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藩篱岳钟琪

        文字无论以哪种体裁出现，都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外化。正如黄廷桂所言“其事业之辉煌，皆本于所志”。对岳钟琪这样以军旅为夙志的人来说，坎坷的人生遭际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对他形成情感灼点，但随着时间的漫溢凝固，往昔的一切被渐渐淡出掩埋，并最终钝化成坚强的抗体。而那无法抹杀的天赐特质总会在不经意间浮于言表、见诸笔端。尽管他时常以“白头醒却封侯梦”这样的言语警策自我，也有“十载功名归战马，三边烽火照明驼”的幽怨，甚至还会有“读罢楞严万象空，跏趺渐与律僧同”的郁郁慨叹之语，但在其内心深处始终炽烈燃烧着的则是“九重若借西凉簿，宝剑犹堪靖两河”的豪壮心志。
       除了写诗，岳钟琪在书法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他的书法遒劲老道，功力深厚，自成一派。《岳襄勤公行略》评价他“尤工书，人得只字，珍如拱璧”。曾两次奉诏祭告嵩山、华山等地的清朝著名诗人、侍讲学士周兰坡在华山见过岳钟琪的题壁后，赞叹不已。
      三、与尹继善的友谊
     时间是最有力的砥砺，它能将懦弱的天才磨成平庸，也能将坚毅的腐朽化作神奇。当然，对一个意志笃定者来说，时间只会使他愈加璀璨不凡。获释闲居十二年，岳钟琪始终没有放弃自我，一直十分注重加强自我的磨砺和修养，在他的居室“惟余满架书”，此外别无长物。他经常手持《史记》《战国策》等史书细品不辍，孜孜以求，“每至深夜”。他的这种精神不仅令邻里愈加敬重，也让许多权贵屈尊造访，乐与往来，尹继善即是其中的代表。
      其实，岳钟琪被下狱问罪，许多人都持同情态度。但碍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没有人敢公然在雍正面前求情或为其开脱。到了乾隆朝，随着西征战事的结束，新皇帝对那些曾因“贻误军机”获罪的将领都予以赦免，朝野内外的言壁开始松动，慢慢有人站出来说些公道话。而这些昔日人们避之若瘟的“罪人”也渐渐被人们接纳、亲近，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可能因为母亲是汉人的缘故吧，这位比岳钟琪小九岁的满族高官尹继善与鄂尔泰等人不同，他非常喜欢与汉人交往，可以说好友遍天下。他每到一地任职，都会遍访当地名人贤士，广交朋友。曹雪芹等许多江南文人墨客都是其座上宾，而他对曹雪芹的帮助和爱护也曾传为美谈。
       尹继善，字元长，号望山，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其父是康熙朝重臣尹泰。尹继善少年好学，雍正元年(1723年)榜眼及第，不到二十岁便进了翰林院。雍正五年(1727年)“迁侍讲”，担任起了雍正的讲解官和起居注官，真正成了皇帝身边的人。后因随从钦差大臣留保前往广东查察布政使官达、按察使方原瑛受贿一案，一日之内连升六级。雍正六年(1728年)，刚刚三十三岁的尹继善便出任江苏巡抚，成了封疆大吏。尹继善为雍正、乾隆所倚重，一生历任河道总督、云贵总督、川陕总督、两江总督、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等要职，有“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的说法。
      尹继善还是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他的女儿嫁与乾隆第八子永璇为妻，但他从不以此对人炫耀或借此飞扬跋扈。尹继善为官不仅皇帝信任，而且百姓爱戴，是大清难得的贤官良吏。李卫、鄂尔泰、田文镜是雍正最赏识的大臣，雍正曾下谕旨让尹继善学习他们三位，尹继善在回奏中这样说道：“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雍正不仅没有怪罪，还深为赞赏。《清史稿》评价他：“莅政明敏，遇纠纷盘错，纡徐料量，靡不妥帖。”
       乾隆五年(1740年)三月，尹继善出任川陕总督，自此开始了与岳钟琪意趣投合的往来。雍正初，当尹继善还是庶吉士时，岳钟琪早已是名镇边关的提督了，那时的尹继善已对以军功名闻海内的岳钟琪十分敬慕。雍正五年(1727年)底，岳钟琪奉旨进京，在颐和园受到雍正召见，此时尹继善正担任雍正的起居注官，那次算是两人初次不期的谋面。后来，尹继善三督川陕，终于有缘与岳钟琪结识，并成为挚友。尹继善初临成都拜谒岳钟琪，正是和风徜徉的暮春时节，他在总督卫队的簇拥下，循着锦官城外浣花溪畔的桥西小路，穿越麦浪翻飞的田畦，在隐没于杨柳深处的“荆篱茅舍”“安素园”内，终于见到了这位“梦里神游已十年”，而今须发花白，但形态依然健捷的大将军。
       尹继善才学渊博，乾隆帝曾赞誉他是清朝百余年来，“满洲科目中”的“真知学者”。他著有《尹文端公诗集》十卷传世，其中仅与岳钟琪唱和的诗作就达数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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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暇时，他们常在一起饮酒呷茶、联句对诗，全然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这种交游真挚无染，完全是心与心的对话，不掺夹任何功利的企图与动机。尹继善曾在《重游安素园》一诗中非常生动地记述了他与岳钟琪愉快的林泉之乐，以及惺惺相惜的真挚友情：

  自别林园后，劳形日簿书。

  何期寻旧路，又喜到蓬庐。

  共醉郫筒酒，还煮丙穴鱼。

  迟归原有意，为恋水云居。

  翠竹微风过，空亭日影移。

  耘田忙野老，结网戏村儿。

  池泛红莲水，筵开绿草陂。

  幽芳探不足，几次绕疏篱。

  暂觉嚣尘远，偏余野兴长。

  白波催酒令，活水试茶枪。

  地僻亲鱼鸟，林稀见稻粱。

  西邻有白首，高枕卧羲皇。

  澍雨初晴日，微凉满院时。

  江花联旧句，池藕入新诗。

  鼓棹身如梗，临流鬓有丝。

  重来难预卜，漫兴白云期。

      而岳钟琪对他与尹继善一起共度惬意时光的情形也常常见诸诗文，这首《尹大司马过村舍》便是他们一起交游的美好记录。

  边城烽火静，军府罢传书。

  视稼重经野，看花远过庐。

  樽倾花市酒，脍斫藕塘鱼。

  论事情相洽，同舟济有余。

     每每离别时，彼此更是充满着依依不舍之情，他们往往会一而再、再而三以同一个韵尾反复吟诗相和。乾隆八年(1743年)春，尹继善再赴两江总督任所，他在《临别锦江三叠前韵》中曾有这样的诗句：

  梦绕花潭雨，神留锦水陂。

  逢场耽啸吟，不敢忆东篱。

  非常传神地描述了知音挥泪道别时的复杂情感。而岳钟琪在《送别尹大司马》一诗中，将那份离情别景更是渲染得宛如一对愁肠千结的情侣一般，如泣如诉，难舍难分。

  陇树秦关翠不分，几回立马怅离群。

  一樽小益青山酒，目断遥天剑阁云。

      三年多的交往，岳钟琪的胸怀和学识令尹继善折服，他常常将岳钟琪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汾阳郡王郭子仪。如果任一代俊杰就这样老死床箦着实可惜，而此时川西藏族部落的内部纷争重新抬头，大金川、杂谷脑、革布什咱(在今四川甘孜州丹巴县)等土司之间相互侵夺，流血不断，朝廷西南边关局势再次升温。在治理川藏事宜上，可以说，岳升龙、岳钟琪父子所创造的高度在当时是其他人不曾逾越的。作为川陕当家人的尹继善希望岳钟琪重新出山为国效力，他不止一次向岳钟琪传递了“莫恋璜溪钓，同心佐圣皇”的诚意。
      与尹继善一别后，许多旧部好友络绎来访，也有一些人慕名登门，本来就喜欢平淡而居的岳钟琪渐渐觉得有些疲倦。为了躲避许多虚浮的应酬，他悄然迁居金刚山，在父母的坟茔旁建一茅庵独处。但天下本就是一盘大棋局，每个人在这棋局中都是一枚天生的棋子，许多的命运选择不是别人的兴致，也不是自己的好恶，而是时局的安排，在这个名为历史规律的洪流面前，就算你想插翅逃离都难！
      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月，大金川战事不断升级，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却遭到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伏击。川陕总督、隆科多的弟弟大学士庆复奏请“以番制番”，但乾隆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决计“惩创金川”，并调以平定苗疆闻名的贵州总督张广泗出任川陕总督，“毁穴焚剿”“铲除根株，永靖边圉”。但战事进展并不像乾隆想象得那么轻松，历时一年多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此时，尹继善应诏回京，担任协办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在尹继善、班第等人的大力举荐下，乾隆决定启用已年逾花甲的老将岳钟琪。

第十七章 初定金川

      大小金川(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位于川西北大渡河上游，这里山高林密，是嘉绒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因盛产黄金而得名。嘉绒藏族不同于其他藏族，他们世代以农耕为主，固定居住。据《新唐书》记载：“川藏间女国，西羌别种，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地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王所居名康延川，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止皮为船以渡。户四万，胜兵万人，散在山谷间。”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东女国”，正是大小金川的前身。
       明朝时，苯教大师哈依拉木任小金川第四十七代族长，由于他在大小金川一带藏族部落中享有崇高威望，因而被册封为“演化禅师”。顺治七年(1650年)，小金川首领卜儿吉细归附清朝，授原职。康熙五年(1666年)，小金川首领、时任族长——雍忠拉顶寺(后乾隆赐名广法寺)大喇嘛嘉勒巴活佛又归顺清朝，朝廷为其重新颁发了“演化禅师”印信和号纸，并册封他为大金川安抚司，又称促浸土司。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嘉勒巴活佛的庶孙大莎罗奔，因率兵随岳钟琪平定羊峒番之乱，朝廷为了制衡小金川土司的权力，册封大莎罗奔为大金川土司，负责管理大金川地区，而小金川土司汤鹏则只管理小金川地区。此外，还册封了沃日、佐斯甲布、革布什咱等十六家土司，这就是著名的“嘉绒十八土司”。后来，这十八土司之间为了扩张势力范围明争暗斗，相互攻伐。起先，朝廷对此并不在意，觉得这只是他们内部为实现利益平衡而采取的习惯手段而已。“如但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但使无犯疆圉，不致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彼穴中之斗，竟可置之不问。如其仇杀日深，势渐张大，或当宣谕训诲，令其息愤宁人，各安生业。”但到后来这种纷争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了连前去负责调和的朝廷命官及其队伍都敢袭击的地步，这是王气鼎盛的乾隆所无法容忍的。由此揭开了两定金川的序幕，岳钟琪所参与的便是初定金川之役。
一、莎罗奔兄弟的野心
       说起金川，就必然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莎罗奔，俗称老莎罗奔，或大莎罗奔，因为他还有一个弟弟叫莎罗奔细，习惯上称他为小莎罗奔。大莎罗奔作战非常勇猛，其所率士兵是昔日岳钟琪战无不胜的绿旗土司联军的生力军之一。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大莎罗奔被授予大金川安抚司职衔，全面管理大金川事务。大莎罗奔不光是一个有勇力的人，他还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他的梦想就是吞并嘉绒其他的十七个土司，当上“嘉绒王”。
      有梦想就有动力。为了实现当“嘉绒王”的梦想，大莎罗奔还玩起了权谋之术，大搞政治联姻。他将一个女儿阿扣嫁给了新任小金川土司泽旺，将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巴底土司纳旺。表面看是在联姻，其实，他是要通过联姻的形式达到掌控土司女婿及其领地的目的。就这样，大莎罗奔的势力和影响力逐步强大，成了嘉绒土司的实际霸主。
      乾隆二年(1737年)，大莎罗奔悍然强占了革布什咱土司管辖的盖古交等地。革布什咱土司丹津罗尔布派人多次索要未果，最后只好请朝廷出面干预，但大莎罗奔仍然不肯归还。大莎罗奔的行径引起了其他土司的不满，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杂谷脑土司苍旺及梭磨土司勒儿悟两兄弟纠合其他一些土司于七月十四日至七月十九日三次发兵进攻小金川土司泽旺，企图乘势夺取必色满等地。有人攻击女婿，岳父理应相助。但这岳父为何没有出兵呢？殊不知，这位岳父近几天与革布什咱土司丹津罗尔布大战正酣，根本无暇他顾。此时的大小金川一带闹哄哄如同蜂窝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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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讯后的乾隆根本没当回事，在他看来：“苗蛮易动难驯，自其天性。如但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在他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川边一直奉行积极防御，不主动插手土司纠纷的政策。但是为了防止出现紧急状况，川陕总督鄂弥达飞饬道员王奕鸿、副将马化正火速前往“勒兵化诲”，并做好了随时出兵四千相机弹压的准备。八月下旬，各土司“撤兵回巢”“听候朝廷剖断”，金川内乱暂时得以平息。乾隆七年(1742年)，大莎罗奔去世，由小莎罗奔继任族长，这小莎罗奔的彪悍程度丝毫不亚于其兄长，更重要的是他和哥哥有着完全一样的称霸梦想。乾隆十一年(1746年)，小莎罗奔囚禁了泽旺，并夺走了他的印信，掌控了小金川的最高统治权。
       小莎罗奔为何会做出这一看似唐突的举动呢？
       这还得从嫁给泽旺的那个阿扣说起。
      阿扣天生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大莎罗奔当年将她嫁给泽旺时，她是一万个不愿意的，因为泽旺貌不惊人、言不压众，且生性懦弱，胆小怕事。而阿扣按照《金川妖姬志》的记载，生得“两颊如天半蒸霞，肤莹白为番女冠”，但却是一个不甘寂寞、风流成性的妖艳女子。早在嫁给泽旺之前，她早已心有所属，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泽旺的弟弟良尔吉。也有野史说阿扣曾倾心于岳钟琪，当年岳钟琪身为四川提督时，直接调停过嘉绒各土司之间的纠纷。年轻英武的汉军将领，本就是阿扣心所向往的人生归宿，当见到岳钟琪时，阿扣心花怒放，向其父大莎罗奔暗示愿意追随服侍岳将军。由于年羹尧案发，岳钟琪迁居西安，阿扣的追求落空，这也成了她心中永远的伤痛。
      良尔吉算得上是小金川的美男子，可天意弄人，命运最终没有成全这桩看似绝配的婚姻。泽旺是汤鹏的长子，是小金川土司当然的继承者，为了父亲的霸业，阿扣被迫嫁给了泽旺。阿扣到了小金川土司府后，很快就成了说一不二的当家人。这阿扣对权力没有丝毫兴趣，纯一个上天生就的情种，只要能让她和良尔吉在一起，什么她都不在乎。小莎罗奔对他的这个侄女非常了解，为此，他经常借故将泽旺调至大金川府差遣，一来便是十天半月，甚至数月。久而久之，小莎罗奔便觉得泽旺完全成了一尊傀儡，倒不如乘机取而代之，将小金川变为自己的领地。
      小莎罗奔想到做到，鸠占鹊巢后，他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胃口大开，陈兵甲最一带，准备攻打革布什咱(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境内)。乾隆十二年(1747年)正月，小莎罗奔率兵攻取了革布什咱土司所属的正地寨。随后，又占领了明正土司(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所辖的霍耳章谷。巡抚纪山派游击罗于朝率领一队清军前去劝阻，小莎罗奔非但不听，反而向清军开火，千总向朝选阵亡，罗于朝也差点丧命小莎罗奔枪下。三月，小莎罗奔又对明正土司所属的鲁密章谷形成围攻之势，“番民望风畏避”。负责驻守此地的清军把总李进廷闻风阻击，结果也没有抵住小莎罗奔的疯狂攻势，退守吕利一带。战火越过毛牛一线，逼近打箭炉。这可是藏区进入内地的西南大门，军情十万火急。
       巡抚纪山哪敢怠忽，赶紧派人星速奏闻朝廷。乾隆谕令军机大臣，一面责成庆复会同纪山“迅速派官兵，遴选将弁，统率前往相机进剿”，一面“再传谕张广泗，令其即速前赴四川”“申明军律，指授方略，筹划粮饷，迅速进兵，务令逆酋授首，刬绝根株，以期永靖边陲”。
       莎罗奔兄弟的扩张野心已经触碰并伤及大清边防的底线，一场杀戮不可避免。
       二、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旧君王更迭之际，也是各种势力暗动之时。乾隆初期，郭罗克、瞻对(今四川省新龙县)等在康熙、雍正年间已经归顺的部族纷纷据险自立，脱离朝廷的管束。为了剪灭乱象，乾隆派曾执掌西征北路帅印的庆复经略川陕。乾隆九年(1744年)三月，庆复入川料理平叛事宜。庆复恩威并施，一个月后，首恶林噶架、酸架、蒙借被诛杀，而土酋丹增等二十六个番目“明切开导，宣扬三次宥过不杀之恩，并分别赏给银牌、缎匹、烟布等物”，郭罗克部的叛乱很快平息，乾隆盛赞庆复“干济有方”。
       没想到胜利来得如此轻松，庆复有些飘飘然了，他还想用更多的鲜血来涂染他那已经红得发紫的顶戴。面对清军的三路进攻，下瞻对土司班滚请降，但遭到了他的拒绝。后来，班滚的母亲“率头人至军前请降，质粹遣令归”。这摆明了是要倚强凌弱，确实有些违逆人道了。庆复和李质粹分别统兵进剿，清军以两万四千之众，耗时三年，虽然最终如愿攻进了下瞻对的大本营泥日寨，却没想到班滚玩了个金蝉脱壳之计，留下了自焚的假象出逃了，庆复信以为真，以“班滚已死”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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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乾隆得知真相，李质粹下狱问斩，庆复被赐死，他们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清军在大金川的节节失利令乾隆非常震怒，为扭转军事颓势，乾隆火线换将，张广泗走马上任，全面接管川陕军务。乾隆本以为小金川方圆不过数百里，丁壮不足万人，而张广泗有着平定苗疆卓著战绩，以这样的军事干才对付小小的金川土酋，必定易如反掌，不日即可底定。他甚至乐观地给军机大臣夸口：“嗣后征剿事宜，张广泗一人即可办理。”
      乾隆十二年(1747年)五月初，张广泗抵川，随即率兵进驻小金川所属的美诺(今小金川县城)。小金川不是由大金川土司小莎罗奔控制吗，张广泗的部队怎么会轻松开进美诺呢？原来，在小莎罗奔围攻鲁密章谷时，由于驻守的把总李进廷没有完成阻止任务，纪山速调威茂副将马良柱督兵防御。马良柱是甘肃张掖人，《清史稿》上描述他“大目虬髯”，手持一条铁鞭，能在马上“旋转如飞”，勇冠三军，人送外号“狮子头”。小莎罗奔自知不是对手，率大小金川士兵掉转马头直奔高原米粮之地沃日而去，并很快占领了三个寨子。纪山派都司马光祖前往支援，但大小金川这次是倾巢出动，人多势众，马光祖被围困于热笼。马良柱得报后率轻骑驰救，在巴纳山地区击溃了前来阻击的士兵，并顺势夺取了二百二十三个石卡。马光祖一听马良柱杀到，军心大振，奋起出击，小莎罗奔全军溃散，泽旺被生擒活拿，只好投降，并表示愿意听从朝廷调遣。这就是张广泗到川后为什么不费吹灰之力即能进驻美诺的原因。
       大金川的巢穴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小莎罗奔的官寨勒乌围(又称勒歪，在今金川县勒乌乡)，另一个则是其子郎卡的官寨刮耳崖(又称噶拉依、噶尔崖，在今金川县安宁乡)。两处均位于大金川河以东，地势险峻，坚碉林立。瞻对与金川相比，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摸清了大金川的情势后，张广泗与庆复共同上奏朝廷：“大小金川地界毗连，险要相共，金酋肆横先在小金川，小金川今既就抚，则贼之外援已绝，官兵驻扎其地，即用其士兵为前驱，由美诺可以直捣金川之刮耳崖巢穴，党坝一路可直捣勒歪巢穴，分进合攻，贼酋左右不能兼顾，是西路进兵，已属得势。”小金川的投顺对张广泗来说，似乎是开了个好头，殊不知他和清军的噩梦也恰恰从此时开始。
      清军从平定瞻对叛乱有两点是认识最清楚的，一是山高路险，清军行走都成困难，更何况作战了。二是各堡寨碉楼临空，易守难攻，要想通过碉楼防御的地区，势比登天。可与大金川相比，瞻对的碉楼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在大金川一带可以说是碉楼密集，防守非常坚固。清军要进剿大金川，这两大难题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在嘉绒藏区，修碉筑堡的历史可追溯到汉朝，由于此地的番民不像其他地区的番民那样迁徙游牧，而是以农耕定居生活为主，为了适于高山气候变化，人们修筑了这种墙壁厚实、冬暖夏凉、石木结构的“崩康”，即碉房。后来各部落为了防卫之需，又衍化修建了大量高大的碉楼，一般都在二十米以上，有些甚至高达五十米左右，“犹如立地金刚”。其外观造型从三角到十三角都有，碉楼由下往上呈锥体状，以石块和黄泥砌筑而成。碉楼内部分若干层，每层以原木铺垫，人只能通过内部的木梯上下楼层，底层完全封闭，出入口设在二层，三、四层以上设有藏式斗窗，供采光和瞭望之用。碉楼一般依山而建，占据险要位置，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故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看到金川石碉时，赞叹它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明珠。
      张广泗初到四川，意气风发，抱着速战速胜的决心，他将进剿兵力由原来的一万八千五百人增加至两万三千四百人，并制定了七路进军的方案。松潘镇总兵官宋宗璋率四千五百人自党坝出兵，参将郎建业、永柱率三千五百人从曾头沟出兵，这两路进攻勒乌围。参将买国良、游击高得柱率三千人自党坝出兵，副将张兴、游击陈礼率三千二百人从巴底出兵，副将马良柱率三千五百人从孙克宗出兵，三路直趋刮耳崖。另外，建昌镇总兵官许应虎率两千七百人从革布什咱向正地推进，游击罗于朝率三千人从绰斯甲前往甲最，作为策应。六月二十八日，七路大军向勒乌围、刮耳崖发起攻击，将士效命，勇不可挡。郎建业、张豹拿下了大金川重要据点固山，马良柱攻取丹噶山；守备李金、徐克猷以及游击陈礼破寨十余座，破碉两百余座。各路大军分别挺进至距两巢穴二三十里，甚至十余里的地方，成功似乎就在咫尺之间。但很快，清军便领教了大金川“万山重叠，鸟道盘空”的苦涩和石碉如铁的无奈，战况急转直下。土目恩错复叛，强占马邦；副将张兴部被困马奈，六百五十名官兵战死；参将郎建业部阵地失守，退守巴底……
      这一状况让曾经在滇黔战事中踌躇满志的张广泗非常意外，到川督军本想继续建功立业，但半年过去了，战事进展不力，这让他陷入了一筹莫展的窘境，阻止他前进步伐的正是那些鳞次栉比的碉楼。正如他给乾隆的奏折中所言：“臣自入番境，经由各地，所见尺寸皆山，陡峻无比。隘口处所，则设有碉楼，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者，状如浮图，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者，四围高下，皆有小孔以资瞭望，以施枪炮。险要尤甚之处，设碉倍加坚固，名曰战碉。此凡属番境皆然，而金川地势尤险，碉楼更多。”而且“去贼巢穴弥近，而碉寨弥坚，官兵皆为顿阻”。这是他的肺腑之言，由此可见，进剿金川何其之难！
       乾隆十二年(1747年)九月，张广泗在回复朝廷的多次催问时，无奈之下甚至荒唐地提出了火烧石碉的建议：“现派弁兵，多砍薪木，堆积贼碉附近。临攻时，各兵齐力运至碉墙之下，举火焚烧，再发大炮，易于攻克。”乾隆阅完奏折后感叹道：“看此则奏凯尚需时日，何能慰朕西顾之忧哉！”他原本急切期功的心情不得不回落到现实。　
      这石碉连枪炮都伤它不得，何惧火烧！张广泗的火攻之法不仅没有实现迅奏肤功的目标，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一面是皇帝热切的期望，一面是进退维谷的战事，张广泗坐卧不宁。对付瞻对石碉所使用的“开挖地道，施放地雷”“挖墙孔施火炮”以及绝水道等方法现在已尽人皆知，不能再用了。饱于见识的张广泗又想出了从大金川制高点昔岭发起攻击，出奇制胜的策略，但原定进攻方案因粮饷不能及时接济被迫推迟。为了清除昔岭周围的战碉，清军重新赶制了比威远炮和靖逆炮更重、威力更大的火炮。十一月，张广泗重新督军携带大铁炮进攻康八达、木耳金冈等地，可是战碉不是“只塌一角”，就是“被击去半截”，而碉身依然稳立不倒，没想到在这里重武器也只能壮壮声威，基本成了摆设，进攻还是毫无起色。上天似乎也在凑热闹，从九月中旬以后，大金川连降大雪，军队粮食和武器弹药转运艰难，战局全面陷入停滞状态。
          三、重返军营
      没想到在这弹丸之地，数倍于敌的清军眼睁睁栽了个大跟头。深感无地自容的张广泗叹息道：“攻一碉不啻攻一城”，并上书自劾。因乾隆对张广泗还寄予厚望，所以原谅了他。尽管乾隆不再追究张广泗的失误之责，但对金川战事他还是有些沉不住气了。举目四顾，朝堂内外确实选不出一个能够担当此任的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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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安慰他那颗纠结的心，压一压朝野妄议的风声，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十一日，他派了“能谙熟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的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率禁旅督师金川。说实话，乾隆的这个决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随手”，讷亲既非军旅出身，也从未经历过战争历练，他让这样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亲赴前线去指挥那些身经百战的将领，究竟是基于哪种考虑，着实令人费解。
      做出派遣讷亲的决定之后，乾隆也觉得有些不太踏实，于是，他广开言路，让大臣们自愿举荐一些堪当重任的将才，为讨平金川出力。此时，军前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的一纸举荐书，让废弃多年的名将重新复活，再次走向大清舞台的前排。班第在奏折中说：“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现在军营已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已至五万，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张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亟图进取。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倘肤功不能速奏，非特蜀民输挽难支，且蛮性无常，即内附部落，亦当虑及。臣愚以为增兵不如选将，现在军营提镇各员均非其选。再三思维，惟有岳钟琪夙娴军旅，父子世为四川提督，久办土番之事，向为番众信服。即绿旗将弁，亦多伊旧属，伊前任西路大将军时，因军机获罪，但准噶尔情形，原非所悉。若办蜀番，实属驾轻就熟。可否授以提督总兵官衔，统领军务，或令独当一面，责令剿贼，较为谙练。岳钟琪现在成都乡居，访闻伊年六十有三，精力强健，尚可效用。”此时的大清中央权力枢纽已经没有了鄂尔泰的身影，相反，还多了好友尹继善等人，所以，岳钟琪的复出没有遇到反对的声音。有趣的是，就在乾隆决定举用岳钟琪的同时，还起用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昔日的西征北路统帅傅尔丹。两位西征统帅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二人曾几何时同样风光无限，令无数人羡慕不已，同因“贻误军机”被下狱问斩，同年同月被赦归，如今又同被派往金川前线发挥余热。谁会否认，这不是命运有意捉弄人呢？
     岳钟琪和张广泗在西征准噶尔时因鄂尔泰的操控已经结下了很深的矛盾，这是朝野共知的，但岳钟琪的军事才能不在张广泗之下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三十七岁的乾隆心中，起用岳钟琪已是必然的选择。为了试探张广泗的态度，乾隆特意下了一道谕旨，表达了想要起用岳钟琪的意思。结果张广泗也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坚持抵制，而是顺水推舟，给了皇帝一个台阶。也许在张广泗看来，年逾花甲的老将岳钟琪已经不再会对自己构成巨大威胁了，并且皇上特意垂问，说明任用岳钟琪已是不可能轻易更改的了，自己也不能不识抬举，逆天意而行，所以他择指了一些岳钟琪的“缺点”，但没有提反对意见。顾忌到岳钟琪及其家族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自己曾是差点置岳钟琪于死地的帮凶，因此，张广泗还是话留三分，只建议给岳钟琪以提镇之职，这样即使他算旧账，大局总是掌控在自己手心里的。张广泗于是回奏乾隆：“岳钟琪虽将门之子，不免纨绔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贼警则茫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然久在戎行，遇事风声，颇有见解，以为大将军则难胜任，若用为提镇，尚属武员中不可多得者，且闻为大金川所信服，诚如圣谕，人地相宜。”
       乾隆一看大家都没有意见，马上传旨：“朕思岳钟琪久官西蜀，素为川省所服，且夙娴军旅，熟谙番情，伊虽获罪西陲，亦缘准噶尔夷情非所深悉，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必人地相宜。伊三世受国厚恩，自必竟力报称，以盖前愆。着张广泗会同班第商榷，如有应用岳钟琪之处，即着伊二人传朕旨，行文调至军营，以总兵衔委用。钦此。”就是这道圣旨让岳钟琪在“童头齿豁，景逼桑榆”的风烛残年，再次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军营。尽管今日已非当年，少年英雄已成了白发苍翁，但他那股与马蹄声一起律动的壮志豪情却从未消减：

  遁迹邱园十二年，于今又著祖生鞭。

  铜标未建将军柱，锦缆重牵相国船。

  泸水瘴来云似墨，蛮荒秋后雨如泉。

  霪淋欲试苍苍意，先挽天河洗秽膻。

      四月底，从各地增派的一万官兵陆续到达金川前线。张广泗估计，经过一年的征剿，大金川士兵被杀或因瘟疫而死的不下四五千人，以总共八千丁壮计算，现在剩下的兵丁充其量不过四千人，而且据被俘虏的大金川头人噶尔结供称：“现能打仗番人，实止四千以内。”按此计算，清军官兵人数是大金川的十倍，兵法有云：“十围五攻”。于是，张广泗计划兵分十路，从党坝、美诺、甲索、乃当、正地五路攻勒乌围；以卡撒、昔岭、纳喇沟、纳贝山、马奈五路攻刮耳崖，并约定五月八日同时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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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日，岳钟琪抵达美诺大本营，班第终于见到了自己颇为敬重的昔日上司，久别重逢，两人感慨唏嘘，很是亲切。班第遵照谕旨向岳钟琪“询以军中应办事宜”。岳钟琪提出了治军用兵三策：“一、赏罚宜严。番兵嗜利，即汉兵亦须悬定赏格，方能鼓舞。惟信赏而后可必罚，倘有违犯法令及临阵畏缩，即行军法从事，庶人皆勇战，肤功迅成。二、至兼用汉番兵，宜各尽其长。闻伊等总以番兵当首，汉兵随后，一有惶惑，相率奔溃。查番蛮所用刀杆等器，止利短攻。汉兵鸟枪弓矢，俱能及远。自应令汉兵居中，首当其冲，而番兵分左右翼夹击，乃能取胜。若攻碉寨，则宜分番汉兵队，各攻一寨。惟用大炮，令汉兵遥为助势。其硬扑硬进，各展其力，庶胜不相争，负不相揜。三、再用番兵，须释其疑，乃收其益，若用之而复疑之，兵法所忌。今宜以恩威宣谕诸土司，俾皆信服。即如所统党坝一路，杂谷脑士兵最多，应令挑易精锐从战。而绰斯甲系金酋后户，将来败北逃窜，擒酋须藉其力，皆宜豫为抚定”。班第盛赞岳钟琪筹议“颇中肯綮”。
       二十三日，岳钟琪驰赴党坝军营，以提督衔听候调遣。五月十二日，实授四川提督，赐戴花翎。岳钟琪一到军营就被派上了用场，张广泗给他拨派了一万零五百人，让他负责指挥进攻勒乌围的五路大军。岳钟琪领命，统兵驻扎党坝，做好了打好复出第一战的准备。但上天总是不懂人意，就在即将发动貌似最后的总攻之际，金川却下起了连日雨雪，预定的进攻步骤被打乱，夏季攻势被迫推迟。
      其实，清军并非没有结束战争的机会，但无论是乾隆，还是张广泗都不愿以这种方式为金川之战画上休止符。就在清军一波狂似一波的攻势面前，小莎罗奔心里也很畏惧，他多次派出头人到张广泗大营乞降，并释放了被俘官兵，交还了所抢土司印信等物。在这个时候，偏见和傲慢占据了上风，而且这是朝内的主流思潮。张广泗认为：“蛮夷反复无常，不讲信用，请求诏安，只是缓兵之计，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乾隆也认为：“此番官兵云集，正当犁庭扫穴，痛绝根株，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正是在这种黩武理念的支配下，本应早到的和平被拒之门外。
      四、以碉逼碉战术的失败
     五月二十日，讷亲在完成山东赈灾任务后，历经长途跋涉到达成都。六月初三，转抵小金川美诺军营，初六亲赴卡撒前线视察。这位讷大官人，可不是普通满族大臣，而是有着极其显赫家世背景的皇亲国戚。其曾祖是清朝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祖父是康熙朝四大辅政大臣之一、大名鼎鼎的一等果毅公遏必隆，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二等果毅公尹德，其姑母更是尊贵无比，她是康熙帝的第二任皇后——孝昭仁皇后，而他自己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首辅军机大臣。尽管如此，讷亲的到来还是令张广泗极为不快。在张广泗的眼中，你讷亲只不过是一介有着豢养烈性犬嗜好的文弱书生，而我却是真枪实弹拼出来的盖世名将，你有什么资格指挥我？张广泗生性刚硬，前些年因军功卓著，加之鄂尔泰的袒护和放任，多少有些飘飘然。如今，虽然鄂尔泰已经作古，但张广泗业已养成的做派根深蒂固，容不得别人骑在自己头上指手画脚，更何况是一个根本就不能令他信服之人。因此，张广泗从骨子里瞧不起讷亲。而讷亲也是个势利之人，他在军中有个规矩，从不接见汉将，就算是傅尔丹、班第等满族大臣有事求见，也必须提前预约排队才行。这样的两个人走到一起，自然眼中都不会有对方。
       毫不谦虚的讷亲很快以其轻率，勇敢地暴露了自己的军事无知。他一到军营也不做调查研究，断然下达了三天打下刮耳崖的命令，并严令“三日不进战者杀无赦”。尽管张广泗对讷亲非常排斥，但军令如山，抗命不遵的后果人人心里都清楚。上万大军数月来都不曾攻下来的堡寨三天就要拿下，这不是开玩笑吗？更别说，在卡撒到刮耳崖的四十里之间，还横亘着阿利、丹噶、昔岭、色尔力等大山，“俱干霄蔽日，壁立千仞，山陡菁密，碉寨层层”，这道想当然做出的决定让全军将士哭笑不得。
      清军兵分三路由昔岭同时进发，张广泗决定从色尔力山梁发起攻击。六月十三日，重庆镇总兵官任举会同松潘镇总兵官哈攀龙、副将唐开中及总兵官买国良统率一万多士兵攻夺木石城卡。郎卡率刮耳崖士兵凭借险要地势和坚固的石碉进行了殊死抵抗，因为整个大金川人都十分清楚，清军拒绝接受投降，那就是要灭族的！你想想在这面临亡族灭种的时刻，即便是柔弱的小兔子都会给凶悍的老鹰两爪子，更何况是擅长山地战的骁勇士兵！因此，清军的攻势异常艰难。十四日，买国良中弹捐躯。十六日，任举、唐开中、哈攀龙从东西南三面进攻，任举遭遇埋伏，也不幸中弹阵亡，唐开中身负重伤，血战半月清军终究没有攻下刮耳崖。这一战下来，清军损兵折将，狼狈不堪。钦差首辅讷亲直接指挥的生平第一仗就这样铩羽而归，惨痛的失败使他锋芒顿减，再也“不敢自出一令”。自此，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事事听凭张广泗决断，而自己则躲进大营，再也不敢临阵督军了。每有战事，他都“躲避帐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
       就在讷亲、张广泗束手无策之时，有个叫王秋的人献上一计，虽然并非什么高妙之策，但在此时只要有办法总比没办法的强，不管效果如何，只要有些道理不妨先拿来试上一试。王秋是云南昆明人，“略知书史”，因生意上的来往，结交了云、贵、川一带的许多土司老爷，而且过从较密，渐渐地他对这些土司寨堡的机关要塞了如指掌。后来，王秋受聘担任了小金川土司代笔，平时帮着土司府应付一些与官府的公文来往。小金川归降后，精明的王秋结识了张广泗的仆从薛二以及通事焦修德，仨人一见如故。薛二和焦修德都是贪财之人，一来二去，王秋向他们透露了良尔吉与阿扣的糗事。薛二、焦修德便勾结王秋，以向张总督告发为由，乘机勒索良尔吉、阿扣三千两白银和九十六两黄金，其中还包括一只金碗。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两头通吃，还借此机会敲诈泽旺两百两白银。张广泗虽然知道王秋、薛二等人的所作所为，但他对自己手下和家人的错误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么这王秋献上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策呢？他建议在敌方石碉附近造一座我方的石碉，然后用我方强大的武器近距离攻击，以达到摧毁敌碉的目的。这个“以碉逼碉”之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馊主意。但只要能对付那些令人头疼的战碉，不管三七二十一，试试再说！于是，讷亲、张广泗又任用熟悉环境的良尔吉为向导，“以碉逼碉”战术冠戴登场。
  两位可怜的决策者连开动脑筋略加思索的勇气似乎都已经没有了。试想，掘石筑碉那是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干的活，他会眼睁睁看着你筑好碉楼来消灭他吗？就这样，又一个弱智的决策让许多战士抛尸荒野，做了无谓的牺牲品。尽管清军也建成了一些碉楼，但碉楼建成后付出的代价远比没有建成时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清军每建成一座石碉，往往都会派驻十多人守卫，进攻敌人的石碉还要派上数十人，而番兵守碉只有数人，这就使大量兵力被无端浪费到与敌人围绕石碉周旋的消耗战中，敌人的数十座石碉和百十号人往往会牵制数千清军。“以碉逼碉”战术的实施让清军犹如从一个泥坑刚爬出来马上又掉进了另一个更深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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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的战术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员的重大伤亡，而人员重大伤亡导致的状况则是兵力严重不足。讷亲、张广泗硬着头皮请求乾隆继续调兵遣将前来助战，同时，还将“以碉逼碉”战术向乾隆作了汇报。七月初十，乾隆看过奏折后，拍案大怒，当着军机大臣们的面狠批道：“此奏实乃谬议！”“用以破碉之人而令效彼筑碉，是以将为株守之计也？”满朝文武大臣也纷纷指责“以碉逼碉”战术荒唐可笑，断不可行。事到如今，朝廷为平定金川已耗银四百余万两，“师老财匮”，乾隆“竟夜焦思，亦无善策”，原本指望讷亲能为满族贵族争光，为大清社稷添彩，没想到他居然如此“令朕失望”！最后，乾隆干脆命人传谕讷亲：“不如速罢之为宜！”“以碉逼碉”战术就这样在一片责骂声中被迫放弃。
      五、张广泗、讷亲被斩
      为了解决金川前线军费不足的困难，朝廷除从府库拨发一百万两军饷外，又紧急从甘肃、江南、浙江三地调拨白银五十万两。钱有了，但粮又缺了，朝廷只好重开川运捐例。没料到，本以为短期即可克捷的战役，居然将庞大的帝国拖得如此不堪，乾隆觉得脸面无光，很想以一个比较体面的胜利结束这场已经况味全无的游戏。他不止一次在心里痛骂讷亲无能，他也不止一次暗暗祈祷先祖保佑。可是左等右等，等来的不是捷报，而是讷亲、张广泗一而再、再而三催粮要兵的奏折。
      闰七月十九日，讷亲奏陈金川用兵机宜：“今冬减撤官兵，明岁加调精锐三万，于四月进剿足已成功，最迟亦不逾秋令。”同时，他还奏道：“来岁加兵，计需费数百万，若酌留官兵万余名，据守要害，使狡寇坐困，俟二三年后，再调兵趁困进捣，自必一举成功。”乾隆不看还好，一看这搪塞诿过之词，顿时胸中腾火，迅即降旨申饬道：“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贼，添兵费饷，朕所不惜；如以为终不能成功，不如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始终。”乾隆对讷亲的表现非常失望，他甚至不敢相信现在的讷亲是不是当年勤政干练的讷亲！他在军机大臣面前也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讷亲)较之向日在京办事之勤敏精详，竟似两人，实出朕意料之外。”
  尽管讷亲不再与张广泗龃龉，但张广泗还是经常借机嘲弄他，“以军事推诿而实困之”。讷亲有苦难言，便告张广泗的御状，说他分兵太多，势微力弱，而且偏循不公，军心不服。前线军况毫无进展，而身为军中之首的两位大臣不仅不能精诚团结，共克时艰，反而心怀异志，互相推诿，这样如何共担万钧重任？乾隆再次斥责讷亲、张广泗二人：“军营现在情形，几于智勇俱困。金川小丑，不料负固难于剿灭，遂至于此！”乾隆已开始对讷亲、张广泗失去信心。
      受到训斥的讷亲、张广泗预感形势不妙，赶紧组织部队展开攻势。闰七月二十三日，岳钟琪率领所部对康八达发动进攻，烧毁一座耳碉和八间平房，“枪毙贼番百余人”，不管多少算是有所斩获。卡撒一路部队由副将刘顺、高雄统领，于二十七日夜，兵分左右两路对四道山梁之一的第二道山梁喇底发起攻击，打通这里便可直攻色尔力城。当部队到达沟口时，忽然听到有番兵“从山梁呐喊压下”，月黑路险，三千清军不明敌情，纷纷“拥挤奔回”，自相践踏。这路部队不仅没有收获，反而损伤众多。
      消息传到北京，乾隆闻听后失望已极，甚至有些无可奈何了。他对讷亲、张广泗的治军能力、用兵之道都产生了严重质疑，他的谕旨如是说：“种种疏懈，不知纪律何在？论用兵之道，即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身临行阵，亦当亲督将弁，但以国体所关，不可冒险乘危，以持重为得体。若将弁人怀畏怯，大功何由而成？军前大兵现有四万，据奏其中士兵怯懦者多，即当简退其疲羸而另补精壮，何得但取充数？至党坝一路，有焚碉歼贼之报，在诸路差为振作。而岳钟琪前奏兵势单弱，请调楚兵，朕已降旨令讷亲酌量。看此情形，更不容缓。经略膺调遣大权，似此应汰者既不即汰，应调者又不速调，而于数千里外为此泛泛之空谈，此事将作何完局？况前后折奏皆称贼番仅数千人，乃我兵所到，路路皆能抵御何？我兵以四万之众，尚联络不严，致有疏漏，而二三千人反能广为分布？观此则数千人之语，似非确实。卿等在彼日久，岂彼中情事竟不能得其虚实耶？川兵行山是其所长，而一临矢石，辄复败遁，所长何在？前次折到，虽未有捷音，而措置得宜，尚为惬意，深冀乘机奋勇，可奏肤功。今览奏，又失所望。将来此事，兵力何所倚仗？运筹作何调度？日复一日，师愈老而气愈怯，岂能久顿坚碉之下，坐待成功？卿等尚宜熟思，应作何筹办，如果无法可施，万难竣事，亦当据实奏闻，毋得含糊两可，以增朕西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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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乾隆派讷亲前往金川是觉得张广泗“料理日久，必有成谋”，而且还有众多满族大臣及侍卫等朝廷大员一起佐助，由讷亲充任经略，只不过起一个督率作用，即可迅奏肤功。可是，偏偏没想到，“大兵云集，竟为贼碉所阻，迁延数月，迄无成效”。因讷亲是军机重臣，“无久驻于外之理”，原想及早传谕让他于岁暮或明春回京，但考虑到“经略之名颇重，虚此往返，恐于颜面有关”，而且金川土司亦“非大敌，重臣视师，无功而还，伤国体，为四夷姗笑”，因此迟迟没有下旨。他在等待一个哪怕小小的捷音，便可名正言顺地召讷亲还京。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等到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他已下定决心要再次换将了。　　
     此时，乾隆想起了老将岳钟琪。现在军务陷入困境，却不曾见到岳钟琪有何谋划，这使乾隆感到非常疑惑，便传旨询问。没想到，他的这一问竟将张广泗送上了断头台。为何这样说呢？事情还是与张、岳二人的恩怨相关。原来，岳钟琪到军营后，张广泗明里不敢为难他，但暗中却处处给他设置障碍。岳钟琪统率的党坝一路军队虽然号称万人，但其中汉兵不足千人，绝大部分是从川西土司那里征调而来的士兵。这些士兵都是挨家挨户强征强派的，不仅以老弱居多，毫无战斗力可言，而且这些人向来畏惧大金川，根本不愿与之作战，有的甚至充当内应，暗通消息。为此，岳钟琪曾多次咨请张广泗增兵，均遭到张广泗的回绝。而张广泗本人不仅将美卧、甲索、马乃、正地四路撤下的官兵划归自己统领，而且还将续调的两千川兵也全部调归他所统辖的昔岭、卡撤两路。不仅如此，他还不时在奏折中向皇帝打岳钟琪的小报告，说他只知道要兵而无实际行动。岳钟琪虽然心中非常气愤，但为了征剿大金川的大局，他选择了隐忍。
      这次皇帝亲自垂问，为了战局考虑，岳钟琪也不敢再加遮掩。八月初八，一个似曾相识的日子，十六年前的这一天，张广泗一纸奏折让岳钟琪下了大狱。今天，乾坤倒转，岳钟琪的奏报又将张广泗送上了同样的道路。岳钟琪将自己到军营以来三个月的情况作了一个全面汇报，并指出战事失利的首要原因是张广泗“调度错谬”。究其表现主要有两点：一、不纳谏言，一意孤行。岳钟琪初到军营时便针对张广泗确定的战略部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昔岭、卡撒二处，距大金川官寨勒乌围百余里，中间还有刮耳崖阻隔，从这一路进攻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和牺牲。而从党坝到勒乌围仅六十余里，如果先攻破康八达，即可直捣勒乌围，再回师刮耳崖，大金川叛乱顺势可定。但张广泗力主由昔岭、卡撒进攻，最终便形成了由岳钟琪负责党坝一路，而由张广泗负责昔岭、卡撒一路的行动格局。二、藏贼纳奸，所用非人。张广泗委任良尔吉负责统领征调来的士兵，这让邻近各土司兵都害怕他将来会反攻倒算，“俱怀畏惧，不肯效命”。大金川军队每次都能够准确应对清军的进攻，这种情形确实有些蹊跷，这里面莫非另有隐情？岳钟琪派人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泽旺的另外两个弟弟大朗素和小朗素因痛恨良尔吉欺兄霸嫂、卖主谋逆的恶行，主动告发良尔吉充当小莎罗奔内奸的实情。同时，从被抓获的士兵口中也得知，清军的每次作战部署都是由良尔吉的随从偷偷传给大金川哨卡的。更令人吃惊的是，王秋居然向良尔吉倒卖情报！这就是说，大帅府中藏有奸细！查明真相后，岳钟琪从侧面提醒讷亲和张广泗严加防范，但张广泗不以为然，并对此消息巧为掩饰封锁。
       岳钟琪的参劾让乾隆五内俱焚，差点背过气去。此时张广泗的境况与西征时岳钟琪的遭际一般无二，简直就是一个翻版，说得残忍点可以称之为一报一还。与此同时，讷亲参劾张广泗“劳师糜饷，贻误军机”；哈攀龙弹劾张广泗对良尔吉“心怀反复，临阵不前，骄纵士兵，不听约束”一事，不管不问，“不加查察”。控告状如雪片一样飞上皇帝的龙书案。张广泗嫉贤妒能、排挤马良柱、放纵黔滇籍旧部等言论此际也乘机横介乾隆胸间，堵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九月初十，乾隆派班第再赴金川军营督视，川陕总督印务由傅尔丹暂护，经略事务由岳钟琪署理，三人会同处理进剿事宜，讷亲、张广泗被闲置待命。九月二十六日，乾隆特召庄亲王允禄、来保、史贻直、阿克敦、舒赫德以及军机大臣等，谕责张广泗“调度失当，偏循黔省将弁，密露军机于贼党”；讷亲“身图安逸，并未亲临行阵”“以第一受恩之人，诚不料其错谬若此”！两天后，乾隆任命协办大学士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并于到军营之日即授为经略，统领一切军务。张广泗于同日以“玩兵养寇，贻误军机”之罪名，由侍卫富成押解来京，拿交刑部惩治。而讷亲则被斥令“赴北路军营，自备鞍马，效力赎罪”。
      十二月十一日，乾隆在圆明园瀛台亲自审讯张广泗。当天，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提出了按律拟将张广泗斩立决的意见，得到乾隆的首肯。十二日，张广泗被斩杀于菜市口。十天后，乾隆命傅恒会同策楞会审讷亲，“以其祖遏必隆刀于营门正法，令军前将弁士卒共见之”。讷亲自知必死，欲绝食自毙。乾隆得知后，改命“于此旨所到之地”正法。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二十九日，讷亲被押至班拦山时适逢圣旨到，即被处斩。
      对张广泗之死，民间还流行一种版本，是说乾隆召张广泗回京后亲自审问，由于张广泗平素就桀骜不驯，并自恃功勋盖世，因而在回答皇帝的责问时，态度比较过激，同时，又将许多失误往讷亲和员外郎阿桂身上推。乾隆本来就一直在想方设法为讷亲遮挡过失，既是为了保住讷亲的性命，也是为了不在天下人面前留下自己决策失误的名声。而张广泗不识时务，一再往乾隆的伤口上撒盐。于是，年轻气盛的皇上飞身一脚，踢向跪在地上喋喋不休的张广泗，结果不小心正中胸口。可要知道，乾隆也是一代有名的功夫皇帝，就这样张广泗当场毙命。皇上一时疏忽踢死大臣，这话要传出去，那可就麻烦大了，对皇帝九五之尊的声誉是颠覆性的，会给后世留下暴君的恶名。在场的只有几位王公和军机大臣，大家赶紧一起行动，经过周密安排，于第二天制造了斩首的假象，顺理成章地保住了皇帝的名节。从张广泗整个事件处理的仓促程度看，这个传说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六、锋芒再现
       这几个月来，川西人民除了承受战争的煎熬外，还时刻生活在地震带来的恐惧阴影之下，身心疲惫的各族老百姓天天都在祈祷战争和地震能早日离去。
      得知讷亲、张广泗将被替换的消息后，岳钟琪没有击额相庆，更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替他们两人觉得惋惜。因为曾经的遭遇留给他的心灵阴影永远无法抹去，对削职问罪他有着比别人更加刻骨铭心的记忆。九月十二日，岳钟琪同护军统领法酬商议，决定来个声东击西。他派侍卫京皎、丹泰、钟秋等人协同副将铁景祐率部向康八达佯动，并扬言要攻打康八达。而暗中则派参将乌德纳等领兵埋伏在康八达山下河边的跟达一带。入夜，岳钟琪不顾年老腿疾，在卫兵的搀扶下登上山岭亲自指挥作战。这一战“夺毁大战碉二座，小战碉三座，平房四十间，木石各卡十座，石洞二座，焚贼粮十二仓”。两天后，又攻取石洞一座，并成功伏击了前来劫卡的番兵。十八日夜，守备张汉等人领兵沿大金川河一带攻占葛布基，共夺“大碉八间，小平房六间，木城一座，石卡四处”“斫破大皮船四只，前后杀贼甚众”。此后，岳钟琪又乘胜督师攻取木耳金冈的土卡、平房和水卡多处，“擒斩数百人，坠崖死者无数”，从此，大金川兵锋一蹶不振，而清军却士气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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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报传来，乾隆大悦。许久以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消息了，他对军机大臣一班人说道：“党坝一路官兵，九月内斩获贼番，烧克战碉，夺取仓舍等情形，较之别路，大有起色。良由岳钟琪调度得宜，是以有此克获。金川军务，从前因讷亲、张广泗乖张迟误，深负朕恩。”“岳钟琪现在军中，身膺重寄，乘此破竹之势，如有应行奋往，取效当前者，即相机董率将士，鼓勇先登。纵未能犁庭扫穴，而多克坚碉，擒剿丑类，长驱深入，亦足以壮先声而褫贼魄。”“岳钟琪自行出力奏捷，足以见伊感激图报之实心，仰副朕弃瑕录用之本意，岂不更于颜面有光耶？”同时，他对坚持来年春天再用兵的傅尔丹给予了很有分量的责问：“今岳钟琪一路屡战克捷，独尔等一路毫无奋勉。况尔等处满员众多，颜面攸关。从前讷亲等在营，犹可推诿。今业将伊等治罪，正尔等立功之时，岂可仍前观望？若谓冬令难以进兵，岂有攻战必待春秋之理乎？”并要求他就“军营光景隔数日即当驰奏一次”。
　 为了能第一时间分享前线将士打胜仗的喜悦，乾隆命军机处将那些从前线发来的奏片和金川地图一并寄给傅尔丹和岳钟琪，让他们将现在已经攻克的地名、还没有攻克的地名，以及各路官兵由谁率领、现在何处、离勒乌围或刮耳崖有多远，等等信息“逐一粘签，即速驰奏”。可见乾隆对胜利的渴望是何等的迫切。乾隆不愧慧眼独到，他敏锐地发现，岳钟琪新募的一千多名士卒“奋勇得力”，为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他批准傅尔丹和岳钟琪不必等待傅恒到营，马上着手对现有的二万五千余人进行整顿，尽快裁汰“老弱伤病不堪临阵者”，并就近招募骁勇之士，“务期士皆果锐，饷不虚糜，如机有可乘，即宜鼓勇深入”。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岳钟琪还亲自研制了一种喷火筒，杀伤力很强，在伏击康八达守军的战役中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攻占跟达、葛布基、木耳金冈等关隘后，岳钟琪继续指挥部队挺进康八达。尽管康熙末年进藏时留下的左半身麻木不仁的陈年旧疾会不时发作，但他坚持策杖步行亲临前线。 由于康八达具有极其重要的防御地位，小莎罗奔向康八达大碉内调集了一批神射手，个个枪法精准，弹不虚发。狙击手号称战场死神，有以一当百之威。清军的破竹之势在这里遭到遏制，几次进攻都没能得手。如果番兵坚守不出，清军将无法推进。老将的经验和谋略此刻再次闪烁出令人肃然起敬的光芒，岳钟琪让士兵在康八达大碉外不远处夯筑了一座土堡，每天夜里都装作往里运粮的样子。与此同时，岳钟琪另派一支部队手持喷火筒和鸟枪埋伏在土堡附近。刚开始，康八达大碉内的士兵不为所动，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是几天之后，他们终于还是无法抵挡粮食的诱惑。一天夜里，突然从大碉内冲出一队人马直扑粮车。等他们刚到粮车跟前，运粮兵和伏兵同时跃起，“喷筒齐发，火光如昼”，士兵的眼睛被烟火喷射而溃烂难睁，清军趁势枪声大作，士兵死伤很多，“自用兵以来，贼之受创未有若此甚者”。
      十月初，岳钟琪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选精兵三万五千人，以一万人出党坝及泸河，水陆并进；一万人自甲索攻马牙冈、乃当两沟，然后与党坝一路军队会合，直攻勒乌围；在卡撒留兵八千，等攻克勒乌围后，前后夹攻刮耳崖；在党坝留兵两千负责护粮，正地留兵一千防守泸河，余下的四千人往来策应，以一年为期擒拿小莎罗奔及郎卡。
      十月二十三日，傅尔丹、班第和岳钟琪一起自美诺起程，同赴党坝实地履勘。只见康八达山脚下，泸河河面平静而开阔，河上停泊着岳钟琪亲自监制的几排木船和许多皮船，从这里可以直达勒乌围，路程不过四五十里。没想到岳钟琪的部署已如此到位，傅尔丹心中不免有些嫉妒。如果岳钟琪捷足先登，平定金川的头功非他莫属，这对云集金川前线的满将来说必定是莫大的讥讽，不光会让他们在天下人面前颜面尽失，也对望眼欲穿的皇帝无法交代。因此，他对岳钟琪的设想投了反对票。
     十一月十九日，傅恒在前往金川途中接到傅尔丹和岳钟琪分别就此事寄来的报匣。他阅完后，不仅否决了岳钟琪的建议，而且在给乾隆的奏折中说道：“(党坝)山涧重叠，贼碉稠密，而泸河两岸亦须防贼阻截，则是由党坝直破勒乌围，亦不甚易。且卡撒业已克取色底双碉，扫清左右头道山梁，若但守不攻，则贼不必分兵抵御，又将专力于党坝死拒，是岳钟琪之议，犹属偏见。傅尔丹等意欲两路进兵，较为周备。”其倾向性显而易见。 七、小莎罗奔乞降 平定金川是当时清廷最大的政治。为了尽快结束这场让八旗铁骑威风扫地的战争，乾隆对十一月初三誓师出征的傅恒寄予了厚望，并给予了很高规格的待遇。为此，他“亲诣堂子行祭礼，亲祭吉尔丹纛、八旗护军纛于堂子门外”。不仅如此，乾隆皇帝对这位比他小九岁的小舅子还破例使用了皇帝的仪仗，“张黄幔于东长安门外”。他亲自为不到三十岁的傅恒斟酒饯行，并特许他在御道前上马。傅恒骑马出阜成门，皇帝命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人一路随行，一直送到西南郊外的良乡。“命将之典，实近代之所罕觏者”。
　 傅恒顺着驿道乘风披雪赶往巴蜀。此刻金川前线的形势尽管不能说已经很明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小莎罗奔有点撑不住了。
     十一月初，小莎罗奔每天都派得什阿朗等几个头人在党坝岳钟琪大营外高声“喊降”。此时，傅尔丹和班第恰好都在党坝，他们“权谕该番，必须莎罗奔、郎卡面缚叩见，方准伊不死”。但小莎罗奔心里没底，不敢彻底放弃戒备，出卡投降。
     十一月初七，傅尔丹和班第返回卡撒。就在当天，得什阿朗再次来到党坝大营，在营门外放声大哭不已。岳钟琪让卫兵将他带进大帐，探问原委。一问才知道，现在郎卡病得非常严重，正在勒乌围治病，小莎罗奔派他来就是要乞求投降的。为了证明他说的都是事实，他请求岳钟琪派官员前往查验真伪。
      岳钟琪一想，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他派千总杨自功、把总周郁等人于第二天赴勒乌围一探究竟。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观察郎卡是否真的有病，大金川乞降的诚意究竟能有几成。二是通过进入大金川腹地乘机查勘地形环境，掌握对方物资储备及兵力部署等军事情报。
     十二日，杨自功、周郁等人回到大营，两项任务全部完成。据侦察，郎卡病重是真，但小莎罗奔乞降还有顾虑，他不敢亲自赴营投见，希望清军能派人到康八达相见，商谈投降事宜。勒乌围一带道路及山川形势等情况都已探明。 从目前的形势看，党坝、正地、卡撒等路都陆续有番民前来投降，而且据了解，刮耳崖现在已无粮可食，勒乌围虽然还有一些粮食，但根本轮不到普通番民，大金川现在人心思溃，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由于军中没有主帅，是否受降岳钟琪不敢擅自做主，当前还是以稳住局势为上策。他让得什阿朗回禀小莎罗奔，如果他们父子二人拒不赴营投诚，以后就不必再来营门喊降。同时，正告小莎罗奔，现在从杂谷脑等地调遣的士兵陆续到营，不日汇齐后，就将发起进攻。道路指明了，政策讲清了，该怎么走你自己看着办。此后，小莎罗奔再也没有派人来叫嚷，而是在巴郎寨设卡派驻重兵把守，对出降的番民严惩不贷。很显然，小莎罗奔心存疑虑，他还要负隅顽抗，做垂死挣扎。
     随后，岳钟琪亲自策划和指挥了数次具有强大震慑力的进攻，其中，塔高战役对清军和大金川而言无疑都是最艰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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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高位于康八达与木耳金冈两山之间，是控制勒乌围各路的总闸，如果能够攻占这座山梁，就可切断大金川内外相互之间的接应和援助，并可为攻取康八达扫清障碍。可是，这道山梁上不仅有木城和土卡还有一座石城，三足鼎立，防守十分严密。岳钟琪清楚，以现在大金川的形势，一旦一个地方情况紧急，就近各卡肯定救援。于是，他决定实施调虎离山之计。      十一月十八日，岳钟琪与法酬、董芳、钟秋、瑚什等亲临督阵，派一千二百名士兵由守备马化鳌、千总马汉臣率领，大张声势地进攻木耳金冈，而将主要兵力埋伏在塔高附近，只等塔高士兵出卡驰援，便可乘虚夺取塔高山梁。马化鳌和马汉臣这两位虽说是配角，可他们铆足了劲，来了个虚功实做，俨然是主力部队发起的主攻。将帅奋勇，士兵争先，人人贾勇直前，一举夺取土卡、平房三处，水卡一座，斩杀士兵一百余名。虽然马化鳌和马汉臣等官兵都挂了彩，但效果非常明显，塔高之敌开始向木耳金冈移动。正当大家都觉得战机成熟之际，谁也没想到，天公再次阻滞了清军的脚步。就在黄昏时分，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不一会儿工夫，“雪深约二寸”，大雪下了整整三天。
       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气稍晴，岳钟琪兵分五路，于当夜向塔高山梁等地发起进攻。这次主攻塔高的任务岳钟琪交给了叠溪营游击阿尔占，阿尔占指挥部队直攻塔高山梁木石城。番兵本以为如此冰天雪地，根本无法行进，清军不会进攻的，因此，他们派出十多人在城外战壕内放哨，其余人都在城堡内休息。夜半时分，杀声震天响，清军忽然攻到城下。三等侍卫丹泰勇猛异常，率军冲过战壕，直扑木城城根。此时，城内的番兵已经进入战斗状态，顿时“矢石如雨”。丹泰射杀数人后，“矢尽力战，枪伤阵亡”。清军开始从城下架火烧城，番兵从城墙上泼水灭火，没想到，番兵的水不但浇灭了大火，而且迅速结成了厚厚的坚冰，木石城瞬间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冰城。清军自三更至黎明，连续进攻了八次，终究没有夺取塔高。由于“路险不能久驻”，岳钟琪只得下令全军撤回。
  　 十二月十三日，岳钟琪派兵一千名，在逼近木石城的地方筑起一座土卡，将数门新铸造的大铁炮推上卡顶，居高向木石城内发起猛攻，主要兵力全部埋伏在土卡周围，待机歼灭夺卡之敌。不一会工夫，城墙和城内建筑被轰得千疮百孔，东倒西歪，人员伤亡很大。这下城内的番兵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守卡番兵出城向土卡发起了数次反击，结果丢下数十具尸首狼狈逃回城内，再也不敢出战。康八达方向赶来支援的番兵也被打得原路逃回。几个时辰下来，土石城“渐坍平”，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土石城的外皮已经被剥去了，里面只剩下一层厚厚的黑色荆棘围墙，攻破荆棘围墙土石城便唾手可得。可是，没想到，数门大炮一起发力，但荆棘围墙却纹丝不动，“止击穿一孔”。原来，这些荆棘全是用油浸泡过的，不仅非常光滑，而且柔韧异常。不怕火烧，不怕刀砍，不怕攀援，炮弹打过来都被反弹出去了。由于弹药告罄，清军被迫放弃进攻，土石城侥幸再逃一劫。 虽然上天没有成全岳钟琪的心愿，但乾隆还是给予了高度评价：“欣悦览之。汝调度有方，实可嘉悦，总俟克成大勋，从优议叙。”
    　 清军的攻势让小莎罗奔非常惊恐，过去一年半所有的进攻加起来还没有这两个月的进攻给大金川造成的伤害大，小莎罗奔很纳闷。上次得什阿朗回来报告说，驻扎在党坝的清军统帅就是当年的岳老提督，他当时不以为然，根本就不相信岳钟琪还活着，还笑着对大家说：“岳公死多时矣，来者伪耳！”因为他听人说，岳钟琪因西征失利早在十多年前就被雍正处斩了。现在看来，这个消息莫非是真的？难道岳钟琪真的还健在？如果不是岳公，又有谁会如此凶猛，令我大金川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呢？
      十二月十八日，经过四十多天的风餐露宿，傅恒抵达金川卡撒军营，因为这里驻扎着傅尔丹等清廷贵胄，是目前清军的前线大本营。傅恒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即刻处斩良尔吉、王秋和阿扣等人，因为皇帝的谕旨交代得非常清楚：“办理良尔吉、阿扣等一事，不动声色，使奸党即日伏法，殊足为快。此数人皆贼酋心腹，今既翦除，彼必胆落，而群贼咸知震慑，诚为荡寇先声。”为了确保傅恒此次督师能够马到成功，乾隆算是押了大赌注。他增调陕甘、云南、湖北、湖南、四川、东北以及京师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名，派拨马匹四千四百匹，铜铁炮六十位，调拨火箭一万两千五百支，鸟枪两千支，棉甲四千七百件，帐篷两千顶，同时，命令前线各路部队就地赶制喷火筒、皮船和木船等进攻设施。就连马良柱新近专为夺碉特训的一千名满洲云梯兵也悉数派上了用场。此时的金川千军海会，总兵力达到八万以上。
       在清军围困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大金川虽然直接交战而亡的番兵不多，但因缺粮无药而产生的非战斗性减员却非常严重。如今，清军不但有岳老提督坐镇指挥，攻势如潮，而且新帅傅恒又带来了数万精锐之师，小莎罗奔自知再这样耗下去必然凶多吉少。你想想，人家一个极品高官，不远千里，兴师动众，来到你这穷乡僻壤，没有刀剑的撞击，没有枪炮的轰鸣，没有血腥的杀戮，没有遍野的哀鸿，仅仅就是为了接受你如此轻巧的投降吗？这样能显示出一个世界级强国的威严吗？看来，向傅恒乞降这条路可能是行不通的。
      小莎罗奔想得没错，傅恒的态度很坚决，他这次来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武力彻底剿灭大金川！他命令岳钟琪在泸河加造大型战舰和小型皮船，做好直捣大金川总巢勒乌围的准备。尽管乾隆曾密谕傅恒：“此番军兴，供亿实为浩繁”“用兵仅两载耳，即以来岁春间奏凯言之，亦非千万不能”“朕以此时且应亟力进剿，倘至明年三四月间，尚不能克旗奏绩，不若明下诏旨，息事宁人，专意休养”。但傅恒觉得，这是自己难得的建功机会，“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 在母亲的多次训示下，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乾隆在傅恒出征时所表现出的热度迅速降温，尤其从他得知四川以及陕西、山西、直隶一带人马、钱粮拮据之状后，心生恻隐，深为追悔，自问“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他开始真正以一国之君的思维反思金川之战的意义。“蜀地民力之凋敝，贼境进取之险阻，士马刍粮跋涉输挽之艰难”，让乾隆痛心不已，他非常懊悔擅启战端的错误决定，进而更深层次考虑到国家的安危存亡，“今烽燧连年，人苦劳役，设有奸徒从而煽诱，以易动之民，当困惫之际，内地稍有疏虞，诸事深为可虑！”“现在酌拨帑项千万有奇，至动及各省留备银两，已属拮据，即使国家府藏充裕，而罄小民之脂膏，捐士卒之躯命，以供一人之必欲成功，天下其谓经略大学士何？”
      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干脆明谕傅恒，命他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四月初如期撤兵，倘仍持“必期成功”之见，则不待至四月，必降旨召他还朝。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初一，天气晴朗，旭日融合，乾隆认为这是个佳兆，“定卜今年事事顺畅”。第二天，他又对军机大臣们说：“今朕已洞悉形势，决意收局”。因为他十分清楚，由于金川战争致使乾隆十三年大清财政出现了他继位以来的第一次收支倒挂，当年新收银八百一十多万两，而支出却达到一千三百多万两，户部库存银数创乾隆朝最低水平。
      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十二日、十五日两天，小莎罗奔两次派遣头人得什阿朗等人将所俘虏的三名清军绿旗兵送还，并“呈递甘结乞降”。但傅恒始终走不出铁血八旗的尚武情结，还是想“乘其投诚，仍抵贼窟，将二酋带入内地，还朝献俘。”他的想法遭到了乾隆的坚决反对，乾隆认为：“番酋本属化外，无足深较。而驭番之道，惟当开示恩信，使之弭首帖耳，革面革心，庶足绥靖蛮氛，永无携贰。”“若絷之槛车，献俘阙下，法当悬首藁街。纵贼酋罪无可赦，而群番环视，且畏且惊，不若昭布殊恩，网开三面。”皇帝已经有了明旨，看来受降已成定局。
      正月二十日，小莎罗奔又遣头人得什阿朗再献甘结，并书面承诺遵依六事，即，（一）永不敢侵扰诸番；（二）供役比各土司黾勉；（三）尽返所夺邻番地；（四）向来误犯天兵凶首擒献；（五）送还从前侵掠人民马匹；（六）照数献出枪炮军器。
       二十五日，岳钟琪派往勒乌围执行先期观察任务的千总马鹏回营，转达了小莎罗奔希望岳钟琪亲赴勒乌围，并保证他们不被朝廷问罪处死的请求。第二天，岳钟琪便派周郁前去衔接有关预备迎接事宜。岳钟琪与川西各族部落打了多年的交道，深知这些土司老爷重利轻义的本性，虽然小莎罗奔托绰斯甲土司卓结向他求情，但他还是不能肯定小莎罗奔的诚意。岳钟琪拜见傅恒，他对傅恒说：“莎罗奔虽然穷蹙乞降，但是否有诚意却不得而知，还是让我前去探验一番最为稳妥。”大家七嘴八舌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了，就别去了吧。但岳钟琪认为，军国大计一定要慎重从事。傅恒说道：“如果你要去，那就多带些士兵吧！”岳钟琪婉拒道：“不必了，多带兵反倒显得我们没有诚意。”傅恒问：“那你觉得带多少兵合适？”岳钟琪答：“十三骑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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