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第一强兵：能与金兵铁骑野战的“岳家军”(1)

起源：国难中诞生的“岳家军”
        说起“岳家军”，不能不提《满江红》里的那句今人耳熟能详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靖康二年（1127年）闰十一月的“靖康之变”导致了北宋政权的灭亡，也让宋太祖赵匡胤苦心孤诣建立的那套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本人的军制土崩瓦解。原先由朝廷直接掌握全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禁军），“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随着数十万禁军在金军二次南侵的战争中非亡即溃，基本消失殆尽而不复存在。经历了东京（开封）失守、徽钦“北狩”的国难之后，赵构在江南重建的宋政权，虽然名义上叫做“中兴”，实际却跟“草创”无甚差别：金人铁骑的南下追击迫使这位康王“泥马渡江”，甚至一度落到流亡海上的地步；宋廷中央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正规军队，抵抗女真人的重担在很大程度上需依靠那些靠扩张私人军队并吸收流寇渐成规模的将军们”。
       挨到建炎三年（1129年），南宋统治机构总算初具规模，终于将分驻抗金前线各军事要地的野战主力部队统一番号为“御前五军”，第二年改为“神武五军”；到了绍兴五年（1135年），因“神武”乃是当年北齐军号，又改成了“行营护军”。尽管名义上已经被中央收编，但时人依然习惯以大将的名号称呼所部军队，譬如张俊的军队叫“张家军”，韩世忠的手下，则曰“韩家军”，兵将间的私人隶属味道很浓。这在北宋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谋逆行为，就连杨老令公如此威名盖世，却也是个可怜的光杆司令，手里连一支骨干部队都没有，只是在征战之际，才有份指挥由来自各支不相统属的禁军临时拼凑的部队。
       南宋初年的统兵将领，不光长期手握重兵，权力也更大 ，辖区以内可以先斩后奏，便宜行事；上马管兵，下马管民，军权财权都尽在掌握，基本上就是辖区内的土皇帝。这在满脑子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文官集团看来简直就是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重演，有人（不是秦桧）就向宋高宗上书进言，各路大军只知道有自己的统帅，人人都是各为其主，还有谁晓得有皇帝陛下呢？这些文官只记得北宋初年收藩镇之权是让“天下无事百有五十年”的良法，却没有看到这“百有五十年”间宋军外战的不振，更忘记了靖康之耻实际上就是北宋兵制“四方帅守事力单寡，束手而莫知所出”这一弊端的大暴露，而其结果就是整个北中国的沦陷！在金人强兵压境的局面下，南宋当局向统兵将领放权也算是与时俱进的举措，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守将拥有更多权力，增加其守土御敌的责任感，最大限度地调动辖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抵御金军--毕竟能打胜仗才是硬道理，“政治正确”只能暂时摆到一边。于是，北宋只能有“杨家将”，而南宋却出现了“岳家军”。
       岳家军的起源，还要追溯到建炎年间的东京留守司部队。金军灭亡北宋后暂时北归，一向主张抗金的宗泽出任东京留守，收编了大量溃兵和义军，并且积极联系河北的抗金武装，一时间军威很盛，号称百万。投军的岳飞在宗泽麾下，从基层做起，凭借军功一步步晋升至将领。然而在宗泽1128年三呼“过河”而去世之后，继任者杜充御下无能，义兵闻风解体。几天之内人心就散了，将士去者十五，两河豪杰皆不为用，以致时人有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换成杜充就变成“兵皆为盗”之叹。后来杜充退至江南时尚且拥兵十万，面对金军南下时却轻易投降，致使这支昔日威震中原的东京留守司部队彻底瓦解。只有岳飞的队伍成为仅存的硕果，在大军溃散之余，时任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的岳飞率部移屯宜兴，相继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从此独自成军，揭开了“岳家军”的传奇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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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第一强兵：能与金兵铁骑野战的“岳家军”(2)

军纪：南宋第一强兵
          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今属湖北，治所在现武汉市武昌区）为基地，岳家军（正式名称是“行营后护军”）已壮大到10万之众。当时，在南宋初年名震一方的宋廷大将中，淮西张俊所部8万人；淮东韩世忠所部仅有3万人；远在四川的吴玠手下也只有6.8万人。岳家军已然成为南宋朝廷各支大军规模之首。
       在岳家军的十万大军之中，真正从东京留守司时代延续下来的老班底只有大约两千人，而南宋当局历年来拨给岳飞的部队为数也不很多。岳家军的兵员主体，是岳飞在绍兴元年（1131年）到绍兴五年间，率部驰骋在湖湘等地，平定不服朝廷的盗贼土寇后收编的壮丁。
          受战乱影响，溃兵盗贼当时遍布大江南北。这帮人的来源大致是两个：一部分是由北方民间的抗金武装和各地勤王义军转化而来；另一部分是由被金人击溃而逃散的士兵转化而来。对于这些令人头痛的溃兵盗贼，大敌当前的宋廷通常息事宁人，以招抚收编为主，以致当时出现了“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临时首都）卖酒醋”之类的俚语。但溃兵盗贼中总有强梁反复者，敬酒不吃吃罚酒，被岳飞奉命剿灭。但岳飞在平乱之后对大批被俘者的宽大处置令人赞叹，除元凶外皆不问（甚至在江西拒绝过宋高宗的屠城密令），老弱者放归田里，精壮者则被收编入伍，成为“岳家军”的一员。绍兴二年（1132）二月，岳飞剿灭并收编盗匪曹成部后，兵力即暴增一倍，达两万四千人，已与其他几位大将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的兵力并驾齐驱。三年以后，岳飞又奉命进剿了盘踞在洞庭湖地区的“湖贼”杨幺，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消除了这一朝廷的心腹之患。得胜之后，有部将建议岳飞在鼎州（今常德）大开杀戒以显示军威，并让当地人“知所怕惧”，被岳飞严词拒绝。免遭一场荼毒的当地百姓从此对岳飞怀有很深的好感，直到几十年后的宋孝宗淳熙年间，常德一带的老百姓依旧对“岳枢相”感恩戴德；而原先杨幺手下的丁壮被编入岳家军的大约有五六万人，远超过岳家军在剿灭杨幺前的兵员数量。
          如果只是兵员多达十万，这样的军队其实也不足恃。北宋时代禁军最多超过100万（可见林冲的80万禁军教头货真价实），却是军纪松散连战皆溃，辽、金、西夏个个都成了苦主，足见一支军队如果只是人数多，也不过是乌合之众，更何况岳家军中从溃兵盗贼中收编而来的大多数兵员，本来就是些目无法纪、纪律散漫的亡命之徒！
          但是，就是以这些原先货真价实的乌合之众为主组成的岳家军，在史籍上却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著称，这一点不仅在当时，甚至在整个古代中国，都堪称卓尔不群。昨日当流贼时烧杀奸掠，无恶不作，今日在岳家军里却是俯首贴耳，令行禁止。如此奇迹般变化的背后，是岳飞的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如同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所言，岳家军的军纪为“中兴第一”！
        岳飞在南宋军界初露头角并非只因为战功，而是因为肃然的军纪。岳飞曾经说过：“用兵者无它，仁、信、智、勇、严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者重赏，无功者重罚，行令严者是也。” 岳家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早年岳家军初创驻军宜兴时，两浙各地吏民纷纷扶老携幼迁到宜兴，把岳家军驻地当作临时的避难之地，宜兴人民甚至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原因无他，唯有岳家军能够做到“不扰百姓”。当时几乎所有宋将都纵兵行暴践民，个中之尤即数张俊，其部队还常以“自在军”炫耀；建炎四年（1130年）宋军收复建康（今南京）后，在这座繁华的东南都会之中，各路宋军纷纷变身为强盗，令已在女真铁骑下饱受欺凌的建康百姓大受其苦；只有岳飞驻兵临近的广德（今属安徽），民间“无秋毫之扰”。当年秋天，岳家军移防江北泰州，当地百姓同样安堵如故；为此，宋高宗亲自下手诏表扬岳家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民不知有兵也”。
          农民出身的岳飞对士兵欺凌平民深恶痛绝，因此军法甚是严峻：拿老百姓一文钱的，就要杀头！ 有个兵士拿人一缕麻绑草鞋，岳飞追查盘问后，斩首！ 在极端严格的管束下，经历成年累月的军纪实践，岳家军军纪之严整，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有士兵在湖口县买柴，百姓主动少收二文钱，士兵坚拒说：“你想用这二文钱买我的脑袋吗？”绍兴二年岳家军平曹成后屯驻江州（今江西九江），一时军费不继，士兵杀马充饥，剪发卖钱，甚至卖老婆孩子买米，却无人敢于抢掠百姓。日久天长，岳家军名声在外，以至于老百姓听到其他军队来了，如同遇到了土匪，都逃得无影无踪，而岳家军路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出门围观，乃至声泪俱下，激动不已。
        当然，岳家军的军纪绝不只是靠着严刑峻法维系。岳飞以身作则，与部下同甘苦，经常与最低级的士兵同吃，酒肉全部平均分配，若是酒少不能分给全军，就掺上水让每人都能喝上一口。士兵露宿野外，岳飞也绝不一人住进营帐。同时，岳飞尽可能地善待部众，朝廷每次犒赏，全数分发将士，自己一文不取。有一次，岳飞命令一名部将分发犒赏，按照带甲人、轻骑人、不带甲人三等给钱，这名部将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被岳飞发现后，立即杖杀。对于立功的将士，生活简朴的岳飞向来不吝赏赐。部将张宪的亲兵郭进在莫邪关立下头功，岳飞就立即赏赐金腰带和银器，并将他从普通小兵提拔为从八品武官。
        在岳飞恩威并施的管教下，岳家军形成一种军令如山、雷厉风行的军风。有一次，岳飞派一名骑士带奏折前往临安，途经长江，恰值风浪，渡口管理员禁止过江，结果这位骑士表示，宁可淹死，不能违背岳太尉的军令，随后自驾一叶扁舟渡江，目击者无不惊以为神。赏罚分明的岳家军对于日常操练的要求与实战一样严格。兵士冲山坡，跳壕沟，都穿着重铠练习。儿子岳云在训练时战马失足跌倒，就立即受到鞭打。所谓“在操场上很困难，打仗时就容易多了”，岳飞一生谦虚，唯独对岳家军士兵的战斗力从未低调，曾豪言：“某之士卒真可用矣！ ”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的“岳家军”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宋第一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