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藩篱岳钟琪

      臣请制造鸟枪两万杆，发给陕甘提镇各标营，挑选精健好兵令其演习。倘有行走，即将此挑选兵丁调遣。如蒙俞允，臣即将陕省公用余剩银两内动用制造，务使轻便得法以收实用。再查兵法军器,有长兵短兵兼用者，诚于远近俱有所恃也。今鸟枪弓箭俱系长兵，若遇冲锋破阵又非短兵不可。臣愚以为，凡马兵弓箭手应给夹枪棒一根，马兵鸟枪手上圆下方木棍一根，令其习学击格之法。如遇列敌远则用枪剑，近则用枪棒，庶远近俱有所恃矣。
     六、车战之宜设也。臣闻马隆三次犁庭全赖车战，后失其法，遂用鹿角挡木。夫鹿角虽觉轻便，不过安营用之，若用于行阵反觉重滞。且闻蒙古以骑兵冲突为能，更能夜间盗马。臣愚以为，嗣后口外行走当用车战，行则挨排为阵，彼无以施其冲突之能，住则联绕为营，彼无以逞其偷窃之技。且我兵前进口粮军器皆可装载。臣知识短浅，是否可用，仰恳训示。倘蒙俞允，臣即照远行轻车格式，依式捐造三百辆，先为演习，其所用演车之人，臣查西安府属屯军甚多，并无差操之役，应选其精健者，照车数挑用九百名，臣亲自指示操练。候操练纯熟，再行请旨在三边营汛内按步兵数目多寡制造战车若干辆。臣将演习之法备细开写，每处仍各遣纯熟屯丁数名前往教习。如此预备，倘一有行走，不特与军务有益，即驮载等事亦不致临时周张矣。
       七、进兵道路及用兵数目宜预筹也。臣闻通谆噶尔之道路，惟阿尔泰、巴尔坤(巴里坤)、嘎斯三处。查巴尔坤一路系钦差屡次来往，其水草道路如好之处，理藩院官员自必悉知其详，臣未敢草率酌议。查嘎斯一路，虽有药水等戈必(戈壁)之名，其实水草尚好，道路平坦。雍正二年七月，追剿罗卜藏丹尽(罗卜藏丹津)，我兵直至达林木河，其间并无阻滞艰难之处。闻达林木河外即系谆噶尔交界，且有伊种田回子居住城堡。更闻自达林木河至伊里不过一月途程，如西海已故贝子丹仲部落中知此道路之人甚多，将来不难寻觅以充向导。至用兵数目太多则恐粮运维艰，太少又恐分布不周。臣愚昧之见，约以满汉三万兵足矣。应以巴尔苦尔进兵一万，以为声援之正兵，其余二万俱由嘎斯一路前进直捣巢穴。如巴尔苦尔一路水草俱好，道路可行，又应约期会合更为万全。倘或稍有阻碍，即此嘎斯一路二万精锐之师亦堪足用。再阿尔泰一路现在驻扎官兵，其可否递兵之处，臣未确知，不敢妄议。
      按照岳钟琪的建议，雍正以遣送罗卜藏丹津为由，派曾多次参与划定辖界的大学士众佛保前往准噶尔传达赐噶尔丹策零为洪台吉的敕谕。但噶尔丹策零表示，罗卜藏丹津乃先父之时避难逃至准噶尔得以安置。我若违背先父的意志，将罗卜藏丹津送与清朝，为礼义所不容。再者，准噶尔向来并非你清朝的臣属，因此，不能接受雍正皇帝所赐洪台吉之号，并将雍正皇帝之谕退给了众佛保，令其带回北京。雍正对此颇为震怒，进一步坚定了出兵征讨准噶尔的决心。
      此后，雍正便命岳钟琪秘密着手策划出征事宜。一年多后的西征中，雍正除在进兵方向上略作调整外，其余全盘采用了岳钟琪的战略构想和战术选择。
       三、出征准备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二十五日，皇帝以“宗室上公之饰”两眼孔雀花翎以及御用弓箭等物赏赐岳钟琪，一是为了表彰他在处置西藏危机上的卓越表现，二是鼓励他认真做好进军新疆的准备工作。根据岳钟琪的建议，雍正初步确定“驼马骡只车辆及粮饷籽种”等事宜于雍正六年(1728年)春天先秘密办理。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底，傅尔丹、石礼哈与岳钟琪在西安秘密会晤，商议出征相关事宜。十二月初，他们向皇帝提交了十三条对策，对西北两路大军的进军时间、路线以及联络暗号等等都做了细致的谋划和进一步明确。
      进军路线最终由岳钟琪原定的巴里坤、嘎斯两路变更为康熙西征时的线路，即巴里坤、阿尔泰两路。出征时间初步确定在“己酉年秋间”，也就是雍正七年(1729年)闰七月左右。至于进剿部队究竟是于雍正六年(1728年)秋天从京师起程，先到边外近地驻扎过冬，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出征，还是于雍正七年(1729年)春天再从京师起程，四月兵出边外等细节，雍正将权力交给了怡亲王等内大臣与岳钟琪、傅尔丹具体商议决定。十二月十日，准噶尔使者抵京，雍正得知准噶尔正在内讧的消息后，心中一喜。随即他也意识到，虽然避居额济勒土尔扈特的罗布藏舒诺与噶尔丹策零兄弟之间有很深的芥蒂，但噶尔丹策零在准噶尔的统治地位究竟稳定不稳定还隐含变数，现在高兴未免太早。于是，雍正让怡亲王与户部尚书蒋廷锡遵照圣旨写信给岳钟琪，进一步商询应对之策及进兵机宜。十二天后，岳钟琪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伏思陕省兵丁臣加以明岁一年操练，方能熟谙行阵。仰遵训旨，俟后年春间齐至肃州，于四月间出口方为万妥。其京师兵丁远赴边方，若待后年春间从京师起程出口，恐其马驼疲困难以进剿。必得于阿尔泰地方更换马驼，方可前进。但需用马驼甚多，恐一时购觅维艰。臣仰遵圣训筹划，请将京师兵丁于明年秋间起程，到阿尔泰地方驻扎过冬，俟后年四月进发，庶兵马皆得安息似属万妥。至于阿尔泰地方原有官兵戍守，每年例应发兵调换，以此进剿之兵托言调换之兵，往彼驻扎更可免人疑惑。
       此外，尚有一切行阵机宜并军装事务，臣现在密为细加筹议。
      十二月二十七日，岳钟琪在密折中通过分析准噶尔的现状和可能出现的局面，建议坚持既定战略不变。他认为，噶尔丹策零兄弟之间已生仇隙，我军可乘虚直入伊犁，个个击破准噶尔各势力集团。如果他们“兄弟和睦、同心协力”，并“勾结图尔虎(土尔扈特)以为声援”，则我军可一并料理，“翦除遗孽在此举矣”。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他还建议雍正皇帝对准噶尔的谕旨用词应“稍示宽和，使彼释然无疑，自不妄有举动，而于我兵进剿之机实有裨益”。由此足见岳钟琪战略考量的周详细密程度。
       此时，各项准备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与历次出征准备相比，这次有两大不同：一是铸造了大量新式武器；二是新增了古老的战车。
      这些新式武器主要有盘条鸟枪(又叫蟠肠鸟枪)和轻型子母炮。其实这两种武器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开始制造了。其始祖就是曾担任过明朝监军的戴梓，他是一位武器改良专家，制造的可发射二十八发铅丸的“连珠火铳”，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还通过改进明朝的佛朗机炮，发明了子母炮。这种火炮重量轻、能呈扇面发射多颗炮弹，杀伤力很强。更神奇的是，他仅用了八天时间就制造出了传教士南怀仁一年也没有制造出的神威炮(又叫冲天炮)，打破了南怀仁“只有比利时人能造这种火炮”的断言。这种炮后来在平定噶尔丹叛乱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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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战斗力，岳钟琪命人对盘条鸟枪和子母炮进行了改良，改良后的盘条鸟枪不仅轻便，而且利于远行携带。而子母炮除了重量由原来的六十斤(相当于现在的七十余斤)降到四十斤(相当于现在的五十余斤)外，还克服了过去需要两人同时操作、失误多的弊端，只由一人便可完成定位和发射两项工作。研发成功后，岳钟琪命人分别制作了一件样品，由自己标下的把总朱国杰直接呈送皇帝钦定，雍正看后很是赞赏，同意制造使用。
      岳钟琪便命人制造了一万两千条这种新式盘条鸟枪，分发各营操练。岳钟琪原想铸造五百位子母炮，建立一支大型的炮兵部队。由于当时的炮是坐式，所以论位不论门。但上报后，雍正与怡亲王及大学士们根据康熙皇帝“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的遗训，以及当时北京的火炮制造能力，制造火炮所需材料、钱粮等综合因素，最终比照北路所定子母炮位数，下旨降为一百位。当然也可略有超出，“只以不令浮冒而已，不可令不足用也”。至于所需银两自然由国库全额支付，但制造由岳钟琪负责在陕西实施。为了杜绝借铸造虚开冒支，岳钟琪还是选派把总朱国杰做监工。选择这样的武职“微员”，其用意在于他既没有因不尽职责而垫赔的能力，也没有对外私搞摊派的危险，必定会恪尽职守做好监督工作。
      由于岳钟琪精于诸葛武侯八阵法，他对车战可以说情有独钟，他建造战车的灵感主要来自西晋名将马隆以及明朝文渊阁大学士邱浚。马隆也是一位兵器改革家，据《晋书·马隆传》记载，马隆曾制作扁箱车，在广阔地带依八阵图联车为营，插鹿角于车的外围；遇道路狭窄，则将扁箱变为木屋置于车上，以挡矢石。这种扁厢车曾在收复武威的战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在明英宗至明孝宗四朝为官的琼台先生邱浚也曾对车战有很深的研究。岳钟琪的车战之法在参照马隆与邱浚旧制的基础上，还做了一些改动。他设计的战车据《啸亭杂录》记载：“广二尺，长五尺，一夫推辇，而四夫护之。五车为伍，二十五车为乘，百车为队，千车为营，行载糗粮军衣，夜团聚为营。战时两队居前，专司冲突，三队后随，余五队团聚元戎，以防敌人劫战。”
       由于战车属于久未使用的古老军事设备，岳钟琪不敢擅自做主，他先设计了比较详细的示意图，呈雍正亲自审定，而后再按照皇上御定的样式开始建造。为了让雍正能够直观了解战车的作战方法，岳钟琪在绘制示意图具折奏明的同时，于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中旬，派负责操演战车阵法的守备王勋臣携带战车进京演示。雍正和怡亲王等人看过演示后，很是满意，认为战车战守兼备，在“折、冲、卫、击”等方面都有很大优势，可以批量生产用于作战。
岳钟琪委派西安知府蔡琏在陕西督造了一千辆这种战车，每辆战车的造价为八两五钱左右，费用相对比较昂贵。而打造同样一辆战车，所用的材料在甘肃比陕西要便宜得多，后来，他又命人在甘肃建造了两千辆战车。
        随后，雍正让怡亲王以及大学士富宁安、张廷玉等人积极调布预备出征部队。西安满洲兵划出二千人由副都统尼马善预备管领，从宁夏满洲兵划出一千人令副都统苏图预备管领，此外，还在陕西预备绿旗兵五千名，四川和云南各预备绿旗兵三千名。带兵军官及应用账房等交由岳钟琪、鄂尔泰遵照派办。朝廷共拨发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岳钟琪派陕西神木道李如璐及发往军前效力的李世朗前往归化等地购买驼马、粮饷等军资。而这些动作的意图连近在咫尺的各省之人自始至终都浑然不知，更别说万里之外的准噶尔了。经过紧张的筹备，到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出征准备基本就绪，只等皇帝一声令下。
        四、筑坛拜将
       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雍正觉得出征时机已经成熟，他命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详细讨论进攻准噶尔之事。大学士朱轼、都御史沈近思、散秩大臣达福等人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反对用兵。达福说：“策妄阿喇布坦虽然死了，但他的那些老臣都还在。眼下噶尔丹策零颇得人心，各部落酋长都感念其先祖的恩德而竭力捍卫他”，“我军千里远征，加之运输艰难，去攻打生死与共的他们，我看不见有什么可行的理由？何况酷暑盛夏，也不宜出兵”。然而，大学士张廷玉却力主用兵，他反驳道：“六月出兵，在《诗经》中都有记载，你难道不知道吗？”两人你来我往居然辩论起来。雍正一句突如其来的话终结了争论：“这样吧，达福，就派你做傅尔丹的助手，看你是不是还反对出兵？”
      用兵准噶尔是雍正既定的方略，这个时候拿出来让大家议一议，无非是让文武群臣都知道他的壮志雄心，再则兼听一些有益于行动的言论而已，可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强烈的反响。争论的结果当然是主战派占了上风，雍正帝这才名正言顺地决定出兵准噶尔。
       三月十二日，雍正正式颁布谕令：
       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
       随后，各位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奏北路出征事宜，就北路各支部队的起程时间、会合时间、驻扎地点以及出征将领等做了详细议定。北路军以八旗兵为主，总兵力达两万五千人。最耀眼的当属出征将领团队，光军官就达七百五十三人之多，其中许多人都是大清军界名流。主帅傅尔丹素有“满洲美男”之誉，而且早在康熙末年就曾奉命率军进过新疆，并在喀喇乌苏、察罕格尔、额尔德尼昭、乌兰固木等处驻兵屯田，还在察罕叟尔修筑过军事要塞，这也是雍正命其担任北路大军主帅的重要原因。副将为振武将军巴赛，参赞大臣包括镶黄旗满洲都统陈泰、右翼前锋统领衮泰、镶白旗汉军都统石礼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戴豪、散秩大臣达福、正蓝旗满洲副都统觉罗海兰等六人，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等人负责管理粮饷等事务，这可以称得上是大清文臣武将的豪华阵容。
      四月十五日，雍正将康熙皇帝历时三十年“苦心所成”的《大清地域全图》钦赐岳钟琪，以弼行军作战之用。二十九日，雍正命兵部尚书查弼纳及内大臣伦布为正、副使，捧“宁远大将军”印赶赴西安，为岳钟琪举行拜将授印仪式。雍正又命内务府特制了一把龙柄宝刀，赐给岳钟琪作为贴身佩刀。这把刀铜身铁刃，总长六十厘米，把长十五厘米，刀身最宽处十二厘米，刀把衔接处为一龙头。刀的一面图案为二龙戏珠，另一面则为八仙过海，均为凹槽阴刻。刀柄上镌有“赐威信公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内务府冶工司员张成奉勅制”字样。
      不仅如此，雍正还将一颗康熙大帝曾佩戴多年的红宝石赐予岳钟琪作为出征顶戴，以昭显荣耀。应岳钟琪之请，由理藩院侍郎顾鲁兼任内阁学士衔随后赶赴军前办理印信事务。同时，雍正又给岳钟琪颁发了敕谕：
               奉天伐罪，治世之常经；锄暴除凶，安边之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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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丑逆阴谋诡谲，斯王章显用征诛，机不容迟，法无可贷。厄鲁特策妄阿喇布坦乃噶尔丹之逆族也，昔我圣祖仁皇帝时，噶尔丹干犯天讨，立时殄灭。本应直捣巢穴，俾无孑遗，蒙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念策妄阿喇布坦向与伊叔龃龉，情罪可原，特沛鸿恩赏其部落，抚绥周至，再予生全。是时伊力弱势微，小心恭顺。其后乃诱夺伊妻父之部曲万余户，辄敢骄肆妄行，竟欲直驱青海，扰其人众。又诡计发兵进藏荼毒生灵，我圣祖仁皇帝虽发兵致讨，仍赐包容，遣使宣谕再三，冀其改悔。而伊怙恶不悛，冥顽如故。及朕绍承大宝，伊虽遣使求和，而中怀诈伪。以背恩大逆之罗卜藏丹津负罪潜逃，伊輙敢容留，抗违国法，中外之人莫不愤恨。朕本欲于数年间，命将兴师向伊询问，不意策妄阿喇布坦遂服冥诛，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立，狡狯狂诞同于其父。昨遣人陈奏之际，言词傲慢，心志奸邪。似此逆贼渠魁，父子济恶，若不及时翦灭，实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将来贻国家之隐忧。用是特发两路大兵声罪致讨。爰命尔为宁远大将军，统领陕西等处大兵，一切事宜尔与提督纪成斌酌定方略，公同讨议而行，勿谓己能而不纳众论，勿当事会而致失机宜。勿恃兵强而轻视贼寇。密侦远探，备极周详。各路大兵及蒙古兵丁听尔调遣，凡遇有警，即遣发官兵应援扑剿。有能擒斩噶尔丹策零来归者，即行驰奏加恩优赏。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官兵者，勿加杀戮。兵将所过地方须申严纪律，毋得骚扰百姓，毋得淫人妇女，毋得离散人之父子夫妇，毋得损坏人之坟墓室庐，毋行强取货物，毋得驱役平民，以副朕戡乱靖逆、安民绥众之意。其或有临战退缩贻误扰乱军机者，尔会同商议，文官四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即以军法示众。官兵有犯小过者，会同商议，径行处治。毋泯没戎行之劳绩，毋宽纵违法之弁兵。法纪务极严明，赏罚悉期公当。一切机宜尔商酌调遣，有应知会北路靖边大将军者，即行知会，一同办理。将噶尔丹策零速行歼剿，永靖边陲，斯称委任。尔等务宜殚心用力，早奏肤功。钦哉。
       第二天，雍正又让兵部将振威将军、扬武将军两颗大印送往西安，交岳钟琪“酌量委用”。　
      与北路军相比，岳钟琪的西路军简直显得有些寒酸了，西路军以绿旗兵为主，虽然总兵力达两万六千五百人，但文武官员总共才三百二十四人，还不到北路军的一半。为了显示出对此次出征的重视，雍正命人在西安城东筑起拜将台，由查弼纳代他行拜将仪式。早在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也曾在此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显然雍正是在效法刘邦，而此事后来的走向居然与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岳钟琪差一点就和韩信落得同样的结局。后来，岳钟琪在他的诗文中，经常有一些替韩信鸣不平的诗句。他在《韩信岭》中这样写道：

  当年若竟藏功狗，老向淮阴买钓舟。

  尽让萧曹成佐命，安知绛哙遂封侯。

  萧条古栈祠云冷，寂寞斜阳汉水流。

  紫柏翠云关外路，有人黄石赤松游。

  而在另一首《重题韩信岭》的诗中再次写道：

  大巴山接栈云黄，岩壑阴森夏亦凉。

  野馆断碑寻汉垒，乱峰夹谷指陈仓。

  仓皇宰相求贤地，辛苦王孙逐鹿场。

  他日郊原狐兔尽，又烹功狗媚君王。

       诗句中充盈着哀怨和叹息，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一下岳钟琪后来的遭遇，又何尝不似韩信的人生，于是也就能够理解他一味在此纠结的原因了，只是他最终比韩信幸运一点，没有遭到毒手而已。
      五月二十二日，风清气爽，天空飘洒着沥沥小雨。在两万多将士面前，岳钟琪威风凛凛，登坛跪接大将军印，誓师出征。士兵欢呼沸腾，查弼纳代表皇帝在署理总督查郎阿、巡抚武格的陪同下“出郭远送”。对此事《清史稿》这样评价道：“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就连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虽然手下节制的湘军最多时曾达十数万之众，但那也只是地方部队而已。
      后来，岳钟琪在《军中夜雨答高夫人见寄之什》一诗中记录了此事：“三川戍客恩开府，万里新疆诏筑坛。”而雍正在《己丑夏南甸大阅》一诗中也曾有“风拂榆槐晓角鸣，筑坛选将命专征”“万里玉关平虏穴，三秋瀚海度天兵”的诗句。
  岳钟琪率军即将抵达咸阳时，在三桥附近接到了雍正差人专程送来的一柄如意以及亲笔书写的御制诗，“以宠其行”，并寄托了捷音频传的美好愿望。

  才兼文武秉公忠，体国经邦柱石崇。

  寄重封疆时雨泽，威行边塞济川功。

  丹诚定荷天心眷，和气能令众志同。

  好听捷音驰关下，麒麟图绘五云中。

     为了解除岳钟琪的后顾之忧，雍正赏赐白银一万两作为其出征两年的家资。不仅如此，雍正还让时任山东巡抚岳钟琪长子岳浚前往西安，为父亲送行。雍正又破例同意了岳钟琪携堂弟岳钟璜及次子岳洪随军出征效力的请求。此外，雍正还批准岳钟琪亲自选拔随行办事人员。经过筛选，工部屯田司革职主事、四川保宁府人岳康，钦天监候补、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钱登俊，以及教谕改选县丞、顺天府大兴县人商琏三人也得以自备鞍马随军效力。对雍正的关怀，岳钟琪感激涕零，他在《军中杂咏》一诗中表达了誓平准噶尔的决心:“楼兰诚狡黠，不灭不生还。”
       就在岳钟琪出发十二天前的五月初十，天朗气清。雍正率满朝文武大臣莅临南苑，他兴致勃勃登上晾鹰台，检阅了傅尔丹的车骑营。各兵种按方位旗色依次操演，队伍“井然不失尺寸，军容绵亘整肃”。雍正十分高兴，慷慨行赏，“赐大将军银五千两，副将军银三千两，参赞大臣银各千两，随印内阁学士五百两，营总各二百两，章京等各一百五十两，司官各一百二十两，中书各一百两，笔帖式各八十两，前锋校、护军校、骁骑校各五十两，护军各二十两，披甲各十五两，车骑营兵各二十两”，真可谓皇恩浩荡。这次赏赐车骑营人人雨露均沾，皆大欢喜。此后不久，雍正对西路军也进行了赏赐。除各给两年俸银外，提督赏银一万两，总兵官五千两，副将各两千两，参将、游击各六百两，守备四百两，千总一百两，把总八十两。
       六月二十二日，雍正在太和殿命大学士马尔赛、蒋廷锡将“靖边大将军”敕印捧授傅尔丹，并在东长安门外举行了盛大的送行仪式。雍正“亲解御用数珠赐大将军公傅尔丹”，大将军行跪抱礼，副将军、参赞大臣等也依次行跪抱礼。雍正语重心长地对出征将士说道：“尔等此去，当和衷共济，速奏肤功。凯旋时，朕将出城亲接，尔等宜各加奋勉。”傅尔丹奏道：“臣等蒙皇上训谕周详，务必同心协力，迅扫氛尘，仰答恩荣。”随后，傅尔丹率众将领上马启行而去。雍正意犹未尽，再赐宴德胜门外，命王大臣为大将军、副将军“递茶进觞”，二次饯行。　
          五、进军巴里坤
  岳钟琪统率近十万兵马，三千辆战车，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沿着康熙亲征时所走的道路向西缓缓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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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西征对许多人而言都是头一遭，路途生疏。陕甘境内道路及民情并不复杂，还能应付，但到了新疆可就没这么简单了，每一步可能都暗藏着未知的险阻。岳钟琪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让莽鹄立从西宁招募了一百名熟悉西域各部语言及风土人情的回民，由副将达尔罕波巴洛特和参将额尔克伯阿里两名回民将领带领，驱牧购买的大群羊只先期赶往巴里坤。等到巴里坤后，他们摇身一变，由羊倌又成了进军新疆的向导了。
      行进途中，岳钟琪慷慨陈奏：“若不大彰天讨，则冠履之定分不明，番夷之祸难不息”。并陈述了清军必胜、准噶尔必败的十大理由：“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粮之广备，六曰将士之精良，七曰车骑营阵之尽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之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又加以期日之宽舒、机宜之详密。”其实，他所提出的这些理由不无道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从实力对比而言，清朝可以说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岳钟琪在奏折中所说的那些充满豪情的誓言，也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基于数年来综合分析双方实力得出的结论。
      但雍正对此却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说：“今览岳钟琪折奏，备陈十胜之情形，军务所关重大，朕不敢预言其必然，惟有倍加敬谨，仰恳上天皇考鉴照不得已之情垂慈默佑，早奏肤功而已。”　　
      六月二十六日，大军中途驻歇兰州。在这里岳钟琪受到了新任甘肃巡抚许容的热情款待，不仅仅是由于许容与岳钟琪有上下级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许容就是受岳钟琪举荐，不久前才从浙江观风整俗使一职升任而来。部队经过数日休整后出永宁门继续西进，于七月二十九日抵达凉州府。从兰州到凉州，在垂头奋蹄的“骡马时代”，最快也得半个来月，更何况还携带大量武器辎重。其实，部队进军速度慢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来自岳钟琪的命令。岳钟琪不仅爱兵如子，而且还非常体恤畜力，因为在康熙末年的进藏战争中，曾发生过因骡马倒毙而迟滞粮饷转运的事情，差点影响战争的结果。从那以后，他就非常爱惜转运军资的骆驼和骡马等牲畜。加之，七月间正是骆驼和骡马换新装的季节，旧毛渐渐褪去而新毛还未长出，如果长途拉运会对牲畜造成极大伤害。
      漫漫征程，炎炎赤日，脚下的路如同一旁连绵不断的山峦一样没有尽头，人难免会产生烦躁情绪。为了鼓舞士气，岳钟琪变着花样激励大家。在凉州城，岳钟琪接到从京城送来的十五支花翎，这是应岳钟琪之请，雍正特赐之物。岳钟琪为延绥镇总兵官颜清如、署凉州镇兴汉镇总兵官曹勷、出征效力挂副将衔的原川北镇总兵官张成隆、督标副将冒重光、靖远营副将马龙、定边营副将赵显忠、神木营副将陈经纶、河州协副将马云、洮岷营副将王廷瑞、中卫营副将韩良卿、沙洲协副将张豹、夔州协副将杜蔚、杀虎口副将徐宗仁、宜君营副将花天立以及火线提拔的副将冶大雄等西路军出征高级将领每人颁赏一支，各将领接过象征殊荣的花翎意气风发，斗志倍增。
      闰七月中旬，大军到达河西走廊西端的肃州休整。肃州提督宋可进为了迎接大军的到来，早已派人采买了上好的哈密瓜为将士们解渴，酷热的暑气和千里行军的疲劳很快得到了缓解。不远处就是素有“河山襟带”“长城主宰”之称的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这座雄伟的关城从这里起向东蜿蜒而去，构筑起一道绵延万里抵御游牧民族袭扰的精神长墙。岳钟琪在诸将的陪同下登上已经建成三百五十七年之久，但依然昂扬挺拔的嘉峪关城楼。伫立柔远门城楼之上，但见绵延起伏的群山与高天相接，阵阵秋风卷夹着细碎的沙粒拍打撕扯着城头猎猎的旌旗，垂柳与芦苇在风中颤抖着，发出瑟瑟的声响，即将南迁的楼燕掠过城门“啾啾”低鸣。儿子岳浚也将就此告别东归，回望缥缈的来时路，一缕悲情划过将军坚毅的脸颊。虽然四十三岁的岳钟琪早已变得老练成熟，喜忧不形于色，但此情此景无法遏抑他澎湃的诗情。现在细细品读《嘉峪关楼》，分明能够听见他隐隐的叹息：

  酒泉今重镇，天险古名州。

  牧野无新幕，筹边有旧楼。

  风旋沙碛动，天接海云浮。

  回首长安路，烽烟万里秋。

      二十一日卯时，岳钟琪按照雍正的吩咐“择吉时”出口，部队开往清军在西北的桥头堡——巴里坤。西路军共分十二批从嘉峪关外赤金所军营出发，每批分五路前进。由于哈密一带水草稀疏，并有雪山阻隔，岳钟琪率首批一千四百余人经过玉门关、沙洲，取道中北路直达巴里坤。八月二十四日，固原提督纪成斌督率最后一批出口；九月初四，西路军所有部队全部到巴里坤会合。与往年相比，这一年塞外的秋天格外暖和，蓬草还没有枯尽，马驼可就地驻牧，有力地缓解了草料挽运的压力。  巴里坤古称蒲类，是古丝绸之路北新道进入新疆的第一重镇。西汉本始二年(公元前73年)，汉宣帝刘询曾派赵充国为蒲类将军，联合乌孙击败匈奴于蒲类海(又名波息厥海，今巴里坤湖)边。东汉永平十六(公元73年)，汉光武帝刘秀之子汉明帝刘庄派窦固、班超再次击败匈奴于蒲类海边，实现了帝国疆土的统一，路经南山口内焕彩沟处勒石记功，千年流传。唐朝平定高昌叛乱之后，加大了对西域的统治力度，在西域设置了西州和北庭都护府，并效仿汉代在此实行兵屯制度。《旧唐书》载：唐景龙四年(710年)，伊吾军在伊州(哈密)西北三百里甘露川修建大河唐城。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他将巴里坤到伊犁天山北坡一带的草场分给二儿子察合台管辖，并将蒲类以巴尔库尔湖形似老虎爪子而改名为巴尔库尔。初来乍到，看着眼前雄浑的大漠戈壁、广阔的草原森林和那悠闲浴日的连绵雪山，没有人会把它与残忍的杀戮联系在一起。
       岳钟琪到巴里坤已是深秋时节，他将部队居高临下驻扎在城南天山脚下的一座山包上，就因为这个因缘，后人为了纪念岳钟琪，将这个山包称为“岳公台”，现在岳公台是巴里坤著名的八景之一。据《新疆图志·山脉志》记载：“群山惟岳公台最雄杰，前有八阵奇门，两面能容万马。”连日的绵绵秋雨涤去了长途跋涉的征尘，阵阵晚风袭来顿觉凉意四起。大帅出帐夜巡，点点灯火映照着远近的营帐隐约朦胧，不知从哪传来声声悠扬的笛音，在这旷远的塞外边地勾起了将士们的思乡之情，元帅深有感触，写下了《军中闻笛》的诗篇：

  细雨微风夜气清，貔貅十万远连营。

  谁家长笛征人怨，何处高楼思妇情。

  塞上梅花翻古调，军前杨柳荡边声。

  故乡烟月芙蓉水，三度缄书问锦城。

       虽然这里从康熙末年开始大清就已派兵屯田驻守，而且进藏驱准之战时，靖逆将军富宁安也曾率军在此驻扎，但多年来城防营垒疏于修缮，日益简陋凋敝，不要说随军而来的八万六千多马驼无处安顿，就是这两万多士兵和近一万名脚夫也根本无法驻扎。远离大后方，首先解决的不是进攻问题，而是确保自存，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障，什么战略战术都将是梦幻泡影，无从谈起。一个筑城安扎“以图长久”的规划在岳钟琪心中正在酝酿。     

   (53)

       六、特磊事件
      北路大军虽然出发较晚，但其所走的路程却比西路大军短，因此与西路大军基本同一时段到达，其所属的右卫、黑龙江、宁古塔、盛京、宁夏、察哈尔以及京城第一、二、三队满洲兵和绿旗兵先后于八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初六，相继到达傅尔丹选择的过冬场所——扎布噶河一带的德尔苏托桂。达福与副都统戴豪、议政大臣衮泰率领的京城第四、五、六三支队伍最后出京，于十一月抵达。随着西、北两路大军到达各自预定位置，清军对准噶尔的进攻态势初步形成，但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直接影响了清军对准噶尔的整个战略部署。
      虽然清军倾十数万人马大举西进，但这一切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在交通、信息闭塞的时代，敌方一般也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发觉的。可无论怎么说，毕竟是大规模的军事动作，不比一般的活动，总是躲不过沿途百姓的眼睛。就在军队到达肃州时，清军意欲进攻准噶尔的消息还是泄露了，一种说法是三个吐鲁番的蒙古人在前往乌鲁木齐时，被准噶尔边防卡伦守军抓获而泄露了消息。另一种说法则称消息是被哈密回民吹扎布逃走泄露的。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至今仍是个谜。但据后来特磊的话判断，似乎第一种说法更靠谱。
      由于此时准噶尔内部正在经历着新旧交替，争夺汗位的斗争非常尖锐。罗布藏舒诺想借兵于大清进攻噶尔丹策零夺取汗位，而噶尔丹策零也想向大清示好，他派遣曾多次出使大清的特磊作为特使将罗卜藏丹津押送北京，借此缓和与大清的关系，以便集中精力解决内部危机。
      当噶尔丹策零得知清军西征的消息后，马上做出反应，他给特磊面授机宜，派其率十一人轻装前往巴里坤陈述解送罗卜藏丹津一事的始末原委，而其实际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探听虚实，另一方面如果清朝果真出兵，则立即启动下一步计划——实施缓兵之计，设法拖延清军进攻的时间，从而为准噶尔的应战争取时间。
       西路军全部抵达巴里坤后的第二天，岳钟琪得到报告，特磊一行到达陶赖达阪卡伦，他派理藩院员外郎黑色将特磊等人迎至巴里坤军营。谋划数年、耗费巨大的军事部署面临流产的严峻考验，着实让岳钟琪有些意外。这个时候就是考验统帅政治智慧的时刻。岳钟琪当然不会被难倒，他软硬兼施探试准噶尔对清军军事目的是否识破。
       特磊似乎成竹在胸，言之凿凿：“我原本是解送罗卜藏丹津前来的，当行至伊尔布尔和绍地方时，遇见了三个逃回伊犁的蒙古人，听他们说岳总督您现在带兵二万从哈密一路前来，因此，我派人回伊犁请示，噶尔丹策零命令将罗卜藏丹津解回伊犁，并派我轻骑简从，专程前来解释。”对于特磊的话岳钟琪当然不会相信，他顺势接过话头刚柔并济地说道：“大军远道前来驻扎巴里坤并没有其他的缘由，正是为了解回罗卜藏丹津，如果噶尔丹策零诚心遵旨将罗卜藏丹津送来，我便在这里按照圣上的旨意与你们议定辖界，永结和好。倘若噶尔丹策零仍然和以前一样并不诚心照办，企图支吾搪塞我们，皇上也有谕旨，让我们就地立刻将你们遣回，并将在巴里坤择地建城，驻军屯田。这样的话，以后你们准噶尔就不必再派使者来往了。”这是此时唯一可抓的把柄，也是清军数万兵马驻扎新疆前线的最合理的解释。这也意味着既然你没有将罗卜藏丹津送来，你的诚意便不足为凭，我们是不会相信的。随后，岳钟琪秘派驻扎哈密的兵部郎中黑奇、温保等人暗中调查，结果发现特磊所言与调查结果出入很大。事关出征成败，岳钟琪不敢独自做主，派参将刘廷琰、笔贴士常明柱将特磊等人送往京城听候朝廷裁决发落。
      此后，哈密副将张嘉翰以及苏吉卡伦守备赵宪儒等人的报告都印证了一点，那就是准噶尔人确实已经知道了清朝出动大军抵达新疆边境的消息，看来清朝的军事意图已经暴露，想遮是遮不住了。
      而这特磊在赴京的路上两天头疼，三天闹肚子，走走停停，反正是能拖则拖，直到雍正八年(1730年)三月才到达京城。雍正没有立刻召见特磊，而是由理藩院安置在京城候旨。当时，朝廷内人们对特磊等人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处理意见：一种观点认为皇上没必要接见特磊等人，将他们严加看管，并应该发旨训责准噶尔不遣送罗卜藏丹津之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将特磊等人“好好恩养留京”，等事定后再行发落。第三种观点则主张将特磊一行“仍就恩待遣回”，以防打草惊蛇。雍正征求岳钟琪的看法，岳钟琪认为第三种观点对这次军事行动最为有利，并建议道：“倘若近期噶尔丹策零即将罗卜藏丹津呈送前来，明年大军进伐之时，出兵之借口，需先行考虑。”“来年我军大举进攻，应以讨伐叛逆之逃犯之罪，则名正言顺。噶尔丹策零如此而为，恰为我军进伐创造机宜。”由此可见，特磊事件无疑打乱了清朝既定的军事方略。此后，雍正做出了一系列错误判断，为清军西征失利写下了败笔。
             七、准噶尔的突袭
      为了专理西北军务，雍正确实倾注了很多心血。早在筹备西征事宜时，他就开始着手改变过去军事机要由议政处掌管的模式，雍正四年(1726年)冬，他在隆宗门内设立了军需房；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将军需房改名为军机房；到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又将军机房更名为军机处。设立军机处是雍正的首创，它将中国数千年的皇帝集权模式推向了极致。设立军机处后，皇帝可以就近宣召，避免了多层传递造成军机泄露的危险。军机大臣由皇帝亲选满汉大学士、尚书兼任。军机大臣因权力最重，因此“非亲重大臣”“熟谙政体者不得任”。首任军机大臣是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三人，以后又增至四五人或六人不等。自雍正、乾隆后一百八十余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军机处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了。
      不仅如此，雍正还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他让内务府给自己在宫中搭建了一座三间的小板房，西征战事没有结束、准噶尔没有剿灭之前他将一直住在这里。即使驾临颐和园也只独处一室，处理军机事务，“不听音乐，不事游观”，除朝廷例行大礼，就算遇到年节也从不与臣工一起宴会聚餐，以表达自己与前方将士同甘共苦之意。
       与康熙、乾隆两位文武兼备的帝王相比，雍正看起来更像一位勤勉的文臣宰相。因为他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所以，他对每场战争，甚至每个战役的结果都非常在意。但由于战场与京城遥遥万里，军情和决策的传递总会有巨大的时差，尤其由于他对清军军事指挥的过度干预，致使军前将帅不能临机决断，从而一再贻误战机，遭遇败绩。
      而作为准噶尔最高统帅的噶尔丹策零却与雍正的作风恰恰相反，他不仅能够准确把握战局，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大胆放权，充分发挥将帅的军事智慧，大小策凌敦多卜以及宰桑玛木特的作战方式就是最好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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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两种风格在准噶尔突袭西路清军卡伦以及洗劫阔舍图岭牧场一事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雍正八年(1730年)三月后，随着各地米面、羊只等物资的陆续起运，清军在新疆前线的军需保障很充足，将士们摩拳擦掌，鼓足了劲儿准备杀敌立功。岳钟琪于三月二十六日上书建议，北路大军由于驻扎较远，于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初六起程前往博罗塔拉(在今新疆博乐县)，而西路大军相对较近，拟于七月初九起程，待两军会合后即可向准噶尔发起进攻，这应该是清军的既定目标和首选。然而特磊抵京后，雍正的态度渐渐有所转变，他认为既然出征意图已经暴露，倒不如暂时休兵，看看噶尔丹策零的态度如何，再做决定。五月，雍正当着群臣的面公开提出：“朕欲将特磊遣回，并差大员至准噶尔谕以受封定界，敦族睦邻，速将逃匿进出。伊若一一听命，朕当宽宥其罪。其进兵之期，暂缓一年。”而恰在此时，首辅军机大臣怡亲王允祥不幸英年早逝，在雍正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创伤，甚至令他对朝务的处理失去了方向感，过去的那种自信似乎也变得不那么凛冽逼人了。遭受如此打击，雍正竟患重病卧床不起达数月之久，他的西征方略不得不暂时束之高阁。徘徊于理想与现实边缘的雍正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而错误的决定，他命傅尔丹和岳钟琪回京重新商讨西征事宜。
       此时的边关形势处于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稍微的疏忽都有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但君命难违，八月初六，岳钟琪送走了赴准噶尔传达谕旨的杭奕禄、众佛保以及同行的特磊后，将宁远大将军银印及十二支令箭，扬武、振威两颗银印及一千面令牌交由副将纪成斌署理，纪成斌曾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随岳钟琪父亲岳升龙出征过准噶尔，算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但岳钟琪还是再三嘱咐随印办事学士顾鲁一定要协助纪成斌妥善处理军务。为了以防万一，岳钟琪又向纪成斌面授了应对准噶尔的策略，“一闻消息，即当守其扼要，以逸待劳。即便贼众势大，难以堵御，亦当坚壁清野，戒散固守，乘间剿杀以挫其锋”，必要时还可趁夜劫营。诸事安排停当后，八月初八，岳钟琪遵旨“乘驿按程而行”，经宁夏、大同、宣化一路，于十月初抵京。
      杭奕禄与众佛保等人到准噶尔后，向“扎尔噶”图什墨尔递交了雍正宽宥噶尔丹策零之罪的谕旨。同时，要求噶尔丹策零向清朝“请封号”，并且“所有属下悉编旗分佐领”，把准噶尔境内的土尔扈特以及大小策凌敦多卜等台吉都编旗分佐领，各自独立成为一个部落。还要将已归顺清朝的阿喇布坦属下旧户，查明归还。清朝的要求遭到了噶尔丹策零的拒绝，他没有接见清朝使臣杭奕禄和众佛保，便令他们返回了北京。噶尔丹策零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回绝了清朝，是因为他此时已经做好了迎战清军的准备。
       从得知清军进驻巴里坤和阿尔泰之后，准噶尔就一直没有闲着。噶尔丹策零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他令扎哈沁（部落名）鄂托克（汉语意思为部落）宰桑库克辛玛木特统领扎哈沁、包沁和噶勒杂特鄂托克之兵，驻扎于西、北两路清军的中间衔接地带——布拉干、察罕托辉一线，并分兵设汛，重点防御岳钟琪的西路清军。又恐玛木特兵力不足，他令色布腾和小策凌敦多卜之子策零那木扎尔率领六千士兵，留守设防于巴里坤山之北的木鲁河，并设汛于伊尔布尔和绍、布隆吉等处，由玛木特直接指挥。这样，驻防西路清军的准噶尔军队就达两万六千人。同时，噶尔丹策零命令小策凌敦多卜和大策凌敦多卜及其子多尔济丹巴三人率领三万军队驻守华额尔齐斯、乌陇古以及和布克赛里一带，并派远哨设汛于喀喇、奇喇山(又称奇林)、库尔图和克木齐克等处，以防御北路清军。
      雍正八年(1730年)冬，由于阿尔泰岭高雪大，马队、炮队以及辎重势难越岭深入，噶尔丹策零决定暂且放弃攻打较弱的北路清军的计划，转而将目标投向西路清军。西路清军设置卡伦驻扎的地方不仅地势不太险峻，而且通道较多，可进退自如。同时，天寒雪大，清军行动不便，各处卡伦遇事彼此难以增援。更重要的是大将军岳钟琪奉命赴京，军中缺乏强有力的指挥官，因此，噶尔丹策零决定趁机派遣轻骑突袭西路清军。
      为了分散清军的注意力，驻扎在巴里坤北部木鲁河的玛木特来了个声东击西之策，他派遣色布腾和策零那木扎尔率领数千人由奇台出发，经罗布淖尔悄悄到达青海西北边境，摆出一副要拿下噶斯的架势，并成功吸引清军前来救援。玛木特率两万准噶尔大军兵分两路，由木鲁河出发，绕过巴里坤军营，前去突袭清军的阔舍图牧场及布隆吉等重要卡伦。玛木特是准噶尔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乾隆二十年(1745年)，他在平定达瓦齐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因反对阿睦尔撒纳叛乱与之进行了坚决抗争，遭到杀害。乾隆帝感其壮烈，曾御制《玛木特诗》吊之。
      阔舍图牧场是清军在西北前线最大的牧场，这里储放着大量的车辆及军用驼马，离巴里坤军营和哈密都不远。驻守阔舍图牧场的将领叫查廪，是个典型的八旗纨绔，凭借着与查郎阿的亲戚关系得以混迹官场。此人非常好色，已到了胆大包天的地步，西征以来慑于岳钟琪的严厉军纪一直不敢造次。纪成斌署理大将军后，他根本不把纪成斌等汉人将领放在眼里，公然在军营狎妓，饮酒作乐。当时驻守阔舍图牧场的清军有一万人，但他每天只留五十人看守牧场，而率其余兵马护卫自己在风雪较小的山谷营地花天酒地，歌舞寻乐。
      玛木特首先切断了阔舍图牧场与巴里坤、哈密等地的通道，使其信息不通，完全孤立，然后发动迅猛攻击。查廪接到报警后，不以为然，他根本不相信准噶尔会盗劫牧场。等准噶尔骑兵出现在眼前时他才慌了手脚，但为时已晚。他自知不是玛木特的对手，根本不敢出战，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阔舍图牧场被准噶尔军队轻易攻下，并将储放在这里的十多万驼马悉数赶走。
      准噶尔军队走后，查廪仓皇逃往附近驻扎的曹勷军营求救。曹勷是曹寅之孙，骁勇善战，深得岳钟琪器重，但他是个急性子，行事比较鲁莽。曹勷一听牧场遭劫了，二话没说带领自己的部队飞驰截击准噶尔部队。但准噶尔人多势众，曹勷拼光了所有部队，只身而回。纪成斌闻报后火速命令总兵官樊廷与部将冶大雄等人领兵两千追击，两人率兵与准噶尔军周旋转战七昼夜。与此同时，总兵官张元佐、副都统绰般、台吉衮布、三等台吉定匝拉锡等纷纷领兵应援，各路大军共同出击，斩杀无数准噶尔士兵，最终将大部分驼马牲畜夺回。纪成斌见到査廩时，査廩不但不知悔过，还将责任推给曹勷，气得众将咬牙切齿。纪成斌无奈地笑道：“你们满人所谓的勇敢原来就是这样呀！”遂命令将査廩拿下，准备待岳钟琪回营后斩首示众。
      十二月初九，樊廷亲率一队人马赶赴阔舍图驻扎，与企图再次劫营的准噶尔部队激战至第二天日落时分，将准噶尔兵杀退，不敢再来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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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廷是甘肃武威人，先前名叫王刚，曾任参将等职，随岳钟琪部队出征过乌蒙，青海、西藏，积功累迁肃州镇总兵官，受雍正召见后，改回本名。樊廷是难得的勇将，雍正赞其“忠勇冠军，颇得胜算”。这次战役，清军死伤六千七百余人，马驼物资折损很多，西路军遭受了出征以来最大的失利。
        准噶尔突袭西路清军正式挑起了战火。
       八、清军的应对之策
      得知消息后，雍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先是异常惊愕，继而大为震怒，他这才醒悟特磊事件的真正意义，准噶尔原来用的是缓兵计策，自己上当了。他斥责噶尔丹策零“狡狯凶恶，罪无可赦”。此前，冥思苦想的出兵借口现在看来已经不再需要了。西路出现状况，北路如何呢？他迅即让大学士等传谕傅尔丹、陈泰及苏图，令其行文副将军巴赛等，提醒他们要严加防范，“驻牧和博克萨里之逆夷，或遣贼众至北路卡伦偷盗驼马亦未可定，宜小心防范，不可疏忽，亦不得闻信矜张，务宜镇静严密。”
      准噶尔突袭清军卡伦时，岳钟琪与傅尔丹已离京半月，此时，岳钟琪正在西安处理是年二月间自己的总督衙署四川书办房失火事宜。大年三十，家人胡六(化名乌鲁)突然从新疆回到家中，岳钟琪一见胡六莫名其妙回来，心中就是一惊，当听到卡伦被袭、牧场遭劫的诉说后，他只觉得“心中愤愧，发竖龇裂，寝食靡宁，恨不一时擒斩逆贼之首，献俘阙下”。对常胜将军而言这个打击来得太突然，太意外了。
       雍正九年(1731年)正月初一，岳钟琪接到京城传来的塘报和雍正催促他尽速赶赴大营的谕旨，使他更加心急如焚，还哪有心思过年。因宁远大将军印信远在军营，为了便于岳钟琪沿途调兵遣将，紧急处理军务，雍正还派理藩院员外郎班第和内阁中书巴特玛将抚远大将军之印送来。岳钟琪草草处理了失火善后之事，于正月初三即从西安出发，以最快速度星夜驰往军营。正月十四日，岳钟琪抵达兰州，本来遵照雍正恩典，钦赐他顺路回永泰城和狄道祭奠两处祖茔。为了准备祭奠事宜，甘肃巡抚许容在接到礼部咨文后，已按规格准备了祭品等物。但边事紧急，岳钟琪哪敢逗留，只留给许容“等暇时再来，犹未为晚”的嘱咐后，第二天便匆匆西去。虽然雪大风紧，路途艰难，但岳钟琪哪顾得上考虑这等困难，一路疾驰，于二月十七日到达肃州。
      在这里，驻防哈密的总兵官张嘉翰向岳钟琪详细汇报了阔舍图牧场被劫的来龙去脉，岳钟琪对冒雪拼死奋战的将士深为感动，对阵亡的将士痛惜万分。而自己举荐的本以为能够堪当重任的昔日战友竟成了误失街亭的马谡，这让他非常痛心。虽然罪责在于纪成斌的失职，但自己总是难辞其咎，他深感辜负了皇朝对自己和家族的天高地厚之恩，这次失利不仅让他那支常胜不败的传奇队伍声望受损，更重要的是给耗费巨大国力民生、皇帝寄予厚望的西征大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三月初六，岳钟琪与前锋统领哈尔吉，钦差大臣、内务府总管鄂善以及太原总兵官王序吉一起，率领由凉州开来的一千名满洲兵和一千名绿旗兵从肃州起程奔赴前线。三月二十四日，岳钟琪一行抵达巴里坤军营。他还没坐定，纪成斌等将领就纷纷禀报，要求追究查廪的渎职之责。当得知査廩已被纪成斌关进大牢后，岳钟琪大吃一惊：“君今族矣，满族为国旧人，吾侪岂可与抗以干其怒耶！”他赶紧命人将查廪带上中军大帐，亲手为其松绑，并好言安慰。岳钟琪没有料到，正是这个恩将仇报的无耻之徒，后来在查郎阿面前诬陷他管理失序、指挥失当，使他遭到满族政敌们的强烈围攻，差点人头落地。自知罪责难辞的纪成斌为了挽回损失，曾组织对入侵鲁谷庆城等处的准噶尔军队进行过几次小规模的反击，但收效甚微。
       就在岳钟琪归营途中，雍正紧急调派兵力加强西路军。他命令安西、沙州调派三千士兵增补巴里坤；西安将军秦布在西安驻防的满洲兵内挑选一千名士兵，交副都统僧保、张正文带领前往凉州驻扎；副都统卓鼐统领一千名宁夏兵丁先期预备操练，一旦需要调拨使用即刻开赴前线。此外，京营副将张存孝、署理陕西固原提督范时捷、署理福建陆路提督石云倬、广东潮州总兵官马纪勋等人也先后驰驿前往肃州，与署理肃州总兵官印务、办理军需的湖北巡抚马会伯一并归岳钟琪节制调遣，使西路军总兵力达到三万三千余名。而岳钟琪也遵旨派兵在充实巴里坤以东的阔舍图、图古坚克、毛垓图卡伦的同时，对巴里坤以西的三大卡伦也大幅提升驻防兵力，使陶赖达阪兵力达到四千人，吐鲁番和塔库也各增至三千人。
      为了弥补兵力不足，雍正还命岳钟琪和查郎阿“作速行令”固原、凉州、甘州、宁夏、西宁等处提镇，“挑选汉仗勇健弓马娴习者，招募充补兵额，其冲要之处，于原额之外各添设数百名以备调遣”。新疆有变，西藏和青海的局势也陡然变得紧张，按照岳钟琪等人的建议，雍正加强了西宁和噶斯等地的驻军，并将青海各台吉的动向纳入了重点监控范围。
       到此时，雍正根据巴里坤军情报告，才知道准噶尔集结驻防于额尔齐斯、布拉干、察罕托辉、木鲁、奇台一线的军队在兵力方面，与西、北两路清军相比不仅不弱，甚至还可能略占优势。于是，雍正又从奉天、黑龙江、索伦、宁古塔、察哈尔以及内札萨克四十九旗、呼和浩特共计调发一万两千士兵派往阿尔泰，使北路驻军也达到三万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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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雍正持久缓进的指示精神，清军目前只宜采取“应援、游击、攻击”的军事方针，即对准噶尔的战略进攻分三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在西、北两路大军建成固定根据地之前，要做好相互策应和支援。第二阶段，待两路大军各自建好城堡后相机开展游击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促使敌我力量发生明显变化，不断增强自己的兵力优势。第三阶段，等到具有足够实力后，实施全面攻击，一举征服准噶尔。
      相对于雍正的宏观指导，岳钟琪提出的军机事宜十六条则是微观操作，是对雍正思想的具体细化。
     一、吐鲁番地方饶沃，宜广为屯种。
     二、吐鲁番通伊犁之路，逆夷出入经由，必须严设卡伦。
     三、准噶尔所属回子，先宜收抚。
      四、巴里坤等处，宜多派兵丁以分战守。
     五、袭击逆夷，使其不安驻牧。六、驻扎吐鲁番兵丁之驼马，宜酌定数目。
     七、领兵官员，请为添派。
     八、牧放马驼羊只，应严加防范。
     九、酌添羊只，以资兵食。
     十、巴里坤之新城，宜积贮粮石。
     十一、绿旗兵之余丁，毋庸添设。
     十二、车兵之器械，请为酌增。
     十三、移兵驻扎吐鲁番宜预为定期。
     十四、屯种之农具秄种宜预为办运。
      十五、吐鲁番、巴里坤两处驻防宜通声息。
       十六、进剿兵数宜预为酌定。
      岳钟琪陈奏的这十六条，应该说，从战略战术等层面上看都是无可挑剔的，也符合雍正的战略构想，而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但没想到奏折到雍正手里时，他却一反常态，认为这十六条“竟无一可采取之处，朕心深为忧烦。岳钟琪以从前轻言长驱直入之说，又为贼夷盗赶驼马，既耻且愤，必欲袭击进剿，勉强践复前说。若以今日之势，命伊统率大兵直捣巢穴，能保其必胜乎？办奏之事皆未妥协”。这是雍正第一次如此直截了当地批评岳钟琪，由此透露出雍正和岳钟琪君臣之间关系的一些微妙变化，这也是岳钟琪遭受排挤的先兆。这里面既有雍正预想从速完成西征而实际却走进了战争泥沼，理想与现实的悬殊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当然也有那些坐山观澜者们的嫉恨以及袖手旁观者们的风凉言语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既然进攻的时机还不成熟，那么尽快完成修建城池的任务便成了西路军眼下的首要任务。　
       九、修城固防
       如此庞大的军队所形成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给养保障自然是不可忽视的首要问题。应该说岳钟琪所统率的西路大军在粮饷保障上是无后顾之忧的，不会存在人为延误和克扣刁难等问题，因为办理西路军粮饷的是与他私人关系非同一般的湖北巡抚马会伯。但左右此事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人际关系，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制于客观条件。从内地转运到前线的粮饷，如果天气好的话一般都要经过数月长途跋涉，如果老天不给面子，转运粮饷就得半年以上时间。雍正八年(1730年)三月，兵部尚书查弼纳奉命赴甘肃督办粮饷，他们往巴里坤一次派遣的运粮车达七千辆之多，每车按规定标准装运米面各六百斤，即一车要装一千二百斤，由此可知，一次运粮就达八百四十万斤之巨。运粮部队不仅要运送前方部队的补给，而且还要携带大量自我补给，这样就给朝廷、沿途官府和百姓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从大军出征以来，仅肃州短短数月时间，粮价就比以前上涨数倍。部队千里挺进远离大后方，还要长驱奔袭远在伊犁的准噶尔巢穴，不建立巩固的前方基地是不可想象的。
       早在雍正八年(1730年)末，雍正就已同意岳钟琪在巴里坤筑城的建议，并下令西、北两路各建两座城池，作为清军进攻准噶尔的主要基地。为了尽快建好城池，雍正曾数次命大学士马尔赛致信岳钟琪过问工程进度。但事不凑巧，西路军由于发生了阔舍图事件，加之，准噶尔骑兵的频繁出击，岳钟琪将主要精力投入军事战斗。尽管如此，修筑巴里坤新城的任务还是在西路军发动反击的同时动土开工。建设工作由吏部主事阿炳安与原西安府知府赵世朗现场负责，工程于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十一日动土，十五日兴工，整个工程历经四十五天，于五月二十九日按期建成。“城身周围八里”“以二百丈为一里”，由此折算城堡周长约一千六百丈，而实际建成后“城身根脚一千八百丈”，高两丈，底座宽约两丈，城墙顶部宽约一丈。为了防止准噶尔骑兵直接冲击到城墙根下，还在城外四周修建了五尺五寸高的拦马墙。因这座城驻扎的主要是绿旗兵，也被称为“汉城”(又名镇西城)。它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修建的主要用于驻扎满洲兵及其家眷的“满城”(又名惠宁城)互为依靠，构成了后来巴里坤坚固的防御体系。
      关于岳钟琪修建巴里坤城，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故事。相传，官兵们在修建北城墙时，由于墙基濒临沼泽，大家费了很大劲才修好，可是一夜之间突然全部轰然倒塌了，一连数日均是如此，大家束手无策，岳钟琪更是一筹莫展。一天中午，岳钟琪在帐中苦思对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57)

       梦中，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飘然步入帅帐，对岳钟琪说：“将军不必烦恼，你只要沿着那匹白马的缰绳所拖过的痕迹为城基就能修好。”岳钟琪顺着老者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帐外一匹雪白的神驹正在仰鬃嘶鸣。岳钟琪对老者深施一礼说道：“多谢老神仙指点，不知您是何方神圣，钟琪若能将城墙修好，必当为您拜塑金身。”老者笑道：“我乃尔祖岳飞，见将军城墙屡修屡坏，特来相助。”说完，就不见了。岳钟琪惊醒后直奔帐外，只见坍塌的北城墙外确有一匹白马正拖着缰绳飞奔，跑了一圈后向西驰入巴里坤湖消失了。岳钟琪赶紧命人将白马的缰绳拖痕画下来，然后顺着印痕开始修墙。说来奇怪，这次修的城墙再也没有倒塌。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尽管在雍正朝，皇帝时常要求文武百官无论到哪里公干都要首先祭奠山川和各路神灵，但对岳钟琪而言，虽然梦中老者岳飞连大清皇帝也尊他为武神，但毕竟是自己的先祖，而且自己差点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招致灾祸，如果敢公然塑像祭拜，无异于引火烧身。有趣的是，后来，巴里坤确实修建了许多寺庙，而且以“庙宇冠全疆”，形成了著名的“百庙大观”，并发展为西域一道多种宗教和谐相处的独特风景线。
       这座城至今已经破损，只有西城门“得胜门”及其瓮城还在。其余南门“沛泽门”、北门“拱极门”等三门均已被毁。城墙有垛口三千六百个，炮台七座，马道八条，四角还建有角楼，城中央有钟鼓楼，城外有护城河并设吊桥四座。城内有四条大街，南大街筑有左、右营兵住房，东西北三条大街均为民房。巴里坤城外形近似鳄鱼，享有“瀚海鼍城”之誉。后来，巴里坤逐步发展成了新疆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商都”“八大名城”之一。巴里坤城建成后，它的名字便由巴尔库尔改为巴里坤，但很长时间里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巴尔库尔。本文为了表述统一，除了奏折和谕旨中仍有使用巴尔库尔外，其余均只用巴里坤一个名称。
           十、进击乌鲁木齐
      雍正九年(1731年)春，驻防于额尔齐斯、乌陇古和布克赛里一带的大小策凌敦多卜开始准备攻打阿尔泰一线的北路清军。为了配合北路作战，噶尔丹策零命驻防奇台、伊尔布尔和绍、乌鲁木齐一线的色布腾和策零那木扎尔，继续出兵袭击和骚扰巴里坤以西的吐鲁番、鲁谷庆城、哈拉火州城(古高昌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哈拉和卓附近)等清军各卡伦，以牵制西路清军，使其无暇增援北路清军。对正在经受饥荒折磨的准噶尔士兵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出去劫掠清军卡伦和城池更让他们兴奋的了。
      此时的巴里坤十二座营盘，经过岳钟琪三个多月的整顿，防御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阔舍图牧场一类的事件对整顿之后的西路军应该说几乎不可能发生了，准噶尔要想攻击是必定会付出代价的。阔舍图一战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但有一条教训非常重要，那就是军情信息绝对不能遭到准噶尔的阻断，岳钟琪对此及时进行了补救。为了加强各卡伦与巴里坤大营的信息沟通，岳钟琪在各卡伦通往巴里坤的大路上每五里路设一座塘站，每站配备五名士兵。一旦有准噶尔军队入侵，各塘站之间以枪声为号，这样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信息传报至大营，军队就会及早做好应对准备。
      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十六日，色布腾率二千余准噶尔军队围困吐鲁番附近的鲁谷庆城。鲁谷庆城中有老回民首领达尔汉白克额敏，他曾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与潘之善一起坚守吐鲁番，并成功粉碎了大策凌敦多卜的进攻。时隔十六年后，准噶尔卷土重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得逞，否则，对鲁谷庆城而言，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他和清军游击张明聪一起，带领全城军民以枪炮、木棍对阵准噶尔的枪炮、长矛，较量了五个回合，鲁谷庆城以伤二十余人、亡一把总的结果与准噶尔亡两百余人、损失八十三匹战马的结果进入僵持阶段。准噶尔军队的攻城计划没有实现，他们便在城外搭起树枝窝棚，砌起围栏，摆出一副不拿下城池誓不罢休的阵势。对峙二十余天后，城内驼马因缺少草料倒毙一百多只，而准噶尔军队则火药和铅弹均已告罄。准噶尔就近向自己统辖的叶儿克木、哈什哈两个回族部落借火药和铅弹，但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结果准噶尔军队与叶儿克木、哈什哈回族部落也交上了火，而且打得难解难分。鲁谷庆城内的军民趁此机会赶快派人到巴里坤向岳钟琪求救。
       岳钟琪接到白克额敏和张明聪的求救信后，令总兵张元佐暂挂扬武将军大印，与总兵官曹勷、加衔总兵官张存孝一起率三千士兵于五月二十四日驰援鲁谷庆城，并限期六月一日准时抵达。为了协助救援部队，岳钟琪拨派两千士兵由总兵官颜清如带领驻扎塔库，以防准噶尔军队绕袭援军后路。再派纪成斌统率四千士兵进驻陶赖达阪，既可防御准噶尔军队偷袭巴里坤大营，又可接应救援之师。
       与此同时，岳钟琪将情况向雍正急速呈报，并解释出兵应援的理由。照例说，岳钟琪以总裁西路军机大权的职责，对这类分内之事当然有临机专断之权。但是，事实上，这里确实另有原因。其一是在准噶尔偷袭阔舍图牧场时曾有传言说是吐鲁番的回民带的路，而吐鲁番和鲁谷庆住的基本都是回民，而且他们过去曾是准噶尔治下的人，此事虽然后来证实纯属子虚乌有，但总是在人们心头留下了阴影，而且现在是战争时期，其诚信究竟如何是不可确知的。其二是就在三月份，吐鲁番遭到准噶尔的袭击，樊廷领兵前去支援，但却由于遭到雍正的训斥而折返。雍正的上谕是这样说的：“吐鲁番之得失，在我无甚关系。若必欲兼顾吐鲁番，则非多设兵丁不可。否则，唯有置之度外而为固本犁庭之计，不必舍本逐末，仆仆于道路疲我兵力。嗣后吐鲁番有警，再不必发援兵。钦此。”
      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岳钟琪也有所顾虑，不敢轻易出兵，以免授人以柄，使自己本来就危机四伏的处境更加困难重重。但以当前的形势来看，鲁谷庆的回民既然如此决绝地与准噶尔对抗，足见其确已“倾城向化，即系我朝赤子”。退一步说，除了回民，城内还有一个营的清军士兵呢！在岳钟琪看来，此时正是出兵的最佳时机。一是由于攻打鲁谷庆的准噶尔军队与叶儿克木、哈什哈“自相残杀，其势已分，其力已竭，正有可乘之机”，二是上次准噶尔攻打吐鲁番，清军没有应援，已经给准噶尔造成了清军不会出兵的错觉。因此，此时出兵正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三千援兵按照岳钟琪的意图，向西疾驰六日，在皮禅城顺路缴获准噶尔的大量军马。五月二十九日黎明时分，张元佐率部到达鲁谷庆城下，结果准噶尔军队连一个人影也不见了，大家很纳闷，以为走错了地方。城上的军民见自己人来了，马上向游击张明聪和回民首领额敏报告，满城人民喜出望外，纷纷涌向城外迎接援军进城。
      准噶尔军队到底去哪儿了呢？原来，色布腾的部队围困鲁谷庆城四十余日，每天攻打两次，但最终还是没有攻下，实在无计可施，已于五月二十五日凌晨悄悄撤走了。他们并没有退回乌鲁木齐和奇台，而是将目标转向了鲁谷庆东南五十里外的哈剌火州城。当天午时，准噶尔军队抬着三百多副云梯从四面涌向城堡，哈剌火州城内的回民头目沙特里伯克指挥回民拿起枪支进行反击，准噶尔的进攻还是没有得逞。二十八日下午，准噶尔军队正要抬云梯再次进攻时，突然后方大乱，纷传清朝大军杀到，吓得准噶尔士兵四散慌乱逃遁，许多军马都没来得及骑，丢弃的鸟枪、长矛、撒袋、马鞍以及锅碗满地皆是，营地一片狼藉。为了防止堕入准噶尔诱敌埋伏之计，张元佐等人遵照岳钟琪所授机宜到达吐鲁番后即止，没有往前穷追。      

     (58)

        援军留下一千步兵和两百马兵由岷洮副将王廷瑞、游击张明聪统领驻扎鲁谷庆城后，其余部队包括驻扎在塔库的颜清如部队以及驻扎在陶赖达阪的纪成斌策应部队全部撤回巴里坤休整。
       六月十六日，北路军传来消息，傅尔丹率兵进剿准噶尔部队。此时，按照雍正的旨意，岳钟琪需乘势进击乌鲁木齐，以实现减轻北路战斗压力的战略意图。但由于新任副将石云倬还未到任，巴里坤大营不能没有主帅，加之驻守察罕叟尔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遭到准噶尔军队的攻击，是否需要增援也没有确信，如果西路军贸然出击，恰巧求援信也到了，势必耽误救援，可能会酿成严重后果。所以，岳钟琪继续驻扎等待消息。
        六月二十八日，石云倬到营。是年四十六岁的山东大汉石云倬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武进士，曾任康熙皇帝的三等侍卫，后历任平凉游击、镇番营参将、庆阳副将以及浙江提督等职，曾驻防巴里坤达十年之久，深得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的赏识。为了能赴新疆前线建功立业，他数次上书雍正主动请战，最终得到了皇帝的恩准。
      岳钟琪将军营事务逐一查点交付石云倬管理，正准备率军出征，就在此时，都统衮泰与总兵官胡杰派人送来北路军在博克托岭与大小策凌敦多卜所率的准噶尔军队遭遇、傅尔丹大营被围的军报。岳钟琪与石云倬、常赉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对策，究竟是进攻乌鲁木齐还是增援北路，大家最后形成的一致意见是：再等几日，如果北路情况紧急，则出兵驰援北路；如果再无消息，则火速进击乌鲁木齐。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北路军正在经历着清军西征以来最沉痛的失败。
       一连十日一直没有北路求援信，派出的哨探也没有传回消息。岳钟琪深感继续等待将坐失战机，于是决定留一万六千士兵驻守大营，兼顾驰援北路。自己与参赞大臣纪成斌、理藩院侍郎顾鲁、辅国公衮布、都统根敦、头等台吉定扎拉什以及总兵官张元佐、王序吉、曹勷等率一万两千士兵，兵分两路，于七月初十、十一、十二分批启行，兵发乌鲁木齐。一路由纪成斌率领由塞比特方向前进，另一路由岳钟琪亲自率领从阔舍图方向出击，两路大军于七月十九日在伊尔布尔和绍会合后，兼程前行。进攻乌鲁木齐当然不仅仅是简单的反击，也不光为策应北路，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准备在乌鲁木齐修筑西路军的第二座城堡，将反制前沿向准噶尔腹地纵深推进，为实施战略反攻建立另一个军事前哨。
       为配合大部队作战，岳钟琪从蒙古兵中精选一千名骁勇士兵组成两个先遣侦察分队，由参将黄正位、纪成斌之子游击纪勇、守备郎建业、守备马天才等人率领。他们的任务有两项：一是“晓宿夜行，潜行隐迹，袭击贼之卡伦，擒其生口询问虚实”，为大军搜集军事情报。二是沿途设立塘站，专门负责传递军情。
       二十日，纪勇所率的一支小分队在古尔班吉尔马太与准噶尔小股部队相遇，擒获一名叫津巴的准噶尔士兵，解送岳钟琪驻扎的军营。经过讯问得知，色布腾率四千人现正驻防阿察河(今新疆阿察果勒河)一带。岳钟琪担心先遣侦察分队经数百里驱驰，人困马乏，会遭到色布腾部队的袭击。他命令衮布与侍卫安褚护率蒙古兵，游击龙有印率五百前锋绿旗兵一起飞驰增援。岳钟琪觉得还是不放心，他又派王序吉与曹勷分领三千五百绿旗兵火速跟进，并嘱咐确需追击敌军时，则与衮布等人的部队交替进行。王序吉、曹勷走后不久，岳钟琪率剩余部队随后进发。
       第二天午时，王序吉的部队行至吉母色河与一支五百人的准噶尔军队不期而遇，双方据山对峙。清军率先发动进攻，准噶尔军队不敌，沿山边向西逃去，清军乘胜追击。追出二十多里后，突然从西山杀出数千准噶尔人马。双方“从未时战至酉时，连打七阵交手三次”，各有伤亡。正在此时，曹勷的部队赶到，准噶尔军队见清军增援部队已到，随即向西逃窜而去。因天色渐晚，前路形势不明，王序吉命清军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安营扎寨。二十二日下午，岳钟琪率大队人马也到达吉母色河，各路人马齐集于此。第二天天刚亮，岳钟琪便统率大军步行前往阿察河。
       将近中午时分，大军到达阿察河。突然，对岸出现数百准噶尔轻骑，岳钟琪一看便知是诱兵，遂命令全军分两层列阵以待，同时，命黄正位等率侦察分队渡河追击准噶尔轻骑。当追至厄尔穆克河边时，河对岸的山梁上出现了三支准噶尔骑兵队伍，大约有三四千人。岳钟琪赶到后，相度山形地势不甚险峻，下达作战命令。由纪成斌与陈经纶等人率马兵为左翼，主攻第一道山梁。张元佐与沈力学等人率步兵为右翼，主攻第二道山梁。王序吉、曹勷以及张豹等人率一队人马从中路进攻，策应左右两翼作战。黄正位、宋宗璋会同纪勇率领侦察分队绕道北山沟包抄敌人后路。不到三个时辰便结束了战斗，准噶尔军队向西溃逃，清军一路追击。将晚时分，山路越来越崎岖难行，岳钟琪下令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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