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藩篱岳钟琪

      上至督抚提镇，下至校尉兵弁，有许多都是曾与老提督岳升龙一起，或在平定“三藩之乱”，或在荡平准噶尔时浴血并肩的同僚或故旧部下，一些人对岳钟琪比较熟悉，还有一些人对他随父从征的事迹早有耳闻，只是未曾谋面。现在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自然不把岳钟琪当新人看，而且领导层还颇多关照。正因如此，岳钟琪在这里没有感到陌生，还结识了曾跟随岳升龙护卫康熙御驾亲征的左营游击纪成斌以及右营游击陈尊王、左营守备吕尚儒等许多新面孔，一些人从此还和他成了荣辱相连、沉浮与共的生死之交了。
      二、黄胜关兵噪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四月，也就是岳钟琪担任松潘镇中营游击一年后，父亲的另一个好友康泰接了马际伯的班，出任四川提督。康泰是甘肃张掖人，精于骑射，英勇善战。曾随“河西四将”之一的孙思克征讨噶尔丹，战功卓著，深受到康熙帝青睐，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康泰与岳氏家族私交颇深，他曾将跟随岳镇邦、岳升龙征战多年的两个长随家人之子弟马本固、吴之正分别补授为叙马营千总和峨边营千总，岳氏家族及其家人对康泰非常感激。但康泰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在部队中作风强硬，略带一些军阀习性，有点“挟皇宠以自重”的味道，为周围属吏和兵弁所诟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八月的“黄胜关柏木桥兵噪”就证明了这一点。
        话得扯远一点，要从西藏历史上的三个六世达赖喇嘛说起。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巴桑结嘉措选定藏南门隅(今门巴族)宇松的仓央嘉措为转世的六世达赖，并拜五世班禅洛桑益西为师，剃发受戒，送往布达拉宫坐床。但后来，桑结嘉措被拉藏汗所杀，随后，拉藏汗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另立益西加措为六世达赖喇嘛，而将才华横溢的仓央嘉措作为假达赖“持献京师”。没想到，这位留下“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等许多优美情诗的活佛在行至青海时走完了他仅仅二十四年的人生道路，“病故”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康熙从西藏稳定大局出发，册封了由拉藏汗选立的益西加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并颁赐了金册、金印，但益西加措不被西藏多数僧侣以及青海蒙古各部所承认，也被指为假达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青海贝勒戴青等奏称：“里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而这位胡必尔汗在青海和藏地被认为是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应该为七世达赖。而此时，策旺阿喇布坦灵敏地嗅到了其中的玄机，想通过迎请达赖去准噶尔弘法达到驾驭青藏的目的。但康熙也睿智地洞悉策旺阿喇布坦欲借达赖大做文章的良苦用心。不管真假，如果达赖被策旺阿喇布坦接走，他将会借此直接号令青藏蒙地区，后果不堪设想。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为了阻止青海诸台吉迫于无奈将他们认定的六世达赖噶桑嘉措送往准噶尔，并借此监视青海诸台吉的动向，川甘边界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同时，清政府又派护军统领晏布率一千西安满洲兵前往西宁，并令西宁总兵官王以谦、四川提督康泰、松潘总兵官程正李预备兵马到各自指定地点驻扎，随时待命。康泰统率自全川调集的五千兵马驻扎在松潘镇西北七十里外，漳腊营所属的黄胜关柏木桥。摄于清政府的强大压力，青海诸台吉只好将噶桑嘉措送往宗喀巴寺(塔尔寺)安住。为了防备准噶尔策旺阿喇布坦入侵西藏，康熙令驻扎在西宁的晏布、侍卫阿齐图、护军参领钦第移往青海与新疆交界处的噶斯口防守。
       局势看起来暂时平静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闰三月，康熙皇帝谕议政大臣，“四川松潘等处预备兵丁著彻回”。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八月初二开始，驻扎在黄胜关柏木桥的各镇协兵马陆续撤退回营，只有提督康泰的一千二百名亲标兵马仍旧原地驻扎。八月初九夜半二更天，兵营内突然枪炮声大作，全营兵勇“弓上弦刀出鞘，将提督子营布墙斫开”，在一个叫皮登云的士兵带领下，兵勇一拥而上冲进中营守备汪文藻的大帐，汪守备手下两名家丁被砍伤，其余人等保护守备及提督狼狈而窜，借着夜色掩护躲进山里，算是逃过了一劫。等到四更天大家悄悄溜下山一看，只剩下空荡荡一座营盘，“马步兵丁尽数离营”，“提督前只余仆从，并无一兵”，康泰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了。
        从黄胜关到松潘镇一路塘汛密布，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松潘镇。八月初十天还没亮，新任松潘镇总兵官路振扬闻信后，即刻作出应急部署：“单骑疾驰前赴安抚”。当行至虹桥关时，“见提标兵蚁拥而来”。还没等路总兵发话，兵勇已将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环匝呼号”，声称他们“出兵(时)预借马兵六两、步兵三两饷银，每兵只实得二钱”，提督不察下情，任由提标中营守备汪文藻等人克扣军饷，并将巡抚发给大家的赏银据为己有，现在其他镇协的兵全都回去了，而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还要守多久，大家现在确实“饥饿难忍，只得散了”。看来是官逼兵反了。
       任路总兵怎么劝说，士兵就是不肯回大营。路振扬见群情难压，好言抚慰，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感化，士兵们这才随他到了松潘镇，全部被安排到城内居民家中吃住休息，到夜半时分困乏睡去才渐趋宁定。这时康泰也遣提标游击吕尚儒、朱国佐以及守备汪文藻等人送来盘费银两，然后准备由他们集合所有兵丁带回成都。
        十一日清晨，众兵又齐聚城外校场，路振扬随即率领岳钟琪等数十位松潘镇文武官员出城安抚，将康泰差人送来的银两按照马兵一两五钱，步兵一两的标准尽数发放，但兵勇们认为路险难行盘费太少，依然群情澎湃。经过紧急会商，路振扬不得已额外动用巡抚年羹尧寄储在松潘专门预备大兵出征口外时购买羊只的库银一千两，将盘资上调一倍，马兵三两，步兵二两，众兵这才平静下来。但他们还是坚持不愿回成都，除非总兵官担保他们不被追责。为了尽快平息事态，路振扬只好满口答应下来。同时，又从大兵出口军粮内借支稻米五十石散作裹带，供兵勇一路上充饥之用。杀牛宰羊安抚两日后，于十三日一大早，由提标营军官重整队伍撤回成都。
        八月十六日，正在组织乡试的巡抚年羹尧接报大惊，一面对返回成都的士兵“给银米抚慰”“曲加安戢”，并交提标中军参将杨尽信妥善管束，一面紧急向康熙皇帝及总督鄂海上报情况。年羹尧对康泰的一些做法向来看不惯，他在奏折中狠狠地揭发了康泰。他说，巡抚衙门赏给差往松潘兵丁的银两米石以及牛羊茶叶等，康泰等人领去后私下克扣，没有全部发给兵丁，而且康泰专信汪文藻胡作非为，视而不见，平素既对部队不加训练，也不知抚恤以致发生兵噪之事。
       这起事件与一年前发生在浙江崇明岛的兵哗事件相比规模可大多了，无异于清廷的一场政治地震。

（10）

       所幸没有对朝廷的军事部署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它所激起的波澜久久难以平息，以致多年后仍然是朝堂内外引以为鉴和军政大员举一反三的典型案例。事件发生后，康熙并没有雷霆震怒，而是将此事交由议政大臣马齐等议处，并命路振扬署理提督，“着康泰驰驿来京”。
      面对四下要求对康泰“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的声音，康熙严厉训斥了康泰，但他的确爱惜这样一员难得的猛将，最终决定将此事“暂存贮”，责令康泰“自备鞍马前赴色楞军前效力”。如果能够实心效力，可将功抵过；如果不能尽心戮力，将加等治罪。并命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法喇前往四川协助年羹尧处理善后事宜。
      法喇抵川后，谨遵御旨将汪文藻及为首兵丁皮登云等五人就地正法，其余众兵情节较重的，解送陕西安插；情节较轻的，“俱照旧留营，给饷效力行走”。黄胜关兵噪事件就此落下帷幕。
      后来，康泰反躬自省，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挽救了自己险些不保的晚节。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九月，康泰配合西安将军额伦特及侍卫色楞入藏驱逐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其所部两千人马自打箭炉入藏，被黑帽喇嘛诱至藏北那曲喀喇乌苏河河谷，战斗中，他一马当先，杀入准噶尔阵营，敌人的箭密密麻麻射满了他的双臂，他叱令其子康世显拔掉箭镞，“裹臂复战”，壮烈战死沙场。他用最后一滴鲜血仰报了康熙帝的宽处和知遇之恩，也为黄胜关兵噪事件画上了血淋淋的句号。
      此事件给大清的边关将领，尤其是镇守四川的各级军官近距离地上了一堂鲜活的教育课，这个教训足以让人们终生难忘。岳钟琪也是事件的见证人，深受震动，这件事对他后来体恤士卒、严谨治军作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永宁协副将
      黄胜关兵噪发生在四川，发生在松潘镇辖区。一时间，松潘镇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也进入了康熙皇帝的视野，引起了他的关注。
      康熙深知四川提督一职与其他各省的提督还有所区别，它的人选对西南边疆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不是普通人可以随便胜任的。思考再三，康熙认为康泰的提督一职不能免，因为在充满战争悬念的青藏边界，四川提督人选首先必须是谙熟战略战术的将才。自康泰而上五任四川提督中有四人都是甘肃人，并且都是康熙亲选钦定的，个个都是纵横疆场、身经百战的老将。见景生情，这不禁让年过花甲的康熙想起了那些曾追随自己忠心耿耿征战驰骋的老将来，他想起了唐希顺、马际伯、岳升龙等很多人。选人用人是对领导者领导水平和管理艺术的深度考验，而选任封疆，则更是难上加难。
       黄胜关事件后，康熙觉得培养提督后备人才突然之间显得格外紧要。经过反复斟酌，他决定从将门选将，岳钟琪成了重点人选之一。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十二岁的岳钟琪在经历了七年边关历练后，已经完全成熟。在康熙皇帝的亲自关心下，经兵部题补，给岳钟琪授予直隶固关参将衔，不久便迁任四川永宁协副将，由三品升至二品，跻身封疆大员的行列。
      康熙时期，永宁协驻叙永厅(今四川叙永县)，由于毗邻滇黔，过去由永宁宣抚司进行管辖。早在顺治四年(1647年)，叙永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归四川叙永同知管辖，东城则归贵州威宁府管辖。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原政权遥控西南的屏障之一，战略位置不言而喻。著名爱国将领蔡锷将军讨袁护国途经叙永时的叹咏足可为证：
      作西蜀千年屏障，
      会当秋登绝顶，
      看滇池月小，
      黔岭云低。
     到雍正五年(1727年)，叙永东西两城合并为永宁县，隶属叙州府，后再设同知，隶永宁道，这属于文官的行政管理，而武官的治辖与文官有所不同。历代在边陲之地，都是文武兼配，以武为主。据民国时期《叙永县志》记载，顺治十六年(1658年)在叙永厅设总镇一员，中左右三营游击三员，守备三员，每营千总把总四员，马步战守兵三千名。康熙三年(1664年)改镇为协，设兵两千七百名，裁去中营游击等官八员。另据雍正朝《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永宁协原设总兵官一员，康熙八年(1671年)改为重庆总兵官，永宁另设副将一员，驻扎永宁卫西城，标下左右二营，左营兼中军，有都司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千总二员，外委把总四员，兵五百人。右营驻扎泸州，有都司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千总二员，外委把总四员，兵五百人。永宁协兼辖叙马、建武、大坝、赤水和龙场五营，属于四川提督直辖。
      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其实，协就和现在的营、团、旅、师等一样，是当时的一个军事建制而已。虽然都称为协，但清初的协和清末的协还不太一样。清初的协，其兵力比现在的一个团多，但比一个旅少。到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而后，清军的协已相当于现代的一个旅了，所谓“三营为标，两标一协”。副将是明清时期的武官名，清朝的副将地位次于总兵官，相当于副总兵官，为从二品衔，已算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了。其职责是统理一协之军务，因此又称协镇或协台。岳钟琪升任永宁协副将，听起来是副将，而实际上他是永宁协的最高军事长官。
      康熙提拔岳钟琪为副将赴永宁协担任地方驻军的统帅，应该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准噶尔公然入侵西藏，显然已成了大清西南边陲最大的隐患，很难保证它不会进兵川滇黔等省。面对骤然紧张的局势，加强边防必然成了当务之急。二是岳钟琪有其父岳升龙十多年抚定边患的背景，而岳钟琪也有随父征剿的阅历，“深谙番情”“畅晓军机”的评价早已上达天听。正值朝廷用人之际，身披家庭、经历、能力等数重光环的岳钟琪成了最佳人选。事实证明，康熙的选择是准确的，他的确为大清选择了一位杰出的帅才。

第六章 驱准安藏

  
      康熙末雍正初，大清朝西部疆域一直被战火阴霾所笼罩，严重影响着边疆的稳定，也困扰着数千里外的紫禁城主人千秋万代的雄梦。而正是这样的时势，为许多满腹韬略、蓄志报国的文武之才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和舞台，从而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爱国史诗话剧。
       西藏，唐宋时称为吐蕃或乌斯国，元朝曾称为西蕃，明朝称为乌思藏，清朝称图伯特或唐古特，有时也称卫藏、西藏。自李唐以来，中原与西藏的联系日益密切，元朝统一西藏地区后，设立了吐蕃宣慰司，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管理逐步加强。清朝入关伊始，顺治帝即派人入藏向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致以问候，还与他们互通信使。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又遣使敦请五世达赖进京。第二年年底，达赖喇嘛经青海、蒙古抵京，沿途受到了清朝官员的隆重接待。顺治帝在南苑以田猎的形式，不拘一格地迎迓会见了达赖喇嘛，赏赐其大量金银珠宝，而且为他斥资白银九万两修建了黄寺，特许他乘金顶黄轿进京，并正式册封了达赖喇嘛，从此成为定制。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以后，达赖喇嘛每年遣使进贡，清朝也报以丰厚的赏赐，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关系已经实际形成。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发动侵藏战争，使清朝权威在西藏受到了无法容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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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准噶尔染指西藏
      策旺阿喇布坦为了实现方便插手西藏的目的，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他通过联姻的方式拉近与西藏的关系，先是娶拉藏汗的姐姐为妻，名正言顺地成了拉藏汗的姐夫，后来还觉得力度不够，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他将自己的女儿博洛托克嫁给拉藏汗的长子噶尔丹丹衷，并“邀请”噶尔丹丹衷留住伊犁达三年之久，实际是将噶尔丹丹衷作为人质扣留在准噶尔，但在世人眼里则制造了“准藏一家亲”的美满表象。同时，他还在西藏重新恢复了噶尔丹时所创建的三个喇藏，并献给伊克呼拉尔集赛、杜尔巴集赛、赉吗里木集赛三个鄂托克，俗称三集赛，以供养三个喇藏的五千余名喇嘛。三集赛的上层喇嘛们，经常参与重大政治决策，对策旺阿喇布坦的影响非常大。在他们的作用下，策旺阿喇布坦与第巴桑结嘉措以及拉萨三大寺的喇嘛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为了帮助噶桑嘉措坐床，拉萨三大寺上层喇嘛通过三集赛喇嘛向策旺阿喇布坦发出了出兵西藏的求援信。策旺阿喇布坦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接受了西藏喇嘛们的“求援”，作出了出兵西藏的决定。
      为了试探清军的设防情况，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初，策旺阿喇布坦派遣大策凌敦多卜率领两千精兵抵达哈密北境，连夺五集，威胁到哈密的安危。此时，驻守哈密的只有扎萨克达尔汉白克额敏与游击潘之善以及笔帖式常保住等率领的二百绿旗兵。甘肃提督师懿德接到报警后，一面命令肃州总兵官路振声就近驰援哈密，一面亲往甘州厂调集厂马随后前往救援。
       康熙接到师懿德的疏报后，由于对准噶尔军力多寡没有准确的情报，朝廷上下神经高度紧张。噶尔丹倾巢来袭的情景一直萦绕在康熙帝的脑海里，他深知准噶尔蒙古人不好对付，所以一再提醒文武大臣：“若彼倾国而来，势有万余，我一总兵之力微有不足，不可不预为周备也。”于是，火速调派三千西安满洲兵、川陕总督鄂海标下二千营兵“星急前去救应”。同时，康熙皇帝下令调遣八旗察哈尔、尼鲁特、巴尔虎之兵千名，由总管铿特、傅尔丹、常济保和阿礼浑管领速往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布防，加强了哈密、巴里坤、布隆吉尔(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察罕乌苏(在今青海省都兰县境中东部，察罕乌苏河畔)及噶斯口(青海省海西州芒崖一带)一带的防御，封锁了新疆南路通往青海以及内地的所有要隘。
      三月二十五日，大策凌敦多卜率兵抵达哈密城下。哈密城内的驻军面对十倍的敌人毫不畏惧，在潘之善与常保住等人的率领下，于三月二十六日会同白克额敏一起奋起反击，一举击溃了大策凌敦多卜的部队。与此同时，清军各路援军陆续抵达，策旺阿喇布坦不得不放弃由哈密、吐鲁番入侵青海的计划。
      哈密失利并没有阻止策旺阿喇布坦的野心，他又制定了绕过塔里木大沙漠，经叶尔羌、阿里克，翻越昆仑山入藏的新计划。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下半年，策旺阿喇布坦开始秘密着手进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了麻痹清王朝的防御神经，使自己的军事行动不至于再次引起清朝的猜疑，他们对外宣称要出征哈萨克。策旺阿喇布坦下令各鄂托克挑选出征人员，治办器械，准备行粮，又从阿尔泰的汗哈敦、托济等处调来了数千名乌梁海士兵，作为入藏的主力军。大策凌敦多卜以足智多谋、英勇善战闻名准噶尔，而且他童年时曾赴西藏当过喇嘛，在扎什伦布寺拜班禅大师学经，不仅对西藏的情况很熟悉，而且与拉萨三大寺关系密切，他被再次任命为远征军的统帅。同时，策旺阿喇布坦又任命都噶尔为军师，并令三都克、三济、托布齐、吹穆品尔、郭莽喇嘛(大策凌敦多卜之弟)等大宰桑们一起领兵从征。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初，大策凌敦多卜率领六千多人组成的远征军自伊犁出发，向伊赛克湖方向西进，做出攻打哈萨克的假象。当部队绕过汗腾格里山后，大策凌敦多卜调转兵锋，由乌什(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沿塔里木大沙漠西边改道南进。十一月，经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抵阿里克休整。此时，大策凌敦多卜公开打出“送噶尔丹丹衷夫妇归藏，并助拉藏汗与卜鲁克巴(今不丹，时为西藏属籓)人作战”的旗号。严冬的来临阻滞了准噶尔军队前进的脚步，大策凌敦多卜再次改变进军路线，命令部队向和田挺进，准备开春后翻越昆仑山。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年初，经过一段时期休整的准噶尔军队给养充足。他们沿玉龙喀什河南进，“涉险冒瘴，昼伏夜行”，越过了荒无人烟的昆仑山、冈里木孙冰山，沿着僧格喀巴布山(阿隆冈日山)向东推进。为了配合大部队的军事行动，策旺阿喇布坦还派出三百人的小股部队直奔青海“谋袭塔尔寺”，意欲劫走格桑嘉措号令蒙藏。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七月初，准噶尔大军越过乌巴什山脉西部的克里野拉大山。经纳克产(今西藏奇林错东南，加林错东北)隘口，驻扎在申扎(今西藏申扎县)一带。消息传到拉萨后，拉藏汗令次子苏尔扎带领一队人马去迎接大儿子噶尔丹丹衷。当苏尔扎赶到达木(今当雄)时，准噶尔军已绕道净科尔庭山，经腾格里湖(今纳木错湖)先一步抵达离拉萨近在咫尺的达木草原。准噶尔的大队人马出其不意袭击了苏尔扎的队伍，此时策旺阿喇布坦入藏的本来面目算是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苏尔扎逃回拉萨，将情况报告给父亲拉藏汗。拉藏汗这才紧急会见侍郎赫寿商量对策，并派胡喇奇火速前往西宁，将准噶尔入藏的消息由侍读学士查礼浑安排急报康熙皇帝。同时，命颇罗鼐动员和召集藏地民兵，准备抗击准噶尔军队。
     虽然准噶尔大军“自远路冲雪而来，士卒冻馁，马驼倒毙，沿途食人犬，俱徒步而行”，加之水土不服，普遍患了水肿病，而且在进犯阿里时，遭到了藏军的顽强抵抗，被击毙二百余人，但准噶尔军队的确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再加上拉藏汗一直忙于用兵青海，对身为姐夫和儿女亲家双重身份的策旺阿喇布坦始终抱着和平的幻想，以至于坐失战机。蒙藏联军在颇罗鼐和崩塘巴台吉的率领下，经过两个月的奋力抵抗后达木还是失陷了，拉藏汗与次子苏尔扎被迫撤回拉萨。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二月，当拉藏汗万里之遥的求援信到达康熙御案时，大策凌敦多卜已率军攻破拉萨，杀死了拉藏汗，废除了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加措，并将其囚禁于药王山扎克布里庙，又将班禅囚禁于扎什伦布寺。紧接着任命拉藏汗的侍从、“和硕特叛徒”大咱克(达孜巴·拉加饶旦)为藏王，扶持起了一个傀儡政权，全盘接管了西藏。策旺阿喇布坦的脚步似乎没有停止的意思，不断派兵骚扰青海及巴塘、里塘一带，对青海、云南、四川等地构成了现实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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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接到藏使胡喇奇的报告后不久，康熙帝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西藏“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当月初十，即令青海诸王及台吉等派兵六千即日起程驰援西藏，但青海诸王及台吉多数持观望态度，军队开进速度非常迟缓。三月，康熙特命西安将军、湖广总督额伦特与都统色楞统率满汉官兵六千人分道入藏进剿。六月，策旺阿喇布坦故伎重演，大玩两面派手法，一面上书康熙假意悔过，表示要从西藏撤军，一面暗中加强部署应对清军的进攻。
     由于策旺阿喇布坦的迷惑，康熙不顾众臣力谏，下令暂停进兵。加之，额伦特与色楞平日关系不和，战术配合不当，又轻视敌人，当清军行至那曲（今西藏那曲县）喀喇乌苏河时，进入准噶尔军的包围圈，两军相持激战月余，清军全部阵亡，清军首次出兵西藏就这样以全军覆没而告终。康熙闻讯天威震怒，果断作出继续进兵西藏的决定。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康熙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全权负责进藏事宜，并特许允禵使用正黄旗王纛，足见其出兵平叛的决心。随后，他将四川从川陕总督辖制范围划出，另设四川总督一职，提升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专门负责南路清军进藏后勤保障等事务。又命令护军都统吴世巴率第一路于十一月十五日出发，前往庄浪驻扎；副都统赫石亨率第二路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出发，前往甘州驻扎。十二月十二日，康熙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颁印及出征仪式，抚远大将军允禵领命率第三路起程兵发西宁。


     二、平定里塘、巴塘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二月，抚远大将军允禵抵达西宁坐镇指挥，清军号称三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决战准噶尔：一路由靖逆将军富宁安驻守巴里坤、阿尔泰等地，相机袭击策旺阿喇布坦所辖地区，以牵制其驰援入藏军队。一路由大将军允禵属将征西将军噶尔弼统领，永宁协副将岳钟琪为先锋，率云南、四川满汉官兵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入藏。第三路由平逆将军延信(康熙侄儿)率兵从西宁出发，护送六世达赖格桑嘉措入藏坐床。
      打箭炉藏语名叫“打折渚”，位于川西贡嘎山北端跑马山麓，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高原古城。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率大军南征孟获途经雅安，曾派将军郭达在此铸箭。据说郭达每天造箭数千支，当地百姓深感惊奇，视为神人，遂将此地唤作“打箭炉”。虽然它的名字火药味十足，而且似乎从一开始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当你今天真正走近这座美丽的“水城”，徜徉于清泉密布的街衢，仰望白云浅飞的蓝天，耳畔回荡着“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吆……”这首妇孺皆知的爱情旋律时，相信你绝不会把它和血火相连的。但在三百多年前，它的名字的确和战争一样醒目。
     由打箭炉入藏，首要解决的是打通前往西藏的道路，同时必须建立稳固的后方和畅通的给养通道。“历来办藏者，皆以川为根本”，而巴塘由于地处川、滇、藏三省交界，既是康区（也叫巴尔喀木或喀木，指打箭炉以西至西藏边界一带）南部重镇，也是出入川藏的咽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元朝以来一直由当地土司统治，明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入据康区，派第巴驻里塘、巴塘征收赋税，进行管理。吴三桂叛乱时，扎什巴图鲁亲王趁清军征滇无暇顾及之际，占领里塘和巴塘。后来，因畏惧清朝政府清查，遂“布施与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曾一度派人在此征收“鞍租”。
      康区一带以藏民为主，因为和西藏同宗同源，同一个信仰，曾是五世达赖的供养地，又是六世达赖格桑嘉措的诞育地，自然与西藏的关系非常密切。准噶尔军占据西藏后，大策凌敦多卜四面出击，指使一些亲准派藏民和喇嘛在青海、康区等地搞大串联，企图在西藏以外的藏区建立抗清联盟，阻止清军入藏。在其煽动宣传和高压统治之下，西藏内外许多不明就里的藏民在一小撮人的蛊惑带领下，一呼百应，对入藏清军存有严重抵触情绪。大策凌敦多卜不仅派人与里塘营宫喇嘛以及青海台吉察罕丹津派驻里塘的宰桑“暗通密信”，而且还派遣了一支五百人的部队在距里塘不远的察木多（今昌都）一带游弋。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清军满洲兵自恃天朝嫡系，居功自傲，跋扈嚣张，在青藏边关驻地与当地藏民屡屡发生摩擦，制造对立，导致事态逐步升级。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为了探明道路，“预贮仓库钱粮”，为大军进藏做好准备，由正白旗护军统领温普率领五百名荆州满洲兵从打箭炉先期入藏，“沿途招谕里塘绥定人心”。但是，由于温普“忠厚有余，端方不足”，对其属下的侍卫、章京等将官无法驾驭，时常发生“满洲兵强取柴草，搜夺财物”的现象，不但没有抚定人心，反而激起了巴塘、里塘一带番民的强烈不满，人心起伏，暗潮涌动。
      事件引起四川总督年羹尧的高度重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二月，经与都统法喇商议，一边派干员前往里塘处理此事，一边驰奏康熙要求调换温普。康熙闻奏，将温普调回京城，另派征西将军、镶红旗护军统领噶尔弼驰驿赴川，与年羹尧一同办理军务。在对待藏区、藏民问题上，康熙向来主张恩威兼施、剿抚并用。为了抚定人心，朝廷一面派员外郎巴特麻等到巴塘、里塘“宣布圣主威德”。一面派前锋参领伍林帕率打箭炉满洲兵一百名，化林协副将赵弘基率领绿旗马兵一百名和鸟枪兵三百名一同移驻里塘。同时，还传谕住在塔尔寺的六世达赖之父转谕里塘营官、喇嘛及居民人等晓以大义。即便如此，里塘堪布达哇拉木渣木巴与第巴色布腾阿住等人还是相互串通，阴谋生变。
      战事在即，前线地区的稳定对战局的走向往往发挥着潜在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五月，镶白旗蒙古都统法喇一面知会西宁、云南领兵大臣，一面派永宁协副将岳钟琪率领一千名绿旗提标兵及五百名化林、永宁兵，会同成都协领所率五百名满洲兵渡雅砻江先期兵进巴塘，自己亲领五百满洲兵随后进驻打箭炉。
      岳钟琪一到里塘营官坝即与侍卫那沁统领的驻军会合，他们坚决贯彻康熙大造进兵声势的意图，开展宣传攻势，力图争取人心，但当地番民在一些头人的威胁、压制和蛊惑下，对清军的宣传将信将疑，形势依然没有好转。岳钟琪决定派人请达哇拉木渣木巴、色布腾阿住等头人前来面谈，要他们差遣各自所署番兵随军进藏。但几次派去的人都吃了闭门羹，这些头人根本不理会，更有甚者，达哇拉木渣木巴竟然背地里与两名藏族营官密谋，在清军军营以苦肉计，将他俩“劫持”，进而企图控制清军，逼其就范。岳钟琪得到消息后与众将领商议，决定将计就计，擒拿达哇拉木渣木巴等人。
      经过一番周密安排，达哇拉木渣木巴等人以及两名营官被诱至大营。但达哇拉木渣木巴等人为防不测，也做了应对准备，他们令手下人带领各自寨口的番兵尾随而来，清军大营外一时聚集了三千左右气焰汹汹的番兵。岳钟琪召集众将领一起稳坐中军大帐，先向这些蛮横的头人宣说了大军进藏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达赖，拯救黄教，驱逐准噶尔，随后提了两个问题：第一，能不能报上你们的“人口数目”，也就是献出户籍归顺朝廷，接受政府的统一管理。第二，你们未经允许，擅自带领番兵前来大营，是不是窥探我军底细的？结果，第一个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否”，第二个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是”。回答的倒也很是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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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钟琪一挥手，庄浪土司鲁华龄率副将亲兵一拥而上，将达哇拉木渣木巴、色布腾阿住等人及其贴身随从一并拿下。营门外的番兵见势立时骚乱，向军营冲击而来。岳钟琪当机立断，下令将达哇拉木渣木巴等七人就地正法。众番兵见此情形，吓得目瞪口呆，一时间鸦雀无声。当冲突无法通过语言方式解决的时候，流血就成了最后的选择。岳钟琪随后派人用藏文书写安民告示四处张贴，并宣布“革去堪布喇嘛”，重新商议选定。就这样，“里塘头人、百姓咸凛军威，各举素相悦服者议立堪布”。经大家推选，头人江摆成了新的堪布喇嘛，另外又选了两名第巴协助管理，后来朝廷授予江摆宣抚司一职。在新堪布的带领下，“开造本营大小堡寨十五处，头人三十名，百姓五千三百二十户，大小喇嘛寺院四十五座，喇嘛三千二百七十余众倾心投诚，输纳贡赋，承应差使”。附近的瓦述、崇喜等五处酋长也各呈户口纷纷来归，里塘就此平定。
      法喇接报后，令岳钟琪率一千绿旗兵与他分道进取巴塘。当岳钟琪领兵行至巴塘所属的立登三木巴这个地方时，先期差往巴塘招抚的人已带领巴塘头人喀木布的使者一同前来迎接大队人马，俯身叩首，表示情愿归顺。岳钟琪令使者回去转告喀木布，令其“开明户口数目，俟大兵一至巴塘即来亲递”。兵不血刃，巴塘向风归附。自此，和硕特蒙古势力退出康区。
     三十三岁风华正茂的永宁协副将岳钟琪以其临危不乱、处事果断的作风为将士们所折服，也为番众所敬畏。从此，在康藏一带藏民中纷纷传说岳钟琪是护法韦陀尊天菩萨下凡，斩杀了九头怪转世的达哇拉木渣木巴，是他给康藏人民带来了安宁和吉祥。


    三、智取嘉玉桥
    在进军安藏问题上，大清朝堂之上一直保持着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康熙皇帝经过反复考虑，再次决定暂缓进藏，并严令“今年大兵断然不可轻进”。因为首次进军西藏的惨痛教训就发生在一年前，额伦特等大将的音容笑貌时而萦绕在耳边、浮现在眼前，久久挥之不去。但康熙皇帝解决西藏乱局的决心从未改变，从后来的发展看，康熙不愧是“千古一帝”，他在安藏问题这次确实是走了两着高棋：第一就是做出了暂缓进藏的决定，第二则是打出了“护送达赖进藏坐床”的旗帜。做出暂缓进藏的决定，他是想静观其变，让准噶尔这杯毒酒在西藏持续发酵，让整个藏区看到策旺阿喇布坦的真实嘴脸。打出“护送达赖进藏坐床”的旗帜，自然会赢得整个藏区大多数藏人的欢迎和拥护。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春节刚过，御极五十一年的康熙帝面对满朝文武“请行庆贺典礼”的呼声，断然叫停，神情严肃地告诉众大臣：“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兵决宜前进。”经过一年的紧张准备，出兵征讨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月，驻扎在西宁、四川打箭炉和新疆阿尔泰、巴里坤待命一年的三路大军同时行动，讨伐准噶尔。西宁方面，抚远大将军允禵率自己的侄子、前锋统领弘曙移驻穆鲁乌苏（今青海通天河），全面管理进藏军务粮饷。平逆将军延信以策旺诺尔布、额驸阿宝、随印侍读学士常寿、提督马见伯参赞军务率兵进藏。新疆方面，兵分三路，靖逆将军富宁安率兵三千由巴里坤出击乌鲁木齐；征西将军祁里德领兵七千由阿尔泰进击布娄尔；振武将军傅尔丹统兵八千出布喇罕袭击准噶尔后方地区。打箭炉方面，一万多川滇满汉官兵由定西将军噶尔弼偕都统武格统领，以永宁协副将岳钟琪为先锋向西藏进发。由于年羹尧的极力反对，法喇被康熙帝安排驻防打箭炉。
      从打箭炉入藏前往拉萨自古有两条路可走，都是茶马古道在青藏高原的一段。一条习惯称为北路，由打箭炉出发，途径霍耳（今四川炉霍县）、得尔革（今四川德格县）、春科尔、诏乌隆、春科纳鲁、索科赞丹滚庙（在今西藏索县）、那曲到拉萨。这条路的优点是相对比较平坦，而且一路上有水草，但缺点是居民不多，木柴很少，不利于军队烧火做饭。另一条称为南路，由打箭炉出发，途径里塘、巴塘、乍丫（今西藏察雅县）、察木多、擦瓦冈、朔般多（今西藏洛隆县硕督镇）到达拉萨。这条路的优点是沿途居民较多，可换取口粮，而且也可以“雇觅驮脚”，帮助运送物资，但缺点是“道迂山险”。这条路历来都是川藏商客的首选。由于两条路都蜿蜒于峻岭及峡谷地带，有些地方常年冰雪覆盖，崎岖难行，全程走下来都在五千六百余里之遥。经过反复讨论，他们最终敲定走南路。
      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四月十三日，川滇大军兵出巴塘，横渡金沙江，沿无量河谷崎岖西行，噶尔弼率主力在后，准备到察木多补给休整后，沿恶洛藏（今西藏昌都县俄洛镇）、类乌齐（今西藏类乌齐县）方向前往拉里，保存实力用于决胜，是为正兵。岳钟琪率先头部队先期抵达察木多短暂休整后，沿洛隆宗方向挺进拉里，主要实施定点清除，为大军开道，是为奇兵。四月的青藏高原，山高路险，天寒地冻，这对内地士兵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为了提高行军速度，全体官兵只裹带两个月的口粮，其余军粮随后由察木多转运补给。自从里塘、巴塘平定后，“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目皆顺命”，所以从里塘、巴塘到察木多除了几小股土匪外，一路上没有遇到其他抵抗势力。
  察木多是进藏的一个中转站，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察木多在藏语的意思是“河流交汇口”，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在此汇合，“水草丰美”，地势相对开阔，适合部队休整。六月，当岳钟琪所率的四千先头部队行至察木多时，前哨侦察兵回来报告，据一些由洛隆宗（今西藏洛隆县）逃回的拉藏汗兵丁说，策旺阿喇布坦的宰桑托托哩在朔般多正从四处调集兵力，欲凭借嘉玉桥（又名三巴桥）天险困阻清军。
      嘉玉桥是藏族传统的石木结构桥，由三个木笼桥墩和四根木头组成，是千年茶马古道上最大的骡马桥，也是当时怒江上唯一的大桥。如果大桥被准噶尔占据或烧毁，将无法渡过怒江天堑。此时，噶尔弼尚在千里之外，请示是不可能的了，岳钟琪即刻召开军前会议商议对策。托托哩要调齐准噶尔军队到嘉玉桥少说也得十天左右时间，岳钟琪决定趁敌人到位之前，出其不意拿下嘉玉桥。

      事不宜迟。岳钟琪给洛隆宗藏族土司三图鼐写了一封亲笔信，派游击高雄率领冶大雄等三十人的马兵小分队连夜出发疾驰洛隆宗。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岳钟琪表弟鲁华龄所率的庄浪土司兵，全都会说藏语。为了不打草惊蛇，三十人全换上当地人的服饰，昼夜兼程，经过四天急行军抵达洛隆宗。小分队稍事休息后，在三图鼐的引领下向西疾驰而去。当次日太阳的余晖被念青唐古拉山的山峰遮住后不久，他们悄然抵达了一百六十里外的朔般多。第巴与三图鼐是老熟人，托托哩的住处很快定位，只等队长一声令下。     （14）

      这时，冶大雄决定化装成提茶倒水的藏民奴仆独自进入黑毡房进行一次“火线”侦察，里面果然全是准噶尔人。可以动手了，三十人“如神兵天降”诛杀了负隅顽抗的六名准噶尔随从，活捉了金巴等四名主要头目。战斗没有任何悬念以清军获胜结束，细一盘查才知道唯独不见托托哩。原来在他们冲进来之前，托托哩出帐方便去了。当听到帐房内传来激烈的刀剑搏击声后，他摸上马背落荒而逃了。
     追！小分队一分为三，一部分看押“战利品”，一部分沿拉萨方向追了过去，一部分向洛隆宗方向追去。当拉萨方向的马队追至马索朗时，终于将筋疲力尽的托托哩擒住。小分队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迅速回师洛隆宗。在三图鼐的号召下，许多番民主动参加到据守嘉玉桥的队伍中来，通道的制控权牢牢掌握在清军手中。


     四、计擒黑帽喇嘛
     占领嘉玉桥，入藏的第一道天险突破了。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军事成果，清除潜在隐患，岳钟琪趁热打铁开展政治攻势，他派冶大雄等人分头就近招抚了朔般多、达隆宗（今边坝县）、布龙结落、结树边噶、结东、三打奔公等六个地方，当地一些土司本来还左右摇摆，现在眼见清军占了上风，纷纷献户受抚，归顺人口达三万余人。
      时序已到六月半间，青藏高原依然非常寒冷，马匹和骆驼冻饿倒毙的不计其数，许多士兵不仅手脚被冻伤，高原反应严重的人身体浮肿甚至死亡。这次进军与其说是征服准噶尔，不如说是征服雪域。只有先征服了这冰天雪地，才有可能与准噶尔面对面一决高下。要想早日结束这噩梦般的征程，只有加快速度冲向终点，岳钟琪继续挥师急进。
      青藏高原的夏天处处透着冬天的魅影，江边河谷地带偶尔跃入眼帘的山茶树、葡萄藤夹杂在高原铺天盖地的绿毯和雪峰之间总让人觉得有点说不出的异样味道。智取嘉玉桥，擒获托托哩的消息如湖中的涟漪四散传去。沿途大大小小的藏寨村落以及喇嘛第巴等纷纷“倾心向化”，主动派人联络“承办粱（粮）差”，为进藏大军提供补给。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拉萨门户拉里近在眼前。
      这是七月的一天，天朗气清，部队正行进在易贡藏布河谷。突然一支番兵马队拦住了去路，为首的是位身材魁硕的喇嘛，头上一顶高高的黑色喇嘛帽，与内地通常喇嘛寺院的喇嘛戴的黄帽、红帽截然不同。喇嘛自称是甘肃河州人，要见同乡岳钟琪将军。没想到能在这绝域碰见故乡人，真是喜出望外，岳钟琪下令部队就地驻扎。黑帽喇嘛操一口河州方言，与岳钟琪将军一番寒暄过后言归正题，他主动提出要为大军做向导，助岳将军建立盖世功勋。岳钟琪自然非常高兴，全队人马也欣喜不已。但岳钟琪是一个智虑缜密的人，接下来的对话黑帽喇嘛一直围着定西将军何日能到拉里，大军粮饷一路同行还是先行一步这些话题在打转，这引起了岳钟琪的警觉，军人的直觉告诉他，此中有诈！岳钟琪不动声色，诚心相待稳住黑帽喇嘛。回头一面差人驰报噶尔弼，请大将军务必加强戒备，严护军粮，一面派出暗探摸清黑帽喇嘛的底细。
      果然不出所料，打探回来的消息证实了他的判断是对的。这黑帽喇嘛的确是河州汉人，只因恃武生事，才亡命天涯。为了生存他潜往后藏一个噶举派寺院出家，摇身一变成了黑帽喇嘛。大策凌敦多卜侵占西藏后，黄教面临空前劫难，这位黑帽喇嘛利用教派罅隙顺势投靠了准噶尔，他凭着高强的武功，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大策凌敦多卜的赏识，成为其帐前鹰犬，人送外号“万人敌”。令岳钟琪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老提督康泰竟然就是遭此黑帽喇嘛的诱骗，惨死在他的乱箭之下的。
      岳钟琪强压胸中怒火，决定老账新账一起算，一定要除掉这个败类，但是表面还是对他言听计从。为了万无一失，岳钟琪下令部队选择河谷开阔地带安营扎寨，等待定西将军的到来。七月下旬，两军在阔别三个月后胜利会师。岳钟琪向噶尔弼悄悄汇报了黑帽喇嘛的秘密，并献策在攻打拉里之前相机擒拿，噶尔弼顿首同意。
      经过几天休整，噶尔弼召集众将领下达夺取拉里的作战任务，他按岳钟琪的计策特意给黑帽喇嘛安排了保护军粮的重任。黑帽喇嘛听后眉飞色舞，眼冒金光。其实，攻打拉里是假，引蛇出洞诱捕黑帽喇嘛才是真。这天夜里，噶尔弼调令各作战单位密集运动，制造了没人看护军粮的假象。黑帽喇嘛不知是计，心中暗喜，以为立功的时刻到了。他率领自己的番兵杀散一起护粮的清军兵丁，押运粮车就要起程。这时候，漫山遍野亮起了火把，把整个军营围了个水泄不通。黑帽喇嘛这才惊呼上当，虽然他号称“万人敌”，但在层层叠叠大清铁骑面前反抗已经成了多余，但不服输的黑帽喇嘛还是负隅顽抗，最终被岳钟琪亲手擒获。黑帽喇嘛对自己投靠准噶尔、设计抢粮和诱杀康泰等罪行全盘如实招供。噶尔弼一声令下，“旋即正法”，士气为之大振。清军一鼓作气乘势拿下了拱卫拉萨的最后一道屏障——拉里。


     五、工布来归
     清军攻取拉里后，距离拉萨只剩最后的一千里路程，远征万里就为这最后一战，全军上下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应该说这是最佳的进攻时机。但噶尔弼突然接到命令，“就所到处屯兵，勿轻动”，“俟大军到后并进”。
      在这形势大好的关键时刻，为何要原地待命呢，众将士异常迷惑。原来，就在此时，靖逆将军富宁安统率的西路军截断了大策凌敦多卜逃窜新疆的退路，三路大军在西藏、新疆一线对大策凌敦多卜的战略大包围即将合拢，战争眼看就要胜利结束了。但是，由于青海蒙古兵没有按时抵达指定的作战位置，影响了清军的整体作战方略，围歼之势功亏一篑。事后，康熙皇帝问罪下来，罗卜藏丹津与察罕丹津合力将责任推到达颜身上，“达颜被押往北京，投进了监狱”。
       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源要追溯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当时，为了实现青海蒙古各部互相牵制的目的，康熙皇帝改变了青海左右两翼分别由一位部长管领的传统，让罗卜臧丹津、察罕丹津、达颜三台吉共同管理青海右翼事务，而让额尔得尼厄尔克托克托奈、阿尔布坦温布二台吉共同管理左翼事务。让达颜参与管理青海右翼事务，不但让世袭部长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家族的子孙不服，而且引起了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等青海蒙古贵族的不满，从而使青海左右两翼的部长各怀心志，互相掣肘，最终导致青海蒙古兵的调度缺乏统一指挥。
      正是由于青海蒙古兵的缺位，给策旺阿喇布坦提供了喘息之机。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策旺阿喇布坦再次玩起了阴阳手段，一面密令大策凌敦多卜加紧备战，一面派大喇嘛充当使者，赴北京谈和，藉以牵制和迟延清军进攻速度，为其加强军备争取时间。和谈之举正符合康熙在解决准噶尔问题上一直抱有的和平意愿，所以他密令大将军王允禵就地驻扎，暂缓进军。在这个问题上，恰恰噶尔弼也有着与康熙一致的主张。他曾上书康熙，希望利用大策凌敦多卜与副将三济之间的矛盾，做做大策凌敦多卜的策反工作，借机招降他。形势的发展和圣上的意思，看来与他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他马上下令所属川滇大军各部原地驻扎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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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军令的下达，很显然是康熙错估了准噶尔的友善，是不合时宜的。坐失战机无异于前功尽弃！可军令如山，此时此刻所有前线的将领都选择了沉默。岳钟琪心如火燎，他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铸下无法追悔的错误。他径直前往中军大帐，言辞恳切地向噶尔弼直陈：我军从察木多出发之时，只带了两个月的粮饷。现在已过去了四十多天，所余粮草仅能维持全军人马半月之需，如果等到和大将军王会齐后再一起进军，到时就有粮草告罄不济的危险，“恐士无斗志，军中生变”，请将军三思！噶尔弼一路行来，对这位年轻副将的才能很是赞赏，所以他很谦恭地问岳钟琪，依你看该如何打算为好？岳钟琪于是趁热打铁为噶尔弼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准噶尔方面，一是大策凌敦多卜与副将三济关系不和，明争暗斗，致使准军战斗力大不如前。二是为了应付两路进藏大军，大策凌敦多卜由中路阻击青海来军，宰桑春丕勒由章米尔戎抵御南路，本来就不多的准军被迫兵分两路，而我军每一路人马都多达万余，他如何相抗？三是西藏番兵由于准噶尔的胁迫，虽然与我军对敌，但都将鸟枪举高放空枪，可见他们与准噶尔不是一条心。我军方面，一是自进军西藏以来每战必捷，士气正旺。二是我军乃正义之师，沿途番寨部落闻风归附，纳粮献草，可见人心在我。无论从实力还是人心向背都于我有利，将军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听了这番话语，噶尔弼觉得非常有理。为了使噶尔弼能彻底接受自己的建议，岳钟琪献上了先招降工布的策略。他说，听说工布是西藏最强悍的一个部落，准噶尔军对他们又恨又怕。不如趁此兵威正盛之际进行招抚，为我所用。不仅可以壮大我军的实力，而且还可以利用其影响力调集其他各部落番兵一起进剿，“胜算可先得！”噶尔弼“以为然”。于是，便派千总赵儒和随军效力的第巴吉果儿等人前去招抚。
      “天朝大兵进藏护法”的风声一年前就已吹遍雪域高原，这对为虎作伥的人而言是噩耗，但对不堪准噶尔欺凌的人来说恰恰是福音。准噶尔占领拉萨烧杀抢掠、驱逐喇嘛、“霸占子女、荼毒生灵”等暴行深深地伤害了善良的藏族人民。一些勇敢的藏族人民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工布部落就是其中的代表。工布部落居住在念青唐古拉山南麓，雅鲁藏布江支流尼洋河中上游一带，这里“天时和暖，产稻米”，堪称绝域沃壤。在西藏各部落中，工布可以说是最坚决的“抗准派”。准噶尔强占拉萨后派兵四处劫掠，无恶不作，工布也屡遭侵扰。该部第巴阿尔布巴性格刚猛，其部下个个骁勇善战，远近闻名。工布藏民在他的带领下，凭山依谷“坚壁防守”，多次击溃准噶尔军队的进攻，书写了藏军传奇。
  当赵儒抵达工布说明来意后，阿尔布巴喜出望外，因为对他和他的部落来说，这几年可谓“望王师如望悬云”，早就盼着清朝大皇帝的军队到来的这一天了。他下令拆除所有路障，盛情款待赵儒一行人。第二天，阿尔布巴与达克巴等头目一起率领两千藏兵启程前往墨竹工卡，等待与清军会合一起打过噶尔招穆伦河（今拉萨河）。阿尔布巴的归顺在藏区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准噶尔在西藏的残暴统治已人心尽失，宛如一幢千疮百孔的危楼，只消轻轻一击便会轰然倒地，看来光复拉萨已指日可待。


     六、光复拉萨
     工布的归降使噶尔弼对岳钟琪更为信任。岳钟琪进一步对敌我形势做了深刻分析，他敏锐地指出，连阿尔布巴这样的藏军骁将都能听从朝廷的调用，可见死心塌地甘愿替准噶尔卖命的藏人不会太多，多数藏人是迫于势单力薄委曲求全，与准噶尔只是貌合神离。清军不如乘势兵进拉萨，直捣黄龙府，活捉大策凌敦多卜。如果昼夜兼程，不出十日定能光复拉萨。如果犹豫不决，一味拖延，“是自困也！”
      噶尔弼知道岳钟琪所言极是，但他觉得这样做无疑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肯定不会得到大将军王的同意，而且还有可能招来责罚。于是对岳钟琪说，还是召集众将领一起商议一下，再做定夺吧。岳钟琪知道这只是噶尔弼的推脱之词，自己的主张如果让这些八旗贵胄来讨论是绝不可能同意的。此时的岳钟琪热血澎湃，顾不得那么多繁文缛节了，神情激昂地慷慨陈词道：“事在必行，何议之有？某惟有喷此一腔血仰报朝廷，请以旦日行矣！”噶尔弼最终被岳钟琪的慷慨坦诚所折服。此时的噶尔弼也十分清楚，如果错失战机酿成失败的后果，追究责任的时候，自然不可能问罪于大将军王，牺牲自己来给满朝文武一个交代倒是最有可能的。反正不管康熙与准噶尔如何博弈，大军入藏的目的地不就是要到拉萨吗，而自己的部队现在离拉萨最近，如果此时进军，说不定还会中个头彩，岂不是奇功一件？权衡再三，噶尔弼最终下令进兵。
      八月初四，南路清军以阿尔布巴为向导，依然以岳钟琪为先头部队从拉里出发，一路攻城拔寨，摧枯拉朽直奔拉萨而去。大策凌敦多卜的宰桑春丕勒带领两千六百人的准藏混合部队前来拦截，结果被忽悠了一把，连清军的影子也没见着，不战而败。巴松错湛蓝的湖水、邦杰塘草原玲珑缤纷的龙胆花留不住大清将士们前进的脚步，恋恋不舍为他们送行。
      阿尔巴布归附，青海大军屡溃大策凌敦多卜，达赖喇嘛已在来拉萨的路上，等等，各路鼓舞人心的消息在雪域高原口耳相传，准噶尔在西藏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心向天朝，翘首期待已成了人们共同的心愿。朱贡、墨竹工卡、钟科尔等地头人“望风响应”，陆续“献地来降”。恰在此时抚远将军下令，轻装前进，夺取拉萨。这时的噶尔弼才慢慢进入了角色，左右开弓、剿抚兼用。他再次派遣千总赵儒等人去做招抚工作，不过这次的招抚对象是伪藏王达克咱。年迈七旬的达克咱见准噶尔势如危卵，朝不保夕，立刻改旗易帜投向大清。而此时大策凌敦多卜还在绰马喇一线与青海方面的清军作战，拉萨对准噶尔而言已成为一座权力空城。
      当八月十九日部队占领噶尔招穆伦河渡口时，达克咱遵照事前协定已将渡河皮船集结准备到位。八月二十二日，噶尔弼下令全军渡河，岳钟琪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岸上的番兵看着铺天盖地的清军涌上岸来，两腿直打哆嗦。见势不妙主将早已不知去向，番兵已是群龙无首，纷纷放下手中的武器投降。八月二十三日“五鼓时分”，大军渡河完毕，噶尔弼命令副将岳钟琪、侍卫那沁和都统伍格兵分三路向拉萨发起了总攻。
      又是一个没有悬念的战役，清军几乎可以说是长驱直入，轻松占领了拉萨。
     清军开进拉萨时，饱受蹂躏之苦的圣地只剩一片狼藉。噶尔弼命令清军迅速控制了拉萨附近的关隘道口等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查拿准噶尔叛军及奸细，断绝了准噶尔军的“运粮要路”。同时，将达赖喇嘛的仓库“尽行封闭”，防止有人趁火打劫。噶尔弼传令拉萨大小第巴头目以及各寺庙喇嘛全部集合一处，向他们宣示康熙皇帝“拯救西藏民人至意”，第巴和喇嘛们长跪顶礼犹如浪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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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钟琪在达克咱的引领下，清剿城内的准噶尔残余势力，藏民和喇嘛们也纷纷行动起来，先后协助缉拿了隐藏在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以及其他寺庙内的准噶尔喇嘛一百零一人，处死了其中五名大策凌敦多卜所授的总管喇嘛，将其余全部监禁起来。随后又查获内应喇嘛三百余人，招降番兵七千多，拉萨完全控制在清军手里。整个拉萨城的人纷纷匍匐道旁，控诉自准噶尔占据西藏以来，使他们“父子分散、夫妇离别、以致冻馁”等等罪行。真诚感谢天朝圣主大皇帝“遣师击败贼兵，拯救土伯特人众”，使他们“得脱患难，仍前永享升平乐业之福”。准噶尔三年的残暴统治结束了，拉萨城内的人们“纷纷欢悦，举掌叩首”，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拉萨终于光复了。


     七、达赖坐床
     噶尔弼大军进驻拉萨后，西藏形势顿然改观，高原又逐渐恢复了以往的恬淡祥和，大家都在等待着，等待着青海大军和达赖喇嘛的到来。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三月，抚远大将军允禵专程到塔尔寺谒见达赖喇嘛，带去了康熙命人用一百三十两黄金专门铸造的金印，正式册封噶桑嘉措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实为七世达赖喇嘛）。四月二十二日，在雄浑悠长的法号声中，十二岁的达赖喇嘛在青海王、台吉、四十九旗扎萨克、喀尔喀哲卜尊丹巴活佛以及一万多名清军的层层护卫下，从塔尔寺启程，前往“圣者世间自在观世音菩萨驻锡、雪域众生的福德之地”——拉萨。
      七月初，大军渡过通天河后，抚远大将军返回青海驻扎坐镇指挥，由平逆将军延信接任，继续护送达赖喇嘛进藏。为了阻止清军入藏，大策凌敦多卜亲自指挥主力部队在喀喇乌苏一带先后三次突袭清军营盘，企图击败清军，劫走达赖，但均未得手。不甘失败的大策凌敦多卜收集残勇，退守达木一带，准备与清军决一死战。但天不遂人愿，就在决战前夕，两个消息让大策凌敦多卜的雄心成了永远的遗憾和梦想。一是拉萨已被清军占领。二是大量藏兵脱逃。失去拉萨意味着没有了后方，势成困兽。藏兵脱走使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更是雪上加霜。为什么藏兵会不战而逃呢？原来达克咱归顺后，噶尔弼命令他派人到大策凌敦多卜军营，以藏王名义下令所有藏兵放下武器，“各自散去”。一夜之间乾坤倒转，准噶尔军队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眼见大势已去，大策凌敦多卜只好放弃决战计划，率领仅存的两百多人“经纳克产隘口，越克里野岭，遁回准噶尔”。
       九月八日，青海大军奉命驻扎达木，平逆将军延信率精锐护骑，与蒙古汗、王、贝勒、台吉等一起护从达赖左右直驱拉萨。一路上所有经过之处，僧俗二众、男女老幼“踊跃欢欣，襁负来迎”，围着达赖法驾“君拥环绕，鼓奏乐器”。九月十五日，进驻甘丹曲果。在这里，他们为达赖坐床做好了准备工作。《七世达赖喇嘛传》对达赖由甘丹曲果出发到达拉萨城，以及举行坐床仪式进行了微妙细致的描述：
      在此吉日（藏历九月十五日、农历九月十六日）黎明，从甘丹曲果启程，前导者持吹打乐器、华盖、佛幢、飞幡及其他珠宝装饰品，一如政教双运转轮大王之威仪。喇嘛身着比丘法衣，相好如朝日，四射光芒，乘骑白龙驹，如白云包裹，徐徐而行。喇嘛身后领头的是来自南北两方的治理世间的大将军（噶尔弼和延信），其后依次是文殊皇帝的大臣阿达哈达、科秀艾金等；佛教大法师土观胡土克图、甘珠尔大喇嘛；成吉思汗的苗裔喀尔喀顿珠王、公策旺诺尔布、台吉拉旺嘉措；持教法王顾实汗的后裔额驸贝勒、亲王罗卜藏丹津、郡王噶丹额尔德尼济农、额尔德尼额尔克、额尔德尼达赖博硕图、墨尔根岱青、青洪太吉、额尔德尼济农之子久谢加、额尔德尼博硕图、噶丹达什、岱温太吉、格勒济农等王族如大娑罗树，无比威严。另有文殊大皇帝的持诏使臣克雅、加果齐、笔帖式杂郎臧哥等。众人簇拥着喇嘛从甘丹曲果出发去拉萨。
      拉萨四如及布达拉附近的居民以各种歌舞相迎，吉祥哲蚌寺、色拉大乘洲、甘丹尊胜洲等寺僧众持华盖、幢幡、鲜花等供品，吹打各种乐器，排仪仗迎接喇嘛。同时，拉萨四如等地民众的房顶上，均有各种彩旗飘扬，吹奏的各种乐声嘹亮，桑烟如吠琉璃溶液四溢，布满天空。身着各种美饰服装，操着不同口音的民众从各地云集而来，布满大地。其规模盛况堪与诸佛国土之功德相比拟，使天界诸神亦觉奇异。
      达赖在万众敬仰的目光中，渐次登上位于红山顶上的“第二普陀洛迦无量宫”——布达拉宫。在措钦宁巴大殿（东大殿），“喇嘛莲足登上无畏雄狮承举的，按照历算经典而设，面朝东方的高广大金座”。随后，献上康熙皇帝为达赖坐床而赐的洁白哈达和一万两白银，主事官宣读了金字圣旨，僧俗人等依次进献贺礼，达赖喇嘛为他们摩顶赐福。是日，“万里虚空出现吉祥云块和五色彩虹，时而现出八吉祥图和国政七宝图形，使无量众生大饱眼福，发出赞叹”。
      达赖坐床的意义不在于其仪式的隆重，而在于它已成了大清与西藏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历时一年多的驱准安藏战争最终以清朝的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西藏从此名正言顺纳入了大清版图，成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八、勒石纪念
     远在京城的康熙得知达赖顺利坐床后非常高兴。十月，降旨对全体入藏将士论功行赏，岳钟琪以卓著的战功加左都督衔。同时，他还对藏族有功之人也进行了封赏，并让他们负责西藏的治理事宜。阿里第巴康济鼐、工布第巴阿尔布巴等人被册封为贝子。隆布鼐被封为辅国公，管理前藏事务。颇罗鼐授扎萨克一等台吉，管理后藏事务。他们同时又被授以噶伦官衔，由康济鼐总理藏地，这就是藏人治藏的噶伦制度的发端。康熙处心积虑地想解决西藏的治理问题，噶伦制度的实行无疑为青海蒙古汗王的治藏历史划上了句号。看似问题得到了解决，其实却为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叛乱和雍正五年（1726年）的西藏内战（史称卫藏战争）埋下了祸根。
      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月，按照抚远大将军允禵的建议，由策旺诺尔布统辖扎萨克蒙古、察哈尔，川滇士兵三千名留藏驻防，其余大军逐步撤回口内。噶尔弼、岳钟琪率其余南路大军原路返回。由于进藏时，岳钟琪先头部队在从打箭炉至拉萨的五千多里路上沿途安站台八十四处，安汛卡十三处，另设粱台六处，使进出川藏的道路彻底贯通，所以他们在回程时粮草无缺，以致云南、松潘进藏部队也请旨和他们一起结伴凯旋。这条通道就是后来被称为三条入藏驿道之一的“康藏驿道”，为清政府管理西藏乃至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五月，岳钟琪由“署参将管四川永宁副将”破格升任四川提督，一跃而成了炙手可热的封疆重臣，足见康熙皇帝对年仅三十五岁的岳钟琪是何等器重。这提督一职始设于明代，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主要为武职，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有时也用于武职以外官员。清朝沿袭明制，只在重要省份或重要事务设立，武职提督下辖镇、协、营、汛四级，受总督节制，为从一品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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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闰六月，康熙又给岳钟琪赏赐了一支一眼孔雀花翎。可不要小看这个孔雀花翎，赏戴孔雀花翎在清朝可是一种身份和荣耀的象征，因为按照清初的规定，翎有蓝翎和花翎之别，蓝翎由鹖鸟羽毛染制蓝色而成，无眼，一般赐予六品以下、在皇宫和王府当差的侍卫官员享戴，有时也会赏赐给建有军功的低级军官。而花翎则分为一眼、二眼和三眼，其中，以三眼花翎最为尊贵，只有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驸(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才有资格享戴。二眼花翎只有清朝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亲贵、和硕额驸(嫔妃所生公主的丈夫)才可享戴。一眼花翎的享戴者为五品以上的内大臣、前锋营和护军营的各统领、参领，而且出身还必须是满洲镶黄、正黄和正白这上三旗。由此可见，在清朝赏戴花翎是非同寻常的恩典。
      九月，为了纪念西藏平定，应蒙古王以及西藏酋长等人请求，在拉萨“建立丰碑，以纪盛烈，昭垂万世”。康熙挥毫泼墨，亲自撰写了碑文：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顾实汗谓东土有圣人出，    特遣使自人迹不至之区，经仇敌之国，阅数年始达盛京。至今八十载，同行善事，俱      为施主，颇极安宁。后达赖喇嘛之殁，第巴隐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灭      之，复兴其法。因而允从拉藏，青海群众公同之请。中间策旺阿喇布坦妄生事端，动      准噶尔之众，肆行奸诈，灭坏达赖喇嘛，并废第五辈达赖之塔，辱蔑班禅，毁坏寺        庙，杀戮喇嘛，名为兴法而实灭之，且欲窃据土伯特国。朕以其所为非法，爰命皇子      为大将军，又遣朕子孙等，调发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历烟瘴之地，士马安然      而至。贼众三次乘夜盗营，我兵奋力击杀，贼皆丧胆远遁。一矢不发，平定西藏。振      兴法教，赐今胡必尔汗册印，封为第六辈达赖喇嘛。安置禅榻，抚绥土伯特僧俗人众      各复生业。于是文武臣工咸谓王师西讨，历瘴疠险远之区，曾未半载，辄建殊勋，实      从古所未有。而诸蒙古部落及土伯特酋长，亦合词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      天兵所临，邪魔扫荡，复兴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麻、藏卫等部人众咸得拔离汤火，      乐土安居。如此盛德大业，非臣下颂扬所能宣罄。请赐御制碑文，镌勒招地，以垂永      久。朕何功焉？而群众勤请不已，爰纪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达赖喇嘛等三朝恭      顺之诚，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举所以除逆抚顺，绥众兴教云尔。

第七章 征讨郭罗克

       一、“夹坝”招来的祸患
     郭罗克也称“俄洛”，自明清之际开始，藏区人称之为“郭罗克松”(即三果洛)，民国以后称作“果洛”，沿用至今，是对青海果洛(今青海省果洛州)一带藏区的统称。果洛州位于青海省东南部，地处巴颜喀拉山和阿尼玛卿山之间，东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南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西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毗连，北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接壤。这里在古代是党项人的居住地，唐朝时曾设置轨、山居、奉、岩、远等州进行统治，后来划归吐蕃统一管辖。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被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攻占后，成为元朝吐蕃等路宣慰使司的辖区。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邓愈率兵西征，元朝吐蕃等路宣慰使何锁南普投降明朝，朱元璋下令在此设置朵甘思行都指挥使司。清朝入主中原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青海蒙古总管在北京受到康熙皇帝接见，果洛连同整个青海正式成了清朝藩属。但长期以来，由于青海和硕特蒙古政权无力顾及果洛地区，以致其所辖的两百余个大小部落均由世袭的头人分别统治，青海蒙古和清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可以说徒有虚名。
      果洛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虽然这里湖泊星罗棋布，有扎陵湖、鄂陵湖等，也是黄河、长江和雅砻江的三江源头，但由于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处处可见常年不化的冰雪，年均气温在零度以下，土地的绝对多数被高山草甸和原始森林所占据，可供青稞生长的小块耕地零星地分布在一些山间河谷地带。恶劣的自然环境注定了这里的人们必须依靠畜牧业为生，游牧生活便成了他们的主要生存方式。在那个时代要养牛马羊是一件很昂贵的事情，只有那些土司老爷们才有能力豢养，对普通藏民而言，那只能是一个奢望而已。占有牲畜数量的多寡也就成了区分贫富、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尺标。
     但人活着总要吃饭穿衣，该咋办呢？恰好境内就有内地与青藏地区的交通要道，虽然这些道路不是官马大道，而只是一些人畜常年行走自然踏成的羊肠小路，但这在山峦密布、地势起伏多变的高原地带可算是最好走的路了。其中主要的两条路是“茶兰木”和“卫兰木”。“茶兰木”也叫盐路，是一条到哈姜盐池驮盐的路，而“卫兰木”又叫卫藏路，这是一条前往西藏朝佛之路。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来往的商队和使团。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于是乎，满载货物的驼队、马帮就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财路。就这样，一些贫穷的郭罗克人为生活所迫走上了“夹坝”之路。“夹坝”是藏语，意思就是偷盗。到后来，不仅穷人出来拦路打劫，就连土司老爷们也耐不住寂寞，干起了这个看起来只赚不赔的买卖。
      仅仅劫个商队充其量只能算是草莽强梁，对朝廷而言可能不足为患，但是他们有时还会越境到瓦寺、杂谷脑等其他藏族部落进行劫掠，而且越往后胆子越大，大到竟然敢以兵站为抢劫目标的地步。这可就有点自取灭亡的味道了，因为不管是哪一个政权都不会容忍有人胆敢公然挑战朝廷重器。


      二、祸起索罗木兵站
     鄂陵湖，古称“柏海”，意为“蓝色长湖”，藏族人称之为“白度母的眼泪”，与扎陵湖并称为“黄河源头的姊妹湖”。唐太宗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曾在这里迎娶文成公主，书写了藏汉民族追求世代友好、和睦相处的历史篇章。但自元朝蒙古人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果洛以后的数百年间，由于政治统治与宗教信仰等原因，这里悄悄进行了一次藏、蒙等民族的融合，许多蒙古人逐渐被藏族同化，但骨子里依然流淌着蒙古人的粗犷和彪悍。由于地理环境以及政权更迭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使他们逐步与外界隔离，形成相对独立的生存圈，久而久之，便游离于中央政权管辖的边缘地带。为了捍卫自己逐步形成的生存领域，他们时常会与其他外来势力发生碰撞和冲突，制造出一些令中央政权不快的声音，“夹坝”似乎也是他们这一心理状态的解释之一。
     索罗木兵站位于鄂陵湖北边，是大清康熙朝以前官方在青藏地区设立的为数不多的官方驿站之一，具有军事和保护通商活动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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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四月，清军入藏时，依抚远大将军允禵之请，朝廷从阿什罕至索罗木设置了十五个驿站，又从索罗木通往柴达木一路设置了五个驿站，每个驿站配备二十名士兵和十五匹驿马，同时，还调派六百名青海兵驻守于此，索罗木的军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随着驱准安藏战争的结束，大军撤回内地，这里的驿站便显得格外孤单，最后竟成了郭罗克人劫掠的目标。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驻扎在西藏的多罗郡王、和硕额驸阿宝向朝廷奏报了郭罗克人掠夺蒙古商队、洗劫索罗木兵站马匹的消息。当康熙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他随即召集议政大臣们讨论处置方略。最后形成的意见是让距郭罗克最近的多隆汗代天宣化，晓谕郭罗克各部落“嗣后宜遵守法度，不得仍前肆行”。并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尔等不遵训谕，将发兵前往，严惩首恶之人”。同时，责成多隆汗在自己的下属中拣选有才干的人，准备派充郭罗克部落首领。此外，康熙还做了第二手准备，就征讨事宜他让议政大臣们商议后做出了一个原则性的部署：如易于攻取，即令岳钟琪带领松潘兵进剿；倘地险势众，应酌量派遣满洲蒙古兵丁以及附近的察罕丹津协助前往进剿。
      大家本以为如此安排，小小的郭罗克必定会慑于大清天威而收敛行踪，劫掠之事从此销声匿迹，“西宁、青海等处往来使人及商贩之人俱获安静”。但事与愿违，已经习惯无拘无束的郭罗克各部落土司老爷们回拒了多隆汗，当然也就意味着根本不把大清天威放在眼里。这让有着六十年超级皇龄的康熙多少有些尴尬，为了达到惩治肇事者，并借此树威青海的目的，他命令大将军王允禵与侍郎常寿、四川总督年羹尧以及四川提督岳钟琪共同商议解决此事。一场征伐郭洛克的流血战争看来已不可避免。


      三、连克三寨
     为了一鼓荡平郭罗克，总督年羹尧与提督岳钟琪商议后决定秘密行文多隆汗，让他派人详细探明郭罗克各部落的兵力及其部署等具体情况。根据反馈的信息得知，郭罗克分为上、中、下三寨，每寨各辖数量不等的若干小寨子，主要的隘口有三处，都依山而建，地势十分险峻，易守难攻。进出郭罗克的道路都是山路，崎岖陡峭，所以不宜使用骑兵，只能使用步兵。康熙六十年(1721年)六月初，赴热河朝见康熙的年羹尧被改任川陕总督，回署后，他立即与岳钟琪磋商应对之策，最终确定了“以番攻番”的策略，即以郭罗克附近的瓦寺、杂谷脑等处土司的土兵为主进行围剿。因为他们深知这些藏族部落本来就是郭罗克人“夹坝”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向来对郭罗克人深恶痛绝，有许多人正想借此机会报仇雪恨。纷纷主动请命参战，土兵中士气空前高涨。
      高原的冬天来得很早，如果不能及早结束战事，恐怕数九寒天冰雪冻阻，清军将被拖入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泥沼，不仅可能招来满朝文武的责难，而且还会在朝野面前颜面尽失。就在年羹尧与岳钟琪筹划进剿事宜之际，额驸阿宝千里飞信，奉旨催促他们发兵进剿。年、岳二人哪敢怠慢，一面由岳钟琪选领镇兵速赴松潘集结，一面派官员知会瓦寺土司桑郎温恺以及杂谷脑土司班第尔吉等人尽快派兵秘密前往松潘与镇兵会合。驻扎在西宁的满洲兵和青海蒙古兵作为预备力量原地待命。
      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各路部队由岳钟琪统一指挥，从松潘出发在当地番民的向导下一路向西挺进郭罗克，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取道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雪山冰谷。在翻越果洛雪山时，岳钟琪一度因冰雪夺目而失明达半月之久。尽管清军的军事行动是高度机密，但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郭罗克人闻风后已做好了拒敌准备。当岳钟琪的部队到达下郭罗克黄河河曲南岸时，遭到了他们千余伏兵的突然袭击，但岳钟琪并没有慌张，因这一带地势相对比较开阔，他迅速指挥部队摆开阵势。玩阵战郭罗克人哪是他的对手，仅仅几个回合，便被杀得人仰马翻，四散逃奔过河而去。
      岳钟琪派各土司率兵乘胜渡河追击。他们趁敌人惊魂未定、立足未稳之际，迅速攻取了下郭罗克所属的吉宜卡等二十一个寨子，被杀死的郭罗克人不计其数。清军并没有休整歇息，而是连夜进兵，直抵中郭罗克所属的纳务寨。在郭罗克三寨里面数中郭罗克实力最强，因为中郭罗克所辖寨子和人数居各寨之首。清军在此遭到了郭罗克人的顽强抵抗，但清军士兵越战越勇，尤其是各土司的土兵更是奋不顾身、勇猛冲锋陷阵，从卯时至酉时，经过七个时辰的苦战，“连克一十九寨，斩杀三百余级，擒获贼首酸他尔蚌、索布六戈”。从下郭罗克到中郭罗克，用血流成河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现在只剩上郭罗克了，岳钟琪亲督官兵直扑押六寨。正当清军准备进攻时，该寨头目旦增等人将首恶假磕、为从等二十二人绑缚献出，并率领全寨男女老少叩头求饶。这些人中只有为从一人拒不认罪，被就地正法。酸他尔蚌、索布六戈以及假磕等人全部被解送进京。
      从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到十二月，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跋涉和征战，清军大获全胜，而郭罗克人则为其“夹坝”之举付出了血的惨痛代价。为了加强对郭罗克的统治，清朝政府在上郭罗克车木塘寨设置土百户，由噶顿授职管理。在中郭罗克插落寨设置土千户，由丹增授职管理。在下郭罗克纳卡寨设置土百户，由彭错授职管理。轰动一时的郭罗克就这样暂时平静了下来。
      朝廷议叙平郭罗克之功，封年羹尧为二等公，赐岳钟琪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游击姚文玉、周瑛等人各功加二等，其余人也都得到了相应的赏赉。


      四、收服羊峒生番
      在征讨郭罗克的战争中，岳钟琪与年羹尧所创立的“以番攻番”的治边方略在后来平定青藏地区的许多平叛战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取得了显著效果。岳钟琪在此次战争中所历练出的绿旗土司组合部队，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收服羊峒生番战斗中依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次的绿旗土司联军仍然以金川土司属下的土目(官职名)莎罗奔所率领的土兵为主。
       羊峒生番其实就是古羌族的一支，他们共有下羊峒、钟天山、南坪坝等三十一个寨子，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四川松潘与甘肃阶州交界的大山里。这里山高林密，悬崖峭壁，地理位置险要而独特，川甘孔道中最险峻的阴平道就在此处。据记载，三国时，蜀国大将姜维率三万兵马据守剑门关挡住了钟会、邓艾的十万大军，使其无法入川，邓艾就是暗渡阴平道才最终出奇制胜。从明朝宣德年间开始，羊峒生番凭借天险，“不遵教化，沿途抢劫，竟成化外生番，并无统辖彼等之人，亦无有主”。到了清朝，朝廷长期用兵西南，这里的作用愈显重要，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曾设羊峒踏藏寨土目进行管理，但作用不大，这些人依然时常劫掠山下文县百姓以及一些藏族村寨，而且还每年要他们进贡牛、布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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