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岳飞与钟相、杨幺起义

　　　　　　　　　　　　　　　岳飞与钟相、杨幺起义
　　　　　作者：qixiaochen转自http://blog.lanyue.com/club/81/2981241.htm
　　古人说“宁做太平狗，不为乱离人。”，翻开一页页的史册，那些战乱时的普通人在屠刀之下所遭遇的惨烈悲痛，大概是我们永远也难以想见的。9世纪唐朝末年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其时，一个叫黄巢的人起于草莽，席卷中国，用他那地狱般狂暴的力量，给中国历史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大概只有他能够用“敲骨吸髓”四字，来描绘他的行为方式。他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其骇人听闻的程度，既是中国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可见《旧唐书》：“（黄巢）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此人的写菊花的诗“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被誉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无上妙品，黄巢的部队进入长安时，也曾发布过“黄王起兵，本为百姓”的告谕，然而等待着长安百姓的，却不是菊花般的悠闲芳香，据载，黄巢的部属“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得官军反扑长安的时候，一城百姓便完全站到了帮助官军打击黄巢的立场上去了，“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誉满天下的名城长安，经过了此一劫难，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成为中国首都的资格。
　　这么一段历史，在“历史唯物主义”家们的眼里，却大有另外一番景象。这样一个展现了人类最肮脏、丑陋的一面，令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蒙耻的魔王，乃是万道金光的“农民起义领袖”，有着“要冲破唐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的诗，“以豪迈的气魄，抒发了自己要改天换日，推翻唐朝统治的志向。”，他的部队进入长安，让长安城“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把唐末农民战争推向了最高潮”，流血成川的“洗城”，变成了一派喜气洋洋的盛事。这真可算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奇妙了。对于那些记录下来的斑斑血迹怎么办呢？“历史唯物主义”家们自有妙法，用不着辨析考证，大可用一句“地主阶级的污蔑”就轻飘飘的打发了。然而以我们所见，今天一套说法，明天一套说法，对历史任意拿捏、“古用今用”可不正是这帮“历史唯物主义”家们的拿手好戏！就象文革时期歌颂武则天，歌颂“女皇帝”，热中于“评法批儒”，等到粉碎了四人帮又写剧本大骂吕后如何如何坏的无行文人一样。仇深似海的民族战争在他们那里都能变成“家里打架”，他们的嘴脸我们早就看够了！在古代的史家们，即便有着种种囿于时代的固陋之见，或者也免不了受到权势的威吓。然而对于他们中的杰出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节操，却从来不曾从他们的内心泯灭。在我看来，他们的著述，实在是要比那些“革命”理论家们的大作要可靠得多！
　　对于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家及其教育出来的，习惯于看见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字样，就一跳八丈高，俨如发现新大陆，什么了不得的罪状的人。实在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所谓“农民起义”，到底是个什么事物？是不是真的代表“人民”，又代表“农民”？说到“农民起义”的由来，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传统史书上凡匪寇贼盗字样，被现代“历史唯物主义”者翻了个个，一律称之为农民起义，不仅黄巢、李自成是“农民起义”，象《智取威虎山》里的坐山雕，要是早生一百年，那也是“农民起义”，可惜生得太晚，撞在了人民政权手里，所以只能以“土匪”定案。古代叫“江湖”，现在叫“黑社会”，古代叫“落草为寇”，现在叫“有组织犯罪”，就是这么简单，根本就没有多么伟大。历史上每当一个王朝的末年，天灾人祸，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就有很多人走向强盗生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犯罪横行，当然首先应该指责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但是也用不着反过来歌颂强盗和犯罪，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动荡与罪恶的一部分，这岂不是最浅显的道理吗？大凡颇具规模的“农民起义”，无非两类，一类是神棍型，某一个神棍装神弄鬼，骗得了一群人的顶礼膜拜，便野心膨胀，想做皇帝，对于这一类没什么可说的，其部众本身就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是野心家的工具和炮灰。东汉的“黄巾军”、北宋的方腊，就属于此类。岳飞所对付的钟相杨幺，据说以巫教起事，大致也属于此类。另一类就比较复杂，确实是因为老百姓在天灾人祸之下，活不下去了，挺而走险，遂成燎原之势。该怎样看待呢？一方面我们当然同情他们的不幸，然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经历了巨大的灾难，用尽各种烧杀掳掠的手段求得生存之后，却未必就会对还在蒙受灾难的自己的同类产生出什么悲悯之心，相反由于他们的极端经历，其道德和理性可能早已降到了人类的最低水准之下了！历史上如黄巢、张献忠等人，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任何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看到，这些人的出现绝不是什么“革命力量”，相反，他们是罪恶时代的压迫所造就，又反过来成为那个罪恶时代的一个最具破坏力、最残忍、最邪僻的组成部分。也许这就是中国历史一种令人扼腕的宿命。
　　不管占领了几州几县的钟相杨幺也罢，还是只有一个山头的山大王也罢，一旦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的大权，其作威作福的程度，就未必比大宋天子少多少，这根本就不是贴个阶级分析的标签所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些被称为“农民起义”的力量，即使我们不以传统史家的“匪寇贼盗”来看待，也只能视为跟当时朝廷对立的权力中心、割据势力。按照革命理论家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划入“统治集团”一类。倘若一定要问个谁好点谁坏点，谁应该打赢谁，也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黄巢只是所谓“农民起义”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当然不能说所有的“农民起义”一定都是那个样。然而从我所见到的有关钟相杨幺活动的只言片爪的记述：“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也可见到这个以巫教起事的武装团体的行事风格。关于岳飞平定钟相杨幺之乱的过程，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论者的想象中，自然是充满了“累累尸骨”、“万千黎民的项上人头”之类的景象。可惜事实是要让他们失望的，岳飞平定杨幺之乱的过程中，可谓异常顺利，直如摧枯拉朽一般，杨幺部将黄佐、杨钦、余端、刘诜等接二连三，纷纷投诚，甚至一次就有上万人降，还不到一个月，“大圣天王”杨幺就成了孤家寡人，被自己的部众领着宋军追赶，走投无路，跳到水里，被牛皋捉住杀掉了。余部全部投降，岳飞亲自到各个营寨抚慰，老弱放归田里，少壮编入军队，后来数万杨幺所部，成为了南宋水师和岳家军的坚强战士。（《宋史.岳飞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除了民族英雄岳飞的崇高威望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杨幺的武装集团在当时已毫无出路。钟相杨幺先前是在北宋垮台，社会混乱之际在洞庭湖区域乘机窜起的，然而随着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战活动，金人的攻势被遏止，广大南宋统治区的社会秩序得到了迅速恢复，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经济，成为当时南宋社会的需要。一个永远在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状态中度过的社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除了得到一些满脑袋“不断革命”、“革命到底”的革命理论家的欣赏之外，是得不到当时真正的广大老百姓的认同的。所以岳飞让投降的老弱回家归田，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没有比这更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情了。另一方面，在民族关系上，南宋人民仍然面临沉重的压力，还随时可能遭到金人的入侵劫掠。于公于私，杨幺的部众都没有任何理由跟着杨幺走到底。当然革命理论家们可以给黄佐、杨钦等戴上一顶“农民起义叛徒”的可笑帽子，然而实际情况就是，除了那些真的相信“圣母临人”、“天父下凡”的傻瓜之外，参加“农民起义”，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当该“农民起义”显见得已经毫无前途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跟着走下去呢？招安招安，在他们看来根本就和跳槽一样平常，就象杨家将里的穆桂英，说岳里的牛皋一样。
　　所以，岳飞平定钟相杨幺之乱，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甚至得到了杨幺部众们自己的拥护，符合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宣布，岳飞平定钟相杨幺之乱，既不是什么“污点”，更不是什么罪孽，而是岳飞在抗金之外的又一大功绩。
　　----历史春秋

说得好。一向认为岳飞的功绩是安民，不是单单抗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