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评论：岳珂漏辑《满江红》之因

来源：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16日12:20 东方网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并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华大地传颂。不知何故，前一段时间又有人撰文道：《满江红》不是岳飞所作，甚至以《打假“满江红”》为题，认定《满江红》是后人伪作。其主要根据是说，岳飞之孙岳珂编纂《家集》时也没有将其辑入。此文的观点，其实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余嘉锡先生的说法。

　　当年，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提出了一个重要疑问：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金佗萃编》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稿时，曾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为何未收此词？余先生的质疑，应当说，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一则在此之前没有人提出过疑义，二则余先生也是权威人士。因此，此论一出，为学术界所注目。
　　是否岳飞所作，多位史家如邓广铭、王曾瑜、李安等对此作了分析考证，认定《满江红》词是岳飞所填。邓先生在《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论说最力，令人信服。对于没有辑入之因尚未展开。岳珂专为其祖辨认而作的《金佗萃编》，作为岳飞传记的资料汇编，确实未能把《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收入。岳珂尽管花了力气，也无法辑齐，遗漏原因有三：
　　其一，岳飞冤案重大，文稿多遭灰烬之灾。岳飞被“莫须有”定为十恶不赦的“谋逆”者，此为滔天之罪，属“凌迟之刑”。杀害岳飞罪魁是皇帝赵构，下毒手的则是秦桧。司汤达有言：“冤案比灾祸所遭的破坏往往要超过千倍。”其意是说，冤案不仅在精神而且在物质上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岳飞被冤杀，岳家存文全部被查封没收，连奏议文字亦遭毁弃。正由于此案直接由中央皇朝处置，弄得朝野紧张，坐视不救。在岳飞身后的二十年间几乎没有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要保存岳飞之著述更是相当困难。在那白色恐怖情况下，有关岳飞的文字资料大量佚失或是化为灰烬。当时藏有岳飞手迹者也不敢保留，连给居家屏风题辞也遭厄运，有文载：岳飞题辞，“后陷入罪，其家洗去之，今尚有迹隐然。”（《云麓漫钞》卷一）存有岳飞文稿者更是生怕犯忌而连累自己，皆私下焚毁，如周南《山房集》卷五载：“劫于告密罗织之威，虽奥渫寒士箧牍私小文字，家人所不可得而见者，亦畏避删除，而不敢尽存。”且不说路人，交谊至深者也不敢保存岳飞文稿，致使“不尽存”，“多遗落”，“遗岳侯书亡”，或是“多涂抹”。由此可见政治迫害所造成的文祸多么深重，正如对《金佗萃编》精加校注的王曾瑜先生深有感慨地指出：“这些片断的记述，都反映了当时‘秦火’之烈。”
　　岳飞平反昭雪后，其文稿也“迟而未置”，发还文稿时，“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四库全书总目》卷158别集类十一）。对此，特别是对“归还文稿”事，岳珂自己也躲躲闪闪，不敢直言，有时还回避宋皇杀害岳飞的罪责。《鄂国金佗萃编》和《鄂国金佗续编》是研究岳飞的主要文献，但是还有不少错误，王曾瑜先生称这两部著作“是现存最重要、最详尽的记录岳飞事迹的史料”，同时，也明确指出两书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就是：“抹煞宋高宗与岳飞的矛盾，回避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罪责。”“岳珂本着强烈的孝子慈孙之心，对祖父的事迹不免有虚美的成分，其史笔也有不少错讹与疏漏。”（见中华书局《鄂国金佗萃编续编校注》）
　　其二，编綦者治学不严，掇拾不备。对于编綦者岳珂其人尽管正史记载十分简略，有的还避而不谈，但大致情况还可了解一二。全祖望在他的《跋岳珂传》中有一个推测：岳珂固然是文才出众、学问渊博，同时却也是一个结党营私、搜刮民众的酷吏。有的专家据此进而推测，岳珂未能坚持自己的操守而继承祖德，带来了治学上的不严谨。岳珂所作《礼记集解》被誉为“卫正叔以后第一”，应该说还是颇有所成。卫正叔之《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收入《四库全书》，而岳珂所作《礼记集解》不仅未能收入《四库全书》，也无版本行于今世，似已失传。由此看来，从中多少反映了岳珂的学识有所不富，而留下缺憾。说实话，后人对岳珂学术成就乃至品行没有真正全面的了解，“至于对岳珂的较高评价，与其说是对本人的肯定，倒不如说是对岳飞人格的仰慕所致”。（朱隽嘉《岳珂行实考述》）此言甚是。有鉴于此，由于岳珂搜集不细而出现漏编，致使没有将岳飞的《满江红》辑入也是很自然的。
　　对于漏编一事，岳珂自己也承认，他在《家集序》中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作过一番极大努力的，但是，岳珂本人却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俟附益。”有的文章对岳珂文风作了考证，认为“岳珂也没有取相参订，或迳改用其文，而却标了一个极为费解的《五岳祠盟记》作题目，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
　　其三，文稿散轶时久，难以搜寻。岳飞的文稿包括所填写的词，有不少是被佚失或销毁了，由于年久而不得寻遗。岳飞被害之后近四十年，宋孝宗决定要给他定谥号，可是有关岳飞的功绩“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实”，为了定谥，手边没有更多的文稿作证，官员只能四方去寻访故将遗卒。对此，袁甫很有感叹说：“先辈有闻多散轶，后生谁识发潜幽。”岳霖父子整理岳飞文稿确有极大的困难。时日的流逝，故友的离去，越是不利岳飞文稿的保存和搜集。岳飞的冤案被平反时，次子岳雷已在流放期间饮恨而死，重担自然落在三子岳霖身上。岳霖面对文稿大量佚失和销毁的情况，尽管花尽气力，多方搜集，终因属于岳家军的重要部将、幕僚，如王贵、董先、李若虚等都已先后去世，一时难以补遗。再说，岳霖在岳飞被害时年仅十二岁，世事不涉，记忆甚少。在此重重困难下，遗漏在所难免。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岳珂编的《家集》还遗漏了一些别的作品，后来陆续地被发现。个中原因自有，失散的诗文往往又落在文人之手，没有适应的时机，不会公开。实因理学家朱熹一再说岳侯“识道理”、“亦大段是有见识”（《朱子语类》卷127《孝宗朝》、《高宗朝》），民族英雄文天祥也称颂岳飞“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文山先生全集》卷6《回岳县尉》）。此后岳飞的诗文才逐渐受到重视并得以流传的。
　　时至今日，王瑞来还发现了岳飞《送轸上人之庐山》诗（详见《人民日报》1990年2月15日第八版《一首岳飞佚诗》）。据称，没有收录的文稿还有不少，如《光明日报》1983年5月13日，报道了江苏丹阳县丹凤岳家村发现《曲阿培棠岳氏宗谱》，载有岳飞临刑前对他的审讯录、岳飞致秦桧的信以及新发现的岳飞诗数首。像岳飞“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这样的激昂诗，未能收录，是不应该的。
　　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辑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也不能因为《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辑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以推理、假设的方法往往不能成为历史。宋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见于明清者例子许许多多。岳飞《满江红》词宋元文献未存录，并不能证明该词一定就是伪作。其实，宋元之时就在传诵了。对此，邓广铭先生作了大量的考证后指出：“完全有理由说，在宋元之际，岳飞《满江红》词在民间已有了传布和影响，并非如余氏所以为的那样始出现于明中叶以后。”
　　岳飞《满江红》词的刻碑还是较早的，亦非像余先生所言：在明朝弘治年间赵宽写出刻石时才首次出现的。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此为汤阴县秀才王熙在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惟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石碑上还明明白白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字。在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便不攻自破了。
　　有一种说法：岳飞出身一员武将，没有水平能够填写《满江红》这样一首词。那是一种猜测。岳飞确是一员武将，且不是一般的武将。岳飞之孙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中对岳飞的好学精神有所记载，说岳飞在少年时即于“书传无所不读，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此话多少反映了岳飞的好学与博学精神，此为一；其二，当赵构在应天府即帝位之初，岳飞就已能够“上书论事”了，且因此而致得罪、免职。此时岳飞的军职尚在卑微之列，自然不可能有幕僚替他代笔，而是由他自己亲自起草、誊录。从中足证，岳飞当时的文化水平已非同一般了。其三，岳珂以《家集》名义收录的岳飞的作品共有十卷，自奏议、公牍、书檄，以至律诗、歌词与题记，无所不有。其中的奏议和公牍等虽不排除有出自幕僚之手者，而诗、词、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以上足证，岳飞具有填写《满江红》这首词的才能。对此，邓广铭先生从岳飞写作的一些“题记”和诗篇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满江红》词必是岳飞所作，他指出：“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可以作出判断说，谱写这首《满江红》歌词的，和写作上引那些《题记》与那些诗篇的，正是同一个人，即南宋名将岳飞。”其论其据令人信服。毕生从事岳飞研究的李安先生作了详尽考证之后，认定《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江”。鲜明之说，持之有据。
　　近见媒体说，某某大师的“全集”，多篇佚失，要求补版。今天尚且如此，古人又何尝不是呢？
作者：郭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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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阿培棠岳氏宗谱》释影解谜
    《云阳培棠岳氏宗谱》始成于明代崇祯四年（公元1613年），后经清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历朝10次续修、重修，至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又经培棠岳氏74人重修，卷首部分共有四册。
     
    宗谱卷首主要有崇祯四年至民国十七年间历次修本的序，序中对岳氏的迁徙及培棠村岳氏的由来及繁衍情况作了交代。同时还辑有宋真宗、清康熙帝、乾隆帝表扬岳飞功德的题字、诗文和明成祖撰写的《忠孝传》。卷首录印了清康熙帝、乾隆帝南巡时，遣派官员谒岳飞庙、墓的情况，还有明代名画家戴进所绘粗巾便服、手执兵书的岳飞画像。宋高宗赵构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授岳飞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孝宗隆兴二年授岳琛承信郎的礼诰，以及岳珂所著《金陀粹编》等作为珍藏家宝，进一步证实了培棠岳氏与岳飞的关系。配有朱熹等名人题赞的岳飞祖辈至岳飞孙辈直系6世14人遗像，是卷首的主要部分。
   
   在卷中“王祖文艺”栏内，收录有岳飞的《谢讲和赦表》、《南京上皇帝书略》等书表、檄文，还有《满江红》等诗词遗文。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感，反映了岳飞精忠报国、英勇抗金的浩然正气。宗谱还收录了岳飞《遗秦桧书》，书中表示了直捣黄龙“定中原，絜两宫而还之”的决心。特别是岳飞被审时的两篇供状也被收录卷中，供状陈述了岳飞自己征战抗金的历史，并无犯罪事实。两篇供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浓厚兴趣，也成了研究岳飞的重要资料。
     
     据史料记载，宋孝宗登基为岳飞平凡昭雪时，曾将以前没收的宋高宗给岳飞的诰礼书信还给岳霖，岳霖为收集岳飞的各类作品出了极大的努力，但限于当时条件，并未完全收齐、整理就病故了，岳珂继承父志，继续整理收集资料，并撰文成书。
   
     因为当时岳珂家居浙江嘉兴金陀坊，所以将书名取为《金陀粹编》，然而，《金陀粹编》毕竟不是岳飞全集。正如岳珂在序中所云“散佚不知几何”。培棠岳氏曾于清嘉庆丙辰（公元1806年）将收藏的已经破损缺页的《金陀粹编》整理补缺，重新刊印若干卷，与宗谱同时分发岳氏各房收藏。因此，《金陀粹编》中失载的资料，岳氏家谱才加以收藏。由此可见，《曲阿培棠岳氏宗谱》与《金陀粹编》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本报讯通讯员蒋跃军         本报记者 张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