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读一点儿扎实的书

岳南：读一点儿扎实的书

                                  北京晨报

这些年来，因为一直都在研究民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读书的倾向也多侧重在这方面，闲书反而读得比较少了。去年一年，为新书《梅贻琦大传》做准备，主要读的是有关清华大学历史的书籍以及近代教育方面的一些资料性的书籍，此外还包括当时许多教育界、文化界名人的回忆录。从这些书中，也让我从侧面了解到了许许多多近代教育方面的细节。比如苏云峰的《一个时代的思维》、《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等。

这些年来，读了很多资料性的书籍，总体感觉大陆出版的许多历史资料性的书籍，质量在逐渐变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上大部分书籍都是东拼西凑，不管传记也好、史料也好，一多半儿是编出来的，既没有出处，也没有考证的过程，当成逸闻趣事尚可，但若真把它当做历史资料去读，却大多很难经得起考究。相对来说，台湾出版的同类型的书，要扎实得多。

1996年，我在台湾出版新著《风雪定陵》，当时台北最负盛名的远流出版公司的编辑陈惠铮小姐，就为我的书稿纠正了许多历史知识中的错误，并且还在书中加了许多注释，这种做法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比如在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的时候，专门加了大量的注释，就是受此启发。

我研究民国历史文化很多年，后来又在台湾清华大学做驻校作家，对于台湾的学术出版也有一些了解，比如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那里专门有一个书店，里面有许多研究院出版的书籍。此外，研究院下属的各个研究所各自出版的书籍也都有专门的收藏和展览场所，像近代史所就专门有一个房间放他们出版的书，在台湾乃至世界都极负盛名的中研院史语所亦是如此，他们展出的书，可以供人浏览和购买，就内容而言，除了专门的业务书籍，还有很多口述实录与纪实性著作，都是一些非常珍贵的资料，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这些年我买了不少这类书、读了不少的专著与纪实类书籍。去年年底回北京，买的书超重了，邮寄费用又特别高，幸好当时有三批认识的人在台湾访问与考察已到了回北京之日，我便托他们每个人帮我背一点儿，这才运回北京，那一趟我几乎没有行李，基本上都是书。

读了许多台湾研究机构出版的书籍，我发现其中资料都非常扎实，这是一种对于学术及出版物的尊重，或者说他们有一整套完善的学术规范，并且得到了研究者的遵行。当然，近10年来，大陆的学术出版物基本上也开始逐渐变得严谨和扎实，印象比较深的像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就是一本很难得的好书。首先，该书资料的整理、考证和使用都很扎实；其次，文笔非常好，这对于历史读物的来说，可以很大程度地增强可读性；其三，作者也并非单纯地列举资料、叙述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而是有许多作者个人的思想闪耀在其中，可能有一些思想和观点，我个人并不是很赞同，但也正是如此，才显示出作者确实是经过独立思考后的独特观点。我想，凭这三点就足够成为一本非常不错的书了。别水/整理（来源：北京晨报：岳南：读一点儿扎实的书  ）

  




附：岳南答重庆书香记者问





1、  最近您出版的套书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受到读者欢迎，也引起图书行业的关注。对此，您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态度呢？

答：作家出新书能引起读者关注，这是和家期盼的，自然也是件高兴的事。



2、  用20年的时间创作这套大部头的系列作品，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一直坚持下来的。通过这部作品，您想给读者带来什么惊喜？

答：这个作品最早写的时候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要说动力，那是来自对文学的热爱本身，没有对文学的热爱也就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当然还有我对这个题材的偏爱，最重要的还是读者的关注与支持。如果第一本《风雪定陵》出来，读者没有兴趣，市场上没有反应，我也可能转向别的了。现在看来，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3、  这套书很多在以前都有过出版，现在的修订版跟以往的版本相比，在哪些地方有新的变更吗？

答：有一部是新创作的，就是写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发现、发掘的那一本，其他的各部都作了大量修订，有的超过了一半篇幅，比如《寻找祖先――“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再一个特点是加了大量的注释，像这类兼及考古与历史的书，不加注释，有许多地方不易读懂，所以这次为读者考虑增加了注释，有的一部注释近十万字。

4、  每本书的每个章节后面都有大篇的注释，为什么会加这些注释呢？

答：刚才说过了，因为田野考古这门学问不为一般人所掌握，加之涉及的历史复杂多变，许多不易懂或不明白的人与事，在注释中可找到答案。



5、  有人评论您开创了考古纪实文学的先例，20多年前，您为什么会选择考古作为创作的题材和对象？

答：当时考古题材没有人写，我一个偶然的机会产生灵感，就与朋友们合作了。像创作这种事，灵感最重要，灵感的火花跳跃闪烁了，照亮了你的内心和热爱的题材，灵感与题材就自然会碰撞并激起创作欲望，如此一部作品就算孕育了，继而产生了。

6、  作为一个非考古和历史专业的作家，创作一部关于考古和历史的文学作品，应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您是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答：作为一个作家，要去写一个纪实体的东西，首先要把这个题材涉及的范围和人事有个了解，了解之后再慢慢与书中要写的人物接触，有些不懂或一时不理解的人与事，也就慢慢的了解了。就田野考古这门学问而言，当然是深奥的，但它像一切科学一样，本身有个道理或套路可寻，只要抓住了这一点，采访与写作也就不是多么难的事了。具体的说来很复杂，也难用几句话概括。总之，天命人事都有相通的规律性可寻，只要抓住其规律，顺腾摸瓜，瓜也就摸到了。

7、  11部考古探秘纪实图书，大部分都是根据中国近代考古中重大发现来编写的，但其中也融入了那个年代有趣的历史背景，比如，在《日暮皇陵》中您讲述了顺治帝与董小宛的凄美爱情故事。对此，您这样创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答：这个主要是题材决定的，要写清东陵被盗一事，首先要介绍因何产生了清东陵，这个陵墓群都葬了谁？而顺治皇帝是第一个葬于清东陵的，他的地宫什么样，陪葬的妃嫔是谁，等等，都要向读者交待明白。又因为顺治皇帝与董小婉有着广泛的传说，所以必须把这个事写出来，让读者知道顺治皇帝是否真的娶了董小婉，而清东陵地宫是否有董小婉陪葬。我这个书涉及到董小婉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8、  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既反映了考古的客观现状，但同时也加入了您的个人主观意见和看法。创作中您是怎样拿捏两者在文中的分量呢？

答：这个不好说，总之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以事实为根据，在没有事实参照的情形下，或进行推论，但推论不能太离谱，否则就成了胡说八道，读者就不满意，自己也觉得很无聊了。要说具体的技巧，只能具体的分析，这个可能只有与有经验的作者或读者才能说得明白。



9、  这一套书完成之后，以后还会创作这类考古纪实文学吗？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答：这一套书原定是十二部，还有一个写安阳殷墟发掘的《青铜王朝》没有写出来，这个题材太庞大了，牵涉的人事又多，需要下一番大功夫才能做得出来，因而，以后要集中精力把这个做出来。再之后是否还要写这类东西，要看天命人事的进展了。

10、 这套作品为读者揭开了中国考古的神秘面纱，也为我们解开众多发掘之谜。在您20多年的追踪下，中国的考古界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

答：田野考古是上世纪初年由西方的斯文•赫定、安特生等科学家传入的，中国考古界从最初的萌牙到发展，一直到现在，中间产生了许多不如人意的事，也在发掘中毁掉了一些东西，但现在与20年前相比进步是很惊人的，就我的观察 ，中国现在的考古技术与水平基本与外国先进的团队相持平了，这个进步是可见的，也是必须肯定和颂扬的。

11、 您曾经看过《盗墓笔记》这类的盗墓小说吗？很多人都将您的作品和他们做对比，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答：只在书摊看过封面，没有看过内容，有人对比，可能他们认为考古就是盗墓，或者考古就是挖墓。只是现实情况不是这样，考古是一门学问，考的和挖的也不一定是墓，有的是遗址，有的是天文方面的事，有的是神话，所以二者是不一样或有根本区别的。

原文地址：岳南：考古纪实文学开山鼻祖作者：望着天空傻笑

【导读】提起岳南，大多数读者应该并不陌生，去年出版的《南渡北归》三部曲曾一时红透大江南北，被凤凰网评为十大好书之一。《南渡北归》不仅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遭遇和命运的变迁。同时，作者在书中所表达出一种“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担忧让无数读者产生共鸣。
时隔一年，岳南再出大手笔作品。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出现在读者视野，此套纪实丛书共11卷，凝结了岳南20余年的创作成果，记录和再现了中国近现代田野考古以来的重大成就及发掘过程。因此，他以其独特的考古题材被人们誉为“考古纪实文学”的开山鼻祖，为此，书香重庆专访了考古纪实文学大师岳南。

【作家简介】1962年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与重大考古事件，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问世，同时创作出版有《风雪定陵》（合著）、《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余部。其中数部作品被译为日、韩、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达两百余万册。现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驻校作家。

记者：最近您出版的套书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受到读者欢迎，也引起图书行业的关注。对此您怎样看?
岳南：作家出新书能引起读者关注，这是和家期盼的，自然也是件高兴的事。
记者： 用20年的时间创作这套大部头的系列作品，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一直坚持下来的。通过这部作品，您想给读者带来什么惊喜?
岳南：这个作品最早写的时候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要说动力，那是来自对文学的热爱本身，没有对文学的热爱也就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当然还有我对这个题材的偏爱，最重要的还是读者的关注与支持。如果第一本《风雪定陵》出来，读者没有兴趣，市场上没有反应，我也可能转向别的了。现在看来，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记者：这套书很多在以前都有过出版，现在的修订版跟以往的版本相比，在哪些地方有新的变更吗?
岳南：有一部是新创作的，就是写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发现、发掘的那一本，其他的各部都作了大量修订，有的超过了一半篇幅，比如《寻找祖先――“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再一个特点是加了大量的注释，像这类兼及考古与历史的书，不加注释，有许多地方不易读懂，所以这次为读者考虑增加了注释，有的一部注释近十万字。
记者：每本书的每个章节后面都有大篇的注释，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岳南：因为田野考古这门学问不为一般人所掌握，加之涉及的历史复杂多变，许多不易懂或不明白的人与事，在注释中可找到答案。
记者：有人评论您开创了考古纪实文学的先例，20多年前，您为什么会选择考古作为创作的题材和对象?
岳南：当时考古题材没有人写，我一个偶然的机会产生灵感，就与朋友们合作了。像创作这种事，灵感最重要，灵感的火花跳跃闪烁了，照亮了你的内心和热爱的题材，灵感与题材就自然会碰撞并激起创作欲望，如此一部作品就算孕育了，继而产生了。
记者：作为一个非考古和历史专业的作家，创作一部关于考古和历史的文学作品，应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您是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岳南：作为一个作家，要去写一个纪实体的东西，首先要把这个题材涉及的范围和人事有个了解，了解之后再慢慢与书中要写的人物接触，有些不懂或一时不理解的人与事，也就慢慢的了解了。就田野考古这门学问而言，当然是深奥的，但它像一切科学一样，本身有个道理或套路可寻，只要抓住了这一点，采访与写作也就不是多么难的事了。具体的说来很复杂，也难用几句话概括。总之，天命人事都有相通的规律性可寻，只要抓住其规律，顺腾摸瓜，瓜也就摸到了。
记者：11部考古探秘纪实图书，大部分都是根据中国近代考古中重大发现来编写的，但其中也融入了那个年代有趣的历史背景，比如，在《日暮皇陵》中您讲述了顺治帝与董小宛的凄美爱情故事。对此，您这样创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岳南：这个主要是题材决定的，要写清东陵被盗一事，首先要介绍因何产生了清东陵，这个陵墓群都葬了谁?而顺治皇帝是第一个葬于清东陵的，他的地宫什么样，陪葬的妃嫔是谁，等等，都要向读者交待明白。又因为顺治皇帝与董小婉有着广泛的传说，所以必须把这个事写出来，让读者知道顺治皇帝是否真的娶了董小婉，而清东陵地宫是否有董小婉陪葬。我这个书涉及到董小婉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既反映了考古的客观现状，但同时也加入了您的个人主观意见和看法。创作中您是怎样拿捏两者在文中的分量呢?
岳南：这个不好说，总之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以事实为根据，在没有事实参照的情形下，或进行推论，但推论不能太离谱，否则就成了胡说八道，读者就不满意，自己也觉得很无聊了。要说具体的技巧，只能具体的分析，这个可能只有与有经验的作者或读者才能说得明白。
记者：这一套书完成之后，以后还会创作这类考古纪实文学吗?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岳南：这一套书原定是十二部，还有一个写安阳殷墟发掘的《青铜王朝》没有写出来，这个题材太庞大了，牵涉的人事又多，需要下一番大功夫才能做得出来，因而，以后要集中精力把这个做出来。再之后是否还要写这类东西，要看天命人事的进展了。
记者：这套作品为读者揭开了中国考古的神秘面纱，也为我们解开众多发掘之谜。在您20多年的追踪下，中国的考古界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
岳南：田野考古是上世纪初年由西方的斯文•赫定、安特生等科学家传入的，中国考古界从最初的萌牙到发展，一直到现在，中间产生了许多不如人意的事，也在发掘中毁掉了一些东西，但现在与20年前相比进步是很惊人的，就我的观察 ，中国现在的考古技术与水平基本与外国先进的团队相持平了，这个进步是可见的，也是必须肯定和颂扬的。
记者：您曾经看过《盗墓笔记》这类的盗墓小说吗?很多人都将您的作品和他们做对比，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岳南：只在书摊看过封面，没有看过内容，有人对比，可能他们认为考古就是盗墓，或者考古就是挖墓。只是现实情况不是这样，考古是一门学问，考的和挖的也不一定是墓，有的是遗址，有的是天文方面的事，有的是神话，所以二者是不一样或有根本区别的。

岳南：血管里流淌着一股文学的血液

                                                                   □本报记者 孙莉薇
    岳南，当代作家，山东诸城人，1962年农历12月出生于山东诸城。1981年秋参军入伍，到山东日照武警边防保卫分局藏家荒边防派出所服役。先后在派出所与分局机关当过战士、打字员、公务员等。后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毕业后调到武警部队机关继续从事电视与文学创作工作，再后来转业到中央国家机关某杂志社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代表作有《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中国军婚》《大师远去》等。
    “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后，岳南以17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4位，受到广泛关注。
    儿时埋下文学创作的种子
    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与岳南自小爱好文学，之后受文学与史学的熏染有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就是血管里流淌着一股文学的血液。
    岳南的家乡山东诸城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它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盟主——舜的出生地，后来产生过不少知名人物，如张泽瑞，赵明城，刘统勋父子，以及后来的康生、江青，诗人臧克家等等。岳南所在的村子虽然偏僻，但当地有些老头老太太能口述中国历史小说和一些民间传奇故事。
    岳南回忆道：“我自小有听别人讲故事的嗜好，从这些话语中，就经常听到诸城的‘三大家’及其故事，即孔子的女婿家、李清照的丈夫家、毛泽东的丈人家。当然，我所受的主要影响不是这三大家，而是来自学校与民间。比如评书这个行当，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几个会说古代小说的，我就是听着这些民间评书艺人的讲述长大的，对古代小说与历史有所了解，尽管不全面，但是受到的感染却相当大，并埋下了我走向文学创作的种子。”
    当然，仅仅有种子而没有阳光雨露的照射是不行的，岳南的整个学生时代，生逢乱世，不过，当时毕竟他还是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老师的传教是最令岳南受益的。岳南说：“好像是一种天意，我上学的时代，遇到的语文老师都特别有水平，有几位后来还成为省内外颇有影响的作家，这些老师们传授给我的知识，是后来我能够搞点文学创作的基础和最基本的条件与原动力。”
    一些课外书和文章，都成为滋养岳南文学创作的一个部分。这个种子在中学时代开始萌发，到了部队后慢慢发芽了，尽管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式的，对他的文学创作却给了很大的鼓励。部队是个大熔炉，的确如此，现在很多知名的军旅作家，基本上都是与他一样成长起来的。
    从“军艺”启程
    1989年，当岳南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时候，算是正式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自此，他的一系列考古文学诞生了。
    岳南的作品主要是考古、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缘何如此，岳南说，最初是在军艺读书时与一个朋友到十三陵游玩引发的，当时看到了定陵的地下宫殿，觉得写一写发掘过程应该有些意思，于是就开始采访和写作了。
    岳南回忆说：“当时的情况是，刚刚从武警山东总队政治部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没多久，想交个女朋友聊一聊，但是因为自己的山东口音太浓，一时难以‘得逞’。后来曲径通幽，在某杂志上看到交友信息后，就给杭州一个自称爱好旅游、写作的女孩拍电报：‘速来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岳南邀请你。’没想到，这女孩过了两天就来了，并在军艺跟着我们班读了几天书，星期天我就带她去十三陵游玩，她看完后很激动，觉得非常美。我说既然你喜欢，那我就写本书给你看吧。后来我找到当年的考古队长赵其昌先生采访，然后是查阅资料等等，并与赵先生的夫人杨仕鼎力合作，花几个月的时间写就了《风雪定陵》。”
    “现在想来，原来那些都不是主要的。”岳南认为，最为重要和引发创作热情的是自己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有一种天生表述的冲动和欲望，当真的沉下心来打开历史尘封的黄卷，以及观看历经几千年而沉默地等待自己到来的文物时，内心生发出一种亲近感、使命感与光荣感，认为自己该为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做点什么，为后世人类传承点什么，于是就开始一部接一部地写作起来。
    岳南感叹道：“人这种动物，有的时候内心确实会生发出一种使命感和对文化的敬畏与自豪感。当我为寻找秦始皇时代修建的长城，独自一人冒着酷寒在冬日的西部地区黄沙翻腾的野外奔波时，望着起伏的沟壑与无垠的大漠戈壁，心中会生出许多感慨。”
    从他1990年撰写《风雪定陵》开始，到现在已是二十多个年头。岳南说，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与读者的关注以及整个社会的关怀是分不开的，其中包括海外的出版商与读者。
   “史料学派”的推崇者
    在史学作品的写作上，岳南说自己是比较注重史料并推崇“史料学派”的。
    早在70年前，傅斯年在组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时候，就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史学就是史料学。”尽管傅氏提出的这个观点曾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和批评，但是岳南认为，若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傅斯年与史语所那一代学者的身上与学术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鲁士学派的影子、兰克学派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实证主义史学的痕迹。史学如此，纪实文学很大一部分就是史学，延伸一下就是傅斯年所说的“史料学”。因而在史料搜集上下功夫，是纪实文学作家首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个过程将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成色。史料收集后，当然是要进行拼接融合，就像一个木匠把木头弄来经过一番加工，做成一个柜子或箱子一样，用文学语言的胶水把它们贴合成一部成型的作品。
    岳南认为，所谓史学与纪实文学“原创”，是在“事”的看法和发掘、发挥上，而不在抛开材料本身。岳南谈到自己写傅斯年这个人物，傅斯年于1948年底，把整个史语所几乎完整地搬到了台湾——这是当时中央研究院13个研究所中，唯一一个跟随败退的国民党到台湾孤岛的纯学术研究机构。赴台后的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两年后死在任上。岳南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只能如实地交待傅公的这段生活，也就是从他离别大陆到死在台大医院那一天的典型、有普世意义的事情。对于这段生活，他无法进行“完全原创”，更不能以小说的笔法进行创作。
    岳南说自己所创作的纪实文学与别人之不同就在于不是凭空想象的“原创”，而是通过当时的人的所见所闻与回忆，将这些材料原原本本地排列出来，一个消逝的历史场景就复原了，死去的人物也由此而鲜活生动起来，任何现代与时俱进的凭空想象与“创作”，与这些发黄的材料比起来都是缺乏血肉与生命力的。因而，对于缺乏“完全原创”这一条建议或说批评，他至今还没有认识到它的益处并不准备接受。
    另外，有人叫嚣不阅读也能写作，且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对此，岳南表示，所谓的天才也罢，怪才也罢，都离不开阅读，天上掉下馅饼的事，在人世间是很少发生的，所以，要想写出好作品、大作品，离不开阅读。
    为写《梅贻琦大传》赴台
    岳南现在被聘为台湾新竹“国立”清华大学驻校作家，为何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岳南说：“一是学校需要这方面的人，我去之前，台湾本土的女作家龙应台就担任过这个职务，当然她现在是新上任的台湾方面的‘文化部长’了。学校聘我的理由或者说看重我的原因，就是我写出了《南渡北归》这个三部曲，共160余万字的大书，这个三部曲于大陆和台湾出版后引起两岸学术界和读者的震动，认为是一部罕见的描写民国百年来历史沦桑与学术源流巨变的好书，前一段《亚洲周刊》还把它评为2011年非小说类十本图书的第一名，给予很大鼓励。这就是我去台湾驻校的条件。”
    岳南在台湾的清华大学主要任务是写作，除了自己创作，还要指导学生写作，间及在校内外讲演。岳南坦言：“我驻校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是写一部《梅贻琦大传》，像民国时期的史料，台湾占有很大部分，要写民国的史事，不到台湾查资料是个大缺陷，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就争取把这部大书写好，献给百年清华，也是献给清华的故校长梅贻琦先生，从而以梅贻琦先生的精神激励鞭策后人，使学术不断进步。这部书现在刚刚开始动手，估计写完并出版，还要两年的时间。”
    由于工作的原因，岳南经常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两岸在文化、出版领域的差异，岳南有着自己的认识。
岳南认为，之前两岸的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还没有大面积地放开，去年应当是个转折点，也是一个开放点，据了解，大陆有两千名学生进入台湾高校学习，有的高校也开始从大陆聘请教授或教员了，从这一点来说，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屿，能有这样一个开放的心态不容易。他观察到的台湾文化是那里的人的心态比较平和，少浮躁气，而大陆人的心态恰恰相反。
台湾的出版业还在发展进步中，但与前些年比起来显得步履困难多了，何因？岳南认为，这是现在多媒体的冲击大了，人的精力都被分散开来了，同时台湾的人口与大陆没法比，人太少了，商品的销路就不会太顺畅，书业也是商品的一部分，所以就总体而言，没有大陆的规模和前景。至于如何互补，岳南有一点自己的感想，如果以后台湾出版的书可以运到大陆来销售，且关税不多的话，或许可推动台湾书业的繁荣昌盛.(文章来源：图书馆报  岳南：血管里流淌着一股文学的血液）

南渡还是北归 作家岳南娓娓道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与命运抉择
“很高兴能来嘉兴作演讲。”作家岳南一开腔，就表示对嘉兴一直很有好感，因为嘉兴近现代出了不少有名的知识分子，王国维、徐志摩、穆旦等都是他悉心研究的南渡北归的主角。从“套近乎”开始，岳南爽朗而幽默的演讲风格很轻松地就把听者带到了那个战火纷飞需要做大抉择的年代。
昨天下午，来南湖文化论坛开讲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岳南。在演讲中，他以自己书写的长篇纪实文学《南渡北归》为参照，穿插个人对相关人物事件的补充与感想，就历史中被有意无意掩盖埋没的事实真相重新发掘并予以全新的诠释，要还历史与时代人物一个公道。
南渡北归亦是命运抉择
《南渡北归》三部曲是岳南最为有名的代表作。昨天，岳南的演讲也以南渡北归作为切入点，展现了在大动荡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与命运抉择。
对于选题的缘起，岳南说，那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陈寅恪有句诗叫做“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四次南渡，所谓“南渡”指的都是“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前三次南渡之人均没能顺利北归，但他着力书写的这次近现代史上的南渡却是特别的，因为这回在抗战“南渡”之后终于实现了悲壮而辉煌的北归，而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批知识分子又将选择南渡去台湾亦或北归坚守在大陆，都会演绎出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岳南说，这个题材很抓人。最近也有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等作品问世，但书写的时间跨度都没有《南渡北归》的大，叙述的角度也大有不同。岳南所着力描述的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胡适……这些人物本身就是一个个传奇，当他用纪实的手法写出，反倒更显从容。
追寻理想的情怀值得景仰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这是岳南的感慨。在岳南看来，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历尽千辛万苦、面临各种生活的困窘，但却始终坚持学术研究、坚持追寻理想的情怀，这些稀缺的品质值得当代人学习。
岳南说，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179名教授，有97人留美，38人留欧陆，18人留英，3人留日，总计156人，占总数的87%，在26名系主任中，除中文系外皆为海归，5位院长皆为留美博士。这就是梅贻琦倡导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体现吧。
岳南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还应该为人类文明进步所思、所虑、所为之奋斗。大师，不仅要具备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还要具有人格的力量，如果只有学问而无人格魅力，也决无成为大师的可能。岳南甚至会经常设身处地地想，假如自己置身那样的大时代自己又会作出怎样的抉择，每每思量到此，便会由衷地景仰那批大师的人格和情怀。

真后悔当初没好好读书 现在才知道什么是光宗耀祖

我也是岳海涛 发表于 2013-4-29 23:35
真后悔当初没好好读书 现在才知道什么是光宗耀祖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努力，做好任何一样本职工作，都是光宗耀祖的啊？

老岳（岳德章） 发表于 2013-4-30 07:15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努力，做好任何一样本职工作，都是光宗耀祖的啊？

会的 就算不能光宗耀祖   至少不会辱没祖宗

不管任何时候读书都是一种进步。

我想，凭这三点就足够成为一本非常不错的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