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与二次“班师诏”

岳飞与二次“班师诏”

    提起民族英雄岳飞，很多人就会想起“十二道金牌”的故事。那是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率领岳家军北伐，势如破竹，取得了郾城大捷，气势如虹地向朱仙镇挺进；屡遭挫败的金军，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可就在这时，宋高宗赵构从临安（今杭州）连降十二道金牌以日行五百里的速度，给在河南抗金前线的岳飞急递“班师诏”：“卿孤军不可久留，令班师，赴阙奏事。”岳飞接诏后，审时度势，奉命班师，北伐中原功败垂成。正因此，有人批评岳飞未能援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是“愚忠”。这个批评不符合史实，是站不住脚的。

绍兴十年五月，金国撕毁和约，都元帅兀术率领十万大军南下。在顺昌，和刘鍂率领的“八字军”相遇。顺昌府被围告急。为此，高宗接连发了六封诏书，催促岳飞北上支援刘鍂，以解顺昌之围，并许诺“图复京师（开封），右谋关陕，外与河北相应，中兴大计，卿必有所处，唯是机会，不可不乘。”（岳珂《鄂国金佗 编》卷二《援顺昌六诏》）。对岳飞来说，这道允许深入北伐的诏命，已朝思暮想地等待了15年。于是岳飞立即从鄂州（今武汉）起兵，挥师挺进中原。但是，正当岳飞举兵北上，顺昌之围已解，东西战线都已顶住了金军进攻的势头，局势有所缓和时，一直主张屈膝议和的高宗，又连忙派司农少卿李若虚赶到鄂州，向岳飞传旨班师。李若虚赶到鄂州，岳飞已率军离开鄂州。六月下旬，李若虚赶到德安府（湖北安陆），向岳飞传达了高宗“兵不可轻动，宣班师”的诏命，岳飞认为这是乱命，“不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

    从当时战场形势分析，南宋各路军队互相配合，正处在有利态势。西线，吴玠已击退金军的进攻；东线，韩世忠所遣背嵬军（亲军）已渡过淮河；张俊率部已入建康（今南京）向河南开拔。更重要的是，岳家军已楔入河南，正像一面撒出去的大网，罩向东京（故都开封）。
面对收复中原的大好形势，却突然收兵班师，岂不是丧失良机吗？岳飞拒不受命。李若虚深为岳飞不计个人利害的爱国忠心所感动，便毅然说：“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后来，李若虚果然被高宗、秦桧罢了官。对于手握重兵在前线的岳飞，高宗、秦桧一时也无可奈何。
     正是由于岳飞拒绝班师，岳家军迅速收复了陈州、察州、洛阳、颖昌等全部京西地区，前锋直抵中牟、朱仙镇，从西、北、南三个方向包围了兀术重兵据守的开封，剩下东面方向，仍为金军所控制，只待张俊、韩世忠军队合围，以共歼十万金军。可是，大好形势反而使高宗、秦桧投降集团害怕，于是连降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飞班师。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高宗、秦桧一伙为了逼使“不听话”的岳飞班师，同时使用釜底抽薪的毒辣办法，命权吏部侍郎周纲至韩世忠幕府传达不许北上的诏命；命周聿至张俊军前“计议军事”，将张家军从亳州退驻淮河边寿春屯驻；又把刘鍂从顺昌调往江南，并险恶地命令岳飞拨军填补因刘鍂八字军撤出后顺昌府出现的防务空虚。其结果，造成了岳家军孤军深入的态势。  

（待续）

（接上）

    岳飞对此焦急万分，连上《乞刘鍂依旧屯顺昌奏》、《乞乘机进兵札子》，要求友邻部队不要后撤，齐头并进，乘机深入。高宗、秦桧正是害怕岳飞一旦渡河北上，更难以驾驭，真的来个“直捣黄龙府”，迎回钦宗，那时，将置高宗于何地？对岳飞的奏书，自然是一概置之不理。岳飞为此怒不可遏，最后，上了一道“言辞激切”的《乞止班师诏奏》，希望高宗能收回成命。奏书中写 道：今虏重兵尽聚东京（开封），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谋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唯陛下图之。高宗接到岳飞反对班师的奏书后，表面上虽然也讲了“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的违心话，但他是不可能按岳飞的要求，重新让诸路军北伐深入的。为了防止岳飞作出过激行动，他命令岳飞从此以后一切军事行动，“须报与杨沂中、刘鍂同共相度”。这就剥夺了岳飞单独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力。正是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岳飞才不得不考虑奉命班师。显然，如果岳飞仍然坚持孤军深入的话，立即会出现严重后果：一是兀术可以集结重兵专门对付岳家军；二是高宗、秦桧切断对岳飞军钱、粮、辎重的供给，使岳家军十万人马的队伍陷于缺粮、缺军备的困境。为了避免岳家军遭受覆没的危险，也为了图存以争取将来北伐的机会，岳飞不得不奉命班师了。

     我们了解了岳飞对前后两次班师诏不同态度的真实情况，就会明白：岳飞坚持抗金、反对妥协投降的爱国主义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行动之中。他第一次抗旨拒绝班师，和第二次不得不奉命班师，都没有停止过同以高宗为首的对金屈膝投降集团的斗争。在“忠君”与“爱国”两者处于矛盾冲突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以“爱国”利益为 重。这也是为什么高宗最后要把岳飞杀害的根本原因。

转贴自2000年8月25日《光明日报》

忠君与爱国终难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