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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2014年发表的新闻，谨以此怀念史式教授！
耿耿忠心修青史 铮铮铁骨显精神 九旬高龄史学大家史式教授访谈录 2014年02月27日
编者按：我国著名史学家史式教授今已九旬高龄，他的毕生著作已由出版社接受编集出版，书名《史式文存》，今年陆续出书。但他至今仍然埋头苦干，每日伏案工作十小时以上，赶出暮年精品。而且他所探讨的都是大问题，文章中除了不谈家事之外，对于国事、天下事可谓事事关心。史老是一位海内外知名的高龄学者，著作等身，而且是得到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专家。但他却没有学历，全靠自学成才，其爱国敬业治学的精神对青年人来说是榜样也是莫大的激励。本篇访谈录详述了史老不平凡的成长经历和数十年治学之路，希望能更全面介绍这位传奇史学大家的故事，以飨读者。
正在接受采访的史老，已满九十岁。
史式出生于书香之家，自幼饱读诗书，但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失学。失学后一生坚持自学，从未中断，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采访时，我们见到一个书橱装的书全都是他自己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早就“著作等身”。
他坚持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绝少依傍古人，也不人云亦云，常有独到见解，“正史不正，实录不实”，“中华文明一万年”，“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发挥于今天，发扬于世界”等观点至今仍在学术界广受关注。
史老虽以他的各类著作闻名遐迩，但是近年来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似乎销声匿迹。不过，熟悉史老性格的人都知道，埋头工作，为人低调正是史老为人的一贯风格。
去年八月，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按照国家统一布置，举办“全民读书月”活动，书香重庆网的记者侯慧贤辗转联系到隐居多年的史老，提出采访邀请。没想到的是，看过提纲，史老欣然接受了采访，他说采访内容中有关读书和健康的话题，或许对读者们会有帮助。原来以学以致用为治学准则的史老，纵然隐居多年，心中所念的依然是平凡人的生活！或许，正是这种心系天下的人间关怀，才铸就了一代学人！
事后，侯慧贤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史老当时接受我采访的情况是：身体健朗，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十分健谈。
（以下内容根据人民网、书香重庆网等采访整理）
只管耕耘不管收获的自学学者
问：史老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之初，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战乱中度过，幼年失学，全靠自学成才，一生经历坎坷，治学之路也颇多曲折，不知道您这个“三自学者”的外号是怎么得来的？
史老答：这个外号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牟安世研究员给我取的，所谓“三自”，指的是“自力更生”、“自学成才”与“自成一家”。可惜他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自学之路肯定是人人都可以走，但是自学之后能不能成才，又能不能“自成一家”，那就说不定了。这中间的偶然性是难免的，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使偶然变成必然。在我50岁的时候，只知道埋头耕耘，信心十足，那时候虽然几部重要的著作已经完成，已经得到老专家的肯定，但自己仍然一无所有，还是个无名小卒。只有再配合国家形势的发展，加上十年关键性的努力，到了70岁的时候，一切应该得到的职务、职称、荣誉，才得以逐步得到，而且应邀访问台湾，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问：自古以来，不少学者都有维系一生的治学准则，不仅规范自己，也能垂范后人，不知道史老的治学准则是什么？
史老答：我的治学准则是学以致用，国家民族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研究什么。离开了祖国、民族的需要，个人的成就又有什么意义。我不反对别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在治学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都有自由，但是我有自己的追求。人是由自己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在22岁之前，已经决定了这一辈子要走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道路，不管付出多大的的代价，不管承受多大的风险，无怨无悔，百折不回。
关键性五步决定了一生的道路
1992年10月7日台湾《联合报》 上的新闻报道，这时史老刚满70岁。
问：艾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之处往往只有几步。请问史老，您的关键几步是在何时何地？又是怎么走过来的？
史老答：我的人生道路关键之处只有五步，可以简介如下：
第一步，我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桐城派弟子，皖系军阀的高级文官，家中藏书不少。我从小既有机会能和桐城派治学方法沾一点边，又因经常往来南京、安庆两地，有机会了解不少太平天国史事，就在10岁左右开始用桐城派治学方法研究太平天国词语。到了《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出版，我已60多岁，中间隔了几十年。在此书自序中我曾有小诗一首以记其事，诗曰：
前前后后四十年，
点点滴滴汇成编。
轰轰烈烈天下事，
沸沸扬扬纸上言！
第二步：是八年抗日战争爆发，家乡被日寇侵占，当时我尚未成年，毅然决然离家出走，参加抗战。这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后来一系列的人生经历。
第三步：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亲见满街张贴的“还我河山”的大标语，亲闻“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满江红》的歌声响彻云霄，我就在深思为什么900多年前民族英雄岳飞抗金的史事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能够如此鼓舞士气、激动人心？结合对抗战的宣传工作，我从研究岳飞的历史，从此走上研究宋史、研究历史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一走就是几十年，至今还在继续走下去。
第四步，我先考取湖南公路局，然后又争取到广西腹地，去参加湘桂铁路的选线工作。当时怀着一种别人难以理解的想法钻进广西腹地，去干什么？——去了解太平天国起义之初的真情实况。这一点，只要把我在第一步中所说的童年时代就开始编写《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的行动结合在一起看，也就很好理解了。
此后我又跨出了第五步。这一步跨得很大，而又跨得十分彻底。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拜师，所拜之师是广西贵县人罗尔纲先生，他当时年龄不大，不过40多岁，因为擅长考据，终生钻研，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师。作为他的私淑弟子，我当时的实足年龄还不到20岁，但是师生情谊深厚，交往50多年，他去世之后，还把一些遗愿托付给我，希望我能代他完成。
另一方面是改变自己的职业。经过几年的离家漂泊，我已经从事过许多不同的职业。我最后的择业标准，不是从事某种职业对我有利，而是某种职业为我所喜欢。也就在我从师两年之后的22岁的时候，我终于选定了自己的一生道路：学人、读书人、文化人。明知清苦，一生乐意为之。
2012年3月台湾举行国际书展，展出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连续出版的三本史老的新著。 问：近年来海峡两岸的交流非常密切，文化交流佳话频传。听说2012年3月，台湾举行国际书展，主办方隆重推出了您的三本著作，引起海内外许多读者的关注。而且听说您做两岸交流的工作已经很久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史老答：我的三本著作连续在台湾出版，同时出现在这次书展上，是有这么一回事。至于我从事两岸交流的工作，如果从1992年应邀赴台讲学组织两岸史学家合写《中华民族史》算起，至今已经21年了。
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复兴，我先是在媒体上发表了两岸历史学者共同编撰一本中华民族新史书的倡议，并在重庆市成立了中华民族史研究会。1992年10月，更应邀访台，单枪匹马赴台交流，结识了不少台湾史学界的友人，共同进行《中华民族史》的编纂工作。1993年，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我们编纂《中华民族史》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也在重庆市召开。根据形势的发展，研究会积极展开对台工作，尽力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为了全力开展工作，1994年春，我举家南迁海南。因为那时海南是大特区，对外交往方便，我以海南省中华民族史研究会的名义自立门户，独立工作，只对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负责，他是名誉会长，我是会长。主要工作是组织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华人史学家合作编辑《中华民族史》，从1994年到2001年，前后八年之间，一共举行过四次中华民族史学术研讨会，两次国际学术会议，编辑出版过两辑《中华民族史研究》，组织多篇论文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解决了历史方面、民族方面不少疑难问题。在海南期间，我又与台湾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共同编撰了《台湾先住民史》，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由国务院台办与国务院新闻办联合颁发的全国对台优秀宣传品的奖状。
此书出版发行后，福建海峡之声电台据此改编为对台广播稿，前后播出了大半年之久。此外，由我编撰，中央电视台海外专题部拍摄的纪录片《祖国大陆与台湾先住民》分多次播出。
我和台湾学者文化交流的关系，是从20年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因为国际关系的复杂，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岁月如流，人生易老。当年为此事打主力的史学家与支持者相继去世，今后还有多少人能忠心耿耿地坚持下去为祖国编修青史，那就很难回答了。
与民族英雄后代结下深厚情谊
《中国不可无岳飞》 史式教授是著名的长期研究岳飞的专家，七十年来多次在报刊上公开呼吁为岳飞彻底平反，虽冒风险也绝不动摇。因此和许多岳氏宗亲结下了深厚情谊。
史老介绍说，三年前到台湾去，十天去了十几个地方，处处都会受到岳氏宗亲的欢迎。和他们虽是初见，胜过老友，不是亲人，胜过亲人。我长期不断地呼吁为岳飞平反，使自己与全世界的岳氏宗亲结了不解之缘，呼吁的内容是为岳飞彻底平反（不是平谋反之反，而是平愚忠之反），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最后的三次，得到不少人的共鸣。通过电话或见面，和他们成了朋友。2011年3月，我应邀赴台，参加台湾一些基金会和学术团体纪念岳飞908年诞辰的活动。台湾《联合报》派记者访问了我，并对《中国不可无岳飞》一书作了评论，很客气地称我为“权威史家为岳飞翻案”，赞成我对岳飞的重新评价。
人民网记者对史式教授补充采访
史老求学治学的经历精彩激荡，思想不拘一格，为人光明磊落，既严守学人的严谨、严肃学风，又绝不迂腐封闭。记者虽与史老文章往来若干，也不断看到如《团结报》、《探索与争鸣》、《重庆晨报》、书香重庆网等媒体关于史老其人其学的报道，但仍然感觉他对有些问题还可以说得更加深切一些，于是，再次补充采访如下：
问：史教授，您是一个一生只有三年小学学历全靠自学成才的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职业还是相当有魅力，相当吸引人的，您为什么偏偏选择史学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一经选定百折不回，无怨无悔。根据多年来我们对您的了解，必有特殊的原因，绝不会像高考时考生选择专业那么简单。举例说，今年农历是甲午年，也就是马年。一提到甲午，您的第一反应就是为120年前甲午海战那场惨败而痛心疾首。我们不难推测，这一历史事件与您选择史学家这一职业有很密切的关系。
答：你说得不错。远的不说，只就近十年来我所发表过的长长短短的文章而言，你们就能猜到我之所以选择当个史学家的深层原因。固然，中国学者都知道“欲亡人之国，必先亡人之史”的道理，但是别人大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我则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得来的。我出生于1922年，地点是安徽省的安庆市。当时是甲午海战之后，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虽然不少，但是主要外患是日本军阀的侵略。在我出生的时候，家里的大厅中挂有一幅横幅，上面写着四个大字“还我河山”。这四个字是岳飞写的，也正因为祖国多灾多难，我们才更崇拜民族英雄。了解当时形势的老一辈人都能体会，我们挂这四个字的对象是日本侵略者，甲午之战败后，日本已经占了我们不少河山，（占了我们的宝岛台湾，吞并了我们的藩属琉球、朝鲜）还在积极入侵满蒙，在我9岁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占了东三省，以后又入侵内蒙、上海、口口声声，说要“三月亡华”。七七事变、全面入侵之时，我才15岁。为了不愿当亡国奴，在国破家亡之后，只有离家出走，参加抗战工作。在八年抗战之初，我在战地到处流亡、奔走，亲眼看到与南京大屠杀同一类型的许多惨景，言之痛心，但又挥之不去。日本侵略军对我家虽然没有直接的血债，但是我的一生遭遇多少不幸，都是由日本人造成的。当时我唯恐日本人“三月亡华”的计划实现，中华民族就会万劫不复，那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铭心刻骨，永远记下、保留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国破家亡的惨状。这就是我于去年年底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拍案而起，痛斥安倍晋三“要走东条英机的老路”（要送他上绞架）的原因。好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已经不是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同样是马年，这马已经不是万马齐喑、马失前蹄的马，而是万众一心、万马奔腾的马。今天国家的领导人有决心在经历了一百年的民族苦难之后，再经过一百年的努力，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圆中国人的强国之梦。这是古所未有的大好事，但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重新崛起，再展辉煌！
从一篇书评来看，作者评的是人
这是台湾报纸所报道的一条改写中华古史的新闻
问：史教授，我们曾在一本刊物上看过有一篇对您的书评，其中一段是作者评您这个人，说得很有特色，您是否认同作者对您的评价？
答：这个作者是我的安徽老乡，也曾经是邻居。要比我小三十多岁，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因为工作不同，他对我的书了解得不多，倒是对我过去的生活情况了解得不少，这也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我想不妨摘录有关的段落，却还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以下是对这篇书评的摘录）
由我来对史式教授作一番介绍，应该说是比较合适。我们都是安徽人，70年代初相识于重庆，当时我二十出头，迄今30年来，虽未常受教益，但仍时有问候，与他可称之为忘年之交。我对其书，也就是他的学术造诣，知之不多，但对其人，则可以说是了解不少。
他幼年失学，自学成才，是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自1992年起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多年来一直是我国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学者之一，近年来则倾心于探讨重写中华民族新史书。
他从一个小学毕业生，通过长期自学，长期奋斗，成为一位海内外知名的史学家，所走过的道路，必然是漫长而坎坷，而能够坚持从坎坷道路上走过来的人，无论是他对性格，他的工作作风，必有某些特点，某些长处，可供大家借鉴。二三十年来，据我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的为人，他的做事，确有不少与众不同之处，概括起来，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看”的人。一般说来，青年人向往未来，老年人回忆过去，这是人之常情。他却是一个永远向往未来、计划未来，从不回忆过去的人。他成天风风火火，忙来忙去，步履矫健，语如连珠，抓紧一切时间，为实现自己一个又一个计划而努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从来无暇忆旧”。
第二，他是一个永远“动脑筋”的人，坚信头脑愈用愈灵的道理，身体可以休息，头脑永不休息。在任何环境之中，随时注意客观事物，随时考虑各种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没有让头脑休息的习惯。”他同时是一个健谈的人，一谈数小时，毫无倦容。直到过了80岁，仍然如此。
第三，他是一个记忆力极强的人，能够记住数百个海内外电话号码。他觉得这有两个好处：一是方便。不需要电话本；二是绝对保密。因此一朋友们称他的头脑是“电脑”。
第四，他是一个责任心强，做事极为仔细的人。凡是经他本人校对过的文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错不了。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因为这就难免事必躬亲，疲于奔命。
总之，他是一个对生活始终保持积极态度不知疲倦的人。这样的人，在精神上是永不衰老的。
摘自 《重庆与世界》2003年第9期“人文重庆”栏目《耄耋重修中华史》一文，作者汤庆章。
二十岁拜师成为罗尔纲先生私淑弟子
1987年12日，史式教授从重庆到北京拜望老师罗尔纲先生。此时史（左）65岁，罗（右）86岁
问：史教授，您一生治学受罗尔纲先生的影响很大，听说罗先生在去世以前，一些未做完的工作，还托您代他完成遗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愿闻其详。
答：正是这样。1942年，我在桂林工作，是一名新闻记者，当时还未满20岁；罗先生也不过40出头，已经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学者了。他一生谦虚谨慎，别说对我们这些未行拜师大礼的私淑弟子，就连对他真正的学生，也同样十分谦虚。有人在报刊上指出他的失误，他很高兴，立刻去信道谢。他越是谦虚，大家对他越是尊重，丝毫也不损失威信。对于有志自学的人。他特别爱护，名之曰“困学”，也就是说，凡做学问不靠别人保驾护航，而是自己勇于攀登，不怕费力，不怕流汗，这样得来的学问才更为扎实。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从“困学”中奋斗过来的人，深知其中甘苦，因此对一些有志自学的人，爱护不遗余力。不仅随时指教，而且提供资料，只要有机会，就会加以推荐，代为介绍。对于所说的这一切，我只要举一个实例，就足够说明问题。1992年底，他的一本重要著作《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出版，他送了我一本，并在封面内页上写下了一段话：
史式同志教正
罗尔纲敬赠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
纲研究水浒传始于1929年，发表《水浒传与天地会》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大公报》。一九三五年一月陈望道编的《太白》新年号转载此文。据说五十年代初冯雪峰任人民文学社长，即根据该文出版水浒传七十回本，而不从时人所主张的百回本。关于此文所提天地会倡立于康熙年间，其宗旨为反清复明，近年已为台湾学者所证实。关于水浒传最主要问题为性质问题。本书多得史式教授的指教、提示，其最主要论据，即史式教授所提梁山泊“替天行道”係出自老子《道德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此真可谓“独具慧眼”矣！今拙著全书出版，敬以奉呈，以表铭感于万一！
关于《水浒传》的三大疑问，是我和他长期探讨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他既没有引用我的文章，有没有引用我的某一观点，只是在某个问题上感谢我的一些“提示”，就表示如此重谢，实在使我愧不敢当。由此足以说明他对人是如何的谦虚。我们师生一生交往五十多年，他仙逝后又过去了十七年，我至今仍珍藏着他的全集，许多手稿、与百封左右或长或短的来信（包括信封、他每信必挂号）永作纪念。不久之后，我对他的遗愿完成，将增补他的全集，并将这些文物，再送到一个最适当的地方去长期保存。
中华文明之中含有海洋文明
问：史教授，据说您一生治学，不管是文（语言文字之学），还是史（历史，考据）都从罗尔纲先生那里深受教益，只有研究海洋文明，研究古越人的历史与罗先生没有关系，不知道是否如此？
答：是的，罗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凡是未经涉猎的领域，从不轻易表态。我在海南居住8年，从事对台文化交流工作，对一些新钻研的课题，就没去打扰他。
我这一生所出版的第一部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学术著作《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就由罗先生为我作序，直到他92岁高龄体弱多病时，还为我和郭毅生教授共同主编的《太平天国大辞典》题词。大辞典出版后两年，他即仙逝。在这十多年间，我的所有著作几乎都由他作序，可以说是“无书不序”。足见他对我这个私淑弟子是支持了一辈子。
到了海南之后，从研究“台湾先住民”的历史起步，乘经常举办学术会议和出国出境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随时跋山涉水，考查文物古迹，十多年来，一再扩大了自己钻研学问的范围。主要的学术论文如下：
一、《中华民族与海洋的关系》，发表于北京2000年7月总第49卷第7期《今日中国》杂志。
二、《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喜看中华民族今日重返海洋》，发表于台北2011年11月广东文献季刊社出版《历史传承与创造未来》一书（P197-203），此文不久前又发表于人民网的强国论坛。
夫人赵培玉女士是他事业的合作者
我们在海南开展工作时，举行学术会议后在亚龙湾海边留影
问：史教授，有关师母的情况，是否也请您作一些必要的介绍。
答：可以。长话不妨短说，三十多年前，她回故乡探亲，我送了她一首七律：
昨夜月光照我床，
魂飞万里到临沧。
晨风吹皱南定水，
夕阳斜照澜沧江。
高山处处闻鸟语，
小径时时有花香。
天涯游子归何处？
从此君乡是我乡。
功业难成，时光易逝，三十多年之后，我们如约移居到她的故乡--四季如春的云南。
问：您的身体这么好，虽九十高龄但耳聪目明、“铁骨铮铮”，原因是什么？是否得力于师母的照顾？
答：她本来是体操运动员，为了支持我的“千秋事业”，她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这当然是主要的原因；还有，我幼时身体并不好，又想真心读书求知，不得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一生不沾烟酒，而且早睡早起，数十年如一日，此其一。多年认真读书，认真思考，头脑就会越来越清楚，此其二。良好的生活习惯与认真读书，这是一种良性循环，也是争取健康长寿的重要条件。其实，我的“铮铮铁骨”也是长期锻炼得来的，我的家族是个肺结核家族，我在十四五岁就患过肺结核，真正属于文弱书生那种类型。9岁时得过脑膜炎，在当时这是一种很凶险的传染病，得了这种病。不死也会留下各种后遗症，全靠名医施今墨救了我一条命。以后又患过真性伤寒、恶性疟疾、阿米巴痢疾、大叶性肺炎等等，可以说是多次死里逃生。30岁以后，身体逐渐好转，50岁以后，老病基本痊愈，新病不再发生，因为这时身体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力。去年6月中旬，在重庆的三甲医院重医做了一次比较仔细的体检，检查的结果是：一切老毛病都是往年陈迹，至于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疾病的健康人，不仅没有三高，心电图长期正常，血压长期保持80-120，比许多年轻人都要稳定，甚至脸上连一块老年斑都没有。《重庆晨报》曾经报道我前年两次摔跤，也很生动：一次是“4月，史老在一个地下车库踩滑一步，摔在一丈之外的水泥地上，随行弟子和友人都吓傻了，正犹豫是不是马上伸手拉他起来，他却自己爬了起来，拍拍灰尘说：没事，没事！”另一次是“9月23日晚上8点多钟，史老在家中书房埋头工作，屋顶一块一平方米大的水泥敷料落下来，正砸头顶。夫人说：当时我在阳台上，听见‘轰’的一声，像是发生了爆炸一样，我赶快跑去一看，他满头灰尘，邻居、保卫处的人都来了，也喊来了救护车，我们要送他进医院，他坚决不去，说到了医院肯定被留下来住院，我已经订好25日的飞机票到武汉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不能去医院！”在体检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之后，我随即与出版社签了一个十年的工作合同，开展了一项新的工作。
我对岳飞另有不同的评价
北京国防大学校园里的岳飞塑像-跃马横枪，奋勇前进！（史教授当时已经84岁）
问：史教授，从《中国不可无岳飞》一书的主要内容看来，您对岳飞的评价和以往大不相同。您认为岳飞并不是一个失败了的悲剧英雄。他奋斗一生，不仅为中华民族保护了南方这一大片热土，使之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地；而且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树立起一种可以传承千秋万代的民族精神。请问是这样么？
答：不错。因为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如果没有岳飞一举击溃金兵的主力，则赵构已经败亡，哪里还有什么南宋！杜甫輓诸葛亮的诗是：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是说得不错的。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的时候，确实是出师未捷，壮志未酬，令人同情，令人惋惜！但是岳飞的情况不同，岳飞是在出师已捷之后被自己人害死的，不是令人惋惜而是令人愤慨。所以我改杜诗为
出师已捷身冤死，
长使英雄怒满膺！
这次台湾版的《中国不可无岳飞》一书（2011年3月初版）就直接把我的这两句诗用在封面上，写成“出师已捷身冤死，长使英雄怒满膺”——史式輓岳飞。非常痛快地赞成我的这一新观点，把我这两句诗用作此书的宣传用语。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当抗战开始的时候，见到满街贴的都是岳飞所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满江红》的歌声响彻云霄。当时的抗日战士唱着“怒发冲冠”、“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之时，他们正是从民族英雄岳飞的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八百多年来，岳飞被中国的老百姓所深深怀念，每当祖国有难，敌骑踏进中原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他来。他的尽忠报国、还我河山的精神早已超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永不泯灭的民族精神，流传千秋万世……当时的岳飞已经做好了大举北伐的准备，还我河山，指日可待。他的这一宏愿如能实现，可以使当时的世界局势从根本上改观。宋王朝能够中兴，就能让当时的东方各民族保持相对的平衡，共同发展。蒙古铁骑大规模入侵中亚和欧洲的战争也不会发生，中国与世界的历史都会改写，中华民族后来也就不会遭受那么多的苦难，回顾历史，缅怀英雄，我们对岳飞的冤死也就更加痛惜。在谈到岳飞，谈到民族英雄的时候，你们当然都会理解，我所指的敌人是谁。2011年1月大陆版的《中国不可无岳飞》一书初版之时，我就在第130页中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会长期去参拜靖国神社。这绝不是什么未卜先知，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如果连这一点小事也预测不到，请问历史学家还有什么用处，除了吃干饭，还能做什么？
采访后记
写完这篇访谈录之后，我很想为我们这位老作者说几句话。
十余年来，他在我们网上长长短短发过几十篇文章。可以说，每逢风生浪起，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他总是挺身而出，为了祖国的前途，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大声疾呼，热血著文，有人以为他是热血青年，至少也是壮年、中年，想不到他已经是年已九旬的老者。从这篇报道中可以大致见到他一生经历，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一曰耿耿忠心，埋头苦干修青史，
二曰铮铮铁骨，艰苦奋斗显精神。
在这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万马奔腾，向着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奋勇前进的时候，在国家领导人决心领导全国人民改变社会风气要圆中国人的强国梦的时候，希望他的这一事例能对广大网民，能对广大青少年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人民网记者 何晶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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