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宝通禅寺与夏斗寅

来源：湖北档案信息馆
http://www.hbda.gov.cn/manage/upload/html/20100422152654_226.shtml?netyid=48&newsid=226

       在武汉洪山南麓苍松翠柏的掩映之中矗立着一座千年古刹，这就是始建于南朝刘宋年间（公元420年至479年）的宝通禅寺，它是武汉现存年代最早、占地面积最大的庙宇，为武汉四大丛林之一。在历史上还曾得到过10位皇帝和6位王候的护持，是一座典型的皇家寺院，对于研究中南以至全国的宗教文化历史活动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今天，党和国家不断加强对宝通寺名胜遗迹的保护，国务院将其确定为全国重点开放寺庙，并列入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拨款对寺院进行了全面整修，如今宝通禅寺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殿，而且已经成为一处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以其博大精深的佛家文化和宏伟壮丽、幽密古雅的景致施惠于荆楚。闲来拜谒这座古刹，山门当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书“宝通禅寺”四个溜金大字映入眼帘，令人肃然起敬。步入山门，一座小石桥横跨于一泓清澈的放生池水之上，名曰“圣僧桥”。过桥为弥勒殿，殿前一对明代石狮，高丈余，一只戏绣球，一只抱幼狮，神态可掬，气度不凡，更添威严肃目之感。只见殿内弥勒佛，金光夺目。护法之神韦驮、千手千眼观音、度化众生的地藏王及四大天王造型威严，不觉顿生敬畏。出弥勒殿拾级而上就来到了禅寺的大雄宝殿。释迦牟尼居殿中，身后左右为文殊、普贤两菩萨，两厢十八罗汉，神态各异，生动传神，观者莫不如临佛家之圣境。大殿内至今还保存着一座宋代铁铸大钟，号称万斤，铁身铜缘，其声雄浑，这一镇寺之宝为我省佛教文物中最古老的大型冶炼法器。向前去，穿客堂、禅堂，入玉佛殿、藏经楼，东侧有斋堂、香积厨、武昌佛学院，西侧有伽蓝殿、方丈室，再往上是万佛殿和罗汉堂，万佛殿内供奉着毗卢遮那佛像，通高9米，沿殿四壁还镶嵌着万尊金佛小像，堪称奇观。罗汉堂，原为法界宫，是前住持持松1923年留日归来为恢复密宗而建。殿内正中供奉着四面佛塑像，两侧分别为济公和尚、风波和尚俗世两僧与神三菩萨，四壁列有五百罗汉群塑。五百罗汉有的“挥尘而谈，如欲悬河吐屑，肆辩而未停；有的默坐而听，如欲屏息杜意，审谛两冥冥……”，真是一幅绝妙传神的众生像。该殿右侧有华严洞和供游人休憩的华严亭，因《华严经》于此处著制而得名。再上是元代的洪山宝塔，为纪念“以身代牲”、祈雨救民的慈忍大师所建，砖石仿木结构、七层八面楼阁，造型精美，直上云霄，沿石级盘旋而上，登临远眺，武汉全貌一览无余，正可谓“登高壮观天地间”。宝塔东面古木参天，相传岳飞驻军武昌时于此地亲植松树，因而得名“岳飞松”，后明末被砍伐，尚存8株，形如华盖或欲飞之苍龙，清同治年间又在原地补植松树多株，长成后仍称“岳飞松”，以示人们对这位民族英雄的纪念。“洪山之巅多奇石”宝通塔四周怪石林立，形态迥异，据史记载，南宋荆南参军赵淳建东岩洞于山下时以各种书体凿于石上，依山石之形而得名，即为今日洪山之八景：东岩、云扃、杯樽、翠屏、栖霞、狮子峰、仙人石、寿泉。今日观之八景，我们不仅感叹自然之鬼斧神工，更为古人开山凿地的勇气和锐利的洞察力、深厚的书法功底所折服。寺内还有三泉：黄龙泉、白龙泉、乳泉。今人取泉水以沏茶，清碧甘洌，汤香醇怡，为该佛寺一道独特的饮食文化。

       宝通寺的建筑颇有特色。寺内殿宇楼阁依山而建，层层叠起，起伏错落有致，更显庄严古朴，蔚为壮观。游者相约上山寻幽揽胜，穿梭于青葱翠绿之间，参禅悟佛于世外，空灵绝尘，似天人归一而超然物外，令人流连忘返。好一块宝地，在这里赋有历史文化踪迹的人文景观和秀美的自然风光和谐相融，你或许可以追忆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的诗句和时代；也可以凭悼古往今来的英烈，追思他们对国家和人民所作的不朽功绩；还可以放眼这郁郁葱葱、一片碧玉连青天的诗画景致，令心怀豁然开朗，陶醉于山川名胜之间；或更可以考究那独特的宗教文化和精湛的古代建筑艺术，于弃恶扬善的佛家义理之中、凝神肃目的殿台楼阁间，寻访些许真谛吧！

       宝通禅寺作为一处佛教圣地历史悠久、文化渊远，历经沧桑，其间不乏与之相关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亦不乏关乎山门兴衰和世间皇朝更迭的史迹，更不乏与佛家教义相生的止恶扬善的传说故事等等，这里笔者撷取宝通禅寺与民国时期湖北军政要人夏斗寅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以飨关爱我国宗教事业的各位友人。

    一、寺院历史的回眸
   宝通禅寺初名为东山寺，因洪山原名东山而得名。盛唐时鄂国公尉迟敬德，新建武昌城，将寺更名为弥陀寺。南宋端平年间名将孟珙将随州大洪山幽济禅院的多尊佛像和灵济慈忍大师“佛足”及历代朝廷告敕安放寺内，皇帝赐名为“崇宁万寿禅寺”，东山易名为洪山，至此声名俱增，香火日盛。元初寺院毁于战火，公元1332年由住持筹资再建、大兴土木，夷山填壑，历经二年，复兴该寺。后经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楚昭王朱桢建藩时重建，后楚靖王朱均大修大雄宝殿，顿显气度不凡。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该寺更名为宝通禅寺，沿袭至今。清朝大司马张朝珍、布政使徐惺先后增修，殿宇更显宏伟，为“武昌诸刹第一”。历史进入了民国时期，历年的战火，使宝通禅寺的建筑和文物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寺院地盘也被大量侵占，房产被挪用，寺院范围日益缩小，再加之年久失修而使这座千年名寺破败不堪、黯然失色。国家的佛教与传统文化事业在战乱年代自然要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僧众的正常生活也无从保证。寺内方丈问贤法师在万般无奈之际，以同乡关系求助于夏斗寅，希望对宝通寺的复产重建工作给以支持和援助。为了报答宝通禅寺，夏斗寅欣然同意，表示将大力扶持宝通寺的复兴。随后在夏斗寅的鼎力帮助下，宝通寺的地位得以确定和巩固，寺中失去的全部房产得以收回，僧众的社会生活也有了保障。通过夏的资助扩建修缮了宝通寺，寺院地盘不断扩大，范围延伸了数十里，山门设于岳王台一带（今傅家坡附近）。时人一睹丰采：“金碧髹彤，辉映林谷，宏模伟观，人天俱瞻。”前来朝拜者继而络绎不绝，寺庙香火日渐昌盛。清明时节，寺内全体僧众，一色佛装，出外采界（周游辖地），讲经说法，远近民众无不驻足相闻，颇受影响，简直是一派佛事盛隆的气象。这在当时可谓是该寺从来未有的一段风光鼎盛期。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夏斗寅何许人也？对宝通禅寺如何这般厚爱呢？我们先不探求夏的本意如何，就单拿他为宝通寺的复兴鼎力相助而言这无疑对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名胜遗迹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保持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营造一个和谐共建的社会环境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在那样一个动荡年代，作为一个行伍出身的旧军官，杀人如麻、反叛革命，竞能慷慨支持佛教事业，而且无独有偶，在湖北省浠水县境内始建于唐朝的清泉寺也曾得到过夏的资助复建，一批毁坏的佛像得以修复保存，夏斗寅还专为该寺手书了“大雄宝殿”四字，留存至今。这是很值得让人由此作出一番考究推敲的，从另一个侧面解读这个人物，或许能够更加全面而通透。为此，我们在夏的后世子孙处也了解得到了一些材料，确可作为我们讲诉的依据。

    二、夏斗寅之身世与其思想特点
    夏斗寅身处于战乱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具有封建军阀官僚一般性的思想特征，其迷信色彩浓厚、投机经营、谋求特权暴利的本质是其突出的反映，而这种发展是由来已久，日积月累，在其社会活动中不断加深的。我们由其贫困交加到其掌控民国湖北军政大权的发迹史以至逃奔香港的落难史中可窥一斑。而夏对宝通禅寺等地佛教事业的支持，是包括其迷信思想色彩之内的其它多种缘由所促成的。

    （一）贫困的生活迫求解救的良方
    夏斗寅1885年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木子店夏家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先后病亡。在其13岁时，因母亲抱疾离世而生活变得更加困窘，学费无着，被迫中途辍学，由祖父母抚养，夏则帮助他们做些农活，像喂猪、放牛、种地、砍柴呀，他都干过。贫苦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给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他内心对乡间绅士们的特权地位和享乐生活羡慕向往，总想找到一种有效的解脱困苦日子的方法，但是在那样一种境况里，势单力薄，毫无依靠，要想尽快脱贫几乎是不可能。于是无可奈何的夏常常希冀得到上天的垂怜和庇护，以求时来运转，进而心头逐渐萌生了对古已有之的相命占卜之术的执爱和对神灵的信奉，他想在其中得到帮助找出改变自己命运的规律。在有着浓厚封建迷信色彩土壤的旧中国农村，一个不谙世事、头脑几乎空白的孩童在潜移默化之中往往将影响着一生。“思维意识是现实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对夏斗寅来说，不甘贫穷度日、追求享受生活的思绪正在其心间演化成一种祈求得到神灵相助的心理，他一面默默的在心中祷告，一面又更加急切的付诸行动，寻找着自己的出路。

    （二）离乡赴汉，佛徒姨母施教诲，尘缘未了难为佛
   1900年，15岁的夏便离开家乡，投靠到武昌的姨母。那时的城市如乡村一样，毫无生气。除了姨母，他不得不面对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他浑身虽有使不完的劲，但脑袋里却一片空白。他只有在泥潭里苦苦挣扎，力求从佛教中寻找解脱贫困的办法。
   在武昌朱家巷作尼姑的姨母是他唯一的依靠，也是他生活的太阳。在众多条具足戒的约束下，姨母的佛家生活更显消静无为，只有那日日追随晨钟暮鼓的一尘不染的精神寄托；夜夜陪伴着青灯古佛的虔心修行和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清苦淡泊。钟与鼓既是鞭策姨母的号令，又是催促姨母的法器。天长日久的清贫生活，在姨母的身上浸润着执著追求真理的自我实现精神；体现了不为俗事所累的淡然处之的超脱境界。这种僧侣生活，其意境之高远、韵味之雅致，令人感动、催人泪下。夏斗寅对此感叹不已，他从心底感到，佛家思想与文化是多么能够深深的影响着人们，而姨母为他树立了一个精勤求道的高洁榜样，在姨母虔诚向佛的感化下，他对佛教逐渐产生了一种尊崇的好感，这不仅是对姨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而且也是他求助于神明以图升达的心理之使然。
    就这样夏斗寅来汉在姨母的身边度过了一年，姨母对他的影响虽然很大，但是夏并不希望出家为僧，清贫、枯燥的修行生活对他还没有吸引力，也更不符合他喜好活动、交游，为人懒散、不事生产而盼望富足生活的性格。当时的晚清政府内忧外患，在处理那些纷乱的国家事务中军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军人有军饷又有机会得到长官的赏识重用，不管怎么说，这个在当时有着特殊社会地位的阶层，都是许多人愿意投入其中的。夏斗寅确也喜好军事，这时他下定了投军的决心，他坚信那里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可是他年纪尚小，又没有什么特别技能，恐无好的前程，恰好这时湖北的武备学堂招收新生，系为湖北新军培养军人，夏便投考，以图日后在军队中有所作为。

   （三）武备学堂学武艺，武昌起义结寺缘
   1901年夏斗寅在他姨母的资助下，进入湖北武备学堂（地址在武昌黄土坡，今首义路）学习。虽然打打杀杀的本领似乎与佛教的慈悲为怀相背，却符合他不安现状、追求名利和特权地位的心理特征。他以姨母精勤求道的精神为榜样，以佛家修行的态度认真学习和训练，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努力，于1904年毕业，被分配到湖北新军第八镇三十标当兵，他因热爱军事，所学课目超群，不久随充副目。1906年经人介绍夏加入了同盟会，响应孙中山推翻帝制、成立共和的辛亥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他任第二大队副队长，率部参加攻打督署府和刘家庙的战斗。清王朝精兵南下时，汉口、汉阳先后失守，武昌城危在旦夕。在万分危急之时，革命军及时将司令部设于宝通禅寺内，以防不测。夏在寺中接受了整编和调遣，怀着生死未卜心情的夏斗寅此时又系一念于菩萨的庇佑，他希望能够逢凶化吉，于是出发前来到寺内大殿亲上三柱香，求拜神佛之后，再作行动。那时，寺中的方丈及僧人在危难之际，随缘任运，慈悲为重，全然不顾自身安危，自愿参加革命军把守武昌城头及要地，并发动群众抢救伤员，打退了清军的攻势，阻挡了清军过江，解救了武昌城之围，宝通禅寺也免予战乱。在夏看来，其所参加的武昌起义终算没有失败，革命的成果保住了，自己的前途也有望了。在关键时刻，宝通禅寺不仅对辛亥革命有恩，而且对自己也有恩，夏对宝通禅寺与之并肩作战的经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此刻对宝通寺和其神灵也由然而生了一股敬奉感激之情，对寺庙僧众更有好感，并思量着日后予以报答。

   （四）天降横财助发迹，自此迷信尤更盛。
   辛亥革命后，夏所在部队裁编，夏退出了新军。一心想着富贵日子的夏便在湖北黄冈县境内从事煤炭、茶馆生意，由于生性懒散，又经营不善，皆以破产告终。1913年，为摆脱困境，夏斗寅第二次离乡，在河北保定夏由麻城同乡张森介绍，投奔到在孔庚的部下当营长的张笃伦，而获排长一职。孔庚为湖北浠水县人，当时是山西任第九师师长兼大同镇守使，对夏颇为赏识，不日便提升夏为卫队营机枪连连长。后孔受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排挤，夏斗寅便随张笃伦离开山西，回到湖北。不久，张笃伦到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部任职，经张的介绍夏也投入到该部。1917年冬，石星川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在沙市宣布独立，后于宜昌遭受湖北督军王占元所令吴光新部进击，石军全线溃败。这时，夏斗寅在混乱之中连夜向沙市逃奔，途中，他路见一个大皮箱，便与外甥江运启一起打开，谁料竞是一整箱钞票，不由惊喜万分，于是将皮箱驮于马背之上，徒步护行到沙市。此时，石部溃军纷涌而来，夏想：何不利用所捡财物自己拉出一队人马来，这可是上天之点化，切不可负于天意良机。于是夏一面挥举军旗，一面对溃军大呼“众将士勿慌乱，跟我走，我这里有饭吃！”，于是集众溃兵前行，至公安县附近的要道口时，夏又声称奉命收容部队，开箱取钱，凡愿跟随的有枪者各发五元，无枪者发一元，溃兵走投无路，见有钱可发而纷纷报名登册。就这样，顷刻间，夏集结了一支2000余人的队伍，其中许多是夏的麻城籍同乡，有几个排长还是夏的本家，这种关系更促成了夏斗寅能够迅速的掌握这支部队。当时，湖北人李书城受孙中山先生之命任护国军湘西总司令兼督办，驻守湖南常德，并将张笃伦率领南逃的石星川残部收编为湘西护国军第一梯团，以张为团长。夏斗寅闻此消息，立即率领部队投奔李书城，所部被编为湘西护国军第二梯团，任命夏为第二梯团团长，并以鄂籍客军名义，驻留湘西。几乎是一夜之间，夏斗寅便同他的老上级张笃伦并驾齐驱了。此刻，夏斗寅可真是喜出望外，他想自己不仅是转危为安，而且由一个下级士官轻取了团长一职，手下几千人马也皆归自己指挥，今后必将可以独当一面、出人头地。想着想着，不由胸中万般感激，他认为路遇横财是神灵点化，亦是命中安排。于是，择黄道吉日，大摆香案，三跪九拜以谢天恩。至此，夏的迷信思想也越来越浓厚，部下投其所好又极力的吹捧，常对其说，夏团长容貌不凡，天生贵命，前程不可限量，兄弟们自当跟随团长，打出一片天地来。而夏斗寅也自命不凡起来，还请来一些江湖算命术士，与之切磋相卜之术，以求福运享通长久之道。

       后来，保定军官学校的湖北籍毕业生张森、万耀煌等因受北洋军阀排挤相继投奔而来，夏皆委以重用。在他们的竭力相助下，夏的这支武装势力日益壮大，夏也不断加紧扩充实力的准备。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为了谋求更大的势利，夏斗寅乘湖南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之机，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并自封为鄂军司令，令部队进驻长沙，投靠了湖南督军赵恒惕，继而被任命为长沙城防司令。此时，湖南各军相互兼并，长沙几经易主，夏部因系客军，不倒向任何一方，只维持长沙治安，故久留长沙，相安无事。随着，部队军事实力的增强和其政治地位的提高，夏斗寅的投机野心也进一步发展，他虽读书不多，但善于交际和任用良材，对待手下官兵心胸宽大，因而很得人心。但是作为一个军事投机者，仅凭这些远远不够，在一次次投机从开始设想到实施的过程中，他心中也无不担忧和顾忌，必尽是处于一个风云万变、祸福难测的战难时代，这种投机忧虑的心理也进一步促进了他的迷信思想，他要在其中寻求寄托和获取成功的出路。在长沙的时期，夏斗寅也常常去附近的寺庙朝拜，有时还布施一点香火钱，一则是祈求平安，二则是渴望得到神灵的再次相助，使自已不断膨胀的野心得以实现。因为他深信上一次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而路遇大笔钱款是上天的恩赐，只要心诚则可以灵验。可是，事与愿违，1921年，湖北发动驱逐北洋军阀王占元的运动，请求湖南援助。夏斗寅主动请缨，夏部多为鄂人，思乡心切，此战士气高涨。夏所率之部一直打到了武昌纸坊，本是节节取胜，可是却未曾料到吴佩孚无计可施，索性掘开金口堤闸驱灌王军阵地，而使夏部全军溃退，败回长沙。夏斗寅此次出征非但损兵折将，还吃力不得好，赵恒惕对他很不满意，决意收缴他的部队，于是扣发其军饷，夏部很快便陷入了困境。愁肠满腹的夏斗寅，百无聊奈，但说来也巧，凭借着善于活动交际和投机经营，夏却常能得到他人的帮助。这时，几个同夏熟识的人士，使事情有了360度的转弯。

        一是一个轮船公司的经理邀请夏斗寅去玩牌，使得夏屡屡获胜，赢得了一笔钱款正好用作军饷，度过了难关。二是几位与赵恒惕有交往的湖南知名人士为夏说话，非但没有兼并其部队还划拨浏阳等三县防区给了夏斗寅，仍按月拨饷2万元。此时，湖北人肖耀南当上了湖北督军。夏斗寅立即利用同乡关系，托人在肖面前游说，被肖应允编为湖北第二混成旅，每月发饷5万元，但以不进驻湖北为条件。江西督军方本仁系湖北黄冈人，夏斗寅也与之联络靠近，方本有意拉拢夏部以为所用，便也按月拨付5万元军饷予夏，这样维持部队的钱款有了确保，而且绰绰有余，此时的夏真是春风得意，好不自在，富足的生活也终于实现了。利用这个机会，夏大肆扩充队伍，私购军火，并收编了浏阳一带的土匪，在经济上还强取豪夺，一面就地取饷，一面又克扣军饷，积蓄了一笔相当的财力。自此为他今后进一步的军事投机行动奠定了基础。

    （五）参加北伐受民拥，反叛革命遭声讨
1926年，大革命风起云涌，蓄势待发，广东的国民革命政府正在准备北伐，招收客军军官，以扩充力量。夏斗寅知机不可失，利用鄂人在粤的关系，找到蒋介石，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行列，所率之部编为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夏为师长，受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指挥。值得一说的是，夏的这位顶头上司唐生智信佛信得出奇，自认为与佛有缘分；为了用佛的思想管理官兵、统一部队，不仅自己信，而且下令所属部队官兵都要信佛，所以被人称呼为“唐僧”或“佛帅”。特别有趣得是在1925年冬，唐生智还专门拜了和尚顾子同为师，并到衡山南岳大庙参拜佛祖，受持三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把自己的身心性命投靠于佛教，依照佛法僧的教导修行。这对夏斗寅具有较大影响，夏斗寅在无形之中领悟到佛教思想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

       1926年7、8两月，北伐军出师湘、鄂，夏担任编师协助作战，8月下旬，夏斗寅部由武昌金口附近渡江，袭取进击汉阳城的前进阵地新滩口，表现了英勇果敢冒险犯难的作战精神。在9月1日至3日进驻汉阳县的侏儒山、蔡甸镇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受到了众多群众的夹道欢迎，人们盛备酒肉，慰劳军士。3日蔡甸镇市民，闻夏师长将达该镇，万人空巷，鞭炮齐鸣，争相一睹作为革命军师长夏斗寅的威仪。5日，蔡甸镇还举行了数万人的军民联欢大会，夏斗寅出席演讲，慷慨激昂的带头高呼“拥护孙总理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口号。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后夏率部向孝感疾进，出奇制胜，截断了吴佩孚残部北窜的退路，一举将其歼灭。北伐军武汉之战获胜后，唐生智的第八军所属的第二、四两个师皆扩充为第三十五军和第三十六军，原师长何键、刘兴分任军长。夏的鄂军第一师只是改称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夏仍任师长。此事，相比之下，夏颇为不满，甚感压抑，而唐生智怕鄂人有势力对自己不利，对夏部多有压制，于是夏主动地请求总政治部委派包惠僧（共产党员）为该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包系黄冈人，夏企望包惠僧能以黄州府大同乡的关系维护他部队的生存。

       1926年10月，夏部进驻宜昌一带，以防备四川军阀杨森进犯武汉。这时有人向唐生智建议以万耀煌代夏斗寅师长职务，唐生智亦疑夏与赵恒惕的关系深，恐不易控制，乃电召夏来武汉述职，欲乘机将夏扣留。不料事为孔庚所知，孔大力为夏缓颊，夏始得仍回宜昌。从此，夏对唐生智有了戒心，乃通过蒋作宾积极与蒋介石发生直接关系。随着，与唐的矛盾日益加深，此时，为了部队的生存和发展，夏急切希望得到一股力量的支持。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方面一些地主豪绅阶层的代表人物，亦在酝酿反共、反工农。夏斗寅与官商士绅素有交往，受其影响颇深，意欲反共以图投蒋自保。此时，该师政治部代主任李伯刚也背离夏斗寅的愿望，他们认真的改造独立第十四师这支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部队，提出了反对封建军阀主义，提倡民主性的革命军风，并宣讲革命军队要官兵平等，只能相对服从，反对绝对服从。这就使视军队为其一己私产的夏斗寅惶恐不安，他认为这是煽动士兵反对长官。于是当面要求李伯刚，训令各级政治指导员时不要在他的部队中宣讲革命民主，以免动摇军心。夏逐渐视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的主张是在极力消灭自己的这支军事力量，因而疑恨敌视之心渐生，这也是夏斗寅此后包藏祸心的根源之一。

       1927年5月，四川军阀杨森乘北伐军忙于中原战事，武汉空虚之际，突袭宜昌，夏部措手不及，溃逃至沙市，而杨森部步步紧逼，情势危急。此时，宁汉政府分裂之势已成，蒋介石得知夏的处境危难，便积极拉拢，秘派亲信与之联络，策划反共计划，同时电告杨森部停止了进攻，以共同反共。夏斗寅为依附蒋的势力毫无反顾的决定反共。他们首要的军事行动就是颠覆武汉国民政府。当时武汉守备力量非常薄弱，夏部14日以团为单位由沙市向武汉方向进逼，并发出了声讨武汉国民政府的叛乱通电，诬蔑共产党“盘踞要津，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民政治扰乱两湖。”攻击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把持政柄，操纵时机”，以欺骗舆论，迷惑民众。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派黄陂人任剑若星夜驰赴劝阻夏斗寅悬崖勒马。因任剑若与夏斗寅有旧交，又系夏部参谋长万耀煌、旅长张森等的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但夏、万、张等三人，不顾念任剑若的同乡、同学之谊，竟将任杀害于嘉鱼，以向蒋介石表明他们反共投效的决心。

       夏斗寅满以为武昌空虚，一举定能袭占。但当其前锋部队迫近距武昌城仅三十华里的纸坊时，即遭到叶挺将军所指挥的中央独立师的迎头痛击，溃不成军。此时，武汉各地纷纷声讨夏的叛乱，夏斗寅闻风丧胆，即令所部分路南逃，在湘、鄂边境又为唐生智部张国威师所阻，乃向崇阳山区溃聚后，经阳新，大冶至黄石港偷渡长江，窜入浠水、英山仍不敢停留，于六月初奔至安徽省的宿松、太湖。自认为投靠有功的夏斗寅便派人到南京向蒋介石请赏，蒋派朱怀冰为宣慰特使，带慰劳品犒赏夏部。夏斗寅偷袭武昌的一幕跳梁丑剧，也就此闭幕。夏的叛乱虽告失败，但是动摇了武汉国民政府，引起了其内部矛盾的加剧。

       夏斗寅在嘉鱼登陆时，即逮捕了政治部主任李伯刚和政工人员。在叛乱所经各地，如宜昌，沙市、嘉鱼、蒲圻、崇阳、大冶、黄石港、浠水、英山、黄梅等县、市无不封闭，捣毁党部、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并残酷的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特别是在石灰窑，夏部潘祖信团，曾残忍地围攻工人纠察队，捕杀工会负责人多名。夏的这种反共投效决心也很得蒋介石的赏识，于是对夏斗寅作了多次的拔擢，扩编夏部为新编第十军，以夏为军长，朱怀冰为参谋长，指定安徽省会安庆为其防地。此后，夏斗寅虽不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但其效忠蒋介石转战南北，如西征桂系，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及在湖北对工农红军的多次围攻中夏部皆是竭力效从，也是无役不立有战功的。因而蒋介石视夏部为其基本武力之一。1928年底，夏的新编第十军整编为陆军第十三师，夏斗寅任师长。1930年初，蒋介石因何成浚之推荐，委派夏斗寅为“武汉警备司令”。在中原大战时，夏斗寅以二十一路总指挥身份，在津浦南段协同刘峙指挥作战，其第十三师师长，巳由万耀煌充当，在攻占曲阜的战役中，动摇了阎锡山的整个津浦路战线，为蒋介石立下了大功。

   （六）以反共为天职，以排挤为手段，夺取省政府主席宝座。
       自中原大战后，夏斗寅仍回任武汉警备司令一职。就这样他一步步登上高位，掠取湖北的军政大权。而他的这种升达除建立在投蒋的战功之上外，那就是以血腥的反共为基础的。当时，蒋介石在全国发动全面的反共围剿，有着军阀思想特点的夏深知蒋的军事力量最为强大，只有紧附其旁，才可得以生存和显达。为示精忠，夏竭力效同与蒋。夏在任武汉警备司令期间，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疯狂残忍程度，较之桂系的胡宗铎、陶钧统治武汉时，实过之而无不及。据史资记载，1929年，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曾明令废除斩刑。1930年6月，夏斗寅及其参谋长叶蓬，为了加重白色恐怖的气氛，竟先后将“湖北高等法院看守所”、武昌文昌门的“湖北第一模范监狱”，在押的“政治犯”数十名，以图谋暴动的罪名，斩首于汉口和记蛋厂及沿江大道一带。最为残忍的是杀害年仅十四岁的林培元（汉阳人）于汉口华清街，并陈尸一日。根据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刑律，年满十八岁始负全部刑事责任。张贴林培元的罪状文，公然不加隐讳，直书“共犯林培元年十四岁”，其灭绝人性到了如何的疯狂程度。
                          
       夏斗寅自1927年5月，偷袭武汉失败后，即巴结当时充当蒋介石总参议的何成浚，企求何在蒋介石面前为他美言。何成浚也愿拉夏这支湖北籍部队，以充实自己掌握的军事实力。因此，两相利用，一时打得火热。可是，夏斗寅自参加中原大战回任武汉警备司令后，恃功而骄，野心大炽，竟然觊觎湖北省主席宝座。此间，何成浚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职。时逢1931年夏，武汉为工农红军所包围，又遭到百年未遇的巨大水灾，武汉顿成泽国，何熟视无睹，依然游宴如故。夏斗寅乘机教唆地方绅商高重远等，向南京国民政府控诉何成浚“绥靖无方，防洪失职”。他联络在南京的与何有宿怨的鄂籍国民党中央委员方觉慧等为内应，指责何成浚治鄂无状，还策动被何革退职的省府职员刘维新等赴南京，印发传单，历数何成浚治鄂无术祸鄂万端的罪行。加之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与何成浚素有嫌隙，因而向蒋介石提议，应询湖北人之情，撤何以夏代之，（据当时传闻，夏斗寅曾向汪精卫妻子的陈璧君行贿数十万元）此时，蒋介石又赖汪精卫以亲日派的姿态，支撑南京局面，也就听从了汪精卫的意见。夏斗寅终于1932年夏，登上了湖北省政府主席宝座，并拉拢他的老长官孔庚、李书城等担任了省政府委员，为他装衬门面。

       获得了特权地位的夏斗寅贪念俱增，在未任武汉警备司令时，已是百万富翁；及任武汉警备司令后，更是大发横财，武汉是川、云、贵等省鸦片烟东运的转站口，夏以警备司令的权威，每月向汉口特税处（国民党政府抽取的鸦片烟税称为特税）索取津贴警备部队大洋三万元，尽饱私囊。他任警备司令五年之久，即此一端，共计一百八十万元之巨。其他非法掠夺门类既多收入亦巨。经济的充实则为他的腐朽生活和迷信活动提供了条件。

   （七）极富讽刺意义的迷信活动
       夏斗寅的发迹，富有戏剧性，这使他的封建迷信思想能够不断助长发展。1931年，武汉遭遇特大洪水，汉口被淹。8月3日，身为武汉警备司令的夏斗寅奉命防洪救灾，他消极对待人为防范，自觉无力回天而别出新裁，遵照唐宋以来传统做法，即逢淫雨成灾或洪水决堤的时候，举行龙王爷祭祀仪式，求助于降雨神灵——龙，为民消灾禳祸。他在汉江岸旁的龙王庙旧址，陈设香案，焚香燃烛，向江心三跪九叩，祈祷龙王爷保佑，退去洪灾，以此向民众表达他慈悲为怀的心思。由于不采取有效措施，后来，非但洪灾没有退，还愈演愈烈，造成了更为重大损害。他这一粗俗可笑之举，确实是当时社会存在的真实反映。其实，这也正是夏倒何的一幕而已。8月6日，夏斗寅还大发善心，巧妙利用千年名寺的名望及佛教在人们心中的深刻影响，在洪山宝通禅寺设立“千僧斋”，赈济受灾年月的善男信女，以求得民众对己的好感。凡到会者每人发给银元l元、毛巾1条，这是“财施”。另发《法供养》一文，这叫“法施”。顿时满寺布置庄严，气氛隆重。山门前扎起紫色彩坊，上书“普同供养”。天井中搭起金色布棚，内外悬灯结彩。闻讯而来的佛门弟子、香客及游人数千人皆争相受济。慈舟老法师登座讲经，以偿所愿。虔诚众弟子聚集满堂，认真听讲。一时间，香火繁盛，热闹非凡，名声大振。

       夏在《法供养》一文中，弥漫杀气，对千字的解释耐人寻味，可见其为己血腥屠杀的罪行以诡异的手法作为开导。千字的解释为：一是歌颂功德圆满。“千，圆满义，究竟义，无量义。”二是张扬武力。“央掘罗断千人头，唯断九百九十九烦恼命根，而不断如来慧命。斑足王取千王头，唯取九百九十九生灭结使．而不取普贤本体。文殊攘臂四顾，大声唱言：我欲杀尽世间一切众生，挥砍十方一切如来，座众骇然，佛称善哉！而所杀所砍者，不止百千，乃至无量，贤劫千佛，我在其中。”三是宣传慈悲为怀。“佛在因地，为求法故，舍一身而燃千灯。观世音现千臂千眼像，满其大悲本愿，乃至千世界、千王子、千叶、千释迦，文例如是，是名为千。”

       在夏有了升达后，他老家麻城县的士绅们逢迎他说“将军的光宗耀祖，是因祖茔得龙脉之气”。夏斗寅因而大修祖坟，在思想上也醉心阴阳堪舆之说。他就任省主席之初，立即礼请堪舆家查看了湖北省政府原址（清朝藩台衙门）的风水。这位堪舆家对夏斗寅说“此衙风水脉向已迁，生发气少，且与主官不利，以迁地为良”。于是夏斗寅携同堪舆家手带罗盘在武昌城内，寻求风水佳地。历时数日。发现了武昌胭脂山麓旧巡警道衙门，脉气正旺，并与夏斗寅的生辰八字相合。堪舆家断言，迁省府于此地，夏斗寅可任省主席九年之久。夏斗寅言听计从，大兴土木，旧巡警道衙门，面目焕然一新，遂迁湖北省政府于此，他为了酬谢这位堪舆家，还委派为松滋县县长。

       夏斗寅自当上湖北省政府主席，颇为忧惧驻鄂绥靖主任何成浚对己报复。在蒋介石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留居武昌期间，不时直接往见蒋介石，哭诉何成浚如何为难自己，妨碍他施展省政。有一次竟跪在蒋介石的面前，涕泣陈词，要求蒋公开表示支持他。反而引起了蒋介石的反感。就在夏斗寅下跪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湖北党部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严词责骂省主席、省党部委员无耻，夏斗寅极为难堪。不久，蒋便以“剿匪”前线兵力不足，将夏所率之部调离武汉，夏既为主席不能随军行动，实则削去了他的兵权。夏就任省政府主席后，还擅自成立了一个“湖北省政设计委员会”，以表示他以湖北人的资格将在湖北“大展宏猷，力图建设，以便送福桑梓。”不料却因之招来更为严重的祸害。1933年春的一天，“三省剿总”秘书长杨永泰厉声斥问“湖北省政设计委员会”这一机构，并称蒋委员长命令其问话，要夏注意。夏仓卒之间，无言相对，更觉事态的严重，随即呈文南京，并示辞退之意。蒋介石对夏的势力日益扩张，恃功而骄，早有惩戒之意，当即批准夏的辞职，代之以张群。就这样，在几个月内，夏斗寅的湖北军政大权尽失，堪舆家原先许夏斗寅干上9年主席，可是刚刚干了9个月就下台了。蒋为了安慰他，委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上将衔总参议的闲职，后又任成都行辕总参议直至1949年武汉解放，无所事事。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夏在进步力量的帮助下，参加了地下党所领导的“救济委员会”筹建工作，并在布告上签名。5月，人民解放军占领武汉时，夏曾任武汉治安委员会委员。但是由于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又缺乏与中共的进一步沟通，夏自觉反共罪行深重，心怀甚是恐慌不安。于是7月，欲到台湾，而获知蒋介石认为其有“通共行为”，欲以追究，夏又逃奔香港。由于所偕钱财皆中途没收，到香港后生活没有着落，夏无其它谋生技能，充满迷信思想的夏到最后便以所学之星相术为业度日直至离世。（原载《世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