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浮图”、“拐子马”的不同理解

下面是几篇关于“铁浮图”、“拐子马”不同解读的文章,仅供大家在研究宋史时参考,也请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
        

             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
                                                       邓广铭

    南宋高宗赵构的绍兴十年（ 1140 ），岳飞由鄂州率军北上，抗击由金朝女真贵族兀杧统帅的南侵兵马，在郾城战役中，大破金方的精锐部队——拐子马。这一历史事件，直到今天还在普遍流传。但是，究竟拐子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具有何等样的装备，这却从南宋以来的史书上，就有不同的记载和不同的理解。到岳珂在他所编写《鄂王行实编年》中，对拐子马又详细地加以解释说：“兀杧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按即皮绳）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此说即出，章颖在《南渡四将传》的《岳鄂王传》中加以沿用，元朝官修的《宋史·岳飞传》中也加以沿用。从此，对于拐子马的解释算是定于一尊了，然而诸多的附会错讹，却也从此铸定，踵诈袭谬，牢不可破。计其时间，已将近八百年了。我认为，再不应让这一误解继续流传下去了。因特写成此文，目的是要把拐子马的正确解释探索出来，而把历来（特别是从岳珂以来）对拐子马的种种附会和误解一律加以澄清。
    一、在有关宋、金战争史料中出现教早的“铁浮图”、“拐子马”、“抦叉千户”、 “河北签军”和“左护军”诸词
    （ 1 ）“拐子马”这个名词，在北宋人所撰述的有关武备和军事的史料中就已经出现，并不是在宋、金战争发生后才出现的。在记载宋、金战争的史料中，“拐子马”这一名词的出现，是在 1140 年 5 月的顺昌战役中，也不是在记载这年 7 月郾城战役时才出现的。 当金朝的军事统帅兀杧于 1140 年率军南侵，于 6 月间抵达顺昌（今安徽阜阳）境内时，原先奉命去驻扎开封的南宋将官刘锜，这时恰正带兵行进到顺昌。便在顺昌城内进行防御部署。有一个名叫杨汝翼的文人，这时也跟随锜在顺昌。他亲自看到这次战役的全部过程，事后便写了一篇《顺昌战胜破贼录》①，详记这次战役经过，其中有一段文字说：
     （六月）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韩将军、翟将军人马，还至城下。甲兵铁骑十有余万，阵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帜错杂，大小有差…… 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按同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抦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官军杀伤。先以枪揭去其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者。极力斗敌。自辰至戌，贼兵大败。遽以拒木障之。少休，……去拒马木，深入斫贼，又大破之。…… 方其接战时，郦琼、孔彦舟、赵提刀等皆单骑列于阵外。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止是两拐子马。”故官军力攻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依仗者，十损七八。
    这是南宋一代的历史记载当中，最先提及拐子马的，而拐子马究竟是怎样的物事，在这篇文章中却找不到解释。我们也把这一问题留到下文去解决，在此先把见于这段引文中的另外两个名词，即“抦叉千户”和“河北签军” 解释一下。 什么叫“ 抦叉千户”？这在《金史·兵志》的“禁军”条中可以得到回答。《兵志》说： 禁军之制，本于“合扎谋克”。“合扎”者，言亲军也。以近亲所领，故以名焉。……贞元迁都，以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故立“侍卫亲军司”统之。 这里的“猛安”，是按女真语音转写为汉字的，意译就是“千户”。“ 抦叉”与“千户”自是同一女真语音的汉字异写。因此，“抦叉千户”与“合扎猛安”这两个词，不论就其语音或语义来说，是全然相同的，即同是汉语中的“侍卫亲军”之意。所以，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也说金的四太子兀杧以“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抦叉千户'，其精锐特甚。”兀杧自将的牙兵，当然也就是他的侍卫亲军了。 《金史·兵志》说“合扎猛安”的编制，是在贞元迁都之后才组成的，按所谓贞元迁都者，是指 1153年金主完颜亮由金的上 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一事而言，然在 1140年的顺昌战役中既已出现了“抦叉千户”的名称，则其组成必然在1140年之前，而绝不会在1153年之后。可见《金史·兵志》的这一条记事，必有年代上的错误。但尽管如此，其中对于“合扎”（亦即“抦叉”）这一语词的解释却是完全正确的。 《顺昌战胜破贼录》说兀杧的“自将牙兵”“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抦叉千户'。”这里也颇有语病。因为，所谓“又号‘抦叉千户'”一句，只应是仅仅承接“皆重铠全装”一句，只是说，因为这支部队的装备都是“重铠全装”，望之若铁塔一般，所以又得了“铁浮图”的称号（按实说来，铁浮图也只能是汉人给予的称呼，决非女真语）。“自将牙兵”与“抦叉千户”或“侍卫亲军”，都是指部队中的一种特定编制；而“铁浮图”则决不寓有任何编制的涵义在内，，而是对所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对所有望如铁塔般的部队，都可以给予这样的称呼。所以，在王若海记述顺昌战役的《札子》②当中，把兀杧“所将攻城士卒”，一律称为“铁浮屠，又曰铁塔兵。”并述写其装备说：“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据知《顺昌战胜破敌录》中既把“铁浮图”作为女真语，又把“铁浮图”与“抦叉千户”和“自将牙兵”等同起来，显而易见，都是错误的。 我再重说一遍：兀杧的侍卫军固可因其“重铠全装”而被称为“铁浮图”；兀杧的侍卫军以外的所有“重铠全装”的金军，也是同样可以被称为铁浮图的。
    ①此书全文俱收入《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五，附注中亦引录此文，但谓系郭乔年撰。不知何以歧互如此。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
   （ 2 ） 据《顺昌战胜破贼录》所说，拐子马的名称是出自于“河北鉴军”之口的，是金国部队中的“河北鉴军”向南宋军队讲话时使用的一个名词。因此，“河北签军”在这里的关系极关重要。我们应当尽先弄清楚什么叫做“河北鉴军”。 辑本《宋会要》的《兵》门《归正》类，在绍兴三年（ 1133）载有一道诏令说： 九月二十五日诏：金人自来多系驱掳河北等路军民，号为签军，所当先冲冒矢石，枉遭杀戮。念皆吾民，深可怜悯。兼自来招收投降汉儿签军等，并皆优补官资，支破请受。可令岳飞：如遇外敌侵犯，措置说谕，有率众来归，为首之人，仍优与推恩。（兵十五之四） 汪藻《浮溪集》卷二《论侨寓州郡札子》中，也有论及签军的一段，说道： 比金人入寇，多驱两河人民，列之行阵，号为签军。彼以数百年祖宗涵养之恩，一旦与我为敌者，岂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为其劫质，以死胁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尝一日忘宋也。今年健康、镇江为韩世忠、岳飞所招，遁（而来）归者无虑万人，其情可见。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系此《札子》于建炎四年（ 1130）五月） 金人刘祁的《归潜志》卷七，也有一条谈及此事，后来且为《金史·兵志》所引用。其文云：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然。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即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 从上面的几段引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所谓“河北签军”者，就是指河北地区军民中被金国统治者强迫征调参军的那些人。这些被驱掳从军的人，在每次战争中，还都被迫最先上火线去“冲冒矢石”。 从上面的引文还可以看出，全部的河北签车，其人既全是汉族的人，他们所讲的话自然也全都是汉族的语言。既然如此，则从他们的口中说出的“拐子马”，也只能是汉族语言，而断然不会是女真语言。
    （ 3 ） 河北签军告诉南宋军队的话，第一句就是“吾辈原是左护军，本无斗志。”这里的“左护军”究作如何解释呢？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绍兴元年（ 1131）十二月庚子条所载，南宋王朝在这一天把它所统辖的军队，由原来的神武军改名为行营护军，张俊所部人马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的称前护军，岳飞的称后护军，而刘光世所部人马则称左护军。到绍兴七年（1137）八月，刘光世的一员部将郦琼率领全部刘家军叛降了伪齐。一年以后，伪齐被废，这支军队的下场，可能有一些人被改编，另有一些人便可能被遣散了。金人在每次征签兵丁时，总是尽先征签那些曾经做过正规军人的人，在绍兴十年（1140）金军大举南侵之前，为郦琼所劫持而投降伪齐的刘光世的旧部，不论是被改变或被遣散的，必又都被征发到前线上去。这些在阵地上主动向南宋军队搭话的“河北签军”，因其本来就是刘光世的旧部，所以首先就表明身份，说：“我辈原是护左军，本无斗志了”。（但是，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的《御前诸军》条内，所述行营护军的前后左右各军及其将领，均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同。例如，说张俊部队改称 前护军，韩世忠部队改称后护军，岳飞部队改称左护军，刘光世部队改称右护军。不知两书何以歧互如此。今与南宋其他史籍相参证，知《朝野杂记》此条所记多误，故不取。）

    二、对“铁浮图”和“拐子马”最早的错误解释
    在 1140年，南宋王朝派在顺昌府做地方长官的是陈规，作通判的是汪若海。金国的南侵兵马已经进入顺昌境内之后，陈规与刘锜共同负责措置守御事项，王若海则因须往杭州去乞授于南宋王朝，于五月中旬即带挈眷属离开了顺昌。 从宋钦宗赵桓即位以后，在关于是否割三镇的问题上，在委任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及赵构由相州到归德去践皇帝之位的问题上，汪若海都曾参加过谋议，因而在当时是被称为“深沉有度 ” 的人。可是这次之挈眷南行，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是被描述为临阵脱逃的。事实上，汪若海这次到杭州也并没有请到救兵，而他的重回顺昌去做通判，却也是在顺昌战役已经结束、顺昌的安全已经可以确保之后。 汪若海为要表明自己也是这场战役直接参与者。便于回任之后，“躬往战地，或访亲身临战之人，或质被掳得脱之士”，“聊述顺昌之战胜”，写成一篇《札子》送呈南宋王朝，“以备朝廷之采择”。其中有专谈“铁浮屠”和“拐子马”的一段： 兀杧所将，号常胜军。……其所将攻城士卒好铁浮屠，又日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子马，人进一步，移马子一 步，示不反顾。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 （六月九日）刘某出军五千人接战，……始与虏骑往来驰逐，后直冲入虏军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虏兜牟而刺之者。军士有中刀洞心而犹刺虏不已者，有偶失地利与虏相抱于城濠而死者。 血战自辰时致申，虏乃败走，横尸遍野，不知其数。刘亦敛兵入城。兀杧大怒，亲拥三千余骑，直扣东门，射城上人，着城上炮架皆满。又被城上军以劲弩射走。 兀杧既大败，乃移寨于城西门，开掘濠堑，……欲为不战之计而坐困顺昌。……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 汪若海的这几段记述，有一部分是从《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抄袭来的，但也有一部分为该《录》所不载，则应是从一些“亲自临阵之人”或“被掳得脱之士”寻访而得的。其中对于“铁浮屠”和“拐子马”做了更具体的解释，那就是：所谓“铁浮屠”者，除为《顺昌战胜破贼录》所说的，“重铠全装”做了详细的说明，如“ 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诸事之外，还要“ 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所谓“拐子马”者，则是列置在左右两翼的女真铁骑的一种简称。 汪若海对拐子马所做的解释是正确的，对铁浮屠所增加的“ 三人为伍 ”等解释则全然错误。然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却又合二而一，把汪若海对“铁浮屠”所做的错误解释移用到于“拐子马”身上去了。从此便以讹传讹，遗误千古，故不可不加辨正。
   
    三、岳珂《鄂王行实编年》所载郾城战役中的“拐子马”
    岳飞是一个喜欢招揽文士的人。在他的军营中经常有大批的“效用使臣”。当他的军队在绍兴十年（ 1140）夏、秋间在颖昌府、郾城县等地与金军对战时，随同部队在战地的这类文士必也不少。他们亲眼看到了这几次战役的实况，必也有人将其全过程记载下来，像杨汝翼记载顺昌战役那样。不幸是，到绍兴十一年底（1142年初），秦桧便对岳飞下了毒手，使他父子惨遭杀身横祸。从此以后，凡与岳飞往还较多的人，便被目为“交通叛将”，曾做过他幕僚的人，更不免被深文周纳地加以这样那样的罪名，他们的身家性命全受到严重灾祸。因此，凡属记述岳飞平生事迹、特别是战功的文字，以及和岳飞相往还的书札之类，在这时便大都由原作者自行销毁，希图借此灭迹免祸。郾城战役的经过。虽然也必有身临其境的文士、使臣之流曾加记述，在岳飞身遭横祸之后，这些记载也必然都随之而灰飞烟灭，自也可以断言。基于这些因由，我们现时所能看到的关于郾城战役的最早记录，是在岳飞身死六十多年之后，由他的孙子岳珂写入《鄂王行实编年》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先臣自以轻骑驻于郾城县，方日进末已。……日出一军挑虏，且骂之。兀杧怒其败，（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果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伪昭武大将军韩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云领背嵬、游奕马军直贯虏阵，……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得马数百匹。…… 初，兀杧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朕，号“拐 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是战也，以万五千骑来，诸将惧，先臣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官军奋击，僵尸如丘。兀杧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拐子马由是遂废。      
     岳珂之编写《行实编年》，是在宋宁宗嘉泰三年（ 1203），其时上距岳飞之死已经六十二年，岳飞生前所带领的兵将，假如在岳飞受害时年仅二十五六岁的，到这年也已将近九十岁了，必不可能还有还有几个活在人间的。因而岳珂对于郾城战役的那段叙述，必不会是从亲自参与那次战役的兵将口中听来的。但岳珂编写此书时所依据的文字资料，绝大部分我们现时都还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较为冷僻的，后来也被岳珂收录在 《金佗穊编》和《金佗续编》当中了，而在上述这些资料当中，却全无详述郾城战役的文字。岳珂为求能够把这一空白补充起来，而且要把它补充得有声有色，他便东拼西凑，把杨汝翼、汪若海记载顺昌战役的两文取来参考，摘录了两文中的某些段落，稍加窜改，即移用了来，充作郾城战役的具体内容。例如，“贯以韦索”和“三人为朕”，即是把汪若海《札子》中的“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稍加改动而成的。而把“铁浮图”和“拐子马”合二为一，则是岳珂把见于杨、汪二文中的两个各不相干的名词有意加以混淆的。“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更是岳珂专凭臆想而创为之说的。
    在《鄂王行实编年》成书三年之后，即 1206 年，南宋王朝的史官章颖以为，刘锜、岳飞，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大将的遭遇都很不幸，遂为他们各写一传以事表扬，合编为《南渡四将传》一书，并且表上于朝（事实上即献诸史馆），以备修撰国史时的采择。其中的《岳飞传》，完完全全是以《鄂王行实编年》为蓝本，稍加删润而成的。在记述郾城战役中大破金军《拐子马》一段，则只是把《行实编年》中的“堵墙”改为“如墙”，“是战也”改为“是役也”，“步人”改为“步卒”，“既相联合”改为“相连”，“一马偾”改为“一马仆”，此外再没有不同之处。后来元朝晚年编修的《宋史》，其中的《岳飞传》果然是照抄了章颖的《南渡四将传》中的那一篇，连字句间的改动也很少。明、清两代有好几种记述岳飞事迹的小说《说岳精忠全传》之类行世，其内容虽不尽相同，却全都在叙述郾城战役时插入了大破拐子马一节，而且也都是以《宋史·岳飞传》或《鄂王行实编年》为其依据的。这样一来，就使得一般人对于所谓拐子马者统一在同一种理解之下：“三人为朕，贯以韦索”，而且是，只要“一马仆”，其余二马自然也都“不能行”了。
   
     四、“铁浮图”和“拐子马”全都不是“三人为联，贯以韦索”的
     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当中把“铁浮图”和“拐子马”混同起来，做史官的章颖又完全依照《行实编年》改写了一篇《岳飞传》而上之史馆，可以想见，南宋《国史》中的《岳飞传》必既是毫不改动的照抄了章颖的那一篇，而元朝官修《宋史》中的《岳飞传》，若非直接从章颖著作中抄来，便必是从南宋《国史》中抄来的，两篇文字之间的差异处，真可以说是绝无而仅有。于是，“三人为朕，贯以韦索，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之说，从此便成了大家公认的“定说”了。在明、清两代人所编辑的《宋史纪事本末》、《续通鉴》等书中，更无不沿用其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朝的乾隆皇帝令其臣僚以他的名字编篡《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不通，因而写了一条“御批”，对之进行驳斥，说道：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杧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杧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已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耳目。 这段话虽是直接针对着《宋史·岳飞传》中，却正是辗转因袭了《鄂王行实编年》之误，把“拐子马”和“铁浮图”合二而为一的，而《行实编年》中对拐子马的解释，则是把汪若海对铁浮图的解释照搬来的，因此，这段“御批”还等于间接地对汪若海在其《札子》中对“铁浮图”的解释进行了批驳。 如在上文中所已说过的，铁浮兵和铁塔兵，都只能是出自汉人口中的一种称呼，而其所以得此称呼，则又只能按照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所说，是指金军中之“重铠全装”的那部分士兵而言的，如在此外再附加任何涵义，便必然发生错误。汪若海没有亲自参与顺昌战役，对于金方军人和战马的装备全不曾目睹，却偏要在杨汝翼的记载和解释之外，平空增加了“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等无稽之谈，既不近情，也不合理，当然不会是从“临阵之人”或“被掳之士”询访得来的。 《通鉴辑览》中的这条“御批”，不论用以驳斥“铁浮图”或“拐子马”，全都是切中要害，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中对铁浮图已经给予了正确的解释，在驳斥了汪若海的谬说之后，当会很自然地回到杨汝翼的正确解释上 去；而杨汝翼、汪若海二人对于“拐子马”一词却全未给予任何解释。在《通鉴辑览》的这条“御批”当中，虽然论证了“三马联络”与“三人相连”之不合情理，然而说，拐子马仍是南宋人见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却也仍然是一个不能使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人们仍不免要问：拐子马既于铁浮图同样不是“三人相连”或“三马联络”的，那么，它究竟是指金军中的什么部队而说的呢？

五、“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于宋真宗景德元年（ 1004）七月乙未有一条记载说： 诏北面都部署，自今与敌斗，阵已成列，徐“东南拐子马”及“无地分马”外，更募使臣、军校拳勇者，量地形远近，押轻骑以备应援。 先是，以大阵步骑相半。敌谍和王师不敢擅离本处，多尽力偏攻一面，既众寡不敌，罕能成功。故有是诏。 宋仁宗康定元年（ 1040），曾公亮等人编篡的《武经总要》前集卷七，也有一段记载说： “东南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营，“拐子马”并选精骑。夷敌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马阵”以为救援。其兵，量大阵之数，临时抽拣。 从上边的两段引文中，可知“拐子马”一词在北宋的前期便已出现。而见于这两段引文中的“拐子马”，又全不是指敌人（当时北方敌人为辽）方面的某种骑兵，而是宋人自指其前线上某一种骑兵说的。《长编》所载诏令以“东西拐子马”与“无地分马” 对举，所谓“无地分马”者，乃是指没有固定列镇的方位和地点，只准备随时听令相机策应或赴援某部之用的骑兵；而“东西拐子马”者，则是有固定列阵方位，亦即《武经总要》中所说“为大阵之左右翼”的骑兵。 以上引两条记载与杨汝翼、汪若海记顺昌战役的文字相参证，我们就可对“拐子马”一词得出确切理解了：
    1．《续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的“东西拐子马”、“大阵之左右翼”，和见于杨汝翼、汪若海二人文章中的“两拐子马”、“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是完全相对应的；所谓“两拐子”实即等于说“两翼”；所谓“东西拐子马”实即等于说“左右翼骑兵”。
    2．《续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的“拐子马”是北宋人自指其“大阵左右翼”的骑兵而言，而见于杨汝翼记载中的“两拐子马”，却又恰恰是出诸“河北签军”之号，而非出于女真贵族口中的。所谓“河北签军”者，照我们上文所考释，其人本皆汉人，其话也全是汉话，则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拐子马”，自然也是沿用北宋以来已在习用的一个名词，不会有新加的含义在内，也是可以断言的。
    在北宋时期内的词汇中，不但有“拐子马”，还常见有“拐子城”的称呼。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六，于靖康元年（ 1126）闰十一月记金兵围攻开封城时，即屡次谈及守御拐子城的事。例如： 一日壬辰有云：“车驾幸京城南壁，……已而幸宣化门，徒步登拐子城，亲视虏营。” 四日乙未条有云：“贼初到即力攻东壁通津门拐子城，时刘延庆颇练兵事，措置独有法。” 六日丁酉条有云：“金人犯阙几旬日，……攻城日急，而善和、通津、宣化三门尤为紧地，……姚仲友于三门两拐子城别置两圆门，……” 九月庚子条有云：“宣化门告急，姚仲友领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御水门者，以水门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楼橹皆坏。”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一的《东都城外》条亦载：“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其门跨河，有铁裹窗门，遇夜，如闸垂下水面。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夹岸百余丈。” 据上引各条资料可以证明，建筑在汴京城的各城门外，用以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北宋人称之为拐子马阵。是拐子一词乃北宋人的习用语词，当无疑义。
    不幸的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他们听到这一名词虽也完全懂得，却也不再用以称呼自己的两翼骑兵。故在南宋初年的杨汝翼和汪若海，对拐子马这一名称还能通晓其涵义，还不曾在其记述顺昌战役的文字中对他作任何曲解和附会；到南宋中叶的朱熹已不知此事之原委、曲折，更不免对之茫然不知其为何物了。例如： 黎靖德编《朱子语录》卷一三三《夷狄》门载，朱熹曾向他的学生说，当宋徽宗派人去与金人联系夹攻辽朝时，高丽国王向北宋派往高丽的两位医师说：“女真不是好人，胜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国亦不能自存。”又说：“女真作一阵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胜之。”对于被高丽国王称为“甚好”的女真阵法，朱熹继即加以解释 说：“盖如拐子马之类。”按照《武经总要》所说，“拐子马阵”乃是北宋对敌作战时所常摆布的一种阵式，怎么被说成是女真的一种甚好的阵法呢？可见朱熹已不知拐子马的确凿涵义了。 岳珂和章颖，较朱熹更为晚出，对于拐子马一词自然更莫名其妙，于是就只能望文生义，硬把“铁浮图”和“拐子马”二者牵合为一，并借用汪若海对“铁浮图”的错误解释来解释“拐子马”，另外还附益了“三人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等话语，以致与“拐子马”的确切涵义就不能不愈去愈远了。
    六、纠正岳珂的“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和“拐子马由此遂废”诸谬说
   （ 1 ） 金朝的军队，是以骑兵为主的。凡是由女真本族的丁壮所组成的部队，或从其所管辖的各少数民族征调来的部族兵，大致上都是骑兵。只是从汉族地区征签的兵丁，才编制为步兵队伍。而且在作战时，总要他们首先去“冲冒矢石”。如《归潜志》所说，每当金朝下令签军之时，居民则“号泣怨嗟”，州县均为之“骚然”，“驱此辈战，欲其克胜”，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金军的主力，及其恃以取胜的，当然只有骑兵，包括被汉族士兵称作铁浮土和拐子马的那些部队。打了胜仗，固应归功于他们；打了败仗，也同样归咎于他们。而从宋、金间发生战争以来，金的主力部队被宋军打败的事却也是不少的。《鄂王行实编年》以为，自金人起兵以来，只要铁浮图、拐子马一上阵，便战无不胜，只在郾城战役中，才被岳飞识破其弱点，“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才第一次把铁浮图、拐子马打败，而且， “拐子马由是遂废”。这显然是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史实的。
   首先，宋军以大刀、长斧入金镇而砍其马足，并因此而战胜金军的事，在郾城战前就已有了不只一次了。例如：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一载：绍兴四年（1134）十月韩世忠在扬州大仪镇打败金军，其过程是：“韩世忠引兵次大仪镇，勒兵为五阵，设伏二十余处。”金将挞也“拥铁骑过五阵之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者四起”。“背嵬军（按，即韩世忠的侍卫军）各持长斧，上搇人胸，下削马足。”金的骑兵“全装陷泥淖中，人马俱毙。遂擒挞也。”
     2．《朱子语类》卷一三二，记有朱熹关于绍兴十年顺昌战役的一段话： “ 张栋（字彦辅）谓刘信叔（按，即刘锜）亲与他言：顺昌之战，时金人上十万人围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刘使人下书，约战。虏人笑。是日早，虏骑迫城下而阵，连山铁阵，甚密，不动。刘先以……肉饭犒师，……以所犒一队持斧出，令只掀起虏骑（马甲），斫断马脚。人马都全装，一骑倒，又粘倒数骑。虏人全无下手处。……杀甚多。虏觉得势败，遂遁走。” （《语类》卷一三六载有另一人所记此次谈话，末段作：“但闻多遣轻锐之卒，以大刀斫马足。每折马一足，则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践者。大率一马仆，则从旁而毙不下数十人。”） 上引这些资料所说的，全是宋军用斧或长斧或大刀斫断马足而战胜金军的事，而所战胜的金军，又都是“人马都全装”的“铁骑”，其中也必然包括有铁浮图和拐子马。因此，既然以上十万的大军作战，而其中无劲旅，当然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在杨汝翼，汪若海两人记述顺昌战役的文字中，分明提到金军 中的铁浮图和拐子马都已参战，而且都被打败了。既然如此，则说在郾城战役以前，铁浮图、拐子马不曾被宋军打败过，着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真象的。
    （ 2 ） 在任何一次规模较大、用兵较多的战役当中，断无只在正面摆布大阵，而不配置左右两翼的道理。拐子马的正确解释既然是左右翼骑兵，则说在郾城战役之后，金人在作战时就不再配置左右翼骑兵，着显然不成道理，正面的大阵如一旦打了败仗，难道也要从此不再设置正面大阵吗！事实上，金国自从发动侵宋之师以来，一直都使用着所谓“三生阵”，而这“三生阵”就正是包括正面和左右两翼在内的一个统名。石茂良的《避戎夜话》①中有专记此事的一段文字： 顷在殿前，见御宝批降到金人三生阵同命队法，令姚仲友以下各陈己见以闻。 凡敌人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翼，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每队一十五人，以一人为旗头，二人为角，三人为从，四人为副，五人为徼。旗头死，从（者）不生还，还者并斩。得胜受赏，亦然。故谓之同命队。 圆阵当锋，两翼夹攻，既为金军经常采用的战术，是不可能因某个局部的一次胜败而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 从南宋的许多史书的记载上，在郾城战役之后，也仍可看到，金军在与宋军作战时，还照样在两翼配置精骑，亦即照样使用“拐子马阵”。例如：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于绍兴十一年（ 1141）二月十八日记宋军于柘皋镇大破金军事，说道： 兀杧率铁骑十余万，分两隅，夹道而阵。……王德麾军济渡，奋勇先登，薄其右隅，贼阵动。……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大破之。 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九所记这次战役的文字，还可得到一些补充材料： 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杨）沂中曰：“敌便习在弓矢，当有以去其技。”乃令万兵各持长斧，堵而前，奋锐击之，金人大败。 可见宋军这次之大破金方的拐子阵，所使用的办法，和大仪镇、顺昌城诸战役完全相同，是以长斧入阵，“上搇人胸，下斫马足”的。这既可说明，用麻扎刀砍断马足，从而使金的骑兵大受挫败，这并不是由岳飞创造发明的一种办法，而是在其前其后全都使用过的；还可说明，岳珂所说，在郾城战役之后，“拐子马由此遂废”，完全是不顾事实的无稽之谈。 而且，不只是在晚于郾城战役一年的柘皋战役中有拐子马的出现，在郾城战役二十多年之后，在宋方的记载当中，仍然说金方使用拐子马参加战斗。如《宋史》卷三六七《李显忠传》所载： 孝宗即位，隆兴元年（1163），……显忠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请出师，自宿、亳出汴，由汴京以逼关陕。……时张浚开都督府，四月，命显忠渡江督战，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沟。琪背约，用拐子马来拒，与战，败之。 尽管在此以后，拐子马一词确实是极少出现了，但是，它所以极少出现，也仍然不是因为“拐子马由此遂废”，而是因为，这时 宋、金军队中的将官与士兵（包括金军中的签军在内），全已换了一代人，在他们的口语和词汇当中，全已不再存在“拐子马”这个词儿，都不再以此称呼金军的两翼骑兵，从而在南宋人的文字记载当中，这一名词也随之而逐渐消失了。 ①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转引。

探讨历史之谜
        —金军“铁浮图”、“拐子马”部队之新解

                                     春秋中文社区 » 文集 » 大好河山 »
   《宋史岳飞传》记载：“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郾城之战），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那么，在宋金战争中，金军究竟是否存在所谓的铁浮图、拐子马的精锐部队？
    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所著的《岳飞传》是研究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权威之作。邓广铭先生认为“拐子马的正确解释是左右翼骑兵”，而“三人为朕，贯以韦索，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之说是不存在的。那么，事实的真相是否真的如邓广铭先生所言呢？ 据邓广铭的考证，南宋一代的历史记载当中，最先提及拐子马的并非是在郾城之战，而是亲自参加了顺昌之战[1]的杨汝翼，他在战后写了《顺昌战胜破贼录》，其中有一段文字说：
   （六月）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韩将军、翟将军人马，还至城下。甲兵铁骑十有余万，阵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帜错杂，大小有差……
     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按同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抦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官军杀伤。先以枪揭去其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者。极力斗敌。自辰至戌，贼兵大败。遽以拒木障之。少休，……去拒马木，深入斫贼，又大破之。……
     方其接战时，郦琼、孔彦舟、赵提刀等皆单骑列于阵外。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止是两拐子马。”故官军力攻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依仗者，十损七八。
    当时的顺昌通判汪若海尽管在作战期间不在现场，可是事后“躬往战地，或访亲身临战之人，或质被掳得脱之士”，“聊述顺昌之战胜”，写成了一篇《札子》，其中有专谈“铁浮屠”和“拐子马”的一段：
     兀杧所将，号常胜军。……其所将攻城士卒好铁浮屠，又日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子马，人进一步，移马子一 步，示不反顾。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
    （六月九日）刘某出军五千人接战，……始与虏骑往来驰逐，后直冲入虏军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虏兜牟而刺之者。军士有中刀洞心而犹刺虏不已者，有偶失地利与虏相抱于城濠而死者。
    血战自辰时致申，虏乃败走，横尸遍野，不知其数。刘亦敛兵入城。兀杧大怒，亲拥三千余骑，直扣东门，射城上人，着城上炮架皆满。又被城上军以劲弩射走。
    兀杧既大败，乃移寨于城西门，开掘濠堑，……欲为不战之计而坐困顺昌。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
    邓广铭先生所引的这两种史料非常重要，正确理解它，就解开了“铁浮图”之谜。无论是《顺昌战胜破贼录》的作者杨汝翼、还是《札子》的作者汪若海都没有说金军的“铁浮图”及“拐子马”是同一个兵种，也没有说金军的“铁浮图”是骑兵，事实的真相是金军的骑兵虽然利害，但只利于野战，而攻城只能靠步兵。而金军的“铁浮图”并非是骑兵，而是攻城的步兵。《札子》描述“铁浮图”时称：“兀杧所将，号常胜军。……其所将攻城士卒好铁浮屠，又日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子马，人进一步，移马子一 步，示不反顾。”这里所说的“拒子马”，亦叫“拒马”（据〈宋史兵志十一〉记载：“〈熙宁〉八年，诏：“河北拒马，或多以竹为之，不足当敌。令军器监造三万具赴北京澶定州。”）拒马并不是马，而是防马的障碍物。金军在作战时为了显示不后退的决心，用拒子马放在“铁浮图”军的后面，“铁浮图”军前进一步，拒子马也跟着移动一步。
    在中国古代实战中，也有用拒马“维以铁索”以达到阻拦对手骑兵的例子（《五代史南唐世家》记载：“彦贞之兵施利刃于拒马，维以铁索”），不过，在宋金顺昌之战中，金军是否也用铁索维拒马，则不清楚。但是，金军的“铁浮图”军作战时的确是“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因为金军的这种作战方式，不单止在顺昌之战使用过，在陕川战场上与宋朝将领吴玠、吴璾兄弟作战时也使用过。在宋朝绍兴二年的饶风岭之战中，“金人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2]拿金军在此战中的战术与顺昌之战中“铁浮图”军“三人为伍”的战术相比较，何其相似。不过此战金军究竟有没有“以皮索相连。”史料没有记载。但在绍兴四年二月的仙人关杀金坪之战中，则有史料明确的记载金军的攻坚步兵用“铁钩相连。”在此战中，金军攻宋将吴璾驻防的垒壁时，“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3]身披重铠的金军用铁钩相连着前进，这与顺昌之战中“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的“铁浮图”军相比较，又何其相似。至于金人为何要用“皮索”或“铁钩”把进攻中的士兵连在一起，可能是为了防止有人临阵退缩吧。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所谓的“铁浮图”只是金军攻坚的步兵，在历史上是存在的。
    探讨了金军的“铁浮图”之谜，该轮到金军的“拐子马”了。
    清朝的乾隆皇帝令其臣僚以他的名字编篡《御批通鉴辑览》时，认为《宋史·岳飞传》中“三人为朕，贯以韦索，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之说不通，因而写了一条“御批”，对之进行驳斥，说道：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杧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杧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已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耳目。  
     《岳飞传》的著者邓广铭先生认为“《通鉴辑览》中的这条‘御批’，不论用以驳斥‘铁浮图’或‘拐子马’，全都是切中要害，很有说服力的。”进而用大量的“史料”推断出“拐子马”的正确解释不过是“左右翼骑兵”而已。那么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据《辽史西夏传》记载西夏骑兵：“衣重甲，乘善马，以铁骑为前锋，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落。”这种把人“用钩索绞联”在马背上的西夏骑兵就是著名的“铁鹞子，”[4]不过，并没有史料记载西夏骑兵出现过类似金军“拐子马”的“三人为朕，贯以韦索”的战术。
     明朝未年，女真人重新崛起建国，史称“后金，”与后金作战过的明将熊廷弼在描述后金军作战的情况称：“奴兵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亡，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一一效阿骨打、兀术等行事。”[5]后金军“骑双马冲前”的原因，是当一匹马疲惫或伤亡时可以迅速换上另外一匹马，继续冲锋，这种战法就是著名的“副马之制。”[6]后金军作战时，不一定仅仅限于“骑双马，”也可以骑三马、甚至四马。（例如《清史稿马政》记载：“康熙三十五年，敕出征兵一人马四匹，四人为伍，一伍主从骑八匹，驮器粮用具亦八匹。是岁，征噶尔丹，以兵丁马瘦，褫兵部尚书索诺和职。”）后金军作战时骑双马、三马或者四马冲前时，为了避免众多副马四面散开，必然要把其余副马长长的缰革系在主马，对手在远处看见，可能会产生“贯以韦索，三人为联”的错觉。“三人为联”的真相其实是“三马为联”（或者数匹马联在一起）。宋金战争期间的金军重骑兵也应该是象后金军这样作战的，明将熊廷弼就宣称后金军的战术效法金军阿骨打、兀术。宋军远远看见金军的重骑兵部队，就误认为是“三人为朕，贯以韦索，”而在近战时由于宋军“勿仰视，第斫马足”的原因，根本没有机会细细分辨那些“韦索”究竟是系在人身还是系在马身，不过，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就是金军的“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
    需要指出一点的就是与明军作战的后金军重骑兵，不单止士兵“披重甲”，而且在“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7]这与宋朝时金军的重骑兵几乎一模一样。
    综上所述，宋朝人记载的“铁浮图”、“拐子马”等金军精锐部队，由于以各种原因，可能与真实的金军有出入，但“铁浮图”、“拐子马”在当时确实存在是原型的。绝对并非就是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所说的“左右翼骑兵”那么简单。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曾经在抗金战争大破金军“铁浮图”、“拐子马”等精锐部队，民族英雄岳飞立下的丰功伟绩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1]顺昌之战发生在绍兴三年，比同年的郾城之战要早。顺昌之战的详情可读《宋史刘锜传》
    [2]、[3]《宋史·吴玠、吴璾传》
    [4]《宋史·兵志》四记载：西夏“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
   [5]《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第四册，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2338页
   [6]从史书的记载中看，副马之制似乎是始于北魏。据《通鉴》载：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拓 跋 王圭 追柔然，诸将请还，王圭 问：“若杀副马为三日食，足乎？”胡三省注：“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宋文帝元嘉六年，“魏主至漠南，舍辎重，帅轻骑兼马袭击柔然”。胡三省注：“兼马者，每一骑兼有副马也。”  
   [7]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引自《金庸:袁崇焕评传》）

岳家军的“先锋”与金军的“拐子马”是同类型部队
                                       春秋中文社区 » 文集 » 大好河山 »
   
  《宋史.岳飞传》记载：“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郾城之战），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那么，在宋金战争中，金军究竟是否存在所谓的拐子马的精锐部队？
   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所著的《岳飞传》是研究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权威之作。邓广铭先生认为“拐子马的正确解释是左右翼骑兵”，那么，事实的真相是否真的如邓广铭先生所说的这么简单呢？
    明朝未年，女真人重新崛起建国，史称“后金，”与后金作战过的明将熊廷弼在描述后金军作战的情况称：“奴兵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亡，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一一效阿骨打、兀术等行事。”
    明将熊廷弼的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后金军作战时有两个特点值得研究，第一点就是“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实际就是先锋，类似于敢死队。任务是冒着敌人的弓矢炮石突入敌人阵地，左冲右突，使敌人预先布置好的阵地处于瘫痪状态。众所周知，古代作战时是非常讲究阵法的。所谓阵法，是指战斗队形。讲究兵器配备长短兼备、步骑协同、攻防结合等等，以能够充分发挥人和武器的整体威力为目的。宋、明两代的军队作战时都很重视布阵，例如南宋名将吴粼针对金军所创造的“叠阵”、[2]明朝将领戚继光作战时更是善于布阵，他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兵书内含很多阵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有巨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战争上一个精心布置的阵在转瞬之间被“死兵”所摧毁，必然会给对手的物质及心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后金军“锐兵”则相当于预备队，任务是在“死兵”搞乱敌人阵地的基础上乘机出击、扩大战果。“一一效阿骨打、兀术”的后金军，其“死兵”及“锐兵”与邓广铭先生所说的左右翼骑兵有相似之处，都是用两翼骑兵出击；与邓广铭先生所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后金军的两翼骑兵的作战任务有主有次、并不相同。
    第二点就是后金军作战时“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后金军“骑双马冲前”的原因，是当一匹马疲惫或伤亡时可以迅速换上另外一匹马，继续冲锋，这种战法就是著名的“副马之制”，[3]“副马”又称“从马”。后金军作战时，不一定仅仅限于“骑双马”，也可以骑三马、甚至四马。而金军作战时与后金军一样也有用副马的习惯。（据《金史突合速传》记载：“突合速从马五（即五匹副马）、沃鲁破宋兵四千于文水。”）6}
    金军与后金军一样，在作战时骑双马、三马或者四马冲前时，为了避免众多副马四面散开，必然要把其余副马长长的缰革系在主马，对手在远处看见，可能会产生“贯以韦索，三人为联”的错觉。“三人为联”其实是“三马为联”（或者数匹马联在一起）。这就是金军“拐子马”的真相。金军“拐子马”既然是联在一起的，遭到敢于狙击的宋军时就会吃亏。“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4]
    我认为金军“拐子马”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并非是左右翼夹击，而是其担任敢死队的某一翼，强行突入对方阵地，使敌人预先布置好的阵地处于瘫痪状态。这相当于后金军的“死兵”。宋朝也有类似金军“拐子马”及后金军“死兵”的部队，只不过是名字不同而已——宋朝的类似的部队叫“先锋”。[5]宋朝“先锋”的任务也是强行突入对方阵地，使敌人预先布置好的阵地处于瘫痪状态。比较一下金军“拐子马”与宋军的“先锋”，就会发现两者有很多相同之处。  
    首先，金军的“拐子马”是人马“皆重铠”，宋军的“先锋”也一样是人马皆重铠。据《宋史兵志》记载靖康初宋臣张旂奏曰：“河阳自今春以来，累有军马经过，军士举随身军器若马甲、神臂弓、箭枪牌之类，于市肆博易熟食，名为寄顿，其实弃遣，避逃征役。”可见，宋军的马也是有马甲的。南宋抗金的爱国诗人陆游亦有诗云：“铁马秋风大散关”。[6]所谓“铁马”，就是指披铠甲的宋军马匹。而《宋史岳飞传》记载：“ 绍兴元年，张俊请飞同讨李成。时成将马进犯洪州，连营西山。飞曰：‘贼贪而不虑后，若以骑兵自上流绝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飞请自为先锋，俊大喜。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很难想象，身穿重铠突击敌阵的岳飞，其战马会没有铠甲。宋军先锋战时总是首当其冲，经常遍体粼伤（《宋史岳飞传》记载岳云：颍昌大战，无虑十数，出入行阵，体被百余创，甲裳为赤），宋军担任先锋的将士是穿重铠的，假如他们跨下战马没有铠甲的话，恐怕刚入敌阵，战马就被打死，不得不步行。所以，宋军的“先锋”其战马肯定有铠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宋史岳飞传》记载：“康王至相，飞因刘浩见，命招贼吉倩，倩以众三百八十人降。补承信郎。以铁骑三百往李固渡尝敌，败之。”已经明确的说到了岳飞的战马是“铁骑”。但宋史的这段记载似乎是源于岳珂的《行实编年》，而宋史专家邓广铭在《岳飞传》考证称岳珂的《行实编年》有关记载并不可靠。[7]但是，岳飞在建炎四年的一篇题记中写道:“余驻大兵宜兴，沿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息。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 一作当 俟立奇功，殄丑 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 快哉。”[8] 这有力的证明了岳飞军队确实有“铁骑”。更何况，岳家军还可以用徼获金军战马的方式来得到马的铠甲。（据岳珂《鄂王行实编年》记载：先臣遣臣云领背嵬、游奕马军直贯虏阵，……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得马数百匹。…… ）
     其次，宋军也是有“副马之制”的，（《宋史.王珪传》及《宋史.王仲宝传》记载好水川之役：“(王珪)乃复入战，杀数十百人，鞭铁挠曲，手掌尽裂，奋击自若。马中镞，凡三易，犹驰击杀数十人”，“时任福大败好水川，别将朱观被围于姚家堡，仲宝以兵救之，拔观出围，乘以从马（即副马）。时诸将皆没，独仲宝与观得还。”）喜欢做先锋的岳飞当然也一样有副马。《宋史岳飞传》记载：七年，入见，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  
    不过，金军的“拐子马”与宋军的“先锋”也有不同之处，一方面金军马匹比宋军多，因此，金军的拐子马部队可能有二、三匹甚至四、五匹的副马，相反，宋军由于缺马，其先锋部队不一定人人都有副马；宋军缺马，所以宋军不能象金军那样以骑兵为主，出击的左右翼全是骑兵。从《宋史》记载的多数战例来看，宋军通常仅仅只有“先锋”的这一翼是骑兵，而乘胜追击的是步兵。《宋史岳云传》记载的颍昌之战就是一个好例子：“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之，杀兀术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兀术遁去。”[9]
    既然金军的“拐子马”与岳家军的“先锋”都是突击队，那么，这两条部队到底谁强谁弱呢？岳家军大破金军的“拐子马”的历史早已经烩炙人口，在此略过不表；单说岳家军的“先锋”出击金军阵地时的表现，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兀术益兵来，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觇敌，遇之，奋斩其将。飞时出视战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这一战，岳飞亲自做“先锋”大破金军，显然是一个经典例子——事实就摆在眼前，尽管金军的“拐子马”与岳家军的“先锋”都是同一类型的部队，但岳家军的“先锋”其战斗力比金军的“拐子马”要更胜一筹。
   [1]《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第四册，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2338页
  [2]《宋史吴璾传》记载：璾曰：“有新立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
   [3]从史书的记载中看，副马之制似乎是始于北魏。据《通鉴》载：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拓 跋 王圭 追柔然，诸将请还，王圭 问：“若杀副马为三日食，足乎？”胡三省注：“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宋文帝元嘉六年，“魏主至漠南，舍辎重，帅轻骑兼马袭击柔然”。胡三省注：“兼马者，每一骑兼有副马也。”  
   [4]岳珂《鄂王行实编年》
   [5]《宋史.岳飞传》：“飞请自为先锋，俊大喜。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      
   [6]陆游的《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7] 详见邓广铭著的《岳飞传》第二章
   [8]岳飞的《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 》（《金佗粹编》卷十九《家集》卷十《题记》）
   [9]除了《宋史.岳飞传》之外，其他宋将的传记亦记载了大量骑兵突击敌阵的战例，例如《宋史.杨存中传》就记载有宋军骑兵与步兵突击敌阵的两个例子：“存中谓俊曰：‘彼众我寡，击之当用奇，愿以骑见属，公以步兵居前。’俊从之。存中夜衔枚渡筠河，出西山，驰下击贼，俊以步兵夹攻，俘八千人。”“存中与刘猊战于藕塘，大破之.且使统制吴锡以劲骑五千突其阵。阵乱，存中鼓大军乘之，自以精骑冲其肋，大呼曰：“破贼矣！”贼错愕骇视。前军统制张宗颜自泗来，乘背击之，贼大败。

建良宗亲为弘扬武穆精神以及岳飞研究方面提供了大量资料史实，他对飞祖的敬仰和积极参与飞网建设的热情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呵呵．．．．谢谢岳明宗亲的表扬，哈哈．．．
　
对飞祖的敬仰是所有飞祖后裔的一致情感，弘扬武穆精神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建良弟真是一位用心的人，对飞祖的深入研究会使你成为研岳专家。现在社会上热门的易中天品《三国》，王立群品《水浒》，我们岳家也要出一位品《岳飞》的专家。到那时候，
对广泛宣传飞祖的伟大精神，就更是有利条件了。我们企盼着建良弟的发展与进步，重振岳家雄风！

总高宗亲说得极是，期待着

呵呵．．．谢谢宗高兄和岳明宗亲的夸奖，我的水平有点．．．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