满的官员抓住这个时机，上书雍正，要求查办岳钟琪。岳钟琪向雍正上书辩解，雍正好言安抚岳钟琪，此事才算平息下来，但并不是说就真的没事了。

　　两年后，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多次侵扰科尔沁、喀尔喀草原，清军分西、北两路大军征讨。黑龙江将军、内大臣傅尔丹被授为靖边大将军，率领北路军。岳钟琪任西路大军统帅，被授为宁远大将军，加少保。岳钟琪采用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深入的战略方针，加紧修巩工事，储备军资粮秣，编练精壮队伍。

　　两年后，傅尔丹轻敌冒进，吃了败仗，10多个将军、大臣，有的自杀有的战死，6万人马只剩2000人。朝野震动，认为岳钟琪拥兵不救。其实，这真的冤枉岳钟琪了。在北路军激战时，岳钟琪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带领西路军攻占乌鲁木齐，极大地减轻了北路军的压力。但北路军败得实在太惨，雍正对岳钟琪有些不满。

　　屋漏偏逢连夜雨，准噶尔的一支军队进犯哈密，岳钟琪命人前往阻击，结果手下人贻误战机，让对手跑了。雍正借机削去岳钟琪三等公爵和太子太保的封衔，降为三等侯，仍留总督的名衔，掌管大将军印。

　　不久，雍正召集岳钟琪回京，以“误国负恩”的罪名剥夺了岳钟琪的所有官职，并“交兵部拘禁候议”。岳钟琪入狱后，等了两年，兵部的判决下来了;斩决。雍正念及岳钟琪此前立下的赫赫战功，把“斩决”改成“斩监候”，相当于把死刑变成了死缓。这为岳钟琪留下了一线生机，但岳钟琪的人生，已从辉煌的巅峰跌落到了黯淡的低谷。

　　乾隆2年(1737年)，岳钟琪被赦免，贬为庶人，回到成都。他住在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平日一身布衣，粗茶淡饭，深居简出，但渴望驰骋战场的壮志雄心没有消减。

　　乾隆12年(1747年)，四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动叛乱。四川巡抚派兵压弹，反而损兵折将。第二年，乾隆决定起用岳钟琪，先是任命为总兵，后来改为四川提督。重回战场的岳钟琪，雄风不减当年。莎罗奔连战失利，心生降意。接到莎罗奔要求和谈的消息后，岳钟琪带着13个随从，去招降莎罗奔。莎罗奔被岳钟琪感化，决意归降。

　　历经3年的战争，最后竟以这样的结局告终，乾隆很是高兴，认为岳钟琪功不可没，“谕奖钟琪，加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

　　乾隆19年(1754年)，重庆有人聚众反清。岳钟琪此时患上了痨肺病，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大军前往重庆。经过激战，平定了叛乱。班师回成都、路过资州(今资中)时，岳钟琪的痨肺病恶化，与世长辞，享年68岁。岳钟琪去世后，乾隆赐谥号为“襄勤”。

　　岳钟琪的墓在今金堂县三学山西北栖贤乡岳公村，1988年被列为金堂县文物保护单位。岳钟琪在成都留下了不少痕迹，他办公的提督衙门那条街，如今叫做提督街;他的府邸所在的街道，如今叫做岳府街等。

　　岳钟璜：接任四川提督15年

　　岳钟璜是岳超龙的儿子，岳钟琪的堂弟。青年时，岳钟璜跟随岳钟琪，参加了征讨罗卜藏丹津等战役。

　　雍正7年(1729年)，岳钟璜在跟随岳钟琪讨伐噶尔丹策零中立下大功。第二年，岳钟璜被授予蓝翎侍卫，乾清门行走(行走是入值办事的意思)。

　　乾隆6年(1741年)，岳钟璜升任四川威茂营参将，此后出任副将。8年后，升任建宁镇总兵。后来调任江西南赣、云南开化、昭通诸镇总兵。乾隆16年(1751年)，升任广西提督。岳钟琪去世后，乾隆想到岳家一门忠勇，特意把岳钟璜调到四川，接任岳钟琪的四川提督职务。

　　乾隆23年(1758年)，大小金川的土司之间发生战乱。乾隆31年(1766年)，岳钟璜奉命带兵讨伐。他采取以招抚为主的策略，各个击破，终于让大小金川重归安宁。同年，在四川出任提督15年的岳钟璜病逝，乾隆赐谥号为“庄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