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华国锋的传奇人生

　　　　　　　　　从游击队员到共和国主席：华国锋的传奇人生
　　　　　　环球网，转自http://news.qq.com/a/20080715/002284.htm
　　华国锋本姓苏，单名铸。于1921年2月出生在山西交城县南关街。
　　1935年，14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学习到1937年。所以，华国锋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写“中学文化程度”。
　　1938年，17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1938年10月，华国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随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们称华国锋为“华政委”。
　　1996年初夏的北京，笔者步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光的住处，了解华国锋的情况。武光说，他认识华国锋时，华国锋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武光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所谓“晋中区”，是指山西太原周围的几十个县，而华国锋自1945年起担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属于中共晋中区党委领导。这样，华国锋便成了武光的下属。周小舟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华国锋在这时结识了周小舟。后来，1953年10月，周小舟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
　　笔者问起武光对华国锋的当时印象，武光如实地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好同志。那时华国锋给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实。”
　　在194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乡。武光回忆说，当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华国锋都是属于“走”南下的。当时的中共晋中区委一分为二，武光奉命把走的干部组建成六套地委班子，每套班子都包括党、政、武、工、青、妇六方面的干部。这样，便于南下时可以接收、成立6个地委。南下时，干部们差不多都往上升一级。1949年1月，28岁的华国锋担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这样，他就由县委级干部升为地委级干部。期间，华国锋与韩芝俊结婚。
　　从华国锋最初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属于“根正苗红”的干部。他在吕梁山打游击，先是打日本军队，后是打国民党军队，经历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那时，年轻的华国锋在战争的烽火中成长，踏实，诚朴，吃苦耐劳，应该说是不错的中共基层干部。不过，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在“宣传华国锋”的高潮中，却刻意把华国锋“塑造”成在二十来岁时就已经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那是为了塑造华国锋"一贯忠于毛主席"的形象，证明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忠实接班人。
　　（转帖）

　　　　　　　　　　　谷牧回忆华国锋与江青之间的较量
　　　　　新华网，转自http://news.qq.com/a/20080820/002338.htm
　　谷牧对华国锋的评价是：华国锋是一个好人，在粉碎“四人帮”上有很大功劳，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坏事，他的错误主要是“两个凡是”。毛泽东给他写两句话，“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他是不会突破的。他从一个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上来，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缺乏经济工作经验，从资历、能力、水平等方面看，让他担任总理和中央主席职务，是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情况。他当然不能和邓小平等人相比。
　　谷牧说：记得有一次中央开会，会议散会时江青说：谷牧留一下。我留下后，江青追问我为什么把30万吨乙烯工程放在大庆。我对她说：乙烯是以石油为原料的，把加工设备放在原材料产区，符合经济规律要求。但江青不讲理地说：我不懂也不管这些，我只问你是谁说的把乙烯工程放在大庆的。我对她说：我知道是谁说的，但不能告诉你。但江青硬是无理地纠缠，逼我说出来是谁定的。这时华国锋慢步走来说：你们在吵什么？我向华国锋说明了原由，华一句话就把江青给支跑了，他说：这是毛主席定的。江青一听是毛主席定的，夹着皮包，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江青这个人完全不讲理。
谈“二月逆流”
　　当谈到“二月逆流”事件时，谷牧说，“二月逆流”事件，现在活着的人就剩下我一个了，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我）谭震林文化水平低一些，但确实是一个硬汉子，那一次中央开会是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上列9个人都参加了。当时大家对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反党、反革命行为极端愤恨，纷纷揭批他们妄图打倒所有老干部、反军乱军、停止党的活动、取消党的领导的种种罪行。谭震林气愤地说：很难得参加中央会议，既然参加了我就说几句，我恨我为什么活过65岁，使我看到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还有一句话更不能外传，就是他说：我后悔我为什么跟着×××闹革命。我不干了！我以后还要上山打游击去，我说话就算数。说完就拿起皮包要走。这时周总理说话了：“回来！不许走，今天会议上讲的话就到这个范围为止，一个字不能外传。当时徐向前元帅也怒不可遏，大力拍桌子（手都拍坏了），说：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反革命分子！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动，当时周总理叫我作会议记录，这些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
　　（作者张根生，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吉林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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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晚年深居简出 每年两次瞻仰主席遗容
　　　　　人民网，转自http://news.qq.com/a/20080820/002365.htm
　　全国各地数万名群众来到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瞻仰者中有一位不寻常的客人，他就是前中共领导人华国锋。
　　华国锋的从政经历
　　华国锋生于1921年，山西交城人。
　　1938年投身抗日，任中共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在湖南任县委书记、专区专员、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4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1980年9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平静地离开政坛
　　华国锋从1976到2002年，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由于年事过高，他没有作为十六大中委候选人，但仍是十六大代表。华国锋没有进入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注。路透社评论：“毛泽东亲定他接班，邓小平让他退位，即将离任的党总书记江泽民和他的同事，安排他平静地结束了政治生涯，这个传奇人物就是前中共主席华国锋。”一名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说：“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中国共产党决定第三代领导都必须退，那么华国锋也应该离开。”
　　华国锋1976年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他利用毛泽东给他的“你办事，我放心”六字批示，控制住了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一起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与其他在政治变迁中退位的中共领导人相比，华国锋的经历要平稳得多。虽然他因为“两个凡是”而被批评犯了“极左路线错误”，但自十二大以来的四次党代表大会他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中共最新的党史定论，对他的评价也是客观的。
　　晚年生活深居简出
　　华国锋的言行十分严谨，虽然他仍然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可以到全国一些地方走访，但他很少离开北京，从不议论时政。
　　华国锋身边的人和友人，现在习惯称他为“华老”，他对这个称呼感到很自然。有时也有人称呼他“华主席”，据说他对这个称呼感到很不自在。
　　此次中共十六大，华国锋依然在中央直属机关小组，但他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有代表询问为什么没有提名华国锋为十六大中央委员，中直机关小组召集人解释说，主要是考虑他已是81岁高龄，身体也不好。一位十六大代表这样描述华国锋目前的生活现状：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他最近看到华国锋的一幅字，"鲲鹏展翅"四个颜体大字写得浑然大气、骨力毕现。
　　深居简出的华国锋，每年有两天必定外出，就是在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和9月9日毛泽东忌日，带着家眷和随从去毛主席纪念堂。每次瞻仰毛泽东遗容，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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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战部副部长回忆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
　　　　　　新华网，转自http://news.qq.com/a/20080805/000617.htm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财经》第9期上撰文回忆，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摘登如下。
　　5月18日，晚饭后，父亲耀邦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
　　我们《理论动态》下一期要出一篇，“历史潮流和心有余悸”。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文章说：在“四人帮”唯心主义盛行的年代里，造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根本无视人民的喜怒哀乐，专门讲究摸“四人帮”的脉搏，摸江青的脉搏，靠所谓“摸精神”吃饭。有的人摸来摸去，摸得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都没有了。……心中装着人民的人是最强大的人，他们无所畏惧地在惊涛骇浪中沉着前行。心中没有人民的人是最虚弱的人，最后难免被历史的巨浪淹没或抛到一边。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共同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耀邦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国锋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父亲给我讲过这个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来也对，不来也不能说不对。两人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事业，都是忠诚不渝的。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国锋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吴足观摘）
　　（北京日报）
　　（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