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之两个孝感 （转载）周凡 2019/11/13 08:59:34

一、孝感历史沿革

孝感，南朝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因此地“孝子昌盛”，遂置县名“孝昌”。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庄宗李存勖因孝昌县名之“昌”字犯了其祖父名讳，遂根据董永卖身葬父、黄香扇衾温被和孟宗哭竹生笋等孝子感天动地的故事，改孝昌县为孝感县，是为“孝感”得名之始。迄今1095年。

夏商时代为古荆州之地。

周为楚、郧、轸等诸侯国割据地，且轸国、郧国均建都于此。

秦属南郡；汉以后属荆州江夏郡。

南北朝以后属安陆郡。

唐属安州；宋以后属德安府。

清分属德安府、汉阳府。

民国时期，分属湖北省第三、四、五行政督察区。孝感作为地市级的建制行政区，设置于1949年5月。

1951年06月以前，孝感专署辖孝感、礼山、应山、安陆、云梦、应城、黄陂、黄安（今红安）、随县（今随州市）等9县。6月以后，原属沔阳专署管辖的汉川、汉阳两县划归孝感专署，同时设立应城矿区人民政府（县级），此时，专署所辖县级政府12个。

1952年01月，大冶专署撤销，原属大冶管辖的咸宁、武昌、蒲圻、嘉鱼、崇阳、通山、通城等江南7县划归孝感专署管辖。6月，随县划归襄阳专署。 9月，黄安划归黄冈专署，同时改礼山县为大悟县。

1953年05月，撤销应城矿区政府，以后直到1959年11月孝感专署撤销，所属诸县并入武汉市时为止，孝感专署一直管辖江南、江北共16县。在归属武汉市管辖期间，曾于1960年8月将安陆与云梦、咸宁与蒲圻、武昌与嘉鱼、崇阳与通城合并为安陆、咸宁、武昌、崇阳等4县，原16县并为12县。

1961年05月，地市分治，复设孝感专署，武汉市将上述12县归还孝感。12月，专署将所辖12县仍按并入武汉市以前的16县恢复原建制。

1965年07月，将撤销大冶专署时划归孝感的江南7县划出，交新设置的咸宁专署管辖，孝感专署管辖原江北9县。

文化大革命期间，孝感专区改称孝感地区。

1975年12月，汉阳县划属武汉市。

1983年08月，撤销孝感县，设置县级孝感市，同时将黄陂县划归武汉市。

1986年06月，撤销应城县，设置应城市。1987年9月，撤销安陆县，设置安陆市。

1988年10月，撤销应山县，设置广水市。

1993年06月撤销孝感地区，设立地级孝感市，同时撤销原县级孝感市，设立县级孝南区和孝昌县。撤地建市以后，新设立的地级孝感市实行以市带县的行政管理体制，直辖孝南区，管辖孝昌、大悟、云梦、汉川等4个县，代管广水、安陆、应城等3个县级市。

1997年03月，撤销汉川县，设置汉川市。

2000年08月，广水市划归新成立的地级随州市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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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市是湖北省下辖地级市，曾是楚北经济发达的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人丁兴旺，地形除东北部有少量山区外（大别山系双峰山及余脉），中部沿澴河、府河两岸分布广大的冲积平原。南部水网纵横，港汊密布，具有农耕社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鄂东北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其西南部的古邑云梦，更是湖北人口密度最大的县城。

二、德安府孝感县人填川渝

孝感籍在明清两次填川大潮中，较之其他移民，具有移得早、去得多、时间长、分布全川等显著特点。

学者孙晓芬编撰的《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该书几十次地提及“麻城孝感乡”和“孝感”。撮要如下：

《邻水县志》，介绍包氏自孝感迁蜀始末，“湖北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依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还载，甘氏自孝感迁来后成为邻水大族；孙姓“原籍湖北孝感，明洪武2年（1369年）落业县境蔡家坝”。

新修《南川县志》称，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明洪武时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康雍寄籍者，亦唯湖北湖南人多”。

《新宁县志》（今开江），孙姓来自孝感。《大邑县志》，李姓“先祖李朝舟于康熙年间，由湖广麻城孝感迁居大邑依仁乡”。

另外，《南溪县志》：“今蜀人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民国《荣县志》：“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隆昌《刘氏族谱》：“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蜀”。新修《三台县志》，清道光年间，孝感迁来回民数户，以马姓为最多。民国《泸县城志》载崇祯年间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内江《黄氏族谱》：“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唯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许多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作为中国移民发祥地之一的孝感，县志记录了杨春等多人移川情况；族谱方面，有记载元末明初及清朝前期移川的，更是数不胜数，仅以孝感各乡镇大姓为例:如杨店杨氏、季店季氏、白沙赵氏、周巷周氏、陡山鲁氏、花园丁氏、花西朱氏、陡岗钟氏、毛陈陈氏、三汊黄氏等都有族人从各个时间段迁徙入川的。

三、德安府孝感县人填川渝主要组成部分

1、明玉珍和红巾军

溯源湖广填四川，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军入川，是孝感移民较多的主要原因。明玉珍，湖广随县人。清光绪9年（公元1883年）《孝感县志》载：

元顺帝至正11年（1351年）颍蔡兵起（指河南义军），聂高宗、许成僭号据应山，分其党据孝感等县。12年，徐寿辉起兵蕲州，招应山明玉珍为元帅，孝感人多附之。16年，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王，孝感人多随之入蜀。是时寿辉兵皆裹红巾。至今土人言红头军作反人，杀尽各处人。盖玉珍等事也。

明玉珍、陈友谅、徐寿辉、朱元璋同属农民起义军红巾军。明玉珍领军10万据川，含孝感籍4万（《湖北通志》）。明玉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当上天统皇帝，为可靠和易于号召计，先后两次下诏专门差人至老家应山孝感一带，征招乡亲进川。同时，当朱元璋攻占湖北后，非朱系红巾军为避打击，纷纷投奔重庆大夏政权，其数当在数万。洪武4年（1371年），朱元璋派大将汤和、傅友德率军征夏。这两大入川军队，湖北籍恐不在少数。这些士兵即就地安置了。这几支红巾军，构成了早期移民的主要成分。

2、政府推动和民间自发移民迁徙

元蒙的铁血统治下，“而四川人十丧七八”（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人口尚未恢复至宋末1／20。向蜀移民、实行“民屯、军屯”政策已是朱明王朝顺理成章的事情。

除了朝廷的号召，利益驱动和求生本能，则是移民的主因。但移楚填川，还有多方因素：一，得天时地利之便，交通快捷，山水相连；二，易于适应，地处同一纬度，气候地形相类；三，时势促成，楚因战乱、避祸、灾荒、瘟疫、宦游、行商、行医、卖艺以及人多田少的严酷现实，而蜀地生存发展的空间巨大；四，明玉珍义军的巨大影响。后一条于孝感关联尤甚。大夏王朝据川15年（元至正16年——洪武4年，即公元1356——1371），偏安一隅，而楚境正杀得天昏地黑，为投靠乡亲，又能躲过战乱，况且随明玉珍先行落籍人员往来川楚，鼓吹交流，以及所谓羊群效应，因此趋之若鹜。

3、张献忠和农民起义军

说到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原因，正史野史皆指责八大王张献忠剿川。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地主豪绅、御用文人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极端仇视人民及其反抗活动，维护专制皇权，宣扬纲常名教，对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负面作用，极尽捏造、污蔑、丑化、夸大之能事。川人骤减，原因是多方面。明末清初与元末明初不同，战乱的重灾区由楚地移到了四川。至康熙年间川中人口数量降最低谷，距张献忠死后已40多年。“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剃较梳篦尤具彻底性，这首四川民谣才是道出了问题的真谛。专制极权破坏先进文化，摧残生产力，造成历史大倒退，罪魁祸首是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镇压和巩固统治的需要，既殃川残民，又是引发湖广填四川的官方动因。

《孝感文史资料》第9辑描述孝感人刘开沛，因遭乡间恶霸陷害，兄弟三人被官兵像抓壮丁似的，与云梦等地百余名同乡一道，押到汉川集中上船，然后沿江而上，至重庆舍舟登岸，百人已剩八十。关于川人爱缠头巾，老人们的解释是当年押赴途中，死人太多，头上的孝布逐渐变成多种用途的头巾了。

《孝感县志》称：孝感为“楚中名县”，“孝感要区，钟灵毓秀”，“序曰孝感古战场也，其地六达三关障其后，澴汉阻挡其前,人剽悍喜兵”,民众具有冒险犯难的传统，官逼民反的反抗斗争贯穿清朝始终。《孝感县志》关于李自成、张献忠的记载，可谓连篇累牍，孝感或被占领，或是根据地，或作游击区，县衙多次被扫荡。但问那些不屈服的义军转向何方呢？相当数量的人马入川了。崇祯16年（1643年）5月29日，张献忠占领武昌，正式建立大西政权，两月后南下西进，此间张献忠于楚地另编“新营”（“楚营”）57000人，次年春入川，该军后来落籍四川（《中江县志》）。“嘉庆丙辰（1796年）夏，湖北孝感有匪滋事，毗连三省（指楚川豫），匪众数万，总统永保屡为所败，先后征兵数千，皆覆没”（《清稗类钞·第二卷·明亮平孝感教匪》）。紧接此文还有《额成登保平川楚教匪》等6篇有关川楚义军转战的史实。农民起义军余部又转换成移民。孝感杨店镇杨氏就有垱子湾几十户，因参加白莲教而整体搬迁四川的事实。造反者历来被称为“匪”、“盗”、“贼”，族谱怎么可能正面收录？

四、麻城县孝感乡考辩

麻城孝感乡，虽然在巴蜀大地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很多移民后裔的族谱中都有记载，但在正史中却罕见记载。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康熙九年(1670年)编纂的《麻城县志》：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

根据这段文字证实，孝感乡作为麻城下辖的一个乡级行政建置，确实在历史长河中存在过。只是后来经过两次行政区划调整，孝感乡就从麻城政区中消失了。

有关麻城县的这两次行政区划调整，第一次发生在成化八年（1472年），麻城县因为因湖广填四川后“户口消耗”，下领四乡并为三乡，孝感乡被并入到了本县的仙居乡。

第二次发生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前次调整被并入到仙居乡的孝感乡，又随仙居乡并入到了黄安县。

由于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

孝感乡始建年代

从康熙《麻城县志》记述可见，孝感乡在明成化八年因湖广填四川后“户口消耗”被并入仙居乡。后又有部分划入黄安县，终清一代也未恢复。也就是说，它从此就在湖广的文献中消失了。而孝感乡的建置则终止于成化八年（1472年），它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仅仅存在了105年。至于明代以前是否有孝感乡建制，目前尚未有确切的史料证实。

1、网文称，麻城县在明初百年间曾有过“孝感乡”，位于麻城县西北，北与河南罗山、光山搭界，成化8年（1472年）裁撤并入仙居乡，因“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读史方舆纪要》），在嘉靖42年（1563年）析仙居等乡新建新安县，嗣后更名黄安（解放后改红安）县。地名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孝感”二字是”孝感动天”四字的缩写，因其地自古孝道昌隆，孝子蕃盛，中国”二十四孝”，孝感有其三。麻城因麻姑升天而得名，为何会出现孝感乡这个地名？

2、网文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的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

这种说法虽有些模糊。但也有其合理之处，川渝移民后裔的老谱对麻城迁出地址记录多为今麻城高坎湾（谱多误记高坎堰洗脚河、高阶堰喜鹊河、高阶堰、高阶岩、高街堰、高干堰、高街檐……等等），也证实这种说法，麻城高坎湾只是湖广填四川“麻城过籍“官方移民登记点之一，类似的地名还有鹅掌大丘。“不断迁徙”之地，只能算寄籍、暂住地，绝非移民。

3、另有学者断言湖广移民多麻城籍是因为：一是湖南、湖北、中原所有移民必须经麻城入川，二是不少族群嫌势单力孤，冒充麻城籍。这理由不能成立。

第一、违背地理常识，迁川路线，麻城于湖南是西辕北辙，江西人迁徙四川走水路沿汉江或长江西进既便利又安全，何必非要绕麻城。

第二、虽出于人之常情，却不宜以偏概全。如果以“麻城府孝感乡”一说即否定德安府孝感县移民，或者仅此“孝感乡”、否定彼孝感县，恐有失望文生义。

此称谓究竟从何而来？麻城自古未设过府，孝感县不曾叫过乡。明嘉靖42年“以麻城县之姜家畈置黄安县。析黄冈、黄陂二县益之”（《湖北旧闻录》，清陈诗编纂）。民国22年划出孝感的北部、黄安县的西部等地置礼山县（1952年改名大悟县）。观明清地图，同处楚北大别山，麻城的西北部（即明中叶后的黄安县）应与孝感的北部相邻。这种地缘因素，将两县连缀相称，有其合理性，但是把德安府孝感县移民都统归到“麻城府孝感乡”，显然不合理。这一带恰恰是明玉珍等农民起义军入川前长期苦战、频繁活动之所。此地对于他们，可谓是刻骨铭心的生死之地，至于府县乡的具体行政隶属，并不在意。

再者源自对麻城的感念。孝感邑人在元末明初到麻城深山避乱，明朝立国后，孝感邑原居民和其他籍到麻城避乱居民在麻城原地登记再回徙（有部分麻城原居民随迁，上文《麻城县志》提到的“人丁耗尽”可能与随孝感人迁入孝感或外迁他处有关），似乎有浴火重生之恩，故称“麻城过籍”。这在孝感、麻城二县方志均有相关记载。以至孝感人口语中，喝醉酒是“麻西了”；睡着觉是“到麻城去了”等。文革前，同迁川的移民后代家里一样，孝感地区各县、包括江南咸宁等县农村，普遍将“麻城土主”供奉于中堂神位，也是源于当初避乱时的传说。足见先辈们寄托敬祖恋旧之情，深怀知恩图报之念。“过籍”发生于元末明初，正是第一次填川时期。既然虔诚地将“麻城”供奉，把麻城冠名称“府”于孝感之前，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故而以讹传讹，相沿成习。

“府”，行政比县高一级；“乡”，县下区域单位，与城相对，用于此处表人们聚居之所（清代以前并非一级政府，仅为地域概念）。对于缺乏文化的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好象称麻城为“府”是敬词，称吾县为“乡”，是谦词。麻城孝感二县无从属关系，如果不脱离当时的语境和社会特定环境，“麻城府孝感乡”，是情感大于理性的称呼，显然是民间的一种附会。从严格意义的地域名称上讲，不能顾名，亦不可思义，既不规范，更不符合逻辑。“麻城县孝感乡”之说，就移民成分来讲，大部分是指德安府孝感县移民，小部分才是麻城县孝感乡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