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8 历史在这里转折（九）

童青林 编著　　人民出版社 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上打开缺口   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不到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有几百人上访，来信足足装了六大麻袋。在这些来信中，有一封信是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几名干部写的，反映该单位撤销后，仍有205名干部被称做“社会糟粕”而未能安排工作，其中包括著名人士夏衍、楚图南。   看到这封来信后，胡耀邦气不打一处来，愤懑不平地责问道：“这简直是瞎胡闹嘛！把夏衍、楚图南这样的老同志都当成了‘社会糟粕’，‘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立即要求中央组织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了解情况。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终于拿出了一份报告，胡耀邦看过之后批示说：这份材料值得一看，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该单位所有同志的工作分配。不久，这205人当中，除19人因身体状况无法工作外，其余186人都安排了工作。   胡耀邦说过，他过去在对人的处理上也犯过错误，不适当地处理了一些人，后来想起这些就感到非常内疚。所以，他到中央组织部后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冤假错案的处理上，希望受到错误处理的老干部能够尽快恢复工作。他着手处理的第一个高级干部的冤案是王任重的问题。   王任重回忆说：在“文革”那恶浪翻滚的日子里，我被林彪、江青一伙横加“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一关就是八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后，我在1975年5月被释放了，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我蒙受的“罪名”一个也没有取消，被下放在陕西武功农科院，连党员也不承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耀邦托人带信要我的两个孩子去看他。他让孩子转告我三条：第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第二，我们党是有希望的；第三，锻炼身体，准备将来出来工作。   当时，耀邦同志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四人帮”处心积虑地排挤和迫害他，然而他不顾个人安危，心里装的是党，是人民，是自己的同志。他的三条意见传来，我更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对党的事业充满了希望。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邓小平、李先念同志都曾建议我出来工作，但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顶着不理。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之后，调阅的第一份档案就是我的。他看了材料，更加深信我是无辜的，决心要尽快帮助我出来工作。1978年秋天，中央开会解决陕西问题。主持会议的李先念同志同胡耀邦商量，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我出来主持陕西省委的工作。耀邦同志亲自写信给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李先念、邓小平、叶剑英三位同志欣然表示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即使想作梗也无所施其技了。这样我才算“解放”了。   像我这样由于胡耀邦同志的干预而得以重新工作的人，又何止成千上万呢？耀邦同志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同志感情，主要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和祖国的利益。   6月9日，中央专案组将部分材料移交给了中央组织部。但是，就在移交的当天，中央那位副主席还表态说，不要以为“四人帮”粉碎了，过去定了的案件就可以推翻。一些案子，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还有彭德怀、陶铸的结论，都不能随便翻过来。   胡耀邦也不甘示弱，当即表示：“还是有错必纠，全错全纠，不错不纠，部分错误部分纠的好。”   其实，胡耀邦何尝不清楚，过去，中央专案组审查案子搞的都是实用主义，不符合口味的东西他们绝对不会写入结论，所以，专案组即使把所有的材料都交过来也没有多大用处。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决定另起炉灶。他向中央组织部负责审查干部的同志表示：“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   胡耀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随后，他以巨大的勇气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1936年4月，面对正在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正是需要干部的时候，中共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请求中共中央批准，让关押在国民党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里的61名干部，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自8月31日起，直到1937年3月，这些人先后在《华北日报》、《益世报》刊登了由国民党监狱事先拟好的所谓“反共启事”，出了反省院，然后同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了工作。   此事，中共中央早已作出结论，认为这些人出狱没有什么问题。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当着薄一波的面说过，你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出来后又分配到各地，又回到五湖四海，做了不少工作，是起作用的。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任弼时以代表中共审查委员会的身份公开宣布：从北平反省院出狱的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党组织营救他们出狱，是中共北方局建议，经中央回电同意的。后来，周恩来又多次声明过：“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江青又把这件事重新抖搂出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他在信中还提到：“我最近找人翻阅了1936年八九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将一份1936年报纸的复印件附在信上寄给了毛泽东。   结果，一直认为此事没有问题的毛泽东也有了新的看法。就在康生写信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于是，康生、江青乘机大做文章，声称：薄一波等61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我们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这61人定为“叛徒集团”。   当时，61个人当中健在的有40人，其中有22人是高级干部，包括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是中层干部。这些人受迫害后，他们的家属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从那时起，就有人开始为此案进行申诉。1967年夏，薄一波写了一份近两万字的申诉材料，讲说了他当年在草岚子监狱坚持斗争的真相，以及根据1936年中共北方局和中共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   可是，身居要职的康生一口咬定，这个“隐瞒”了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   曾向草岚子监狱地下党支部传送中共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于1977年11月11日再次向中共中央写信，把1936年中共北方局如何提出，中共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向徐冰布置任务，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以及后来出狱的经过，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可是，这些申诉案件由中央专案组的三个办公室把持着，不让平反。在此情况下，胡耀邦和中央组织部遇到的阻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不仅如此，专案组还有人对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的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甚至大发雷霆，声称：“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头上来啦！”   6月初，也就是中央专案组移交材料的那几天，胡耀邦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复查工作便开始了。他深知中央专案组既不会赞同，也不允许他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任何材料。但他依然决定由中央组织部复查这一案件。   考虑到案情重大，胡耀邦就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了后也觉得事关重大，便问道：“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6月25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说：“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在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后，胡耀邦指示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复查。他还叮嘱道：此案关系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珍惜每一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报告，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拿出来。   短短几个月，贾素萍一行走访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所有健在的当事人，并且查阅了中央档案馆有关这些人的材料。在此基础上，胡耀邦同贾素萍等起草了一份《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于11月20日送给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