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起义与岳飞平定杨么之乱的问题》

《关于农民起义与岳飞平定杨么之乱的问题》
古人说“宁做太平狗，不为乱离人”，翻开一页页的史册，那些战乱时的普通人在屠刀之下所遭遇的惨烈悲痛，大概是我们永远也难以想见的。9世纪唐朝末年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那时，一个叫黄巢的人起于草莽，在乱世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战争，席卷中国大部分地区，用他那地狱般狂暴的力量，给中国历史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大概只有能够用“敲骨吸髓”四字，来描绘“农民起义首领”黄巢的行为方式。
黄巢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其骇人听闻的程度，既是中国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可见《旧唐书》：“（黄巢）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黄巢的写菊花的诗“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被誉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无上妙品，黄巢的农民起义军最初进入长安时，也曾发布过“黄王起兵，本为百姓”的告谕，然而等待着长安百姓的，却不是菊花般的悠闲芳香。据载，黄巢的部属“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得官军反扑长安的时候，一城百姓便完全站到了帮助官军打击黄巢的立场上去了，“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誉满天下的名城长安，经过了此一劫难，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成为中国首都的资格。
这么一段血腥残忍的历史，在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专家学者们的眼里，却大有另外一番景象。这样一个展现了人类最肮脏、丑陋的一面，令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蒙耻的魔王，乃是万道金光的“农民起义领袖”，有着“要冲破唐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的诗，“以豪迈的气魄，抒发了自己要改天换日，推翻唐朝统治的志向。”，他的部队进入长安，让长安城“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把唐末农民战争推向了最高潮”，流血成川的“洗城”，变成了一派喜气洋洋的盛事。这真可算得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奇妙了！
对于那些记录下来的斑斑血迹怎么办呢？“历史唯物主义”专家学者们自有妙法，根本用不着去辨析考证，大可用一句“地主阶级的污蔑”就轻飘飘的打发了。
根据政治需要,孔子照样羞辱，根据经济需要,祭孔又恢复了。这些都是唯物历史观的杰作。所谓的国家大局,所谓的整个历史观,无非是这些政治文人根据现实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或为升官或为职称, 惟独缺了学术上的严谨，坚持真政治,假历史,还是坚持真历史,去政治,全是个人的需要。
然而以我们所见，今天一套说法，明天一套说法，对历史任意拿捏、“古用今用”可不正是这帮“历史唯物主义”家们的拿手好戏！就象文革时期歌颂武则天，歌颂“女皇帝”，热中于“评法批儒”，等到粉碎了四人帮又写剧本大骂吕后如何如何坏的无行文人一样。仇深似海的民族战争在他们那里都能变成“家里打架”，他们的嘴脸我们早就看够了！在古代的史家们，即便有着种种囿于时代的固陋之见，或者也免不了受到权势的威吓。然而对于他们中的杰出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节操，却从来不曾从他们的内心泯灭。在我看来，他们的著述，实在是要比那些“革命”理论家们的大作要可靠得多！
对于这些“历史唯物主义”专家学者们及其教育出来的，习惯于看见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字样，就一跳八丈高，俨如发现新大陆，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罪状的人，实在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他们所谓“农民起义”，到底是个什么事物？是不是真的代表“人民”，又代表“农民”？
说到“农民起义”的由来，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传统史书上凡匪寇贼盗字样，被现代“历史唯物主义”专家学者们翻了个个，一律称之为农民起义，不仅黄巢、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坐山雕，要是早生一百年，那也是“农民起义”，只可惜生得太晚，撞在了人民政权手里，所以只能以“土匪”定案。古代叫“江湖”，现在叫“黑社会”，古代叫“落草为寇”，现在叫“有组织犯罪”，就是这么简单，根本就没有多么伟大。
历史上每当一个王朝的末年，天灾人祸，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就有很多人走向强盗生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犯罪横行，当然首先应该指责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但是也用不着反过来歌颂强盗和犯罪，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动荡与罪恶的一部分，这岂不是最浅显的道理吗？
大凡颇具规模的“农民起义”，无非两类，一类是神棍型，某一个神棍装神弄鬼，骗得了一群民众的顶礼膜拜，便野心膨胀，想做皇帝，对于这一类“农民起义”没什么可说的，其部众本身就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是野心家的工具和炮灰。东汉的“黄巾军”、北宋的方腊，就属于此类。岳飞所对付的钟相杨幺，据说以巫教起事，大致也属于此类。
而另一类就比较复杂，确实是因为老百姓在天灾人祸之下，活不下去了，铤而走险，遂成燎原之势。该怎样看待呢？一方面我们当然同情他们的不幸，然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经历了巨大的灾难，用尽各种烧杀掳掠的手段求得生存之后，却未必就会对还在蒙受灾难的自己的同类产生出什么悲悯之心，相反由于他们的极端经历，其道德和理性可能早已降到了人类的最低水准之下了！历史上如黄巢、张献忠等人，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任何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看到，这些人的出现绝不是什么“革命力量”，相反，他们是罪恶时代的压迫所造就，又反过来成为那个罪恶时代的一个最具破坏力、最残忍、最邪僻的组成部分，也许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一种令人扼腕的宿命。
不管占领了几州几县的钟相杨幺也罢，还是只有一个山头的山大王也罢，一旦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的大权，其作威作福的程度，就未必比大宋天子少多少，这根本就不是贴个阶级分析的标签所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些被称为“农民起义”的力量，即使我们不以传统史家的“匪寇贼盗”来看待，也只能视为跟当时朝廷对立的权力中心、割据势力。按照革命理论家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划入“统治集团”一类。倘若一定要问个谁好点谁坏点，谁应该打赢谁，也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黄巢只是所谓“农民起义”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当然不能据此就说所有的“农民起义”一定都是那个样。然而从我们所见到的有关钟相杨幺活动的只言片爪的史书记述：“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也可见到这个以巫教起事的杨幺武装割据集团的行事风格。
关于岳飞平定钟相杨幺之乱的过程，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论者”的想象中，自然是充满了“累累尸骨”、“万千黎民的项上人头”之类的景象。可惜事实是要让他们失望的，岳飞平定杨幺之乱的过程中，可谓异常顺利，直如摧枯拉朽一般，杨幺部将黄佐、杨钦、余端、刘诜等接二连三，纷纷投诚，甚至一次就有上万人降，还不到一个月，“大圣天王”杨幺就成了一个孤家寡人，被自己的部众领着宋军追赶，走投无路，跳到水里，被牛皋捉住杀掉了。余部全部投降，岳飞亲自到各个营寨抚慰，老弱放归田里，少壮编入军队，后来数万杨幺所部，成为了南宋水师和岳家军的坚强战士。（《宋史.岳飞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除了民族英雄岳飞的在当时的崇高威望和岳家军的巨大感召力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杨幺的武装割据集团在当时已毫无出路。钟相杨幺先前是在北宋垮台，社会混乱之际在洞庭湖区域乘机窜起的，然而随着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战活动，金人的攻势被遏止，广大南宋统治区的社会秩序得到了迅速恢复，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经济，成为当时南宋社会的需要。
一个永远在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状态中度过的社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除了得到一些满脑袋“不断革命”、“革命到底”的革命理论家的欣赏之外，是得不到当时的广大老百姓的真正认同的。所以岳飞让杨幺起义军中投降的老弱回家归田，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没有比这更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情了。
同时杨幺起义后期，农民起义军领导层早已背叛“等贵贱，均贫富”的宗旨，他们衣食住行无不穷奢极欲，连睡觉的床都要金玉镶嵌，部下士卒和治下百姓却困苦潦倒，大失人心，以至于岳飞大军一来，杨幺部下就争相投奔岳家军。
而杨幺不但自己享乐，更滥施兵威，焚烧无数宅院庙宇，滥杀官吏书生僧道，把滥杀无辜称为“行法”，将野蛮烧杀与反抗朝廷压迫混为一体，给洞庭湖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害得洞庭湖地区民不聊生。
另一方面，在民族关系上，南宋人民仍然面临沉重的外患压力，还随时可能遭到金人的入侵劫掠。而杨幺竟然置国家大义于不顾，不接受朝廷招安，割据一方，杨幺甚至暗中与伪齐汉奸相互勾结，企图南北夹击，扼杀南宋政权！
伪齐频繁联络杨幺，杨幺暗中勾结伪齐汉奸李成等，甘愿充当走狗，配合金人南侵。据《宋史》记载“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
所以于公于私，杨幺的部众都没有任何理由跟着杨幺走到底。当然革命理论家们可以给黄佐、杨钦等戴上一顶“农民起义叛徒”的可笑帽子，然而实际情况就是，除了那些真的相信“圣母临人”、“天父下凡”的傻瓜之外，参加“农民起义”，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当该“农民起义”显见得已经毫无前途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跟着走下去呢？招安招安，在他们看来根本就和跳槽一样平常，就像杨家将里的穆桂英，说岳里的牛皋一样。
岳飞平定钟相杨幺之乱，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甚至得到了杨幺部众们的拥护，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符合当时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宣布，岳飞平定钟相杨幺之乱，既不是什么“污点”，更不是什么“罪孽”，而是岳飞在抗金之外的又一大功绩。
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看，杨幺是当时的整个国家和华夏民族的罪人，而岳飞平定杨幺割据势力，则是为了巩固抗金后方，稳定内部，解除后顾之忧，以全力抗击金人侵略的顺应人心民心的正义之举。
那些拿岳飞平定杨幺之乱来小题大做地诬蔑诋毁岳飞的人其实是些不明史实事实就信口开河地胡言乱语的不学无术的无知无耻之徒！

岳飞所率领的军队是南宋朝廷的军队，他执行的是朝廷下达的作战任务，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去履行职责的，并不是他个人所决定的行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难道他不执行吗？不执行就是违抗命令，就与军人的职责相违背，这是任何国家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而且他在平乱中，尽可能做到先礼后兵，以减少损失。对收服的兵将，都是愿走的走，愿为国家服务的，上报后收编入军队，壮大部队，为国家服务。这可以说，在封建社会的高级效率中，做得最好的了。有的人看待问题总是那么偏颇，人云亦云，发现一个问题就扭住不放，非得要在鸡蛋里找骨头，或者说是把一个历史人物说得有多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这是缺乏理性认识的。