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英雄,英雄的母亲...我们向您鞠躬了

　　1979年中越战争双方伤亡的数字是不是真的如下帖所述，我们不太清楚，转来此帖，就当是一个参考吧。

　　中越战争的真实伤亡档案：解放军2.7万 越南10万
　　作者:中华军事007 (作者blog: )转自http://history.qihoo.com/frame/q7062540,15e5e5,s5194_34882.html
　　中国解放军1979年2月17日动用二十万人的兵力，在772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这就是中越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解放军的伤亡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越南媒体报道说是消灭解放军三万多人，中国的《解放军报》报道则说是伤亡四千人。关于越军的伤亡，越南方面一直没有说清楚，解放军初期则宣传歼敌七万。原济南军区作家李存葆（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解开了这个谜团，他查阅的资料显示，在中越战争之中，解放军伤亡2.7万，越南伤亡十万。  
　　李存葆1979年时曾作为战地记者，随部队开赴越南作战，亲眼见证了战争的真实情况，后来为创作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得以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特许，查阅了许多关于那场战争的许多秘密档案。  
　　李存葆介绍，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解放军伤亡的真实数字应当为2.7万人，其中阵亡将士为六千多人，负伤战士为2.1万多人。而且在六千多阵亡将士里，有五百多人并没有死在敌人的炮火下，而是死在了当时解放军自己的劣质武器手中。  
　　文化大革命时期，部队也受到冲击，兵工厂生产质量下降，武器低劣，结果在战场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李存葆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他就在尖刀连队采访，当时解放军的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就爆炸的事情非常多。许多战士都因此牺牲了。在受伤战士中，因自身武器质量问题而负伤的战士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在救护伤员方面，解放军与以往有不小的改进，随着战斗的进程，大批直升飞机24小时连续工作，将伤员陆续运回国内救治，从而降低了死亡率。  
　　在战斗进程里，初期的死亡率相当高，个别连队伤亡甚至到达了百分之九十。一般作为尖刀连的部队，最后一个连回国的一般只有十几个人，一个班剩下不到一两个人，这方面固然有越南防御坚固的原因，但也确实是因为解放军战士没有参战经验所致。  
　　关于越军的伤亡，越南方面一直没有说清楚。解放军初期所宣传的歼敌七万也有夸大的嫌疑。但越南的含糊其词也正表明了其伤亡之惨重。对于这个问题，李存葆查阅了1983年时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档案，档案中说歼灭敌人近六万人，其中击毙敌人4.2万多人，击伤一万多人，俘虏两千多人。这个数字主要是解放军与越南正规军的交战结果，包括成建制消灭越南第6师和第13师以及第25师，成建制消灭包括其“英雄团”再内的十三个团。以及重创其316a师等多支部队，其地方民兵和警察与解放军的交战记录还没算在内。越南被俘伤兵不治而死的数据也没算在内。单从战果统计看，这个数字比较准确。此外，据1979年越南劳动报公布的平民损失的数据，越南在此次战争中损失平民为五万人，因此可以推算，越南在79年战争中的伤亡，绝对在十万以上。  
　　从这些档案可以看出，在此次战争中，解放军伤亡2.7万，越南伤亡十万。

　　　　　　　　　　李光耀：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情
　　　　转自http://bookmark.people.com.cn/toviewbookmark.do?id=47986&agmode=1
　　一次难忘的会面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 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
　　我在1976年到北京访问时，他没法跟我会面，当时他遭受排挤，得“靠边站”。他先是被四人帮所挫败，但最终反而是他们被打倒。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字面上是“乌龟蛋”的意思，他的通译员译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他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他说完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我问他可要我立时发表意见，或者先休会到第二天再继续，以便他有时间更衣用晚餐，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思考他的话。他表示别让饭菜凉了。
　　邓小平检阅三军
　　晚宴上他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邓小平邀请我再到中国访问。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
　　联手孤立“北极熊”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较低程度上在印尼，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它同海外华人因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恿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细安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补充说，范文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邓小平却拒绝这么做。范文同也答应不支持颠覆活动，邓小平没有做出承诺。马来西亚人一定对邓小平存有怀疑。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致使我的亚细安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不过补充说他自己绝不会仿效范文同。邓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歼灭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为共产党人，他不可能这么做。他说，范文同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因为范文同属于“另类共产党员”，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邓小平：中国人说一句是一句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至于共产党那方面，通译员说，邓小平没什么要补充的。其实邓小平用华语说的是，他已经“没兴趣再重复了”。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晚餐时，我请他尽管抽烟，他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设法少抽。整个晚上他没抽烟，也不用痰盂。他看过报道，知道我对香烟敏感。
　　他离开以前，我再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谈了整20分钟。他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贺。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在岛国仍是个殖民地时，他跟它有过一面之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路经这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渴望到美国去。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进一步改变。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

　　一九七九年的今天是中国与越南交火的日子，曾在那个战场作战过的军人不会忘记。

我三哥（堂兄）也参加了这场战争。这里面还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回忆：那场战争结束后（从越南撤军），所有参加战争的人员，不管是牺牲，受伤，或平安的都有消息，可是我三哥却音信全无，那一段时间我父亲和母亲经常唉声叹气，隔上三五天就骑自行车到平顶山一趟，六七十公里呢，这种状况持续一个多月，后来三哥终于来信了，原来，他所在的连队攻打凉山的时候，前进的比较远，没有及时接到撤军的命令，被阻隔在越南一侧了，躲在树林里二十多天，才找一个机会过了边境线，他自己立了三等功。

　　　　　　　　　　1979年中越开战在即 邓小平为何赴美？
　　　　大众文摘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2/0227_2664_414840.shtml
　　1979年1月29日上午10时，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在简短的致词中，卡特热情地借这个机会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却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宁”。
　　大战在即中美握手
　　2月1日，中美联合公报在华盛顿发表。公报中说，两国“重申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当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万斯。要求对公报中的“霸权”一词作出解释，万斯的外交辞令试图使这位苏联外交官放心，美中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苏联。苏联人当然不能放心。1月27日，即邓小平访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大批的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就变得更具有危险性。在一月份中旬，国际舆论大量报道了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的集结和调动，并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猜测。
　　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党邻国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答：“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1月30日上午，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几天之后到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邓小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吸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每一方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按惯性甚至加速度运行着。
　　突如其来的二月十七日
　　众说纷纭中，《马来亚通报》以《中国会惩罚越南吗？》为社论标题，写道：“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前日完成美国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后，中越边境局势显得更加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自越南驱逐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与中国军民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后，中国显然不能不有所行动了。”这篇社论甚至精确地展望：“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像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侵占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大快各国人心，也可压一压越南这个东方小霸的气焰。”
　　对越南来说，至关紧要的是判明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日期。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二十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越南北部边防的一线部队接到这样的战争警报。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不料这是一场虚惊。接着又警告：1月5日，又是一夜徒劳的严阵以待。接着是1月15日，越军逢五就草木皆兵。然而，越军并没有因此放松戒备，而他们日甚一日地构筑防御工事。
　　从动向上分析，进入1月中旬，邓小平在公开场合绝少露面，为此越军无比紧张地盯着即将来临的春节。不仅因为春节对两国惯常生活的分量，更在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作用。
　　1月28日，旧历春节，越军的警报又一次落空。战争爆发日，在帷幕揭开之前，对全世界都是个谜。据一直在追踪中越边境军事形势的美国政府人士说，看来，中国已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现实可能性。他说，中国是否开始大规模进攻，主要看今后一周的动向而定。美国政府判断，集结的中国军队大约在10日前做好战斗部署。中国军队将选择两条路径进攻：1、从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这条路；2、在此西北约一百公里，与越南高平连接的公路。
　　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已经无保留地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而同日我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最强烈地抗议越侵犯中国领土，制造新的流血事件。2月17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谴责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
　　联合国大楼，纽约。2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破例于中午赶回联合国总部。下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分别约见瓦尔德海姆和安理会本月主席阿卜杜拉?比沙拉，面交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的声明。
　　越南吃了亏就大喊大叫
　　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紧急约见瓦尔德海姆时，新华社的声明电文还在翻译中。下午5时45分，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提交了越外长阮维桢致瓦尔德海姆的信件。信称：“秘书长先生，我荣幸地向您通告：1979年2月17日，好几个中国步兵师、坦克师、炮兵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对越中边境整个全线发起了大举进攻。他们已占领了一些越南边界哨所和许多村庄，这些村庄在高平省的长定、禄平、河广县、黄连山省的孟姜、巴沙县，莱州省的风士县，以及广宁省的平辽县。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军队袭击了老街省府，并占领了东登和孟姜这两个人口聚集的城市。”其后是例行的对中国谴责和要求秘书长如何如何。
　　世界上战乱频繁，处理这类事件，瓦尔德海姆深谙程序，但像越南这样两面出击，得了便宜卖乖，吃了亏就大喊大叫的架式，着实让秘书长先生伤脑筋。
　　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件事，惟独越南人民还被蒙在鼓里。人民不知道他们的政府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搞得多么糟，尤其把同中国的关系搞得多么不可收拾。消息暂时被封锁，军队指挥系统掌握不到前线情况，电台电话里许多部队联系不上。报告说中国动用了空军，假军情一直捅到联合国。当局既要搞清战况，又要考虑如何向人民交代。把责任推给中国方面并不难，就是大国欺负小国，关键是如何把这个逻辑同越南打柬埔寨再协调起来，并进而让人民相信在世界上的孤立是光荣的。直到深夜11时多，广播电台才匆忙播发首次报道，虽然绝大多数越南公民是在第二天早上看《人民报》知道的，但当局总算在第一天最后几分钟公布了战争消息。
　　（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