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后裔上书毛主席

岳飞后裔上书毛主席

谨以此纪念伟人毛泽东

细毛凌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这是一份尘封多时的档案，记载着五十年代初毛主席亲自批示解决浙江省桐乡县濮院镇贫困知识分子、岳飞后裔岳昌烈生计的一段历史。发黄的纸上留着毛主席苍劲有力的八个铅笔大字：“此人似应酌予救济”。它似乎向人们诉说着很久以前，围绕着岳飞后裔岳昌烈上书毛主席，前前后后发生在濮院镇的那一段几乎被湮没了的往事。
岳飞后裔上书毛主席

古镇忠脉

    古镇濮院坐落在浙北杭嘉湖平原上，古称梅泾、幽湖，望其名就似乎感知古时这里小溪流红、曲径通幽、芳草遍地、梅花飘香。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宋室南渡，著作郎濮凤以驸马都尉扈驾南下，从山东曲阜来到江南，见幽湖一带沃壤膏腴、桑园叠翠、风光优美，更难得的是遍植梧桐，因念“凤栖梧桐”，他这只“凤”便在此择地而居了。此后，人丁日旺，百业渐兴，至六世孙濮斗南时，居地被宋理宗赐额“濮院”，这就是“濮院”得名之始，以致后来被冠于镇名。濮院钟灵毓秀，人才荟萃；对濮院情有独钟的不只是濮氏，民族英雄岳飞后裔岳珂也在此定居。那是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抗金名将岳飞大举北伐，收复失地，大败金军，屡建战功，取得郾城大捷，几乎俘虏金兵主帅。但宋高宗、秦桧一心求和，以十二道金牌下令退兵。绍兴十一年夏，岳飞被解除兵权；不久被诬谋反、下狱。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以“莫须有”（也许有）罪名被赐死于狱中，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同时被冤杀于都市，其后代被朝廷流放于岭南蛮荒之地。至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朝野为岳飞平反呼声渐高，岳飞才沉冤昭雪，被追谥为“武穆”，其后代才得于奉诏生还。宋宁宗时，岳飞被追封为“鄂王”。以后，岳飞之孙岳珂出守嘉兴，定居于嘉兴府西北郊的金陀坊（今嘉兴第一中学一带，故宅早已无存），并在金陀坊置有家产别业。德祐元年（元朝至元12年），南宋将亡，岳飞七世孙岳琳任南宋金部主事，因誓不为元朝官，终客死武林（杭州）。其夫人程氏携两子归居金陀故里。其时，岳琳长子岳茂之恐再次遭难，遂将“岳”姓改为“乐”，隐居于濮院镇南三里的旧岳头村，世代务农。“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后裔便散落在今桐乡市濮院镇和嘉兴郊区建设乡旧岳村一带，给濮院古镇留下了一支岳氏忠脉。直至明万历年间，岳飞第十七世孙岳元声、岳和声、岳骏声兄弟三人中进士，任大臣，重辅朝廷。这才将“岳”姓重改回来。由此子孙繁衍。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居住在濮院的岳飞后裔中就发生了上书毛主席的事情。

岳飞后裔上书毛主席

这是岳昌烈生活的地方

秀才上书

    解放初期，桐乡县濮院镇大街21号弄里住着一名在嘉兴府入考的晚清末科秀才，姓岳名昌烈，字更时，年近花甲，未曾娶妻成家，孤身一人。此人出身书香门第，系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人称“阿七相公”，祖上是从嘉兴迁来濮院的，原有千亩良田，但到岳昌烈手里，家境已日趋败落。岳昌烈从小聪颖，12岁考取秀才，辛亥革命后毕业于杭州求知中学高中部，曾任教于绍兴学馆、吴兴县海岛中学、嘉兴秀州中学以及江、浙、沪交界一带一些大户人家的私塾；也曾在上海、浙江一些月刊当过编辑。他精通古文，谙熟英、日两国外语，据说抗日战争时，日寇入侵濮院，他曾用日语说走了他们那里的日本鬼子，四周乡邻对他十分佩服。但他脾气古怪，性格倔强，是有名的“书呆子”，不讨人喜欢，所以很少被人聘用，即使聘了也为时不长。一次，某大学校长聘他，他说：“你才学不如我，我不愿在你手下吃饭”，竟然不愿俯就。如此秉性，自然在外地混不下去，岳昌烈只好返回故里濮院。岳昌烈是典型的旧文人，不善营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直东游西逛，无所事事，只会舞文弄墨。平时经常一个人在香海寺旧址（现为桐乡三中操场）宋代大银杏树下，手捧一本厚厚的外语书，摇头晃脑，高声朗读；有时也与友人饮酒赋诗，打发时光。由于他不会操持，靠变卖家中田产财物度日，今日拿一些古玩字画换些酒钱，明天找一些陈衣旧物硬卖给亲戚邻居，亲戚邻居躲不过，只好掏钱买下，就算是接济他了。岳昌烈家里原有一间房子和一个院子，由于多年来坐吃山空，家里所有的财物都被他卖光、吃光、用光；再加上房屋坏了也不修理，终于有一天房塌院倒，无处栖身，只好借住在邻居唐铁匠家的弄堂里。岳昌烈有钱时从不自己做饭，而是每天上馆子，有时碰到大户人家的红白喜事，不妨去“叨扰”一餐；实在揭不开锅了，才放下架子，到街坊邻居家中要上口饭，免不了有些顺手牵羊行为，招致乡邻不满。1949年濮院解放时，家里除了一张用砖头搁起来的床铺外，一无所有，难以维持生计。此时岳昌烈虽已穷困潦倒，但文人雅兴不减，他从亲朋好友的私下渠道觅到了民间流传的毛主席七律《长征》一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注：此诗在《诗刊》1957年1月号公开发表时，改“浪拍”为“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对《长征》一诗岳昌烈倾佩之至、大为赞叹，因而诗兴大发，步其韵作和诗三首。并于1951年秋，以岳飞后裔岳昌烈之名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政府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并在信中附上了自己所作和毛主席七律《长征》的诗三首。
岳飞后裔上书毛主席

首次访贫

    1951年11月，中央将岳昌烈寄给毛主席的信（内有和《长征》诗三首）转给了中共浙江省委、省委秘书处又转到了嘉兴市委、桐乡县委，信中说：
“嘉兴市委：
    转上你市濮院大街岳昌烈寄毛主席和诗三首，系说他生活困难要求救济。希你们酌情给予处理。处理结果见告。原信也请退还我们。
                                    省委秘书处
                              一九五一、十一、十五”

岳飞后裔上书毛主席

    桐乡县委、县人民政府收到中央转来的岳昌烈上访信后，立即交给政府秘书室王东河秘书办理，王秘书指派文书戴大铣上门走访岳昌烈．了解一下此人的情况，以便领导研究处理。戴文书到岳昌烈家后，一看岳昌烈家徒四壁，空无一物，无法坐谈；于是岳昌烈邀请戴文书到濮院大有桥堍茶馆内细谈。据戴文书回忆，岳昌烈身材瘦长，穿一件破烂不堪的灰不像灰、黑不像黑的长衫，袖口里总是塞着一块脏兮兮的手帕，脚穿一双前后开裂的布鞋；他年约六十左右，黝黑的脸上布满一条条深深的皱纹，上门牙似乎掉了两个，说话不怎么关风，但一开口却滔滔不绝，满口“之乎者也’，似乎是鲁迅笔下“孔乙己”再现，给人印象是个有精神病的书呆子，也有人私下偷偷称他为“岳独头（憨头）”。在戴文书与他的交谈中，岳昌烈谈到自己与中央人民政府沈钧儒（注：嘉兴人，清光绪年间进士，解放后曾任最高法院院长）、茅盾（注：桐乡人，解放后首任文化部长）等人为旧识，有交往；曾得到过其中某人4万元的接济。他赞叹毛主席《长征》诗写得好，所以步该诗原韵和了三首七律诗给主席，他还说自己懂得外语，等等。最后，他说自己生活非常困难，希望政府给予救济。戴文书听后，当即向岳昌烈表示把他的情况如实向上级反映。回到政府秘书室，戴文书向王秘书作了汇报，桐乡县政府立即把岳昌烈的情况整理后，书面向上级作了反映。但由于当时解放不久，正是恢复经济、百业待兴之际，一时无暇顾及每个群众的生活，所以没有及时解决岳昌烈的生活困难，于是，岳昌烈的首次信访就此搁浅。

再次上书

    1952年初春，岳昌烈在他的斗室之中焦急地盼望着北京的来信。自从和毛主席《长征》的三首诗寄毛主席后，桐乡县政府派员来访慰问，根据他们要求，在元旦他还写了一封长信给桐乡县政府，详细地反映了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要求。在岳昌烈看来，解决问题已是水到渠成，指日可待。他屈指算来，四个月过去了，现在已是阳春三月，可此事却毫无动静，不由得焦虑万分。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再给毛主席去封信。于是1952年3月19日，岳昌烈第二次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信。信全文如下：
    前曾和大著元稿三首，曾蒙饬属传诣派员慰问，旋于元旦日奉长函一件，缕陈现实情况并附要求，未拜  台命，兹再步原韵一什呈赏，以询究竟。傥不以词人垂老之寒瘦，奖之膏火，供其困乏，或亦为赤羽千膳，好整以暇之所许耶，曷胜钦迟之至。
      计成愁绝绣袍难,（见杜甫诗引《汉书》典）
      那得金貂酩饮闲。
      宛有杲阳临陋室,（前有本邑桐乡县署饬派戴姓职员衔命来访）
      殊无芝泽下丹丸。
      云衢空瞩辰星远，
      玉楮徒惭家世寒。（远祖岳珂著有玉楮诗草传家）
      果许江红河润及， （武穆著《满江红》词垂史，前和元著三章合今并四首）
      斗金先惠与酡颜。
              恭呈
                毛主席篆泽东     勋座台电
                          岳昌烈拜稿
    上述信中，岳昌烈提及前信曾寄去和毛主席大作《长征》诗三首，对政府派员走访慰问表示感谢，他已经在元旦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了他的现实情况和要求，但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再和毛主席七律《长征》诗一首一同呈上；同时，要求政府对他这位“垂老寒瘦”的词人“奖之膏火”（注：膏火，灯油，指生活费用），以“供其乏困”（使他摆脱贫困）；并希望毛主席在日理万机之中，对他有所顾及，自己则不胜感谢之至。

岳飞后裔上书毛主席

    岳昌烈在诗中步了毛主席七律《长征》诗的“难、闲、丸、寒、颜”的原韵，同时，还引经据典，谈古论今。他说，我为温饱忧虑万分，哪里还有金貂换酒的豪兴？政府派员来寒舍宛如带来了灿烂的阳光，但可惜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灵丹妙药。我和主席云天睽隔，虽有瞻仰北斗星的忠诚，却无法接近。远祖岳珂留下《玉楮集》等著作，为当代所重，而我家业败落只有自感惭愧而已。如果你念及我那位写《满江红》词的先祖岳飞的功绩，爱屋及乌，使我这个后辈也得到恩惠，赐予酒食之资，则不胜感激。（注：前诗中杲阳指明亮的阳光，辰星指北斗星；酡颜，喝酒后脸红的样子。）
     岳昌烈此信用毛笔在毛边纸上书写，书法虽谈不上隽逸雅秀，但苍劲有力；信中在文末、诗前和信尾署名处分别盖上方形篆体小印“更时”两字。“更时”是他的字，署了“岳昌烈”的名，又盖上“更时”的印，可见他写此信时郑重其事的态度和对毛主席的虔诚尊敬之心。

岳飞后裔

    岳飞后裔上书毛主席在上述诗中，岳昌烈数典论祖，说自己是岳珂的后裔。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据考证，岳珂，字肃之，晚号倦翁。宋代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南宋文学家、史学家。宋宁宗时，曾出守嘉兴并定居，以奉仪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即嘉兴知县），对百姓施有惠政。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岳珂在京口观灯，作诗提到宋徽宗被俘事，被人构陷于罪。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被重新起用，最高官职曾担任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和宝谟阁学士。因秦桧当权时，先祖岳飞被秦桧陷害，国史中有关岳飞功绩的记载多被删改，沉冤难以昭雪。宋嘉定年间，岳珂在嘉兴金陀坊多方搜集岳飞传记资料，撰编成《金陀粹编》、《金陀续编》等书，为祖父岳飞辩诬。岳珂富于收藏、精于鉴赏、工于诗文，为辛（弃疾）派词人，岳珂著述甚富，如岳昌烈诗中提到的诗文《玉楮集》（玉楮，玉雕的楮叶）便是岳珂诗文集之一。岳昌烈给毛主席的这第二封信，写得十分巧妙，可谓是“一箭三雕”，一是用曲笔点明了自己的家世，系岳珂和岳（飞）武穆的后裔，有“玉楮诗草”和“满江红”词为证；二是十分自然地炫耀了自己的才华，能引经据典，舞文弄墨，为自己求职或求官埋下伏笔；三是委婉地道出了自己生活贫困交加的苦衷，希望政府能给予救济。为搞清岳昌烈的家世，笔者还特意走访了岳飞的二十八世孙，濮院著名画家岳石尘先生。那年（1998年）岳老先生九十七岁，面容清癯，思维清晰，十分精神。据岳老先生介绍，岳昌烈确系岳飞后裔，比他长一辈，祖辈系嘉兴迁入。只不过岳昌烈出身书香门第，而岳老先生上辈是做生意人。岳昌烈在家境败落以后，经常到岳老先生家借贷或变卖一些旧物度日，岳老先生也时时给予接济帮助，毕竟根自一脉，有同宗血缘之情。他们同属岳珂金陀支仁二房族。根据岳氏家谱记载，清乾隆、道光年间曾二度修谱续牒。清道光丙午年（公元1846年）岳氏宗族修谱定“鸿廷昭烈，钦功嘉德，以孝作忠，奉先敬国”十六字。论资排辈，岳昌烈为“烈”字辈，岳石尘（又名岳钦枨）先生为“钦”字辈，其子为“功”字辈。由此推算，岳昌烈应为岳飞二十七世孙、岳珂二十五世孙。后人为纪念岳飞，嘉兴曾建有岳王祠（明万历年间后裔岳元声建，祠址在嘉兴三塔路），内供有岳珂亲制的铜爵，上镌有岳珂所书“精忠保国”四字，可惜遗失于抗日战争期间。岳珂在嘉兴的遗物还有置于南湖烟雨楼宝梅亭西侧的“洗鹤石池”。岳氏这一支自嘉兴南迁濮院后，在濮院建祠堂，置族田；祠堂在太平天国时曾毁于战火，后又修复，岳石尘老先生曾在祠堂祭奠过先祖。濮院岳飞后裔现大部分定居于北河头岳家门（濮院东北郊，现属嘉兴郊区洪合乡）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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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后裔上书毛主席(下)

细毛波空

  

主席垂爱

    岳昌烈在此信中提及了自己是岳飞后裔、以及岳飞词《满江红·写怀》和岳珂的“玉楮”诗集，岳昌烈这一做法确实十分聪明，应该说此举在情感上引起了毛主席的共鸣。主席一生广泛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以及历代的诗、词、曲、赋。少儿时代就读了介绍岳飞精忠报国事迹的《精忠传》。六十年代曾手书“明朝最伟大的诗人”（注：毛主席评价）高启的《吊岳王墓》，并为“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而感慨。在古诗词中，毛主席对宋词尤其喜爱，其中他偏爱的是辛弃疾、岳飞等辛派词人（岳珂亦为辛派词人），而对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更是情有独钟，不但执笔手书，而且经常吟诵。据“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资料证实，古诗词在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为让他那颗负担太重的心灵稍得宽慰，1974年文化部曾为重病缠身的毛主席录制了一批古诗词曲子，以排除病痛，抒情遣怀。每首诗词曲都是渐起音乐，然后是报诗词的题目、作者，再就是配乐的演唱。在这些曲子中，毛主席百听不厌的是岳飞的《满江红·写怀》，这首诗词曲分别由多位杰出演唱家演唱，而主席最推崇的是上海昆曲演员岳美缇的演唱。因岳美缇是岳飞二十七代孙，再加上演唱高亢有力，响遏行云，充分表达了爱国志士的宽阔胸怀和凌云壮志。沉雄悲壮的《满江红·写怀》曲子把主席带入了金戈铁马、浴血鏖战的抗金古战场，不由得使人缅怀起民族英雄岳飞而壮怀激烈。1975年8月毛主席做白内障眼科手术前，曾请工作人员播放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写怀》曲子，在铿锵的乐曲声中走进手术室。在去世前一年，毛主席经常用手拍桌击节，高声吟诵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切……白了少年头，空悲”。
    以上资料证实，毛主席从少年到晚年，对岳飞都一直怀有景仰敬慕之情，爱屋及乌，自然也带来了对岳飞后裔的关心。新中国成立，百废俱兴，新生政权亟需各界文化人士辅助；在解放初期毛主席对旧知识分子都是关怀有加，更不用说是岳飞后裔了。所以，当岳飞后裔岳昌烈因生活贫困而给他写信时，毛主席也许感觉到了一种不安和责任，此情此景之下，自然不惜伸出援助之手加以扶持、救济。

桐乡市档案馆珍藏的毛主席批示

批示救济

    也许因为岳昌烈生活确实困难，也许因为毛主席欣赏他的文学才华，也许因为他是“精忠报国”的岳武穆的后裔，也许三者兼而有之。总之，在1952年4月，毛主席看到岳昌烈的第二封信和浙江省委秘书处对岳昌烈的情况介绍后，就迅即用铅笔在信函单上批示：“此人似应酌予救济”。省委秘书处在收到中央转下的毛主席批件和岳昌烈信后，给桐乡县委发了函文。全文如下：
桐乡县委：
    转去你县濮院大街岳昌烈一信，此信经毛主席阅后批示“此人似应酌予救济”。希你们按毛主席批示处理，结果函告我们并退回原件。（此人去年曾二度寄诗给毛主席，要求救济，如原件仍存着，请一起还给我们。）
                                     中共浙江省委秘书处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

浙江省委致桐乡县委函

    这里，主席批示上用了“此人”，而不是用“此类情况”或“此类人”，说明这是特指的，只适用岳昌烈，他人是不能类比的，因为当时新中国诞生不久，国内战火刚刚熄灭，朝鲜战场又起硝烟，西方敌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经济封锁。因此，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1952年，作为旧知识分子、岳飞后裔、困难老人岳昌烈能有此殊遇，确实是十分幸运的。
    毛主席给岳昌烈信批示的消息不胫而走，昔日冷落无声的岳家门口，顿时门庭若市，人们围着岳昌烈问长问短，更为毛主席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日理万机中，对一个贫困落拓的旧知识分子来信如此重视，亲自批示，给予关怀而感慨不已。

再次调查

    为认真落实毛主席批示，桐乡县委、政府要求濮院镇对岳昌烈情况再作进一步了解，进行详细调查。1952年6月，濮院镇镇长周连科和干部童焕华走访了岳昌烈和周围乡邻，写出了调查报告。在6月28日的调查报告中，他们这样写道：“岳昌烈是一个帝皇时代的封建文墨人物，有神经病，家中并无他人，是一个科举时代‘洋秀才’。自族（属）在旧社会里所谓‘书香门第’。早年衰落，该人流浪社会，事事向他人借贷度日，出口吟诗，语句声声文言，使一般劳动人民闻而莫不难解其意（听不懂）。该人现在狼狈不堪，饮居无定，时值天气凉爽，终于（日）一人在深夜磋跎于荒郊伴月自语，白天则暇坐茶肆似痴似呆，不是吟诗，即是作赋，或阅读英文、就朗颂（诵）英语，以为取乐清暇。生活来源主要用软性硬借的方式，借了钱还说，我看得起你才与你借的。另一种（方式）将古遗名画、次劣古玩，东问西讯，欲售而得金，以度岁月；有时没法，也祗（只）有饥饿而就寝。我处与该人交谈二次，竟处于束手无策之境，本想照顾他日常生活或少数物资，或在小饭店替他代付伙食，经过一谈之后，却遭严词拒绝。”
    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调查对话，活脱脱地勾画出了岳昌烈作为封建旧文人的一个鲜活的形象。调查开始时，岳昌烈在一爿寂静的茶肆里，手执一本古书，摇头摇尾的念着。
问：岳先生，你在这里吗？你很好吗？
岳：你来看我有何事？有事请讲，无事请便。
问：我想来问问你近两天来生活状况如何？
岳：你们不须要谈到我的生活，我不是乞丐，我的生活有我自理。这区区小事，何足你们关心。其它有何事体，有事请谈，无事请便。
问：岳先生，你现在这样不安定，你准备如何过下去呢？
岳：有我的办法，用不到多费心。你是中央派你来呢？县里派你来呢？还是你自己要来的？
答：我自己来看你的。
岳：你们在这区区小域。我是有一个北上的决心，准备到中央去干一点大事业。你们在这里干真是井底之蛙。如不弃，我愿当你们的代表到中央去（此时伸出两根指头，暗示旧币200万元的川旅费，约合今200元）。
问：你去干什么呢？
岳：我到中央去见毛，来共策国家大事，甘愿为孺子之牛，处身于政治家，也不愧我残生的献身。我与乌镇的茅盾也是朋友，在中央政府也有几个朋友。我曾在去年和今年年初一写了二封长信，洋洋两千言致中央政府。在今年，无影无踪地来了一个姓戴的访我，我问他可带资金，他曰无。后来少谈片刻，也作为无事。三月间，仍去桐乡县政府见韩县长。而县长派了一个科长接见我，我将北上之意告之。县长说你可以去找地方政府。我回濮院后，我也不愿款临尊处。你今既是访问我，就以上语忠告。我能得资200万元，就迅速整理行装北上。   
问：你要见毛主席有什么事情？去干什么？
岳：我抵达北京之后，在中央政府尽力献身于政治。尽我的力量，愿意将一县或本镇的一切与一切，我总格外关怀好。若不信，可将一切卷宗拿来，以为如何？
问：关于这事情暂且不谈，就是来谈你现在的生活须要解决，才能避免饥饿之侵袭，一方面可以在文墨中献身你的一切，将来成为一个作家岂非妙哉。
岳：请老师兄不必废话连篇，我的生活不必有劳，自有我自理，请便，请便。若能筹200万金，我早日北上，以便晋京会见毛泽东。我一到码头，必将当地所有情况函信告之，我总尽力代表镇上之职，决不置之不理。
    此时，岳昌烈一脸愤怒之色，调查人好心劝说仍无结果。最后，只有对他说，将你意见转达，待上级批示后再来看你。

宋代银杏

    当天晚上，岳昌烈一人独坐在运动场宋代大树底下，调查员又去找他谈话，虽“一派恭维实难形容”，但岳昌烈仍满口“诗赋腾腾”，不着边际，结果，调查员连“百分之五十也没听懂”。调查员认为，“总起来说，他现在只有想煞一条路，北上到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工作，如没有人请他去，他始终是自认埋没”。对于调查员提出改善岳昌烈“其它一切生活环境（的建议），竟遭严词拒绝，丝毫也不动”，对此，真使人感到有点束手无策了。

                     初步解决

    在对周围乡邻的调查中，群众反映，一是岳昌烈确有文才，为群众所佩服；二是从生活贫困看，岳昌烈确实生活极其困难，而需救济；三是该人好吃滥用，自恃清高，目中无人，群众关系较差；四是对这种人救济，群众思想不通。因此濮院镇政府在反复斟酌后，在调查报告中写下了“想在社会互济的款项中拨出少量数字，以安定他的生活，替他代付一部分饭资”的意见，并上报桐乡市人民政府。
    接到濮院镇政府对岳昌烈的调查报告，桐乡县政府感到有点左右为难，岳昌烈作为困难老人，无依无靠，政府应该救济；但该人家庭出身地主，不劳而获，好吃滥用，特别是那时十分讲究家庭出身、事事处处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政府花钱去养活一个无功于新中国的好吃懒做的剥削家庭后代，群众确实是有想法的。看来只好先采取权宜之计，“动员群众展开互济，维持他三个月的生活费用”。前者是打通群众思想，后者是“救急不救穷”，以解燃眉之急。总之，对岳昌烈生活困难，开始迈出了解决的第一步。
    1952年7月1日，当时的桐乡县委书记魏涛在调查报告上批示：“通知该镇可速从社会互济款中予以救济后，并将濮院镇调查报告原文抄送地委”。于是，当时承办此事的桐乡县委秘书处将处理情况向省委秘书处作了如实汇报。全文如下：
“省委秘书处：
    七月份接你处关于救济濮院镇岳昌烈的事情，经濮院镇委与县府王秘书亲至岳昌烈家了解，情况如下：
    该人是一洋秀才，过去是破产地主，现已成为呆子。生活腐化，每天要吃酒、乱用。时常偷盗别人东西，变卖后自己享用，造成群众不满，都怨恨他。目前生活极为困难，别人不愿救济。如政府要救济他，群众思想不通。由于过去尚未参加过反动组织，因此别人对他这一方面到没有什么。只是怨恨他的生活不良、乱吃乱用的恶劣作风。该人清高思想严重，任何人都看不起，一心要取200万元，至北京亲见毛主席做官发财，实际没有什么用处。经县委研究，与濮院镇联系后，决定在社会上动员群众展开互济，维持他三个月的生活费用。目前已在处理中。现将濮院镇委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岳昌烈本人之口述摘录一份附上，希以审查参考处理为盼。   
         此致
敬礼

                              中共桐乡县委秘书处（章）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九日”

  

岳昌烈故里小桥

妥善安置

    桐乡县委、政府在对岳昌烈的生活困难作了初步解决后，仍感到问题只解决了一半，毛主席对岳昌烈的批示还没有全部落实。这第一步棋“给予救济”是下对了，从濮院镇社会互济款中拨款三个月的生活费用对岳昌烈进行救济，首先解决了他眼前的温饱。但这钱用完以后又怎么办？以后的生计又在哪里？这就需要桐乡县委、政府进一步正确领会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从根本上解决岳昌烈的生活困难。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有一技之长，能不能对他们团结、关心、帮助、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根据这一思路，桐乡县委、政府在走出第一步“进行救济”的棋后，又十分高明地走出了第二步棋——“帮助择业”。根据岳昌烈的实际情况，他作为一个年逾花甲的老文人，能“文”不能“武”，确实难以在社会上谋生自立，但从岳昌烈给毛主席的信和诗来看，虽然“八股味”重了一点，旧文人的“酸气”浓了一点，但毕竟有着厚实的文字功底和渊博的历史知识。如能充分利用他能诗善文、博学多才的一技之长，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就能解决他生活的后顾之忧。如把他安排为文史研究员之类文职人员，还是一条非常切合实际的路子。鉴于以上考虑，桐乡县委、县政府为了妥善安置岳昌烈，多次研究，多方联系，最后，商得省文史馆的同意，终于在1954年1月，由省文史馆延聘岳昌烈为省文史馆馆员。每月发35元津贴，后来又加粮食补贴2元。而岳昌烈只须根据省文史馆的要求，在家撰写一些历史资料和回忆录，每月就可以收到省文史馆寄来的生活补贴。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令人羡慕和期盼的好工作。因为，每月30多元钱的工资在解放初的江南小镇来说可谓收入不菲了；而且，省文史馆馆员虽说不是个“官”，也算得上是个“吏”，对于想上京做官的岳昌烈来说，多少从心理上得到了一些满足。从此，“馆员”岳昌烈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据了解，岳昌烈当上了省文史馆馆员后，努力工作，在史料文坛上默默地耕耘，写了一些文章，对国家对人民做出了一些贡献；同时，自己的基本生活也得到了保障，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安度晚年。本来，此文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可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打破了岳昌烈宁静的晚年生活。社会的动荡不安震撼着他脆弱的神经，经不起折腾的岳昌烈变得更疯疯癫癫了，成了真正的“岳独头”。调查中我们了解到，那时，在濮院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一群小孩围着岳昌烈，和他嬉闹，有的顽童还把纸团抛向他，千方百计惹他心头火起，但谁也没有看到过这善良的老人打过孩子一下，只听见他用英语“骂”着孩子，而引来却是孩子们的欢笑。孤寡的老人没有含饴弄孙的福份，但他却从这些孩子们身上得到了某种慰藉，并依赖着这种“慰藉”，一天一天生活下去。当历史翻到1970年这一页，悲剧终于发生了。有一天深夜，岳昌烈披衣外出方便，黑古隆冬中一眼看花，踏错一步，不慎跌入住处附近当时备战“深挖洞”所留下的沟坑中而不幸逝世，终年81岁。
    岳昌烈走了，有人说，他一无所有，给后人什么也没有留下。有人说，他虽然走了，但给后人留下了濮院镇有史以来较为珍贵的东西，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你以为呢？

他虽然走了，但给后人留下了濮院镇有史以来较为珍贵的东西，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

俨然一个孔已己

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