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藩篱岳钟琪

       二十四日一大早，岳钟琪收到雍正的谕旨，让他“略行游击即撤兵回营”。从阔舍图牧场遭劫事件发生后，岳钟琪和众将士心中早都憋足了复仇的劲儿，如今正是雪耻的时刻，岂能轻易放弃！岳钟琪继续督军追进，当大军追至距乌鲁木齐只有两日路程的纳邻河后，再也没见到准噶尔军队的影子，他下令搜山，还是一无所获。据从伊犁逃回的士兵李应贤供述，当时乌鲁木齐一带既没有人居住，也没有庄稼。这与津巴的招供一致。而此时进攻北路清军的准噶尔军队已撤出阿尔泰，驻扎在哈布塔克拜塔克附近，这里距巴里坤军营很近。岳钟琪担心一旦敌人发觉西路清军深入追击，改道袭击巴里坤大营，那可就麻烦大了。二十五日，岳钟琪下令全军班师。在返回途中，他写下了这首清冷而意韵深邃的《早秋塞上闻笛》：

  碧天如水暮愁生，月上牙旗分外明。

  小立却霑霄露重，初更愈觉葛衣轻。

  风飘玉笛刚三弄，秋入阳关第几声？

  十万健儿同掉首，一行鸿雁自南征。

      岳钟琪率西路军进击乌鲁木齐，虽然没有到达目的地，但是此役有力地遏制了准噶尔军队在西路的侵扰活动，也再次证明岳钟琪的军事才能的确是无可匹敌的。
       十一、和通淖尔之战
      自阔舍图牧场遭劫后，雍正根据岳钟琪的情报多次发出谕旨，再三嘱咐傅尔丹要严加防范大小策凌敦多卜，不能重蹈西路军的旧辙。傅尔丹不敢怠慢，全力加强防卫。一是令副将军巴赛挑选精兵二千名，由前锋统领丁寿管辖，会同副都统马尔齐、拉锡等率领的驻扎在库布克尔的一千三百名察哈尔、喀尔喀士兵前往伊可斯淖儿一带，以防护最有可能遭受攻击的阿济毕济卡伦等处。二是令格勒克颜木聘尔、通摩克、达锡达尔扎等领兵一千名也前往伊可斯淖儿驻扎，协助丁寿共同防守。三是令副都统阿三以及达福领兵两千前往库布克尔驻扎，作为应援部队。
       雍正九年(1731年)五月，素有北路进兵孔道之称的科布多(在今蒙古境内)修筑城堡的工程即将结束，傅尔丹决定移师屯驻于此，将防御前线向准噶尔方面深入推进。而大小策凌敦多卜所率的三万准噶尔部队也于六月陆续渡额尔齐斯河向阿尔泰山西侧的奇喇山地区聚集，矛头直指北路清军，一场军事冲突在所难免。阿尔泰山西侧有两条额尔齐斯河的河源，一条是喀喇额尔齐斯河，另一条则是华额尔齐斯河。沿喀喇额尔齐斯河逆流而上，便可到博克托岭，翻过博克托岭走不多远即至库里野图岭，和通淖尔就位于库里野图岭下，从这里可直通科布多。因此，库里野图岭和博克托岭一带，自古就是通往科布多的天然要隘。
       准噶尔军队为这次进攻做了充分的准备，可谓来者不善。他们不仅出动了准噶尔的主力部队，而且还征召了善于山地战的乌梁海人和乞儿吉思人，他们均以彪悍善战著称。更重要的是，准噶尔将扎哈沁鄂托克也开赴奇喇山，这支由瑞典军官列纳特亲自指挥的包沁，可是准噶尔的重量级部队——炮兵部队，它的参加大大增强了准噶尔的实力。但清军对这些情况却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此时清军贯彻的是雍正以防守为主的战略思路。为了引诱北路清军出击，大小策凌敦多卜派塔苏尔海丹巴前往扎克赛河侦察巡逻，并故意让乌苏图舒鲁克卡伦的清军抓获。他向清军“供述”了“噶尔丹策零派兵三万，使大策凌敦多卜、小策凌敦多卜分将犯北路”，小策凌敦多卜只率领两千人已到察罕哈达，而大策凌敦多卜因有事耽误还没有到达的虚假情报。并说，噶尔丹策零这些年一直与哈萨克战争不断，“马驼羸弱”，如果清军奋起一搏，“可袭灭其部落”。傅尔丹贪功心切，信以为真，他让负责筑城的衮泰留守科布多，派陈泰屯兵科布多河东，阻断奇喇山通往科布多的道路，防止敌军乘虚而入。随后，挑选精兵一万亲自统率沿科布多河西岸前进，准备乘敌人立足未稳，一举吃掉小策凌敦多卜的部队。
       就在进兵之际，丁寿、觉罗海兰、查弼纳以及大将军印务侍郎永国等人都曾当面劝傅尔丹不可轻信降将之言，宜谨慎用兵。丁寿劝谏道：“今噶逆闻警，敛师境内，静以观变，其谋可知。莫如耀兵境上，以扬我武，全师凯旋，策之上也。安可信俘虏片言，突入敌垒，以黩武哉！”傅尔丹不以为然，说：“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彼穷蹙之余，安能敌精强之士？不御敌，非勇也！汝何怯懦自损其威也。”丁寿默然走出大帐，将战袍交给仆人说：“汝持此以归葬焉，生子名寿，以志难也。”永国、觉罗海兰等也犀利地指出，准噶尔敛兵蓄锐，我军不可深入“自暴其师”，而且“羸师待敌，外夷之故智，君其防之！”向来藐视汉将的傅尔丹听后非常生气地说：“我国之所以无敌者，以武臣之不畏死也，君等安可蹈汉儿之习，自弱其势哉！”大家相觑无言，深知此去定然凶多吉少。
      扎克赛河距察罕哈达不过三日路程，傅尔丹命素图、岱豪率四千人为前锋，丁寿为第一梯队，马尔萨为第二梯队，而自己则率大部队随后出发。清军乘夜快速推进，但走了几天也没有见到准噶尔一个人影。正在傅尔丹疑惑间，前锋部队抓获了几名准噶尔士兵，从他们口中获悉，有两千准噶尔兵现在正屯驻在博克托岭。傅尔丹大喜，马上派遣素图、觉罗海兰、岱豪和舒楞额等人率三千人马火速前往袭击。
       傅尔丹哪知道，这几个士兵也是大小策凌敦多卜有意安排的诱饵。六月十八日，素图等人赶到博克托岭时，大小策凌敦多卜先派出羸弱骆驼兵且战且退，继续诱敌深入，而将两万精兵埋伏在山谷之中，准备将钻进口袋的清军全部歼灭。觉罗海兰、素图、岱豪、舒楞额等人不知是计，当他们追到山口时，准噶尔军队已列阵相迎。素图见准噶尔军队也不多，马上命令列好阵势，双方对阵战，战至深夜也没有分出胜负，只觉得准噶尔军队越来越多。素图、觉罗海兰、岱豪与舒楞额等人紧急商议，马上派人向傅尔丹请求增援。
       傅尔丹接到报告后，派前锋统领丁寿率两千士兵急速支援。丁寿路过库里野图岭与准噶尔小股部队遭遇，“斩四百余级，敌驱驼马逾岭遁”。丁寿与素图等人会合后，还是觉得力量不济，便命令全军呐喊前进以壮声势。这招还真管用，准噶尔军队马上开始溃散。天色向晚，丁寿、素图等人将队伍收拢聚集，排成方阵就地扎营休息，准噶尔军队一夜没有进攻。
      十九日，傅尔丹率大部队赶到，同素图、丁寿等人合兵一处，与准噶尔部队展开搏杀。傅尔丹根本不知道，这只是清军噩梦的开始。第二天，准噶尔部队开始纷纷撤入山谷，清军以为准噶尔部队无路可退，便紧随其后追进山谷。就在这时，山上传来一阵悠扬的胡笳之声，顿时“炮火齐轰，万矢雨集”，准噶尔伏兵四起，从山上向下发起冲锋。傅尔丹这才发现上当了，命令塔尔岱、马尔齐督兵夺取西山，希望抢占制高点打掉准噶尔的火力压制。但准噶尔军队据险守卫，清军数次发起猛烈攻击始终没能成功。
       二十一日，傅尔丹率领军队向库里野图岭方向转移，但是，准噶尔军队犹如饿极了的草原苍狼咬住猎物一样紧紧缠住清军不放。傅尔丹狼狈撤至和通淖尔，还没来得及喘息，准噶尔军队又将清军围了个水泄不通。傅尔丹命丁寿、素图、觉罗海兰、常禄、西弥赖等人把守山梁以东，塔尔岱、马尔齐等人坚守山梁以西，承保居中护卫傅尔丹中军大营，马尔萨拱卫大营东侧，达福、岱豪在前，舒楞额、沙津达赖等则居后护卫。清军刚一移动，大小策凌敦多卜便下令全力进攻山梁东西两面的主力部队，双方展开殊死搏杀。盛夏时节正是阿尔泰山区行雨季节，原本酷暑难当的天气突然之间风暴骤起，大风夹杂着冰雹从天空倾泻而下，双方搅战在一起，难分敌我。大小策凌敦多卜早已将清军各部分割包围，互相难以支援。双方战至日暮，清军始终无法冲出包围圈。

              (60)

     每支部队都需要支援，此时的傅尔丹已成了闷头苍蝇，根本不知如何指挥了。虽然他派兵支援并成功救出了塔尔岱，觉罗海兰也凭借超强的武功成功突围，但是，丁寿、素图、马尔齐都战至最后挥剑自杀了。副都统西弥赖派遣号称劲旅的索伦兵前往救援，部队在准噶尔军队的猛烈进攻下一触即溃，西弥赖也拔刀自尽了。到最后只剩下傅尔丹孤零零的大营了，准噶尔军队开始从四面发起攻击。绝望的傅尔丹督兵全力防御，斩杀准噶尔数百士兵。傅尔丹本来还想指望科尔沁蒙古兵能够派上用场，挽狂澜于既倒。可是刚一交战，以红纛为旗帜的科尔沁蒙古兵便整体溃逃，沙津达赖率领以白纛为旗帜的呼和浩特土默特兵正在奋力冲杀，但一见科尔沁红纛倒地，心中顿时慌了神，连科尔沁蒙古兵都完蛋了，我们还能挺得住吗？也跟着纷纷四散逃窜，副都统衮布见大势已去索性率领部下投降了。傅尔丹灰头土脸混在士兵中逃了出来，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二十四日，永国、觉罗海兰、戴豪等人也先后自杀殉国。傅尔丹以塔尔岱为前锋，达福、舒楞额殿后，承保统右翼，马尔萨统左翼，自己与巴赛、查弼纳居中，边战边退。大小策凌敦多卜挥军乘势击杀清军，清军死伤无数，还有许多被俘。二十七日，负责殿后的达福及其属下全体阵亡。二十八日，傅尔丹率残部连滚带爬渡过哈日哈纳河，此时的清军已成毫无还手之力的散兵游勇了，巴赛、查弼纳、马尔萨在掩护傅尔丹撤退途中也相继阵亡。七月一日，傅尔丹率领仅剩的两千人逃回科布多。
      和通淖尔之战，清军阵亡者包括尚书、内大臣、副都统、散秩大臣、一等公、前锋统领、侍郎等高级官员数十人，为康雍两朝七十余年间，清军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败。向来对汉军不屑一顾的傅尔丹本想借此机会在刚刚失利的西路军，尤其是汉将翘楚岳钟琪面前耀武扬威一把，却不曾想这一战却让他颜面尽失。事后，傅尔丹上疏请罪，雍正的上谕说：“损兵诚有罪，朕因尔等竭蹶力战，特宽恕之。痛彻难忍，不觉泪下！”雍正命人将自己的束带送给傅尔丹，并劝慰他：“尔等毋妄动，敌至能坚守，即尔等之功。科布多不能守，可还军察罕叟尔。”后来，傅尔丹自知罪责太大，再次上疏请罪，但雍正的态度依然显得那样的淡定，甚至有些满不在乎：“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事定，朕自有处置。”朝中那些对汉将、汉臣颇多微词的满人也积极为傅尔丹开脱，当然，最重要的是，傅尔丹的瓜尔佳家族是最早归顺爱新觉罗的家族，而且其曾祖费英东是随清太祖努尔哈赤出生入死的大金五大臣之一，正是鉴于傅尔丹这种特殊的身份，雍正对他格外开恩，屡加庇护。
       雍正的偏袒让朝臣一时不知究竟如何弹劾，和通淖尔之战的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就这样，事情越到后来越离奇，有人甚至将和通淖尔失利归咎为岳钟琪所创制的车战，他们在有意将舆论的焦点往岳钟琪及西路军方面导引，其目的显而易见。虽然雍正没有直接将通淖尔之战与岳钟琪联系在一起，但是那些满族大臣在雍正耳边叨念之功的杀伤力最终还是慢慢地显露了出来。时隔不久，雍正居然真的下令废除了车骑营！
      其实，傅尔丹的失败是注定的。对他的骄傲自负，岳钟琪早已有过断语。在西征之初，雍正曾命傅尔丹与岳钟琪商议进兵之策，岳钟琪赶赴傅尔丹营帐，只见帐壁上刀槊森然。岳钟琪问傅尔丹悬列这些武器有何用处，傅尔丹不无得意地说：“此皆吾素所习者，悬以励众。”岳钟琪听后只是“笑而漫应之”。离开傅尔丹军营后，他对随行人员说：“为大将者不恃谋而恃勇，亡无日矣！”
         十二、无克克岭之憾
      和通淖尔之战，给了雍正及其王朝以沉重地打击，但是，战争机器一旦发动就很难停下来，雍正只能沿着这条坎坷莫测的泥泞之路继续蹒跚前行。他再次加紧调兵遣将，进一步充实西、北两路军队，并将北路清军从科布多后撤至顺承郡王锡保防守的察罕叟尔。十一月，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雍正考虑到若让傅尔丹继续执掌大将军印务，“非但众心不服，即傅尔丹心亦不安”，而且“既失蒙古等之心，绿旗兵丁亦未必孚信”。于是，他任命锡保为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免于应有的惩罚，让他重新接过曾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执掌过的振武将军印，协办北路军务。
       准噶尔军队大获全胜，载歌而归。大小策凌敦多卜在北路的胜利，让驻守奇台一线、负责扰袭西路清军的色布腾等人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他们利用西路军兵力分散、积极防御的特点，于雍正九年(1731年)九、十月间，又灵活大胆地组织了多次袭击阿济、无克克岭、陶赖、塔尔那沁等卡伦的行动。面对准噶尔的挑衅，岳钟琪没有接招，而是派提督颜清如率领四千士兵驻扎塔尔那沁卡伦，加强了对西路军屯田和放牧重地的防守，并命令西路军严防死守，不可轻易出战，因为此时，岳钟琪昔日的对头鄂尔泰已经由云贵总督回京升任军机大臣了，无论如何，岳钟琪今后的处境都将更加凶险，西路军再也不能出阔舍图牧场那样的事故了，现在，哪怕芝麻大的闪失都将可能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61)

      这年冬天，巴里坤、哈密等地降下了多年不遇的大雪，地上的积雪深达数尺，看起来老天似乎也在帮助清军。岳钟琪“严饬卡伦之弁兵，只令登城瞭望，不许分遣远哨”。按理说，这样的气象状况不利于骑兵驰骋，准噶尔军队冒险前来的可能性较小，但在战争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恶劣天气没能阻滞准噶尔骑兵的铁蹄。事情往往都是那样的巧合，清军驻防镜儿泉的副将马顺是个不信邪的主儿，他偏偏自作主张“擅遣弁兵远出巡哨”，结果巡逻兵在城北山内与准噶尔骑兵相遇，两人被杀一人失踪。岳钟琪非常恼怒，一气之下参劾了马顺。但雍正却认为，镜儿泉卡伦离巴里坤军营不到百里，居然发生伤失兵丁之事，而且事后还任其远遁，这个错误是不能原谅的！他将责任推给了岳钟琪，责备岳钟琪“听贼徒肆行无忌，大将军与数万官兵，未知所司何事”！而且由此延及北路兵事之失误，诘问岳钟琪“以大将军拥兵四五万，但坐镇无事之坚城，于理可乎？”并下令将岳钟琪与副将军等人交部严察议奏。　
      清军拒不出战的态势让色布腾和策凌那木扎尔等人愈加猖狂，雍正十年(1732年)正月二十日夜，色布腾和策凌那木扎尔亲率六千骑兵，再次由奇台出发，越过无克克岭，经镜儿泉、搜济、鸭子泉、五堡等卡伦直扑哈密。翌日，鸭子泉卡伦守军率先发现准噶尔小股部队的影子，准噶尔骑兵越过鸭子泉卡伦进逼哈密。守卫哈密的有副将焦景竑、参将韩良弼、办理哈密事务员外郎永恒和查斯海以及贝子额敏等人，士兵共计两千三百余人。除此之外，还有居住在城内的万余名回民。准噶尔军队想拿下哈密，看来比较困难。
      接到报警后，岳钟琪兵分五路，准备围歼准噶尔骑兵。第一路曹勷、纪成斌等人带领五千绿旗兵星夜由五堡一带截其后尾，驰援哈密。纪成斌由于阔舍图事件被降为沙州副将，现在随军效力，这一路军队的指挥权由曹勷负责。第二路张豹率领两千官兵，由阔舍图岭奔赴哈密。一旦准噶尔骑兵遭到应援和驻地清军的攻击，必定取道北山的毛垓图、图尔库尔以及无克克岭逃遁归巢，位于毛垓图、图尔库尔这两路上的巴汉恩度尔、插汉专津两个隘口是他们的必由之路。因此，第三路石云倬与马会伯率三千两百名绿旗兵赶往巴汉恩度尔埋伏。第四路署镇安将军卓鼐、前锋统领哈尔吉以及僧保、张正文等人率三千八百名满洲兵前赴插汉专津埋伏。第五路副将军常赉带领都统艮敦、总兵官张存孝等人率满汉兵三千两百名驻守无克克岭负责最后一击。这个作战计划可以说是对入侵者非常严密的收网行动。　
  正月二十三日，准噶尔一支骑兵部队占领了天生圈山口。岳钟琪清楚，敌人选择塔尔那沁一路的意图无非是劫掠驼马牛羊。他派参将米彪带兵六百名，赶赴三道大坂增援马厂。第二天，米彪的部队在白杨沟与敌相遇，双方势均力敌，陷入对峙状态。岳钟琪闻报后，立即派陈经纶领兵一千五百名出城夹击。准噶尔骑兵见势不妙，由西南方向原路逃走，陈经纶率兵乘胜追击。
      二十七日，曹勷、纪成斌快到二堡时，与准噶尔大队人马遭遇。曹勷、纪成斌督兵奋勇进击，双方激战一昼夜，到第二天中午，准噶尔军队丢下掳掠的数百名汉回商民以及从哈密一带百姓手中抢来的马匹牛羊向西逃窜。曹勷、纪成斌领兵搜剿追歼，在柳树泉与张豹、焦景竑、陈经纶等合兵一处，继续乘夜追进。现在准噶尔骑兵唯一的退路只有无克克岭，因为在这条路上唯有无克克岭有可供马匹饮食的水草。岳钟琪马上派人知会石云倬、卓鼐由设伏地区迅速赶赴无克克岭与常赉会合，在无克克岭南山口的梯子泉一带截杀准噶尔骑兵。如此安排，清军以逸待劳，且众寡悬殊，“但能申明军纪，要截击杀，并不必奇谋异算”，已成强弩之末的准噶尔骑兵势必插翅难飞，无克克岭将是他们无法逾越的天堑，梯子泉将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岳钟琪料想此役必捷，所以火速缮折提前报告雍正，期望给渴盼捷报已久的皇帝一个惊喜。
      中午时分，常赉、石云倬所率领的六千余名官兵齐至无克克岭。按照岳钟琪与常赉出发时的商议，官兵到达无克克岭略为歇息后，即令石云倬挑带四五千人提前赶往梯子泉堵截准噶尔骑兵，等卓鼐到达后另率三千满洲兵随后接应，其余官兵由常赉带领守住无克克岭山口。次日午后，准噶尔骑兵拖着数十里尘尾在距无克克岭山口二十里的地方屯住下来。离敌人最近的是石云倬，副将杜蔚主动请兵出战，但石云倬只给他六百人，让他在半沟埋伏，不许出击。眼见准噶尔骑兵就到眼前了，杜蔚先后打发千总钱雍、把总宋儒林和把总马自荣等人数次向石云倬讨示，得到的答复是“不必忙”。当晚戌时，石云倬令张存孝领兵一千五百名驻扎山下等候调遣。张存孝也数次报告欲乘势进攻，而此时岳钟琪所派遣的把总张永正也送来了催促进兵的文书，可不知为什么，石云倬始终不许进攻。
       二月初一，等石云倬从大帐起身后，经过一夜休整的准噶尔骑兵部队早在色布腾和策凌那木扎尔的率领下出发了，他们向东行进十余里“安营造饭煎茶”。茶足饭饱后，才转西而行。张存孝忍无可忍，率领所部紧急追赶。当他们到准噶尔埋锅造饭的地方时，余火都还没有熄灭。张存孝派人报告石云倬，“贼人窜遁不远，请速行前进追剿”。可是这位武进士居然传令撤兵，令众军士愤愤不已。如果石云倬乘夜派兵潜袭，不用等到现在，“灭此自不待朝食”。
      一直焦急等待战斗结果的岳钟琪初三才得知此事，气得差点吐血。目前唯一的希望是在无克克岭西南的塔库纳库进行最后的截击。岳钟琪派人驰令熟识塔库纳库道路的凉州右营外委马得玉快速前往行营，为部队领路。石云倬知道后大怒，叱责马得玉多事，欲行责治。结果准噶尔骑兵果然如岳钟琪所料，绕开陶赖卡伦，由塔库纳库一路驱赶着抢掠来的大量驼马牛羊安然返回了奇台。
      一场全军翘首以待的胜仗就这样破灭了，大家无不咬牙切齿。岳钟琪据实奏闻，雍正览折勃然大怒，令军机大臣严察议奏。很快，石云倬被革职，并由岳钟琪会同常赉、卓鼐等人“询明确供，解京按律究拟”。当然，岳钟琪毕竟不是傅尔丹，他没能幸免于责。在鄂尔泰的挑唆下，雍正对岳钟琪的怨责越来越深，他斥责道：“大将军岳钟琪素谙军旅，本非庸材，缘怀游移之见，致乖战守之宜。前车之鉴，非止一端，嗣后当深悟前非，痛自省惕……”
      十三、移兵穆垒
      皇帝开始发难，这是不好的兆头。为了扭转西路军面临的困境，岳钟琪没有坐拥愁城，而是寻找解决准噶尔屡屡犯疆的良方。他发现，奇台是准噶尔发动袭扰活动的策源地，巴里坤大营与奇台相去较远，对奇台方向的动静不易觉察，致使准噶尔骑兵每每长驱六百里，绕道奔袭山南的哈密等地，而清军却往往应对失措。要挟制准噶尔的突袭，首先必须得察觉他的动向，这样才能进行及时有效处置。他望着皇帝赐予他的大清地图沉思，突然眼前一亮，穆垒！这是个好地方，就这儿，如果在这儿驻扎一支军队，一定能够扼制奇台一线准噶尔军队的行动。
      穆垒一带在康熙亲征准噶尔时曾修筑过一些小的城堡和墩台。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岳钟琪进军乌鲁木齐，途经穆垒时也曾详细查看过此地，这里距巴里坤五百余里，穆垒河一带“俱系沃壤，水草丰盛”，“形势高旷，踞一面而制三面”，还可以进行屯耕。于是，他将移兵穆垒的想法向雍正做了汇报，“若于此建筑城池，驻兵二万，贼兵断难飞渡而东。再于巴尔库尔驻兵一万，于鲁谷庆、皮禅等城添设官兵足一万之数，如此，则贼兵来时，我军互为犄角，前后邀截，可令大创而去”。为了证明移兵穆垒是正确的抉择，他向雍正再次立下了生死令状，甚至将妻子儿女也押上了。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若将来穆垒驻兵有未协之处，请将臣置之重典，妻子从重治罪，以为人臣误国之戒。”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岳钟琪憨朴率性的一面。虽然这里也有博弈的味道，但也只有公忠胸襟之人，才能这样壮怀激烈。
       没想到，岳钟琪移兵穆垒的想法雍正非常赞同，并对兵力调派也做了具体安排部署和政策倾斜，同意岳钟琪从绿旗兵内拣选二万名带往穆垒驻扎，并授予班第副都统职衔，令他与副都统达什一起率一千察哈尔兵由北路改派西路。为了保障穆垒驻兵早日实现，雍正将原来议定吐鲁番回民内迁一事暂缓实行，并建议岳钟琪乘“贼夷受创而去”之机，从速修筑城堡。　
       二月十七日，岳钟琪就筑城所需办理事宜归总为十条，向雍正做了陈述。
     一、修城之工宜于速成。今臣计带去兵丁、跟役共有两万五千余人，仅足一切防护修城之用，亦足惊骇敌胆。臣查穆垒河干大木甚多，我师到彼，即令兵丁砍伐木植，先树木城一周，约围五里，旬日可成，以护官兵驻扎。一面即于木城之内帮筑土城，根厚二丈，顶收一丈，连垛口计高二丈。即挑兵役五千名，仍照从前筑建军营大城之例，每兵日给工银六分，自是踊跃赴工量，计一月可竣。纵贼人闻我兵筑城，若倾众前来阻挠，我修城之兵已有木城防护，不致误工。其余之兵便可相机剿杀。
      二、所需马匹。骁勇蒙古各兵俱系马兵，其绿旗兵内量挑马兵三千名，其余俱系步下兵丁，并驮载锅帐等物，两兵合用一马，约计骑驮共需马一万五千匹。查军营现留马八万匹，尚不敷用。至赤金一带牧放马匹目今尚无膘息，必得五六月后始得膘壮可用。若此时赶赴军营，沿途奔走郭必(戈壁)必致疲乏，兼且将来难以牧放起膘。臣查甘、凉、肃三处有分喂上驷院及山西、河南二省营马共六千五百匹，应将此项马匹令营汛兵丁赶至赤金，交与赤金原牧马匹之蒙古兵赶赴军营。应用即于赤金牧马内挑骨力坚实者六千五百匹，交与内地营汛牧放，是军营马匹已足一万六千余匹，除用一万五千匹之外，尚余一千余匹，不足留为巴尔库尔驻防满汉官兵之用。应俟五月草盛马肥之时，再于赤金牧放马内挑选五千匹解送军营备用。
      三、今岁兵丁初到穆垒，不能屯种。计兵丁、跟役约有两万五千名，自本年四月起至明岁八月秋收止，共计十八个月，口粮俱要运送，约需粮十万余石。查军营现有骆驼八千在内地喂养，并令于三月初旬量裹料豆，缓缓赶赴军营。四月中旬即随大兵前进，可运粮一万六千石，足供两月有余兵食。向后续用军粮，查军营至穆垒河一路平坦，车辆可行，应令办理军粮之通政使赵之垣、副将马龙雇觅车户陆续运送。大兵既在前途驻扎扼守要隘，粮车即可直运无虞。臣仍加小心，再派令巴尔库尔官兵护送至科什兔(阔舍图)，更令穆垒官兵接至科什兔，管护至营，自无贻误。
      四、官兵既进穆垒河地方驻扎，一路自应接续台站，仍照肃州至军营之例安设，马匹俱在军营派拨，不用夫役。令千把等弁带领兵丁安站，其马匹照口外军塘之例给予银两，令其买备料豆，登槽喂养以资饱腾。
      五、查穆垒河之北隔一郭必，即哈他拜他。询之向导，相去二百余里，再由哈他拜他至北路修城之和布多(科布多)，约有五百余里，共计程途相去不及千里，是穆垒与和布多适成掎角之势。      

             (62)

      若贼人侵犯北路，一闻有信，臣即由哈他拜他一路发兵，可以邀截贼人之后，是与北路声势联络实为有益。
      六、鲁谷庆、哈拉火州等处应驻兵数。查臣前奏内鲁谷庆驻兵一万名，今两处派拨，巴尔库尔军营存剩无几，且穆垒驻兵两万五千余名，则鲁谷庆止(只)须驻兵八千名，仅足战守之用。现在驻兵三千名，应再添兵五千名，以足八千之数。查此三千兵丁之口粮，仅可供支至三月初十日为满。今将军营现在之骡头车辆，及设法雇觅拨运粟米青稞两千石，先派兵一千名护送前去，即将此护送之兵一千名留在鲁谷庆，以作添拨驻防之数。此项粮石除供四千兵丁四十日口粮外，所余青稞尽作籽种。其余应添驻之兵丁四千名，统俟大兵前赴穆垒之时一同启行。此四千名兵俱系步兵，勿庸拨给骑兵，临时量拨驼马以便驮载军装等项。至于添驻及旧驻共兵八千名，自四月中旬至六月麦稞未收以前之口粮必得运送方不误事。俟内地粮车到营之日，若赵之垣已经到营，令其雇车运送；若赵之垣等尚未到营，则军粮不便迟延。臣即照从前运送吐鲁番之例，按程给予脚价雇车运送，至六月稞麦收获之时可以停运。查前派驻官兵三千名俱在鲁谷庆城内驻扎，而回目部民则于鲁谷庆、哈拉火州二处居住，尚有勒木津、塞木津、洋海、皮禅、罕东等城堡，田地肥饶，俱在鲁谷庆、哈拉火州附近，不过五六十里。若将此八千官兵分驻各处以资守护，回民更可放心广种，且各处俱有城堡，兵丁修葺亦易为力，殊于兵民俱各有益。
       七、查军营满汉蒙古暨塔尔纳沁、特古里克、图尔库尔、哈密、鲁谷庆等处驻防并三大卡伦，以及一切牧场内各官兵并新添之察哈尔兵一千名，共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五名。除带赴穆垒，并驻扎鲁谷庆，共去兵三万零五百名外，则巴尔库尔止(只)实存剩满汉蒙古各兵五千九百四十五名，其间还有患病、瘦弱已成残疾，不能操防应令退回者，兵力似觉稍单。但我兵既于穆垒扼要之地修城控制，则巴尔库尔、哈密，以至沙州、安西等处，贼人必不能飞越而过。臣拟于沙州、安西驻扎兵内调出五千名，移驻巴尔库尔军营，以补不敷及患病退回等兵，足其一万之数。更查沙州营汛，今有穆垒扼要，贼人固难飞度侵扰。但沙州地方有径可通噶斯、柴旦木等处，虽镇标各营尚原有兵三千余名，殊觉不足分防。应否于驻扎肃州附近等处兵内调拨三千名添防之处，伏后圣裁。
       八、吐鲁番回民。臣前有迁移之奏，是以未曾计及屯种，今蒙圣恩准臣前奏，添兵驻防。臣随即行知副将王廷瑞并回目额敏和卓，令其速谕回民，兹荷皇恩添兵保护尔等，勿庸搬移，并令回民于附近鲁谷庆、哈拉火州一带，乘此春和极力屯种，官兵每日出城保护伊等。耕作去后，但回民秋粮多种糜子。去秋薄收，回民多将籽种充腹，所存有限，令再添兵需粮更繁，必须广种。臣已咨会署督臣查郎阿，在内地采买糜子籽种三千石，务于五月初旬运送军营，转运鲁谷庆，以便六月内播种。
       九、查军营并哈密、土谷鲁现存米面并哈密、巴尔库尔两处屯种青稞，各粮一十三万一千两百石有零，足供驻扎穆垒两万两千五百名自今岁四月起程，以至明岁八月之口粮并驻留巴尔库尔之官兵口粮俱已充足。兼之现准署督臣查郎阿估至癸丑年八月之粮尚在陆续挽运，且巴尔库尔等处今岁又行屯种，则军粮所余甚多。如穆垒、鲁谷庆等处屯种，年岁丰收自足资用，勿庸接济。倘若岁歉稍有薄收之处，臣从前条议乌鲁木齐驻兵事宜内，奏请在巴尔库尔贮粮十万石。查现在估运明岁之粮甚属宽裕，俱收贮哈密、巴尔库尔二处，若将来拨运穆垒、鲁谷庆为程无几亦易为力。
       十、臣统领大兵拟于四月半起程前赴穆垒驻扎，随带内大臣、参赞臣顾鲁，贝子臣衮布，都统臣根敦，原任兵部尚书马会伯，太原镇总兵官王序吉，延绥镇总兵官张豹，松潘镇总兵官张元佐，并照兵数派拨副、参、游、守、千、把等官管束外，但军机大事臣虑一人意见难周。查副将军常赉为人勤慎，伏恳谕旨敕下，同臣前往协办相助为理。至于驻扎鲁谷庆等处官兵，臣派四川提臣颜清如、加衔总兵官张存孝统领，亦照兵数派拨副、参、游、守、千、把等官管束。再查巴尔库尔驻兵一万名，臣留兴汉总兵官曹勷在营，但尚需总统大员，伏乞皇上特简大臣一员，令其总理满汉兵马事务，以资弹压。再恳谕旨迅敕赵之垣、马龙速赴巴尔库尔军营，办理粮运事务。至于穆垒地方要隘应作何分防、设卡之处，容臣统兵到彼之日，相度形势，措置机宜，另折奏闻。
      雍正批阅后，降旨岳钟琪“酌量办理”，而且越快越好。
     自从石云倬被锁拿问罪后，岳钟琪自己要全力以赴办理移兵穆垒的繁杂事宜。对缺少一员副将的西路军而言，同时意味着巴里坤大营缺少了一名统兵大员。因此，岳钟琪请求雍正“特简大臣一员，令其总理满汉兵马事务”。二月二十四日，在鄂尔泰的举荐下，跟随他在平定云南苗疆叛乱中赚得钵满盆溢的贵州巡抚张广泗被雍正任命为西路军副将。张广泗进京请训后，随即赴巴里坤走马上任。岳钟琪没有料到皇上会派张广泗来，他心里非常清楚，张广泗就是鄂尔泰刺向他的一把利剑，自己的人生道路将会更加凶险叵测。
      从三月开始，鄂尔泰针对岳钟琪的诘难正式上演，而且其言辞是相当的刻薄越度。他先后弹劾岳钟琪“奏报贼人败遁及台站牧厂情形诸折，情词互异，前后舛谬”。“前奏塔尔那沁各厂看守甚严，贼人一无所得。后又奏报失去牲畜并各厂弁兵，亦有损伤。且云截杀贼人，收回羊马，所得足偿所失，腼然不以为耻，殊非人臣奏对之体”。“当草枯马瘦之时，贼以五六千人入我卡伦，越过军营，直至塔尔那沁。我兵三万余众，周围密布，既任其来，复任其去”。“似此玩忽纵贼，奏报不实，深负圣恩，有玷倚任，请将岳钟琪敕部严加议处。”
       四月十八日，兵部遵旨就鄂尔泰等参奏岳钟琪玩忽纵贼、奏报不实一事作出如下结论：
      查岳钟琪身为大将军专制边疆，贼夷以五六千人从无克克岭入我卡伦，侵犯哈密，岳钟琪茫然不知，令贼劫掠牲畜，从塔库纳库缓骑遁归。岳钟琪智不能料敌于平时，勇不能歼贼于临事，律之军法，百喙难辞。应削去公爵，并革去宫保世职暨总督职衔，仍令暂护大将军印务，以图后效。
      随后，岳钟琪被削去公爵，并革去太子少保及总督职衔，降为三等侯，仍命护大将军印务，戴罪立功。　　
      就在同时，准噶尔虽然撤出一部分兵力开往西面抵御哈萨克人的进攻，但他们对西路清军的扰袭还是十分猖獗。色布腾统领数千人，分路袭击了陶赖和无克克卡伦。宰桑额尔克得松率两千准噶尔骑兵，分东西两路深入吐鲁番以南，继续侵犯哈拉火州城。准噶尔的军事行动促使移兵穆垒的计划必须加快进度。雍正要求岳钟琪于六月初四率军启程，但岳钟琪认为，甘州、凉州、肃州和安西的士兵是五月间启程来赴军营的，马匹经长途跋涉，应暂牧休养一些时日，于六月下旬启行更为合适。
      从闰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初七，张广泗与扬武将军武格、前锋统领阿思海以及福建总督刘世明等人先后抵达巴里坤军营。武格负责统辖西路满洲兵，刘世明负责统辖西路绿旗兵。六月二十七日辰时，大军分两路启行，岳钟琪与常赉统兵一万二千名由阔舍图大路直进，张广泗与卓鼐统兵七千余名由鄂龙吉北面的约洛图一路前进，两路官兵约定于阔舍图会合后一同进发。副将谭定邦、冯廷雄率四千官兵护送车辆驼只，总兵官岳含奇带领湖广官兵殿后。七月十一日，大军首批部队顺利抵达穆垒。七月十五日，最后一批部队到达，清军移兵穆垒的计划至此完成了初步转运和驻扎任务。

第十五章 拘幽岁月

      移兵穆垒本来是岳钟琪在政治环境岌岌可危的时刻，期望能够一振颓势、赢得帝王之心的一个挽救措施。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一招不仅没能缓解他的困局，反而使他成了众矢之的，并最终被拘拿下狱。
       一、身陷囹圄
       就在大军开往穆垒的同时，一道密折经由塘站从新疆前线飞抵京城，写奏折的人是新任副将张广泗。他在奏折中历数岳钟琪四大失误：（一）保密措施不到位。“臣于甘、凉、肃州接见文武官员，多有预知移营穆垒并筑城一事。迨出嘉峪关以外，虽兵民人等亦有闻知者”。（二）调度不周导致启程日期推后。“岳钟琪于臣未到之先，因添调官兵未曾到齐，又原议将驼只驮运穆垒兵粮，而军营牧放马匹暨口外调来之马膘壮者少，不敷分拨兵丁乘骑驮载之用”，以致不能于六月初四启程。（三）对穆垒形势判断错误。“迨臣抵军营后细心遍询屡经涉历之满汉领兵镇将等官与从前曾在彼处牧放马匹官员人等，俱云南山一带虽然窄狭，但贼人能来之路径颇多，水草亦有若干”，敌人还可从北边穿越戈壁直击阔舍图等处，“未可谓地利全恃也”。（四）移兵时机不当。“夏末秋初正系贼人防备我兵之时，且于吐鲁番今年添兵增粮与巴尔库尔军营半载以来添调官兵，颇露行迹，以及穆垒筑城之议远近喧传，焉能使贼人并不知觉”？张广泗的这一击非常狠，岳钟琪根本无力还手。此后，鄂尔泰、査郎阿联合鼓动他和常赉、卓鼐、顾鲁等人一起联名上书雍正，再次参奏岳钟琪“无杀敌之志”，不听众将之言，固执己见，“调度乖方”。并坚称移兵穆垒是错误之举，强烈要求更换统帅。张广泗等人或属于鄂尔泰势力集团，或迫于官场压力，只好违心地充当他们手中的投枪和匕首。
       七月十四日，也就是岳钟琪率军进驻穆垒的第三天，雍正在北京做出决定，罢除岳钟琪西路军所有职务，宁远大将军印务由署陕西总督查郎阿署理，查郎阿到任之前由副将军张广泗暂行护理，岳钟琪回京接受质询。负责传达这道命令的正是岳钟琪的死对头大学士鄂尔泰。雍正对岳钟琪的惩罚使西路军将领，尤其是汉军将领人人自危。
      就在同一天，准噶尔三万人马再次对北路清军发动了攻击。

              (63)

      刚开始傅尔丹等人率一万多士兵打败了准噶尔骑兵先头部队的数次冲锋，但当准噶尔后续大部队压上来后，清军立刻全面溃败。北路军的再次失利让雍正怒不可遏，他将追责的范围扩大到西路军，“严切传谕”上任仅一个多月的武格、刘世明以及伊礼布等人，指责他们“志气颓惰，俱怀怨望之情，而武格与刘世明又复彼此推诿，将一切营务视为两歧”。一个月后，汉将刘世明因“苟且瞻顾，退缩不前”被革职，而满将武格等人却逍遥事外。
     对岳钟琪来说，雍正十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年，七月又是雍正十年中最黑暗的一个月。十七日，雍正在给查郎阿的谕令中说：“数年来，岳钟琪调度无方，制防鲜术，运筹决胜并舛机宜，为将士之所轻，致军心之不振，深负任使，有忝元戎。”二十三日，他又命令陕西巡抚史贻直、署四川巡抚宪德、甘肃巡抚许容对各自辖区内岳钟琪的所有产业资财暗中排摸登记，“以备将来赔补共项之用”。他是彻底决定要拿岳钟琪问罪了。
      八月初三，岳钟琪将宁远大将军银印等交给张广泗，与岳洪、岳含奇以及其他一些将领挥泪告别，怅然离开了他出生入死二十二年的军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此刻的穆垒就是他一生的伤心地。穆垒河边丛簇挺立的胡杨林浑身上下披挂着金黄的铠甲，在秋风中发出阵阵脆响，这些随处可见的身影和他以及他的士兵一样坚韧。邃蓝的天幕上，一排鸿雁缓缓南翔。三年前，西出口外是在秋天，如今又是秋天。人们常说，秋天是一个充满离愁和伤感的季节，对现在的岳钟琪而言，此话一点都不假。此时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了，但现在更是有家难回，沉沉的忧闷一次次包围着他，使他喘不过气来。尽管卸去戎装对一个长时间神经高度紧张的人而言，会感到一些从未有过的释然和轻松，但对以从戎为志向的岳钟琪来说，却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创痛，而且四十六岁对人的一生来说总是年轻了些。
      八月初八，虽然岳钟琪已经解除了兵权，但张广泗在鄂尔泰的唆使下，以其“身亲阅历”，再从六个方面弹劾岳钟琪“调度兵马筹运粮饷，以及统驭将士之处多属乖方”，并力主从穆垒撤兵。阅完张广泗的奏折，雍正传谕：“今张广泗所奏如此，岳钟琪欺罔之罪难数矣！我军宜乘贼在北路，速撤回巴尔库尔。”二十天后，清军开始自穆垒撤兵，全部返回巴里坤驻扎。
       十月二十五日，岳钟琪被兵部拘禁。雍正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刑部尚书性桂等人讯问议罪，谕称：岳钟琪任西路大将军以来，“秉性粗疏，办事怠忽，将国家军旅重务视同凡常，且赏罚不公，号令不一，不恤士卒，不纳善言，傲慢不恭，刚愎自用，以致防御追击屡失机宜。军务废弛，士气不振。以多年预备之马匹牲畜数十万，或被贼人偷窃，或因失养损伤，及至需用之时寥寥无几。而凡陈奏于朕前者，皆虚假作伪之词，为估过饰非之计，其误国负恩之罪难以悉数”。
      岳钟琪的离去，让许多汉军将领十分义愤而失望，这引起了鄂尔泰和查郎阿的嫉恨，他们将寻机打击这些汉将，对西路军实行重组。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准噶尔骑兵小分队在搜济卡伦、白杨沟等处劫走一辆粮车、四辆空车以及几名赶车人，并由陶赖卡伦、无克克岭一线逃走。驻扎搜济卡伦的不是别人，正是纪成斌，而驻扎无克克卡伦的也恰好是张元佐，他们都曾是岳钟琪军中的得力干将，而且与岳钟琪本人私交很深。十九日，查郎阿以“纪成斌等漫无查察，一任贼人藏住乱山，暗行窥伺”为由，参奏纪成斌与张元佐“负恩纵贼，漫视军务”，请旨将他们革职，按律究拟。五月二十九日，经刑部议奏纪成斌被判斩立决，于军营就地正法。张元佐“降三级调用，仍留军营效力赎罪”。九月初三，曹勷也因“领兵哈密，纵贼失机，饰词捏报”，遭到查郎阿的弹劾，“在军前正法枭示”。西路军惨遭清洗，给全军蒙上了白色恐怖的阴影。
       由于岳钟琪为官清廉，没有把柄可抓，仅以一些模糊的概括之语定罪论刑，无法令人信服。在此期间，雍正已经感觉到他对岳钟琪的处置有些仓促过头，最终只好将岳钟琪拘押在京城大牢三年之久。但此事对岳钟琪的打击却是痛苦而刻骨铭心的，他在《述怀古诗》中这样写道：

  拘幽寂无事，心绪忽茫茫。

  连宵迥不寐，兀坐更彷徨。

      诗中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和状态。那段时间，对他来说前途不明，生死难卜，从位极封疆的重臣到身陷囹圄的阶下囚，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和荣辱巨变，精神遭受了极大的折磨，整日沉浸在辜负君恩的自责与悔恨当中。虽然偶尔会与那些也因西征战事被议罪下狱的昔日部将王廷松等人暂聚小饮，借酒消愁，但每当妻子高夫人不远千里托人捎来食盒，抑或儿子岳浚前来探望时，他才会感到些许的欣慰，而对家人无尽的愧疚和思念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七月初四，一年一度的秋决将至，鄂尔泰等人狠下杀手：联名具题“将岳钟琪斩立决”。但雍正没有批准他们的奏折，只下发了一道谕旨：“傅尔丹、岳钟琪、石云倬、马兰泰失误军机，负恩欺罔之罪不可胜数，本应即正典刑，以彰国法。”雍正的话似乎没有说完，就这样戛然而止了，此后再一直没有对此事做出进一步批示和处理。雍正心中非常清楚，岳钟琪罪不至死，虽然他在阔舍图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但事情是在自己将他召回京城时发生的，他不在场，全盘诿过于他是不公平的。再者，岳钟琪为大清江山社稷忠心耿耿，曾建立了许多不世之功，而且他的军事才干在当朝是无人可比的，就这样杀了他实在可惜，而且难以服天下人。其实，将岳钟琪仓忙问罪，雍正心中还是多少有些悔意的，这从他对西路军的人事安排上就可一目了然，西路军统帅除了岳钟琪确实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人选，即便是鄂尔泰，雍正也只是给了他一个“督巡陕甘经略一应军务”的虚衔，而査郎阿更是一直“署宁远大将军”，到战事结束也没有实授。
  从那时起，岳钟琪努力寻找精神解脱的突破点，他开始研读《大佛顶首楞严经》等佛教经典，因为有足够丰富的生活积淀，他对佛教空性的道理很快便有了颇深地感悟，冲破了对生死名利的贪恋和执著，心中多了些坦然，他逐渐以一种超脱的心态随时准备迎接不期而至的死亡。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

  罟鱼不如馔，解网任远扬。

  宸怒震虩虩，被逮绾锒铛。

  君恩生已负，罪臣死应当。

  但闻传露布，含笑赴黄壤。

      岁月在等待中无情地流失，光阴在煎熬中奢侈地虚度，不知不觉中银霜遍换青青发。失去自由对满怀理想和抱负的人而言无异于摧残。虽然“憾事”终归令人扼腕叹息，但在人格底线面前，与其做任人摆布的牡丹，毋宁做傲然特立的菊花来得痛快。咀嚼大将军的抑郁之作，便可了然洞悉他那高山仰止的贵重品格。

  岁月频加马齿长，花光融冶照樽黄。

  人因久客贫非病，菊不趋炎淡亦香。

  四十九年成憾事，五千里路滞他乡。

  秋风哪管添憔悴，华发萧然两鬓霜。

       在另一首述怀诗中，他再次对曾经追求二十年，令自己风光无限的功名富贵，做出了冷静的反思。当然，他也坚信，时间一定会给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以公正的裁判，他对此充满了自信和期待。单薄的文字总归无法掩饰他那股与生俱来的豪气，他对未竟功业的无限怅惘，犹如受困雄狮发出的阵阵低吼。

  豪华往事絮随风，耻向人夸百战功。

  浊酒未全浇傀儡，名花才半绽玲珑。

  盖棺论待千秋后，大觉迟醒一梦中。

  读罢楞严空万象，六窗掩映月朦胧。

             (64)

       二、张广泗其人
       岳钟琪的遭遇是清朝满汉大臣之间权力冲突的必然结果，虽然在清朝由于废除了内阁，没有宰相一职，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大臣之间也就没有明显的党争，但是满汉大臣之间还是存在着明争暗斗，甚至满汉内部也各自有着派系之争。千百年来，人们对权力游戏的热捧，可能正是权力的邪恶和魅力之所在吧。最想扳倒岳钟琪的是鄂尔泰、查郎阿等满族要员，但最有力的工具却是有着旗人外衣的汉人张广泗。那么，张广泗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清史稿》记载：“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其实，在甘肃省景泰县祁连山区一带数百年来，一直流传着“张广泗是扁水人”的说法。扁水是甘肃省景泰县寺滩乡西南与古浪县交界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居住着许多张姓人家。
  在扁水村东北约一里地有两条黄土山梁，由北向南平行延伸至山脚，山形北细南粗，酷似双鱼汲水。西面的一条山梁名叫“岭岗子”，独尾蜿蜒，是为雄鱼。东面的一条山梁名叫“下墩廓梁”，山顶平阔，是为雌鱼。在这片山顶之上，有一处居落遗址，房院基础清晰可见，整个院落如一本翻开的书籍。据当地百姓说，这就是张广泗昔日宅院的遗址。“知其雄，守其雌”，此中暗合道家思想精髓，足见建造院落之人必非等闲之辈。山下有一条笔直的大道，至今犹可供车辆通驰。在遗址两侧各有一座圆形小山丘，如印似珠。传说这是当年张广泗祖上人工堆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制造左印右珠的风水气象，期盼后人能够多出将帅之才，光宗耀祖。
       据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编修的扁水张氏族谱记载：“始祖登云籍隶西凉人也，充为武例，缘大明时，筑立新疆，号称永泰，靖虏安民，复驻防于斯，名曰扁水庄。”从其族谱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族谱中对其初祖、二世祖以及六世祖以后的历代先祖，包括名讳及生卒年月日均有详细记载，而三至五世可供稽考的先祖只有名讳，没有生卒年代。其中，四世先祖的七弟兄中只有四房和七房有记载，其余均无记载。其二世祖生于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卒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而其六世祖大多生于乾隆中期以后。由此可知，其三至五世先祖主要生活于康熙、雍正及乾隆初期。由于对他们的记载语焉不详，似乎这期间张氏家族经历了一个巨大而不平凡的变故，是否与张广泗被斩有关联，注定要给人们留下巨大的遐想空间。
       至今当地还有一些关于张广泗家族的传说。据说，张广泗有一位颇懂堪舆的先祖，他不仅为有钱人家相地造宅，也为贫苦百姓择地安坟，不讹富也不欺贫，广行善事积了很大的阴德。他在距离扁水村不远的山中为自家先人选了一块风水上佳的阴宅。此处有一座高耸挺拔的山峰，形似军帐，人们唤作“帐房屲”，在其东北山脚有一片开阔地，上有一棵千年古松，大家视其为神树，因而也将此地称为“神树掌”。据说，在埋坟当天还发生了喜鹊与蟒蛇在树上争斗的奇事，人们惊叹此乃“龙凤争巢”之佳穴！后来，张氏一门果然诞生了张广泗这样一位名震当时的杰出将领。
      由于先人坟茔地处深山，道路崎岖难行，祭奠很不方便。张广泗发达后，为了便于乘轿祭拜，一来不失其显赫身份，二来避免朝廷大员跌跌撞撞行走于山道的尴尬窘态，于是，他从南方请来一位所谓的堪舆大师，在距离其家以北一里外的平洋之地另择一处风水宝地。相传，在挖掘新墓穴时，有两只白兔不知从何而来齐刷刷跳入坑中，在懂得风水之术的人看来，这是祥瑞之兆。可谁知挖掘墓地之人都是山野粗人，哪懂此等天机，竟将白兔双双击毙于坑内。巧合的是，就在白兔被打死的同时，从神树掌起出的棺椁居然在途经柏家墩道路之际，突然绳索断裂，棺椁坠地。人们心中为之一怔，知道这可能是凶兆。于是，在安置完迁坟之事后，赶紧在此立碑祷告，祈求土地、神灵保佑合家平安吉祥。更为离奇的是，此后不久，张广泗便因贻误军机之罪被斩。这便是“落灵碑”的传说，此碑后毁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但碑座等物至今历历可见。
      还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讲的，相传扁水这个名字与张广泗有关。扁水这个名字，从字面上看没有任何人文色彩，甚至连通俗的意思都找不出来。据说，张广泗因屡建战功，乾隆曾钦赐一块巨匾。为了显耀门庭，张广泗将这块匾挂千里迢迢运回老家，悬挂在府邸门额之上。这不仅让张氏家族倍觉荣光，就连本村人也跟着沾了喜气，慢慢地人们便以“匾水”这个名字代替了原来的村名叫开来，久而久之逐渐异化成了便于书写的“扁水”二字了。再到后来，由于张广泗被乾隆斩杀，其亲房族人为躲避株连纷纷外逃，远房同宗张姓为了与张广泗划清界限，将扁水区分为上扁水和下扁水两个村庄，上扁水的张氏家族至今仍然生活在这里，而张广泗家族所在的下扁水早已没有了人烟，以致连张广泗的家族历史都无从确考，这段尘封的往事似乎还要继续沉睡下去。

65

      不仅如此，据祁连山一带的百姓讲，张广泗和岳钟琪算起来还是表兄弟。至于他们到底是姑表亲还是姨表亲，目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历史记载和证据，不过，岳钟琪的祖母姓张这倒是确有其实。
      有据可考的张广泗家族资料非常少。在张广泗的奏折中可以零散找到一些其家庭的细碎片段，其父张镐原在山东兖州任河道通判，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张镐母亲刘氏逝世后，便丁忧回籍。雍正四年(1726年)，年近六旬的张镐在京城水利营任职，后因没有及时上交米价银而受到怡亲王的参劾，并因此下狱。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上书雍正，提出待苗疆事定后自己情愿回京替父受罚，结果令雍正非常感动，一道谕旨免了张镐的罪责。张广泗的弟弟张广汶，儿子张极，一直随自己在任所供事。后来，张广泗问斩，张广汶、张极被押解进京，不知所终。
       关于张广泗入籍镶红旗的渊源，据笔者考证可能与孟乔芳驻守甘肃的汉军镶红旗有关。孟乔芳于崇祯三年(1630年)降清后，编入汉军镶红旗，并出任梅勒章京。顺治元年(1644年)随清军入关，改任左侍郎，率兵进入陕甘地区。并于顺治二年(1645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任陕西三边总督。此后十年间，他的部队一直驻守陕甘一带平叛，也就意味着汉军镶红旗是当时陕甘驻军的主力。在清朝，汉人入旗籍并不鲜见，年羹尧等人都是明证。而作为甘肃当地人应召入伍，而后再入旗籍是非常可能的。因此，张广泗由汉人转入旗籍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广泗从捐纳监生开始步入仕途，最初任云南黎平知府。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调任贵州思州知府。从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他追随鄂尔泰征讨苗疆，屡立战功。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擢升贵州按察使。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出任贵州巡抚。张广泗深得鄂尔泰信任，是他最得力的助手，而鄂尔泰又是雍正和乾隆的宠臣，在鄂尔泰的庇护与提携下，张广泗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登上了正红旗汉军都统的职位。雍正十三年(1735年)七月二十四日，从西路军前线撤回的张广泗升任湖广总督。一年后出任贵州总督，继续负责平息苗疆叛乱事宜。乾隆十二年(1747年)三月转任川陕总督，经略平定金川军务。与此同时，加太子太保衔，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清要员、朝廷重臣。客观地讲，张广泗和岳钟琪均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虎将，都为大清边疆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大概正应了那句古话“一山难容二虎”吧，从雍正十年(1732年)的相见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重逢，他们二人不出现在一起则已，一旦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必定会有一个受到伤害，这似乎是他们无法摆脱的魔咒，而他们的命运也就在这样的遭际中交错沉浮。
      三、草草收场的西征
      吞并喀尔喀蒙古一直是历任准噶尔台吉的梦想，而要实现对喀尔喀蒙古的牢固控制，必须控制喀尔喀首领哲卜尊丹巴活佛，逼迫他支持自己。雍正十年(1732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亲率三万准噶尔军队自额尔齐斯河上游出发，取道阿尔泰山南麓，绕过北路军大本营察罕叟尔，潜至杭爱山厄得勒河(今依德尔河)地区，抢掠哲卜尊丹巴活佛领地，并企图挟持活佛。二十一日，靖边大将军锡保命令亲王丹津多尔济和额驸策棱率一万八千人火速前往乌里雅苏台东南部的本博图山堵截。由于哲卜尊丹巴活佛已由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转移到了多伦泊(今内蒙古正蓝旗上都郭勒)，结果准噶尔部队扑了个空。
      八月初，不甘心空手而归的噶尔丹策零突袭了策棱的牧地塔米尔城(今车车尔格勒西南)，掳走了他的两个儿子和所有牲畜。策棱闻警，怒发冲冠，率所部两万人马趁夜绕道袭击了准噶尔军营地。准噶尔军队“人不及甲，马不就鞍”，仓皇向东南方向溃逃。策棱穷追猛打，准噶尔军节节败退，最后逃至杭爱山南麓的额尔德尼昭(光显寺)一带。此地北面是高山，南面是鄂尔坤河，道路狭窄，大军不易速行。策棱对这里的地形地势非常熟悉，他在山侧埋伏好一万多兵马，然后派出小股部队背水列阵，诱敌进攻。准噶尔军队夺路心切，马上发起攻击。策棱的部队且战且退，假装败逃，“弃甲沿河而走”，准噶尔军队追进谷地。突然间，笳声大作，只见旌旗遍满山谷。策棱将帽子往地上一摔，大呼一声：“不破贼不复冠矣！”遂指挥伏兵四起冲杀。准噶尔军顿时大乱，被击杀者达万余，许多渡河逃生者又被对岸清军截击，一战下来，直杀得准噶尔军队“浮尸蔽野”“河流尽赤”。噶尔丹策零“尽弃辎重、牲畜塞满山谷”，阻滞清军追击，率残部乘夜拼死突围，才逃了回去。

  (66)

       策棱是成吉思汗的嫡裔子孙，一直居住在喀尔喀三音诺颜部。早在康熙年间，噶尔丹大破喀尔喀四部时，少年策棱便带着祖母单骑入关归降大清。康熙皇帝授予他轻车都尉，并将女儿纯慤公主嫁给了他，授和硕额驸。雍正继位后，又封他为多罗郡王，并命他以副将之职与亲王丹津多尔济一同驻守阿尔泰。
       有心栽花花不红，无心插柳柳成荫。谁也不曾料到，策棱的这一仗居然成了清军西征中取得的最大胜利。八月十八日，雍正得知捷报后欣喜若狂，当即下诏给策棱赐号“超勇”，并颁发谕旨：“此次军功非寻常劳绩可比，随征兵弁，著从优加倍议叙。”这个胜仗对雍正来说，可算得上是做梦都想听到的佳音，但对噶尔丹策零而言则是致命一击，此后准噶尔军队再也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进攻，以致雍正十二年(1734年)九月初四，西路军在鄂龙吉歼灭准噶尔骑兵四百余人，生擒三十六人，都成了重大胜利，受到了雍正的高度赞扬，张广泗以及早已奉调入京的査郎阿等也因此“从优议叙赏赉”。
       就在策棱额尔德尼昭大捷的同时，驻扎在扎克拜达里克的绥延将军马尔赛，由于拥兵万余而没有在推河及时发兵截击，致使从额尔德尼昭溃败下来的准噶尔残部侥幸逃脱，受到了众将领的一体参劾。雍正一怒之下遣副都统索林前往扎克拜达里克，于十二月十四日将马尔赛就地正法。建勋将军达尔济因此被降为护军，待罪效力。不久，锡保也被革职，丹津多尔济降为郡王。
      西征以来，清军不仅在军事上没有取得多少战绩，反而许多将领因此而降职的降职、下狱的下狱、斩首的斩首，而耗费的钱粮更是不计其数，这让素来节俭的雍正早就疲惫不堪了。雍正十二年(1734年)八月初三，失望之余的雍正无可奈何地做出决定，派遣侍郎傅鼐、额外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前往准噶尔议和。他在给噶尔丹策零的谕旨上对自己的西征进行了辩解。当然，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主宰者皇帝永远是不会有错的，更不要指望他会向一个化外番邦的小小首领坦陈自己的真实心迹。此刻也不能公然指出对方的错误，而这满满一盆子脏水到底泼到哪儿最合适？找来找去，哎，他最合适，就是那个“卑贱之人”特磊。让这样一个本无足轻重之人承担这么巨大的责任，确实有点“重用”特磊了。雍正恩威并驭，摆明道路由噶尔丹策零自己选择，其实，目的只有一个——放下武器，“同享安逸”。他在谕旨中这样说道：
       从前尔遣使特磊奏闻尔父亡故，彼时朕即召入特磊，面降谕旨，详加开导，令将罗卜藏丹津送至。越二三载，并无回奏，故于两路驻兵，防守边界。尔乃遣特磊奏称已将罗卜藏丹津拿送至途间，闻有兵至，故暂停解送。特遣人恳求指示，伏愿广兴黄教，爱惜生灵等语。朕即遣使臣杭奕禄、众佛保同特磊前往巴尔库尔军营，与尔商议诸事。因朕躬违和，故未将特磊召见，令部臣传旨遣回。即有疑难不便之处，亦当彼此遣使议和，岂有轻动兵戈之理。特磊乃卑贱之人，未免捏词告尔以图偾事。尔若果无动兵之心，为生灵黄教起见，则当向我国使臣恳切陈奏。乃并未接见使臣，猝然发兵侵我巴尔库尔军营，抢去马匹，又发兵阿尔泰地方。彼时我国将军大臣未行请旨，忽略轻动，致尔得利。未几，尔兵侵我卡伦，我兵于苏克阿尔达胡地方迎战，尔遂收兵退去。次岁，尔复协力来扰喀尔喀游牧，被我师轻骑掩杀，战于厄尔得尼招地方，尔兵大败。今春我哨探兵丁至额尔齐斯地方时，尔游牧处人俱行遁匿，乌鲁木齐驻扎之人亦行移去。我两路将军大臣即欲尽驱雄兵，乘势进剿，朕悉谕令停止。朕为矢下元后，惟以好生为本，并无将准噶尔必行剿灭之意。况得尔土地人民，于我大国亦何补之有？尔若执迷不息兵戈，则我师更换驻防，毫无缺乏之虑，不过稍费粮饷耳。但如此相持日久，彼此皆劳，非徒士卒苦累，而马匹牲畜亦多损伤，是以朕心深为恻然。今特遣使臣侍郎傅鼐、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等前来宣谕朕意，与尔商议爱惜生灵，彼此罢兵之事。若我大兵仍在尔游牧近处驻扎，恐尔心生疑贰，今巴尔库尔军兵，因使臣由彼处遣往，故暂令守候驻扎。其北路已抵阿尔泰军兵俱撤至察罕叟尔。尔果欲遵旨罢兵，同享安逸，即与遣往之大臣明白定议。朕已将一切事务面谕大臣，尔宜详思，如诚心知过，痛改前愆，乐遵朕旨，则朕将往事尽行宽宥，断不食言。至于是非利害，尔宜酌定，欲构兵，欲止戈，欲安逸众庶，欲残害生灵，亦惟尔择而行之。特谕。
       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月，同样精疲力竭的噶尔丹策零同意议和，曾经轰轰烈烈的西征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征服准噶尔对雍正而言，成了一个永远的梦想，岳钟琪最终成了雍正为其西征败绩找来的替罪羊。但有梦就有希望在，有些梦可能只需一个人去追逐，而有些梦则需要许多人甚至数代人去奋斗，去拼搏。雍正穷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到儿子乾隆手中，最终变成了现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清军从巴里坤等地分路进击，阿睦尔撒纳出逃沙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骤然宾天，岳钟琪在狱中闻听讣告非常难过，君臣一场，恩怨得失今生再也无缘了结了，失落悲伤之余作《杜鹃》诗以志之：

  杜鹃天外苦叮咛，积恨难消倩客听。

  啼血枝头凉月白，思乡梦里故山青。

  春风夏雨长羁客，蜀道秦川古驿亭。

  宫阙早荒城市改，帝魂何处欣飘零。

第十六章 归隐田园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三日，登基刚四十天的乾隆皇帝，根据总理事务王大臣的奏报，在对傅尔丹案进行裁决时，对岳钟琪等案也一并做出处理，他说：“我皇考从前未即降旨，今朕仰体皇考迟回降旨之意，著将傅尔丹、岳钟琪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石云倬、马兰泰之罪较傅尔丹、岳钟琪稍轻，亦著改为监候。”昔日西征的西、北两路大军的最高统帅都要被问斩，这到底是对西征的肯定还是否定，是在称颂雍正皇帝的英明呢？还是讽刺他的好大喜功呢？个中滋味相信对二十三岁的乾隆来说，也是很难消受的。当时，在人们看来，岳钟琪这次是凶多吉少，可能真要随先帝而去了。
       但世间事只要没有终结，总会充满变数。对岳钟琪来说，似乎已经回天无术的死刑后来竟然奇迹般的在一夜之间峰回路转，出现了重大转机。其中的功劳与那个曾经举荐自己的大学士朱轼干系甚大。乾隆继位之初，当红辅政大学士朱轼曾上奏皇帝：“刑狱之设，原以除奸惩恶，但人命所系，不可不慎。”乾隆对此深表赞同。
      一、重获自由
      时光飞快流逝，本来应该了结的案件因新皇帝的登基改元而被推迟，转眼到了乾隆二年(1737年)。这一年开春以来，京城、河南、山东等地一连数月不见滴雨。天久不雨，米价腾贵，乾隆忧心如焚，“雨泽愆期，恐有滞狱”。他命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刑部“详加覆勘”，对雍正十三年以来，两次恩诏仍然监禁的“不应赦免之人”“如果有一线可原，应行减等者，即酌定请旨，能宽免的一概宽免”。
      事情就是这么巧，当然也可能是乾隆的虔诚和仁慈感动了上苍。四月十六日，乾隆率领文武百官在圜丘坛为先皇雍正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没想到“辰刻甘霖立沛”。久旱逢甘露，乾隆非常开心。第二天，他对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说：“傅尔丹、陈泰、岳钟琪，贻误军机，罪无可贷。我皇考念傅尔丹、陈泰祖父俱有功勋，而岳钟琪从前亦曾效力，是以未将伊等正法。朕仰体皇考圣心，将来秋审时，亦必不行勾决。但前此用兵之际，不便遽行释放，今军务已竣，朕矜恤之意，不忍使之久系囹圄，俱著宽释，令其自愧。”囚禁五年之久的岳钟琪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67

      雍正驾崩后，为了加强对京城的护卫，以防发生不测，一些没有得到赦免的重犯被移送外地监禁，岳钟琪被遣往宁古塔关押。乾隆发布了赦免恩诏后，经刑部秋审销档，才正式派人向岳钟琪宣布了被恩赦的喜讯。数月来，自己将被赦免的消息早已传来。镇静片刻后，年过半百的岳钟琪不禁悲从中来。如今虽然自由了，可以回家了，但家在何处呢？自己在成都梓潼街的房产已经成了四川布政使的官署了，西安的府邸已罚没充公了，京城的宅第也被收回了。眼下，能去的只有长子岳浚官邸，至于以后的事慢慢再作打算。二十余年宦海搏击徒然浮梦一场，二十余年金戈铁马只换得遍体伤疾。
      长子岳浚派来迎接的家人岳冠华已在狱外等待多日。岳冠华，字子宾，曾随岳钟琪参加过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的战争，与岳钟琪感情非常深厚。离开宁古塔岳钟琪和岳冠华直奔关内。途中，他们只顾急急赶路，关外恬美的白山黑水此时只是阻隔亲人相见的障碍而已。在《黑龙江番寺夜宿》一诗中足见其归心似箭的急切心情：

  画角遥遥月转廊，声喧梵呗室凝香。

  重围不锁还乡梦，一夜秋风起战场。

     进入关内，他的心绪这才平静了许多，越往南走，一路的风光越让他迷醉，他决意顺大运河南下，趁着无官一身轻的大好时光纵情畅游，饱览大江南北的壮美河山。他和岳冠华的第一站来到了自己的祖籍河南汤阴，祭拜先祖岳飞。站在汤阴渡口，触景生情，岳钟琪写下了《汤阴怀古》，看似为武穆鸣冤叫屈，细细品味，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遭遇的真实写照呢？

  立庙汤阴古渡头，平生遗憾在燕幽。

  朱门丽日灵风壮，翠柏斜阳客路愁。

  奸相有心通北使，康王无志复中州。

  奇冤三字罗成狱，铁桧千秋是复仇。

     顺流而下，他们抵达江苏镇江。这里曾是东吴的都城，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江南文化名城，风光旖旎多姿，以“天下第一江山”名闻海内。许多名士都在此留下著名诗句，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陆游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以及辛弃疾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等都是千古绝唱。金山是镇江的圣地，康熙皇帝一生六次南巡中，有五次都曾驻跸金山。
      岳钟琪携岳冠华登临金山，拜谒了传说中那座被白娘子施展法术几欲淹没的金山寺，以及法海古洞、慈寿塔等胜迹。当见到屹立山巅的“江天一览”四字碑刻时，岳钟琪伏地跪拜，因为这是康熙老皇帝在五十三年前的亲笔御书。睹物思人，岳钟琪心中的感激和思念之情无法言表，正是由于这位老皇帝的垂爱和擢拔才成就了他盖世的功勋。登高远眺，只见大江西来，波涛东涌，山光塔影，白帆点点，好一派南国水墨画卷。岳钟琪难以抑制胸中的激荡，乘兴赋诗一首：

  彼岸停舟策杖游，长江澄澈碧空秋。

  海门潮接天容乱，山寺波涵塔影浮。

  绕栏渔歌岩下艇，隔栏僧啸水边楼。

  凭高欲尽登临兴，江北江南一望收。

      此时的岳浚已由山东巡抚转任江西巡抚，为了让父亲排解胸中的郁怨和愁闷，岳浚专程陪岳钟琪前往杭州西湖，一方面是为了观光游览，另一方面则是借此机会到岳王庙祭奠鄂王岳飞。在岳钟琪蒙冤入狱以来的五年间，岳浚从未沾身高床大几，也不曾锦衣玉食，而是一直席地而卧，糟糠为食，他的孝举曾让同僚和属下深受感动。
     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断桥残雪、三潭印月、雷峰夕照、南屏晚钟等西湖胜景早已名冠天下，令人神往。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威严肃穆，神鬼咸钦。岳钟琪在此驻足数日，几度泛舟西子湖上，徜徉如梦似幻的人间仙境，荣辱俱忘；几度祭拜栖霞岭畔，谛听“还我河山”的悲壮呐喊，涕泗齐下。岳钟琪出人意料地在此连续写下了三首咏怀诗作，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富有江东亿万桑，忘仇纳帑耻堂堂。

  湖山销尽中原局，弦管争开帝子场。

  恭遣衣冠充雁使，頫同臣妾拜天王。

  六陵此日悲风雨，愁见饥鸟集短墙。

      他那颗一直不曾枯萎的拳拳报国赤心跃然纸上。
     随后，他们经鄱阳湖抵达位于南昌赣水之滨的这座因王勃的《滕王阁序》而誉满九州的皇家建筑——滕王阁，惊叹于它的华丽堂皇、窈窕多姿，难怪连韩愈也会发出“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的赞叹。登阁远望，“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磅礴景致扑面而来，岳钟琪顿时诗潮澎湃。

  万古滕王阁，来登豁远眸。

  大山依栏出，巨浸抱城流。

  地势迥三楚，天容带九州。

  西山连暮雨，爽气逼人秋。

  时序迫近三冬，岳钟琪在儿子的官邸休养过冬，当然更重要的是夫人高氏和幼子岳瀞都在这里。   

(68)

         经过几个月的调理，岳钟琪的身心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他不想再搅扰儿子，决定带夫人和幼子回成都生活。岳浚再三挽留，但岳钟琪执意要走。岳浚知道拗不过父亲，临走时，他让昔日曾服侍过父亲的侍女巫云随从左右照应起居，但岳钟琪固辞不纳，最后索性将婢女都打发了，临别时作诗二首相送：

  漫话巫山入梦云，向人重著海榴裙。

  年来杜牧风流减，襆被无香夜不熏。

  散尽金钗不列行，漫歌其雨怨朝阳。

  从今了却烟花债，火自烘然水自凉。

      据《创修红水县志》记载：“巫云姓韩，华阳人，岳钟琪侍儿，善歌舞，最获宠爱，后以微嫌遣之去。”
     乾隆三年(1738年)春天，岳钟琪沿长江逆流而上，凭吊了著名的东坡赤壁。乱石依旧，涛声依旧，而英雄与樯橹一道早已灰飞烟灭，回想自己的半世功业又何尝不是如此？人生如梦，到头来唯有泪沾襟，“多情应笑我”。

  苏老曾经载酒游，我来同客系扁舟。

  吹箫音断潮犹咽，化鹤人归羽不留。

  山色尚能邀月醉，水光依旧接天流。

  英雄名士今何在，芦荻苍苍笑白头。

       登上素有“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称的黄鹤楼，凭栏极目，但见晴川浩渺，江水悠悠。楼头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题诗盈壁，岳钟琪取张无伪之韵，也即兴赋诗一首：

  扁舟有客滞天涯，鄂渚矶头玩物华。

  见说楼中骑是鹤，空闻海上枣如瓜。

  云边梦土围千里，树里晴川聚万家。

  我欲凭栏吹玉笛，江城春色正梅花。

      客船归帆高悬，昼行夜宿。对岳钟琪来说，家人团聚的氛围已经驱散了不幸遭遇的阴霾，他行走一路，欣赏一路，吟诗一路。穿越长江三峡，十二峰依次相迎，神女庙荒草萋萋，圣泉山云遮雾绕。舟过万流驿，一夜春雨寒冷陡增，“稚子慰寒频劝酒，老妻怜病强披裘”，料峭的春寒在温暖的亲情面前被驱赶得无影无踪。途经彭溪道，新开的娇花万紫千红，夹杂在草木丛中如诗如画，令人心旷神怡。一位以生命捍卫自己贞节的烈女，让他慨叹不已。

  云栈三千里，华峰十二年。

  生辞秦岭月，死裹蜀山烟。

  取义天应泣，成仁世已传。

  霜刀砺贞白，剖腹大江前。

      暮春时节，阔别家园十数年后，岳钟琪终于又回到了成都。梓潼街的府邸去不了了，尽管在成都还有许多自己的故旧部下，但岳钟琪没有打搅他人，率领全家人在城西百花潭畔自己动手搭建了一处庐舍，冠名“安素园”，取安之若素之意，从此开始了他在成都长达十年的乡居生活。
    二、蛰居百花潭
       说起这百花潭可是名头不小，早在唐代宗永泰元年，五十三岁的“诗圣”杜甫也曾落难来到成都，就在百花潭北面筑草堂而居，他曾在《狂夫诗》中这样写道：“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虽然杜甫在此只居住了四个月左右，但是他简陋的“浣花草堂”却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殿堂。而此时岳钟琪也正是五十三岁，他的庐舍离杜甫草堂不远，命运就这样时常会在不经意间制造出各种令人惊叹的巧合。
      正当岳钟琪准备与家人一起开始恬淡生活的时候，命运却再一次捉弄了他。那位善解人意、经常与他吟诗对和的夫人高氏突然撒手而去。岳钟琪悲痛欲绝，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悼亡诗，字字句句都流露着对妻子的无限追思。

  五载西曹我困危，长安寄食赖谋为。

  全家幸得归田里，相守翻成永别离。

  一字如金爱惜之，却因相敬故如斯。

  从今永搁闺中笔，从此无人解和诗。

  鬓增白发面增癯，行亦无聊坐亦枯。

  晚向合欢床上卧，满帘凉月照鳏夫。

      爱妻的离世让本来就寡言少语的岳钟琪更加沉默了。几年过后，他彻底变成了一名隐士，邻里只知道新搬来的老头姓岳，却不知道他的名字，在那些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乡亲们看来，这可能就是一位落魄的老兵，抑或逃难而来的老农。春来插秧，秋后刈稻，一家人的生活平淡而宁静。但多年的军旅生活，使岳钟琪养成了一些不同于常人的习惯。他每日清晨都要牵上那匹跟随自己多年的战马沿着垂柳荫荫的河堤溜达几个来回，有时还会骑上爱驹撒回欢，这种军人的印记是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农闲时节，他也会和邻近的老农一起在浣花溪“持竿携榼临流坐”，静听蝉嘶鸟啼，垂钓秋月春风，以无奈的蹉跎来抚平曾经的伤痛。
      人世间寄托或医治情感的方式很多，对低俗者来说，低俗是最好的港口；对高雅者而言，高雅是唯一的良药。诗文就是岳钟琪医治情感的良药，他一生共写七言、五言律诗或绝句一百三十四首，先后曾编辑《薑园诗草》等集行世。乾隆初期的四川总督黄廷桂因曾与岳钟琪共事，对岳钟琪向来非常敬重，所以他欣然为诗集作序：
      不朽之业有三，立言其一也。得其一皆足以千古，诗之于立言又其一也。汉唐以来，文武诸名臣，如司马公孙不与卫霍竞武，汾阳临淮不与燕许争文。或同一立言而韩以序，柳以记，少陵无韵之文至不可读，而独以诗称圣不相兼也。《虞书》云：诗言志，志在而荣枯得丧皆不可夺，知此者可与论诗，并可以读岳公诗矣。
  ……
      从前名将能诗者如敕勒一歌，竟病二韵，皆寥寥数语，即世所传诵，武穆诗词亦不可多得，公独以专集传世。得若干首盖因前后处境不一，又久历戎行，幕天席地，塞外险绝之途可惊可喜，辄见于诗故耳。虽然公非诗人，且不必以诗显也，勋名所著载在旗。常(尝)幽独，所盟坚于金石，予素知公。且同事以来，深壮其志，今叙其诗，盖知其事业之辉煌，皆本于所志，而特以诗验之也。读公诗者，知其志之可以不朽，无徒以风云月露求之则几矣。
      后来到道光年间，成都郫县岷阳人孙澍(字雨庵)创办的青棠书屋以石刻印刷之法，出版了《蛩吟集》《薑园集》以及《复荣集》(上、下)四册诗集。其中，《蛩吟集》收录诗文四十二首，《薑园集》收录诗文三十三首，《复荣集》(上)收录诗文三十三首，《复荣集》(下)收录诗文二十六首。孙澍在《岳容斋诗集总论》中这样评论道：“公于军旅之间，辄寄啸于笔墨，边塞诸作多慷慨悲歌之气，而退居林下，寄情花鸟又复神似放翁。”
       岳钟琪的诗作时间跨度四十余年，每一首诗都是他当时生活、战斗以及情感的真实记录，有血气方刚的激昂，也有人到中年的沉稳；有叱咤疆场的豪迈，也有生离死别的柔情；有叠受恩宠的矜持，也有屡遭磨难的悲歌。不仅如此，他的诗作在韵律、格式以及字句运用等方面都颇为考究，难怪方濬师在《蕉轩随录》中评岳钟琪诗文时，称赞他的诗契合唐朝耐辱居士“返虚入浑，健积为雄”“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境界，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文以人贵、人以文名的现象自古恒有之。虽然在大清朝多有因文字而遭受牢狱之灾的例子，但无论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如果三五成群聚集一处，总少不了谈诗论对，以文会友。自从岳钟琪名震朝野后，“一时当道大人先生谈威信事业者，辄先及诗，转若公之功业”。在清朝，上马舞戟、下马赋诗的将领非常多，这几乎成了当时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他们中的许多作品绝不是附庸风雅的无病呻吟，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素养深层积淀的外在流露。在这些优秀的作品中，岳钟琪的诗文可算得上其中一朵颇具个性的别致奇葩。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