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藩篱岳钟琪

      如直隶州道府藉口平日不许干预社仓之事，并百姓因社仓告官亦推脱不管，或不准词状，或不行揭报，一经督抚访闻，或百姓与督府衙门告发，将道府、直隶州一并参革分赔。
       十三、官员或每年冬天竟不到社仓，或遇荒年竟不到社查缝民或查仓时，要仓正仓副供应，或书办衙役跟官进仓需索酒食钱米，许百姓赴上司衙门告状，官则参处，役则重惩斥革，仍十倍追还仓正仓副。
       十四、管理收放责成仓正仓副，至于进出盘量，看守巡查必须同社之人公议，轮流值日，庶免侵偷等弊。如有恶棍偷盗仓粮，仓正仓副立刻禀官，重责枷号，加倍追还，俟完日放枷，再照偷盗之律计贼科罪。
       十五、每丰年同社殷实富户，但肯捐谷添入社仓，俱于官员到社查仓时，给予捐助数目印票，不拘三年五年，但聚捐至五十京石者，地方官详明督抚，咨部请给九品顶戴，以示鼓励。若于歉年有能捐谷添入社仓借放者，一石准作丰年三石。
       十六、官员每年冬月查仓，先令吏书将条约当众朗读一遍，以便照式稽查。其条约木榜朽坏者，亦动息谷修整刊补完整。
      《条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社仓建设和管理做出了很细致的规定。雍正让怡亲王等议行，并“著户部抄录，交与该督抚分发各州县刊刻木榜，于各乡社仓竖立，以为永久程式”。与此同时，雍正还颁发了一道严旨：“倘地方官有于社仓谷石创议交官不交百姓，或指称原系公项欲为公事侵挪之地者，俱以扰挠国政、贻误民生论，从重治罪。”由岳钟琪兴建社仓之举，我们可以看出，身为总督的他与那些窃居要职、蝇营狗苟之辈相比，竟有着何等的为国为民情怀。　　
       九、整顿兵防
      满洲兵是大清武备柱石，历任皇帝对这个特殊群体格外重视，且娇宠有加。多年来，由于西部战事频仍，移驻西安的满洲兵人数与日俱增，而且生齿日繁，“其闲散之人养廉无藉”，又不务农事，以致生活都成了问题。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雍正让岳钟琪与延信、图里琛商议解决之法。三人会商的结果是，一致认为皇上关于从“西安八旗余丁内择其人才壮健者”移驻潼关的动议是一个“一举两得、尽善尽美之良法”，既解决了满洲兵的生计，又增强了陕西驻防兵力。大家举双手赞成。随后，从满洲兵内挑选马兵四百名，步兵六百名，按绿旗士兵之例拨给钱粮以及四百支鸟枪、二十位子母炮，派往“咽喉要隘”潼关驻扎。为此，朝廷还在潼关城西门外建筑了营房，并设城守尉一员，章京八员，骁骑校一员，领催四名负责管理和操练部队。为配合军队驻防，朝廷先改潼关抚民同知为理事同知，后经岳钟琪奏请，改潼关卫为潼关县，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并复设教谕、训导各一员，负责地方政事。
        正如康熙帝所说：“天下劲旅多出陕甘。”岳钟琪出任总督后不久，即赴宁夏等地军营查察营务、检阅士卒。他发现，因这些年战事影响，陕西、甘肃靠近后方的军营，因原驻地官员几乎都带兵驻扎西宁、甘州、肃州等地，以致军营武备废弛，士卒懈怠。于是，他下决心整顿辖区营务。经过一年多努力，各营盘面貌彻底转变。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为了加强对浙江绿旗兵的操训，雍正谕兵部：“浙江绿旗兵丁懦弱，骑射生疏，营伍不整。山陕兵丁，人材壮健，弓马娴熟者颇多。将陕西各标营兵丁内拣选一百名移驻浙江，分拨各标教习训练。俾浙省兵丁亦知鼓励，于行伍大有裨益。其拨往兵丁内，有人材可用，骑射娴熟，能约束教习者，即行拔补千、把总。”很快，朝廷便从甘肃、固原二提标各选二十名，从肃州、凉州、宁夏、西宁、延绥、兴汉镇标各选十名，共一百名“汉仗弓马俱好”士卒，作为中坚力量派往浙江协助操演兵马。
        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西藏形势再度紧张。为了加强西宁一带的军事部署，朝廷根据岳钟琪建议，裁撤了离边防线较远的肃州镇永固营、凉州镇永昌营以及宁夏镇标后营等军营马步兵一千五百六十名。将裁撤员额全部划归大通川、白塔川以及测尔兔(今青海省祁连县)三个新的驻军点，使西宁一线马步兵丁增加了三千六百名。岳钟琪按照马步各半或马四、步六之例，分别为大通镇配备马兵、步兵各一千名；测尔兔配备马兵三百二十名，步兵四百八十名；白塔川配备马兵二百四十名，步兵五百六十名。还为各新驻地添设了参将、游击、守备、千总等武官。至于具体人选，雍正将决策权完全交给岳钟琪，由他在陕西武官内随便挑选。
        强化松潘镇战略位置，对巩固大清西南防御链条，构建川甘军事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局势的变化，岳钟琪与四川提督黄廷桂会同松潘镇总兵官张元佐对潘州营汛做了调整。一是将两河口驻军转移至距黄胜关和潘州适中的达建寺。二是将漳腊营守备移驻黄胜关，从分防流沙关、东胜关等处的士兵中调拨一百五十名增补漳腊营，使其汛兵达到两百名。三是将小河营游击移驻南坪，使南坪营驻兵达到四百五十名。四是将漳腊营所辖的包坐五寨等处划归潘州管辖，流沙关等处划归松潘镇中营管辖，雄溪红花堡等处划归松潘镇右营管辖。如此一来，就可以实现“军势联络，约束蛮番，以资控制”的目的。
       雍正六年(1728年)秋，岳钟琪派四川提督黄廷桂率兵平定四川雷波土司杨明义与米贴陆氏叛乱。为了确保出征新疆期间，稳定西南局势，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岳钟琪咨文黄廷桂派令叙马营游击带领千、把总五员，率永宁、夔州兵五百名驻扎雷波；派忠州营守备带领千、把总三员，率重庆兵三百名驻扎黄螂防守。同时，为保障达赖喇嘛新驻地噶达的安全，岳钟琪经奏请朝廷同意，从化林协一千名兵丁中抽调二百名，由化林守备带领移驻打箭炉；抽调五百名由化林副将带领移驻噶达；在噶达之外的雅砻江上下两渡各设千总一员，带兵一百名分驻，在中渡设守备一员，带兵二百名防守；在噶达之西的吹音堡设千总一员，带兵一百名驻防。此外，他又从河州协划拨两路人马归西宁镇统辖，一路由游击率八百官兵前往西宁口外那拉萨拉驻扎；另一路由把总率士兵八十名前往保安堡，由当地守备统一指挥。
       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为建设川陕战略通道，岳钟琪派人将汉唐时的粮运大道——子午谷进行了大规模修整，将已经废弃的道路夷为坦途，使西安至汉江的路程由上千里缩短到五百余里，交通变得十分便捷。由于此地向来盗匪出没，因而加强军队驻防，保障道路畅通就显得十分必要。岳钟琪在秦岭之南的五郎关设守备一员，千总二员，驻兵二百五十名。在秦岭之北的关神里从五郎关所设营内拨千总一员，兵五十名分驻其地。在黑水谷柳叶河添设把总一员，驻兵五十名。将凤翔城守营驻兵迁至眉县，“专防斜谷，兼防桃川、虢川等处”。又在虢川添设巡检一员，千总一员，兵一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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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施军事措施的同时，岳钟琪还通过行政手段，本着合理、就近的原则，调整了陕西延安府榆林、靖边、神木三厅及其所辖沿边三十堡，甘肃巩昌府秦、阶二州，四川夔州府达州，四川重庆府雅、泸二州，贵州威宁府永宁县，四川巴塘所属的阿墩子、奔杂拉、祁宗、喇普维西等处的隶属关系，使朝廷对这些地区的管理得到了加强。
        十、夔州税银案
        清朝时，夔州府称之为“夔州”或“夔府”，治地在奉节县(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由于其位于长江上游瞿塘峡口，素有“据荆楚上游，控巴蜀东门”之誉，是历来兵家必争的川东军事重镇，也是出入四川的交通枢纽。从汉代以来客货商船往来繁忙，一直为蜀东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这里至今流传着神鱼溯江而上，送屈原尸体回故乡秭归的凄美故事，秦汉时的“鱼复县”之名即由此而来。三国时，刘备托孤的白帝城也在此地。可清朝雍正年间发生的一起税银案却令夔州蒙受了巨大的羞辱。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初，四川巡抚蔡珽将马湖知府程如丝调至水路通衢夔州任知府。夔州府最大的财源不是过往的商船，而是云阳等县出产的井盐。这里因山多田少，当地百姓便以偷开私井熬盐为生。早期云阳等县的盐只销往本地及附近各县，而与夔州府紧邻的湖北归州及巴东兴县按照朝廷的规定过去只能销售淮盐，但随着运价成本的提高，安徽盐商只将盐销至武汉，不再逆流而上销往归州及兴县。由于此地距夔州府云阳等产盐县不远，而且价格低贱，一些盐商见有利可图，便以米船夹带私盐销往归州及兴县牟利。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云阳等县的盐业生产和运输由商人经营的惯例。
           程如丝到任后将仅有的两眼官营盐井以及民间私营盐井统统封禁达四个月之久，并另行委任云阳县典史吴应祖及奉节县典史谢槐林等官员办理盐务，将原来每年的配销额由五千二百八十八包计二十六万四千四百斤提高到十二万包计六百万斤，并下令将商贩私盐全部压价收买四万余包。但许多商贩不愿以低价出售给官方，便偷运出关到湖广等地销售。程如丝即让家人裴二率领巡捕文质然、雷正位以及猎户枪手周天应、陈开先等人在云阳县下关城设卡昼夜巡查，不准众商船过关。
           商船不忍长期被困，群情激愤，即开船闯关。裴二带领快捕、乡勇、猎户及汛兵“鸟枪弓矢竞发”，打死私商和水手二三十人，抢走了五艘商船，其余商船沿江心激流漂摇，结果倾覆淹没，船上的人员落入水中溺亡，尸身顺流而下，其状甚惨。
  惨案发生后，程如丝自知罪孽深重，立刻派家丁崔升、裴二等人到重庆购米在夔州知府衙门前平价粜出，借以收买人心。但是他非常清楚这只是掩耳盗铃之举，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于是，抓紧四出行贿，打通关节，寻找保护伞。他以送三峡水为名，将六万六千两白银及九百两黄金装入数十个坛子，送给蔡珽请求压灭此事。同时，又将布政使佛喜也拉下水，帮他在雍正面前说自己的好话。
         但是，令他最惧怕的不是年羹尧而是岳钟琪，因为岳钟琪向来以公正清廉为四川官吏所称服。他的这点事迟早会被岳钟琪所察觉参劾，所以，在蔡珽、佛喜等人的唆使下，索性来个恶人先告状，他以四川提督马会伯系岳钟琪妹夫马纪师的亲叔叔，川北总兵官马纪勋系马纪师的弟弟，以及建昌镇总兵官赵儒系岳升龙长随等理由，先入为主参奏岳钟琪任人唯亲，企图搅乱局势，混淆视听。
  雍正元年(1723年)，年羹尧将这一路人皆知，只有皇帝不知道的案件以及蔡珽受贿一事向雍正作了奏报，雍正让年羹尧立即拿问程如丝。年羹尧先派重庆知府周天佑前去摘程如丝的知府大印，蔡珽一听大事不好，程如丝要是出事，自己必然受到牵连。他赶快派人星夜将此消息秘密告知程如丝，让他做好应对准备。这程如丝也非等闲人物，他让自己的幕客绍兴师爷胡国遴以及家丁崔升、裴二暗中指使衙役雷天培、王国良等人冒充买米百姓，在周天佑到达知府衙门时，一拥而上“哄闹喧嚣”，硬生生阻止了周天佑的摘印行动。“程如丝被罢官而百姓阻拦”的消息不胫而走，道路相传，致使真伪混淆，是非莫分。传来传去程如丝最后竟然被传成了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了。
       蔡珽随后向雍正汇报了护印事件，在奏折中他编造了程如丝买米平粜，为民办事的谎言，并向雍正推荐“好官”程如丝，同时诬告年羹尧意欲构陷程如丝，雍正信以为真，传旨召见程如丝。雍正见他“聪明超卓，少年勇敢”而异常器重，提拔为四川按察使，官居三品。
       雍正二年(1724年)，蔡珽因逼死蒋兴仁而谎称是病死，年羹尧据实报告了真相。在雍正的追问下蔡珽如实供述，被判处斩监候。但很快由于年羹尧失势，程如丝顺势而上，大举反攻倒算，不仅为蔡珽成功“昭雪”，而且以推倒年羹尧之功被任命为左督御史、正白旗汉军督统，很快由三品官一路升迁为一品大员。程如丝、蔡珽的不法行为因年羹尧事件而被掩盖了起来。
       岳钟琪担任川陕总督后，在路经保定府时，已升任直隶总督的蔡珽阳奉阴违，在盛情款待岳钟琪的过程中，明知岳钟琪与怡亲王、傅鼐等人颇有交情，却借题发挥，埋怨怡亲王斥责他有失妥当，户部应对他的亏空负责，等等，并提醒岳钟琪要提防怡亲王。事后，他又散布流言蜚语，恶语中伤岳钟琪。耳闻此事，雍正责成傅鼐咨审了常州营守备董继舒等人。得知实情后，他对蔡珽的人品产生了怀疑。蔡珽唬唬下属还行，对上司，尤其是皇上他就没有那样的胆量和魄力了。在雍正的严厉责问下，蔡珽终究没有撑住，再次如实招供。后来，雍正通过奏折批示，宽慰了岳钟琪一番：“近日，蔡珽被朕看破，不料是一言过其实、襟怀肤浅、粗率孟浪、毫无识见、庸常人也！前此语卿时，朕原不深许其为人，但未经看破，伊之荒唐至于此极耳！偶尔言及，语卿知之。”雍正连用一串贬义词评价蔡珽，可见其厌恶之深。
       雍正四年(1726年)的一天，在翻阅从年羹尧府内查抄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时，雍正看到了有关程如丝在夔州贩卖私盐、毙伤人命以及贿赂蔡珽的记录，顿时火冒三丈，他让岳钟琪暗中查访此事。得知岳钟琪到夔州实地调查税收，程如丝与现任知府乔铎慌了手脚，立即串通布政使佛喜、巡抚法敏等人向户部官员行贿，让户部认可他们每年只收税银两万两的事实。岳钟琪与提督马会伯经过三个月的实地调查，查证“夔州税收仅八十天就达两万多两”，并估算夔州一年的税收至少应在五六万两以上。
       在岳钟琪调查的实据面前，他们的阴谋很快败露，岳钟琪将程如丝、乔铎等人弄虚作假的事情一并予以参劾。雍正命令刑部侍郎黄炳审理此案，并让湖北巡抚宪德在荆楚一带商贩中搜集调取证据。刑部侍郎黄炳赴四川与岳钟琪、马会伯一起会审程如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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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还责令蔡珽与西安巡抚石文焯二人旁听，这其中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杀鸡儆猴那样浅显了。
      程如丝如实交代了两年时间收取税银十万两，只向朝廷解送四万两，以及向蔡珽、佛喜、法敏等人行贿的事实。佛喜于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十六日，由刑部侍郎黄炳题奏斩立决，法敏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被撤职，并交刑部等九卿查办。七月二十九日，蔡珽以十八条罪状，程如丝以欺罔贪婪之罪分别被判处斩立决。后来，雍正将蔡珽从宽发落改为斩监候，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登基后被赦免。而程如丝不仅自己作奸犯科，还是许多重要人物的污点证人，自然不会有好下场，于是，他在监狱中选择了自缢身亡，结束了政治暴发户的罪恶人生。石文焯也因企图替程如丝开脱而落罪受罚。
       从夔州税银案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场是何等贪婪、腐败和险恶。岳钟琪因向来不与官吏结党营私，而越来越被满族贵族和一些投机钻营之辈视为异类，日益受到他们的诬陷和攻击。这些人犹如非洲草原上成群结伙的豺狗，一直窥视着猎物的一举一动，一旦有可乘之机，他们便会群起攻之，置之死地而后快。对身居要津的汉人总督岳钟琪而言，真可以称得上是“高处不胜寒”，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万劫不复。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二十二日，不堪承受多年征战留下的病痛之苦和横遭猜忌暗算的岳钟琪鼓起勇气向雍正提出辞去川陕总督，改任甘肃提督一职的想法。可是，雍正不仅没有允准岳钟琪的辞呈，而且还派曾参与纂修《医宗金鉴》的御医刘裕铎于六月二十七日前往西安为岳钟琪诊病疗伤。尽管有皇帝撑腰，但那些躲在阴暗中的潜在威胁还是让他防不胜防。
      十一、造反流言
      明末清初，因战乱致使四川人口锐减，南方更省流离失所之人陆续涌入四川。从雍正三年(1726年)以来，大批湖广一带的灾民相继逃荒进入天府之国四川。为了“杜流移之患”，使这支数万户的大军不至于成为影响稳定的因素，岳钟琪会同巡抚宪德设法安插，让他们开垦荒地，并以耗羡备用银两为他们购置牛具籽种，生活逐渐稳定下来。由于这些人员来自多个省份，成分十分复杂，而且居住分散，咨查造册工作无法及时跟进，为了争夺土地，民间纠纷愈演愈烈。失地流民不务正业，有的好吃懒做，无事生非，有的甚至组成会道帮派，结伙横行一方，这些人逐渐成了祸害四川的一大隐患。制造岳钟琪造反流言的事件就是这一问题的现实体现。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十七日午时刚过，四川成都府大街上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摇摇晃晃往前走，看起来有些疯癫。他双手拿着石头，边走边回头追打尾随其后狂吠的狗仔，而且口中嚷嚷道：“岳公爷率川陕兵丁造反了，四个城门都开有黑店，杀人无数吆……”谣言如晴天霹雳，迅速传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一时间真假莫辨，人心惶恐。巡街兵丁迅速将此事禀报新任四川提督黄廷桂。按照大清律疯病之人要予以拘禁，更何况他还指称总督谋反，问题就显得异常严重。黄廷桂闻报非常紧张，他命令将此人即刻拿获，送提督衙门审讯。
       据此人供称，他是重庆府长寿县人，姓卢名宗汉。从他口中只得到这一点有价值的线索，其余情况一概不知。为了尽快查明原委，黄廷桂不厌其烦细细追问。这老头忽而说自己的田土被人侵占太冤枉了，忽而说要找总督大人告状，忽而又说浑身病痛难忍，言辞颠倒恍惚，似疯似癫，一时难以判断真伪。黄廷桂立刻派人寻找其家人，几经周折才将其子卢士相、侄女婿于宾侯以及在同一家旅店住宿的贺敏公等人传唤到案。经过询问，这才真相大白。
       原来这卢宗汉确系长寿县人，是多年前由湖广黄州府麻阳县逃荒而来的。五年前他将自己的田地卖给同县人任再为，后来，他想赎回自己的田地，但任再为不答应，并说“不管你告到哪里我都不怕你”。卢宗汉一气之下，从正月出门走上告状之路。他先告到了重庆府川东道衙门，在这里不仅没有准他的状，还让他受了十五大板皮肉之苦。这下他更咽不下去这口气了，三月份，他来到成都府，先后在巡抚衙门和布政司衙门都投了状纸，但由于是农忙季节，衙门都停讼了，没有受理他的诉状，他就想再到总督衙门去告状。就在此时，卢宗汉陡发疯症，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发起病来自言自语，尽说些胡话。同住一室的贺敏公劝他赶快回家去，可他执意不肯走。在成都府做卖酒生意的侄女婿于宾侯也劝他，他还是听不进去。于是，于宾侯便捎信给卢宗汉的儿子卢士相来领人，还没等卢士相到成都，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六月二十一日，黄廷桂将卢宗汉交成都县知县王绍文看押。因事关重大，不敢隐匿，他赶紧据实缮写奏折，派自己的提标千总段起贤直接驰送京城。
       就在同时，正在成都处理云贵川边界事宜的岳钟琪也得到了报告。六月十九日，岳钟琪将此事率先明奏雍正，语气庄重自然，显得非常平和。因为对他而言，说他造反的人何止今天的一个卢宗汉，潜藏在身边想陷害他的大有人在。他不想为自己辩白，只是希望皇上能够明察此事，还自己一个清白。同时，岳钟琪对雍正擢拔儿子岳浚为山东布政使一事表达了由衷的感激。
       接到奏折后，雍正先是一惊，随后，他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朱批道：“可发一大笑。”但很快，雍正还是决定要彻查此事，看看到底是卢宗汉“本人自出此言含沙射影”，还是“别有指使之人猜忌报复”。因为自从岳钟琪总督川陕以来，在雍正面前议论、诽谤岳钟琪的人不在少数，“不但谤书一箧而已”。甚至有人说岳钟琪作为岳飞的后人，“意欲修宋金之报复”。雍正没有被这些言语所左右，表现出了一位最高统治者应有的领导自信，这对于性格多变的雍正而言确实很难得。为了安慰岳钟琪，雍正在朝内大臣面前称赞岳钟琪“懋著功勋”，是自己信得过的忠臣，所以才会“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他甚至断言这件事“或蔡珽、程如丝辈怀挟私怨，暗中指使”所为。他将此事定为诬谤国家大臣重案，交由刑部侍郎黄炳与四川提督黄廷桂会同严审。经过严厉审讯，卢宗汉始终没有供认是受人指使。八月初六，黄炳与黄廷桂将卢宗汉打入死牢，并以整饬民风为由，提请“拟斩监候”，得到雍正的同意，并于秋后斩决结案。
         此事结束后，岳钟琪细细思维，他开始意识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同年十一月他上书朝廷，请求遴选贤能司官到四川查丈土地，一是帮助解决隐瞒土地的问题。二是对有冤抑下情的百姓准其控告，由各级官员秉公处理；对所控虚妄的，按照诬告罪加等惩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许多遗留的土地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四川民风为之肃然。　　

第十二章 西藏内战

      自康熙末年清军完成驱准安藏之后，清朝在西藏实行了噶伦制度，西藏事务交由康济鼐、隆布鼐以及阿尔布巴等人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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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济鼐位居噶伦之首，是因为他抗击侵藏的准噶尔人有功，深受朝廷信任，但在任命时附加了一个条件，即一旦西藏再次出现外敌入侵，“康济鼐即专任领军抗御而免办噶伦之事”。在清军撤出西藏之前，年羹尧在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初三曾建议，一旦驻藏官兵撤离，西藏一切事务可以交给康济鼐总领，并与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札尔鼐商办，康济鼐必须从他驻守的阿里地方来拉萨，阿里则可由康济鼐拣选其所深知可信的人代驻。但是，由于此时的年羹尧已经失势，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雍正的同意。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周瑛、常保率清军撤回内地，西藏事务交由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共同管理。表面上看，似乎实现了藏人治藏。此后约一年时间内，清朝在西藏既没有驻官，也没有驻兵。也正是这一段时间，西藏高层内部争夺权力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引发了西藏内战。
       一、康济鼐遇害
     康济鼐本名镇南结布，原是拉藏汗时派驻阿里三围的噶伦。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准噶尔入侵西藏时，他率领藏兵击溃了四十人的准噶尔小分队，保护了拉藏汗在阿里的家族财产，从而得到了拉藏汗的信任和器重，自此平步青云，走进了西藏的权力核心。自从康济鼐成为噶伦首领后，噶伦内部便开始出现分裂。由于康济鼐和颇罗鼐两人都是后藏贵族，而且在抗击准噶尔的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二人走得很近。康济鼐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恃功自傲，他从来不把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前藏噶伦放在眼里，这引起了几人的不满，甚至仇恨。当时，达赖喇嘛由于年幼，由其父索诺木达尔札担任保护人。索诺木达尔札是阿尔布巴的母舅，是有血缘的亲戚，关系自不待言。后来索诺木达尔札又娶隆布鼐的女儿为妻，这样隆布鼐也变成了索诺木达尔札阵营的人了。因此，隆布鼐经常唆使阿尔布巴与康济鼐对立，致使康济鼐一度指挥失灵，进一步加剧了噶伦内部的分裂。为此，他曾向雍正提出辞去噶伦一职，但没有得到同意。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岳钟琪派去陪同鄂齐等人进藏的参将王刚向他报告了在藏地的见闻，岳钟琪随后向雍正专折具奏：“细看藏里办事诸人，康济鼐公直不要钱，番民畏服，但恃功自大，是其所短。其阿尔布巴等，待人和好，一味取悦同事，然皆性贪要钱，番民多不畏惧。察其情状，阿尔布巴等与康济鼐接见之时，虽极谦谨，貌似相和，未免与隆巴奈(隆布鼐)等诸人相连一气，而康济鼐孑然孤立者也。再，初到藏时，达赖之父索诺木达尔札迎接趋跄，甚是欢喜，要与康济鼐一同赴京叩谢圣主。及至颁赏降旨之后，彼即推病不出，亦不赴京，似有不惬意处。”此时，岳钟琪和雍正一样，已经觉察到西藏内部隐隐涌动的暗流。
       由于达赖喇嘛家族与罗卜藏丹津存在姻戚关系，雍正一直对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以及阿尔布巴等人有戒备之心。岳钟琪也始终不信任索诺木达尔札及阿尔布巴等人，并直言倘若有事，担心他们与准噶尔“内外勾连，弃隘不守，实属可虑”。相比之下，康济鼎则更值得信赖，而且岳钟琪赞赏他“存心忠赤”。根据岳钟琪的建议，雍正四年(172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廷颁发了“总理西藏事务贝子康济鼐”印，并明确了西藏事务由康济鼐总理，阿尔布巴协理。
        自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发生后，西藏与青海、新疆的边界地带一直是防御的重点，一部分重要隘口由清军驻守，还有一些地方由藏兵负责防御。几年间，康济鼐在他所驻守的阿里一带，收留了因躲避战乱流落而来的墨尔根诺颜等几位青海台吉及其部落人等。为了养活这些人以及原属拉藏汗的八百蒙古兵丁，他将阿里一直供养达赖的豪尔措、瓦尔达以及青海玉树等地粮仓的粮食拿出来进行赈济。但他的行为却引起了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等人的反感和忌恨。面对这些人的攻击，康济鼐也不示弱，双方言语相向，针锋相对，甚至互相扬言要杀了对方。
      从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后，双方矛盾已进一步激化，并开始付诸行动。康济鼐与手下商议在达木、喀喇乌苏一带设鸿门宴准备下手解决阿尔布巴等人，但他的话却被叛徒告诉了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等人，隆布鼐、札尔鼐非常害怕，当他们得知钦差大臣将要入藏时，决定先发制人。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人以“康济鼐与准噶尔暗中沟通”为由，兵分两路前去消灭康济鼐。一路于十三日前往后藏斩杀康济鼐的兄弟及家族，一路于十八日赶往大昭寺，将正在朝佛的康济鼐连同墨尔根诺颜等几位青海台吉以及康济鼐的妻子等人全部杀害。颇罗鼐因妻子生病，向康济鼐告假回了自己后藏的庄园才躲过了一劫。
       二、颇罗鼐复仇
       戗杀康济鼐后，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彻底铲除康济鼐的势力。于是，他们再次派兵杀往后藏，意欲消灭颇罗鼐。可是，颇罗鼐也非等闲之辈，有勇有谋，等他们攻到时，他早已做好了准备，阿尔布巴的部队没占到便宜，大败而归。七月十一日，副都统马喇与内阁大学士僧格在沙尔刚拉会见达赖喇嘛后，才得知康济鼐遇害的消息。七月十七日，颇罗鼐一面向雍正发出了“伏祈皇上速遣官兵进藏，剿灭逆魁，以安西藏”的奏折，一面在后藏誓师起兵要为康济鼐报仇雪恨。
       颇罗鼐是一位颇得民心的贵族领袖人物，他将后藏部队与阿里守军集合起来，留下三千人马守卫阿里通往准噶尔的关口，率领其余兵马和百姓，从昂仁到江孜与阿尔布巴的军队展开激战。颇罗鼐利用对方轻视后藏军队的弱点，分兵占领了江孜、协噶尔等重镇，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颇罗鼐不仅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英勇善战，很快，战争局势扭转，阿尔布巴的部队被打得节节败退。著名藏族诗人策仁旺杰曾追随颇罗鼐参加过卫藏战争，并担任过卫区四军右翼指挥官，他在《颇罗鼐传》中对颇罗鼐的指挥才能和英雄气概给予了高度赞扬。在他的笔下，颇罗鼐犹如正义战神一样高大，他描写道，颇罗鼐率军打得敌军像“铁锅里炒蚕豆一样，兵丁们尽显丑态，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前仰后翻，有的戴盔无器，有的执器无盔”。隆布鼐和札尔鼐被吓得目瞪口呆，躲在深深的战壕里不敢出战。　
        八月初四，幸存的康济鼐手下赶到西宁，向达鼐报告了康济鼐被杀的消息。八月十九日，岳钟琪通过询问达赖的两个使者阿兰占巴和阿旺罗卜藏后，也证实了消息的可靠性。雍正深恐阿尔布巴等人与准噶尔勾结再次为祸西藏，命岳钟琪与鄂尔泰迅速作出部署，调拨兵力驻守西藏边界地区，准备随时入藏靖乱。为了确保西藏与内地塘报信息的畅通，并对西藏局势进行实地侦察，岳钟琪立即会同巡抚宪德、提督黄廷桂，在四川提标内选派了曾经参加过入藏驱准战争，通晓藏语的千总吴镇率领十六名绿旗马兵前往理塘、巴塘、乍丫和察木多四地，以“协助塘兵递送钦差往来文书”为由，每地安排四名兵丁住塘，及时传递西藏信息。千总吴镇则以查察塘务为名，深入拉里一带探听消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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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八日，南路大军到达墨竹工卡河口后，就地驻扎等待与北路大军会师。八月一日，周瑛、查郎阿两路大军会合，并肩进入拉萨。八月二十六日，周开捷也率部抵达。清军入藏部队不费吹灰之力，轻松控制了西藏局势。查郎阿到达拉萨后，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核实，历数阿尔布巴等人的叛乱罪状。九月下旬，奉旨将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十七个罪大恶极之人处以极刑。
      事后，迈禄、周瑛以及永昌协副将马纪师领两千士兵遵旨驻守西藏。十一月下旬，查郎阿率其余进藏官兵由南路撤回内地，达赖喇嘛及其家族随军迁至理塘。查郎阿依照颇罗鼐的保荐，奏请朝廷任命色朱特色布腾、策凌旺扎尔二人为噶伦，管理前藏事务，而颇罗鼐总管后藏并兼管前藏事务。
      岳钟琪具折报告颇罗鼐率兵占领拉萨，擒获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的经过，雍正欣喜地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批示道：“朕实未敢料此举如此轻易完结，实皆赖卿一片忠诚苦心竭力筹划之所致。”清军此次入藏“大兵不发一矢，在西藏未伤一人”，在清军平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与岳钟琪的周密策划和细致部署也是决然不可分开的。

第十三章 投书之祸

      文字狱在我国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宣王时代，这是统治阶级实现思想文化统治的重要手段，到了清代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制造了清代巅峰文字狱的居然是赫赫有名的“康乾盛世”！康熙元年，曾发生了株连甚广的庄廷鑨《明史辑略》案，而乾隆十六年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则掀起了乾隆朝文字狱的高潮。处于“康乾盛世”连接部的雍正朝虽然制造的文字狱规模没有康熙朝大，数量没有乾隆朝多，但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却不亚于康乾两朝，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雍正朝制造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达二十多起，其中就包括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名教罪人”钱名世案、查嗣庭“江南试题”案以及曾静、吕留良案等著名大案。汪景祺案完全是年羹尧事件的牺牲品，而钱名世案与查嗣庭案则是隆科多案的陪葬品。与这三起案件有所不同的是，曾静、吕留良案仅仅因一起投书闹剧而起，到后来竟然演变成一场皇帝与平民的辩论赛，而且还成了皇帝著书立说、出版专著的由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张倬”投书
      纵观大清两百多年历史，除了西部边疆长达一百多年的叛乱外，对其统治地位构成现实威胁的当属此起彼伏的反清复明运动。从满人入关的那一刻起，许多明朝遗臣或汉族义士打着光复明朝汉族政权的旗号，不断掀起反抗清朝统治的浪潮。面对汉人的激烈抵抗，清军在江南等地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大屠杀等血腥事件。虽然大规模公开的武装抵抗运动渐渐平息了，但蕴藏在田野乡间的抗击声浪一直没有停息过。反清运动转入地下，大多以书院、诗社、武馆等形式出现，通过这种平台志同道合之人抨击朝政，暗中相互联络支持，许多文人墨客还以拒绝应试、做官来表达对清朝的不满和蔑视。江浙、湖广、广东等地由于受到的迫害最重，所以反清情绪也最为激烈。反清复明一类的口号在清朝绝对属于违禁品，因为它首先是易燃易爆品。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西藏内战结束，岳钟琪正在遵照雍正皇帝的密旨秘密筹备出征准噶尔事宜。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措手不及的事，虽然对出征准噶尔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但却在全国激起了久久难以平静的轩然大波。
      二十六日上午，原任甘肃巡抚莽鹄立受雍正皇帝派遣前来西安专程为岳钟琪画像。十时许，岳钟琪刚刚从西郊迎接完莽鹄立，正乘轿返回总督衙门。当轿子行至总督衙门前的西街时，一位书生拦住去路，声称有重要信札要亲呈岳总督，但被随行卫兵“呵止”。岳钟琪掀起轿帘上下打量一番，“见其形貌不似投书官役”，遂命卫兵将书信接过来，只见信封上霍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几个大字。光看这称呼，岳钟琪就觉得事有蹊跷，当即命人将投书之人“交巡捕看守”。
      进屋后，他“密拆”书信，本想细阅，可还没看上几个字，只见里面充斥着大量攻击当今天子的言论，令他不寒而栗，犹如周身泼了一盆刺骨的冰水，从头凉到了脚后跟，他粗粗浏览一遍，落款写着“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当时的感受用他的话说就是“心摧目裂，发上冲冠，恨不立取逆兽夏靓烹食其肉”。多年的官场历练加上近年来屡屡遭遇的变故，使岳钟琪逐渐学会了掌控突发事件的能力。他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而马上意识到事关己身，这个案子自己不能独审，一定要有大员在场一同审讯，方可摆脱嫌疑，还自己一个清白。
      他赶紧派人去请新任巡抚西琳与他一起会审“张倬”。可事不凑巧，西琳此时正在校场考验满洲官兵，一时半刻赶不过来。岳钟琪又“不便言明事由”催他前来，只好在后堂“逡巡数刻，忖度逆情”。他觉得这个夏靓敢明目张胆给自己致书，“必非无所依凭，空言相耸”，其背后一定另有主谋。他简直不敢细想，自打当上这个总督以来就一直没有太平过，先别说清廷贵族的暗中诽谤让他充满了步步惊心的恐惧，单单一年前发生的卢宗汉流言案至今还让他惊魂未定。如今又赶上这样一档子事，真是想死都难了。
      一直坐等毕竟不是办法，他便将按察司硕色传来，让他躲到密室监听。然后命人将“张倬”唤入署内，看坐倒茶，“霭颜相接”。岳钟琪强压火气，与“张倬”“亲切”攀谈起来。
   问：“你是哪里人？”
  答：“我以前曾住在江夏，至于现在的住址嘛，恕不能相告！”
  问：“那你的老师现在在哪儿？”
  答：“在广东。”
  问：“如果想见你的老师，到哪里去找他？”
  答：“只要你能答应并做到来信上所说的事，我自然会去接他来见你的。”
  问：“你老师有何高见，竟然敢不远万里命你来投书？”
  答：“我们在广东听说朝廷三次召您进京，您都没去，所以我老师才敢致书给您。等我到陕西后，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三召不应’之说。本想不再给您投书了，但后来又一想，我大老远来一回，不能就这样空回去吧。这才下定决心给您投书的。”
  问：“当今如此盛世，你老师为何要谋反？”
  答：“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
  问：“可陕西百姓不穷，你知道吗？”
  答：“你陕西虽好，我湖广连年大水，积尸载路。”
                                  (45)

      问：“湖广受灾的不过几县而已，朝廷已屡加赈济。何况比陕西更好的省很多，这你难道不知道？”
      答：“我们那儿的官吏又残暴又刻薄，根本不管百姓的苦楚。”
      问：“你如果不把你老师和你的地址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怎能保证不是我的仇家派你来给我投书设局的呢？我岂能轻信落入仇人的圈套？”
      答：“这个我确实不能告诉你。”
  ……
      面对岳钟琪的步步追问，“张倬”后来只是含糊应答。
      “未末申初”时分，大概就是现在的午后三点左右，西琳赶到。岳钟琪便会同西琳、硕色一起升堂审讯“张倬”。这“张倬”虽说只有二十多岁，但在几位封疆大吏面前还是表现出了一些笑傲王侯的书生气概。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采用通行数千年的最有效办法——刑讯逼供了。他们先给“张倬”上了数十刑杖，到后来连夹棍也用上了，可他宁死不屈，始终不肯如实招供。他一会儿称此事是自己一人所为，一会儿说是受孔圣人指使的，一会儿又说是岳武穆指派的，折腾的几位大人哭笑不得。第一天的审讯一直持续到初更时分才结束，但却毫无所获。
      兹事体大，岳钟琪与西琳共同“据实缮折”，连夜差人密奏雍正。为了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岳钟琪请求将“张倬”押解进京，由皇上派“亲近大臣设法细讯，务得其实，以便就近请旨缉拿同党，庶事机可密，完结亦速，不致久羁时日矣”。屡受明枪暗箭伤害的岳钟琪不想就此罢休，他正要借此机会深挖幕后黑手，还自己一个清白。
      硬的不成，那就来软的。当夜审讯完毕后，岳钟琪没有将“张倬”送回监狱，而是命人就近收拾一间干净房舍，并安排署理长安县事的咸宁县丞李元假扮自己的仆人去做卧底，主动接近“张倬”。由于李元是“张倬”的老乡，与其一起生活，并照顾其饮食起居，这样容易得到他的信任。不仅如此，岳钟琪还派人送去裘皮大衣和好酒。可“张倬”并不领情，当一问到正题，他总是支吾搪塞。
      第二天一大早，岳钟琪让西琳和硕色还是躲进那间密室监听，再次将“张倬”带来，一改昨日的凶态，“殷勤慰劳，设法询问”。可“张倬”以“你昨天那样的举动，我今天是万万不可信你的”回绝了，此后一直保持沉默，始终“一字不吐”。但岳钟琪还是很有耐心地循循善诱道：
      “现在天下承平，并无一省响动，你老师夏靓突然冒昧让我在陕西举事，那接应的是何地方？何等人物？何处传檄可定？何处必须用兵？我现在问你，你却是茫然不知，一言不发，看来是胸无成谋呀！”
      岳钟琪不愧是老谋深算，技高一筹。在他的激将下，“张倬”终于开口了。
      “这并不难，只要你拿出真凭实据，则湖广、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
      问：“何以见得？”
     答：“这六省百姓愁苦连年，流离逃窜入川而毙仆道路的，都是哪儿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问：“江浙如何？”
     答：“不知道。”
     问：“晋豫如何？”
     答：“不知道。”
     问：“四川如何？”
      答：“不知道。我只知六省的情况，这六省之外再加上川陕，其他各省不足为虑。”
     岳钟琪乘势话锋一转，说道：
     “你问我要确实证据，还不如我派人和你一起去请你的老师，以及你的‘意中人物’(指领袖人物)，如何？”
     “张倬”还没有回过神，顺口连连答应“好好好”。突然反应过来后又赶紧说：
     “没有这个道理，我的‘意中人物’虽然不多，但也断无让你知悉之理。”
      “张倬”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后面任岳钟琪如何盘问，他再也没有吭过一声。看来，这一招也不行了。
      要想让“张倬”吐露实情，非取得他的信任不可。岳钟琪思来想去，狠下一条心，决定通过“盟誓”来取得“张倬”的信任。在古人的价值观念里，“盟誓”是一种神圣而严肃的承诺，一旦“盟誓”将终生信守，如果背叛盟约誓言，将会遭到天谴。因此，古人把“盟誓”看得比生命还贵重。为了尽快破案，岳钟琪已顾不得那么多了。二十九日酉刻，也就是黄昏时分，岳钟琪再次请硕色藏在密室坐听，又将“张倬”请入内府，摈退左右，焚香“与其盟誓”，并“伪为激切之言”，说了一些埋怨朝廷的话。岳钟琪以其高超的演技最终征服了“张倬”，“张倬”这才将他老师的真实姓名、居住地址以及平时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人都一五一十和盘托出。
          二、捉拿曾静
      原来，这投书之人不叫“张倬”，而叫张熙，是湖广衡州安仁县人，他的老师也不叫夏靓，而叫曾静，是湖广郴州永兴县人。与他师徒二人经常往来的有湖广岳州安乡县人刘之珩及其弟子陈立安，湖广华荣县人谯中翼以及浙江湖州府人严赓臣。只有六个人？岳钟琪觉得不太可信。为了进一步弄清张熙等人的底细，深挖线索，第二天同一时间，岳钟琪第三次传硕色躲于密室，而他本人则假装态度恳切，再次试探道：
       “湖广等地，何以一呼可定？”
       “只根据民心，这是千古不变之理！”
      “可当今皇上御极以来，察吏安民，民心悦服，你仅以民心为据，断不可信。你们必定有兵有粮，将在哪里举兵，方可这么自信‘一呼可定’？”
      “我们只有几名志同道合者在一起议论议论这个道理，其他的确实一概不知。”
      岳钟琪听完觉得一头雾水，就几个人没事聚在一起闲谈就想造反，这不是瞎扯吗？不可能，他一定还在隐瞒我。于是，他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说道：
      “照这样看来，你昨天所说的，不过是迂腐儒生之见，只有有智勇兼备之人方能成事！”
      “我老师曾静、刘之珩、严赓臣等都是有雄才大略之人。如果聘请我老师，何愁不能成事？如何使六省传檄可定，只有我老师有这等才略，这岂是我们所能企及的！”
       张熙还是一板一眼答道。
      此时的岳钟琪仍然听得云里雾里，不过，从张熙讲话的状态，他隐约感觉到这伙人有可能只是一些到处惑乱人心，“潜谋不道”之人。于是，岳钟琪立即奏报雍正，建议按照张熙提供的名单和地址对曾静等人实施抓捕。等这些人全都落网后，“严讯必得真情”。
       当雍正得知岳钟琪所获张熙供词是以“盟誓”而来后，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朱批了这样一席话：
      “览至盟誓二字，朕不觉泪堕，卿此一念，天祖鉴之矣！此等盟誓乃不得已权变之举，神明有知，断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禄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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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悦之怀殊难比喻！我君臣契合之情，概由前劫善缘所钟，卿系乘愿力而来佐朕治理国家苍生者，岂泛长所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
     其实，像这类话，雍正给年羹尧说过无数次了，但对岳钟琪而言，如此荣宠着实让他诚惶诚恐不已。
     当岳钟琪从张熙口中得到供述后，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他即刻派人分两路从西安出发，查拿与张熙同来西安投书的其堂叔张勘。一路经由商州大路沿途挨门逐户地进行盘问搜查。另一路日夜兼程，赶往襄阳，并在各饭店、码头守候张勘踪迹，“暗中伺捕”。但两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一张大网在湖北、湖南、浙江等地悄然撒开。雍正命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奉旨赴湖南秘密捉拿幕后指使曾静及其同党。十月十一日，觉罗海兰率守备韩祥等人驰驿出京，十月二十七日傍晚，抵达湖南长沙。他们直奔巡抚王国栋公署，当面宣读了谕旨交办事宜。随后，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一个时辰后分头开始行动。
      戌时，行动开始。由守备韩祥与王国栋的抚标中军游击邬锦以及署郴州知州张明叙等人前往永兴县查拿首犯曾静。由长沙府知府孙元带领一队人马，前往安仁县查拿张熙之父张新华及张照、张勘等人。由长沙协副将周宝会同永州府知府姜邵湘，前往宁远县查拿刘之珩及其门人陈立安。由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前往华容县查拿谯中翼。
      由于曾静等人住地离长沙数百里不等，为了确保抓捕行动一举成功，除了觉罗海兰从京城带来的钦差卫队以及王国栋的巡抚标兵外，又密檄各地方文武官员调派重兵配合行动。十一月十五日，四十九岁的曾静被捉拿到案。到十二月初三，谯中翼父子归案后，这次抓捕工作全部结束。半月之内就将六名“乱党”缉拿归案，整个行动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讶！
      曾静，号蒲潭先生,是个落魄的县学生员，由于考试成绩一直不理想，只好以教书授徒为业。有一年，在湘、黔、桂交界之地的靖州应试期间，不经意看见了吕留良写的几篇评选时文，里面有“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内容，他读后觉得耳目一新，深受感染。回家后，他就打发弟子张熙到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寻访吕留良的家人。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将父亲生前所著诗文送给张熙，由其转交曾静。吕留良的文章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曾静读后“益加倾信”。此后，又专程拜访了吕留良的弟子浙江湖州人严鸿逵(严赓臣)。严鸿逵的弟子沈在宽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家里收藏了许多吕留良的书籍。几人相见恨晚，“往来投契”，经常赋诗相互赠答。
     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曾静在他的《知新录》中有“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覆”等言辞，处处透露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他进一步提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这一思想明显带有排斥和歧视少数民族的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这在当时来说充满了宣泄仇恨和呼吁推翻清朝统治的意图，但从历史的眼光而言，这种言论确实是狭隘和偏激的。曾静甚至认为，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朝以后皇帝该吕留良做。他们就在这种幻想中愤懑，在愤懑中等待。
      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允禩、允禟门下的太监和党羽耿六格、吴守义、达色、霍成等人因被株连，发配到广西充军。他们心怀不满，“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肆无忌惮地攻击雍正。凡过村店城市，他们就高呼：“你们都来听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这立刻引起了曾静的注意，他从中觉察到了朝廷内部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后来，他又听到岳钟琪三次不应召的消息，觉得清朝的气数已尽，到振臂一呼的时候了。
      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初七，曾静派遣张熙和他的堂叔张勘同行，携带他写给岳钟琪的策反信和《生员应诏书》赴四川成都投书，两人一路晓行夜宿，风尘仆仆途经贵州到达成都。但到成都后一打听才知道岳钟琪已回驻西安了，他们便由成都赶往西安，九月十三日，经过四个月长途跋涉，总算抵达了目的地西安。当他们得知当今皇上对岳钟琪非常宠信，根本就没有“三召不应”之说后，二人心灰意冷。张勘胆小怕事，偷偷撂下张熙只身逃回了老家。
      曾静也不是个粗心之人，临行时，他再三谆嘱弟子张熙，要“一路访问，如所闻与在家所传不合，即便回来，另作主意，不可轻举”。但年少的张熙意志坚决，心想我当了房屋和池塘做盘缠，远赴千里不就是为了投书而来吗，怎可半途而废？于是，他毅然决然冒死向岳钟琪投书，就这样上演了这场投书闹剧。
      三、大义觉迷录的诞生
      曾静毕竟不能和吕留良相比，他只是一个有想法而无谋略，“生于楚边，身未到过大都，目未接见文人，见闻固陋，胸次尤狭，只有一点迂腐好古好义之心”的人。被抓后他先是说自己“素无师友”，想自己扛下来，但他哪里经得起严刑拷问，最后在觉罗海兰和王国栋面前“痛哭流涕，深悔前非”，全盘招供了。令他没想到的是，仅仅由他策划的一起闹剧后来居然牵连了大量无辜之人，而且还演变成了令人闻而生畏的文字狱。虽然整个事件案情十分简单，但在雍正眼中只要和允禩、允禟等人扯上细微的关系，那就有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必须查个底朝天，哪怕殃及无辜也在所不惜。
       十一月初三，雍正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前往湖南负责审讯曾静等人，希望从中挖出有价值的线索，但翻来覆去也没有从曾静等人的口中榨出多少有用的东西。遂将曾静、张熙等人于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初十，由王国栋“捐给路费”，杭奕禄、觉罗海兰带领，选派乾州同知沈元曾、长沙驻军守备仇之苞、巡抚衙门属下千总吴杰等人率兵从长沙起程提解回京。雍正让内阁九卿轮番审问，并命浙江总督李卫将查获的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藏书籍及《备忘录》《吕子文集》《纲目凡例未发之蕴》等逆书一并“拿解赴部”。
       经过几轮审讯，尤其是雍正亲自审问后，曾静“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曾经的理想信念崩溃得一塌糊涂，曾经引为领袖的吕留良也成了“明知有道，而若不知其道；明闻有德，而若不闻其德”，“多幸灾乐祸之心，毫无忧民爱国之念”，“恃彼小才，欺世盗名，假评选以驰声，藉刊刻而射利”的狂悖猥琐之人。而雍正却由十恶不赦之徒顿时变成了“竟无说可以颂扬比拟得，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亲之如父母而已”的“神圣天子”了。
       从曾静一案，雍正摸到了汉族文人的软肋，他采取了软硬两手对付汉人的反清活动。一方面，他对曾静和张熙没有按照怡亲王以及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的共同意见“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而是将他们发遣至湖南观风使处，由杭奕禄等人先后带往江宁(今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巡回宣讲，现身说法，抨击吕留良的大逆不道思想，颂扬大清朝及雍正皇帝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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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他不仅下令对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剉尸枭首”，而且对吕留良的后裔和弟子做出了不同的处罚：吕留良五子吕毅中被“拟斩立决”，其余兄弟子侄等家人的妻妾被发往宁古塔，送与披甲人为奴，吕氏家产查没充公。严鸿逵于雍正十年十二月被凌迟处死，其家族十六岁以上之人全部斩绝，十五岁以下全都解送刑部，赏给功臣之家为奴。其余与本案牵连之人，有的杖百，有的流放三千里，年纪较小的朱霞山等人被无罪释放，各种情形不一而足。
      那么，让雍正极其愤怒的吕留良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吕留良，字庄生，一字用晦，又名光轮，号晚村，浙江崇德县人。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时文评论家和出版家，又是著名的反清志士。顺治十年(1653年)应试为诸生，后隐居不出。康熙五年(1665年)，浙江学使到嘉兴考核生员，吕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康熙十七年(1678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广征天下名士，浙江当事首荐吕留良，但遭到拒绝。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了进一步拉拢和软化大明遗民，征聘天下山林隐逸，嘉兴郡守再次举荐吕留良。吕留良被逼无奈，只好削发为僧，在吴兴埭溪妙山筑“风雨庵”，隐居讲学。吕留良著述很多，后大多被毁，现存主要著作有后人编撰的《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诗存》等。
       吕留良的文章充满了反对清朝统治和恢复明朝汉族正统的思想，他的自题诗“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就是其志向的真实写照，带有鲜明的印记。辛亥革命后，浙江都督汤寿潜将原清朝湘军将领彭玉麟位于西湖的退省庵改为先贤祠，崇祀吕留良、黄宗羲、黄宗炎三位浙江先贤。后来，崇德当地官吏和绅士捐资为吕留良新建了陵墓，并在孔庙后修筑了纪念亭，蔡元培先生题写了“为民族争存，碎尸无憾；以文章报国，没世勿谖”的亭联。
      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对投书闹剧中的雍正而言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曾静在逆信中对他的咒骂一开始确实让他恼怒异常:“朕览逆书，惊讶坠泪览之。梦中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到现在终于明白，当年处理汪景祺和查嗣庭案件时，为何海宁、平湖会有反应的原因了，这都是吕留良的“遗害”所致。但到后来，他也发现，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为我所用的良机呢？他针对曾静的言论开始反击，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他不惜委屈万乘之尊与草民曾静展开论辩，表面看是在驳斥曾静的“反动思想”，实际却是在对暗中千千万万个不服清朝统治的读书人进行尖锐的批斗。论辩的结果曾静写了认罪书——《归仁录》，而雍正则出版了教化书——《大义觉迷录》。
      雍正七年(1729年)，皇帝的旷世力作《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他要求“每学宫各贮一册”，永久存档。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目的很明确，“要使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大义觉迷录》刊刻数量之多，普及发行之广为雍正年间出版物之最。《大义觉迷录》的确倾注了雍正的大量心血，尤其他的九道谕旨，可以说是其理论水平的终极发挥，其间不乏智慧亮点。大清朝从雍正而后，统治地位日益稳固，随后便进入了大清鼎盛时期——乾隆盛世。
       雍正十三年(1736年)十二月十九日，登基不久的乾隆推翻了雍正“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的谕旨，将曾静、张熙以“泄臣民之公愤”之名凌迟处死，这场因投书闹剧而引发的文字狱历时七年之久才算彻底收场。
      投书闹剧使处境本来就很艰难的岳钟琪更是雪上加霜。就在张熙投书事件发生后不久，游走于西安的道士李不器也突然跳出来火上浇油，在巡抚、按察使和西安将军等人府邸或衙门公开诬陷岳钟琪图谋造反，就连西安市的街衢改造等事宜都横加指责，无理取闹。由于李不器曾经是康熙皇帝豢养于京城的“御用道士”，谁也不敢惹，只好听之任之。不仅如此，西安将军常色礼也公然将逃入其署内的李不器“令乘轿辕门”，任由其诽谤岳钟琪。此时的岳钟琪面对八面来风，虽然难免忧恼重重，但他不能怠惰、无法逃避，因为皇帝交付他出征准噶尔的准备工作必须认真做好，而且马上就要付诸行动。

第十四章 出征新疆

      新疆旧称西域。《汉书·西域传》记载：“自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地区)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今新疆轮台县)、渠犁(在今新疆库尔勒市以南)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这是我国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管辖职权的最早记录。
       征服新疆是康熙大帝未竟的梦想，这对上朝站班三十载、不惑之年才绍登大宝的雍正而言，又何尝不是一句豪言壮语。生命给他留下发挥想象的空间已没有青春少年那样的广阔和多姿多彩，他要抓住每一个向世人证实自己雄才大略的机会，也让天下人认同自己当上皇帝不是什么投巧权谋，而是实至名归的。但战争是一个两败俱伤、没有赢家的游戏，尽管一方可能会获得暂时的心理满足，但对卷入其中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无论是统帅还是士卒所留下的伤痛却是永远无法弥平的。
            一、雍正对准噶尔政策的变化
       从康熙朝后期开始，由于常年的征战，大清国力消耗严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垂暮之年的康熙帝下旨：“令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差人向策妄阿喇布坦处说抚，且可得彼处形势确信。谨将交与胡土克图发往策妄阿喇布坦之书，缮写呈览后，令胡土克图派好喇嘛赍往觇彼信息。彼果诚心归顺，即报明驻扎吐鲁番协理将军阿喇衲相机行事。至于大兵向伊犁前进，事关重大，未敢悬议，似宜暂行停止。”老皇帝的一席话使清军对准噶尔的征讨战争没有打响。准噶尔方面，由于出兵西藏失利，霸占西藏、青海的企图落空，大清犹如一堵坚固的壁垒，对准噶尔形成了“C”型包围的局面。同时，北面的沙俄屡屡乘机侵略边境，准噶尔无力抵御来自清朝和沙俄两个方面的压力，也希望与清朝保持和平。就这样，一对宿敌的军事冲突告一段落，进入和平对话时期。
　     雍正帝继位之初，由于康熙皇帝时吏治过宽，造成政治废弛，朝堂之上贵胄世爵横行，朝堂之下群臣结党营私，以致钱粮亏空严重。更有甚者，诸王交结抗衡，对初得皇位的雍正帝更是巨大的威胁。面对内部的重重积弊和尖锐矛盾，他要腾出手来进行整顿，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安定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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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已，雍正只好派人与准噶尔议定了双方在新疆的管辖界线，并商定互相贸易，继续维持相安无事的局面，对准噶尔一战的渴望暂时埋藏在心底。
      雍正以雷霆手段整肃吏治，清查亏空，通过大规模整饬弊政，使大清政治经济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国力迅速提升。随着自己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雍正的自信心也与日俱增。尤其雍正三年(1725年)成功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五年(1727年)迅速控制了西藏局势，使雍正皇帝出兵新疆的勃勃雄心逐渐苏醒，计划再次提上日程。这一夙愿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个逃入准噶尔滞留不归、索要不还，让他一直难以释怀的罗卜藏丹津。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如果不能使准噶尔彻底臣服，“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
      雍正五年十二月(1728年1月)，策妄阿喇布坦被其土尔扈特夫人索多尔扎布毒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粉碎了同父异母兄弟罗卜藏舒诺以及罗布藏车凌与罗布藏丹津的两起政变后继承汗位，成为准噶尔的新首领。噶尔丹策零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使者到北京，请求皇帝允许他去西藏熬茶设供，为自己的父亲策妄阿喇布坦做功德法会，超度他的亡魂。西藏呀、青海呀这些词汇，一旦从准噶尔方面说出，必定触及雍正的敏感神经，后果可想而知。雍正断然拒绝了噶尔丹策零的请求，理由是“西藏地方两派力量正在举兵相拒”，你现在去“似属非分”。这话释放了两层含义：其一，西藏的颇罗鼐与阿尔布巴等人正在对决，你去将使局势更加复杂，这无疑是添乱。其二，请你放聪明点，别再打西藏的主意了！
       雍正觉得这还不到位，进而抛出了一句：“准噶尔乃西北隅一小部落耳，释教之广行与否，岂关尔之煎茶设供耶？”这话对笃信黄教的准噶尔蒙古人来说是颇伤感情的。按道理来说，雍正一般不会进行这样直白的诘责，尤其对一个新继任的番邦台吉。但这次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已经下定了与准噶尔兵戎相见的决心。
       二、进兵七策
      身为西北边关的最高长官，岳钟琪深知准噶尔一直是雍正的心头病，因此，他很早就开始思考西征准噶尔的问题。西藏内战爆发之前，雍正就获知的有关准噶尔举动向岳钟琪征询意见，岳钟琪做了准确的分析和预言，他在奏折中写道：“策妄(指策妄阿喇布坦)固属奸罔，今年已垂老，心力本衰，迁至数年，更难肆其狂逞，自不敢妄生悖逆。惟闻其子勇悍燥急，心性强梁，加以罗卜藏丹津等从中挑橐，终不能久长安静。以臣之愚，将来谆噶尔(准噶尔)自取灭亡者，不在策妄，而在策妄之孽子也。”同时，他也提出了对准噶尔“加恩赏赐”“示以柔远之道”，将“罗卜藏丹津等事命其遵奉料理”的上兵伐谋之策，以及“先将三边兵马预为操练精强，军器驮载料理齐备”的建议。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十九日，岳钟琪又向雍正陈奏了对准噶尔一劳永逸的七条策略，他从兵马操练、挽运军粮、武器制造以及战略战术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周详谋划。
      一、操练兵马，更番迭战之法宜演习也。臣闻赛楞等向日喀喇乌苏之战，我军严整，列敌不为不慎，乃谆噶尔贼兵或以三五百、七八百作一敌一冲即回，次敌继来，及见我军出奇追逐，贼兵败诱我军深入，彼伏兵四起，以逸待劳，更兼寡不敌众，遂致不能取胜。若不出奇追逐，而贼兵又此出彼入，更番休息，我兵已穷一日之力，不敢稍懈直至日暮罢战。而贼兵又复盗马劫营，使我兵昼疲于战夜疲于守。数昼夜之后，马饥人病，欲求全胜者难矣。臣愚昧之见，嗣后，陕甘二省练兵之法，除本身技法俱要纯熟，而于坐作进退之道务要加以操练。凡各提镇操练标兵，其枪炮弓箭排列三敌。头敌演放枪炮弓箭数次，二敌继进。二敌照前演放之后，三敌继进。如此周而复始，不特平时进退纯熟，一遇行走列阵之时，将兵马分为两班更番休息，纵令贼兵来扰，昼夜战守有法，均不为其所疲矣。倘蒙俞允臣会同陕甘各提镇讲习操演，务使纯属以成实用。
       二、驮载之宜预为筹划也。窃查行军以驮载为重，凡军装裹带无一不藉驮载，马驼之力若不早为预备，则临时购觅恐系未经喂养之马驼，岂能致远负重？且口外远行，骆驼功倍于马匹。而马匹摘给尚易，骆驼猝办颇难。臣再四思维，必得预为料理，如有用则能应急，如无用亦不致过于靡费钱粮，方能行之可久而于事有益。臣查西安八旗满洲、汉军官兵额马共两万两千八百一十二匹。臣密访各名下，见在拴养之马不过一二匹，实未养足原额。今莫若将额马匀为三分，二分养马，一分买养壮健驼只，以足伊等原额马数。不敷驼价照例找给，采买其喂养草料，较之马匹更为俭省，无容加增价值而已，得骆驼七千六百余只矣。再查，陕甘两省自督抚提镇，以至副参游守千把等官，俱蒙恩赏给亲丁马粮，除与汉镇属及西宁镇属之阶州、文县、洮岷等营，地方水草俱不宜喂养骆驼不计外，尚有陕甘督抚三标及两提五镇所属各标营路，计算兵丁马步粮共五千八百一十九名，应将马粮皆宜酌养驼只。况臣查向来用兵将此项亲丁马匹曾经摘给兵丁驮载，臣愚以为，与其各官全羊马匹，不若多养骆驼为有益。臣请嗣后凡各官兵丁俱酌令买喂驼只，以备临时调遣。其采买驼只除马价之外，不敷驼价照例发给本官，自行采买壮健骆驼。如数年之后果无用处，再令其照原领数目变价还项。如此计算，可又得骆驼三四千只矣。设或再不足用，临时购觅亦不甚难，且不致靡费钱粮，而驮载亦得早为预备矣。
      三、挽运兵粮亦预为筹划也。窃查谆噶尔远居穷荒，所恃者因我兵挽运艰难，不能即至其巢，是以心存负固。倘将来必议进剿，而军粮欲仍照从前挽运，实有不能持久致远之势。臣伏思蒙古口粮全仗牛羊，乳肉皆可充饥。一有行走将牛羊驱逐同行，并无挽运之劳，此实彼之长而我之短也。臣查三边之人，不但营兵五卒，即出口贸易者皆能饮奶茶食牛羊肉，亦不觉其不惯便也。臣愚以为，嗣后，若有行走之处预备军粮约以一年计算，应用六个月粮米六个月牛羊。牛羊务要挑买口小肥壮，能滋生者更为有益，如此料理既减挽运之劳，而于兵食实有裨益矣。
  四、反客为主、以逸待劳之宜讲求也。窃思沙漠远征非与有指定地方者可比，倘贼兵闻我兵将到，彼即移营渐远。我兵不舍自必尾追，彼道路熟悉到处可去，我兵则婉转迂回，既稽时日，多费军粮，兵马亦不无疲乏。臣闻谆噶尔所居伊里(伊犁)地方向有田地，俱系回子耕种。若我兵进剿时，必按其秋粮成熟之时直趋其地，贼兵若守护秋粮不肯远遁，则我兵无尾追之劳，倘伊不敢迎敌，仍然远避我兵，且不必穷追，先收成熟之粮，稍微休息，然后确定伊逃生之处，裹粮选锐自必一鼓成擒矣。若伊见我兵有收粮常住之势，不堕其诱追诡计，竟回兵迎战，则我兵以逸待劳，更不难于扑灭矣。
         五、火器宜修造也。查陕甘两省各标营路，所有子母炮位尚堪应用，惟鸟枪供历年已久得用者有限，虽有年羹尧发给官枪亦属无多，其制造亦不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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