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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怪人“蜜司脱岳” 文/范松林 图/综合 解放初期，濮院大街21号唐家打铁铺边的弄堂里，住着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他就是被镇人叫作“岳毒头”的晚清未科秀才岳昌烈先生。 岳昌烈，字更时，他身材瘦长，常年穿一件黑不溜湫的深灰长衫，袖口里总塞着一块脏兮兮的小手帕，脚上穿的布鞋两头开口。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门牙不全，说活漏风，满口“之乎者也”，活脱脱一个“孔乙已”式的旧式文人。
濮院大街一景（陈滢 摄） 我们小时候见到他时，就住在大街上那不足两米宽的弄堂里。一只光铺用几块旧砖头垫高，冬天下面垫点稻草，夏天光席一条，脏兮兮的棉被露出己变成灰色的花絮，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不为过。 原本岳昌烈也算好人家出生，岳珂子孙，武穆王后裔，祖上亦是书香门第，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人称“阿七相公”。祖上从嘉兴迁到濮院时，还有良田千亩，岳昌烈12岁考取秀才，辛亥革命后毕业于杭州求知中学高中部，曾于绍兴学馆、吴兴海岛中学、嘉兴秀州中学任教多年，也曾在上海、浙江一些月刊当过编辑等。他脾气古怪，性格倔强，又“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讨人喜欢，和人合不来，在外面混不下去，只得孤身回到濮院。 岳昌烈虽精通古文，谙熟英语、日文，能写诗作赋，但自恃清高，性情怪异。 返回濮院后，常与友人饮酒赋诗，又不善营生，作为旧文人的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会舞文弄墨，游手好闲，靠变卖田产财物度日。田地卖光，家中原有的房子坍掉，变得一无所有，后来弄到吃了上顿无下顿，只得常到族人和熟人家蹭饭、借钱度日。 岳昌烈曾说自己与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和大文豪茅盾是旧识，常有交往，不知是真是假。 为了生计，岳昌烈于1951年秋写信给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要求政府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并在信中附上和毛主席《长征》七律诗三首。 岳昌烈那三首和诗的内容，现在尚不得而知。1952年春，不见上面回音的岳昌烈焦虑万分，又给毛主席去信。3月29日，岳昌烈提笔给毛主席写了第二封信，并再和毛主席《长征》诗一首，全诗如下： 诗成愁绝绣袍难，那得金貂酩饮闲。 宛有杲阳临陋室，殊无芝泽下丹丸。 云衢空瞩辰星远，玉楮徒惭家世寒。 果许江红河润及，斗金先惠与酡颜。 在此和诗中，他不单引用了杜甫《汉书》的典故，还提到岳飞的《满江红》、岳珂的《玉楮诗草》，一是达到论祖的目的，二是又炫耀自已的才华，并流露出求得一官半职的愿望，三是委婉道出自已生活困苦，希望政府能给予救济。
毛主席八字批复（资料） 也许是主席看不得文人受苦，也许是主席惜才，当即批下“此人似应酌予救济”八个大字，使岳昌烈解脱了困境，得到地方政府照顾，于1954年1月由省文史馆延聘为省文史馆馆员，每月发35元津贴，后加粮贴2元，从此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再也不用东借西讨了。 这样，岳昌烈成为濮院镇解放以来四位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中的一位（另三位为董巽观、申鸿琛、岳石尘）。 岳昌烈在担任文史馆馆员期间，著有《杜甫研究》等著作。 一个月35元的工资，在当时应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当年我父母亲都只有每人每月16元工资，还得养活4个小孩，作为单身汉的岳昌烈来说，当年的生活应该还是可以的。 那时候的岳昌烈一大清早必定来到众安桥堍的忠林茶馆，坐在临街的一条长凳上，泡上一壶茶，一本正经地在桌子上摆上一本英文书或线装书，旁若无人、摇头晃脑地朗读着谁也听不懂的英文或古诗词，吃过早茶还徒步到香海寺白场的银杏树下，继续做他的功课。 我们儿时和岳先生倒有些渊源，他每天把一分钱的纸币放在一只香烟盒大小的铁盒子里，在路上有小孩对他躹躬，用英文说一声“蜜司脱岳”（岳先生），他就会捞起长衫，摸出那小铁盒，小心翼翼地从中取出一分钱纸币给我们，我们有时为再得一分钱，抄近路、穿弄道，挡他的道，再一躹躬，一声“蜜司脱岳”，又是一分钱，乐此不疲。 他为啥要这样做，我一直不解，现在想想应该是他当时的行为举止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他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小孩，大概是希望获得尊重感和存在感吧！ 晚年的岳昌烈还住在那窄窄的弄堂里，里面还是那只地铺和那床脏兮兮的破棉被，人更加疯疯癫癫，行为举止让人直摇头。 1970年的冬季，已80高龄的岳昌烈在一个雨雪之夜，跌倒在白雀寺前白场的一只防空洞里，爬不出来，喊救命，又因声音低微而无人救援，到天亮被人发现时人已不行了，不久就离开人世。后来邻居们才知道，那夜夹杂在风雨声中象猫狗叫的声响，原是岳昌烈的呼救声，真的让人唏嘘！ 从那时开始，在小镇高低不平的石板小街上，再也见不到那个穿着破旧长衫、腋下夹着本英文书的密司脱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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