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藩篱岳钟琪

大清藩篱岳钟琪

《白银晚报》  王博恩

第一章清朝初期的西部大势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它的缔造者和统治者建州女真爱新觉罗家族起自“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十五岁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讨伐杀父仇人尼堪外兰，从此，掀开了满洲铁骑纵横九州的征服之旅。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清军在吴三桂的引带下，越过山海关逐鹿中原，将葬送了大明国祚的李自成大顺政权驱出北京。九月，顺治帝由盛京迁都京师(今北京)，十月一日，在紫禁城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由此，揭开了满清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统治的大幕。
      清王朝从入主北京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平定“三藩之乱”，经过三十七年艰苦卓绝的征战，较大规模的反抗势力基本平定，应该说可以舒一口气了。但是，无情的现实却让他们依然夜不能寐，这件事一直令大清朝统治者如芒在背、如坐针毡。那么，是什么问题有着这等严重性？是来自西部边陲的纷扰和动荡。是谁制造了这个纷扰和动荡呢？是卫拉特蒙古(也称厄鲁特蒙古)的一支——准噶尔部，俗称“准噶尔”。


一、准噶尔的崛起


       卫拉特蒙古在明朝曾有一个让朝野神经高度过敏的名字——瓦剌。对，就是那个制造了“土木堡之变”，俘虏了英宗皇帝，并挟其南下差点终结了大明国脉的瓦剌。
      翻开历史你会发现，在地球最大块陆地上最善于策马驰骋，而且驰骋最广的蒙古族，除了元代，几乎一直处于群雄并立、相互凌侵的分裂状态。明朝后期也不例外，这时候蒙古族逐步分裂为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三大部。漠南蒙古主要游牧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为主)游牧于漠南蒙古以北地区，漠西蒙古(卫拉特蒙古为主)则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地区。而此时的卫拉特蒙古不仅与喀尔喀蒙古之间战争不断，其内部之间也为争夺牧场互相攻伐，分化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以及和硕特四部。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冲突，“不再同室操戈”，土尔扈特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游牧，而和硕特则迁移到西藏、青海一带。部族的内耗已使卫拉特蒙古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1635年，准噶尔部首领哈刺忽喇去世，其长子巴图尔洪台吉继位。1640年，巴图尔洪台吉与喀尔喀札萨克图汗共同主持在塔尔巴哈台召开卫拉特、喀尔喀各部领主会议，史称“塔尔巴哈台会盟”，会盟制定了旨在加强蒙古族联合，共御外敌的著名法典——《卫拉特法典》。这次会盟后，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蒙古各部之间得以和平相处，友好往来。
      为了维持这一局面，巴图尔洪台吉又通过联姻的方式来密切各部之间的联系。他娶了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女儿为妻，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作为友好使者，一个嫁给了土尔扈特部首领朋楚克，另一个嫁给了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的儿子鄂齐尔图台吉。后来，巴图尔洪台吉又把朋楚克的儿子、他的外孙阿玉奇抚养在自己身边，为土尔扈特部培养了一代著名的领袖。
      康熙四年(1665年)，巴图尔洪台吉五子僧格继位。在僧格统治期间，准噶尔加强了与清朝的联系，积极抵御沙俄的侵略。康熙九年(1670年)，僧格被同父异母的兄长——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谋杀。此时，僧格之弟噶尔丹正在拉萨跟随五世达赖学经。听到消息后，他发誓要为哥哥报仇，马不停蹄回到准噶尔。由于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认定的三世温萨活佛转世，所以，他以活佛身份号召支持者杀死了和卓特巴巴图尔，赶出了入侵的车臣部。康熙十一年(1672年)，噶尔丹宣布还俗，继位为准噶尔部首领，也号称洪台吉。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统一了卫拉特蒙古各部，正式宣布建立准噶尔汗国，达赖赐予其“博硕克图汗”称号。此后，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全面走向鼎盛，并以“准噶尔”之名著闻于世。
      由于准噶尔部的游牧区域地处欧亚大陆中部，“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依葱岭”，是中西交通的必由之路，“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则中原为之动摇”。因而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仅是沙俄觊觎中国的角力之所，更是历代争国者必夺之地。随着准噶尔势力的不断强大，噶尔丹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屡屡染指西藏事务，侵扰青海，掳掠喀尔喀蒙古，甚至直接威胁到大清首善之区——京城的安全。雄心勃勃的噶尔丹不再满足于偏居一隅，逐渐萌生了“君长南方,我长北方”的念头。但这是骨子里尚充斥着浓烈铁血气息的大清统治者们绝对不可容忍的。于是，两个马背上的民族刀来剑往，在中国的西部展开了一个多世纪的兵锋对话。


二、准噶尔与西藏、青海的关系


     准噶尔与西藏、青海除了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三地的大多数居民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也称黄教。佛教传入西藏后，在与西藏本土宗教的碰撞冲突中，逐渐形成了宁玛、噶当、噶举和萨迦四大教派。元朝时期，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其所倡导的萨迦派占据上风。公元14、15世纪时萨迦派与噶举派争夺权力，战火不断。就在这种状况下，曾师从西藏萨迦、噶举等各大教派的宗喀巴大师针对当时僧纪废弛、寺院生活腐化的现状，倡导进行宗教改革，受到了西藏僧俗的一致拥戴。明朝永乐七年(1409年)，在帕竹(今拉萨柳梧区)贵族仁钦贝和仁钦伦布父子的资助下﹐宗喀巴大师于拉萨东北四十余公里的旺古尔山建立了甘丹寺﹐独树一派，形成了一个新的藏传佛教派别——格鲁派。为表示中兴律仪，他让僧人戴黄帽，因此，格鲁派又被称为黄帽派，即黄教。格鲁派兴起后迅速取代了其他各教派，成为藏区佛教的主流。16世纪末17世纪初，整个漠南、漠北、漠西蒙古陆续皈依了格鲁派，使格鲁派势力日益大增。17世纪30年代，以却图汗为首领的喀尔喀蒙古占据了青海，他扶持噶举派，打击格鲁派。格鲁派于是求助于准噶尔蒙古势力，并依靠准噶尔的军事支持得以保存自己的影响力。就这样，逐渐形成了西藏，乃至整个藏传佛教区域教派与军事力量相互依存的模式。
      据准噶尔史籍记载，卫拉特四部的盟主、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台吉曾随青海塔尔寺主持察罕诺门汗胡土克图精研佛法，因透悟“世间无常”之理，遂产生抛弃红尘出家为僧的想法。但是，他的举动遭到卫拉特王公贵族的一致反对。为了卫拉特蒙古的未来，准噶尔巴图尔洪台吉、杜尔伯特达赖台吉以及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辉特首领苏勒坦台什等三十二位王公就一起去恭问察罕诺门汗：“是一个人当喇嘛福大，还是众人当喇嘛福大？”大喇嘛知道他们的来意，就回答道：“众人当喇嘛福大。”随后，准噶尔联盟王公决定每人派一个儿子替拜巴噶斯当喇嘛，并将此以法律的形式写入了《卫拉特法典》。顺治五年(1648年)，巴图尔洪台吉四岁的儿子噶尔丹被藏传佛教格鲁派认定为三世温萨活佛的转世灵童，顺治六年(1649年)，噶尔丹被送往西藏当了喇嘛。谁也不曾料到，此次西藏之行，非但没有让噶尔丹超凡出俗，成为格鲁派高僧，反而让他尘心日重，成为草原枭雄，也成了大清朝的梦魇。
      由于五世达赖喇嘛亲身经历了藏传佛教派系斗争的残酷，所以他一直梦想拥有一支忠诚的、完全为自己所驾驭的军事力量。噶尔丹的到来让他看到了希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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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喇嘛的噶尔丹无法掩饰他与生俱来的尚武天性，“居乌思藏日久，不甚学梵书，惟取短枪摩弄”。加之他的不凡身世，所以，深得五世达赖的器重，“所语密，虽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不得与闻”。顺治十三年(1656年)，噶尔丹在拉萨大昭寺接受了五世达赖的灌顶，随后，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拜四世班禅为师。康熙二年(1662年)四世班禅去世，十八岁的噶尔丹又回到大昭寺追随达赖，并结识了后来把持西藏地方政务近三十年的最高长官第五世第巴桑结嘉措，两人一文一武，被称为五世达赖的左右手。为了增进与西藏的关系,准噶尔还在西藏设立了大小库伦喇嘛营地，创建了佛教的医学部、密教学部和时轮学部等三个喇藏。后噶尔丹成为准噶尔首领，格鲁教派寺院如雨后春笋般在西域拔地而起。其中，以伊犁河北岸的固尔扎庙、南岸的海弩克庙为最大，可容纳喇嘛六千人，“顶礼膜拜之盛为蒙古之首”。而且许多大寺院首领都由西藏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院派任高僧或学佛于三大寺之喇嘛担任”，俨然“西藏寺院在蒙古之支部”，“于是蒙古各部与西藏形成相互依赖之政教关系”。正是由于从噶尔丹时起，与五世达赖以及桑结嘉措等西藏僧俗势力建立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为后来准噶尔屡次出兵西藏和青海搭建了人脉基础，也为此后中国西部的百年战争埋下了伏笔。从此以后，准噶尔与西藏以及青海的关系真可以说得上是“剪不断，理还乱”。

第二章一座城堡与一个家族

      正如和平年代需要治世文臣一样，在清初的中国西部，对一个新兴的王朝而言，更需要的则是能够抚平边患、捍卫疆土的将帅之才。据笔者统计，大清两百多年间，仅甘肃白银一带涌现出的将领约有百位之众。在这些大清将领中，有许多都是一门数代相袭相荫的。被乾隆誉为“三朝武功巨擘”的一代名将岳钟琪及其家族，可以说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在举目洪荒的西部是怎样的一块土地孕育了这样一个功垂后世、流芳百代的家族？是景泰川，是一座位于陇原大地中部，景泰川西南角的军事城堡——永泰城。


一、军事城堡——永泰城


     永泰城坐落于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寺滩乡境内的寿鹿山北麓，这里东眺黄河，南依寿鹿，西望松山，北控戈壁。早在西汉时期，为了遏制羌族的侵扰，营平侯赵充国曾率军驻扎令居(治所在今甘肃省永登县西北)，首倡屯兵驻守之策，朝廷遂在临羌(治所在今青海省湟源县东南)至浩亹(今青海省大通河)一带，招募民众，“缮乡亭，浚沟渠”，进行屯田。随后，屯守区域向东延扩，并修建了许多防御城堡。在老虎山北侧修建的城堡，因地得名，称为老虎城。城堡西边不远处源自老虎沟的潺潺溪水汇入媪围河，蜿蜒向东注入黄河。由于气候及地质环境的变化，如今这里的河流都早已干涸。距老虎城东北八十余里便是当时武威郡十县之一的媪围古城(在今景泰县芦阳镇吊沟村)，这是景泰县境内有历史记载最古老的县城，也是丝绸之路沿线现存规模最大的汉代县城遗址。唐宋时老虎城改名“龙沙”，至今城东一处山口仍名叫“龙沙岘”，一直是丝绸之路的古道隘口，千百年来，递送了无数商客旅人。元代以后，此地长期为羌狄占领。明朝景泰年间又为鞑靼宾兔部所据。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兵部尚书兼三边总督李汶、大司马兼甘肃巡抚田乐、甘肃总兵官达云、宁夏总兵官萧如薰等奉旨收复松山。从三月至九月，集七路之师，十万之众，共发起数十次战斗，史称松山大会战，收复松山。第二年，李汶上《松山善后事宜疏》：
           “松山既空，故疆已复，其经理善后最为吃紧。而善后非筑边、建堡、设官、屯          兵，其道无由。……”
     在他的建议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两年间，除修建了松山城外，又修筑了红水堡(在今景泰县红水乡)、三眼井堡(在今景泰县草窝滩镇三眼井村)以及靖虏卫(清初改为靖远卫，雍正八年改为靖远县)大芦塘堡(在今景泰县芦阳镇)、小芦塘堡(在今景泰县芦阳镇响水村)等数十座城堡，并由兵备副使荆州俊督建，达云率兵实施，还修筑了西起大靖泗水堡(今古浪县泗水乡)铧尖滩汉长城，东止靖虏卫哈思吉堡西南方的索桥堡(在今靖远县石门乡境内)约二百公里的明长城。为进一步巩固边防，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继任兵部尚书兼三边总督顾其志，在巡视边防时，发现永泰城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因年久失修，已破败不堪。经与荆州俊及总兵官孙仁等商议，决定“筑连城诸堡”，遂上《奏城永泰疏》：
          红水距兰州五百里而遥，原隰险阻，一路绝无人烟，虏小举或可拒守，脱或大   
     举，单弱岂能支持？兰州官兵策应，猝不能至，况复奔驰远道，军马疲困，何能御        敌？中无止宿委积之处，设虏乘间冲突，无城堡可依，非万全之策。臣等重复堪议，      多方讲求，咸以老虎城地建堡设将为宜。迤南再设筑二小堡，传接烽燧，使首尾相        应，犄角相成，冲疆可恃以无恐。……”
      奏折力陈修建永泰城的重要性。恰在此时，兵备副使、天文学家邢云路来此督军。在得到万历皇帝允准后，遂决定由邢云路牵头，并由他亲自督建新永泰城。新城址在旧城以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月开工修建，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六月竣工，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新修建的永泰城“周长四百八十丈”，高三丈六尺，除了城门和三个瓮城用青砖巨石砌成外，其余城墙均由黄土、麦草等材料按比例混合夯筑而成。墙体下宽上窄，墙基宽约两丈，墙头宽约一丈，坚固异常。城下有宽约两丈、深约一丈的护城河环绕。城堡取名“永泰”，寓“永绝虏念，康泰安宁”之意。
       正城门朝南面山而开，有内外两道城门，“永泰门”是内门，“安宁门”是外门。城墙上置有炮台十二座，女墙七百九十九雉。城墙之上有城楼四座，在正门“永泰门”之上的三层阁楼，名曰“药祖楼”。里面供奉着黄帝、邳彤、孙思邈三位济世救人的医家老祖。而与之遥遥相对的北城之上，也有一座阁楼，名曰“真武楼”。里面供奉着道教中执掌北方天界的真武大帝，俗称无量祖师。除了这两座阁楼分别位于坎、离正位外，其余两座城楼并没有在震、兑正位(东、西方位)，而是分别位于巽、乾两隅(东南、西北方位)，以取文、武之意。东南瓮城之上为文魁阁，也叫文昌阁，里面供奉着魁星和文昌帝君。西北瓮城之上为财神庙，里面供奉着武财神赵公明。
      由于整个城池形状酷似巨龟，所以又叫“龟城”。成文于乾隆三十九年的《永泰城图说》一文这样写道：“城以圆形，为之龟盖；离首坎尻，为之龟向；城中礅台，为龟肩足；预建诸庙，按三吉六秀布置方位，以应甲折，为之龟纹。经心曲画，寓理于中，乃取洛龟献瑞之义也。”

（2）

      至于城堡为何要建成龟形，笔者认为，大概与我国古代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方位神的崇拜有关。龟蛇合体为玄武，为北方镇神，将城池建成龟形寄托着人们期望边境安宁、太平长久之意。
      在我国形似龟状的城池，除了永泰城，还有三座。一座是始建于汉景帝二年(前155年)的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境内的般阳古城。另一座是始建于五代后唐时期的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旧城。有趣的是，这两座龟城也都在明朝进行过重修。般阳龟城于明朝弘治十四年(1501年)，由淄川知县杨武主持重修。浑源龟城于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由浑源州知州刘复礼主持重修。此外，据《华阳国志》记载，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攻取蜀国后，人口因战争锐减。公元前341年秦大举移民充实蜀地，由张仪(一说蜀守张若)负责先后“筑成都(今成都市)、陴(今成都市郫县)、临邛(今四川省邛崃县临邛镇)三城，以为犄角”。由于成都一带低洼潮湿，土质松软，故而城墙屡筑屡倾。后来将墙基定于高亢之处，才算修好。这样建成的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状如金龟，故而成都在古代也被称为龟城。岳钟琪家族由永泰龟城迁往成都龟城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机缘巧合。
     “城既落成，其形显著，尤思龟为水族，旱燥之地，恐难资生”，于是又在南城门外数十步处设一大池，取名“用汲海”，“使龟无干燥，民有霑足”。随后，又在城南北两侧分别修筑了延伸到金城兰州和长城方向的烽火台，并于永泰城南一百里修建了镇虏堡(在今景泰县正路乡境内)，再南一百八十里筑保定堡，将金城兰州与红水一线连为一体，其间“墩院若台燧凡百二十余，广袤千八百里。东秩芦靖，西跨庄凉，北界沙碛，前滨临巩，若群山而四维之也”，成“犄角率然之势”，为拱卫西部边陲又增添了一道坚固的屏障。永泰城建好后，“兰州参将移驻，肃宪王朱绅尧裁拨卫所马八百归永泰”。据《创修红水县志》记载，当时城内有驻军一千五百名，其中，马兵一千名，步兵五百名。兵营、练兵场、火药场、武器库、草料场、马场等军事设施一应俱全。城内南北向一条一里多长的通衢为正街，沿街大小楼阁参差耸立，蔚为壮观。沿城墙内侧修有马道一周，供战时策马传递消息之用。城中西北街设有副将衙署，清朝顺治年间裁做参将，康熙年间又先后裁做游击、千总，乾隆末年再裁为把总。察院公署位于城内东北街，到乾隆年间改做城隍庙。城内街心建有高大的鼓楼(顺治年间失火，后改做玉皇阁)，后来，又在城南正街西侧修建了武庙,东侧修建了文庙；东南城根马道旁建有火神庙；东城街南火神庙背后建有马祖庙；北城街西建有大佛寺、永福寺；北城街东建有长乐宫，等等。据笔者统计，当时永泰城内大大小小的寺庙多达二十多座。到岳钟琪出生时，虽然经历了朝代更迭，但也只是过去七十八年而已，城内的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而且随着驻军的减少，逐渐为军民共居。据说，城内街道是按照奇门之法设计布置，错综复杂，一旦有敌人闯入城中，必定迷失方向，束手就擒。军事学家称其为“中国古代军事要塞教科书式的典范之作”。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六月的一天，天朗气清，微风拂面。邢云路与总督顾其志等边关将领一同登城巡视，感慨万千。因顾其志再三邀请，邢云路“逊谢不得，于是封山勒铭”，成就了这篇脍炙人口的“永泰城铭”：

帖彼松严，矗矗崇岗。

星分北落，御镇西方。

襟带山河，为金为汤。

何物狼贪，狡焉鼠窃。

帝命虎臣，犁庭扫穴。

搀枪叶落，蟊贼朝灭。

荡彼滑夷，归我版图。

乃眷疆域，扶舆奥区。

华裔界限，既雄且都。

元老壮猷，规模远宏。

议筑三城，韩公之悃。

萧规曹踵，惟余蹇蹇。

重险神皋，陟陟嶙峋。

随山刊木，先以劳民。

既决无间，复开天垠。

连城百雉，说筑梯空。

龙盘虎踞，增拟阆风。

缮葺各别，联校疏通。

体势互绵，走集巨固。

参旗错列，壁垒盘互。

坼后星明，甲兵云布。

林麓之饶，何物不有？

夷言米哈，田猎飞走。

千军肉食，武夫赳赳。

周眺原隰，沟塍洒连。

郑伯分渠，营平屯田。

遐阡迩陌，陆海在焉。

巴庐相望，阓阛为市。

廛殖货列，商贾萃止。

从军皆乐，吉甫燕喜。

内宁外詟，巍乎功成。

何以臻北，车书大同。

皇威逖畅，格于八弦。

我铭斯纪，著之金石。

景钟流芳，燕然秩绩。

垂亿万年，永保无斁。

      由于永泰城所处的位置“扼丝绸之路咽喉”，所以，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央政权控制边疆少数民族入侵内地的军事前哨和保障用兵西域的重要给养孔道之一。《宋志》有云：“被边之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长幼几乎都对弓马刀剑情有独钟，边关特有的尚武气息十分浓厚。

二、岳氏家族

     据岳府谱牒记载，永泰岳氏为南宋著名民族英雄岳飞之后。绍兴十一年(1142年)十二月，岳飞被赵构、秦桧、万俟卨等人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屈杀于风波亭，一门忠烈惨遭杀害或流放。一个事件造就了两个道德极端——岳飞从此化为忠良的象征，高居祠宇备受尊崇；而秦桧则变成奸佞的代表，长跪地下遭人唾骂。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以礼改葬。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又给岳飞赐谥武穆，岳武穆一称谓即由此而来。嘉泰四年(1204年)，应韩侂胄之请，宋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宋理宗将岳飞谥号改为忠武，并赠太师之爵。
      作为追偿，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宋孝宗为岳霖(岳飞三子)恢复了右承事郎之职，后又授南赣都督等职，并赐“食邑宜兴”。此后，岳霖后裔随其“辗转于湖广、江浙一带”。到了明朝，岳氏其中一脉岳大舟自江西“入行伍”，随军转战广西及云贵等地，“因作战勇敢，升丽江指挥”。后因与同僚相互攻讦，被发配甘肃，驻防临洮，并定居于此。
      万历二十年(1572年)，岳大舟之子岳仲武因职守，迁居永泰城。此后，岳氏一门在永泰城生活了一百四十多年。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袁枚在《岳威信公本传》中写道：“公……由宜兴(今江西省宜兴市)徙居兰州。父升龙以永泰营百夫长，从征吴三桂立功，累迁至四川提督。”

（3）

       岳钟琪同僚好友，曾为岳钟琪的《容斋诗集》作序的四川总督黄廷桂在他负责编纂的《四川通志》中也记载：“岳升龙陕西庄浪卫永泰镇人。”岳钟琪的另一位好友，曾三督川陕的尹继善有“临洮水畔有山庄，漫认西川作故乡”的诗句，并自注“陕西临洮为容斋故里”。正是景泰川这片热土，正是永泰城这座肩负着特殊使命的城堡，养育和造就了一门数代岳氏俊才，为大清江山社稷的稳固和中国西部边疆的统一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岳门忠烈写下了全新的可歌可泣篇章。
      据《景泰县志》记载，岳府宅院位于永泰城内北侧，占地面积约两千多平方米。这样的院落在当时的永泰城绝对是首屈一指的豪门府邸。后来，岳府所在的小街道一直称为“岳家巷”。随着历史的过往，岳府宅邸早已荣华不再，只剩下一段段突兀的院基与寒鸦衰草守望相伴。如今，虽然岳钟琪的嫡亲族人早已移居他乡，但他的远房族人仍然生活在永泰城周边的景泰县芦阳镇、正路乡，武威市古浪县以及兰州市、永登县等地。
      有关岳钟琪及其家族的故事在景泰、永登、古浪、兰州等地流传甚多，其中有一则故事，至今人们津津乐道。相传明朝末年，大明统治者自觉气数日衰，非常担心。但他们不从挽救人心民意上下功夫，而是舍本逐末，大搞迷信活动。于是，皇帝派出多路精通堪舆之术的道士到全国各地“御龙”或“斩龙”。“御龙”就是所谓的赶龙脉，希望将那些正旺或当旺的龙脉地气邀补到自家的龙兴之地南京和当时的皇都北京，以挽救家运与国运。而“斩龙”则是将那些有王者气象，又不服驾驭的龙脉就地施法筑起丘垒予以封斩。至今许多地方气势恢宏的山脉主峰之上都有一座小土包，据说就是当年各路道士的杰作。其中一位老道自昆仑山“御龙”而来，这一天来到永泰城南面的一处山丘。老道发觉其中有一条龙没有了动静，便从龙尾跑到龙首看看它到底出啥状况了。但是，龙首距龙尾足有一里之遥，首尾难以兼顾，他无法判断这条龙究竟是死是活。碰巧，一位牧羊老汉正赶着羊群路过此地，老道想，牧羊人不识字，更不懂风水之术，所以就将牧羊老汉叫到跟前说：“老人家，请您帮个忙行吗？”老汉很痛快地答应道：“行！”于是，老道将一把桃木剑插在一块微微隆起的土包上，说道：“您在这儿看着，我到上面去踩一踩，如果我在那儿踩这儿有动静，您就招招手。如果没有动静，您在插剑的地方踩三下就行了。”老汉点点头说：“成！”老道回到龙尾，使劲踩了踩，高声问道：“动不动啊？”只见那块土包真的在跳动！地怎么会自己跳动呢？老汉被惊呆了，根本就没听见老道的问话。老道一看老汉没有招手，提高嗓门喊道：“老人家，您使劲踩三下，我看看这儿动不动。”老汉心里发怵，哪敢在那儿踩，只是小心翼翼地在边上象征性地踩了三下就赶紧躲到了一边。老道一看没动静，摇摇头仰天叹了口气说道：“看来是天意呀！”他返回到老汉面前，郑重地说道：“老人家，您与我有缘，我就实话告诉您吧，我是个赶龙人，今天有条龙走到这儿不幸死了，我给您做个记号，如果您家中有老人，在老人去世后就将他葬在这条龙脉上，如果您家中没有老人，就等您百年之后，让家人把您安葬在这儿，将来您的后代中会出很多达官显贵，如果这条龙还活着，必出公侯！”老汉这才如梦初醒，心中又惊又喜，看来今天是遇上高人了！老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将身上背的干粮和水全部奉送给了老道，非常感激地说道：“托道长吉言！我家就在不远处那座城里，马上就到家了，你还要赶远路，这些干粮和水你都带上吧。”老道也不客气，径直背起干粮和水，手提桃木剑嘴里念念有词，沿着山边缓缓向东而去。
      这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永泰岳氏的初祖岳仲武。他卸甲归田后，虽然“家道殷富，不亚陶朱”，但他笃行勤俭之道，坚持牧羊耕种，贤孝传家。岳仲武与妻赵氏共育有三子，长子岳文达，次子岳文元，三子岳文魁。岳文魁，字兆元，是岳钟琪的曾祖父。岳仲武去世后，就埋在了老道指点的地方。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而现实往往有传说的影子。在永泰城外西南约三公里的地方有座小丘，名叫“奎龙山”，山下就安葬着岳仲武及其后世共五代人的遗骸，岳钟琪生母王氏之墓也在其中。这个地方，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岳家坟掌”。据说，风和日丽之时，在永泰城周围，只有站在这块地盘上才可以眺见黄河。
      树大招风，坟大招贼。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沉眠了数百年的岳氏墓葬被盗掘一空。据目击者称，古物运了好几卡车之多。不仅历史遗迹遭到了残忍的毁坏，而且众多历史资料也遗失殆尽，甚是可惜。
       尽管盗墓贼可以盗走古物，但却盗不走历史。让我们通过一些尚存的史料记载，走进这个曾经的显赫世家，一起来感悟，一起来探寻……

三、总兵岳镇邦

岳镇邦是岳钟琪的祖父，字定寰，系“岳飞十九世孙”。“自小深受家风熏陶，秉性耿直”，“为人慷慨仗义，爱管地方不平事”。明末清初，王权更迭，明王朝自救不暇，清政府无力西顾，一些游居边陲的“掠食者”部族便趁火打劫，为害一方。永泰城一带也不曾幸免，“番夷数侵掠”。为保卫桑梓，岳镇邦“散财募士练乡勇”。“时多尔吉部落入寇”，岳镇邦躬率乡勇五百人据沙河沟天然屏障及永泰城坚固工事，会同守城官兵多次击退蒙古多尔吉部的进攻，并乘胜出击，以少胜多，“大破之，虏其酋”，收复了被侵占的水源、草场，夺回被抢掠的马匹牛羊。从此以后，多尔吉部落再也不敢南犯。因为有勇有谋，岳镇邦被“破格授予永泰营把总、千总”。后来，他辞官归田，居家孝养老母，备受当地人推崇。他的这一美德被其子岳升龙发扬光大，也传为一时佳话。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朝廷“召镇邦出山”。此时，老母已经过世，岳镇邦欣然应征。他不仅自己复出，而且连三个兄弟岳镇鳌、岳镇国、岳镇华，以及两个儿子岳升龙、岳陟龙也一并带入军营，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岳镇邦二次出山后，因战功相继被授予西宁南川营守备、都司，不久又升调甘肃抚标中军游击。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属将王屏藩攻陷汉中，兵逼临洮(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巩昌(今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岳镇邦奉命向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阶州(今甘肃省陇南市)前线驻军押运粮草。时“贼将李虎牙潜登乐门山，锋甚锐”，岳镇邦以“五百人杀贼万余，军威大震”，再创以少胜多的奇迹。后来，岳钟琪将这种以少胜多的传奇更是演绎得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康熙十四年(1675年)，由靖逆侯张勇荐拔，岳镇邦出任甘肃抚标中军左营游击。康熙十八年(1679年)，升洮岷协副将。同年，转任浙江绍兴协副将，加左都督衔。（4）

      最后官至山西大同镇总兵官。二弟岳镇鳌也曾任永泰营千总，官至游击，战死疆场。岳镇邦代弟抚养其遗子，亲如己出。三弟岳镇国历任千总、守备，官至副总兵官。四弟岳镇华后特授陕西秦川守备。次子岳陟龙在康熙年间曾任河南河北镇标中营中军游击。由此可见，岳镇邦的确是清朝永泰岳氏兴盛和崛起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四、两代父子四提督


      永泰岳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代父子四提督”，分别为岳升龙、岳钟琪父子和岳超龙、岳钟璜父子，岳升龙是岳超龙胞兄，而岳钟琪是岳钟璜堂兄。我们主要说说岳钟琪之父岳升龙。
      岳升龙，字见之，为岳镇邦长子。“自幼聪颖非常，知书达礼，喜好武功”。“三藩之乱”时随父以庠生入伍，一年后“授永泰营百夫长”，因擒斩叛将永泰营游击许忠臣，颇得甘肃提督、靖逆将军张勇赏识。
      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宁羌(今陕西省宁强县)叛应三桂”，并亲率大军数万，从平凉府出发，一路攻城掠寨，吴三桂四川部队乘机北上陕甘，“关陇之间很多州县落入敌手”。张勇迅速由驻镇之地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率兵东进。他派西宁总兵官王进宝进攻兰州，自己绕兰州南下，直取洮州(在今甘肃省临潭县东、卓尼县东北)、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州)和巩昌(今甘肃省陇西县)。踞守兰州的是王辅臣属下叛将赵士升，为阻止清军攻城提前烧毁了进入兰州的唯一通道——黄河浮桥，企图依凭黄河天险困守待援。岳升龙担任攻城先锋，他率领所部人马“联车为筏以济”，就是把车连在一起当做渡河的舟筏(也有“革囊以济”的说法，就是用羊皮筏子渡河)，击溃守河敌兵。估计在当时的战争状态下，各种方法都有，可能以这两种方法为主。虽然岳升龙左腿被炮火所伤，但他忍痛率部冲锋陷阵，一举拿下了北城门。城内守军抵挡不住，只好献城投降，“兰州遂克”，岳升龙因功升任庄浪卫守备。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军攻克临洮平关，岳升龙加都督佥事衔。康熙十七年(1678年)，补授山西得胜路参将。康熙二十年(1681年)，迁黑城营游击。此后数年间，岳升龙率部转战川、滇，立下了赫赫战功。“三藩之乱”平定后，在王进宝的举荐下，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岳升龙升任湖广宝庆副将，不久，康熙特旨调任江西九江协副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月，岳升龙升任山东登州镇总兵官。两年后调任天津总兵官。十余年间，从西到东千里转任，为保卫大清疆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发动叛乱。康熙帝御驾亲征，命岳升龙率直隶、山东三百名马兵与怀庆总兵官刘国兴所率的二百名河南马兵一起护送中路粮车。一路上，受到康熙的多次召见和垂询，亲授机宜。并谕行在兵部，“岳升龙、马进良、白斌等系简选任用之人，今已逼近噶尔丹，若遇敌交战时，副将以下至兵众人等，有退怯违令者，著该总兵官正法奏闻”，这就是说，皇帝授予岳升龙等人临战生杀大权。在昭莫多会战中，由于岳升龙按照御旨及时调运粮饷补给北线，为大会战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康熙诏授岳升龙拖沙喇哈番(武散官名，乾隆时改为云骑卫)世职，赐顶戴花翎。康熙谕众大臣：“岳升龙随朕出师塞外，故于噶尔丹始末知之甚详，武职中未有如其明晰者！”同年七月，任命岳升龙为四川提督，并赐亲笔御书“仁爱士伍”匾额及鞍马弓矢等物。
      从此，岳升龙成了康熙的心腹大将。这一点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巡抚于养志与提督岳升龙互参一案”的处理结果中可以略窥一二。当时，由于四川康定一带的第巴(土营官)纷纷公开反抗当地驻军官商勾结、垄断市场、哄抬物价的行为，第巴昌侧集烈派兵越过泸河，占据了泸河以东若泥等寨堡，与驻防官兵形成武装对峙。为防不测，岳升龙增派五百官兵驻化林营，加强了对泸河要塞的防务。四川巡抚于养志得知此事后，疏奏朝廷，状告岳升龙擅自移兵，引发土司误会，增加地方不安定因素。岳升龙据理辩解，结果，于养志被收监问斩，岳升龙被罢官免职。后据署川陕总督、吏部尚书席尔达复审发现，因“于养志将岳升龙咨移任私删改，不据实具题，以致营官踞炉狂悖，侵占河东若泥等处”。原先负责审理此案的工部侍郎罗察、内阁学士布泰等人因没有据实奏报被降职，而岳升龙则很快回归了军营。继任提督唐希顺征讨昌侧集烈时，“上命升龙从军”，由此可见，岳升龙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部队。两年后，岳升龙接替唐希顺复出，再任四川提督。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皇帝西巡时，召岳升龙与四川巡抚贝和诺一起前往临晋县(今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临晋镇)面圣。君臣重聚首，格外亲切。康熙给岳升龙颁赐“威信著闻”巨匾及貂帽袍褂。同时，又御书“太平时节原无战，上将功勋在止戈”对联一副，以褒奖其德威并萃、镇守边陲之功。康熙意犹未尽，再书张莒的《白鹰赋》一卷赐之，并诏封岳升龙母亲和妻子“一品诰命夫人”。能得到皇上诏封及御赐之物，这在封建时代可是举族无上之荣幸。临别时，康熙又依岳升龙之请，为其老母御书“重闱锡类”匾额一幅。君仁臣忠，康熙以其仁德成就了千古一帝的英名，也开创了大清朝走向鼎盛的不世伟业。岳升龙及其后世子孙忠心耿耿，为捍卫大清江山社稷立下了赫赫功勋。
      岳超龙从小“精通武艺，尤善骑射”。岳升龙入伍时，由于岳超龙当时年岁尚小，没有让他一起从军。但不久，岳超龙瞒着父亲和兄长，假冒“刘杰”之名入伍。后来，岳升龙知道此事后，便让他跟随自己驻守川康边界，并出任建昌左营守备。伯因功进京陛见，受康熙垂询恢复本名，为回避岳升龙四川提督之嫌，改任西宁左营游击。雍正二年(1724年)授河州协副将，随后因回避岳钟琪川陕总督之嫌，改任张家口协副将。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十六日，升任天津总兵官。雍正八年(1730年)出任湖广提督。雍正十年(1732年)十一月，卒于任所。
      岳钟璜于雍正七年(1729年)蒙皇上特许，随岳钟琪赴新疆西路军效力。西征结束后，因功授蓝翎侍卫，后担任銮仪卫治仪正，就是一个专门负责皇帝和皇后车驾仪仗事务的五品武官。乾隆初，擢升为四川威茂营参将。乾隆八年(1743年)六月，由永宁协副将出任福建建宁镇总兵官。乾隆十二年(1747年)二月，补授江西南赣总兵官。乾隆十三年(1748年)八月，调任云南开化镇总兵官。半年后，转任云南昭通镇总兵官。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升任广西提督。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月，岳钟琪猝逝后，乾隆特调岳钟璜接任四川提督。在四川提督任上，岳钟璜继承了岳钟琪的安边之策，以和平方式平息了金川土舍郎卡与革布什咱土司之间相持数年的纷争，使剑拔弩张的“九土司之兵悉罢”。不久卒于任上，谥庄恪。

（5）

第三章少儿时代

      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于临洮府永泰堡”。《清史稿》上说他是成都人，这也没错，但那已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夏四月的事了。当时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因双目疾病即将卸任四川提督，加之“母年逾九旬不能远涉”，这才提出“将家口改入四川民籍”的请求，就这样岳升龙在任所解甲归田，成了成都人。本来按大清律法，“武职官员不许在任所入籍置产”，但康熙帝垂念岳升龙曾追随御驾亲征噶尔丹之功，所以金口破了玉律，特批了岳升龙的“遗疏”请求，“著照所请，准其家口入籍四川”。而此时，岳钟琪已经二十七岁，在四川松潘镇担任中军游击了。嘉庆朝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后在道光朝任大清通礼馆、内廷方略馆编修的梁章钜在《国朝臣工言行记》中直接记载为：“岳钟琪，兰州人。”


一、军事小天才


       岳钟琪从小就崇拜岳飞，不仅因为他是自己的先祖，更因为他是忠心报国的一代名将。岳母刺字、大破朱仙镇、十二道金牌等故事让他百听不厌，并在他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他也非常羡慕爷爷和父亲那威风凛凛的戎装，因此，他从小立志将来要当一名像岳飞一样流芳百世的将领。在家族的影响和父亲的培育下，岳钟琪从小就表现出了超出同龄人的军事天赋。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袁枚在《岳威信公本传》中这样写道：“(公)为儿时，好布石作方圆阵，进退群儿颇有法。”清代范恒泰所撰的《岳威信公钟琪家传》中的描写更传神：“儿时嬉戏，好布石作方圆局，进退群儿，群儿咸惮之。”一个不同凡响的少小军事天才跃然纸上，俨然训练有素、成竹在胸的军事统帅，稳坐中军大帐排兵布阵，指挥“队伍”进退有方。在岳钟琪少儿时代，除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外，《六韬》《孙子兵法》《武侯八阵兵法辑略》等一些古代兵法书籍也是其家庭启蒙教育的必修读物。虽然对同龄孩童而言，可能有些深奥难解，但对岳钟琪来说，却是恰适胃口。由于运用纯熟，已到了信手拈来的境界，所以，一些阵名等军事词汇经常出现在他的诗词之中。
      岳钟琪从小就是个有心人。他“尝随父入蜀，过山川险隘必图其形势”。小小年纪就知道绘制“山川险隘形势图”，这么早就对川蜀地理了然于胸，军事天才的特质已悄然绽露。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曾多次随其父出征建昌(今四川西昌市)等地平叛，而且每每“出奇谋无不中肯”，堪称“少年军师”。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这话用在岳钟琪身上可以说再合适不过。后来他由文转武，乃至总督川陕，都是因为康熙和雍正均深知岳钟琪“晓畅军机，谙熟番情”。
       他从小酷爱读书，“博涉群籍经史”，并“旁及天文地理，风角占验之术”。他还善于将学到的知识实际应用到生活中去。《国朝先正事略》记载：“京师前门外，有公遗第一区，按奇门法布置，居者每更动，则灾祸立至，犹想见伟人规划云。”此宅是雍正皇帝在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期间首次进京面圣时御赐的。后来府宅易主，岳府成了著名的“阅微草堂”，主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纪晓岚。他在此生活了六十年，曾数次想加以改造，但“每更动，则灾祸立至”，只好作罢。原来岳府旧宅是按奇门之法布局，“门径特小，其闺庭窗壁多不便”。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军阵。如果不遵循奇门原理和遁甲规则，不察八门九星之吉凶，必然会招致灾殃。清嘉庆朝翰林院编修戴殿泗在《岳襄勤公行略》中也曾有记载，印证了此事的真实性。

二、孝顺儿郎勇少年

      岳钟琪排行老二，他和哥哥岳钟瑞是岳升龙与王氏所生。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生母王氏就撒手人寰。祖母张氏对孙儿岳钟琪最为疼爱，而岳钟琪也与奶奶的感情至为深厚。岳钟琪去世后，没有子随父葬，也没有子随母葬，而是让后人按其遗愿将他的遗骸葬在了四川金堂县松秀山下祖母坟墓东面不远的地方，他与祖母的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继母苗氏对他们小哥俩也是待若己出，悉心照顾，加之官宦之家优渥的生活条件，因此，母亲的离去没有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过深的伤痛。在家人的关心呵护和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小容斋一天天长大了。
      后来，岳升龙将全家又迁至他曾经出任守备的庄浪卫(今永登县)，这里的自然条件比永泰城好一些，而且他与这里的马、鲁、杨、张等四姓地方官员及土司“交契最厚，互相姻亲”，土司鲁帝心是自己的亲妹夫，自己常年在外任职，家里少不了要有人予以关照。就这样，他在北城及北城外陆续置办了三处房产，而且规模日益扩大，到他举家南迁四川之前，岳府在这里已经有“正、厢、大、小、楼、平、土、瓦房屋一百二十间”，并“在北门外有水地一百七十余亩”，家道相当殷实。
       《岳威信公本传》说，岳钟琪“生有至性”，对父母非常孝顺。相传，有一次，岳钟琪的继母苗太夫人得了一场重病，可能是所谓的“羸疾”。多方医治均无效果，全家人非常着急。换了好几个郎中都束手无策，后来又延请了一位“江湖神医”，这位“神医”为苗太夫人把完脉后开了一剂中药，说吃了他的药一定药到病除，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要用人肉做药引子。这可如何是好？就在大家锁眉犹豫之际，一个仆人战战兢兢地端着盘子走了进来，里面盛着一块血淋淋的肉。大家十分惊讶，还没等问话，仆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原来当听到要用人肉做药引子时，岳钟琪一身不吭，回到卧室拔出父亲送给他的弯刀，手起刀落从大腿上割下一大块肉……
        永泰城北面是广袤的沙碛地以及植被稀疏的童山秃岭。而永泰城南面紧邻寿鹿山的宽阔地带则是另外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因祁连山尾段毛毛山寿鹿山系对来自北方冷空气的抬升作用，致使这一带每年夏秋季节降水丰沛，宽阔平坦的原野上草场茂密，种类繁多的动物生活其间。成群的黄羊、石羊、狐狸、野兔以及虎豹、豺狼都是这里天然的主人，浑然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草原风光。对于“自幼勤学好武”、“骈肋善射”的少年岳钟琪来说，这里也成了他和哥哥、弟弟以及其他小伙伴们纵马驰骋、飞骑习射的好地方。甚至兴致浓烈时，他们还要上演一些诸如下马追逐野狼、徒手格斗猛兽等惊险节目。在这种环境中摸爬滚打，不仅练就了他健壮的体魄，也养成了他敢于克难犯险的沉雄刚勇性格，正如岳钟琪后来在他的《述怀古诗》所写的那样。

忆昔少年日，所食尽膏粱。

肉必啖大胾，酒必饮巨觞。

手能格猛兽，足可逐奔狼。

无志事毛锥，请缨誓戎行。

喜驰花叱拨，爱射野黄羊。

（6）

      岳钟琪身材比较魁梧，“长七尺二寸”，相当于现在一米七几的样子。他饭量惊人，一餐的量比普通人要大得多，用袁枚的话说，“食前方丈，馔饮兼人”，话说的有点夸张，但其饭量之大可想而知。好体格加上好饭量等于好将才，这是古代常用的公式，岳钟琪也不例外。因为力气很大，他双手使得一对百余斤重的铜锤。老将军岳升龙对岳钟琪可以说是寄予了厚望的，他的目标是要把岳钟琪培养成一个文武兼备的将帅之才，因此，他对岳钟琪的要求非常严格。即使在岳钟琪为继母苗太夫人“刲骨”疗疾，腿部伤口尚未愈合的情况下，他依然命令岳钟琪每天“忍痛发矢”，苦练骑射之术。
      经过多年的锤炼，岳钟琪渐渐从一个少不更事的懵懂小儿长成了一位文武双优的少年才俊。为了让儿子尽早接受战争的洗礼，岳升龙将儿子带往四川，并经常随军出征。岳钟琪虽然只是个少年，但在战争中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勇敢，军中将卒无不啧啧称叹。有一个人对岳钟琪非常赏识，他就是当时驻防四川的广东韶关总兵官宋秀。因为敬重岳升龙的为人，加之对岳钟琪喜爱有加，遂与岳升龙说笑间定为儿女亲家，将小女诺许岳钟琪。后来，宋秀将全家迁到了永泰城西北的凉州定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岳钟琪年及弱冠，遵照父命，迎娶宋秀之女为妻。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长子岳浚出生。娶妻生子是一个男人成年的标志，但岳升龙心中非常清楚，此时的岳钟琪还只是个十八岁的孩子，虽然已成家，但还没有立业，他的人生之路如何去走，成了眼下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

第四章捐官入仕

      在儿子的前途问题上，位及封疆、贵为朝廷一品大员的岳升龙是着实有一番思量的。摆在儿子面前通往官场的路有两条，一条是科举之路。这条路对岳钟琪来说是一个可以实现，而且是很能光耀门庭的选择，但这也是一条漫漫长路。三年一比，从秀才、举人到进士，最快也得九年，有时甚至要耗费一生的光阴去拼搏。据统计，清朝二百六十八年间共有两万六千八百四十六人通过科举考试出仕为官，平均每年不到一百零一人，这对于一个亿兆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可谓万里挑一，科举之难可想而知。另一条就是“捐纳”。虽说历来人们都讲究“入官重正途”，但毕竟捐官是一条捷径，只需花费些钱财，而不需要耗费太多的青春年华也可以实现荣身仕途的梦想，如果运气够好还有可能是一条“高速路”。其实，清朝捐纳做官的比例是很大的，多的年份甚至达到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说百分之六十的官员是捐纳而来，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官员是科举考试拼出来的。斟酌再三，他最终决定让儿子走捐官这条路。
       一、需次同知
      由于岳升龙身为一品大员，按照规定，“满、汉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可以选一子入国子监学习，作为荫生。另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凡给荫，康熙间定制，三品以上荫知州，四品以下至通判荫知县，布政、按察、都转盐运三司首领官及州、县佐贰六品、七品官荫县丞，八品、九品官荫县主簿，未入流荫州吏目。”这就意味着，岳升龙有资格让自己的儿子一起步就可做到知州一级。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时任四川提督的岳升龙为岳钟琪办完由原籍(即甘肃)地方官查具的“身家清白册”(相当于现在的政审证明)和“族邻甘结”(就是同乡族人或邻里的担保书)两道手续后，向户部捐纳房报捐，以六千八百两捐银领取户部出具的“执照”。有了这张捐资凭据，二十岁的岳钟琪一夜之间便取得了“需次同知”这样一个入仕的身份。需次同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其实，这还不能算正式的官，用现在的话讲，相当于后备同知。还要按照捐班的先后顺序，经过学习、铨选等一定的程序，“简授”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官员。
       说起捐纳制度，在我国历朝历代一直沿袭传承，最早出现于秦朝。捐纳,又称赀选、开纳、捐输，清代称“捐纳事例”，简称“捐例”。但凡遇到“拯荒、河工、军需”三种情况，朝廷财政吃紧，就以官职为商品，明码标价，官阶高自然就值钱，捐纳的数额就多；官阶低当然也就便宜，捐纳的数额就少。这个制度可以说为千百年来许多无志于寒窗苦读的官宦、商贾子弟荣忝官场开了方便之门。虽然这条路时常为人们所不齿，但不可否认在这条道路上也涌现了许多贤臣良将。清朝康熙十三年，因为平定“三藩之乱”，“军需孔亟，暂开事例”。从此，捐纳制度在清朝越走越乱，至大清“中叶而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殽杂矣”。不管怎样，岳钟琪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他凭借提督父亲的尊贵背景和高额的捐银，直接捐到了从五品，一下子就越过了寒门学子一步一步从底层慢慢往上熬的苦难历程。这无疑抬高了他的仕途起点，为他的迅速崛起打下了基础。
      二、弃文从武
      这似乎是岳升龙与岳钟琪父子两代的“定数”，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岳钟琪结发之妻宋氏不幸病逝。看着年幼的岳浚，岳钟琪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他默默发下誓言要倍加关爱儿子，一定要将他抚养成人，以此作为对亡妻最好的追思。
      三年后，二十四岁的岳钟琪续娶卸任贵州巡抚高起龙之女为妻。高起龙，字霖苍，汉军镶白旗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任广西知府，曾捐俸修建府城，并在东华寺设立义学。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二月，由贵州贵西道升任安徽按察使。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五月，由安徽按察使转任四川布政使。在四川任职期间，高起龙与岳升龙成了同事好友。这位高大人主管征收钱粮事务，他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在他任内“胥吏不敢舞弊纳课，审丁悉有成规”。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九月，升贵州巡抚，半年后乞休。高起龙长子高西捐曾为河南通判，次子高士鐄后随岳钟琪在部队效力，参加了剿灭桌子山(在今甘肃省天祝县境内)叛乱之战。最为可贵的是，在封建气息尚浓的大清早期，高起龙却将自己的女儿培养得落落大方、文武双全，成了岳钟琪举案齐眉的知音。据《创修红水县志》记载：“(高氏)能娴弓马，钟琪出征，署中内外，莫不肃然。能诗与钟琪唱和。”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秋天，经过三年部院学习后，岳钟琪被简授同知，发回四川协助州府长官从事征粮和水利等工作。尽管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总算是正式出仕为官了。岳钟琪是一个“无志事毛锥”的人，骨子里散发着一种军人特有的一振羽翼、翱翔千仞的天纵豪情，“请缨誓戎行”才是他真正的理想归宿。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二月，当他听到番贼闯入四川宁番卫肆行抢劫，游击周玉麟被伤身死的消息后，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主动要求前往军前效力。

（7）

      起先，朝廷在补授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四省的官员时，由于四省均属边关蛮荒之地，路途遥远，加之生活艰苦，与家人聚少离多，有的甚至“一去不复返”，因而许多官员千方百计找理由、托关系留任京城或另派他省，致使四省“悬缺甚多”，严重影响了地方官府的正常运转和日常政事的办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推行了“豫发人员备用”的制度，即提前选派官员以散秩身份赴待任衙门备用，一旦该衙门相应职位出缺，即由后备官员即时补缺。后来因朝廷给予边疆省份官员以优厚待遇，许多人为了达到升迁目的，曲线赴任，等到职俸提升后，速度另谋高就。这条原本人人避而远之的官场冷门，反而成了一条快速升迁的捷径。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康熙皇帝对这一现象予以了严厉批叱，“此等官员但图以边俸速升，居官无一善者”。并谕令吏部“地方关系甚属紧要，嗣后四省停其豫发，仍照旧例归于月选，得缺人员严限速催赴任。如此则缺不致久悬，而于地方亦有裨益。其以前发往未经得缺人员俱著掣回，各归月分补用”。康熙堵上了这个官场漏洞后，使官员的选任又回到了“月选”和“掣签”的老路上来。
      “月选”是明清吏部选官的制度。按照规定，凡是属于初授之官归双月大选，而改授之官则归单月急选，统称月选。所选出的官员称为月官。而“掣签”是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尚书孙丕扬为避免宦官请托所创立的任官制度，它类似于民间的问卜抽签形式，即由吏部统一组织进行，在竹签上预先写好所选机构及地区等，然后打乱放置在一个签筒中，不管是大选还是急选，都由待选之人自己亲自掣签，抽到什么官职就任什么官职，抽到哪里就去哪里，可真正叫做“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即使觉得不公平也怨不得别人。清朝沿用此制，对外省官员都通过这种方法选定后分发各省上任。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秋七月，岳钟琪通过“月选”和“掣签”后，由吏部尚书带领进宫引见。康熙对岳钟琪的事迹有所耳闻，当他在太和殿见到这位虎背熊腰的同知后，总是觉得有些屈才，一番君臣问答后，康熙喜出望外，不知该如何升赏才好，最后特施恩泽，为岳钟琪加官晋爵，由从五品越级擢升为从三品，钦点授予四川松潘镇中营游击一职。因为四川提督标下不直接管辖松潘镇，松潘镇是由成都将军直接管辖的，所以，岳钟琪在任职上就不存在回避的问题了。就这样，一代名将从这里开始，踏上了他跌宕起伏、叱咤风云的戎马仕途。
     三、钱粮亏空风波
      钱粮亏空可以说是康熙留给雍正最大的“遗产”，也是岳升龙给岳钟琪入仕伊始上的官场第一课。清朝入关之初，因战事频仍，为了早日实现天下太平，大清皇帝给予朝廷官员的支度政策很宽大，各级官员纷纷以各种理由向国库及地方府库借支，事后再以“岁欠”“赈灾”等堂而皇之的借口销账，虚虚实实，不一而足。实者体民为国，虚者中饱私囊。康熙帝是著名的一代仁君，对天下官吏宽厚有加，尤其对边关文武更是如此。因此，康熙朝官员亏空事件频发，而且越到后来越严重，以致雍正即位时，国库仅存白银八百万两，国家的财政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造成亏空的原因主要有三种，其一是自然损耗。因为存入官办的正仓(主要用于供应兵饷和官禄)及常平仓(主要用于调节粮价，平准籴粜以及储粮备荒)的粮食都会出现霉烂现象。其二是因公挪用。边疆省份常常会出现因紧急军情而亟须挪支的现象，事后，在短时间内又无法填补，从而形成亏空。其三是上司勒索。一些京官以钦差等身份巡视地方索要规礼，地方官不得已“出库帑应酬”，也是造成亏空的重要原因。其四就是营私舞弊。这是官员贪污腐败的重要手段。正是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不力，才导致亏空案的屡屡发生。
       岳升龙提督四川期间也发生了亏空事件。查考史料发现，岳升龙之所以亏空主要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公也有私。公是为了解决军中紧急用度。众所周知，川陕甘是大清朝西部武备前沿，兵事繁忙，为了应对突发军事事件，朝廷允许边省提镇等官员预借一定数额的银两作为紧急军需，岳升龙的亏空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私是为了养活日益增加的众多家口。岳升龙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七年间，先后从时任布政使高起龙、于准、何显祖和卞永式处“具印”借支库银三万九千二百八十两。年羹尧出任巡抚伊始曾查问此事，岳升龙几经“腾挪”偿还了五千两，其余欠银确实无法偿还，只好拖欠，终致亏空。
       巡抚年羹尧虽然与岳升龙在军事事务上小有芥蒂，但他知道老提督威望甚高，许多事情就连皇帝也会给他面子的，因此，年羹尧最终在岳升龙亏空一事上来了个顺水推舟，落得几重人情。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初一，年羹尧上书康熙皇帝，一来陈说了此事的原委，鉴于岳升龙业已“病废”，家境拮据，确实无力偿还欠银，为其求情宽免，以显其仁。二来因深知圣上向来有“曲全武臣之意”，一直没有“明题”此事，以免“徒劳圣怀”，以显其忠。三来表示愿率“川省文官自府道以上捐俸助还”，以显其义。由此也可以看出年羹尧之所以深得康熙器重，确实有其过人之处。虽然年羹尧的提议遭到了总督能泰的坚决反对，但最后还是康熙一句话化解了所有的纠结：全免了！
      四、老提督辞世
      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腊月，继室苗氏病故后，老提督岳升龙的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犹如风中残烛，飘飘欲熄。“屋漏偏逢连夜雨”，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月初四夜，老提督闻听九十岁的老母张氏“一时痰涌”，于是，披衣跃起“仓忙走视”，结果猝然晕厥，不省人事。当年迈的老母摸到儿子跟前，将他唤醒时，老提督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他看不见母亲，什么也看不见了！顿时泪如雨下，“肝胆痛裂”。原来由于他常年征战在建昌“瘴毒”遍布的药山一带，顶着刺骨的山风，踩着夺目的冰雪，左眼早已失明了。苗氏辞世后，老提督因思念殷切，“陡患右目，红肿流水不止”，而且日益严重。现在连他“慧光独照”的右眼看来也将难见光明了，因此，老提督分外痛心。家人赶紧请来郎中诊治，郎中看后明知已无力回天，但还是留下了一句充满期待的慰语——“需半年方见瞳仁光满”。三个月后，岳升龙的右眼的确是彻底失明了。
      老提督自己觉得无法继续供职，于是上书康熙皇帝，述说病情状况，表示不敢贻误“封疆重寄”，故而“具本告休，恭请立施乾断”。此前，康熙帝曾就此事几次专旨询问了年羹尧，康熙五十年(1711年)四月初一，年羹尧专程到岳府探视在家休养的岳升龙。随后，年羹尧据实奏报，“见其身体瘦弱，两目不见，医药无效，竟成瞽者”

（8）

       康熙皇帝得报后长吁短叹，“提督久任封疆，名望甚大，可惜两目失明”。考虑到川藏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一时还没有合适的人选，老提督的健康状况对地区稳定有着不可预计的重要影响，所以严令封锁消息，“断不可让人知道”。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经岳升龙力荐，由同乡好友、著名的回民将领、西宁总兵官马际伯接任四川提督。康熙皇帝权衡再三，觉得马际伯老成持重，身经百战，谙熟军机，也确实是眼下最合适的人选，这才旨准先后两任四川提督达十三年之久的岳升龙“以病告休”，八天后马际伯走马上任。
       十一月初六，刚刚卸任两个月的老提督岳升龙在得知康熙召见岳钟琪的消息后，不顾身心交瘁，以巨大的心力向康熙皇帝写了一纸疏折：“臣次子钟琪得觐天颜，仰邀特典，准改游击，赐发回川，重沾旷代之荣，遽受补用之德，总是我圣主施恩衰废并无已时，臣虽世世顶铭，生生衔报，即使永做犬马，亦未足酬。”言辞恳切地道出了自己对康熙皇上的由衷感戴之情。
       老提督岳升龙病休后，举家迁至素有“忠孝之邦”之称的彭山县(今四川省彭山县)，择地修建了一座宅院。虽然双目失明，但因高堂老母尚在世，他逐渐从悲伤中解脱出来。曾自作一联，贴于书房两侧展示了其达观的心态，“自古许多名将相，门前谁有此溪山”，据说此联至今尚存。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八月，老提督岳升龙逝世，赐葬彭山县城西北二十公里的金刚山(又称翔凤山)。金刚山左侧为青龙山，右侧为白虎山，而金刚山则好像一只展翅翱翔于天宇的凤凰，山势十分雄伟。岳钟琪与兄长岳钟瑞、弟弟岳钟珩将父母合葬一处，在墓前勒石树碑，上楷书阴刻：“皇清诰授四川提督讳升龙授一品夫人苗氏之墓”，落款为“康熙五十二年八月，祀男钟瑞、钟琪、钟珩敬立”。岳升龙的牌位后奉诏入四川名宦祠“通省通祀”。雍正四年(1726年)，应岳钟琪之请，追谥“敏肃”。
        据民国《彭山县志》记载，在岳升龙墓正前方，曾遵照康熙御旨修过一个巍然矗立的将军衙门，作为对岳升龙功业的褒奖和纪念，当地百姓称之为“岳衙门”。据说，这“岳衙门”很灵验，如果有人犯了错不肯承认，就要被带到“岳衙门”受审。往往犯错之人摄于巨大的心理压力，都会主动招供，“岳衙门”的神秘感也便因此越来越浓。只可惜“岳衙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毁，现已不复存在。

第五章 边关历练

  
       老提督的辞世，对岳钟琪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意味着他从此要走出父亲的护佑，开始独立面对自己的人生了。今后的路怎样去走，再也没有人来指点，完全要靠自己的判断和抉择。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岳钟琪在松潘镇度过了看似平淡无奇的七年。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似乎都有这样一段不起眼的“空白”岁月，但恰恰此时也正是一个人压力最小，最具塑造性的时候，这个时期身边和周围发生的事情往往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放任这段貌似廉价的时光飞逝而去，留下的可能就真正是苍白的一生了。如果善加利用，注重磨练，馈赠给自己的则不仅仅是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往往是精彩人生的序幕。对素怀远志的岳钟琪而言，这段时光正是他传奇一生的前奏和积淀期。
       一、松潘游击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以后，没有噶尔丹的准噶尔依然霸气十足。新首领策旺阿喇布坦与清朝大玩两面派伎俩，以便拖延时日，再图分庭抗礼之策。虽然历经战乱，但此时的准噶尔还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康熙皇帝对它的方略依然以招抚为主。策旺阿喇布坦对康熙的这一心态非常清楚，故而一面对大清朝的招抚俯首顶礼，一面在哈密等地频频制造小摩擦，试探虚实，并窥视青藏地区，待机而动。西藏和青海各势力集团从得知第巴桑结嘉措隐瞒达赖圆寂消息、一人掌控西藏事务十五年的真相后，刀兵相见，争夺西藏最高政教统治权。川甘边界作为大清朝的第一道防线，局势格外紧张。
        松潘镇是岳钟琪踏入仕途的起点。松潘，古名松州，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北部，“扼岷岭，控江源，左邻河陇，右达康藏”，“屏蔽天府，锁钥边陲”，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重镇，也是内地与青藏地区茶马互市的集散地，被称作“川西门户”。中央政权对该地区的统治可追溯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在今川主寺镇建立湔氐道，为松潘地区建置之始，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自汉唐以来，此处均设关尉，屯有重兵。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置松州，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年)，平羌将军丁玉在平定威茂土官董贴里叛乱后，上书朱元璋置松州、潘州二卫，不久合并为松潘卫(相当于现在一个师的建制)，从此时开始才按规定筑城，并在城内建卫指挥署，改古都督府为总兵署。当时的松潘城不大，“正街自北而南约一里许，自西而东约二百步，偏街小巷四十余道”。
         到了清朝沿袭明朝旧制，依然在此设松潘卫，配置总兵官一员，为本地最高军事长官。“厅城中有左中右三营，外有漳腊、南坪、小河、平番四营”。据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松潘镇本标设中营中军游击一人，中军守备一人，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兵六百六十七名。左营游击一人，中军守备一人，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兵六百六十七名。右营都司一人，中军守备一人，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兵六百六十六名。也就是说，松潘镇内驻扎的兵力达两千人。其实，松潘镇在大清一朝的驻军也不确定，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康熙年间兵力驻扎最多时松潘镇下辖七营，马步守战兵共约四千五百名，再加上其他各营，松潘一带驻扎的兵力曾一度多达八千三百名。雍正九年(1731年)裁卫，由“龙安同知”在此驻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改置松潘厅，直隶四川布政司。
  这里的居民以羌、番、戎、猼猓子等几个民族为主。据民国时期的《松潘县志》记载：“羌为三苗之后”，是当地真正的土著居民。而番族则主要是“宋元之际由青海、西藏”“奉调从征”迁移来。“因其势力强悍”，“侵凌羌民、占其土地”，逐渐成了这一地区说一不二的龙头老大，明清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戎族人数最少，习俗与羌族略同。猼猓子族由大凉山移来，“旷悍勇武、酷嗜劫杀”，与其他民族隔阂较深，即便是同一种族也互不相认。由于地处边荒，各族之间、族群之内相互倾轧，纷争不断。因此，驻守在这里的清军任务十分繁重，不仅要防卫来自青藏及准噶尔的军事威胁，还要镇抚当地各民族及各部族之间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
        岳钟琪在松潘戍边时，虽然自然环境是苦了些，但四川的官场环境对他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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