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捷奏及战绩的分析考证

一、概述

1. 捷奏来源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捷奏都收录在《金佗穊编<家集>》中，编者岳珂在序中写道：“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藁之所存，或备于堂剳之文移”……总之，主要是“搜访旧闻”。

岳珂写序时，已距绍兴十年六十余载。家集中仅有少数文件曾找到了原件，如出师一奏，和岳飞的亲笔参校之下我们发现：录稿和原件间的文字歧异颇多。

由此可见，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秦桧对原始资料的销毁的篡改，这些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都受到了伤害。关于秦桧对于史料的删削毁损，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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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捷奏概览

得以留存下来的关于北伐战事的岳飞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复岳飞奏章的诏书无疑是研究岳家军[/color">http://data.tiexue.net/mil/yuejiajun1858/]岳家军[/color北伐战绩战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但是与其他史料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捷奏远不能涵括当年的全部战况。

事实上，绍兴十年岳飞的第四次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得以流传后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虽有捷奏传世，但反映详细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如《宋史 高宗本纪》中记载的“（绍兴十年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此战的捷奏就已佚失；

《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孙显败女真裴满千户之战的捷奏也已佚失；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提到：“六月十三日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具体的州县不清楚。牛皋在京西路败金兵的捷奏同样已佚失；

《宋史 牛皋传》有“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但牛皋虽然“功最”，却无一份捷奏传世。

除此之外，岳家军[/color">http://data.tiexue.net/mil/yuejiajun1858/]岳家军[/color在郾城和颖昌取得的两次关键大捷的补充战报捷奏也没能留存于世。

总的说来，得以留存于世的这13份捷奏，只是当年战争记载中的残章断简，无法准确地反映战事全貌。甚至，这些捷奏本身（尤其是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还存在明显的被篡改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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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岳飞北伐捷奏佚失和遭篡改的例子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根据时人著述旧闻而撰写的部分岳飞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所收录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资料尤其珍贵，但是因为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故我们不能排除在《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所留存的岳飞奏章是否已经受到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

郾城和颖昌两次关键大捷的战报都有佚失。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现存的颖昌捷奏仅为初步统计，文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上报补充战果。

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这份奏章中的五百来判断颖昌一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是斩获一万。

试想，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以内，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激战约4-6个小时，——近五万大军，作战5小时，金兵被杀500，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也不成问题吧。

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

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份大捷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中的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却只说是“委获胜捷”。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

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记述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

故留存下来的这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两例。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

“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但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无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夺得的战马数目却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

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六月二十四日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六月二十五日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硬生生地不见了！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以及《陈州颍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飞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例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经过以上分析之后，我们会很自然地想起下面这些事实：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以及不惜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删削档案、篡改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

《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岳飞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所有奏折都被秦桧同党收去。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

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也即得以留存后世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大部分来自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考虑到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以压低岳飞的功劳，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极其党羽的删削篡改。

而那些留存于世的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一些列战绩的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4.大捷和胜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存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捷奏中难以置信的五百，所有大捷的歼敌数字都未能留存下来；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一奏中的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在绍兴十年的岳飞北伐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那么，大捷的歼敌数目至少应当在三千余人之上。

仅杀死五百，即便都是兀术的亲将，也不至于被列为大捷。何况颖昌大捷中明确提及要对战果补充，“续具数目供申次”；而在宋高宗的手诏里，曾提到了“戕其酋领”，就是击毙了金军重要将领，和其他作战细节“精骑冲坚”等，这些都是存世的郾城捷奏中没有的信息。由此可知，郾城大捷也有补充战报；郾城一战打到天黑才结束，战果无法当下统计出来。令人为之叹息的是，郾城和颖昌两次最为重要的大捷，其补充战报却未能留存于世。

而得以留存后世的这些绍兴十年的北伐捷奏，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

二、分析

1. 岳飞抗旨继续北进

宋高宗在绍兴十年七月十日左右，即收到岳飞收复西京的捷报前后，下诏书班师。岳飞收到这份班师诏是七月十八日，同一天，张宪战于临颖并取得大捷。岳飞于当天发出一份奏章，“言辞激切”的反对班师。最能说明岳飞态度的是，他的大军继续北上。

《金史•仆散浑坦传》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 金将仆散浑坦在鄢陵一带与岳家军的运粮队遭遇。

事实上，鄢陵在临颖之北，而这一地带已经被《金史》确认成岳飞军的背后。对于轻骑兵来说，80里也许说不上是“深入”，而朱仙镇就在鄢陵北约80里，则岳飞大军已抵达朱仙镇一带，并非虚词。

2. 河北、河东、京东路的义军

经营敌后抗金武装是岳飞北上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绍兴七年后尤其如此。金国受限于自己的野蛮落后，不仅无法有效经营所夺取的北宋领土，而且还强行推行奴隶制等落后制度，造成治所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地百姓不得不起兵反抗，投入到光复国土这样正义的事业中来。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绍兴十年，为了和岳飞军作战，兀术从各地抽调人马，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赛里就被招至前线，各路镇守的兵力更加薄弱。

这时候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形成燎原之势。

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

在河东路，忠义军收复了十一州军；

在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收复庆源府，但据《金史》，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已经被忠义军攻占。

在东京衰落后，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兵丧失属地的控制权，已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和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院不仅起火，且火势熊熊。

而“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义军英勇奋战，等待着配合岳飞北进。


3. 金兀术和黄龙府

虽然南宋有秦桧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一向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闻名。但是要印证岳飞军在绍兴十年的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兀术在岳飞撤军这一关键时刻的表现。

金兀术率增援军队赶赴顺昌，“自东京往复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到顺昌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是五百多宋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五天左右。

岳飞自朱仙镇后撤，曾“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当地百姓撤退。而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被敌军骑兵追上，显然是死路一条。

在岳飞撤退之时，兀术在做什么呢？

须知当时宋金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后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岳飞军，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而老于军旅的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样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

另一可能是兀术北逃得太远，赶不上杀个回马枪了。

据《金史•宗弼传》，在绍兴十年，和岳飞、韩世忠对峙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而岳飞北伐之前的五月中旬，兀术就已亲自带领人马占领汴京，——在战事尾声，再遣将去占领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占了的地方，《金史》如此记载，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兀术全军撤出开封一事。

而如果是从开封北逃，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了兀术的大败。

郾城和颖昌两战之后，岳家军和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之间的强弱显然已判。

宋使洪皓被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他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假如“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在绍兴十年，金国内忧外困：高层经历了2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连续失去昔日的盟友，还先后和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在辽国的残暴统治和掠夺，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政策：除了蛮力，再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金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20年后，著名的南宋永嘉学派学者薛季宣曾提到：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薛季宣幼孤，被伯父抚养成人，这位伯父薛弼，曾是岳飞的重要幕僚。岳飞之孙岳珂指责薛弼奴事秦桧，并向秦桧暗报岳飞行止，“动息以报”。岳飞的幕僚们后来非死即被贬至荒远，薛弼是唯一的幸免者，且被秦桧所提拔，官职屡升，宋史也说，“世以此少之”。

薛季宣显然有所听闻：金人自己说，如果岳飞不死，大金就灭亡了。

60多年后，金章宗所说的“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可相互参看。这些是岳飞的敌方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以及他们对岳飞的高度评价。

4. 赵构态度的变化

事实上，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能反映岳飞郾城和颖昌的两次大捷的影响。这就是赵构态度的转变。

在收到郾城大捷的奏章之前，赵构表现得十分焦虑。并不断以相对隐晦的方式要求岳飞不得北进。如“蔡颖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分兵将屯守防捍”，“事毕”即回朝。

郾城捷奏之后，赵构的态度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在多半个月前，张俊正是按赵构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再有，他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在收到颖昌大捷的捷奏后，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甜言蜜语道：“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行动；最令人惊奇的是，赵构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未撤军的刘鍂，郾城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这就是说，赵构下决心把全部能动用的兵力，除了四川的部队，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南宋的国策至此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决投降的昏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投降，哪怕磕一百个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

赵构和他亡国之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这两份奏章可以说明当时他并没有在猜忌岳飞，但是秦桧会及时提醒他的。

几天后，在收到岳飞反对班师奏章的之时，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自食其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还远在战线的百里千里之外，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实际上，赵构又已经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他抛在了爪哇国，此时赵构一门心思的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的祖宗家法了。

等收到岳飞的班师奏章，赵构更是了无一丝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的算计着怎样全军回退，让岳飞照应其他部队。

绍兴七年时，赵构已经戏剧性的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要把全国大部分兵力交给岳飞，然后短短三天内又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不会令人太意外。赵构的行为，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只是从他的动摇中，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懦弱的懦夫，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5. 为什么要班师？

这要从岳飞违诏出师说起。自绍兴八年底始，赵构和秦桧不顾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称臣投降，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兀术撕毁。赵构和秦桧两人已颜面丧尽，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赵构手忙脚乱，发了好些诏书。在鄂州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他挥师北上。

闰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和金兵交手后，朝廷派来的官员李若虚辗转追上岳飞，传达了赵构的真实意图：

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这就是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称臣、除了再次遭侵略以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南宋全国的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国金正在北宋故地上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遭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兵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小朝廷是否能自保还是个问题……

岳飞拒绝了这一倒行逆施的“上意”。北方那广袤的国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不是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产，不是这个独夫民贼要放弃就可以放弃的。所以，岳飞出兵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他再拒绝班师，岂不是很象藐视朝廷、甚至和朝廷决裂了吗？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他的大军的后勤主要供给应该还是来自后方；而赵构在秦桧的教唆挑拨下，很可能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赵家一贯猜忌武将，而且在这一点上赵构长期被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兀术虽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是金兀术。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无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从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岳飞北伐显然是有胜机的。这也是他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后继续向北推进的原因。但是在接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后，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

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绍兴十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

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奸相。赵构为了解兵权而急于和，而秦桧则“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用而曲相成。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会是一方跪拜而得。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维持的真正原因。

建良宗亲总是有好文章出炉，成专题成系列发表，读后长见识、长知识，感谢你的辛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