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8（十一）

历史在这里转折
童青林 编著 人民出版社

“天安门事件”被几个秀才“彻底平反”

  “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经过毛泽东签字同意的。也就是说，是毛泽东定的、批的。所以，对天安门案件的平反被看作是反对毛泽东。正因为如此，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天安门事件”一直成为“禁区”。尽管陈云多次提出，要给“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甚至表示，他宁可不出来工作，也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但是，直到1978年11月，“天安门事件”才得以平反。
  1978年2月8日，全国政协文化组召开会议。《人民日报》的余焕春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在会上发言表示，“天安门事件”一定要平反，否则人民不平。有人认为翻天安门这个案子有损毛主席的旗帜，毛主席的旗帜上写着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错案真正翻过来，毛主席的旗帜会更加鲜艳。他呼吁政协委员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做出努力，并得到与会者的响应。会上，余焕春还把《人民日报》社有关“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清查情况向各位委员作了介绍。
  事隔不久，余焕春的发言果然惹出了麻烦。《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神情严肃地索要余焕春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稿。他看过之后告诉余焕春：“你的发言没有问题，如果有人来向你调查，不管是谁，你都如实相告。”就在同时，全国政协也在查问这件事。余焕春当时只知道中央统战部的《简报》登了他的发言，结果惹怒了上面的领导，但究竟惹怒了谁，余焕春并不清楚。直到一年之后，余焕春才得知事情的真相。他当时的发言得罪了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位大领导。这位领导看了中央统战部的《简报》后大为不悦，连忙召集几大新闻单位主要负责人开会，讲了一通很不好听的话：“帝修反”在挑拨，中国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余焕春2月8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子没有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这位大领导甚至责怪说：余焕春是《人民日报》的记者，还是党员，“党员能这样说吗？”
  余焕春知道此事后感到“不寒而栗”，要不是周扬仗义执言，胡绩伟尊重事实，不管一切地顶住压力，他恐怕早已成了“现行反革命”。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叶林回忆说，我们于1977年8月恢复工作，在此期间，我们首先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公交系统和国防工业部门的职工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强烈要求平反。于是，我同经委副主任张彭商议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两人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是影响职工政治生命和工作积极性的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可惜，我们做不了主，只好向市委书记吴德做了汇报，说明了职工的迫切要求，希望为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中受到的迫害平反。吴德说：可以啊，你们可以这么办。后来，我和张彭商议，口说无凭，应该写几句话，搞一个书面东西，最好能在吴德主持的市委常委会上获得通过。
  8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会上，叶林拿着那张写好的纸条对吴德说：你同意后，我们就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我是不是念一下？
  吴德说：好，常委都在这儿，你念一下。
  于是，叶林念了一遍。吴德表示：可以吧。
  8月23日，北京市仪表局召开万人大会。市委的一位负责人在会上宣布：为在1976年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魏传军、吕德俊等10人平反，恢复名誉。这位负责人还说，在这些人的处理上，市委是有错误，这个责任由市委承担。他甚至表示，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这完全是一种革命行动”，这充分反映了首都群众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
  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12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发言。他讲了六件事，“天安门事件”是其中之一。他建议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随后，李昌在华北组发言表示，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是“伟大的革命运动”，“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也可以说，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
  吕正操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赞同“天安门事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四五”运动的提法。
  11月13日，于光远、杨西光在西北组发言提出，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立场出发，中国共产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表态。他们还说，“天安门事件”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同一天，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拟定了一个公报。考虑到与会者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反应强烈，所以，公报特意增加上了一段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文字。
  北京市委的这一决定是否经过中共中央同意了？据林乎加回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时，会议公报已经改了四五遍。会议结束前一天，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他和贾庭三两人都参加了。在拿到公报修订稿后，两人经过商量，觉得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一问题需要向中央报告。
  于是，11月14日上午，林乎加、贾庭三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大致为：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已于13日结束，并且准备了一篇7000字的新闻报道稿。由于到会同志强烈要求在报道中加入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这段话的意思是：“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也就是上述这段话。
  北京市委的决定无疑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中国新闻界的几位头面人物：《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新华社社长曾涛、《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觉得这个决定仍有不足之处，因为它没有直接说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于是，几个人决定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补救措施。
  在《北京日报》发表这则消息的同一天，新华社也发了一篇新闻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的新闻稿，并加了一个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内容是：“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然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北京日报》的消息做了报道，并稍加改动。
  其实，北京市委只是宣布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是革命行动，但毕竟没有明确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既然如此，新华社新闻稿的标题是不是同《北京日报》的报道有点不符？于是，曾涛、胡绩伟和杨西光又将标题推敲了一番，认为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有一大进步。中共中央虽然肯定过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但仍然强调说“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相比之下，北京市委不仅没有说这是“反革命事件”，甚至连“少数反革命分子”也没有提，“这当然就是说明整个‘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了”。
  新闻稿的标题确定下来之后，考虑到事关重大，曾涛、胡绩伟和杨西光想听一听于光远的意见。于光远看了新闻稿之后，对照了一下《北京日报》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新闻稿的标题同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因为标题明确写道：“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北京日报》的报道根本就没有提到“天安门事件”这几个字。
  尽管如此，于光远为什么会同意曾涛三人起草的新闻稿呢？据他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同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是翻过来了。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但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