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宗亲代为斧正一篇碑文

         我的一部人物传记《徐州男儿马尔銮传》即将付梓，传主家人恳请不才为传主拟一篇碑文，草成后，心中没有底，特借本网发出，请内行的宗亲代为斧正，不胜感激！
  

                                                                马尔銮功德碑记

       先生姓马，名尔銮，字舆闻，行三，生于一九零零年，殁于一九五一年，铜山柳新口上人也，民众抗日游击队团长。

       马家世隶耕，皆忠厚，有令名。祖讳廷信，祖妣姓仲；父讳维吉，妣周氏。雁序有三，先生居叔。伯兄敬典，业儒从政，主乡治区，爱民廉清；仲氏舛命，天不假龄，尚值褦襶，地府有征。先生刚正，不事曲迎，疾恶愤俗，敢作敢应，以农为乐，畎亩躬耕。一声炮响，惊醒财主梦；三更犬吠，伤透父老情。东洋嚣张，鬼子猖狂，徐州沦陷，生灵遭殃。大敌在前，当仁不让，摇旗呐喊，揭竿疆场，四邻影从，八村回响。搞游击，拉武装，弃农从军，保家卫乡。卖地置枪炮，杀敌惹祸殃，楼宇化灰烬，妻儿叹饥肠。渴饮刀头血，困卧荒坟场。家仇兼国恨，男儿勇自强。打伏击，反扫荡，端据点，抓洋婆，掀军需，炸火车，除绑匪，惩泼皮。日伪眼中钉，民众主心骨。八年枪林弹雨，一副侠肝义胆。云开雾散，宏愿终遂，降表到手，功成身退。不图虚名，但求安康。解甲归田，烧酒经商。世事难料，无常乖张，得意彭城，失陷建康；落魄上海滩，断魂黄茅岗；囚车有笑颜，刑场无惧状：“五十一年后，又是一汉子！”声钟目电，坦然凛然；爱国护民，虽死何憾？泰山鸿毛，各有主见；岳飞秦桧，自留公断。

       先生德配张氏，如夫人三：曰秦氏，曰闫氏，曰李氏。有公子四人：长邦伟，次邦如，皆张出；三邦喜，秦出，夭亡；四邦运，闫出。女公子三：兰芬、秀贞、玉兰，张出，适刘，适张，适隋。孙辈者四：家诚、家影、家义、晓侠。曾孙三：媛、茜、驰宇。

       时值河清海晏，国泰民安，实乃大展宏图之佳际，然倭奴亡我之心不死，蠢蠢欲动。有志男儿，岂忍悲剧重演？牢记家仇，毋忘国耻。特勒此石，权作警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词曰：

                      浩歌长吟兮笑泉壤，英灵不泯兮佑家邦。

                      人杰已成兮继鬼雄，刀枪莫弃兮向虎狼。

       邻村后学岳德章沐手拜撰

            岁次……  浣……榖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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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秦桧，自留公断。这句完全可以不加上

冒昧一句，将‘岳飞秦桧’换成”忠奸邪善”试试。

       谢谢增省、继增宗亲的建议！

“杀敌惹祸殃”是否妥当？

岳弈云 发表于 2013-12-17 11:37
“杀敌惹祸殃”是否妥当？

           谢谢！此句是指马尔銮因为抗日，鬼子把他的家给毁了，致使其家人寄人篱下，艰难度日！

本人学识浅薄，谈一点我的看法，仅做参考：1、既然是”马尔銮功德碑记“，应该用现代文，可以精简一些。2、整篇撰文，大部分都是古代”墓志铭'的格式。但，有些内容又结合了现代文的格式，有点不伦不类。比如，“生于一九零零年，殁于一九五一年”，应该用“天干地支、农历”；又有些用词欠妥。3、如果将“马尔銮功德碑记”改为“******墓志铭”，下面的有部分文字、词语稍作修改，便是较好的铭文。

效卿宗亲所言极是，我也有同感！

       “墓志铭”一词被普遍误用和滥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关于墓志铭，《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得很清楚：“墓志：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也指墓志上的文字。有的有韵语结尾的铭，也叫墓志铭。”当今的误用者和滥用者，他们并不知道墓志铭是放在墓里的，墓外的人是根本看不到的，而把地面上的墓碑及碑文错称为“墓志铭”。近读《禅绕着的墓志铭》、《人生的休止符——西方名人墓志铭和墓地》等图书，书名本身就弄错了，因为这些书中介绍的众多历史名人的所谓“墓志铭”，实际上几乎都是这些人墓碑上的碑文。如莎士比亚的墓碑上刻着他的遗言：“看在耶稣的分上，朋友，切莫动底下的这黄土。让我安息者上天保佑，移我尸骨者永受诅咒。”再如里尔克的墓碑上也刻着他的遗言：“玫瑰，啊，纯粹的矛盾，希望不是像任何一人那样睡去，在这么多的眼睑下。”这些墓碑迄今仍然被完好地安置在他们的墓外，碑上刻的名言从来就不是什么“墓志铭”。读近年十分畅销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发现这位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竟也误解了“墓志铭”的意思：“济慈的epitaph(墓志铭)是他死以前为自己写的，非常有名，即：‘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在这里，何先生将epitaph译为“墓志铭”，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王尔德在《济慈墓》一文中明确说过，是济慈自己在临终之际要求把这句话刻在他的墓碑(tomb-stone)上的。好在很多种英汉词典的编者头脑还是清醒的，他们对epitaph都提供了两种释义：“墓志铭;碑文。”这样做，至少能给人们以正确选择的机会。
　　“墓志铭”一词被滥用，与很多人不了解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文化载体有关。东汉末年，曹操严令禁碑，魏晋两代亦因循此令。然而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将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铭形式。墓志铭的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墓志铭又称“埋铭”“圹铭”“圹志”“葬志”等，由这些称谓也可看出它确实是埋在地下的。至北魏时，方形墓志成为定制，即为两块等大之正方形石板，上下重叠，刻铭文者在下为底，刻碑额者在上为盖。禁碑令废除后，此风仍不改，从而造成墓碑矗于地上而墓志藏于地下的格局。墓志铭大行于隋唐时期，以唐代最为繁盛，出土的数量远胜北朝。宋元以后，墓志铭数量锐减。近代以来，西式葬法逐渐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墓志铭之作渐衰。解放后，实行丧葬改革，丧事从简，并推行火葬，墓志铭失去了物质载体，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至于启功先生那篇著名的以“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开头的《自撰墓志铭》，其实是他生前以韵语形式表达的心迹，后来镌刻在他墓碑前的一方巨石上，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墓志铭”。
　　前些年报上曾刊载《中山陵为何没有墓志铭》一文，提到“孙中山陵墓竣工后，树立墓志铭……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中山陵建成之后，碑亭虽在，却没有墓志铭”。吴小如先生曾在《文汇读书周报》撰文批评，指出该作者“缺乏常识，故行文不免讹舛”，“墓志铭虽刻在石上，却是埋藏在地下的，凡立于地面之上的碑文是从不称为‘墓志铭’的。今传世的历代墓志铭，都属于出土文物。如果在地面上撰文树碑，应称‘碑文’，若篇末加韵语，则称‘碑铭’……立在碑亭中的应是‘碑铭’，而绝非‘墓志铭’”。吴先生的纠错言犹在耳，但是报刊图书上的误用和滥用依然不断出现，实在令人无可奈何。(原刊2009年4月11日《今晚报》)
　　2010-06-23 选自《咬文嚼字》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