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专权害忠良

南宋初年，赵鼎算得一位名将。指论朝政，每有建树：整治军纪，诸将萧然：举荐岳飞，克复囊汉。绍兴四年拜相执政。时金军大举南侵，朝野震恐，一些软骨头又想南逃，赵鼎力主抵抗，推举抗战派大臣张浚主持军务。在诸军奋力抗击下，连败金军，金人不久只得遁归。宋高宗也对赵鼎很是敬重，曾说：“赵鼎真宰相，天时之辅佐朕，以成中兴大业，真国家之大幸。”
    翌年，张浚也拜相，与赵鼎共同执政。而对纷乱复杂的战争形式，赵、张的一些政见渐有分歧。张浚全面备战，主张乘胜北上，并罢免了几个骄惰不战的将领，以激励士气，颇有政绩。赵鼎略显保守，认为敌强我弱，还是以稳守为上。 在这样的矛盾中，赵鼎自愧勿如，提出辞呈，出任绍兴知府去了。
    赵鼎走后，张浚看错秦桧，居然荐其主持枢密院。绍兴七年八月，张浚罢黜个别将领的做法，引出一起兵变，淮西4万多军队在叛将率领下，出奔投降了伪齐政权。张浚不得不引咎辞职。

一天，高宗问张浚：“卿去后，秦桧可否继任？”张浚回答：“臣前日曾荐举秦桧，近日共事，方知此人之奸。”高宗道：“既然如此，不若再任赵鼎。”张浚叩首道：“陛下明鉴，可谓得人。”这样，赵鼎再度为相。秦桧知晓后，十分恼怒，便千方百计唆使言官员弹劾张浚的过失，高宗见疏章，便要流放张浚去岭南。赵鼎为张浚辩白说：“浚罪不过失策，所谓‘知者千虑，必有一失’。若人有一失，就置诸死地，今后有谁在肯为朝廷出力，况浚勤王抗金有功，不宜深罪。”高宗听了，方改任张浚以闲散职名，出居永州（今湖南零陵县）。秦桧见赵鼎如此袒护张浚，表面上不做声，实耿耿于怀。
    谈到秦桧，赵鼎以前曾对张浚说：“此人若得志，吾辈便无立足之地也。”然而，赵鼎再次拜相，在秦桧的恭维顺从的外表迷惑下，对前事荡然淡忘。没多久，居然荐举秦桧拜相，与自己共同执政。秦桧一经为相，与赵鼎平起平坐，便很快改变了态度，加上其主动投降派的策略深得高宗的赏识，便开始在朝野中专横跋扈起来。赵鼎由于反对秦桧那种屈辱议和的投降路线，便日渐为秦桧的眼中钉。

高宗在扬州的一场兵变中受惊吓而丧失生育能力，原有的一个儿子也在兵变中夭亡。此后，迫于群臣压力，选了伯琮、伯玖二个宗子养在宫中，但总还是不想就这样把皇位让给旁子别支，且仍对生皇子抱有希望。赵鼎等大臣没有摸透赵构这一心理，好心劝高宗早日确定伯琮的皇储身份，对国家有利。唯有秦桧能揣摩到主子的心思，乘机上奏诬蔑道：“赵鼎欲早立皇太子，是认为陛下不会在有儿子了，其用心险恶，不可照准。宜等陛下亲子降生，再立皇太子不迟。”此言正中高宗下怀。秦桧又唆使言官上书，也说赵鼎有阴谋诡计，深不可测，要皇上留意。高宗便逐渐以为赵鼎心怀异志，不可信任。加上平时议事，赵鼎总坦然直言，一些事常忤违高宗之意，甚至指责官中的一些措置。总之，高宗越来越讨厌这位较为正直坦率的辅弼大臣。
    绍兴八年，秦桧唆使言官参劾与赵鼎政见一致的有关大臣，且诬告说大臣间互相攻击诸事，实出于赵鼎的授意等等。赵鼎知道，秦桧等人的目的在于要求自己退位，好让他独揽大权，且皇帝对自己也有成见，便顺水推舟，上章称病求免。高宗倒也爽快，立刻将赵鼎改任为绍兴知府。秦桧遂假心假意地来给赵鼎饯行，赵鼎这时算看透了这个二面三刀的伪君子，不齿与之同杯饮别，便一揖而去，把秦桧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秦桧恼羞成怒，心中更加愤恨。

不久秦桧授意言官上章弹劾赵鼎之罪，说什么赵鼎曾受过张邦昌的伪命，并贪污军款17万贯之巨，需严加惩办。其实，金兵攻陷开封，立张邦昌为帝，张所封任，赵鼎时与张浚等人都逃在太学中，并没予理睬。而所谓贪污之事，更纯系捏造。高宗见状，不问青红皂白，断然下诏罢去赵鼎官职，流放岭南。赵鼎先被安置在兴化军（今福建莆田县），再徒福建漳州。在此地洽与张浚相隅，二人抱头痛哭，言及秦桧，都不由悔恨交加。
    秦桧仍害怕转告鼎再度复出，后患无穷，所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己。便指使言官不段上章弹劾赵鼎，竭尽诬陷之能事。赵鼎又被迁往广东潮州，一往就是五年。不料秦桧党羽竟然又诬告赵鼎在广东有受贿嫌疑，朝廷再次下诏，将赵鼎贬谪吉阳军，即今日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此处生活条件更是艰苦，地理环境十分恶劣。赵鼎在吉阳3年，深居简出，不敢有任何多余的举动，然而，秦桧依然不肯放过。一方面由朝廷下诏，宣告若遇大赦，赵鼎也用不叙用。一方面要地方官吏监视赵鼎的起居生活，一举一动都得向朝廷报告。
    赵鼎这时才明白，自己只有一死，没有其他生路了。便遗书给儿子赵汾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后，你们或可免灾。否则，恐祸及全家。”遂绝食而亡，时年63岁。

赵鼎虽死，秦桧并没有就此罢手，仍然不断加害其亲属及朋友。绍兴二十五年，潭州地方官告密，泉州知州赵令衿在看秦桧的《家庙记》时，口诵不恭之词，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秦桧知后，勃然大怒，令以诽谤大臣罪名，贬谪令衿汀州安置（今福建长汀县）。其后，又有密报，说赵鼎之子赵汾与赵令衿关系甚密，此次饯行，相互饮别、赠礼。秦桧闻报，口中喃喃念道：“此次在我手中了。”便暗中嘱咐御史徐【吉喜】奏劾赵令衿与赵汾饮别，必有奸谋。朝廷也居然就此诏，将赵汾、赵令衿逮捕送大理寺审问。
    此时，张浚贬官在永州 （今湖南零陵），尚没有去世。秦桧一面令其党羽监视张浚的一言一行；一而又唆使狱吏让赵汾等自诬与张浚、李光、胡寅等人谋图大逆。赵汾等人受尽酷刑，被屈打成招，此案一共牵连朝野贤士53人。狱吏也不管什么审判程序，完全编造了一份犯人的口供及所谓审讯结果，上报给秦桧。
    秦桧得此案卷，想到自己所痛恨的朝野人士将被一网打尽，不由心花怒放，兴奋异常。欲提笔添加批语，报送朝廷后即可动刑。哪料，激动过度，眼前一阵昏眩，大叫一声“不好”
，毛笔落地，身子后倾，连椅子也一起倒地，顿时不醒人事。老贼此次中风，数日后便一命呜呼。亏得秦桧即使死去，否则赵汾等53人又要蒙冤黄泉。
    其后，朝中几个正直大臣弹劾秦桧卖国欺君，党同伐异，残害忠良，高宗 迫于舆论压力，平反了一些冤狱，赵汾等人才得以无罪释放。



                                                摘自《新资治通鉴》第二卷

　　赵鼎简介
　　赵鼎（ 1085—1147 ）字元镇，自号得全居士， 解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崇宁五年（1106）进士。
??累官河南洛阳令。高宗即位，除权户部员外郎。建炎 三年（ 1129 ），拜御史中丞。四年，签书枢密院事， 旋出知建州、洪州。绍兴年间几度所相，后因与秦桧 论和议不合，罢相，出知泉州。寻谪居兴化军，移漳 州、潮州安置。再移吉阳军。在吉阳三年，知秦桧必 欲杀己，自书铭旌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 壮本朝。”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孝宗朝，谥忠简。 《宋史》有传。鼎为南渡名相，与李纲齐名。其词 “清刚沈至，卓然名家。”有《忠正得文集》十卷， 《得全词》一卷。
??赵鼎事迹：赵鼎自幼聪颖，通经史百家书。历任洛阳令、司勋员外郎、右司谏侍御吏、御书中丞等职。绍兴初年两度为相，有“南宋贤相，首推赵鼎”之誉。其才智过人，人右司谏时曾提出四十项建议，三十六项不被朝廷采纳。为相时，处理军国大事显现出非凡的才能，使南宋一度出现兴盛局面。支持岳飞抗金，并荐其为统帅，传为千古佳话。1138年宋金议和，因地界之争，与秦桧意见不和，被罢相。出知绍兴府，居潮州五年。绍兴十四年（1144年）再移吉阳军（今海南省三亚市），仍遭秦桧斜坡，三年后不食而死，“天下闻而悲之”。孝宗即位，被追封为丰国公，赠太傅，谥0忠简。生前代表作有《忠政德文集》《高宗日历》《神宗日录》。

　　　　　青史论张浚
　　
　　作为南宋主战派代表人物的张浚,在历史上对其的评价也是多样性的.如褒奖他的人将其比成王导,诸葛亮,认为其一生以恢复抗金为己任.而张浚临死前, 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也博得了不少印象分.也有人认为,其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志大才疏.其实这些说张,诸如志大才疏还都是比较客气的.真正的张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透过历史才能真正的看清历史人物的本质.而张浚的能力差,仔细分析宋朝史料就不难看出.这点基本已成定论.首先就是富平之战,宋高宗为了扭转在东南的被动局面,派张浚经营川陕.张浚把五路兵马20万人,7万匹马都集中到富平,还有无数粮响.南宋当时的大半家底都集中到张浚手里了.张浚踌躇满志,甚至准备此战胜后,直捣燕京.虽然吴阶 ,曲端等好多人不同意与金作战.但张固执己见.兵力集结后,张浚拒绝了部将的兵不厌诈,出奇不意的思想.而是蚪鸨?抡绞?约期作战.结果是连续几次下战表,金兵主将完颜娄室都置之不理. 娄室利用这个时间,部署调动兵力.先派3000骑兵把宋军大营周围的百姓居住的寨子占领,这样就把宋军包围起来.张浚吓坏了,带头逃命,宋军本来就缺乏配合,这下是兵败如山倒.军队损失很大,大量的粮草,器械都被金兵获得.此战后,宋军在陕西已经没有立足点,因为张浚的拙劣表现,大大消耗了南宋的实力,此后宋军再也没有能力集结这样的大兵团和金作战了.
　　
　　富平之战后,张浚又一手酿造了淮西之变.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用兵不利,结果被罢免.但他手下的军队怎么处置成了问题.张浚力排众议,派自己的亲信吕祉统领该军.这个吕祉是个纸上谈兵的书呆子,曾自栩如能亲统一军必能擒刘豫.张浚拿他当宝贝,大加重用.这个吕祉去了淮西以后,不仅无法指挥军队,还瞧不起武将,最后淮西将领郦琼率领4万军队狭持着吕祉北上投降伪齐,这位空谈的吕大人也因此丢了脑袋.淮西之变根本原因就是处置不当.副将郦琼和主将王德有矛盾.如果让韩世忠或者岳飞兼领该军,必定不至哗变.因为淮西之变,张浚被罢相,闲置了20余年.
　　
　　孝宗即位后，积极准备北伐。于是重新起用张浚。张浚出师北伐，又出昏招。本来开始出兵时，李显忠为主将，可以节制邹宏渊。但邹找到张抗议，张就同意两人各领一军，互不统属。结果符离溃败就是邹不援助李显忠。而且，隆兴北伐，前线部队在安徽，而张自己驻扎在扬州。距离太远。，焉能不败。在宋朝运筹帷幄之中，制败千里之外的。宋太宗可排第一，张浚可以排第二。
　　
　　这三件事，某人如果摊上一件，政治生命肯定就结束了。而张浚自己居然浪费了三次机会。由此可见，高宗，孝宗父子对其是何等的信任啊。后来高宗曾说，朕宁可亡国，也决不用张浚。这句话看怎么理解了，按张浚的才能，用他肯定就亡国了。隆兴北伐前，高宗还对孝宗说，千万不要重用张浚，孝宗不听，结果。。。。。。。。。。。。。
　　
　　如果仅仅是能力差也还罢了，但张浚即使在士大夫角度来说也不是君子。高宗初即位，黄潜善和汪伯彦二奸千方百计排挤李纲，而作为黄潜善一手提拔起来的张浚，对汪黄的误国视而不见，而为了报答黄的知遇之恩，对李纲极尽诬陷，中伤，打击之能事。甚至称李纲为国贼，靖康之耻的酿造者。同是主战派，后人总将李张并提，李纲在九泉下如果知道后人将其与张浚并提，还不得气得活过来。
　　
　　而杀害曲端更折射出张浚的狭隘。曲端是南宋初年的一位重要将领。张曲二人失和的主因是富平之战前的争执，曲端立主不战。最后两人变为意气之争，互相立下军令状，曲端说如果战胜，自己愿意伏剑而死。张浚说，如果不胜自己的人头愿意送给曲端。结果富平之战，宋军大败。张浚过意不去，想升曲端的官，但张浚注定和袁绍一个德性，没有刘邦的豁达大度。在王庶和吴阶的挑拨下，以欲谋反为名将曲端关押起来，又将曲端交给与曲有矛盾的康随关押，康随找机会杀害了曲端。而张浚的借刀杀人更表现出了为人的低劣。虽然宋史曲端传中，极力为张浚杀曲端辩护。但张浚杀曲端和秦桧害岳飞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张浚以主战派自居，博得好名。所以后人对他的＂小错＂也就不予追究了。
　　
　　下面再试着分析张浚和南宋初年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
　　
　　张浚和宋高宗的关系，苗刘之变，高宗被废，张浚勤王，和韩世忠平定了叛乱，拥高宗复位。所以高宗一直心中对其感激。才33岁的张浚就被封为知枢密院事，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富平之战后，高宗也极力为其开脱。高宗这个皇帝，只是对岳飞不厚道了些，对张浚，韩世忠，虞允文这些对自己有大功的臣子，关键时候都是采取保的态度。
　　
　　张浚和秦桧的关系 张浚为了和赵鼎政争，不惜举荐秦桧入阁，借助秦桧遏制赵鼎，引狼入室最后为秦桧专政打下了基础。秦桧独相后对张浚也是恨之入骨，但为何秦只是逼死了赵鼎而放过了张浚呢？高宗保是一方面，张浚自己也还算识相，张浚被安置永州，当地为秦桧的父亲立祠，知州熊叔雅做祠堂记。熊询问张浚可否，张开始反对，后来又支持熊为秦父树碑立传。如此肉麻，当然秦桧也会放他一马的。
　　
　　张浚和赵鼎的关系 张赵两人失和的主要原因是政见不和。张是一味主战，赵主张持重，偏向主和（但和秦桧的屈辱求和还是有区别的）张赵两人一个左相，一个右相，都还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张在高宗前总说赵鼎的坏话。而赵鼎恰好相反。淮西之变后，张浚被罢相。赵鼎替张说了不少好话。大致是浚母老，有勤王功，没功劳也有苦劳。后来高宗才同意将张浚贬到永州安置，而没有更远的流放。
　　
　　张浚和岳飞的关系 南宋初年的事情有些很奇怪，就是张浚和同为主战派的李纲，岳飞关系很差。张岳交恶的主因是对刘光世军队的处理。两人都想收为己有。最后弄得不欢而散。而高宗开始是答应给岳飞的，但张浚提醒高宗，祖训不要过于信任武将，说得高宗回心转意。岳飞受不了皇帝的出尔反尔，一气之下跑上庐山。弄得高宗也下不来台。而作为宰相的张浚，非但没有居中调解，反倒鼓动高宗罢免岳飞。还好高宗有脑子，没听张浚的。后来岳飞入狱，也没见张浚出来讲情，两人关系可见一般。
　　
　　张浚和宋孝宗的关系 孝宗即位后，积极准备北伐。不知张浚底细的孝宗，首先想到了张浚。对其委以重用，甚至倚为长城，对其北伐全力支持。看透了张浚的高宗一再提醒自己的养子，别用张浚。后来见到孝宗＂执迷不悟＂，又告诉孝宗，让张浚但可统一路，不可付全局。但有主见的孝宗，却任命张浚为统帅。结果符离惨败。晚年的孝宗已经心灰意冷，一次和人谈论李纲时说，李纲和张浚一样，都是志广才疏。从此可以看出，孝宗对张浚是何等的失望。
　　欺世盗名的张浚在当时就有人指责他沽名钓誉，但因为张和他的后人们和道学家关系不错，所以修宋史时也对其扬功抑过。其实在明朝时，就有人说，南宋不能恢复，一怪张浚，二怪秦桧。张浚因为史家的回护，被当成中兴宰相，其实真正的中兴宰相是秦桧，毕竟绍兴和约是在张手里完成的。邓广铭说张浚贪权，沽势，轻率，跋扈，所论甚为公允。我觉得张浚和南宋前期的宰相相比，为人不如李纲，宽容不如赵鼎，心机不如秦桧，才能不如虞允文。基本上和明清那些空谈的士大夫等同。为什么这么说？隆兴北伐其实根本就不该和金国打，当时金在河南已经准备好了。面对敌人，能打而不打的人是卖国贼，但如果不能打还偏要打的人，难道不是爱国贼吗？张浚就属于为自己博名声而不关心民族大业的爱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