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市长岳维藩的梦想——要把太原建成中国的布达佩斯

             老市长岳维藩的梦想——要把太原建成中国的布达佩斯

1996年出版的《人民的好市长—怀念岳维藩》

岳恒（中）与韩贯斗（右一）在王宪斌（左一）家再话当年。

今年是老市长岳维藩诞辰100周年，8月30日,本报刊登了王宪斌先生《应该为岳维藩市长塑一尊像》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近日，岳维藩老市长的儿子岳恒先生、岳维藩当年的工作助手—市政府秘书长韩德功之子韩贯斗专程来到王宪斌家，再话当年。记者也借此机会了解了老市长岳维藩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晚秋的天气凉意袭人，我们在温馨的屋内，听着岳恒的讲述，岳维藩老市长生前的一幕幕在眼前渐渐清晰起来—

　　城西水系公园未能实现 成了老市长永远的遗憾

　　2013年8月29日的《小康》杂志发表了记者曹伟的一篇文章：《造城市长耿彦波重回太原，三年完成太原改造》。文章的主题是宣传、介绍耿彦波市长。但文中有一段话提到岳维藩。摘录如下：

　　“耿彦波心中有一个标杆—上世纪50年代的太原市长岳维藩。这位官员现在鲜为人知，但在当初规划、修建迎泽大街的时候，正是这位市长坚持要修到70米宽，这个宽度当时仅次于北京的长安街。不仅如此，除了中间的红线外，当时还规定迎泽大街两旁所有的高层建筑必须后退30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正是这条街令太原市在北方城市群中独领风骚，远远超过了相邻省会郑州、西安、石家庄。‘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岳维藩的这句话，也成了耿彦波改造太原时的动力所在。”

　　岳恒介绍说，在岳维藩的思路中，太原市应该建设成布达佩斯那样的格局：多瑙河穿城而过，河的一边是布达，另一边是佩斯。这个城市相当美，被称为“多瑙河明珠”。现在太原市城市建设的整体格局基本上维持了岳维藩的这个思路：东西线以迎泽大街为中轴，南北以汾河为中心。整个城市的“骨架”就是在1954年规划中形成的。

　　60年过去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太原市第一期总体规划仍然是个先进的规划。其中，城西水系公园是岳维藩为太原市规划的一处改变北方城市干、旱、灰、土、旧面貌的杰作。作为旧城护城河的一部分，旧城墙西边原有几个水面：黑龙潭、饮马河、西海子、南海子。岳维藩在第一个总体规划中设定，在城西修建一条马路（新建路）作为城市道路骨架的副轴线，道路东边水面西边不摆建筑，建设一条绿化带，植树种花，再把上述水面整理疏通，形成一条连湖水系。北面从汾河引水进来，流经该水系，再引入迎泽公园的北湖、南湖，最后排入汾河。整个水系形成一条既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隐藏在绿树红花之中的自然水源系统，与绿化带一起，形成和迎泽公园以水相连的另一个大公园—城西水系公园，既为市民营造一个近在身边的江南园林似的憩息、游乐和文化、健身活动场所，还可调节气候、减少污染、改善环境，提高城市宜居度。

　　如果城西水系公园按原计划建成，太原人将提早几十年享受到临河而居、繁花相伴的惬意生活，那么，太原市必将成为北方最具特色和诗意的宜居城市。遗憾的是，如疾风骤雨般来临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一切打破了。

　　1966年之前，太原市一直严格地执行着这一规划，并逐年将西海子水系基本疏通。但在十年浩劫中，接管市政的负责人硬说搞花园城市是资产阶级思想，于是，绿化带建起了窑洞宿舍，部分水面挤做建筑用地或用垃圾填死。接着，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从而彻底破坏了这一规划，使这一美好的城市景观永远只能停留在原来的规划里，成了“最难改正的错误之一”，成了老市长永远的遗憾！

　　现在，只有市政府对面，还留有一小片没有被楼房挤占的绿化带，常见到人们在那儿休息、健身，算是对这个规划的纪念。

　　对于“文革”期间对太原城市建设规划的破坏，岳维藩痛心疾首。所以，当他1979年从南京返并二次主持市政后，立即组织力量重新制定新的二十年城市建设规划（1980-2000），并亲自兼任市城建委主任。他带着工程师，坐面包车绕城区整整转了两天，又在召开的总体规划办公室全体人员会议上讲了3个多小时，详细讲述了他对这次总体规划的想法，所以，第二期规划出来以后，有些项目到现在看来也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比如，在汾河城区段蓄水，使之成为一个水上公园，同时又可以成为太原市民一个新水源。工程师们后来回忆说，岳市长是一个看得远、有想法、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实干家。2000年，在老市长逝世5年之后，汾河公园终于建成。在获得联合国“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汾河公园落成剪彩仪式上，原省委书记李立功在讲话中说，这是老市长岳维藩同志给我们奠定的基础、作出的规划，我们应当感谢老市长。

　　迎泽大街与老市长

　　岳维藩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有很多为人所称道的亮点，这其中，广为人知的就是迎泽大街的规划与建设。

　　迎泽大街当初规划为70米宽（现在火车站到五一广场仍为70米），五一广场到迎泽大桥段，因受地下管线和地上建筑的影响，后改为66米。这个宽度当时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仅次于北京的东西长安街。规划一提出，就引起争论，市委常委中也有不同意见。是老市长高瞻远瞩的“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的理念和“平战结合”的战略考虑最终说服了各级领导，规划得到了批准。所谓“平战结合”，就是平时是马路，战时可以做飞机跑道使用。这对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的年轻共和国来说，确实是未雨绸缪的战略需要。从规划到建设到现在，60年过去了，而宽阔美丽的迎泽大街仍然还是“以其宽阔和笔直的雄姿载负着繁重的交通运输任务，畅通无阻（任善征语）”。

　　温作君在他的怀念文章中这样写道：“岳维藩同志为把省城太原建设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几乎到了事无巨细都要关心的程度。一座楼房，起几层，结构如何，色调怎样，与街道上左邻右舍是否和谐美观，他都要过细地考虑。我常见他和城建规划部门的领导同志们为此伏身案头，研究到暮色降临的时候。”

　　把太原建设成美丽城市

　　老市长岳维藩在城市建设中除了注重实用，还特别注意美观，把美学理念融入城市建设中。他要全市人民生活在一个美的环境里，他要把对美的享受融入到人们的城市生活里，不希望人们只是生活在水泥墙的夹缝中。他要求，摆在主干道上的高层建筑要千姿百态，防止雷同，更不容许火柴盒式建筑重复出现，也不允许摆宿舍楼。他主张，拆除主干道上各单位的实体围墙，代之以绿树红花。“迎泽大街的实体围墙陆续拆除后，墙内外遍地植树种花，使大街显得宽敞、明亮、美观（李振兴语）。”在张钟祥同志的怀念文章中，对于岳维藩把美学融入城市建设的思想有不少回忆：

　　“从这次看路，我感到岳市长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常将各种学科融合起来运用，以前经常听到他对某一建筑在艺术、风格上提出卓越的见解，自认为道路这个形式简单的工程，并无美不美可言，但这次他在道路方面也联系到‘美学’，仔细想来，事实上他在天龙山、迎泽大街等不少工程的指示中，早就包含了‘美’的思想在内，这次才使我这个长期在力学、结构学中打圈子的人，终于得到启发。”

　　“1981年，他和10多名技术人员共乘一辆旅行车，到新建路、迎泽大街、建设路、府东街、府西街转了一圈。在车上，他说要把这几条路搞成‘样板路’，也说了沿途的一些具体设想，对某些建筑，从艺术上提出精辟的见解。总之，这一圈，好似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城市建设专业理论课，比一些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讲得更生动具体，更切合实际。难怪大家都公认他为城市建设专家。”

　　“市长有规矩，可不敢”

　　岳恒说，他父亲的一生是清廉的一生。

　　老市长的清廉，首先是对家属子女的严格要求。老市长有5个子女，没有一个在外打过他的旗号，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接受了高等教育，又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赢得人们的尊重。现在，岳恒的大哥在研究所里搞科研，其他姐妹都是普通教师。岳恒说，上大学期间，甚至没有同学知道他的父亲是高干。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固定的，除了伙食费，只有少许零花钱，供在校内洗澡、理发和周末看电影用，略有节余，便用来买书。他们都过着和普通同学一样的生活，没有任何特殊。

　　老市长的工作是不允许子女介入的，有人来家谈工作，子女必须回避。公家给他配备的汽车，那是“工作”用车，子女们是不能乘坐的。不仅子女，就连同是领导干部的老伴，也不能乘坐，哪怕是顺路上班（他爱人在市委工业部工作，与市政府就是南北院），哪怕是一同去湖滨会堂或并州饭店开会，也是他坐他的“专车”，爱人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或步行。那时，参加会议的干部们常常看到这样一幕：会议结束了，人们纷纷从会场里出来，老市长自己乘上小车独自一人离开，老伴则和其他同路的干部一起去赶公共汽车。

　　他从来不尝样品，不试用新产品，不接受礼物，不用公款请客，不用公款订报刊。基层单位经常送一些轻工产品、食品的新品种，让他试用、品尝，他总是看过后让全部退回原单位。

　　“1982年，到清徐下乡考察菜地时，有一种刚刚引进的新品种蔬菜，农民们要给老市长和随同人员带上一点尝尝，陪同一起的农委副主任周刚同志连忙摆手说：‘市长有规矩，可不敢！’多年了，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脾气’。我们在他身边工作，压根就看不见有什么人给他送礼（宋书信、宁和平语）。”

　　承受着所有的苦，为了人民生活的甜。老市长岳维藩用一生书写了人民公仆的真正涵义。从岳恒的讲述中，记者深深感受到了他对父亲的崇敬与爱。父亲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物质财富，留给他最大的财富，就是—知道了怎样去做一个大写的人。

　　老市长的精神在今天尤为难能可贵，澹泊一生清白去，无碑却在人心中。他是一个真正富有的人，他收获了后世人们绵绵不绝的敬意和怀念。

本文来源：山西新闻网-三晋都市报

亲，感谢您关爱《岳飞网》,希望继续发表更多更优秀的帖子,此帖我们的版主和网友已经开始关注!

     岳维藩(1914--1986)，山西五台县沟南村人人。出生于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中。其父岳绍武在外做小生意，岳维藩收入甚微。岳维藩十二岁时在本村小学毕业。因经济困难，不能升学，流落太原，先后在国民师范学校附设工艺部当过童工，在榆次晋华纺纱厂做挡车学徒工，后又到太原兵工厂步枪厂当钳工。1930年，岳维藩考入太原并州中学，通过阅读进步书籍，思想上有了进步要求。1933年考入成成中学，他努力学习社会科学理论书籍，迫切要求进步，认真阅读和散发上海出版的党的秘密刊物《时代文化》。1935年因参加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被逮捕下狱，判刑五年。在陆军监狱，受到郑林、乔明甫的启发教育，为要求改善政治、生活待遇，参加了狱中绝食斗争。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到军政训练团第七队受训。1937年五月，由郑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抗日工作。他受党的派遣，历任安邑县牺盟会特派员，乡宁牺盟中心区秘书、汾城县县长。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牺盟会组织，发动群众，创建群众团体，协助组建新军政卫一、二支队，后扩编为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一九三九年，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政变”，调集重兵，对汾北中心地区实行封锁，岳维藩立场坚定，严密组织，全面部署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在队伍东进途中，遭到日军伏击，岳维藩当机立断在麦瓮子村召开会议，果断决定，在塔尔山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以后，岳维藩历任沁县县长、太岳行署财务处科长、秘书，太岳三专署汾南办事处主任，稷麓县县长，吕梁十专署专员．建国后，历任晋南中心专署剐专员，运城专署专员。

一九五二年，岳维藩担任了太原市副市长。在省、市委领导下，他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对太原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岳维藩同志十分重视加强政府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凡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信件，他都亲自批阅，提出意见，限期解决。五十年代初，由他提出的“市长接见人民代表日”制度，经《人民日报》宣传后，在不少大中城市得到推广。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仅自己求知若渴，博览群、书，并从省内外延揽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一九六五年，岳维藩调任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南京市市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他虽身处逆境，但坚信真理，立场坚定，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干部，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

      一九七九年，岳维藩调回山西，任山西省副省长、太原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一九八二年任太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在中共山西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他还连续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在重返太原后，不顾年迈体衰，坚持一天三上班，力图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他亲自精心筹划，主持制定了太原市1980年至2000年的总体规划，体现了太原作为山西省会和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中心城市的特殊性、重要性。他坚持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果断地平反冤假错案，给许多老党员、老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侨眷、台属落实了政策。

      岳维藩一向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特别注意严格要求家属和子女不搞特殊化。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直到重病期间，仍然念念不忘工作。在临终前一天，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还凑着顾豪工程师的耳朵说：“‘文革’把城市规划搞乱了，要总结经验，坚持按规则办…”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老市长岳维藩和太原古槐

　　柳巷北口的路中央，有两棵古槐，巍然屹立在汉白玉围栏内，虬枝铁干，饱经沧桑，用旺盛的生命力陪伴着古城太原的复兴。冬日迎寒风而傲雪，夏日顶绿荫而蔽日，两棵古槐，已成为柳巷闹市的一道生态景观和文化符号。我不知道它们的树龄有多长？但可以断定，它们一定见证了宋代晋阳古城在水与火中的毁灭，并与唐明古镇上新建的太原城一道，经历了其后的蹉跎岁月。两棵古槐顽强地在原北肖墙狭窄的路边生活着，直到进入上世纪80年代，它们的命运，竟融入了一位老市长博大的胸怀。

    这位老市长就是岳维藩同志。我和他的长子岳华，既是同事，也是朋友。老市长“文革”前由太原调至江南古城南京出任市长，“文革”结束后又调回太原市政府（时称革命委员会）主持工作。“文革”中，他的长子岳华备受苦难，妻子离他而去，孤身一人在太原生活。父母重新回到太原后，他却于1982年身患不治之症，不幸离世。记得那一年的夏天，医生已为住院的岳华下达了两次病危通知。我带着岳华所有病历资料专程赴京，寻访专家，也为他寻求一线希望。专家找到了，结局却是对我默默地摇头。我怀着无言的悲哀回到太原，走进市政府办公厅的那座小楼。我必须面见老市长，却又不知该怎样将这种无言的悲哀向老市长陈述。一位值班的干部告诉我，老市长不在，说老市长带着园林部门和规划部门的领导们到拓宽柳巷北口的工地上现场办公去了。又说，是为了砍不砍两棵树的事儿。我听不进去。我当时心焦。不是为了两棵老市长关心的古树，而是为了我的同事和朋友岳华的病情。我终于等回了老市长。我作了简短的汇报，老市长一直无言地听着，直到我告辞，无言地送我出门。

    不久，我亲眼目睹了白发苍苍的老市长在长子去世后赶到医院，面对亲生骨肉的遗体，强忍泪水，那张布满革命阅历的面孔上，无法掩盖的痛楚。然而他竟断然发话：遗体立即火化，不要搞任何悼念形式。我和单位的同事们还是违背了老市长的意志，给岳华召开了隆重的追掉会。是为了这位中年知识分子早逝的人生以及他留下的人品，绝不是为了他有着身居高位的父亲。

    不久，太原市民们亲眼目睹了在拓宽的柳巷北口马路中间，两棵古槐的四周建起了汉白玉的围栏。后来我听说，当时在柳巷拓宽工程的各种会议上，关于两棵古槐的命运有过激烈的意见分歧。是保护它们？还是将它们视作“障碍”而毁掉它们？是为了城市的新建筑而抹去历史的符号？还是保护好城市的文化遗存，同时刷新城市古老的面貌？我想，肯定是在种种不同的争论中，老市长那天才亲自去看望这两棵古槐，并在两棵古槐下，现场做出了修改柳巷北口拓宽工程规划，保护好这两棵古槐的最后决定。而那天，他的血肉之亲长子岳华，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苦苦思念着顾不上来看他一眼的父亲！

    在后来拓宽三墙路时，又有四棵古槐得到了保护，这六棵古槐，已成为城区大街上，展示我们这座古城历史文化和生态文明的一道景观。这种城建和保护并存的思路，分明是老市长博大胸怀的延续。我们这座古城，在新的世纪中还要不断膨胀和延伸，势必还有一些古树，等待着救助和保护。古树皆有灵，它们用顽强的生命期待着。老市长在天有灵，也一定在天国那边同样期待着。（本文来源：太原晚报；本文作者：孙 涛）

                 岳维藩与“三晋第一街”   

         外地人一出太原火车站，一条宽阔整洁、贯穿东西的大街就会映入眼帘，这就是让太原人引以为豪的“三晋第一街”——迎泽大街。说起迎泽大街，许多老太原人就会想到一个人：岳维藩。  岳维藩（1914—1986），山西省五台县沟南村人。十二岁时沟南小学毕业，因家庭困难，到榆次、太原做工。1930年考入太原并州中学，1933年又考入成成中学，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捕入狱，判刑5年。1936年西安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到军政训练团第七队受训。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工作，历任安邑县牺盟会特派员、乡宁牺盟中心区秘书、汾城县县长。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在塔儿山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后历任沁县县长、太岳行署财务处科长、秘书，太岳三专署汾南办事处主任，稷麓县县长、吕梁十专署专员。建国后，历任晋南中心专署副专员、运城专署专员。

        1952年，岳维藩调任太原市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工作。在他的领导下，1954年制定形成了太原市第一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该规划曾受到国务院的表扬。迎泽大街是整个规划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规划中的迎泽大街是以太原南城外的一条土路为基础，设计宽度为70米，这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50年代初，太原市的大多数街道只有六七米宽，70米的宽度足以同时容纳四千辆汽车通行，而当时整个太原市一共才只有八百辆汽车。因此，太原市在当时华北局的一次会议上被批评为“贪大求洋”，许多专家、领导初次见到这个规划时也是瞠目结舌，难以置信，包括当时的太原市委书记也饱受压力。尽管如此，1955年1月岳维藩担任太原市市长以后，依然坚持迎泽大街当初的建设规划。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使迎泽大街第一期工程的建设终于在1956年拉开大幕。一年后五一广场至迎泽大桥段5公里路面建成，由于两边建筑物的影响，建成的实际宽度只有66米，即使这个宽度，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北京长安大街，因而被誉为“中国第二街”“三晋第一街”。迎泽大街一期工程的完工，为太原市以后的城市建设开创了一个很好的格局。1976年，迎泽大街二期工程开工，两年后五一广场至太原火车站路段建成；1985年，迎泽西大街取直工程开工，一年后迎泽大桥至下元路面建成；1996年，迎泽西大街打通工程开工，同年下元至南寒广场的最后一段路面建成。今天的迎泽大街西起南寒广场，东至太原火车站，全长达10公里，成了太原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

     岳维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城市规划上，要有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的思想。”迎泽大街的建设就是用这种思想建成的。如今，当我们站在迎泽大街上，看到那潮水一般的车流时，就会对当年市长岳维藩那博大的气魄、高瞻远瞩的眼光发出由衷的赞叹。时至今日，新的长风大街无论从长度还是宽度上，都远远超越了素有“三晋第一街”美誉的迎泽大街，但在许多老太原人的心目中迎泽大街仍然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已经成了太原市的象征和太原人的骄傲。

迎泽大街的交通拥堵状况日趋严重　　　王欢 摄

岳维藩：人民心中的好市长

　　岳维藩，1914年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沟南村。1936年在太原成成中学求学期间，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捕入狱。1937年经营救出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岳维藩历任山西牺盟会县特派员、中心区秘书、县长、太岳行署处长、专署专员等职。1949年建国后，他曾担任过太原市市长、南京市市长、山西省副省长、太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1985年6月10日因病逝世于太原。在我与岳维藩工作过的老战友、老部下的交谈中，有人将岳维藩的一生概括为“高尚的人品和官品”。

　　观念开放、超前创新

　　岳维藩1952年调任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工作），1955年1月任市长。他一上任，就一心想把太原市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城市。可什么是现代化？50年代初的人们，观念是模糊的。一些人以为现代化就是“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住着大高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况且，当时有关这方面的国外信息很少，岳维藩又没有出过国，没有亲眼看到别国现代化城市是个什么样子。可是，令人惊奇的是，那个时候岳维藩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太原市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雏形，并形成了一个明晰的概念：城市建设应该以适合人类居住为目标。也就是说，城市应当既有发展经济的充足空间，又使人们居住起来舒适宜人。在这个观念指导下，1954年太原市第一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产生了。

　　在岳维藩的思路中，太原市应该建设成布达佩斯那样的格局：多瑙河穿城而过，河的一边是布达，另一边是佩斯。这个城市相当美，被称为“多瑙河明珠”。现在太原市城市建设的整体格局基本上维持了他的这个思路：东西线以迎泽大街为中轴，南北以汾河为中心。整个城市的“骨架”就是1954年规划中形成的。这个规划是成功的，受到当时国务院的表扬。

　　50年过去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太原市第一期总体规划仍然是个先进的规划——在旧城的西城墙外修建一条新马路（现称新建路），路西集中搞民居建筑，路东建成绿化带和城西水系。城西水系指从城北将汾河水经黑龙潭（今龙潭公园）、饮马河和西海子引进市区内，汇至迎泽公园（市区中心），然后又将河水从迎泽公园引入汾河。整个水系形成一条既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自然水源的水系统。岳维藩常讲一句话，“规划就是法”。遗憾的是，这个规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了。“文革”中接管城市的负责人硬说搞成花园城市，是资产阶级的建筑思想，于是就在新建路东面盖了几幢楼房。这一盖就不可收拾了，一幢一幢的建筑物逐年多起来。结果，原规划的绿化带和城西水系被改变了。可惜、可叹啊！

　　1965年，岳维藩调离山西，至1979年，他第二次回到太原，任山西省副省长，兼太原市市长。他在第一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又主持制定了太原市第二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他带着工程师，坐面包车绕城区整整转了两天。所以第二期规划出来以后，有些项目到现在看来也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比如，把汾河建成一个市中心风景区，解决太原市的水源问题等等。工程师们后来回忆说，岳市长是一个看得远、有想法，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实干家。2000年，在获得联合国“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汾河公园落成剪彩仪式上，原省委书记李立功在讲话中说，这是老市长岳维藩同志给我们奠定的基础，作出的规划，我们应当感谢老市长。

　　岳维藩曾经讲过：“城市建设上的错误是人类最难改正的错误之一。在城市规划上，要有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后悔的思想。”据岳维藩的秘书回忆，1983年6月，岳维藩在《城乡建设》上发表文章，对此讲得很深刻，很有见地。文中还针对城市建设中诸多问题，如城市的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方面的问题，明确指出为什么经常有“拉锁马路”？为什么投资和建设不同步？一个是实力问题，一个是观念问题。

　　岳维藩在任期间，太原市在诸多方面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当时市内开通电车的，除了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外，太原是中等城市中的第一家；宽银幕电影院，现在不稀罕，那时可是稀少的很；能容纳五千人的湖滨会堂，以花钱少、效率高而闻名；特别是路宽66米的迎泽大街的建设，更是引入注目。

　　珍视文物、保护文化遗产

　　每年大年初二、初三，岳维藩总要叫上几个懂行的人，到太原晋祠文庙、兰村窦大夫寺、双塔寺这样一些文物点去视察。现在晋祠博物馆的馆藏品，无论是字画还是瓷器古玩，大部分是岳维藩当市长期间购置的。按购买文物规定，晋祠文管所主任牛树檀要先向市文化局打报告，可他不这样做，常常是直接找岳维藩，说：“我要去北京，买东西。”岳维藩说：“可以。”许多珍贵的文物就是这样买回来的。当时，外出购买文物最多也就带十万元，那时候，花不多的钱能买到的珍品，比如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董寿平等名人的画，现在，这些作品都价值连城了。所以，每次开馆展览，牛树檀都会由衷地说：“这是老市长的功劳。”

　　岳维藩从南京（1965至1979年任南京市市长）一回到太原，就提出修复双塔的问题，并批了60万人民币作为维修费用。在80年代初期，60万可以盖两三幢职工宿舍楼。有人就告状，说太原市住房那么紧张，怎么能拿出60万元钱去弄双塔？对此，岳维藩耐心地解释：“双塔是太原的象征，又是明代的古物，如果现在不花钱去修补，一旦塌了，就无法挽回了。群众住房虽然紧张，但是作为整个太原市来说，就是增加三幢楼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告状的人不服气，一直告上去，直捅到国务院。国务院把信批到文管会，文管会的领导一看告状信，说“被告的这个人有远见”。这下大家都知道岳维藩这个做法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有过而是有功。岳维藩保护文物的事实还有很多：太原天龙山石窟、晋祠及晋祠难老泉、柳巷北口的唐槐等等，都是他一次次考察、布置周密措施保护下来的。除了这些实际保护行动，岳维藩还有个想法，在晋祠搞个东方艺术园。那个时候能有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很出格的。当时人们对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还很淡薄，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不顶风保护下来、收藏起来，塌了、坏了，现在看什么？

　　爱才，用才，不诿过不争功

　　岳维藩在任期间，每逢过年过节，都要把市人事局的负责同志找去，并专门拨一笔款项，让他带人去看望各局的工程技术人员，问寒问暖，对有困难的家庭，要送救济款。他对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合理化建议，亦给予充分支持，同时也对他们在工作上、技术上提出要求。岳维藩平日话不多，但与工程师们谈起来却是滔滔不绝。从上海请来的老工程师，经常和他在一起商量事情，虽然岳维藩不是专业人员，但是那些工程师在许多方面都很佩服他，敬重他。

　　岳维藩喜欢有才干的人，他识才、爱才、用才、惜才。在五六十年代，对解放时接管过来的旧职人员如何使用，岳维藩有他自己的见解和做法。岳维藩在充分了解这些人的情况之后，就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部门和岗位，发挥他们的专长。个别才学出众者，岳维藩敢把他安排在市长办公室，成为人民的“笔杆子”。

　　岳维藩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本着“一用二帮”的态度对待。50年代，一位局长因说了错话，被撤职分配到西山搞绿化。但岳维藩从不歧视他，每次到西山察看绿化工作总要去看看他。他很感激岳维藩，把工作搞得很好。他负责的绿化地段是西山绿化质量最好的地段之一。还有一位搞政法的领导同志，因为收了别人一双布鞋被开除党藉，一直分配不了工作。岳维藩说，这个人虽然有错误，但还是有能力的，回市政府办公厅搞调查研究工作吧。这个同志说：“我就是这么个错误，开除了党籍，没有人要我，是岳市长把我收下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北局召开工作会议，在那次会上，太原市委有位身居高位的人，借《傅山画册》事件向省委发难（傅山先生乃明末清初太原人，著名学者、思想家、名医、书画家）。此时，岳维藩已调任南京市长，他对山西找他调查的人讲：“此事上边没有责任，下边也没有责任，如果错了，完全由我负责。”

　　1967年夏天，太原的造反派把岳维藩从南京“押解”回来进行批斗。当时有一种叫“拼刺刀”的批斗形式，就是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一些“炮弹”，用以整市里各部、委、局、办的“走资派”。结果是，凡属工作上的问题，岳维藩全部都承揽下来。他说：“没有他们的事。我是市长，他们是局长；我是市长，他们是工程师，这些方案都是我批准的。同志们有意见，给我提吧，该检讨的我检讨。”在场的各部门负责人如释重负。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岳维藩由南京调回太原，一次与人聊天时，有人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造反派提出的那些问题，放在部门负责人身上，就像西瓜，放在我头上，就像芝麻。我把它揽起来，就可以减轻大家的一些负担。”

　　“文化大革命”以后，岳维藩二次回到太原，正是拨乱反正时期，百废待兴。他一项一项地去抓，特别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成效显著。《中国青年报》某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赞扬他六十多岁的人，又是术后病躯（“文革”中做过胃癌切除手术），依然勤奋工作，结果，被他压下来不让发表。

　　联系群众，与民相融

　　有一个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的青年同志，分配到太原市城建局工作。1954年修建和平北路由他承担图纸设计。岳维藩对他设计的图纸提了两点意见：第一，为了使路东宿舍区的居民减轻受马路躁音的干扰，将车行道中线向西移一米，东侧人行道增宽一米；第二，路西是规划中的工厂厂区，民居建筑少，故应将西侧人行道减窄一米，道路总宽度不变。这一增一减，使这个技术员很惊讶，当时他学的教科书上都没有防止道路噪音的内容。这引起了他的思索：“为何连世界上汽车运输最发达的美国，在道路设计规范中都未提及的噪声问题，却被一位不专门研究它的市长，在每千人仅有一辆汽车的太原城里提出来了？”答案很简单，在城市建设的总体设计和规划中，岳维藩时刻考虑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落实政策那段时间，上访的人特别多，有些干部就怕上访，躲着上访群众。岳维藩看到这个情况，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接待室。不管谁来告状，也不管状告何事，都有专人负责接待。需要领导出面解决，直接找领导解决；不需要直接解决的，接待室就负责和下面联系解决。这一下，两大院（市委和市政府）都安定下来，工作秩序也好了。一个接待室就解决了让许多人头疼的上访老大难问题。也有的群众不去办公室找，而是直接找到市委宿舍岳维藩的家里。岳维藩对秘书说：“你叫他进来说嘛，他说的事我能办就给他解决，我不能办就给他说明为什么不能办，我解决不了，他还一直找我干啥？有些人就是想说说，不是来闹事的，就是想把信给到你手里，看能不能解决，他就心安了。”60年代初，按规定，市委、市政府大院门口有武装人员站岗，岳维藩决定撤走市政府门口的岗哨。他认为，有些事情你看着是小事，但对老百姓就是大事。老百姓有一分奈何，他是不会找你的。

　　岳维藩有个观点：市政府既是城市里最大的行政机关，又是城市里为群众服务的最基层办事单位，政府不能脱离群众。为方便联系群众，他先是让市政府办公厅设立了一个“代表事务科”，专门负责联系、接待群众代表。后来，又改成联络处。可岳维藩还是觉得不能最广泛、最直接地听到群众的呼声，于是在1953年，又制定了一条接待群众的新制度——“市长接见人民代表制度”。制度规定：每月的15日，由市长、副市长轮流接待人民代表，直接听取人民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这是全国第一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对此写过评论文章。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小崔说事》栏目主持人崔永元，在翻看旧纪录片时，无意中发现太原市市长通过“接见人民代表制度”，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一辑新闻。他便抓住这条线索不放，费了几番周折才了解到这位市长就是岳维藩。

　　“文革”结束后，岳维藩二次返回太原，无论谁去看他，也无论来人资格多老，职位多高，只要是私人交往，他从来都是在家里设家宴款待。一位老同志说：“我参加过多次，我可以断言，没有在并州饭店（太原市政府的接待宾馆）请过一次客。”

　　岳维藩个人生活极简朴。但是，同志们有了困难，他从来不吝啬。1982年，南京市政府组织代表团来太原洽谈业务。临行时，太原市的洽谈方——市经委同志出于礼貌，想请对方吃顿饭，但中央有规定，不得拿公款请客，经委同志不敢动用公款。后来，他们想把机关订的旧报纸卖了，拿这个钱来表示一下。岳维藩知道了，说：“不要，不要，还卖报纸呢，我请客，你们坐陪不就行了嘛。”事后，岳维藩让司机拿了70块钱，交给并州饭店。同志们十分感慨：“拿个人的钱请公家的客人，这是周恩来作风！”

　　1985年，岳维藩去北京友谊医院治病，他严格执行规定，不带车、不许探视。因为病情恶化，医院决定让他返回太原。走的时候，科室里的医生、护士都出来送行，一直送到医院门外，有的趴在救护车上掉泪：“我们大小干部都见过，没有见过这样的干部，特别认真，一点特殊化都没有。”本来，北京的大夫把岳维藩护送回太原就完成任务了，但他们没想到岳市长在太原市人民心中威望这样高。他们受了感动，一直陪到岳维藩追悼会结束才回去。

　　作为一市之长，岳维藩把他的全部心血和热情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太原市城建局总工程师顾豪说：“市长的职责就是抓城市建设，抓城市管理。有这个思想，有这个能力就是好市长。岳市长我投票！”岳维藩去世后，原定的遗体告别只有他的亲朋好友和省、市党政机关、各局委的自愿参加者。令组织者没有想到、也未做安排的是，遗体告别大厅外不知何时，在无人通知的情况下，已经有不少市民在厅外自动排好队伍，静静地等着“公家人”告别完之后，好与他们心中敬重的老市长告别。这个意外让负责治丧事务的人既感动又紧张——因为没有先例可依。他们一边与群众代表磋商，一边向上级领导请示，就在等待的时间，厅外的老百姓已经人传人、人告人，越集越多，队伍越排越长，马路上开始出现拥堵。请示结果，上级同意老百姓派代表进入大厅向老市长告别。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以后，街道两旁仍挤满了男女老幼，哭声一片。岳维藩去世以后，刘舒侠给李琦（曾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任太原市委书记，后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去了封信，信里介绍了遗体告别会上，群众自发送老市长的场面。李琦看了很感动，他拿着刘舒侠的信，让北京的朋友们看，有的认识岳维藩，有的不认识，但是，李琦认为有必要让他们看一看，说：“咱们党的官员，像这种情况有多少啊？他死了以后，在老百姓、普通市民中引起的震动有多大啊！”

                                         五六十年代南京市市长岳维藩手札

  

鞠躬尽瘁，廉洁奉公的太原老市长岳维藩永远活在太原人民的心中！

鞠躬尽瘁，廉洁奉公的太原老市长岳维藩永远活在太原人民的心中！

鞠躬尽瘁，廉洁奉公的太原老市长岳维藩永远活在太原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