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岳飞的字成“前锋报头”

集岳飞的字成“前锋报头”

2012年12月13日            大河网-大河报

　　《前锋报》创刊于1942年初，报头选用岳飞《请停止班师奏草贴》中的字，借以表达抗战决心。
　　引子
　　随着电影《一九四二》放映，沉寂多年的《前锋报》频频被人提起，众多河南媒体也纷纷向这位“老前辈”表达敬意。
　　《前锋报》担当得起这份敬意。70年前，那场大饥荒在中原大地蔓延时，敢于直面灾难的媒体主要有三家：美国《时代周刊》、重庆《大公报》和南阳《前锋报》。
　　作为河南本省媒体，《前锋报》对大灾的报道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1942年7月，灾情初现，这份地方小报即发出“灾象已成，迅谋救济”的警报。随着饥荒的蔓延，该报借助社评时论，不断提出建设性的救灾建议。1943年四五月份，饿殍遍野之时，带着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愤怒，《前锋报》连续推出十多篇灾区系列报道，并刊发社评，呼吁各县县长开仓放粮，以头上乌纱换灾民性命。虽然国民党官员“听者藐藐”，但正如致力于研究1942大灾荒的学者宋致新所言：“他们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民请命的勇气，至今读来，仍能令人肃然起敬。”
　　大名鼎鼎的《大公报》，仅仅刊发了一篇《豫灾实录》和一则社论，就被勒令停刊三日；而被称为“小公报”或“河南的大公报”的《前锋报》，缘何能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刊发十多篇有关报道和70多篇社评时论？仔细阅读相关史料，我们发现，该报的创办人李静之是位高人，他既能坚持“为民前锋”的新闻理念，又能斡旋于当时的河南高层；既善于办报也善于经营，他在维持报社运行的同时，又大量印制各级学校急需的教材，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书籍。
　　在那段艰难岁月，河南仅保有半壁江山，众多文化、教育机构汇聚南阳。当此之时，李静之和他的《前锋报》挺身而出，成为河南文化事业的重要支撑，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复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位李静之，真的了不起。
　　辞官办报 实现“蚁负一粒”之志
　　《前锋报》创刊于1942年初，创办人李静之是南阳方城人，生于1901年。他本名海晏，字静之，后来逐渐以字行。李先生的名字，让人联想到河大教授于安澜，生于1902年的于先生本名也叫海晏，字安澜。“晏”，有“天清”、“安然”等义，“海内晏如”、“河清海晏”，都是古人对天下的期盼。海晏、静之、安澜，这样的名和字，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出生前不久，八国联军杀进北京，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望不见边儿的动荡和灾难排空而来，静之、安之，是那个年代国人最大的心愿。
　　李静之先后就读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曾在北京、沈阳、开封等地任教，后来从政，先后任南阳专署、郑州专署秘书，河南省建设厅秘书主任，并被选举为河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李静之对办报刊有浓厚的兴趣，在北大求学时，他就曾与任访秋等人创办过“同人刊物”《草虫》。1937年，任南阳公署秘书时，倡议南阳十三县商会捐款购置对开铅印机一台，为国民党南阳党部机关报《宛南民报》更新设备。工作之余，李静之为该报组稿并撰写社评，宣扬他的“蚁负一粒”观念：
　　要救国家，国人都要有“蚁负一粒”的责任感。短短几个月，李静之几乎凭一人之力，促使这份报纸面貌一新，销量大增。
　　随后，李静之先后两次离开南阳，分别出任洛阳专署秘书和河南省建设厅秘书主任。但他两度离开，《宛南民报》两度停刊，令他感到很痛心。1941年9月，李静之辞去河南建设厅秘书主任之职，回南阳全力办报。
　　李静之聪慧谨慎，为人慷慨，多年从政生涯，使他在河南政界、文化界结下了广泛的人脉，尤其与宛西地方自治上层人物私谊深厚，这为他办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奔波数月，1942年元旦，一份全新对开型的两版报纸终于问世。据南阳市档案馆张怀珍介绍，该报地址在南阳西城墙外的梓潼庙（现南阳市粮食局院内），李静之自任社长。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为了摆脱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牵制，李静之另起炉灶，资金完全自筹，不接受官方经济补贴。他将这份报纸定名为《前锋报》，“前锋”二字，取自孙中山“咨尔多士，为民前锋”之语；该报报头选用岳飞《请停止班师奏草贴》中的字，借以表达抗战决心。
　　1942年元旦的创刊号上，李静之撰写的发刊词提出“仗义执言，为民前锋”的办报宗旨，随后的社评《再自策励》进一步申明：“……以商业报纸，公民资格，站在人民立场，从事新闻事业，为国效忠，为人民服务。无论何人，其言行有利于国家，造福民众者，拥护之，扬誉之；有害于国家人民者，批评之，纠正之……”
　　《前锋报》创刊半年后，河南普遭大旱，赤地千里，《前锋报》以新闻人的敏感，率先意识到这次战乱中的灾情异乎寻常，自1942年7月24日起，在近一年的时间内，连续刊发社评《灾象已成迅谋救济》、《豫省府应速统筹备荒救济办法》、《敬向中央勘灾委员贡献两点愚见》《哀鸿遍野》、《战斗中的河南，饥馑中的河南》、《严刑峻法督导救灾》等70余篇，并刊发该报记者孙良田的长篇通讯《重重灾难下的豫北》、特派记者李蕤的系列报道《豫灾剪影》，其报道内容之丰富，持续时间之长，在众多媒体中均堪为第一。《前锋报》忠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人们的情绪、市场的波动、天气的变化、农作物的长势等信息，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如宋致新所言：“如果说，1942年河南大饥荒因为历史材料的缺失而成为一个难解之谜的话，那么，这些《前锋报》社评，堪称破解河南大饥荒之谜的黑匣子。它们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
　　当时的其他河南媒体，也都多少对灾荒进行了关注，但都受到严厉压制，如位于洛阳的《中原日报》、《行都日报》因报道灾情，均被责令停刊三日；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机关报《河南民报》因转载了《大公报》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被勒令追回当天报纸，不准发行。《前锋报》也曾因报道灾情被勒令停刊三天，但李静之却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避过了惩处，也保护了自己的记者免受处罚。
　　李静之不仅与南阳自治派关系密切，还与河南省保安处中将处长罗震交情深厚。罗震是南阳南召人，曾任南阳、郑州专署专员，李静之曾长期担任他的秘书，创办《前锋报》时，聘请他出任董事长；此外，李静之还利用驻守南阳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参谋长郭寄峤等人对《前锋报》的好感，说服他们出资，成为《前锋报》印书局的大股东。有着这些背景，《前锋报》“仗义执言”才有了底气。
　　《前锋报》抗战热情昂扬，勇于为民众代言，在社会上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吸引当时文化界名流向报社投稿，李静之趁势聘请嵇文甫、任访秋、孟宪章等专家学者组成社评委员会，将“社评”、“前锋副镌”打造成具有文化底蕴和名人效应的强势栏目。经多方努力，该报办得有声有色，据河南大学教授韩爱平介绍，当时《前锋报》不仅在南阳，也在湖北、陕西邻近地区产生广泛影响，发行量有六七千份，最高时上万份。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据，即使到抗战之后，河南报纸发行两千份已属不错，三四千份已可称“大报”。
　　书报兼营 拓展生存空间
　　《前锋报》筹办时，河南省教育厅印书局经理张警钟主动找上门，请求李静之代为印刷中小学教材。
　　当时河南半壁河山沦陷，安阳、卫辉、开封、信阳等地的中小学大多迁到南阳，使南阳成为河南中小学校最为集中的区域。河南出版印刷业本来就很薄弱，抗战后又大多停业，中小学生教材的印刷成为难解的问题。张警钟知道李静之曾在南阳十三县倡捐铅印机的事，因此请求他代为印刷急需的教材，李静之当即承担下来。
　　这次合作，既为教育厅解了燃眉之急，也为《前锋报》筹到了一笔启动资金，更让李静之看到了报社生存和发展的机遇。他审时度势，决定不拘常规，把前锋报社办成一个书报兼营的文化实体。他在报社下设了印书局，主营图书出版。印书局独立核算，实行股份制经营，向社会公开招股，为争取更多资金和政治上的支持，为报社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他千方百计地争取当地军政要员投资入股，孙连仲等人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投资10万法币，成了印书局最大的股东之一。
　　随着战事日紧，河南省政府及其办事机构数次迁移，教育厅印书局形同虚设，南阳一带的中小学教材实际上由《前锋报社》的印书局独立承担，这些学校能正常开课，该报社功不可没。
　　有了印书局，《前锋报》定期把报纸刊发的重要言论和报道结集出版，巩固和扩大影响。李蕤报道河南大灾真相的《豫灾剪影》单行本，即是当时结集出版的报道之一。1984年，《河南文史资料》想刊登一批反映1942年大灾的资料，该刊主编袁蓬请李静之给李蕤写信，李蕤“翻箱倒柜”，找到了《豫灾剪影》单行本仅存的一个“孤本”，那32 开本白麻纸的印刷品，虽已“像衣服褴褛的灾民一样”，却成为珍贵的史料。
　　前锋报社印书局还出版了一些珍贵的学术著作，如张嘉谋的《校注嘉靖南阳府志》、嵇文甫的《新说书》、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这些著作当时是难得的高层次、高品位之作，至今看来，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据河南大学袁喜生教授介绍，《嘉靖南阳府志》是张嘉谋在北京买到的孤本，张先生不顾年迈，在抗日烽火中对其加以校注，在张先生去世后的第二年，李静之将这本珍贵的志书出版发行。《新说书》是嵇文甫抗战后期的学术随笔集，虽是“小文章”，却功力深邃，颇有学术价值。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中国较早的一部现代文学史，其价值至今仍为学者看重。当时任访秋30多岁，刚成为副教授，这部书的出版，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意义重大，后来任访秋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家，而河南大学文学院也成为近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皆由此书奠定基础”，袁喜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