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河北赤城的岳明山宗亲寻根问祖

我在30楼的贴子里“兰武宗亲“岳姓读音判断霆系之说”的文字记载在那里，请宗亲指引！！”的请求发出后，文斌、增强和建良等宗亲，都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谢谢各位。

还肯请宗亲们就“还有那里是将岳念为（ya）的？”的问题给予指点和引导

岳建良 发表于 2012-2-9 12:23
明山宗亲，把岳读音为要的是霆系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汉字的读音的不同是地域之间历史原因造成的，不能作 ...

是的，应该值得商榷，“可以当作一个引子，但决不能成为依据”。中国地域之广、方言之多，习俗变化之大，决定了任何事情均不能简单处置，应重史实，看记载，凭资料，深入分析，综合判断。

岳增强 发表于 2012-2-9 12:56
读YAO和YO是个别本地域方言和发音所造成的，和是那个支系没有任何关联

我的老家马营，特别是松树堡村，将岳念为(ya)，到了80里外的县城，人们就将岳作（yue）、（ya）混念了，大部分人都读(yue)。我认为我们县的情况不是“方言和发音所造成的”，是岳姓的特别念法。
我认为兰武宗亲的说法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道理，但不能作为依据来推广，比如说在廊坊，既有雷系的也有霆系的，应该都读为要（yao）。

转：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口外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山西人走西口大致的路线：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  杀虎关
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中国地大域广、民族众多、方言各异，某字读音不同皆属正常，但不管是读何音，只要音不同字同即可。
岳“读YAO和YO或ye（焦作方言）是个别地域方言和发音所造成的，和是哪个支系没有任何关联 。

　　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年间（1912年——1949年），“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 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因此，现在东北土著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 　　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满人倾族入关，东北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满洲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三个时期
　　（1）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 户益繁息”。 　　（2）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1688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 　　（3）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
历史背景
　　闯关东，从“流人”到“流民”，到东北“移民社会” 。清初民族矛盾尖锐，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边寒苦”的东北，这种遣犯史称“流人”。山东人是“安土重迁”的典型。人口压力、天灾人祸、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 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闯关东，东北是外敌侵扰之地，山东人卓绝的斗争。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21年间有一名叫王振邦的农民，原籍山东，因逃荒携妻及长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带。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胆寒。” 　　闯关东，由于东北为流放地，禁垦，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但覆灭的满清政府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满清二百多年统治，倒促进了满蒙汉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满蒙独立”运动、“伪满洲国”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增强最，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辛亥革命东北几千万关内汉人回到中国怀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 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 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编辑本段文化背景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满洲固有文化的“侵蚀”，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喧宾夺主”了。“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三次集中“走西口”

    平凉是陇东回族居住地，在历史上，居住在平凉的回族群众，有行动。第一次是清代乾隆、同治年间。乾隆三十六年，清政府以“屯垦戍边”为由，将陕甘回族集体迁徙新疆，据当时户口统计，甘肃迁居迪化乌鲁木齐者有２万。这其中有不少平凉的回族群众，他们被安置在天山脚下“屯田”。同治年间陕甘回族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制定了歧视性的迁徙政策，“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令觅……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见《左公囊公全集》卷４１。此时，大批回族群众被迁新疆。平凉回族大多安置在吐鲁番、昌吉和伊犁地区。据《中国回族社会经济》调查：“吐鲁番的回族经营菜园和小饭馆、且兼营商贩。他们大多数是清代起义失败后从陕甘宁去的，种的蔬菜比当地农民要多、要好。”

    第二次大规模“走西口”是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４年。解放初期，特别是６０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大量回族群众背井离乡“走西口”。据人口普查资料反映，静宁县１９５２年回族人口７０００多人，到１９６４年不足１０００人。这除了有回族人口较多的２个乡划归宁夏外，大部分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前往新疆。崆峒区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４年人口迁出远远大于迁入，净迁移人口为负２１６９人，年均负１４４人。其中１９６１和１９６２年分别为负３２７９人和负４８３８人。

    第三次是包产到户后的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５年。农民脱离了生产队的严格管理，新疆也不再遣返“盲流”。一些回族群众去新疆投亲靠友。以崆峒区为例，这一时期，年平均迁出１６４８人，其中１９８３年为４１８５人。

    大量的陇原人“走西口”，促进了新疆的开发建设。特别是以马良骏阿訇为代表的宗教上层人士入疆，促进了边疆民族团结。马良骏阿訇是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清末在平凉清真寺任教长，设帐讲学。１９１３年起，他受聘至哈密、乌鲁木齐、伊犁、吐鲁番等地清真寺任教长，主持新疆经堂教育近４０年，被各族穆斯林公推为全疆寺坊总教长。１９４０年被盛世才以“阴谋暴动”罪名入狱４年。后对新疆和平解放、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做过有益工作。著译有《大杂学》、《伊犁图考》、《考证回教历史》等。他自幼好学，博学多才，一生拥护和平，注重民族团结，是新疆宗教界的一位爱国知名人士。平凉籍新疆人的后裔，一部分成为新疆建设兵团的生力军。目前，在新疆设有“新疆甘肃企业联合会”商会，“甘肃在新疆人才发展联谊会”。在新疆的甘肃人还成立了情系陇原ＱＱ群。

    为何要“走西口”

    “走西口”，就是走平凉以西的地方，或兰州、或西宁、或新疆等一些大小城市。那么平凉人走西口干什么去？就是为了生计，到这些地方挣钱糊口和养活家人。都是穷困生活所迫的缘故。

    甘肃省著名关陇文化研究学者王知三先生，向记者讲述了当年“走西口”的各种形式，及静宁人和王知三先生的亲人在那个时候是如何踏上“走西口”这条大路的原委。

    平凉人“走西口”，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军旅“走西口”，明、清、国民时期，平凉人投军吃粮后，国家军队调防，或因战事，大批的军队进驻西部地方。他们中有的人解甲归田后，因为回家的路途遥远，他们便就地谋生，和当地女子结婚，生儿育女，就长期住了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部队中“走西口”的这种形式并没有结束，平凉人参军后，在西口从戎多年，转业后也就留在西宁、新疆，成了“西域”人了。这种 “走西口”的形式很普遍。例如静宁人李庆芬，他便是从戎国民党军队，后来就留在了西宁，成了西宁人。王知三告诉记者，他的一位姐姐的二公公，也是随国民党部队进了新疆，后来新疆解放，部队投诚，改编为农垦编制，他也随之成了农垦战士，一直工作在新疆，直到去世。

    二是个体“走西口”。由于家境贫困，或者家乡发生天灾人祸，或触犯国家法律，他们在原来的生活地无法生存下去，于是背井离乡，去西口逃荒、躲难、避罪。以这种形式“走西口”的平凉人也有相当的数量。特别是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由于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平凉人在当地无法生活下去，就举家逃到新疆去谋求生活，留一条活命。

    对于这种个体“走西口”的情况，王知三深有体会。王知三告诉记者，其亲堂哥哥王熊章（三伯父的儿子）在１９５９年，因为家乡遇到饥荒，只身一人走了“西口”，到了新疆，饱尝人间艰辛。后来，在农九师１６５团站住了脚，在第五连当了一名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后来他才把妻子和儿女带到了额敏县的达因苏连队，全家团聚。现在，王熊章全家在新疆的人口多至２０口人，他们生活的很幸福，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温暖的家庭。

    不仅如此，王知三自己也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走西口”历程。１９６９年９月，王知三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庭的政治背景，找不到工作，在村里很难生活下去，就打算去“西口”找哥哥王熊章，想谋求个生活的方式。记者在王知三文集《世事心语》一书中，看到其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４日的日记中写到，“我的故乡，我亲爱的母亲，当你们还熟睡的时候，您的儿子已踏上去边疆的遥遥路程。我愿在新疆受苦受累，愿在新疆安家落户，一辈子愿在边疆生活工作。”在去新疆的半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王知三又重新回到了故乡静宁。

    三是弃农经商“走西口”。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他们弃农经商，也“走西口”。据王知三在庄浪县通化乡新庄村的调查发现，这个村子里去了新疆的就有３０多户人家，他们都是整家搬迁。在７０年代初，新庄社有４户人家全部都搬到了新疆去落户。

    四是国家犯人“走西口”。明清、国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这几百年时间，国家一批批罪犯，被解压到新疆、青海等地去，进行劳动改造。平凉触犯国家法律的人，也有相当数量的罪犯，被押解新疆，到荒无人烟的沙漠腹地农场去接受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大多都就业在当地的农场，成为国家新型公民。以这种方式去西口的人在平凉占有一定数量。

    王知三的一位堂哥叫王维章，今年８５岁高龄，１９５７年因家中地主成分问题，判刑７年，解押到新疆农七师（兵团编制为１２３团３营３连），在奎屯接受劳动教养７年。刑满后，就在这个农场就业，成了一位新型公民，直到退休后才回到了静宁老家曹务乡张屲村下庄社。他现在身体很健康，８５岁高龄还下地帮助儿子干农活。

    历经千辛万苦的“走西口”

    对“走西口”有深刻体会的邸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外公就是走西口的。他小时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胜利一队外公家生活过一年。村里有一半是口里人，主要是大秦回族乡西九村易家、三树村周家、马家，安国乡颉河村兰家几族人。另外，周围几个村也有不少口里人，他们之间来往密切。由于邸先生是坐火车去的，老人们感叹：“你们把福享了，到口外就像上炕哩。我们是一步一步量上来的。到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据邸先生的外公讲，他们几个人是１９６０年走西口的。当时兰新铁路正在建设中。由于是偷着走西口的，没有介绍信，也不敢坐汽车。他们带上干粮、炒面、推一个独轮车，翻越六盘山、过华家岭到兰州。最难走的是河西走廊，“走罢凉州者走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公元１３７２年，因建在嘉峪关西麓的嘉峪山上而得名，它比“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早建九年。这里地势险要，南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北是连绵起伏的黑山。两山之间，只有３０华里，是河西走廊西部最狭窄的地方，被称作“河西第一隘口”。走在这里的古道上，看不到艳阳高照。进入视野的是漫天飞舞的黄沙，风沙呼呼地刮着，怪吓人的。特别是这里气候异常，“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刚才还是风平浪静，转眼间，风刮起漫天黄沙，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豆粒大的黄沙打在人脸上生疼生疼的。风沙刮得人眼睛也睁不开，人的脸上、身上、嘴里全都是沙子。出了玉门关，进入茫茫戈壁滩，容易迷路。他们晚上睡觉时用木棍标出行走方向。那时，最开心的是能碰到驼队，有骆驼的地方就有水源。邸先生的外公及同伴们历经艰险到了新疆，找老乡帮忙安了家。兰新铁路通车后，这才回来把家眷搬去的。

    “走西口”是那个年代一个人的一部心酸史，是他们终生难忘的一段痛苦经历，也是一段重要的社会流民历史。

与宗亲们的交流，让我逐渐清晰了寻根问祖的思路。在寻找始迁祖成明的迁出地时，年代、“成”字辈和岳字读音是优先选择的重要线索。找到了迁出地，其他事项就好办多了！

岳世鹤 发表于 2012-2-9 08:05
转自宗高宗亲岳飞后裔世系汇总：
岳霆次子岳玙天津、河北后裔
1岳飞－2霆－3玙－4（召见）－5迁－6相孙－ ...

世鹤宗亲好！请问河北安次“成”字辈（成业、成文），属什么年代的人？除安次有“成”字辈的外，其他地域你知道的还有那些？谢谢！

   河北安次“成”字辈（成业、成文），是康熙末雍正初期及1721年左右...
    其他区域还真没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