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铁证如山!
——岳飞之孙岳珂知道祖父的《满江红》
李宝柱
一、对吾师邓广铭先生考证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回顾。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在古今词人的作品当中,传诵之广、之久,影响之大、之深,大概没有能与上面这首《满江红》词相比并的了。历来相传,人们都以为这首词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作。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来没有人对此词是否为岳飞所作提出过疑问。到三十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出版,该书在辩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提要时,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一书中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其言略曰:
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梙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梙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余嘉锡先生此论一出,即得到学术界很多人的接受。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夏承焘先生即其中之一人。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中),除接受余先生的论断外,还进一步作出新的论断,不只以为“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而且以为是“出于明代人之手”,并且认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先后提出上述观点之后,很久很久没有人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似乎这两位先生的观点成了不易之论。
而吾师邓广铭先生,作为世界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对于岳飞《满江红》词著作权之被剥夺,早就耿耿于怀。后来,先生终于在1981年,先后写了两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文章。那年春天,先生先是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知识》第三期上。当年秋天,先生又写了《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哲》杂志1982年的第一期上。邓先生的第二篇文章,以铁的事实和铁的证据,彻底推翻了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的论断,科学论证了岳飞就是这首《满江红》词的作者。
邓先生在《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中,举出了两个关键性证据,一个是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一个是明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编辑的《精忠录》一书。
1981年,我正在北大历史系读本科三年级,正在邓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宋史。因此,对先生写这篇文章的过程,知道得比较详细。
(一)关于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先是这年春天,师兄张希清,老家在汤阴县,探家时顺便去了汤阴岳庙,岳庙管委会仰慕先生德望,以本庙所藏明天顺二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的拓片相赠,托这位师兄转呈。先生见此拓片,如获至宝。因为,这个拓片证明,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至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个字。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所提出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先生为了发表文章时要附上汤阴岳庙王熙写刻的岳飞《满江红》词石碑拓片的照片,嘱我将拓片找人拍摄成照片。这一拓片长约1.2米,宽约60厘米,材质为白麻纸,一般照相馆都是翻拍不了的。后来,我找了我的三哥李宝芝,他是个搞印刷的专家,他帮助联系了北京印刷二厂,我跑到该厂,请制版车间的师傅将拓片拍摄成照片。(后来,先生收藏的《开封府题名碑》的拓片,也是请印刷二厂翻拍的。)事情办妥之后,我将拓片和拓片的照片交给了先生。同时,告诉先生,我自己保留了一张拓片的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现在提供出来,供大家观赏。(见下图)
(二)关于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1981年春,先生由商辂的《精忠录序》,查到袁纯曾经编有《精忠录》一书,并且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当时,先生已是七十多岁高龄,行动不是很方便,加之恰好要出席全国政协的会议,所以,先生就嘱我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代为查看《精忠录》一书。于是,我到历史系办公室开了介绍信,择日去了北图善本室。善本室的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看了介绍信以后,就很快就将《精忠录》一书拿了出来,那是1769年朝鲜所印的铜活字本,保存得十分完好。此书的第三卷即收录有岳飞的《满江红》词。我将这首词,以及书中几篇序跋,抄录下来,作了若干卡片,并于当天下午,到京西宾馆交给了先生。
后来,先生依据《精忠录》的有关情况,作出了如下推考: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14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年),而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徐阶所编《岳集》卷三,摘录了赵宽的重刻《精忠录》的序文,据知袁纯所编之书又在杭州重行刻印。然则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如果没有其他书作为依据,则必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的。这样,似乎就不应当说“来历不明,深为可疑”了。
袁纯把《满江红》词收编在《精忠录》中,我们说这是这首词的首次出现,这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范围来说的;南宋以来的一些著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致失传的,不知已有多少,其中有许多,我们是连书名和作者也全不知道的。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究竟它是来源于南宋人的著述,抑或是来源于元代人的著述呢?我们在目前虽还不能确说,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二者必居其一。
在这些铁证面前,在邓先生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面前,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全都是无法站立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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