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祖词《满江红》作者争议

广州市海珠区龙安里3号梅回笙先生经过多年研究认为，该词即飞祖所作，无可争议。他写给岳飞思想研究会会长岳朝军的信对争议多年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信的全部内容是：
岳会长：您好！
见2007年3月1日《广州日报》报导（道），才知《全国岳鄂王（飞）思想研究会》的情况，有件事特向您反映，打扰了。
岳鄂王的《满江红》词，为千百年的人们拜颂。但近来学者研究时，对词中的“踏破贺兰山缺”觉得不好理解。如《文史知识》1981年第三期，详细刊载了争议的不同意见。其中，认为不是伪作的，也仅能说这是泛指，而没有充足的理由使对方信服。而认为是后人托名伪作者，则强调：贺兰山在西夏（今宁夏），不属金国，与岳鄂王抗金的地理、路线不合。并认为，前人边塞诗词，泛指“玉门”、“天山”则可。以西夏的贺兰山泛指金国的黄龙府则不可。至今仍有沿用“泛指”、“借用”说的，如广州《老人报》20071月26日所载（附上供参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或曲解，误导了广大读者怀疑词的真实性，也是对岳鄂王爱国主义精神的伤害。
我是一个从小到老（现年75岁）对岳鄂王虔诚的崇拜者。因此，特别留意对这一问题的有关资料。据我对岳鄂王历史的粗浅学习，他曾领兵在江西虔州（今赣州市）、九江地区镇守，作为军事领导，对当地的地理、地形、地物必然了解，就在赣州西南附近有一山，名叫郁孤山，山有一台，名叫郁孤台，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又是军事、交通要地。如苏轼（1037—1101）的《分类东坡诗二•虔州八景图》之七，题有：“烟云缥缈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又如辛弃疾（1140—1207）在《江西造口壁》题有：“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另据梁启超先生之女公子梁令娴集著的《艺衡馆词选》中在辛弃疾上词后注有《鹤杯玉露》云：“南渡之初，金人追隆裕太后至造口，不及而返。幼安因此起兴”。这就说明：
（1）苏轼、辛弃疾与岳鄂王基本是前后同时代人，他们都对郁孤台有所题咏，说明当时它是一个有名的地方；
（2）北宋末期，金人攻陷汴梁，虏去徽、钦二帝（靖康耻），隆裕太后带着随从南逃，金人追至江西造口，没有追上，可见这是一条通汴梁的军事、交通要道；
（3）辛弃疾的“郁孤台下清江水”是有感“靖康耻”而发，那么，岳鄂王对这个有名的地方，不是也有感于“靖康耻”吗？
（4）岳鄂王作为军事领导，对行军布阵，运筹帷幄，历来十分严谨、缜密，故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敌人都叹服“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绝不会把一个与抗金路线不合的地理填入词中。那为什么把贺兰山填入词中呢？！我为什么讲这么多有关郁孤山（台）的事情哩？原来，那时郁孤山也叫贺兰山，是一地两名，与西夏的贺兰山是同名异地，这在我国地理名称上是常有的，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因而使我们对岳鄂王《满江红》词产生了误解和曲解，知道了，一切都是那样真实无误，合情合理，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岳鄂王幼受太夫人严训，培育了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思想。一生坚持杀敌救国，还我山河。时刻准备着，一旦时机成熟，则率领千乘万骑，踏破贺兰山缺，夺回故都，直揭黄龙，一雪靖康之耻。所以，《满江红》词较完美的表述了岳鄂王惊天动地、泣鬼神，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将一代又一代教育后来人，为祖国，为人民舍身奋斗。正如广州《老人报》所载对该词的赏鉴。以上，供研究岳鄂王思想的参考。

学者考证：《满江红·怒发冲冠》确为岳飞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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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考证：《满江红·怒发冲冠》确为岳飞所作
2007年01月22日 15:14北京日报投票数：0顶一下  【大 中 小】

有人对《满江红·怒发冲冠》的作者是岳飞，提出质疑。史家邓广铭等一大批学者则认为，此词为岳飞所作是铁案，不可移易。孙果达同志的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支持了邓先生的观点——

文史考辨

多年来，史学界对《满江红·怒发冲冠》(以下称《满江红》)是否为岳飞所作，一直存有争论。但无论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都缺乏对《满江红》整体性的考证。如《满江红》创作的时间、地点、性质、神韵、词汇，等等。只有当这些考证形成比较完整又合乎逻辑的证据链时，《满江红》究竟是否为岳飞所作，也就有最后的定论了。

《满江红》创作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岳飞入狱前不久。词中有多处可以用来证明这一观点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两句历来是考证《满江红》作者问题最为关键的内容，但几乎所有的解释都不够准确。认为《满江红》是岳飞所作的，都把时间定于岳飞第一次北伐，即岳飞30岁出头时。如邓广铭先生就持此说。这一观点其实是错误的，理由有五:

一是当时的岳飞无论就其阅历资历还是心境，根本不具备写出像《满江红》那样悲愤交加、气势磅礴的内涵与底气。那时的岳飞正仕途辉煌踌躇满志，怎么可能满腔悲愤“怒发冲冠”？怎么可能觉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又何来气度“待重头收拾旧山河”？

二是岳飞当时对功名非常重视，并在其诗词中经常有所流露。如写于绍兴二、三年秋屯驻江州时的《题翠岩寺》中“功名直欲镇边圻”，以后的《小重山》中“白首为功名”，表明当时岳飞头发已白，仍然有心功名。直至绍兴十年大破金军前，岳飞在《寄浮图慧海》中依然表明“功业要刊燕石上”。这些同期及以后的诗词表明，当时的岳飞非常重视功名。

三是《满江红》一经问世即广泛流传，如此非同寻常之作，如果真是岳飞三十岁青云直上之时所作，岂能就此湮没不见踪影？

四是不理解“三十”与“八千”。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几乎所有研究此词的学者都把“三十”看作是“三十岁”，因此认定此词作于岳飞30岁出头。实际上这里是指“三十年”，即三十年的功名。封建社会的功名是从幼时求学开始的，并非一出生就能追求的。岳飞自幼时习武读书到入狱前，正好30年上下，是个约数。“八千”也是个约数，只是表示征战路程的艰辛和漫长。

五是不理解“尘与土”与“云和月”的含义。前者是指一钱不值，因为岳飞到入狱时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历来非常重视的功名原来毫无价值。后者是指竹篮打水，岳飞十年征战，功毁一旦。如此，此二句就一目了然了:一生追求的功名其实一钱不值，一生漫长的征战最后前功尽弃。

由此可以大致框定:《满江红》应该诞生在岳飞于绍兴十年七月下旬奉诏被迫班师到入狱之间的一年多时间里。


“怒发冲冠”和“仰天长啸”。此二句从未有人做过详细考证，却是界定《满江红》具体创作时间的重要依据之一。从字面看，显示岳飞的愤怒到了极致。在那段时间里，岳飞究竟何时最为愤怒？在班师途中，岳飞撕心裂肺悲愤交加:“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随后，岳飞又被剥夺了兵权，听命于可耻屈辱的和谈。但真正令岳飞“怒发冲冠”的，当是得知对自己的陷害之时。有位好心的部将设法通知正在庐山的岳飞关于王俊上告张宪“背叛”的消息。岳飞立刻明白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从不许胜利到屈膝求和，再到陷害忠良，要加害自己，此时的岳飞终于忍不住“怒发冲冠”而“仰天长啸”，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查张宪入狱应该是在绍兴十一年九月上旬后，岳飞是十月上旬下庐山的。因此，《满江红》的诞生理当就在其间的二十多天里。

“潇潇雨歇”。此句亦从未有人考证，诗词是情景交融的，“潇雨”一词诗人总是用来形容秋天的冷雨，“歇”显然是指雨的断断续续。于是此句也就清楚了:秋雨绵绵时断时续。此句既点明了作者是在秋雨中创作，也反映了作者心情的郁闷和沉重。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人们历来总是把“等闲”看作虚词，其实不然，它应该是岳飞当时真实处境的具体写照。在此前数年岳飞所作的词中，已有“白首为功名”，表明岳飞那时的头发已经斑白。在随后军事上指挥的一系列重大战役，以及在政治上受到的一系列沉重打击，显然在催白岳飞的头发。因此，岳飞当然不甘心少年时就有的理想就此破灭。查岳飞一生征战，三十岁时正忙得不可开交，谈何“等闲”，唯独到快四十岁时却成为一个无职无权之人而被迫闲散在野，其内心之悲切和壮志之不已的激烈冲突可想而知。

上述考证表明，《满江红》的内容完全符合岳飞入狱前的年龄、心情和处境。

岳飞创作《满江红》的具体地点是在庐山东林寺，解读的密码，就隐藏在词的字里行间

东林寺建于东晋大元九年(384年)，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环合四抱，有如城廓，是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的发源地。岳飞与庐山有不解之缘。绍兴六年，岳飞因母亡守丧，岳母坟就在庐山。绍兴七年，也因故回到庐山。岳飞与东林寺主持慧海关系非常密切，曾专门作诗《寄浮图慧海》。《满江红》中有三处“密码”可以用来界定其诞生地点就在东林寺。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历来都公认《满江红》是登高而作，却不知岳飞的具体所处，只得含糊解释成某处高楼，其实当时岳飞就在东林寺，因为《满江红》的开篇就隐藏着创作地点的秘密。

庐山东林寺有一则著名的典故。东林寺门口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名虎溪，要进东林寺就必须经小溪上的虎溪桥。据传说，东晋时东林寺主持慧远在寺院深居简出，人们称之为“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他送客或散步，从不逾越寺门前的虎溪。如果过了虎溪，寺后山林中的神虎就会吼叫起来。有一次，慧远与来访的诗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谈得投机，送行时不觉过了虎溪桥，后山的神虎立刻就长吼不止，三人相视大笑。这个文坛佳话，称为“虎溪三笑”，一直流传至今。由于此虎是守寺护僧之神，因此在虎溪桥畔有一头石虎怒目而视凭栏而踞。了解了虎溪桥畔的神虎和这则典故，就很容易看出，岳飞看着秋雨中威武不屈的石虎触景生情，利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把自己比作了护国看家的神虎，眼看着赵构们“越界”而“仰天长啸”，这才有后面的“饥餐胡虏肉”和“渴饮匈奴血”之词。

《满江红》的词韵隐藏着其诞生地点的第二个秘密。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游东林寺时有一首诗，名为《庐山东林寺夜怀》:我寻青莲宇，独往谢城阙。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冥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湛然冥真心，旷绝断出没。李白写诗是抒怀，岳飞作词也是抒怀，而且《满江红》正是步了《庐山东林寺夜怀》的韵，特别是“阙”、“月”和“歇”这三个押韵的字都是来自李白的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满江红》中有“壮怀”与“壮志”。按理说，同一首诗词中用两个相同的字是犯忌的，因此比较少见。但李白的诗却有“天香”与“天乐”。两个“壮”对两个“天”，显然绝非巧合。而且，还能明显看出《满江红》的“天阙”也应该是受到了李白两个“天”的影响。

李白在东林寺还写过另一首诗，名为《别东林寺僧》:“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

《满江红》中也可以看出追随这首诗的痕迹。“凭栏处”正是“送客处”的模仿，“长啸”无疑是“猿啼”的翻版。《满江红》中的神虎精神更是与李白“过虎溪”的畏惧形成鲜明比照。

“朝天(金)阙”。此句隐藏着解读《满江红》诞生地点的第三个秘密。此句自《满江红》现世以来从未见有人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因为不了解其中也隐藏着一个东林寺的典故。

一般寺院的主殿称为大雄宝殿，但东林寺的主殿称“神运宝殿”。相传慧远初到庐山选择结庐之处，认为东林寺址在丛林之中，无法结庐，打算移到香谷山去结庐。夜梦神告:“此处幽静，足以栖佛”。是夜雷雨大作，狂风拔树。翌日该地化为平地，池中多盛良木，作为建寺之材。“神运”之名，由此而来。

有了这则典故和前述的铺垫，此句就能理解了，其实很简单，也很直白，就是在功成之日再来朝拜东林寺的“神运宝殿”，因为神是天神，“神运宝殿”就象征着天上的宫阙。岳飞自比神虎，理当朝拜天阙。

还要解释一下，此句为何历来有“天”与“金”二说。很可能岳飞在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满江红》之际，于最后收笔时有了点犹豫。他先用了“金”字，当然决不是朝拜皇帝的金銮宝殿，而是朝拜金碧辉煌的神运宝殿。岳飞在诗词中把佛像称为“金仙”，如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中的“陪僧僚谒金仙”。毕竟是身在佛寺，理当朝拜佛祖金身。但岳飞继而又改为“天”字，一来以避深恶痛绝的“胡虏”之“金”，二来受李白的影响以映衬东林寺神运宝殿的典故，三来更能暗合自比的神虎形象。由于“天”与“金”在词中的基本含义相通，就不能排除岳飞原作中的修改，而抄者忠于原词照录的可能。由于后来者在誊抄或刻录时只能二选其一，于是有了“朝天阙”与“朝金阙”两种版本。《满江红》蕴含的典故，清楚地表明其诞生地就在庐山东林寺。

多少年来，人们研究《满江红》，为寻找岳飞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费尽周折而不得。对《满江红》的上述破解，终于使人看到了岳飞真实的内心世界

明确了《满江红》创作的背景、时间和地点，解读《满江红》也就容易了。多少年来，人们研究《满江红》，为寻找岳飞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费尽周折而不得，因此只能把似是而非的所谓“愚忠”强加到岳飞头上，以给他的行为寻找一个勉强合理的解释。《满江红》的上述破解，终于使人看到了岳飞真实的内心世界，也终于使人找到了岳飞行为合乎逻辑的原因。岳飞从东林寺的神虎传说中找到了自身的定位。他以神虎为榜样，追求神虎的境界，坚持神虎忠于青天、忠于信念、忠于职守，不畏权势、不贪名利、不徇私情的精神。如果仔细揣摩此点，其蕴含之意其实与岳飞最后的遗言“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满江红》的精神其实就是当年岳飞内心的神虎精神。

诗词的灵魂是神韵，而神韵则是作者灵魂的沉淀与积累，《满江红》就是如此。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作者如果仅有文才与激情，而没有正气浩荡、大义凛然的胸怀与长年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经历，是断然写不出《满江红》所蕴含之神韵的。在这方面，当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公开发表的傲视群雄、气吞山河的《沁园春·雪》，应该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词的运用是作者潜意识的反映，最能体现作者的身份，因此也最难伪造。《满江红》的用词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证:即与岳飞的其他诗词和与岳飞当时的身份相比较。前者如“扫清胡虏”，“斩除顽恶还车驾”，“立奇功，殄丑虏”，“白首为功名”，“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等等，用词与内涵显然与《满江红》是一致的。后者起码有五个关键字符合岳飞的身份特点。“啸”，犬吠狼嚎狮吼虎啸，岳飞以“神虎”自比，如果不是身具虎威，不是情到撕心裂肺，就不敢也不能吐出“长啸”二字。“耻”，京都沦陷，皇帝被俘，尤其是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打胜了还要向敌人低声下气，屈膝求和，作为浴血奋战的军人，尤其是率领军队夺取胜利的统帅，这个“耻”字可谓刻骨铭心，局外人岂能感受此字的千钧。“犹”，当年的旧耻未雪如今却又要增添新耻，不是触景生情的当事人，断不能产生此联想。“驾”与“踏”，这是统兵百万者冲锋陷阵乘胜追击时气势的自然流露，无此经历者何来这种感受。

因此，《满江红》用词的特点与岳飞的用词习惯、身份、心情和处境是完全一致的。

综上所述，各种考证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表明当时的岳飞已经具备了写出《满江红》的一切条件，而且也可以非常合理地解释《满江红》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和蕴藏含义，使人、词与背景达到了合乎逻辑的和谐与统一。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指挥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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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果达　　 编辑： hunan

分析，考证非常完备，很具有说服力！

《满江红》在宋朝就有，是岳飞所作无疑！！
         出处：春秋战国网  地址：http://bbs.cqzg.cn/thread-544071-1-1.html
       
        《满江红》词及其系年。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前辈学者中进行的。我的两位老师张政焤和邓广铭先生就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 又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还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先生谈话的体会。
        但是，如果在宋人的记载中确是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因已故前辈学者王云海先生寄赠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使我拜读到他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iii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此书我也曾看过，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鄂国金佗穊编、续编校注》。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１１７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论证，在此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３《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 ’，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３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１８《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３《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穊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１２３４）。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佑辛亥”，即淳佑十一年（公元１２５１）。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鄂国金佗穊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

岳珂漏辑《满江红》之因！！
        出处：春秋战国
        地址： http://bbs.cqzg.cn/viewthread.php?tid=547733&statsdata=4||544071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并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华大地传颂。不知何故，前一段时间又有人撰文道：《满江红》不是岳飞所作，甚至以《打假“满江红”》为题，认定《满江红》是后人伪作。其主要根据是说，岳飞之孙岳珂编纂《家集》时也没有将其辑入。此文的观点，其实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余嘉锡先生的说法。
        当年，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提出了一个重要疑问：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金佗萃编》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稿时，曾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３１年，为何未收此词？余先生的质疑，应当说，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一则在此之前没有人提出过疑义，二则余先生也是权威人士。因此，此论一出，为学术界所注目。
        是否岳飞所作，多位史家如邓广铭、王曾瑜、李安等对此作了分析考证，认定《满江红》词是岳飞所填。邓先生在《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论说最力，令人信服。对于没有辑入之因尚未展开。岳珂专为其祖辨认而作的《金佗萃编》，作为岳飞传记的资料汇编，确实未能把《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收入。岳珂尽管花了力气，也无法辑齐，遗漏原因有三：
        其一，岳飞冤案重大，文稿多遭灰烬之灾。岳飞被“莫须有”定为十恶不赦的“谋逆”者，此为滔天之罪，属“凌迟之刑”。杀害岳飞罪魁是皇帝赵构，下毒手的则是秦桧。司汤达有言：“冤案比灾祸所遭的破坏往往要超过千倍。”其意是说，冤案不仅在精神而且在物质上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岳飞被冤杀，岳家存文全部被查封没收，连奏议文字亦遭毁弃。正由于此案直接由中央皇朝处置，弄得朝野紧张，坐视不救。在岳飞身后的二十年间几乎没有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要保存岳飞之著述更是相当困难。在那白色恐怖情况下，有关岳飞的文字资料大量佚失或是化为灰烬。当时藏有岳飞手迹者也不敢保留，连给居家屏风题辞也遭厄运，有文载：岳飞题辞，“后陷入罪，其家洗去之，今尚有迹隐然。”（《云麓漫钞》卷一）存有岳飞文稿者更是生怕犯忌而连累自己，皆私下焚毁，如周南《山房集》卷五载：“劫于告密罗织之威，虽奥渫寒士箧牍私小文字，家人所不可得而见者，亦畏避删除，而不敢尽存。”且不说路人，交谊至深者也不敢保存岳飞文稿，致使“不尽存”，“多遗落”，“遗岳侯书亡”，或是“多涂抹”。由此可见政治迫害所造成的文祸多么深重，正如对《金佗萃编》精加校注的王曾瑜先生深有感慨地指出：“这些片断的记述，都反映了当时‘秦火’之烈。”
        岳飞平反昭雪后，其文稿也“迟而未置”，发还文稿时，“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四库全书总目》卷１５８别集类十一）。对此，特别是对“归还文稿”事，岳珂自己也躲躲闪闪，不敢直言，有时还回避宋皇杀害岳飞的罪责。《鄂国金佗萃编》和《鄂国金佗续编》是研究岳飞的主要文献，但是还有不少错误，王曾瑜先生称这两部著作“是现存最重要、最详尽的记录岳飞事迹的史料”，同时，也明确指出两书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就是：“抹煞宋高宗与岳飞的矛盾，回避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罪责。”“岳珂本着强烈的孝子慈孙之心，对祖父的事迹不免有虚美的成分，其史笔也有不少错讹与疏漏。”（见中华书局《鄂国金佗萃编续编校注》）
        其二，编纂者治学不严，掇拾不备。对于编纂者岳珂其人尽管正史记载十分简略，有的还避而不谈，但大致情况还可了解一二。全祖望在他的《跋岳珂传》中有一个推测：岳珂固然是文才出众、学问渊博，同时却也是一个结党营私、搜刮民众的酷吏。有的专家据此进而推测，岳珂未能坚持自己的操守而继承祖德，带来了治学上的不严谨。岳珂所作《礼记集解》被誉为“卫正叔以后第一”，应该说还是颇有所成。卫正叔之《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收入《四库全书》，而岳珂所作《礼记集解》不仅未能收入《四库全书》，也无版本行于今世，似已失传。由此看来，从中多少反映了岳珂的学识有所不富，而留下缺憾。说实话，后人对岳珂学术成就乃至品行没有真正全面的了解，“至于对岳珂的较高评价，与其说是对本人的肯定，倒不如说是对岳飞人格的仰慕所致”。（朱隽嘉《岳珂行实考述》）此言甚是。有鉴于此，由于岳珂搜集不细而出现漏编，致使没有将岳飞的《满江红》辑入也是很自然的。
        对于漏编一事，岳珂自己也承认，他在《家集序》中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作过一番极大努力的，但是，岳珂本人却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俟附益。”有的文章对岳珂文风作了考证，认为“岳珂也没有取相参订，或迳改用其文，而却标了一个极为费解的《五岳祠盟记》作题目，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
        其三，文稿散轶时久，难以搜寻。岳飞的文稿包括所填写的词，有不少是被佚失或销毁了，由于年久而不得寻遗。岳飞被害之后近四十年，宋孝宗决定要给他定谥号，可是有关岳飞的功绩“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实”，为了定谥，手边没有更多的文稿作证，官员只能四方去寻访故将遗卒。对此，袁甫很有感叹说：“先辈有闻多散轶，后生谁识发潜幽。”岳霖父子整理岳飞文稿确有极大的困难。时日的流逝，故友的离去，越是不利岳飞文稿的保存和搜集。岳飞的冤案被平反时，次子岳雷已在流放期间饮恨而死，重担自然落在三子岳霖身上。岳霖面对文稿大量佚失和销毁的情况，尽管花尽气力，多方搜集，终因属于岳家军的重要部将、幕僚，如王贵、董先、李若虚等都已先后去世，一时难以补遗。再说，岳霖在岳飞被害时年仅十二岁，世事不涉，记忆甚少。在此重重困难下，遗漏在所难免。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岳珂编的《家集》还遗漏了一些别的作品，后来陆续地被发现。个中原因自有，失散的诗文往往又落在文人之手，没有适应的时机，不会公开。实因理学家朱熹一再说岳侯“识道理”、“亦大段是有见识”（《朱子语类》卷１２７《孝宗朝》、《高宗朝》），民族英雄文天祥也称颂岳飞“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文山先生全集》卷６《回岳县尉》）。此后岳飞的诗文才逐渐受到重视并得以流传的。
        时至今日，王瑞来还发现了岳飞《送轸上人之庐山》诗（详见《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５日第八版《一首岳飞佚诗》）。据称，没有收录的文稿还有不少，如《光明日报》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３日，报道了江苏丹阳县丹凤岳家村发现《曲阿培棠岳氏宗谱》，载有岳飞临刑前对他的审讯录、岳飞致秦桧的信以及新发现的岳飞诗数首。像岳飞“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这样的激昂诗，未能收录，是不应该的。
        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辑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也不能因为《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辑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以推理、假设的方法往往不能成为历史。宋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见于明清者例子许许多多。岳飞《满江红》词宋元文献未存录，并不能证明该词一定就是伪作。其实，宋元之时就在传诵了。对此，邓广铭先生作了大量的考证后指出：“完全有理由说，在宋元之际，岳飞《满江红》词在民间已有了传布和影响，并非如余氏所以为的那样始出现于明中叶以后。”
        岳飞《满江红》词的刻碑还是较早的，亦非像余先生所言：在明朝弘治年间赵宽写出刻石时才首次出现的。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此为汤阴县秀才王熙在明英宗天顺二年（１４５８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惟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石碑上还明明白白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字。在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１４９８、９９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便不攻自破了。
        有一种说法：岳飞出身一员武将，没有水平能够填写《满江红》这样一首词。那是一种猜测。岳飞确是一员武将，且不是一般的武将。岳飞之孙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中对岳飞的好学精神有所记载，说岳飞在少年时即于“书传无所不读，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此话多少反映了岳飞的好学与博学精神，此为一；其二，当赵构在应天府即帝位之初，岳飞就已能够“上书论事”了，且因此而致得罪、免职。此时岳飞的军职尚在卑微之列，自然不可能有幕僚替他代笔，而是由他自己亲自起草、誊录。从中足证，岳飞当时的文化水平已非同一般了。其三，岳珂以《家集》名义收录的岳飞的作品共有十卷，自奏议、公牍、书檄，以至律诗、歌词与题记，无所不有。其中的奏议和公牍等虽不排除有出自幕僚之手者，而诗、词、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以上足证，岳飞具有填写《满江红》这首词的才能。对此，邓广铭先生从岳飞写作的一些“题记”和诗篇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满江红》词必是岳飞所作，他指出：“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可以作出判断说，谱写这首《满江红》歌词的，和写作上引那些《题记》与那些诗篇的，正是同一个人，即南宋名将岳飞。”其论其据令人信服。毕生从事岳飞研究的李安先生作了详尽考证之后，认定《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鲜明之说，持之有据。
        近见媒体说，某某大师的“全集”，多篇佚失，要求补版。今天尚且如此，古人又何尝不是呢？

岳飞写《满江红》词应该千真万确，现在有人提出质疑只不过是想出风头罢了

考证非常具有说服力！

本来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没有争辩的必要。可有些人就是无聊，喜欢没事找事。

请大家重新看一下孙果达教授的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